中西神话比较研究

中西神话比较研究（通用5篇）

中西神话比较研究 篇1

一、桃与苹果相似的象征意义

欧秋耘和李枫桥在《东方的桃子与西方的苹果———文化意象对比及翻译》一文中提出:“对比学习中西文化, 可以发现两种富含内涵的象征物分别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就是东方的桃子和西方的苹果”, “可以说中国文化用桃来标识, 西方文化就是用苹果来代表。”在这篇文章里, 提出了“桃”和“苹果”具有文化互渗性, 它们在东西方文化中,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地位和意义。

桃和苹果本身都具有诱人的外形、色泽和香味, 它们红润鲜艳, 令人想起美丽的脸庞, 而丰润圆满的体态也令人感到丰盈和健康, 其芬芳的香味更是被赋予了涤除邪祟、令人心神焕发的神奇功效。尤其是它们香甜可口、口齿生津的口感更让它们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这是它们能够在历史中积淀下来成为一种文化特质的前提, 而让它们从众多水果中脱颖而出, 或许可以从它们的生长习性及分布上得到论证。由于桃和苹果具有如此完美的特性, 因而无可置疑地被赋予美好的象征和期许。

首先, 它们均被视为具有令人青春永驻和长生不老的神奇作用。《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一九引《庆元县志》曰:“黄十公, 下管黄幻人。宋时樵于仙桃山, 见二叟对弈, 取其余桃啖之, 遂不知饥渴。叟语曰:‘此后勿食烟火物’。及归, 已春秋三度矣, 始知所遇者, 仙也。”更有“刘晨、阮肇入天台取谷皮, 远不得返。经十三日, 饥。遥望山上有桃树, 子实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 瞰数枚, 饥止体充。”并遇仙女而稽留于此, 第二年春天回家时“乡邑零落, 已十世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桃的感情历程的三个阶段:最先是发现桃“食之不劳”、“饥止体充”亦即解饿提神;继而是长时间“不饥不渴”, 再发展就认为是“长生不死”的仙家食品了”[1]。桃的功能越来越神奇, 在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则将这些不同时期的功能分成不同的仙桃品种。“王母娘的蟠桃园有三千六百株桃树。前面一千二百株, 花果微小, 三千年一熟, 人吃了成仙得道。中间一千二百株, 六千年一熟, 人吃了霞举飞升, 长生不老。后面一千二百株, 紫纹细核, 九千年一熟, 人吃了与天地齐寿, 日月同庚”。

而在北欧神话中, 有一位名叫伊登的青春女神, 她是布拉基的妻子、阿斯嘉特的万年花园的主人, 掌管恢复青春的苹果。伊登是地下城魔法最强大的黑侏儒伊瓦尔德的女儿。皮肤白皙, 美貌如花。父亲施法让其永葆青春。而命运女神则将生命之树顶枝所结的青春之果交给伊登保管。青春之果必须由伊登亲自采摘并放在金丝篮中, 然后再服用才有效果。北欧的众神没有长生的能力, 只有靠食用青春之果来获得生命的延续, 而邪恶的夏基为获得青春之果, 甚至设下计谋拐走伊登, 最终被众神烧死。对这则神话的理解, 郎樱认为“‘伊登’的名字即包含着‘再生’、‘返老还童’之意”、“我们把苹果所具有的‘使人青春永驻’的功能视为苹果生命功能的延伸, 苹果生命涵义的扩展”[2], 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

其次, 在东西方的神话中, 桃和苹果都被严加保管起来, 生长周期的漫长、数量的稀少和获得的不易都使它们更加珍贵。而同时, 失窃情节也同样出现在中西神话中。在中国, 顺悟空偷桃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此外, 《古小说钩沈》辑《汉武故事》记载了东方朔偷桃的故事:“东郡送一短人, ……召东方朔问。朔至, 呼短人曰:‘巨灵, 汝何忽叛来, 阿母还未?’短人不对, 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 三千年一作子, 此儿不良, 已三过偷之矣’。”

在西方神话中, 除了夏基为得苹果拐走伊登外, 还有赫拉施展计谋迫使宙斯与阿尔克墨涅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去摘取拉冬看守的金苹果的故事。赫拉克勒斯听从普罗米修斯的建议, 请求阿特拉斯去偷取金苹果。阿特拉斯肩扛天空的重担交给了赫拉克勒斯, 然后朝圣园走去。他想法引诱巨龙昏昏入睡, 并挥刀杀死了它, 又骗过看守的仙女们, 摘了三个金苹果, 高高兴兴地回到赫拉克勒斯的面前[3]。在这个故事中, 虽然赫拉的本意是为了除掉赫拉克勒斯, 但金苹果失窃和蟠桃失窃一样表达了人们渴望获得青春和长生的愿望。

人们赋予桃和苹果神奇的功效, 又设置种种障碍保护它们, 却因为自身生命的短暂而设想出种种偷窃仙果的故事。这种发展模式里矛盾复杂的思想其实都是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和追求, 因此, 桃和苹果代表着人们珍视生命、热爱生活、渴望永久的青春和生命的强烈愿望。

再次,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 不论是北欧的青春之果还是金苹果, 其守护者、拥有者都是女性。而在中西方民间文化中, 桃子和苹果都与生命繁衍、婚姻息息相关。我没有在中西方神话中找到直接体现这两种水果生育和繁衍的故事, 但是, 它们都属于女性所有这一点本身就将它们与女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且它们都和生命息息相关[4]。其中, 希腊神话中第一次出现苹果, 是在宙斯与赫拉的婚礼上。大地之母该亚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棵结满金苹果的枝叶茂盛的大树。夜神的女儿们和拉冬 (百头巨龙) 一起日夜守卫着它。赫拉是司管婚姻与生育的女神, 故此, 她在婚礼上获得的金苹果应该视为是婚姻美满和子孙昌盛的代表。

二、桃文化和苹果文化的差异性

尽管桃和苹果在中西方神话中有诸多相似的文化内涵, 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差异性。

一方面, 桃在中国神话中, 几乎都是正面意义。但苹果却不尽然, 《圣经》中著名的伊甸园禁果在经文中代表智慧的“善恶果”, 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哪种水果, 但到15、16世纪, 几乎所有“表现人类堕落”的画作都以苹果来呈现, 据说这种想法源于圣奥古斯丁。其初源难以详细辨证, 而事实上就是将苹果当做导致亚当、夏娃被逐的“原罪”。而Adam’s apple一词正源于此。根据《圣经·创世纪》, 夏娃、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 偷吃了禁果 (苹果) 。由于害怕被上帝发现, 亚当吃得很匆忙, 于是有一块果肉卡在咽喉, 留下结块, 成为偷吃“禁果”的“罪证”, 就是“喉结”———Adam’s apple。此外, 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 索多玛是古代死海附近一座富饶的城市, 盛产一种味道极美的苹果。后来此城的后代因恶行昭著而招致上帝的惩罚, 上帝降天火毁灭此城。此地的苹果看上去挺好, 但是只要一摘下来, 就马上化为灰烬。故而Apple of Sodom (索多玛的苹果) 被用来比喻“华而不实的东西。”

在希腊神话中, “不和的金苹果”广为流传, 在珀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 众神中只有不和女神厄里斯未被邀请参加婚礼。厄里斯不请自来, 寻衅将一个写着“给最美的女神”的金苹果掷予宾客。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神阿芙洛狄忒都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最美的女神, 金苹果应当属于自己, 因而争执不休。苹果之争引发女神间的不和, 成为特洛伊战争的祸端。在这里, 苹果又同时成为“最美”和“祸端”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 桃发展到最后的终极功能是食之则得道成仙。据《搜神记》记载:“前周葛由, 蜀羌人也。周成王时, 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 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 上绥山, 绥山多桃, 在峨眉山西南, 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 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 虽不能, , 亦足以豪。”而《福建通》载:“仙姑父太郎, 居武平南岩, 货饼自治。吕纯阳见其有仙质, 日过索饼咦, 辄与感, 赠以一桃, 云食尽则成仙。仙姑遂辟谷南岩。”此外, 《白玉蟾集》载:“宁都金精山系三十五福地, 汉初, 张芝女丽英入山获二桃得道, 长沙王吴苟聘焉。”这些传说都体现了食用仙桃可以立刻脱胎换骨、飞升成仙。

相比之下, 苹果的内涵相对较稳定, 没有明显的发展趋势;相反的, 苹果的作用更具有象征性。在“不和的金苹果”中, 苹果就仅仅成为一种象征, 而没有使用效果。

三、桃和苹果对中西文化的折射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发现, 桃和苹果作为两种文化的代表, 它们共同反映出先民们对生命的追求和热爱。同时, 它们又各自折射出本区域文化的特性[5]。桃的神话传说渐渐被道教吸收, 演化成仙话, 并被民众普遍接受, 融入民俗, 成为民族文化的鲜明符号之一。桃的渡人成仙功能具有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基因, 成仙是对生命形式的超越和蜕变, 是一种生命形式演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它以道教仙话的形式呈现, 既体现了佛教的来世观, 又体现了儒教的脱凡入圣思想。桃的实用意义则体现了中国文化里重实用、重格物致知的特性。而集“智慧”和“原罪”、“最美”和“祸端”于一体的苹果则明显地体现了思辨色彩,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 思辨的智慧越来越璀璨, 聚众辩论与交流成为普遍的学习方式。希腊由来已久的思辨精神反映在神话中, 同时也深深地烙印在西方文化中, 成为它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而神话中, 苹果的抽象的象征意义渐渐超过实用意义则体现了西方民族重理性、重视人本身价值的文化特征。同时苹果也成为神发泄情感、证明自身能力与价值的媒介, 这是西方神话迥异于其他神话的特性之一———神具有极强烈的人性, 神即是人的高级形式。

另外, 桃的难得之处主要表现在于它生长的周期极其漫长, 而对于它的守卫却相对疏松, 东方塑偷桃故事中, 他凭借白猿的帮助得以登天, 登天后便轻松地摘得仙桃。这和重经验积累的古代文化是相呼应的, 中国各领域的集大成者都是广博地积累经验, 从而总结出丰富的智慧结晶, 这样一个过程和仙桃漫长的生长、吸收天地精华的本质几乎可以对等。而赫拉克勒斯偷金苹果的主要障碍却在于金苹果的看守者“夜神的女儿们和拉冬 (百头巨龙) ”, 这是一场需要智慧与力量、勇敢并存的争斗, 胜利者获得金苹果, 这和西方进取的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西方文化中曾一度崇拜骑士精神, 英雄主义在他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 捍卫尊严和荣誉成为至高无上的使命。就连神都具有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许多神话故事都是起源于神对自身所受的待遇不满而执意报复和泄恨。另外, 苹果作为原罪与智慧的统一体, 它本身又体现了西方文化中注重理性、强调思辨的特色, 因此, 与中国集大成式的文化成果相对的, 是西方完整而严密的、极具逻辑性的理论创造。

早在30年代, 钟敬文先生就指出, 神话中包含着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文化科学。“神话被称为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 不仅仅因为它包含多学科的内容, 而且还在于神话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者, 原始文化的缩影”。中西方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各自生长繁荣, 它们既具有文化本身所共有的本性, 又滋养出各自迥异的文化特色, 是地球家园中两朵各具风情却同样引人注目的仙葩。正如, 两棵不同的大树的每一片叶子也各具本质的差异一样, 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色和精髓也必然蕴涵在它们文化所派生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枝叶之中, 而“桃”和“苹果”正是这样的两片文化之叶, 它们虽然微小, 却足以折射出深奥而博大的文化内涵。

结语

作为两种文化代表的桃和苹果, 在各自的神话中都集中体现了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同时又体现了人类共同的追求和愿望。它们不仅是神话中的一种意象,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是文化沉淀和积累的硕果。

摘要：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大量关于仙桃的故事, 从西王母的蟠桃园到南极仙翁捧寿桃直到生活中老人的过生日的寿桃, 桃已融入生活, 成为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而苹果在西方也是同样具有文化内涵的水果, 青春之果、金苹果、智慧之果, 苹果在西方的神话中频频出现并成为文化典型。本文分析桃和苹果在神话中的体现和意义, 从神话中的一个点来折射中西文化的差异, 从而理解神话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桃,苹果,象征意义,差异性,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罗漫.桃、桃花与中国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 1989. (4) .

[2]郎樱.东西方民间文学中的苹果母题及其象征意义[J].西域研究, 1992, (12) .

[3][德]古斯塔夫·施瓦布.Sagen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6, 119.

[4]张绪焰.中国桃文化的神话解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02-05.

[5]涂元济, 涂石.汉族上古神话的及对后代文化的影响[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1989.

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 篇2

关键词：管理哲学 比较 融合

一、引言

任何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必定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基础。不同的管理哲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风格，把管理的本质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管理学界开始掀起对管理哲学的研究热情。人们开始以哲学的视角来研究管理，管理学家们开始探索在具体的管理活动背后指导管理活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说20世纪是管理科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必将是管理哲学的世纪”。

管理哲学的产生缘于管理科学的发展、组织的复杂化及管理与哲学内在的关联性，但它又不同于管理科学。管理哲学是对组织中的各种活动因素、构成因素的哲学分析，它以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等为载体，但它又决不是这些组织的专门化管理，或者说它不是囿于某一类组织之中。它是对存在于一切组织中的管理活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哲学思考，包括价值问题、伦理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管理问题、思维方式问题等，是哲学理论在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二、中西管理哲学比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界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西方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与中国儒学传统管理哲学又一次碰撞。西方的管理哲学和中国管理哲学隶属不同的管理渊源，因而有很大的不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将会对管理理论的本土化以及丰富管理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西管理哲学中，对“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管理中的主体是人， “管理人员究竟如何看待他们的职工决定了组织的有效性程度，管理人员对人的本性的假设左右着管理人员的行为”[1]。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不同，导致其管理理论、管理活动的重点也不同。中国对人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春秋战国事情的诸子百家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基本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两大渊源。孟子曰，“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由四心可以诱发出仁、义、礼、智四项美德。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任欲望的自由发展，不加节制，则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虽然孟子和荀子的人性假设截然不同，但是其理论还是有殊路同归，都是要一定的手段达到人的善心、善德。儒家“人性善”的人性观念产生出了“民本”的原则，“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虽然与现代人本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却为人本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西方管理哲学中对人性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人是政治的动物” ，揭示了西方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的泰罗和德国的韦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结束了以往以经验管理的自发状态，使管理成为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科学管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单纯的追求利益的动物，金钱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动机。这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庸。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管理者逐渐意识到，工人并非纯粹的“经济人”，除了经济的需要以外，还有精神和交往的需要，“社会人”假设应运而生。随着对管理的核心要素人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入，管理学界又提出了“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等人性假设理论。各种不同的人性假设，代表着西方不同的管理理论时期对管理的认识。应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对丰富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哪种人性假设，都没有突破西方的管理中的对人的“工具理性”思维，组织中的人是为组织创造利润的资源。利润是组织的目的，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二）中国有“和为贵”的管理理念，西方则重视个人能力，崇尚个性和差异。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是历来主张“和”。孔子的弟子冉有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要素中，孟子最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中国人的“和”的管理哲学观念，体现着组织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团队精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维护组织的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和”和“均”的思想会扼杀创新，影响组织的前进。中国的千年的华夏文明、政治的稳固与这一观念密不可分，但是也正是这一观念在重要的改革和革新面前阻碍着人们向前迈出更大的一步。

西方的管理观念则与中国截然不同，崇尚能力、个性是西方整个管理哲学的主旋律。西方人强调独立、个性、分离性身份，管理者更注重职务、权利、个人名义，运用一切手段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的一切管理活动。个人决定的事情，个人负责，权责明确、具体。个体是组织活动的细胞，是管理活动的基本单位，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也是组织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重能力、轻资历是西方管理哲学特点的一个重要体现。西方的各种组织中往往最高主管个性非常鲜明，他们常常表现出个人特质。

（三）中西管理哲学中，管理依赖的手段有很大不同。

中国管理哲学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观念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的中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而应该是文明的，按人性本有的本质规定确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手段。“道之以德”是符合人性本善的管理手段。“仁爱”是德的核心。通过道德的教育来使保持着仁爱之心，培养人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使之内化为“良心”，从而使人获得对为社会作贡献的道德自律性，使之成为人们从事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并且，中国管理重视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管理者的个人修养、素质是进行成功管理工作的前提。

在管理哲学上，西方则注重企业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他们强调“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严格的规定等级层次结构；明确划分责权的规章制度；人际关系的非个性化；系统化的工作程序”。[3]西方管理哲学的传统是认为管理的希望在于理性化，重要的是制度。以规章和制度约束人、重视管理的非人性化，是西方管理哲学的重要特点。西方管理哲学并不像中国管理哲学那样重视管理者的个人的能力修养对管理成败的作用，他们认为成功的管理源自明确而有执行力的制度，源自于合理的职能划分和控制，源自于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他们把“软性四S”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等看作是“软心肠”人的不科学管理，是在管理中讲人情。正如国学大师林雨堂所说，“西方人讲道理，办事方法上合乎逻辑和合法；中国人讲情理，办事合乎逻辑和合法还不够，同时还必须合乎人情，这往往比合乎逻辑更重要”。[4]

（四）中国管理哲学强调宏观管理，西方管理哲学重视微观管理。

中国的管理哲学从古代开始就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才是目的。具体的管理实践也主要是从宏观入手，在中国早期是没有具体行政管理、经济管理、财政管理等具体管理科学的。中国管理哲学强调各管理要素是一个整体。在整体中，一切事项息息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整体的和谐带来生生不已的创造力，而整体的冲突则带来破坏和毁灭。中国管理哲学较侧重于定性分析，对管理的中人员和事务往往从其性质方面下结论。

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丰富的管理理论，也由于西方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管理科学便成为西方科学的重要流派。西方的管理学不但派生出许多新的学科领域，而且把管理具体为很多不同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另外，西方重视微观管理层面还表现在西方管理学的定量分析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上。科学管理学派是重要的管理理论学派，其意义不可忽视。一门学科能走上定量化的阶段，是该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中西管理哲学的融合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它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经济上的全球话，必然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上层建筑的管理哲学也不例外。何况回望历史百年，管理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国家的，又是世界的，各国之间也都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

原有的中国管理哲学，其中不乏科学成份，存在许多有价值的管理哲学和管理理念，如“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先”的理念以及团队精神等等，这些优秀的管理哲学精华，不但不应丢弃反而应该继承下去。当然，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中，也确实有着很多落后、与改革和发展很难协调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对那些不适宜时代要求、禁锢人们思想的成分如封建等级观念、论资排辈思想、宗法和家族观念等，由于它严重束缚人们追求普遍的平等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妨碍人们自觉地追求市场和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压抑年轻人和新人的首创性，应进行彻底改革。同时对西方有价值的祟尚个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价值观念以及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下平等竞争的观念等应加以吸取。未来的管理哲学发展方向一定是东西方有价值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哲学相互渗透、融合，进而转生出一套新的管理哲学模式以适应未来世界发展要求，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江海.‘文化人’与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J].现代管理科学.2003(10)

[2] 孟子·公孙丑上[M]

[3] 孙耀君.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P273

中西神话比较研究 篇3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近代采集于民间的嫦娥奔月故事：

羿射九日，造福于民，娶妻嫦娥，贤惠善良。有一道赠羿不死之药，羿交于嫦娥收藏。羿弟子蒙心怀不轨，乘羿外出，欲盗灵药。嫦娥为保护灵药，不得已吞入口中，遂飞升入月。羿归追月不及，无奈只能遥望明月以寄相思。 (1)

吃了“不死药”的嫦娥最后奔上了月宫。除去中秋节之来源考察的角度，我认为这则神话最直接表现了人类对“不死”及天界的向往。月中的生活有可能孤寂凄凉，但嫦娥登上了月亮，实现了永生。这不由让我想到了有着相同“不死药”情节与“奔月”主题的日本神话《竹取物语》。《竹取物语》说的是出身于竹子中的辉夜姬被采竹老翁带回家抚养长大后，通过难题拒绝了众多求婚者，最后还是无奈悲然回归月宫的故事。

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认为《竹取物语》是“反映时代的作品，其结尾部分是固定的民间传说，五个贵族公子的求婚过程是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 (2) 民间故事是集体创作，又在集体中流传，发生变化是在所难免，其中变化的部分与具体的时代、历史相关，而其不变的部分，我认为更能代表这个故事的内在目的与主要矛盾。“固定的结尾部分”即指辉夜姬的拒婚成功与奔月。关于《竹取物语》主干部分的“难题考验”与我国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中“难题考验”母题之相似处的比较讨论，已有不少学者涉及，在此不再重复。此文中想就作为其全文基本脉络的羽衣仙女“奔月”这一特定情节，展开与中国民间故事嫦娥“奔月”的比较。既然这两则故事的“异”之大与“同”之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再讨论其“大异”似乎就没多大意义了。在此就试图从这个“小同”入手，希望能在进行进一步深入挖掘的过程中，发现其背后深层的“大同”。

二

1. 中国嫦娥奔月传说的形成与发展

六朝梁代刘勰在其书《文心雕龙·诸子篇》中说：“《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恒娥奔月。”据考证，《归藏》是一部已流失的古代占卜巫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这就是关于嫦娥奔月神话的最早记载。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嫦娥奔月神话的一些情节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而正面最早较为完整地正式记录嫦娥奔月神话的是汉初的《淮南子》。其中《览冥篇》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

可见，在战国初年就形成了的这一嫦娥奔月神话的初型，在秦汉时代得以基本成形，并在唐宋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逐步丰富完善和发展。在这段时期里，有着久远神话渊源的嫦娥奔月神话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与发展。它的流传方式除口承以外，还有多种书籍在不同年代、以不同形式进行文字记载，而且从大量的考古实物资料———砖画、雕刻、帛画等也可看出，该神话还通过多种绘画艺术形式流传。通过集体创作与传播的嫦娥奔月神话，随着人员的迁徙与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活动，它的流传辐射地域也变得相当广泛。从较早的《楚辞》中的记载看，秦汉前主要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楚地流传，秦汉以后随着汉民族的形成和扩展，传播到各个汉文化影响到的地区，当然也流传到了国外。

2. 日本《竹取物语》的形成与分析

《竹取物语》时的日本社会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竹取物语》产生于公元10世纪初的平安时代，正是日本社会开始具备粗略的文明形态的时候。面对近邻中国强大的文明力量，日本除了从模仿中国文明起步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当时的整个日本社会都蒙受着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在文字和文学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具体表现在，在唐代前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达到高潮，日本一批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文化、制度，唐朝使者也大批出访日本，使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搜集了大量民间故事的中国通俗类书《雕玉集》在平安时代也已传入日本，这其中应该就有嫦娥奔月传说的记载。据我们前面对嫦娥传说形成时代的分析及其影响地域和时间范围之广，再结合两篇神话中看似“巧合”的“奔月”情节，也可直感出中国嫦娥传说对日本《竹取物语》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接下来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与分析。

(1)《竹取物语》的基本观念

《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在“遭贬—凡世生活—重返天宫”的遭遇中，经历了“月宫—尘世—月宫”的转移;而嫦娥则是通过服用不死药，实现了“尘世生活—进入月宫”的转变。两部作品的目的都是通过“奔月”这一具体行为，来最终指向“不死”的天界(月宫)，以脱离尘世，得到永生。那为什么象征“天界”美好永生世界的独独是月宫呢?

在史前先民的心目中，“月亮有恢复植物生机的神性”。干旱季节的绿色植物经过太阳一天的灼晒变得了无生机，可是经一夜露水的滋润，次日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人们便误认为是月亮的魔力。此外，在史前先民心目中，“月亮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更新的神力”。因为每个太阴月，月亮都有一个从钩月到望月到弦月再到钩月的周而复始、死而复生的变化过程。 (3)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则神话中“不死药”情节与月宫的结合，绝不仅仅是个偶然。月亮成了不死的象征，自然也是永生的仙人们的生活之所，因此进入月宫就成为了世人希求不死的一个表征。“月宫”一词，始见于中国六朝人作品《海内十洲记》中说东方朔“随县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月宫之间”。后才出现嫦娥、月桂等说，描述其中居民长生不老，让凡间人众羡慕。可见从月神信仰中派生出来的月宫崇拜，出现在嫦娥故事的更早以前，并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中国神话的普遍母题，也成为后来的月宫相关神话的渊源，成为了嫦娥实现永生的天堂，也成为了日本《竹取物语》中仙子辉夜姬的最终归结点。

(2)《竹取物语》的主人公与嫦娥形象

让我们先来看看《竹取物语》原文中对辉夜姬的描写：

この児のかたちけうらなること世になく、屋のうちは暗き所なく光り満ちたり。翁、心地あしく、苦しきときも、この子を見れば、苦しきこともやみぬ。腹立たしきことも慰みけり。翁、竹を取ること久しくなりぬ。勢ひ猛の者になりにけり。 (4) (孩子的相貌越长越漂亮，使得屋子里充满光辉，没有一处黑暗。有时老公公心绪不好，胸中苦闷，只要看到这孩子，苦痛自会消失。有时，即使动怒，一看到这孩子，立刻心平气和。此后老公公仍然天天去伐竹，每一节竹里都有黄金。于是家中日渐富裕，老翁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心目中的辉夜姬不仅长得十分美丽，而且是光明、善良、财富的象征，还能抚慰人的心灵;而在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心目中，嫦娥也一直是温柔、美丽、聪明、善良等美好形象的集合体。六朝宋时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中说：“婺女俪经星，洹娥栖飞月;渐无二嫒灵，托身待天阙。”就将嫦娥与织女并喻。同朝陈时的徐陵在《玉台新咏序》道：“麝月共洹娥竟爽。”是以月色的皓洁衬托嫦娥的娇美。两个神话中的主人公无疑皆是集万般优点于一身的美貌无瑕的女子，然而作为奔月主体的美丽的辉夜姬，无疑是日本化了的嫦娥形象罢了。

(3)《竹取物语》的情节

《竹取物语》中说从月宫接取辉夜姬的仙人，手持葫芦，中有不死之药，要辉夜姬服用。

关于“不死之药”，中国早有此说，《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夹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不死之药”是人类恐惧死亡的产物。万物之灵的人类可以战胜任何凶残的猛兽，独独无法逃避死亡。药物治疗疾病的神奇功效使人类寄“医治死亡”的进一步幻想于其间。但继而人类又悲观地发现“医治死亡”之于凡人的不可能性，因而不属于尘世的“不死之药”当属神仙所拥有。人类只要服用此药，即可如神仙们一样长生不老。可惜神仙似乎又多为吝啬之人，因为在中国神话中，绵延了五千年的人类历史中，除了后羿与嫦娥之外，似乎再难有其他凡人再获此神物。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嫦娥神话在中国神话中的独特性，或可以说它是中国唯一一篇凡人获取“不死之药”的传说，从而也进一步暗示出了在“登月”这一共同主题之外，这两则神话故事的另一层不可忽视的联系，即“不死之药”说得明确的起源点，其流传及影响。

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点：

1.《竹取物语》全面接受了中国古代民间的月神信仰与月宫崇拜的观念，将“月宫”作为相对于凡世的、神仙们的安乐祥和之生活场所，这一观念成为全篇小说构思的基础。

2.《竹取物语》接受了中国的“嫦娥”的美丽原型，并把她改造为美貌无瑕的日本式女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

3.《竹取物语》采用了中国嫦娥神话中的“不死之药”与嫦娥“奔月”的情节，通过各自民族相应的方式，指向相同的结局。不难看出它们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点———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长生不死观念与升天之理想。

文章开篇时所提之“看似‘小同大异’的比较”，在此也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显示。所谓“小同”的“嫦娥形象(辉夜姬)”贯穿了全文，并在最后的“嫦娥奔月(辉夜姬升天)”中促成文章主题的升华，起到了关键的“点睛”作用。看似“小同”实则“大同”的此类中日文学作品，笔者认为比直接的翻案作品更能体现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因为相对于有意识的“翻案”，它们更是人们在创作时对母本的无意识模仿，更说明了中国的文学作品的母本对日本作家们的深层影响。

摘要：日本的《竹取物语》与中国的嫦娥神话有着相同的“不死之药”与“奔月”的情节。就《竹取物语》全文来说, 这虽只是“大异”中的“小同”, 然而这“小同”, 却恰恰是这个民间故事在长时间的民间流传中未被随意篡改的部分。从这一点意义出发, 本文作者认为这一部分更能代表这个故事的真正目的与民众的趣向。因此, 在此文中主要是从探究中国嫦娥奔月传说对日本《竹取物语》影响的角度, 对它们的相同部分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探讨, 最终揭示了中国的文学作品的母本对日本作家们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竹取物语》,嫦娥奔月传说,“不死之药”,月宫,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忠华.嫦娥奔月神话本末论.思想战线, 1997, (3) .

[2]雷华.《竹取物语》与古代日本的伦理、君权意识.日本研究, 2000, (2) .

[3]赵虹.《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的比较研究.日本研究, 2003, (2) .

[4]张北川.《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中的“难题考验”.西藏艺术研究, 1999, (1) .

[5]张华松.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齐鲁学刊, 2004, (1) .

[6]洪强.联系式与本位式的冲突:“嫦娥”故事的解读.延边大学学报, 1996, (3) .

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篇4

关键词：行政问责；西方行政问责；完善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13-02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2012年12月10日，笔者通过在百度中检索行政问责一词，得到相关结果约4 460 000个。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也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在问责制方面还处于初创阶段，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外行政问责制度的比较，以期从西方民主政治、责任政府建设的法治文明成果中得到借鉴，从而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贡献微薄之力。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

行政问责中的行政是指国家行政，即公共行政，其含义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定权限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的国家管理活动。《汉语大辞典》中把“问”解释为“追究”。把“责”解释为“谴责、惩处”[1]。可见“问责”具有追究责任之意。对于行政问责的概念，国内学者的表述略有差异。李一凡的观点是“现有的问责制研究，大都是从政治和道义的层面，对领导干部在某个事件或问题中应负的责任，采取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以外或并举的责任追究制度。”[2]杨中林把行政问责制表述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得决策者、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3]

综上所述，笔者把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总结为：在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问责主体对负有行政职责的行政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当行为进行监督、质询并追究相应责任的机制。

二、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

（一）中西行政问责主体、客体比较

1.中西行政问责主体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主体

由多年的实践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主体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党问责。西方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某一政党获得执政权必须通过多轮竞选才能实现，他们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对其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进行自我监督质询并追究责任。二是大众媒体问责。西方传媒业十分发达，并且很少受到政党和政府的约束。通过媒体的报道，民众又能更加密切的关注与监督政府官员，形成了另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由此看来，西方国家的主要行政问责主体是以议会问责、选民问责、媒体监督等形式存在的异体问责。

（2）我国行政问责主体

目前，在我国实施的行政问责是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的问责，而非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部门中存在着通病，那就是大多十分惧怕掌握着人事权和财权的上级的问责，这一通病便是出现看上级脸色行事，而没有从公共利益和民众的角度来全面考虑的行政行为的症结所在[4]。从我国法律的角度来讲，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问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大问责却很少启动，更多是在政府问责介入之后，属于事后问责，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始终没能发挥理论上的作用，而只是停留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提案和报告。同时，我国的“第三方势力”，即新闻媒体，则多是被控制在大方向的范围内给予正面报道，而没能对一些负面现象和民众十分关注的事件进行及时、深入的公开披露和报道。

2.中西行政问责客体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客体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有较清晰的行政问责客体。首先，西方国家公务员有明确的分类，大致有两种，即事务类公务员和政务类公务员。事务类官员，大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负责部门的日常事务。政务官员是指由民众投票直接选举的官员，如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领导人等。不管是事务类还是政务类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实施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工作绩效负责，并且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社会民众和媒体的监督。

（2）我国行政问责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在我国也分为两类：一是各行政机关，二是国家各级公务员。在我国行政职务往往与执政党的领导职务交织在一起，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比如市长往往担任党委副书记。而对于这方面的职责划分法律上却没有确切规定，这种不明确地问责客体很可能导致在行政问责事件处理中错误判决的出现，无辜的人成为替罪羊，该负责的人却没有受到惩处，这些都会成为我国问责制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亟待解决[5]。

（二）中西行政问责方式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方式

由于西方国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务员，即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因此对这两种类型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方式也有所不同。对政务官的问责主要有选民选票罢免、议会弹劾等方式。对于事务官主要是运用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纪律处分。

西方国家的问责方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惩戒层次的多样性。按照从轻到重的程度排列，警告、训诫最轻，撤职、免职、强制退休最严重，中间还有不同数额的罚款或减薪，不同时间的停职、降职或调职等。其次，惩戒种类的多样性。表现为名誉罚、身份罚、财罚等各种类型[6]。

2.我国行政问责方式

行政机关的自我问责。主要有审计监督、行政复议、行政监察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责。从法理上来讲，对我国行政机关最为重要的问责主体便是人大问责。主要体现质询权的运用、罢免权的行使、撤职权的行使等。社会公众的问责。信访、申诉、诉讼和控告都是我国法律授予公众的问责方式。其他问责主体的问责。除了以上几种问责方式外，还有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各党派等问责主体，其问责方式各有不同。

（三）中西行政问责程序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程序

在行政问责方面，西方国家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虽然各个国家之间略有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让行政问责落到实处。这里为避免赘述，仅对法国《公务员法》进行分析，简单归纳出西方行政问责程序的四个步骤：第一步，行政机关向纪律委员会提出公务员违纪违法的事实报告。第二步，公务员通过答辩要求行政机关提供自己的全部档案材料。第三步，纪律委员会听取双方的陈述意见，必要时亲自进行调查。第四步，纪律委员会做出决议后，向行政机关提出惩戒建议，行政机关长官决定是否采纳[7]。这四个步骤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2.我国行政问责程序

我国从2003年才开始从实践上对行政问责制进行探索，到现在才不到十年，很难形成一整套完善的问责程序。只能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

一是确立问责。行政问责办公室根据收集和掌握的情况，办理行政问责审批手续，向政府提出，经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后确立问责。这一过程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先决条件，只有经过这一过程，才能开展一系列的问责活动。

二是问责调查。问责调查就是指制定问责方案，并以书面形式告知问责对象，要求其准备汇报材料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对问责对象制定处理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是处理方式。行政问责的处理方式由轻到重依次为：书面检讨；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通报批评；诫勉；给予行政处分。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

针对上述中外行政问责制度的对比，笔者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对策。

（一）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笔者认为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政府的自我问责即同体问责，它包括行政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问责，包括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部门以及政府专门问责机关的问责。另一方面，必须借助政府外部的力量来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即异体问责。这样的异体问责主体在我国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级人大、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问责主体从同体问责过度到异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要不遗余力的完成好这个过度。

（二）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

在2009年7月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之前，我国行政首长责任制盛行，实施的行政问责制大都把问责的矛头指向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党政权力交叉的现象实属普遍。行政首长在实际决策中往往不能独立对事件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一决定权通常是由党委领导掌控的。

《暂行规定》的颁布，是在中央层面首次确定将党机关领导干部纳入行政问责客体中，缓解了问责客体不清的问题，为理清责任人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开端[8]。今后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角度进一步探索，建立适合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问责程序机制。

（三）公开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明确问责程序，才能避免问责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提高问责效率，促成更加规范和科学的问责。完善救济制度中的官员复出程序是笔者尤其想强调的。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关注问责官员默默复出的事件，问责被有些人认为只是为了暂时地平复民愤，缓解当时的矛盾而已。

官员复出容易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对复出的依据、条件、程序不清楚。虽然我国有相关法律规定，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2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条例并没有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开来，有的甚至不知道有重新任命这种规定存在。

参考文献：

[1]罗竹风.汉语大辞典[M].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3：29.

[2]李一凡.中国走向官员问责制[J].环球，2005，（11）.

[3]杨中林.论“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动因及其完善[J].前沿，2005，（8）.

[4]周亚越.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83.

[5]谭飞.中外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0.

[6]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7]覃祥.西方行政问责制的比较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1.

从神话看中西文化异同 篇5

神话是人类蒙昧时代的童话，是人类文明最早一缕绮艳无比的曙光。反应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思维方式,展示了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和起点，人类各种精神活动:宗教、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等，都是从这里起步，构成人类学科异常壮丽的景观。虽然世界上的文化形态多种多样，但是所有的神话都有十分相似的主题：世界起源、人类起源、灵魂不灭、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等等。

我们无法知道神话起源的时代，它仿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性。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在任何原始部落中，即使没有文字，但图腾崇拜、原始巫术、祖先崇拜、神话传说都是相当繁盛的。在文献资料中，神话总是具有最悠久的历史，它简直是人类各种精神活动的起源，诸如文学、宗教、艺术等等，无不可以追溯至原始神话。倘若我们审视今天依旧在传衍的文化形态，就不难发现，这些文明无不是从原始神话走入现代文明。

如果从原始先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来探讨神话的起源，困惑，恐惧，崇拜是神话产生的心理根源，并且各种神话都有相似的发展历程。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神话传说和原始的基督教文化。中国最古老的历史记载也是从神话传说开始，例如已知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卜辞中，触目皆是祭祀祖先之灵的繁琐方式，求助天神地祗赐福的虔诚特写。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述了殷周民族的起源，是当时史诗性的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神话色彩。《诗经》开篇的《五帝本纪》，基本以神话传说为基础，构成了中华民族远古历史。由此可见，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最早的历史文献都是虚构的神话与历史的真实搅拌和在一起的混合物，这因为人类的祖先对历史的起源不怎么了解，他们只有凭借神话才能对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事物得到一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又由于最早的历史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人们要追溯的历史就只有那些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了，这些也是最容易流传和保存的了。不过如果从严谨的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自然算不得信史，但是如果要构筑远古时期文字未产生之前那段历史的话，除了依靠现代的考古学手段，也的依靠这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了。

二、中西神话中的“创世”

有关天地形成或起源一定时古人感到最困惑的事情吧，因而他们创造了很多的神话来试图圆满地给以解释。他们认为天地是世界的本原，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载体，现有天地然后才有了万物。没有天地，自然也就没有了万物。关于创世神话在各个民族文化中都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具有特色的创世神话。本文主要以基督教的《圣经》旧约中《创世记》中五则神话的前三则：创世神话，伊甸园神话，挪亚方舟，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伏羲、女娲兄妹和女娲补天分别作对比研究。

（一）上帝造人与盘古开天辟地

基督教的《圣经》旧约中《创世记》开篇便说上帝创造万物的事。上帝是《圣经》中唯一的神，也称为“神”。《创世记》中记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花了六天时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p.1)有光之后，光被称为昼，暗被称为夜，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称空气为天。”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集处为海。”水陆就这样分开了，然后神又让地上生出青草和结了种子的菜蔬，还有结着果实的树木，让它们“各从其类” {2}(p.1)。第四天和第五天神分别造出了管理昼夜的太阳月亮和水里地上天中的活物。第六天就是神造人的日子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出男女。” {3}(p.2)如此这样天地万物算是全部创造出来了，于是“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4}(p.2)要提到的是犹太系基督教的安息日就来源于此。

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有关天地开辟的传说恐怕要数盘古开天辟地了。有关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文献就是三国时人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纪》，遗憾的是这本书已经佚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了。我们只能在后人转述的著作中见到它的影子。“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5}(p.13)除此之外，以后的历代神话典籍中也颇有记载。托名梁朝任昉所撰的《述异记》在记述了盘古一系列开天辟地的事迹之后写到：“昉案：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 {6}(p.13)这里“生物始于盘古”指的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后身体的四肢五体化为天的四极和五岳，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亮，血液成为江河，经络成为地理，须发化为满天繁星，肌肉化为肥沃的田地，皮毛化为草木，牙齿和骨头化为金石，声音化为雷霆，呼吸化为风云，汗水化为甘露，而他身上的无数小虫变化成了千千万万的人类。所以他也是人类的始祖。

上帝造人和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都是人类祖先在蒙昧时期对天地起源，万物之始的思考。虽然都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是从客观上讲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这两个传说都秉着天地先生，而后万物，最后是万物之灵长——人类的诞生。所不同的是《圣经》中上帝创世只用了区区六天，而盘古开天辟地却用了几个“万八千年”。从两者所经历的时间来看，后者的传说更接近于近代关于地质年代的考证：天地形成与亿万年之前。而且《圣经》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沿袭至今，对基督教尤其是犹太系基督教影响甚大，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虽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并流传了千古，但是它并没有宗教色彩，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不大。

（二）亚當夏娃与伏羲、女娲兄妹

亚当和夏娃在西方的基督教史中，尤其是犹太教中，被视为人类的始祖。亚当是上帝创世时仿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第一个人类，为男性，被上帝安置在伊甸园之中。上帝又见他独自一人没有伴侣，就将“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预见配偶帮助他。” {7}(p.3)于是上帝就让他熟睡，取他的一块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到亚当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8}(p.4)亚当让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在他们偷吃智慧之树的果实被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给女人取名为夏娃，也就是众生之母。他们就在大地上繁衍生息，渐渐地，地上便充满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亚当夏娃也被西方尊为人类的祖先。

在中国也有与亚当夏娃类似的神话传说，即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故事。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由来已久。清朝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引《春秋世谱》:说：“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9}(p.22)这说明伏羲、女娲是兄妹关系。关于他们成婚的情况,唐朝李冗的《独异记》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10}(p.22)而后闻名远古的伏羲氏族便这样形成了。

亚当夏娃虽然被西方尊为人类祖先，但其意义基本也就止于此了。而伏羲在古史系统中位列三皇之首，女娲在一些典籍的排列中也被列为三皇之一，他们二人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有关他们的记述在先秦典籍及以后的历史古籍中屡见不鲜。唐代史学家司马贞总结各种古籍补写《史记》之《三皇本纪》，比较全面地勾画了伏羲的事迹、功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3}(p.4)另外，伏羲传说自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于儒家经典和诸子之书后，伏羲不仅被纳入了我国的古史系统，而且位居首席，是一位集始祖神和發明神于一身的中华人文始祖。与他同时代的女娲与他是兄妹成婚，共同繁衍了人类。因而伏羲、女娲被尊为始祖，也可以说他们是中华民族最早和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始祖。

（三）挪亚方舟和女娲补天

洪水是远古人民记忆中最深刻的大事件，大灾难。作为当时人们难以抵挡的大劫难，各民族的神话中常常把这劫难作为改天换地的转折，于是就有了借助于某种工具而留下幸存者，幸存者又继续造就人类的神话模式。

《创世纪》中的挪亚方舟便是遵从这个神话模式的一个典型。从上帝创世造人，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他们在大地上生息繁衍了千百年后，人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11}(p.7)于是神要降下大水，淹没世界。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挪亚的完人，与神同行，于是神就他建造了可以躲避这场灭绝之灾的方舟——挪亚方舟，带着其全家和天下的鸟兽各取一公一母避于舟上。后来神降的大水淹没了一切高地，也淹死了一切活物，只剩下挪亚方舟的人和动物活了下来。当洪水退却，人们和动物走出方舟，重新繁衍生息，当然这个时候的人都是神眼中洁净的人，世界也就被更新了。

女娲补天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往古之时，天塌了，地陷了，到处是浩渺的大水，没有水的地方便是熊熊烈焰，猛兽恶禽袭击百姓。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类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而且凭人类本身无法消除这些灾难。于是超自然的女娲就出现了。“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螯足于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12}（p.25)

女娲在补天的传说中所充当的角色类似于基督教文化中的上帝。所不同的是上帝是“灭世”，而女娲是“救世”。这一“灭”一“救”就体现了在不同的文化概念中，神在人心目中所代表的不同意义。上帝先创造了人类，然后又企图毁灭人类，最后拯救人类的也是上帝，这与基督教教义中将上帝看作是唯一的，不可亵渎的，与之同在即可得永生的理念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西方人心目中的神有着神圣不可侵犯，一担拂了神意了便会招来灭顶之灾，可以说是畏神。而中国的女娲“救世”则与其明显不同。女娲是人类在面临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人类自身无法自救时，女娲是作为一个超自然力的代表出现，补天立极，使天地恢复正常，止住大水，杀死猛兽，彻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条件，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而女娲在神话中是一个女性形象，历来中国女性都被颂为具有自我牺牲的美德，女娲在补天之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元神惧灭。女娲救世牺牲了自我，也没有像上帝那样要求人类必须服从她。或许中国的神比西方的神更具有人文关怀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吧。

三、结语

以上是本文对西方《创世记》中五则神话中的前三则神话：创世神话，伊甸园神话，挪亚方舟，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伏羲、女娲兄妹和女娲补天分别作的对比研究。对神话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文字产生之前，没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人类蒙昧时代的历史进行研究。因为正像古老的问题：世界上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人类困惑的是天地如何形成，人类的父亲到底是谁？这些的起点又是什么呢？时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对这些问题也不能完全正确回答，因此借助那些从祖先开始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让我们能一窥真相的一角，这是研究神话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

注释:

{1}{3}{4}{7}{8}{11}圣经[M].联合圣公会.2004

{2}{5}{6}{12}王德保.神话的由来.[M].中国人民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