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比较

2024-07-17

中西方比较(精选12篇)

中西方比较 篇1

学者姚里军说, 比较中西方新闻写作, 须直面的问题有职能作用、价值取向、题材表达、技巧运用、结构安排、新闻思维和新闻文体7个方面:关于新闻职能上的不同定位, 即传播与宣传;价值取向上不同的主体依据, 即受众意识与舆论导向;题材表达上的主客差异, 即客观报道与主观认知;技巧运用上的层次区别, 即表现与陈述;结构安排上的风格异趣, 即曲折和朴直;新闻思维中的模式特征, 即多元性与主导性;新闻文体观念上的视点差异, 即内容型与形式型。

在新闻观上, 西方重传播, 我国偏宣传, 价值取向不同。传播即意义共享的体系和过程, 此乃一个沟通参与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发送者、中介和接收者, 从而在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形成了传递关系和交换关系。信息是传播的内容, 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 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 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 它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

何谓“宣传”呢?复旦大学的李良荣先生给宣传下了如下定义:“宣传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 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 并且把新闻事业作为最锐利的宣传武器。

笔者认为, 会议新闻不能等同于宣传, 记者编辑须善于把宣传变为新闻、用新闻来宣传, 以求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放任不求质量的会议报道泛滥, 属形式主义的表现, 表面重视, 实则事倍功半, 甚至会因麻木受众, 而令人讨厌。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 曾说“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 尽是会议。会议多, 文章太长, 讲话也太长, 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此话非常精辟。为数众多的会议报道似“八股文”, 内容十分空泛, 却用漂亮的辞藻充填, 受众感到有距离感, 难以接受。中国受众不喜欢这种新闻, 若将此类稿件对外传播, 外国读者更不会喜欢。

应该说, 在会议新闻的报道上重“舆论导向”是我们的一个光荣传统, 我们的受众意识整体上不如西方, 亟待解决。下面是美联社记者写的“胡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奥 (美国总统奥巴马) 会”———2009年11月17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首脑会晤谋求携手实现共赢

【美联社北京电】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今天经过数小时紧张的谈话后, 双方表示会共同合作, 应对重要问题。但在经济、安全和人权等长久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上, 这两个大国之间依旧存在着分歧。

奥巴马和胡锦涛进行了正式闭门会议后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奥巴马说:“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两个单独问题可以概括的。”

两位领导人都清楚表明两国关系在不断增强。……双方将会在明年年初重开搁置已久的人权问题对话。

不过双方依旧存在分歧。美国近日对中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 并对中国出口的轮胎征收反倾销关税。胡锦涛对此表示遗憾, 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重申, 人权问题是关乎全世界的, 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但这些分歧在合作对话中并不是十分突出, 这表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增强, 中国和美国必须找到携手合作、避免冲突的方法。

奥巴马详细谈到了两国的共同利益, 他说:“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以另一个国家为代价。”两位领导人重申, “积极、合作和全面”是对中美关系的全新、正式描述。

胡锦涛和奥巴马说, 双方皆同意重启六方会谈, 以解决朝鲜核问题。在伊朗核问题上, 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力向伊朗施压, 令其放弃核武器立场。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比胡锦涛更为强硬。

……

在两国元首的会谈中, 奥巴马邀请胡锦涛于明年访问美国, 胡锦涛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样的会议新闻极易写得枯燥乏味, 而美联社的稿件却写得内容丰富, 坚守了“客观、公正、平衡”的原则, 不避话语交锋, 因有评论而具深度和高度, 全文易读性强。其成功之道, 之一是记者拥有可贵的受众意识, 所述均为受众关注的话题, 并提供两国首脑对重大事件的意见。

受众的需求是媒介生存的基础, 一旦媒体确立了双向、互动的观念, 新闻的采集、编辑、发布便必然会顾及并尊重受众。2003年3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 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 会议把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举措, 并作为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它说明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改进会议包括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为此, 笔者总结出会议新闻报道要遵循的“四项原则”, 一、突出有新闻价值、受众关心的内容;二、记者应学会以受众能够看懂的普通语言来报道那些他 (她) 们不易看懂或兴趣不大的新闻事实;三、会议报道应按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操作, 不能把官方文件照抄照转;四、即使是上面审定的会议新闻稿, 编辑发稿时也要根据受众的需要进行改编, 改编时尽可能地突出新闻和受众感兴趣的内容。

客观报道与主观认知。客观报道在新闻领域中, 是一种基本的报道形式和写作原则, 它是客观主义理论所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在新闻写作方面的具体体现。客观报道作为新闻行业最基本的工作观念和报道形式, 其形成被认为是新闻写作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基本特征有:注重事实, 事实和观点分开, 避免记者的主观倾向;写作规则包括准确、清楚、简洁、平衡等要领。客观报道最早在美国兴起, 而明确地把客观报道定为报纸基本原则的第一家严肃的高级报纸是《纽约时报》。

“主观认知”在新闻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请看一条较近的新华社会议新闻通稿, 此文被中国的3大党报人民、光明、经济放在次日的头版头条位置。

标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0年经济工作 (主)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

新华社北京 (2009年) 11月2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

会议指出, ……

会议强调, ……

会议提出, ……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述不提供确切信息的转述, 说明记者在写稿时存在很大的主观认知性, 而记者要通过对事实的报道, 向读者传递信息, 而不是以居高临下之态, 说“我告诉你”。

表现与陈述。姚里军认为, 在语言技巧的运用上, 中西方新闻写作的最大区别是:我国新闻写作主要采用陈述的方法, 而西方则采用表现的方法。西方新闻报道中, 常用的客观性技巧之一便是“重在表现, 少去叙述”。表现就是再现新闻的现场, 让读者身临其境, 去体会内中的意义。请看路透社消息《美国提案被击败中国将进入联合国》:

【路透社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电】联合国的代表们今晚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作的努力, 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了道路。

代表们在走廊里大声发笑, 他们唱歌, 欢笑, 喊叫, 拍桌子, 有人甚至跳起舞来……

如果改用一句陈述的话语“代表们欢欣鼓舞庆贺胜利, 易读性就差多了。

曲折和朴直。论行文的结构, 有“曲”“直”之分。概言之, 西人喜曲折行文, 国人爱朴直。其实, 中国古代就有“春秋笔法”一说, 意即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笔者认为, 会议新闻的改进不妨从结构改起, 以求爽人耳目。

多元性与主导性。就新闻思维而言, 中国记者侧重于抽象思维, 西方记者侧重于形象思维。在导语上的明证是, 西方记者常用描写型导语, 而中国记者特别是在写会议消息时多以叙述型导语开篇。现今社会转型期, 新媒体异军突起, 叙述型导语难以表现多元性的视角, 往往陷入“以我为主”泥潭。在新闻报道中, 应少一点主导性, 多展示一些多元性, 以有效地实现“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关于导语写作的窍门,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有言:高明的记者总是试图把会议新闻导语变成“行动性导语”。如非行动性导语 (笔者注:实曰叙述型导语) :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今天在京隆重闭幕;行动性导语:全国人大今天修改婚姻法, 未结婚人员同居将会受到通奸罪指控。

内容型与形式型。内容与形式属哲学的一对名词——内容指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 形式指把事物的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事物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 内容乃事物存在的基础。在两者关系中, 一般说来, 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依赖于内容, 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但形式不是消极的, 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内容。会议新闻的写作, 应该从受众关注的重要信息出发去组织内容, 要把传递有用信息作为写作的重点, 并联系相关事实还有背景, 做出充分报道, 而非局限于会议的形式, 就会议写会议。在这点上, 总体而论, 西方记者做得更到位一些。

中西方比较 篇2

中西方音乐差异比较

音乐,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音乐,都是一门很深的艺术。从广义上来说,音乐是文化的延伸,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随着民族、地域的差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

首先,中西方音乐的差异,体现在乐器上的差异。西方乐器的制作材料是以金属和各种标准化了的木料为主,特别是吹奏乐器,几乎全部是用金属或金属加胶木(或各种天然硬木,如乌木、红木等)等制成。诸如管、号、笛,大部分都为金属质地,小部分是由胶木或天然硬木为体。金属又可以根据人的需要随意组合不同的合金,十分有利于标准化和规格化。与之相反,中国乐器的制作则以天然材料为主。除了在特殊场合使用的旋律编钟和非旋律性的打击乐器,如锣、铃、铛、钹等外,在实际日常音乐活动中占绝对优势的如萧、笛、笙、瑟、筝、阮、三弦、琵琶,以及二胡、板胡等拉弦乐器,都是用木、竹、皮、石等天然材料制成。天然材料的使用意味着对自然属性的尊重,而自然本身的多样化和独特性又意味着人们无法对它们作质料上的标准化、统一化工作。于是,用自然材料制成的中国乐器就特别注重音色的独特个性。再从发声原理上看,中西乐器也有着微妙但很重要的不同。西方乐器为了获得音色上的共性,除了要求制作材料标准化、统一化外还要减少材料在乐器发音中的作用,尽量不让或少让器体参与发声时的振动。西方乐器,尤其是吹奏乐器,均以空气振动为主,以器体振动为辅。这样,西方乐器在获取共性音色的道路上,又排除了以上材料差异带来的障碍。因此,乐器的不同,使得音乐的风格完全不同。

再者,中西方音乐的差异,体现在审美的差异。正如《中国音乐审美导论》中提到:“在审美追求上,中国音乐艺术以‘和’为理想,尚虚无,求空灵,讲韵味,求深邃,讲意境,求气韵生动,强调直觉与领悟,注重生命本体。这与西方音乐求深刻,强调理性与思想,把实有,意义与情感作为精神支柱的音乐审美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当今的音乐美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互相斗争、交融、互补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的和谐,礼仪之美;道家的自然,天人合一;佛家的空灵,悟性,禅意等,相对比较主观。这和中国的绘画,书法追求神韵,重意境的审美情趣是相通的。所以多讲求和谐、幽美、深沉,旷达等。是人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自然流露,突出“情”和“景”的交融。如在听《梅花三弄》时,你首先能感受到的是景,然后通过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重复整段主题三次,每次重复都采用泛音奏法,体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性。西方古典音乐在西方戏剧的发展背景下,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此比较客观。西方古典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对于艺术的态度,东西方之间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再者,是音乐创作和音乐理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较易失传。而西方古典音乐技术层面上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条为主,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和声。就如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讲究的是线条的艺术;西方的绘画讲究的是面,立体,光影的艺术。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气息,神韵,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节奏,气势。就如中国的绘画注重写意,似与不似之间;西方的绘画注重写实,表现盛大的场面。

最后,中西方音乐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表现在中国音乐着重于情韵,而两洋音乐注重的则是音乐本身的和谐性;中国音乐发展自然过渡,一脉相承,西方音乐发展则呈块状结构和阶段性特征;中国音乐体现为单纯的模线性织体思维,以线条为主,而西方音乐则倾向于横交叉的立体状织体思维,更讲究和声;中国音乐语言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极富变量,为开放性结构,而西方音乐形式严谨,结构具有封闭性特征;中国音乐尚善尚美,追求虚静空灵的意境,注重感觉,而西方音乐却讲究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追求力度与强度,乐思明晰而实在。因此,形成完全不同放的风格。

东西方的音乐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源来自中西文化上的差异。西音乐功能上的这种不同,其根源即在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别。这个差别是:西方文化重外部知识的获得,中国文化重自身生命的享受;西方文化传统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传统则以生命为本体。所谓以知识为本体,是指西方人将知识的获得作为自己生命的动力和目的,作为衡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在西方人的信念中具有两千年不动摇的统治地位,就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知识正是理性的花朵,智慧的结晶。早在古希腊,西方人就以追求知识的执着而著称于世。在西方人的心日中,追求知识已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而直接就是自己的生命所在,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似乎除了追求知识的科学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去追求,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灵魂的需求,赋予他们的生存以意义。

与西方文化之追求知识不同,中国文化则选择了生命。总体上说,中国所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中国所有的宗教都是生命宗教,中国所有的艺术都是生命艺术。中国最普及的学问是养生之学,中国持续最久、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亦为生命思潮。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生命的安乐与长久当然首先体现在肉体与感官上面,所以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西方那种以灵魂蔑视肉体,以理性禁锢感性。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以感性为本体,是把理性融人感性,把灵魂归为肉体。中国文化中有一股强烈的身体化倾向。所谓身体化,就是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身的需要与满足。老子说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又说圣人为腹不为目,就包括了这个意思。

追求知识,认识自然,故西方文化天然地具有一种外向性品格,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而注重生命,追求安乐,则自然会使中国文化具有自得、自足的内向性品格,使其具有一种收敛的、封闭性的特征。西方文化侧重知识的获得,而知识是客观的、外在的、条理化的,故而其心灵的结构是开放的,它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确证,并在这种验证之中才能确证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文化侧重生命享乐,而生命纯粹是个人一己之所有,享乐也只是个人感官的特权,故而其心灵结构是封闭的,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不需要第三者的认可,只要个人自己的真切感受便够了。因为这个差别,所以中国人的心灵不像西方人需要一个外部世界支撑着、证明着,而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自足。比如学术研究,西方是重在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因为他们的成果是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有待于对方(读者)的被说服,并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验证、读者被说服中才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中国则不同,它不重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这三者在中国学术中是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的。中国学术所重的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写出思考的结果、问题的结论,而全不作逻辑的推理或事实的论证这些中间过程。中国哲学始终以语录体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他只要把自己所体认到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他不需要说服读者。中国学者对读者当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不是被说服,而是能引发他们作同样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尽管有期望,却并不执着,也不勉强,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学术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西方音乐的重娱人和中国音乐的重娱己,正是由此决定的。重娱人,即重视别人的是否被娱乐,正是同西方学术的重视别人是否被说服相关联的;而重娱己,则是关注自己在音乐活动中的真切感受,这显然是同中国学术的自得自足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我们,对东西方的音乐的了解也许只是停留在自我的感觉上。就我而言,我认为西方的音乐比较大气,它用许多重金属的乐器打造一种磅礴的气势,给人以一种震撼的感觉。西方的音乐擅长将流行元素融入其中,以轻快的风格,或是rap的唱法,给人一种很活泼,很开心的感觉。而东方的音乐,悠长,婉转,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我喜欢西方的摇滚,富有激情和活力;我喜欢东方的悠扬,舒适和绵延。

中西方哲学思维差异比较 篇3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思维;仁;善

中西哲学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最基本的。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其根本任务大致是一样的,即都是要围绕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探讨人的终极价值。而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中西哲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对“德”的认识和对生死的不同认识,反应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发展方向。苏格拉底的哲学重点是关注伦理、道德、人性。而孔子的哲学重点是关注“仁”。

一、不同的空间视角形成不同的哲学出发点

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一开始都是把“自然”定为研究的对象,他们讨论自然并非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大自然,为了求生存迫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人之外的自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研究的都是世界产生的本源“水”“火”,是古希腊人对自然探索的最早的尝试。由于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尖锐化,哲学家们更加现实迫切的把关注目光从“自然”转向了“人”。普罗戈拉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们把人置于人类历史舞台,极大的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过渡时期苏格拉底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事。他表示他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完成对天上和地上的事物研究。这样苏格拉底就把他自己哲学研究目的和对象彻底的同早期自然哲学家区别开来了。

苏格拉底在希腊哲学第一个提出“德性即知识”的基本命题。什么是德性,德性的本质是什么。“德性即知识”本质就是知识。“德性”原意是指任何事物的有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如腿的行走能力、动物的捕食能力、鸟类飞行能力,这些都是他们的本性,也是德性。【1】苏格拉底不同于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关注于自然本原的哲学问题,他更关注于人的本身。苏格拉底认为,自然现象的真正成因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神的智慧和力量,它们的生存和毁灭,以及万事万物的差别,都是神特意安排的,用自然哲学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只有神才能解释清楚这些自然现象。因此,人类认识的中心应是“认识你自己”,而不是探讨万物的本原。

二、不同的哲学出发点形成伦理关注点的差异

在伦理学上,希腊人争论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人的本性是追求善还是追求快乐?苏格拉底把自己看成是灵魂的医治者,坚持他全部的事务就是把人们从自以为有智慧中解救出来,劝告他的同胞要关注真理,追求灵魂的美善。而且,他还试图把人们从物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激励人们努力去获得至善。

苏格拉底把“善”,也就是追求好的,作为人的一切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他的“德性即知识”所追求的目标。【2】苏格拉底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合乎一定目的的,它们都是神按照“ 善”的目的进行合理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和设计万物的神就是充满理性的,即理性的神。在苏格拉底的理念里,与传统形象的诸神是不同,理性神是没有形象,是人看不见的。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并不能否认理性神的存在,因为“ 指挥你身体的灵魂你也是看不见的”而且他也一再强调事物之所以存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人凭感觉就可以感觉到的,只有凭借人的心灵、理性才能认识到。“ 如果我用眼睛盯着事物,或者用某种感官来把握它们,恐怕我的灵魂就会弄瞎。所以我想不如求助于心灵,在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对理性神的认识也是如此,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思维,从万物的秩序和目的中去体察他的存在。

孔子的主要伦理思想可以用“仁”来概括,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智慧,于是他访问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试图发现他们比自己更有智慧。然而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这些人不仅没有真正的智慧,还自作聪明,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孔子因此明白了为什么要说他是最有智慧的,因为只有他“自知其无知”。 孔子抛弃了“仁”的标准,而把问题关注点放在了如何做到“仁”。孔子也有人性善的看法,但讲得不太明确,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这可以看出人性善的苗头。但关于人性善,孔子没有专门讲,更没有替人性为善这个命题去作论证。

三、灵魂不朽论——生死观

苏格拉底之死对西方哲学来说是个迷,而苏格拉底对待生死的态度和孔子截然不同,这也反映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差异,也代表了两个人不同的精神世界。苏格拉底在死亡和法律面前,毅然维护了法律的威严而选择了死亡,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并没有在法官面前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将自己说得一文不值,借此博得怜悯减轻惩罚。他认为通过求情的方式来判无罪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既不名誉也不道德,苏格拉底一直是一个尊崇理性,当面对死亡时他不背弃过去恪守的承诺依然信奉道德和法律的原则。法律对他判罪是不公平的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求生而破坏雅典的法律。所以苏格拉底拒绝了最后一线希望,为了他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在生死面前,坦然坚定地选择了死亡。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不惧怕死亡而是重视死亡,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死亡哲学,也许人死之后可以摆脱世俗之苦。

而孔子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一种逃避的态度,他一直注重“生”的。但是爱惜生命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不要鼓吹让别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可以了。但是,孔子正是自己爱惜生命,却想方设法让别人去死,以成就自己的事业。孔子经常向别人炫耀自己所讲之道的价值,意思是说,我讲的道比你的生命还可贵,如果早上听了我的道,晚上去死,都没有什么遗憾的。孔子是避免面对死亡的,他谈及死的时候并不多,但是从仅有的几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孔子一直在回避死亡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页。

[2] 周辅成:《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呈贡新区大学城,云南民族大学哲政学院(郑思莹)收;邮编:650500;QQ:413068443;联系电话:13616431537

作者简介:郑思莹(1989.1—),女,山东淄博人,云南民族大学哲学与政治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文化哲学。

中西方节日文化比较 篇4

一、中西方节日比较

1. 春节与圣诞节

在中国,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开端, 庆祝春天的到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春节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只是从1913年才开始的。春节是一年中最热闹、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又称“年”。传说太古时代有一个叫“年”的怪兽, 头上长着触角, 凶残无比, 每到寒气将尽, 新春快来之时, 就要出来残害人畜, 毁坏家园。人们为了防御它, 就聚到一起, 利用“年”怕红怕响的特点, 用贴春联, 放爆竹的办法把它吓走。每到大年三十, 无论城乡, 家家户户都要张贴红纸春联和威武的门神, 春联、门神是用来辟除不祥和保护一家安全的, 它们源远流长。在春节这一天, 传统的习俗是进行大扫除, 将陈旧的和不好的事情清除, 迎接崭新吉祥的新一年。春节中最重要的就是年夜饭了, 又叫团圆饭, 预示着祥和与幸福。除夕之夜, 人们大多会守岁, 家人聚在一起畅谈、欣赏春晚, 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正月初一, 新年来到, 人们开门燃放炮竹, 俗称“开门炮”。吃过早饭, 人们要相互拜年、祝福, 共贺新春。庆祝春节一直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 每逢春节, 人们总对新的一年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在西方国家, 12月25日的圣诞节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宗教性节日, 是基督徒庆祝基督教创始人基督出生的日子, 爱、家庭和归属感是重要的主题。《圣经》上说, 上帝决定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投胎人间, 在人间生活, 以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上帝, 学习热爱上帝和更好地相互热爱。圣诞节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和春节一样, 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一般来说, 在圣诞节时, 人们要装扮圣诞树, 互赠圣诞卡, 吃圣诞大餐, 给小孩子送圣诞礼物。正像中国人过春节吃年饭一样, 欧美人过圣诞节也很注重全家人围坐在圣诞树下, 共进节日美餐。小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了。据说圣诞老人原是小亚细亚每拉城的主教, 名叫圣尼古拉, 死后被尊为圣徒, 是一位身穿红袍、头戴红帽的白胡子老头。每年圣诞节他驾着鹿拉的雪橇从北方而来, 由烟囱进入各家, 把圣诞礼物装在袜子里挂在孩子们的床头上或火炉前。所以, 西方人过圣诞节时, 父母把给孩子的圣诞礼物装在袜子里, 圣诞夜时挂在孩子们的床头上。第二天, 孩子们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床头上寻找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

春节与圣诞两者不同的起源和庆祝方式, 作为各自节日文化中的领军, 春节与圣诞有着相同的地方。节日文化不仅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生活图景的窗口, 更是一种象征和意义的体系, 这就是对幸福的企盼, 对仁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祝福。

2. 七夕与情人节

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在中国, 人们庆祝中国式的情人节, 即“七夕”。相传,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 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 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 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 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人们传说在七夕的夜晚, 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 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女孩们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 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 摆上时令瓜果, 朝天祭拜, 乞求天上的仙女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 让自己的针织女工技法娴熟, 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过去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终身大事, 所以, 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这个晚上, 夜深人静时刻, 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在西方, 2月14日的情人节起源于罗马。传说公元三世纪时, 古罗马有一位暴君叫克劳多斯。离暴君的宫殿不远, 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神庙。修士瓦伦丁就住在这里。罗马人非常崇敬他, 男女老幼, 不论贫富贵贱, 总会群集在他的周围, 在祭坛的熊熊圣火前, 聆听瓦伦丁的祈祷。这一时期, 古罗马的战事一直连绵不断, 暴君克劳多斯征召了大批公民前往战场, 为了保证人们忠于战争, 他下令禁止人们于此时结婚, 甚至连已订了婚的人也马上要解除婚约。许多年轻人就这样告别爱人, 满怀悲愤地走向战场。瓦伦丁对克劳多斯的虐行感到非常难过。当一对情侣来到神庙请求他的帮助时, 瓦伦丁在神圣的祭坛前为它们悄悄地举行了婚礼。人们一传十, 十传百, 很多人来到这里, 在瓦伦丁的帮助下结成伴侣。消息终于传到了克劳多斯的耳中。他暴跳如雷, 命令士兵们冲进神庙, 将瓦伦丁从一对正在举行婚礼的新人身旁拖走, 投入地牢。公元270年的2月14日, 瓦伦丁在地牢里受尽折磨而死。悲伤的朋友们将他安葬于圣普拉教堂。为了纪念瓦伦丁, 后来人们把2月14日这一天作为“情人节”。

现在西方情人节已发展成恋人之间的节日, 为了表达彼此之间浓浓的爱意, 在这一天, 情侣们互赠礼物, 恋人们都被甜蜜和幸福包围着。西方情人节另有更宽广的意义, 那就是只要是你所爱的人--父亲、母亲、亲戚、同事、朋友, 在这一天都可以送礼物给他们, 以表达心中的情意。

二、中西方节日所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

1. 传统节日的总体内涵

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特有的象征符号,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对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传统节日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每个节日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每个节日都有值得回忆的庆祝仪式和活动, 每个节日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暗示。不同的国家庆祝节日的方式不尽相同, 但是都体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祥和幸福的无限向往与追求。

2. 传统节日体现的宗教信仰

传统节日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西方国家的宗教是显而易见的, 在基督教中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上帝不容许人们信仰其他的神和偶像。人们所获得的是上帝赐予的, 而不是通过人们努力工作获得的, 所以, 在圣诞节人们祈祷上帝赐予他们幸福和快乐。而在中国, 传统节日并没有体现很多宗教色彩, 在古代, 中国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对自然的崇敬, 追求神和人类的平衡。

3. 传统节日里人们的情感表达

中西方在庆祝传统节日时, 情感的表达也是有差别的。中国人更多的是隐藏自己的想法, 然而西方人总是自由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 接受礼物时的方式和态度的差异。在中国, 人们会因为表示客气或是礼貌不轻易接收礼物, 即使在接受礼物时也不将礼物立即打开。在西方国家, 人们会主动要求赠送礼物, 并立即拆开礼物, 对对方表示感谢。

近些年来,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传播媒介的多样发展使中西方文化不断相互影响和渗透, 越来越多的西方节日在中国十分受欢迎, 比如愚人节、母亲节、圣诞节, 而有些学习者却忽略了我们本土节日文化, 这个现象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要正确对待中西方节日文化, 在尊重、传承、创新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国家文化进行学习, 我们要保持文化多样性, 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沟通!

参考文献

[1]常天.节日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2]萧放, 许明堂.春节[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中西方科学文化比较 篇5

摘要:

“李约瑟难题”引发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影响中国科学发生、发展的因素是众多的、并且复杂的。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源在于两个地域中的人们在实践方式上的不同。通过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对我们的启示无疑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序言:

人类已跨入21世纪,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正在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我们的时代无愧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时代。不仅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理性科学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等也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回顾近代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人们发现科学技术不仅依赖于社会经济其它因素的发展,而且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失败经历在这几百年里反复重演,所以正确认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理解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条件,对确立当代科学技术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

(一)中国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

1.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高潮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

直在稳缓地前进”。

2.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

有实用性的色彩。秦统一我国后,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类”,意思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要保留,也就是说科技的实用性还是受到重视的。汉承秦制,这部分科技遗产当然会被继承。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中国

科技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被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

有模式。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由内向外。其基

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中

国古代农业发达决定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从事实出发.而西方归纳推理,演绎推导.在经验和知识层面上,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并整

体判断。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的过程。老子提出“体道”说。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四大发明”由中国发明。却由西方发扬光大。这也是

李约瑟难题中,为什么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发展的原因。中国向内思维,不对事物进

行履化分析。把一切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

(二)、西方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

从公元前600 年至公元500 年的古希腊时期,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工具、设备的机械化。例如,滑轮、齿轮、羊头撞锤、活动甲板、升降机、“鼠笼轮”、投射器和驽炮等机械设备,这是由于水利、建筑、冶金、采矿和军事活动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在这个时期, 自然科学研究活动在古希腊开始出现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特别是数学、力学和天文学。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的。但是科学和技术这两种文化形态却互不相关、互不影响。

从公元500 年至1500 年的中世纪,在西方科学与技术又开始了分离。在这个时期,由于欧洲各国奉行一种“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对科学的发展起着窒息的作用,故科学在这个阶段中几乎是停滞不前的。而技术则不然,技术只与工匠们有关,而工匠的工作是不受那种落后的自然观的制约的,因此技术在中世纪仍在继续地发展。到1500 年,造纸、纺织、钟表制造、磨坊、染色、冶金、酿酒、眼镜制造、气枪、印刷等技术已在西方出现,并有一定的发展。

公元1500 年到1750 年,科学与技术在“职业”上进一步分道扬镳,但在“解决技术问题”上却开始合作。于是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经验技术的新的技术,学术界称之为“科学的技术”。文艺复兴之后, 在西方科学开始制度化,科学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 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由科学家承担, 而技术则是由工匠、技师和工程师们承担。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科学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出现了企业兴办“工业研究实验室”的现象。在这个时期, 技术进步主要是与这种对工业的“研究与开发”有关的。

二、对中国科学发展在明清之际落后于西方的认识

现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关于落后的起始时间许多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中间有二百年左右的过度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时期,科学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数学和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宋元时期对应的历史时间段是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而这个时间段对应西方欧洲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1、欧洲中世纪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 历史学通常把西罗马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千年称为中世纪,而科学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结束到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千年的时期,大约是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欧洲科学由于遭到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和迫害沦为神学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义都会被斥为异端学说而遭到镇压。尤其是当基督教被立为国教以后,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教会这种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敌视、压制以对自然的自由探索为己任的科学。其中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藏书达70万册,珍藏着人类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世界第一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曾两度遭到基督教徒的焚毁。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古希腊文明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在这种环境下,科学知识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当然阻力重重,停滞不前。

(2)对在中世纪时期中国科技领先的思考

由于欧洲在中世纪特殊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不可能在这时期有大的发展,出现倒退也是不足为怪的。相形之下,中国在从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之后,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平稳渡过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转折和变化,科学技术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至少还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贤明,政策得当,科学技术还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如中国的汉唐及宋元时期就是例证。如此说来,中国从汉唐以来长达近千年领先世界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无不有关.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还是能适应科技发展的,从而出现了唐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史实;而欧洲此时却一蹶不振,进入昏睡状态。

由于欧洲的停顿才显示出中国科技的一枝独秀。而我们的古人此时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独领风骚,是一种占天时之利而领先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冷静分析,在这种没有竞争对手的领先背后,是否还潜藏着制约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就不至于那样盲目乐观,以“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而自居。这种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使中国从宋朝以后忽视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不思进取,满于现状。如果当时有人把中西科技作个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能认识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潜在的优点,中国科技还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写了。

结束语:

中西方绘画艺术特点比较分析 篇6

关键词:中西比较;构图方式;思维方式;思想文化根源;色彩审美

美术史从远古的壁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到今天,同为绘画,中西方的绘画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都非常重视主次和疏密的处理,以及和谐、对比、简洁、均衡、取势等技巧的运用。然而,中西方不同的地域环境、人文因素等各方面的主客观因素,造成了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的思考方式甚至审美等方面也逐渐形成了差异,这其中也包括在绘画方面的差异,它们的差异占据主导地位。

将中西方绘画的特点作以分析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

一、中西方绘画构图方式、透视与思维方式不同

中西方绘画的最主要差异就在于透视,中国绘画在创作上讲究的是意境,画面构图讲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在造型上讲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神似,在透视上将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结合;而西方绘画造型严谨,着重于焦点透视,在构图上有所限制,比较客观科学地体现了事物的外观,真实客观是其特点。

中国画大多采用“以大观小”的散点透视,画家所营造的空间介于二、三维之间,而且不那么讲究人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在描绘对象时往往要做人为的夸张与取舍。画家的观察点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规定时空的限制,在各个不同立足点所看到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到画面中来,能以咫尺表现千里的辽阔境界。中国画所运用散点透视法来表现,给绘画带来了整体上的节奏感与和谐感,在构图上环环想扣、节节相连,描绘深刻真实,构图饱满中见空灵。

传统的西方画中,要求对象、光源、环境、视点四固定,即创作时对客观景物的位置、视点只能选择,而绝不能在画面上随便移动,以求严格按照物理、光学原理,科学准确地再现三维空间的客观世界。所以,画家的功夫都用在眼睛所能看到的物体和光影上,不允许增加人的意念和想象。西方绘画还把人体解剖原理运用到人物画中,以准确表现人体骨骼肌肉的开关和运动状态。所以我们在经典西画中看到的人体,都是比例恰当,描绘得如同真人一样。所以西方绘画作品比较科学严谨,追求逼真,强调通过光影、色彩的变化对比,利用体、面等手段对对象进行刻画,真实的再现创作对象。

二、中西方思想文化根源的不同

中国画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美学所讲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张眼到心到、意到,意中有象、象中有意,物我交融。中国画所面对客观物象,经与审美主体交融后,变成一种精神状态的物化方式,绝不再拘泥于客观真实的度量标准。中国画不讲块面刻画,而取轮廓勾勒;不讲物理重心,而重主观感受,它对客观事实进行了提炼,成了一种具有主观意象的精神轨迹,发挥着远远超出客观形体本身的精神效应,更接近于一种时空的转换,关心人的变化过程,想到什么,用生命的状态表达对象。作画时,意在笔先,胸有成竹,笔简而意工,象约而境奇,不仅求之于象内、境内,更着眼于象外、境外。这些客观事物已经成为画家主观精神的载体,身上已经融入了画家的个性与情绪,所以,中国画的主体往往都显现在画面上,背景和细节则昼省去,画面留下许多空白,重神轻形、重意轻象,要求神形兼备、情景交融,追求笔有尽而意无穷。

西方绘画则不同,西方文化的传统哲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中心,人要驾驭自然、征服自然。从这种观念出发,西方人的理想最终目标就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从而获得幸福,这种精神渗透到绘画艺术中,便体现为强调客观地表现现实对象。西方绘画总是把科学运用到绘画中,要求画家以纯客观的方式来把握自然,即画家所画一定要与他所看见的保持一致,在创作中讲素描、解剖和透视的应用,通过明暗的调子、统一光源的明暗关系来进行制作,它讲究焦点透视,三维空间作画,讲块面刻画。它是一整套的模式来进行绘画。在西方画中,人的思想感情不能代替科学,不能表达深层次的意境,它与中国画具有鲜明的对比。

三、中西方绘画色彩审美的不同

欣赏中西方绘画,最直接的体会就是绘画审美在色彩上的应用。色彩是西方绘画的灵魂,西方绘画着重强调色彩的渲染,画家用色彩的渲染传达画家的情感,大胆地描绘自己的感觉,西方绘画为了达到色彩上的完美,用很多材料来作画,主要是有铅笔,碳笔,粉笔,水彩,水粉,油画颜料。对色彩如此执着地追求,与中国的绘画审美截然不同。

中国画最初的创作受颜料局限仅限于黑白水墨画,画家墨跟毛笔通过深浅颜色的对比将心中所想之物挥洒在纸上。后来中国画作也增添了多种色彩的应用,但画家们重视的始终不是画作的色彩的绚丽,他们要的是通过色彩对比所呈现的意境。

四、中西方画家身份与题材的不同

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出现文人画家了,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批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杰出画家,唐宋以后,一批大诗人兼大画家的出现,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绘画的“文人化”进程。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文人画对现实的社会人生,几乎是出乎其外,淡然处之的,中国画写的是意象,写的是意境,写的是作者的人生理想,这在西方则是没有出现过的。中国文人画受宗教影响较小,多以山水、花鸟等题材为主。

西方的画家在19世纪前一直是画匠身份,到19世纪后才独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画家。西方画家的主要成分是画匠,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对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生活,是正视直观的、积极干预的,所以,西方的绘画是通过对生活的认识而创作,具有写实、再现的意义。西方画家以事物为对象,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以探求物象在视觉上的性质,这些纯视觉因素的把握,使西方绘画的表现较纯粹。

总之,中西方绘画各有其特色和精髓,它们产生、发展是在不同的的社会背景及时代下造成的,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我们欣赏中西方繪画时,要综合其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等结合绘画本身来欣赏比较。

【参考文献】

[1]王默林.写实——作为西方美术的世界观问题[J].文艺评论,2009(03)

[2]蔡峰.中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和谐思想探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中西方金融创新的比较 篇7

创新概念是由熊比特提出的, 指的是新的产品的生产、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的应用、新的市场开辟、原材料新供应来源的发现和掌握、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实行等。金融创新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提出的。金融创新的主体中拥有最大市场份额的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动机最强, 一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银行业。广义的金融创新是对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创新, 而狭义的金融创新是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创新的发展是由于现实经济运行环境中存在如税收、监管、信息不对称, 以及交易成本、道德风险等等的不完善, 使人们无法获得高效的金融服务。另外, 信息技术和通讯业的进步以及全球化的加深, 使得汇率波动, 通货膨胀和风险的加大激发了金融的创新。

二、西方和我国金融创新过程

1、西方金融创新的情况

60年代末, 西方各国政府对外汇市场都进行了干预, 实行资本控制。银行为了获得资金来源, 不断进行金融创新, 主要的目的是逃避各国的金融控制和资本监管。各国逐渐放松管制后,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市场创新活动目的在于防范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80年代, 金融创新活动达到高潮。进入90年代, 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 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的赢利机会与风险, 金融创新活动日新月异。进入21世纪之后, 金融工程得到空前的广泛应用, 同时基础性金融工具被大量挖掘。随着信用类金融衍生产品成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工具创新对经营模式创新影响越来越大。随着金融工程的发展和组合型产品创新的深化, 风险评估和控制的难度加大, 再加上创新金融工具的杠杆因素, 交易者在市场波动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2、我国金融创新的情况

1978年以前, 金融、银行业基本没有实质上的商业银行业务, 也谈不上金融创新。1984年后, 我国从计划性金融向市场化金融转化, 逐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 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 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相分离, 多种金融机构并存, 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同时, 建立了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重大金融法律体系, 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另外, 金融技术创新迅速, 尤其是在金融电子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 直到2003年以前, 我国总体上看还停留在简单模仿、产品雷同的初级创新阶段。2003年至今, 随着银监会的成立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启动, 我国银行监管体制更趋于完善, 我国真正具备了金融创新的良好基础。这是因为大批银行经营理念得到市场化转变, 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 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大大提高, 在信息系统和人才培养上也得到了加强。

三、中西方金融创新研究的比较

西方早期的金融创新理论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 有技术推进论、货币促成论、财富增长论、金融中介论、制度因素论、规避管制论、交易成本论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主要有不完全市场理论、金融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理性效率假说和群体压力假说理论。不完全市场理论将金融创新看作在不完全市场上对金融产品打包和解包的过程。金融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主要从供求均衡分析的角度, 研究金融创新的变迁、机会、激励和均衡。理性效率假说和群体压力假说理论要从内部和外部的激励来分析单个机构是否进行金融创新活动, 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提高其市场盈利能力。

目前我国关于金融创新的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上, 我国的金融创新研究还处于引进创新阶段。学术界研究的主题主要有:一是“金融创新”一般性论著, 对创新的原因、环境、改革与发展、国际趋势、历程、经济学基础,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技术支持体系、未来发展趋势等的研究;二是“具体的某种金融创新”, 主要是研究金融工具、金融组织体系的创新;三是“金融创新对财务会计的影响”, 主要研究金融工具的创新, 对企业财务、会计和税收的影响;四是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研究, 主要分析衍生金融工具在我国的发展, 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以及其风险管理。总之, 国内对金融工具创新的研究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流派。

四、中西方金融创新的比较

西方国家金融机构创新的动机是追求利润和规避管制, 而我国金融创新的动机偏向于社会稳定和在无序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 却忽视了我国的市场特征。西方金融创新的主体是市场经济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各类金融机构, 具有很强的金融创新内在驱动力, 而我国金融创新的主体不明确,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还未形成, 缺乏金融创新的外在压力和内部动力。另外, 我国金融机构创新的空间比西方的要小。

金融制度是影响金融创新整体效果的直接因素, 西方的中央银行有较高的相对独立性, 而我国由于仍处于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不完善的金融制度使中央银行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 即我国和西方中央银行的职能的完善程度不同。另外, 金融创新深受科技进步的影响, 目前西方国家由科技进步而引起的技术性金融创新日益代表着国际金融创新的主流和方向, 技术进步引起的创新不仅可以取得高收益, 而且不会像一般的业务创新那样引发中央银行的再管制, 但是技术性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创新比较薄弱的环节, 由此我国和西方金融创新存在技术支撑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人才的技术素质是金融创新的关键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所缺乏的是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人才, 尤其是软件开发人才;而我国缺乏的是各种层次的研究与开发人才。在西方金融工程的研究工作大多招募数以千计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 被西方广泛称为是火箭科学家向华尔街大规模转移。但是, 我国金融专业的学生多数从文科中招募, 缺乏数理基础的训练, 金融研究机构缺乏科学人才的参与。

金融信息资源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条件, 有外生信息和内生信息两个部分。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发达, 有诸多的技术咨询与服务中介机构, 能满足创新主体的技术咨询与市场咨询要求, 而中国专门为金融机构服务的中介不多。内生信息的传递是否畅通直接关系到金融创新活动的效率, 是对外生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处理后释放出来的对金融创新活动实施以指导和影响的信息资源。西方市场经济发达, 企业制度健全, 创新效率明显要高于我国。

五、我国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我国金融主体本身的缺陷阻碍创新

虽然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创新活动, 但我国是在市场和金融结构不完善上进行的金融制度创新, 而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上进行的市场型金融创新。因此, 金融创新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我国是以市场型创新为辅、制度型创新为主的创新活动, 而西方恰好相反。

我国金融创新的内部管理不健全是本身主要的缺陷。我国金融企业尚有管理层成员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和办事方式, 缺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现代金融企业的知识, 特别是对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认识不清。

首先, 金融缺乏必要的创新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金融企业未将业务创新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也缺乏科学的创新绩效衡量指标, 结果就造成短期效益的不审慎的创新行为。金融创新主体内部为了规避监管而产生对创新行为的激励制度, 给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合规性风险。

其次, 缺乏有效的创新成本收益分析机制。由于缺乏广泛的市场调研和有效的成本收益测算, 在创新中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 致使盲目性创新, 不仅没有真正带来效益的提高, 更不能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复杂性、多元化的发展。虽然我国一些大型银行有相对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和内部资源, 具备一定的风险定价能力和可以开发新型风险定量分析管理工具, 但是对新产品的风险总体上仍缺乏足够的定价能力和管理手段。

2、对我国金融创新的建议

基于我国金融主体本身的缺陷, 以及当前经济危机中大量风险在金融机构的积累的状况,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至关重要。而在其公司治理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有必要构建和保持独立的、胜任的和有竞争能力的内部审计职能。内部审计既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利益主体的权益, 还促使经营者完善内部管理, 使企业不断健全管理和约束机制, 帮助所有者完成其治理目标。即确保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地位, 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 认清内部审计目标定位, 拓展审计范围, 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素质, 追求高质量审计。

对于我国金融主体本身的缺陷, 完善内部制衡机制也尤其重要。首先, 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相互之间形成有效的制衡, 避免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其次, 重点强化董事会和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提高其成员的专业素质, 确保其对金融创新风险有真正的全面理解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 能够进行与创新水平相适应的监督, 并及时发现创新活动中的风险因素。再次, 加强内部信息的沟通, 帮助业务创新团队更全面地了解自身和市场状况, 使董事会和管理层及时掌握创新活动的进展和提前防范相关风险。最后,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开发设计出适合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 加大新技术投入并提高技术更新后的服务意识也是金融业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 为了形成相应的产品定价能力, 建立完善的金融创新成本收益测算体系, 有必要根据风险收益原则和成本收益原则, 对创新产品的成本收益进行精细的定量分析;为了建立并维护良好的资本约束机制, 不应鼓励规避资本约束的创新行为任意发展, 应更多注重对风险的控制, 提高创新活动的审慎性。为了使创新活动更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应注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以达到形成长期化薪酬激励机制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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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传林:西方金融创新理论演变综述[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07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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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岷:次贷危机下美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最新反思[J].中国金融, 2008 (7) .

[6]李翰阳:从全球金融危机看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 2009 (2) .

中西方礼貌用语比较分析 篇8

中外语言学家总结了不同的礼貌观。顾曰国曾总结了中国文化的四大礼貌特征:尊重、谦虚、态度热情、文雅。他认为尊重是自我尊重和赞赏对方;谦虚主要表现为贬己尊人;态度热情指关心、体贴、好客;文雅指举止、谈吐得体大方。

西方著名英国学者利奇对礼貌原则划分为六类, 每一类包括一条准则和两条次则: (1) 得体准则:尽量少让别人吃亏, 尽量多使别人得益; (2) 慷慨准则:尽量少使自己得益, 尽量多使自己吃亏; (3) 赞誉准则:尽量少贬低别人, 尽量多赞誉别人; (4) 谦逊准则:尽量少赞誉自己, 尽量多贬低自己; (5) 一致准则: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 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 (6) 同情准则: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 尽量增加双方的同情。

中西方都注重礼貌, 中外学者所总结的礼貌原则也都是注重他人的利益在先, 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二者的文化内涵在某些方面截然不同。

1. 问候语

在中国大家习惯了见面就问, “你吃了吗?去哪啊?”等等之类的。这显然在中国实在正常不过的, 为了增进关系, 表现礼貌, 见面客气寒暄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这样去跟一个英美人士打招呼, 他会认为你没有礼貌没有涵养, 认为这是对自己隐私的干涉, 心里极不舒服。当然本民族的人都知道我们并非有意打探他们的隐私, 只是礼貌性的问候而已。西方见面的问候语一般是“howareyou?”回答“fine, thank you!”或者简单的“hello”或者“hi”“今天天气很好”等类似礼貌性问候。这在中国很少见。

2. 称呼语

中华民族有着严格的长幼尊卑的观念意识, 是汉语文化的典型特征。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传统,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 讲究仁义礼智信, 所以在称呼上一定合乎礼仪的要求。

在亲属称呼上中国与西方英美国家有很大差异。在中国, 父母双亲双方的亲戚有着明确的称谓, 如叔、伯、舅、姨、姑、婶、舅母 (堂或表) 兄、 (堂或表) 弟、 (堂或表) 姐、 (堂或表) 妹, 这表现了中国浓厚的血缘关系。而在英语中只有aunt和uncle两个词就可以概括所有的关系。

再者就是对父母的称呼, 西方孩子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也可以重名, 这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是绝对失礼的行为, 这充分证明了中国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文化特点, 而西方的双方平等的文化价值表现的淋漓尽致。

3. 答谢语

向人致谢这是人与人交际中的一种礼貌, 可以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好意得到肯定, 有助于增进双方关系及其良好发展。但是在中西方关于答谢频率及表达方式上大不相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待别人的答谢的回应上中西方有质的不同, 中方喜欢谦虚的对待别人的赞扬, 通常是自贬一番, 这与西方完全不同。

4. 隐私语

中西方文化中都有隐私, 但是关于什么是大家不愿意透露不愿广而告之的东西, 不同的文化中隐私的内容截然相反。在中方文化中, 一般认为有损自己尊严的事情, 有损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的事情属于隐私。而在西方文化中, 他们不愿被人问及工资、年龄、职业婚姻、政治和宗教等相关问题, 但是这些内容经常被国人提及并讨论。

人们在交际中的任何表现都是与其特有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礼貌用语也不例外, 它是在特定文化下的语言表达。顾曰国总结中国文化的四大礼貌特征:尊重、谦虚、态度热情、文雅。相反, 西方文化中突出自由平等个人主义, 那么在交际中西方人不爱打听别人私事, 直呼父母的名字, 个性独立张扬, 说话开门见山的种种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摘要:本文讨论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礼貌用语习惯的不同, 在交际中只有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才能避免语用失误, 顺利沟通交流。在交际当中双方都本着礼貌的原则, 尊重对方的文化, 适当调整语言表达的方式, 因为了解所以理解, 达到顺利礼貌交际的目的。

中西方资产价值变动处理比较 篇9

一、我国对资产价值变动的处理

资产价值变动在会计上主要是通过营业外收支、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三个科目反映的, 这样, 对资产价值变动处理的问题就转变为对这些科目如何处理的问题, 对这些科目如何处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利润表中如何列示、如何影响利润的问题。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资产减值变动的处理最直接、最直观地反映在这些科目在利润表的列示上。

根据我国新会计准则的规定, 利润表要反映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内容,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利润表的格式如表1所示。

根据营业外收支、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利润表中的列示, 可以看出, 营业外收支影响企业的利润总额, 但不对营业利润构成影响。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示在营业利润的“线上”, 不仅影响利润总额, 而且对企业的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是营业利润的调整因素。

二、西方对资产价值变动的处理

关于西方对资产价值变动的处理, 本文以英国的《Sandilands报告》为例。《Sandilands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公司把所有的持产损益都排除在营业利润之外, 在损益表之后应当立即列示“本年总损益的汇总表”, 汇总表的格式如表2所示。

对于表2中的项目, 《Sandilands报告》作了如下说明: (1) 非常利得应该归为“非常项目”, 即应该包含在本年利润中, 条件是应该分开列示并且与营业利润区分开来。 (2) 无论是正值还是负值, 销售成本的调整应列示在“存货调整准备”项目中。 (3) 所有源于资产重估的未实现的利得, 应该列示在“重估准备”项目中。

如果把表2中的项目与我国利润表中的项目对应起来, 那么表2中的“税后非常项目”就相当于我国的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 “存货调整准备”就相当于我国的资产减值损失, 更准确地讲是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而形成的资产减值损失。由于存货跌价准备可以转回, 所以可能是正值, 也可能是负值。“重估准备”项目就相当于我国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根据这个汇总表的格式, 税后非常项目、存货调整准备和重估准备一律被列示在营业利润之后, 都作为利润表的线下项目。由此可见, 在对资产价值变动的处理中, 西方将营业外收支、资产减值损失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放在一个平行、对等的位置上, 即都作为营业利润的调整因素, 都不对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而只是影响企业的利润总额。

三、中西方资产价值变动处理评述

我国与西方在对资产价值变动处理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我国对营业外收支、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做了区分, 将营业外收支作为线下项目, 不影响营业利润, 而将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营业利润的调整项目, 会对营业利润产生影响。西方则对三者一视同仁, 都视为利润表的线下项目, 不影响营业利润。这两种资产价值变动处理上的差异, 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评述。 (1) 利润的真实性。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看, 《Sandilands报告》将税后非常项目、存货调整准备、重估准备通通视为线下项目, 不影响营业利润。影响营业利润的只有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 这样核算出的利润会更加真实、可信, 更能客观反映企业在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反之, 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项目作为营业利润的调整因素, 当这些项目的金额很大时, 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营业利润数据失常、甚至失真。 (2) 业绩评价。从财务绩效评价的角度看, 任何一个单一的业绩指标都不能反映某个组织所有的经济效果和全部的经营业绩, 尽管如此, 我国还是把利润作为评价一个企业业绩的主要指标, 这是因为, 利润指标具有综合性, 且利润计算具有强制性和较好的规范化程度, 虽然不能全部反映但毕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企业在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在诸多利润指标中, 最能反映和衡量企业特定期间经营成果的无疑是营业利润。根据《Sandilands报告》要求计算出的营业利润剔除了公允价值变动等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关系不大的因素和事项, 因而会更加“纯净”, 用其作为业绩评价的依据, 更能衡量和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2]艾哈迈德·贝克奥伊:《会计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西方慈善捐赠的比较研究 篇10

1. 慈善捐赠规模比较。

中西方慈善捐赠的差异首先体现在慈善捐赠的规模上。从绝对规模来看, 2000年以来, 美国每年的慈善捐赠总额都在2 000亿美元以上, 2007年突破性地达到3 060亿美元;而2007年, 中国通过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进行的慈善捐赠总额约在223亿人民币左右。按1美元=7.2人民币元的汇率计算, 该年度美国慈善捐赠的绝对规模是中国的98倍。从相对规模来看, 2007年, 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到当年GDP的2.21%, 而该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不到GDP的0.09%, 美国超过中国24倍。从慈善捐赠的重要中介———慈善组织的数目来看, 目前美国有超过100万个慈善组织, 而截至2000年底中国各级各类慈善组织合起来只有约300个, 即便考虑到近几年的发展, 以及在中国一部分慈善捐赠是通过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部门进行的, 两者之间的差距仍是非常巨大的。

2. 慈善捐赠结构比较。

中西方慈善捐赠差异还鲜明地体现在慈善捐赠的结构上。从慈善捐赠的来源结构看, 美国慈善捐赠中75%以上来自个人, 来自公司的慈善捐赠只有约5%;而在中国, 来自个人的慈善捐赠不到20%, 大部分慈善捐赠来自企事业单位 (葛道顺, 2005) 。从慈善捐赠的流向来看, 美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流向了宗教、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等领域;在中国, 慈善捐赠则主要用于助学、扶贫济困和救灾等方面, 尤其是在一些突发性灾难, 例如洪灾、非典发生的时候, 中国慈善捐赠出现急剧增长, 今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国的慈善捐赠更是达到了令世人震惊的数额与速度。

二、中西方慈善捐赠差异的原因分析

1. 中西方慈善捐赠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不同。

历史是现实的起点, 而文化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不同的慈善捐赠发展历史和慈善捐赠文化对中西方慈善捐赠的现状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的慈善捐赠思想源远流长, 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之后的儒、释、道文化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慈善捐赠思想, 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然而, 在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中, 慈善捐赠往往是作为一种“修身”手段, 其对慈善捐赠事业本身的发展并不十分关心。同时, 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 统治者的仁政和民间的慈善存在着排斥性, 按照传统的思想, 政府应该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提供者 (刘美萍, 2007) 。因此, 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标出发, 官方对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并不热衷, 且态度时常出现反复,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慈善捐赠整体规模一直不大, 也比较零散, 没有形成统一的慈善捐赠事业体系。

在西方,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形成并发展了比较系统的遗赠、赠与和信托制度, 慈善捐赠便从一次性的个案行为发展为常设的公益性基金, 而“近似原则” (秦晖, 1999) 的产生解决了基金运用中的重要难题, 这些都对后世慈善捐赠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 教会在西方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中世纪欧洲教会组织庞大, 结构复杂, 势力强大, 在“基督之爱”的号召下, 以教会为核心, 西方慈善捐赠事业得以大规模和大范围展开。受宗教的影响, 西方国家人们的慈善捐赠意识一直比较强烈。当教会势力衰落时, 世俗王权和民间力量结盟, 对民间慈善捐赠仍采取支持以及合作的态度。

西方社会, 受公民社会传统及现代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 慈善捐赠往往是作为“公民的责任”而进行的个人行为;而在中国, 受儒家文化影响, 往往更多强调集体的行动, 慈善捐赠主要来源于公司而不是个人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一个反映。

2. 当代慈善捐赠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

新中国成立之后40多年时间里, 慈善一直被作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人民的工具”、“极具伪善性和欺骗性”的事物看待, 是受到国家力量批判的 (田凯, 2004) , 因此, 慈善捐赠事业在这段时间是被中断的, 当代慈善捐赠是在政府职能转换、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政府财力弱化等背景下得到恢复的。慈善捐赠最初是被定位为政府职能的一个补充, 并且, 慈善组织在人员、资金、组织架构上严重依赖政府部门, 这使得中国慈善组织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这就导致中国慈善组织发育缓慢, 民众自主捐赠意识较弱, 这些都制约了中国慈善捐赠规模的发展。此外, 中国慈善组织的现状也影响了民众对现代慈善捐赠的认识, 对慈善捐赠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扶危济困”的观念上, 慈善捐赠资金大多流向了救灾、济贫等政府最为关注的领域 (王则柯, 1996) , 而诸如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科研等领域的慈善捐赠尚刚刚起步。

在当代西方国家, 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营利组织规模庞大, 被视作与政府、市场并立的“第三部门”, 而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补充。因而, 作为非营利组织重要资金来源的慈善捐赠事业便得到高度发展。同时, 由于对政府和慈善领域职能相对明晰的理论划分, 在西方国家, 慈善捐赠更多流向宗教、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 而不再是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

3.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也是中西方慈善捐赠规模、结构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统计发现, 随着收入上升, 人口中慈善捐赠者的比例和平均慈善捐赠额都上升, 并且当收入超过一定额度时, 慈善捐赠会以比收入增长更快的速度上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2007年中国GDP总量30 153亿美元, 排名世界第四, 但是人均GDP只有2 280美元, 排名在100名以后, 远远低于美国的45 805美元, 不足全球人均GDP的1/3。同样从人均收入看, 2007年中国人均收入1 100美元, 只相当于美国同期人均收入37 610美元的2.92%。

4. 慈善捐赠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政策支持力度方面存在差异。

中西方在与慈善捐赠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上的差异, 是造成双方慈善捐赠现状重大区别的直接原因。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中国在慈善组织的建立与管理以及鼓励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等还存在一些不足。

在欧美国家, 政府往往认为非营利组织活动属于公民的“私域”, 立法和司法活动不应当干预, 因此对成立慈善组织等非营利组织持比较放任的态度, 一般对组织成立的资料、手续进行例行检查即可登记成立;而在中国, 非营利组织的成立须得到“双重许可”, 即先向业务主管单位提出筹备申请并经其审查同意, 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得在中国成立非营利组织的难度大大高于欧美国家, 这是中国慈善组织的数目远远少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慈善组织的存在是现代慈善捐赠活动开展的一个基础, 较小的慈善组织数量严重制约了中国慈善捐赠规模的扩大。此外, 一方面, 现存的慈善组织严重依赖政府, 发育缓慢, 筹集捐赠能力低;另一方面, 一些民间自发组建的“草根”组织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生存艰难, 其活动也较少列入有关部门统计范围。

鼓励慈善捐赠的税收法律不同也是中西方慈善捐赠规模悬殊的原因之一。捐赠者的所得税率影响捐赠者的捐赠价格 (=1-边际税率) , 所得税率越高, 捐赠价格越低, 越能够促进慈善捐赠的规模;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额越高, 越能促进慈善捐赠的规模。总体来看, 中西方对慈善组织的税收规定大体类似, 但是, 在针对捐赠者的税收优惠上, 力度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大多对个人或公司的慈善捐赠规定了较高的税前扣除比例, 绝大部分慈善捐赠可以享受到扣除优惠;在中国, 2006年有关新政策出台, 将公司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由3%上调至12%, 缩小了一般捐赠的税收优惠额度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再结合一系列特殊捐赠的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政策, 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捐赠的税收优惠额度上差距甚微。但是, 中国现行税法和实施细则规定, 只有间接捐赠才能获得税前扣除, 而可以接受间接捐赠的非营利组织仅限于税务总局认定的几十家较大的组织, 导致很多公司或个人由于不是向这些认定的组织慈善捐赠而不能获得税前扣除待遇。并且, 中国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中, 尚缺少对实物捐赠的税收扣除规定和超额捐赠的扣除优惠规定等。

三、政策建议

首先, 建立健全与慈善组织建立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存在是现代慈善捐赠活动开展的一个基础, 它的发展能提高社会慈善捐赠意识, 拉动慈善捐赠规模扩大。针对中国目前慈善组织数目少、独立性差、内部管理能力和募款能力不足等问题, 中国政府当前应该放开慈善组织的准入制度, 淡化现有慈善组织的官方色彩, 放松对慈善机构的具体业务管理, 完善与慈善捐赠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完善慈善捐款筹集和使用的监督法规。其次, 要制定适宜的税收政策, 促进中国慈善捐赠发展。慈善捐赠的“税收价格”越低, 越能促进慈善捐赠的规模。目前, 中国税法对捐赠实行一系列税收优惠, 降低了捐赠的价格, 然而这些优惠政策并不统一, 同时在政策力度上也嫌不足。加快财政公共化改革, 取消不利于捐赠发展的歧视性税收政策, 简化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程序, 落实法律对捐赠的优惠规定, 并适当加大对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的力度, 是促进中国捐赠发展的有效途径。

摘要:比较研究了中西方慈善捐赠的现状, 发现其在规模和结构上都存在巨大差距, 认为其差异存在着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 并建议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慈善捐赠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适宜的税收政策促进中国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慈善捐赠,慈善组织,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1]葛道顺.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对策[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 (5) .

[2]江希和.有关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J].财会月刊:综合, 2007, (7) .

[3]刘美萍.当前中国慈善捐赠不足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行政与法, 2007, (3) .

[4]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5]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 2004, (5) .

[6]王则柯.慈善事业在美国[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6, (6) .

[7]民政部.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R].

中西方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篇11

一、英美两国两党制的共性

既然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都是两党制,因此肯定存在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美国和英国的两党制的发展形成以及演变有异曲同工之处。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了托利党和辉格党并开始由两党轮流执政,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和一系列议会改革的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两党制才最终确立。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园主主张集中全力于联邦政府,要求从宽解释宪法,为了推行这些主张,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些人建立了联邦党。而中小资本家、南部某些种植园主以及广大小农则希望实行分权,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分享到较多的权利,以这帮人为首成立了民主共和党。

第二,两国的两党制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被认可,而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两党轮流执政这种形式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后,便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成为政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公众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第三,在英美两国,都是两大政党控制着议会,垄断着政府。在美国,由于两大政党控制着国会选举的候选之人提名,而且存在着许多对两大政党有利的选举规则,因此,国会的绝大多数席位为两大政党所控制,小党的候选人很难同两大政党竞争,小党最多只能占有个别议席。同时,在总统职位的竞争上,小党也很难同大党抗衡,总统职位只能由两大政党来掌握,而总统又掌握着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权,总统在任命官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本党内部对他当选总统有功的人,小党的人和无党派人士很少有进入政府高层的机会。在英国,大选中获席位最多的党为执政党,党的领袖自然成为首相并受命组织内阁。

二、英美两国两党制的区别

英美两国的两党制由于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不同,尤其是两党制所赖以存在、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政治体制不同,因此两国的两党制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

第一,从历史看,英国的两党制从萌芽到形成的过程比美国要漫长。前者经历了150年,而后者经历了不到100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政党要稳定的多,其间一直是辉格—自由党和托利—保守党轮流执政。而美国的政党却经历了多次分化、改组。但是,在两党制形成后,美国的政党却比英国的政党稳定。

第二,美国的两大政党不存在阶级基础上的差异,它们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只不过是各代表不同的集团而已,在美国一直不存在一个声称信奉社会主义并能上台执政的党。而英国的两党制则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保守党代表地主、贵族,后来是代表大、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党则是工人运动的产物。

第三,英国的两大政党存在着明显的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而美国的两大政党却不存在这种关系。英国是责任内阁制,在大选时获议席最多的政党执政,从理论上讲,选民是挑选政党,而不是个人。而美国则不同。美国是总统制,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分开进行。在总统选举时,选民挑选的是总统候选人,而不是政党,尽管总统候选人是由两大党推举出来的。

三、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必然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们认为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这是因为,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故人们把它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 从执政形式看主要有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一党制属于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 两党制与多党制属于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非竞争性的一党制, 即共产党是执政党, 但并不排斥其他政党参政; 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的是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采取一党制, 这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 另一方面, 是由这些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 这些国家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 这个核心只能是共产党。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必然要坚持和发展共产党的领导, 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政党执政体系, 才能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 动员一切社会力量, 利用后发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在近代历史的抉择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在这个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下,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与根本就在于核心的稳定, 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说, 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稳定是正常的, 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样一种适应本国国情的强大的政党体系来维持政治稳定, 这是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所以, 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 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能淡化只能加强。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 是由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国情、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的历史选择和现实要求, 越是改革开放, 越要坚持、发展和完善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这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更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8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3]杨雪燕. 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01).

[4]王继宣.我国政党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的矛盾分析[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01).

[5]张定河.英美两党制特征比较[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3).

中西方基础教育发展比较 篇12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欧洲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因而也造成了中西不同的教育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在基础教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首先,受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影响,中国人将群体利益作为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儒家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即为写照,天然地排斥多样性,趋向同一性。反映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是“统一的内容、同样的方法、同一的进度、单一的评价”,学生“天资的不同水平,被淹没在泥浆之中”。而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个体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形成了西方以多样性为特征、多元思想共存的教育理念。学校教学氛围自然灵活、较少形式主义和统一要求、教学内容和方式多样、学生轻松自由,有助于激发其内在活力,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其次,由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生生息息都处在固定的家族和村落里,逐渐形成一种恒定和静态的意识。正是这种求久拒变的特性,压抑了国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反映在教育上,就是经世济用的教育观,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基础教育的稳定性,课程设置一成不变、教学内容大同小异,担心一变就乱,固守“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与此截然不同的西方教育却倡导独辟蹊径、标新立异,鼓励冒险和弃旧图新。这种心理使西方人拥有了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推动其基础教育不断改革创新。

再次,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种等级观念体现在教育思想上的就是“师道尊严”,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的批判性、独立性、自尊心、自信心被逐渐地销蚀,进而变得卑微、盲从、胆怯,缺乏冒险、开拓和创新意识。而与此相比,西方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人平等,这种观念也是西方人权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独立、自由、平等的,这种心理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师生平等,强调建立“平等、民主、对话”的师生关系,教育的目标是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质,提高其内在素质,培养具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人才。

二、教育体系与培养目标

美国是世界上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教育体系早在其建国时就初具规模,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逐步完善,形成了今天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级体制,其他西方国家与此大同小异。就其基础教育体系而言,美国的初等教育6年(6~12岁),中等教育6年(3+3);英国的初等教育6年(5~11岁),中等教育7年(5+2);法国的初等教育5年(6~11岁),中等教育7年(4+3);德国的初等教育4年(6~10岁),中等教育8年或9年(5+3或6+3);日本的初等教育6年(6~12岁),中等教育6年(3+3);俄罗斯初等教育3~4年,6~7岁入学,中等教育7年(5+2);中国的初等教育6年或5年,6岁入学。初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共同因素为:(1)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2)促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和应用;(3)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4)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5)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学习兴趣。对中等教育的培养目标,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报告《发展和改进中等教育》中的表述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1)保证学生的智力培养,发展其批判精神、判断能力、明确的表达能力、思考和逻辑推理、综合、理想思维和创新抽象思维的能力;激发创造性,发展求知欲与自学的能力。(2)形成学生的关爱之心、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他人和他国人民、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倡导自由精神和责任感,倡导爱护环境、自然与文化遗产;发扬爱国主义、民族情感、国际主义以及培养公民资格。(3)促进美学鉴赏,培养从事艺术创作以及文化生活的素质基础。(4)身心健康发展所需的知识、行为习惯、技能。(5)职业与就业的能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与态度。

由于地域、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传统思想理念的差异,长期以来,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一直存在着事实上的明显区别。其主要表现为:(1)中国的基础教育重在知识的传承,学多悟少;西方教育注重认知与创新,学少悟多。如他们在初等教育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儿童的创造活动”(美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并指导他们有益地运用自己的好奇心”(英国)。(2)中国的基础教育始终以应试为重,西方则注重社会适应性培养,要求学生“养成就业智能、胜任公民职责”(美国)、“帮助学生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以及个人、群体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英国)。(3)中国的基础教育重在考察学生对知识积累,西方则引导学生对知识的探究,“发展儿童对社会和科学世界的认识”(美国)、“帮助学生树立探究精神”(英国)。(4)中国的基础教育引导学生寻求标准答案,西方教育则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发散性思维,“发展学生合理的怀疑和争辩能力”(英国)。(5)中国的基础教育强调统一化与整体性,西方教育则注重因材施教和个性培养,“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6)中国的基础教育重理论轻实践,西方教育则注重实践技能培养,“帮助学生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掌握与成人生活和就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英国)。

三、教学内容与方法

从教学内容上来讲,西方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广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加强了基础学科、科学教育(特别是信息技术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环境教育、人口等重大社会问题教育。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要求加强英语、数学、科学、社会、计算机的教学。1991年,布什总统发表了《美国2000年战略》,提出建立5门核心课程,即英语、数学、科学、地理、历史。1993年,《2000年教育目标:美国教育法》再一次将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地理、历史、外国语、艺术等科目规定为美国基础教育核心课程。与此同时,美国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非常讲究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主要指的是无论学生未来从事什么行业,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学的知识都是用得着的。比如美国的基础教育会教给学生如何倾听别人的意见,怎么去说服别人,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介绍给别人,怎么在众多可能性面前做出最强档的选择等等。英国公立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是由基础科目和核心科目组成。基础科目有7门:体育、美术、音乐、现代外语、技术、地理、历史。核心科目3门:科学、英语、数学。德国基础教育课程门类众多,学生可以从众多门类中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德国中学课程主要有三大类: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类、社会科学类、语言文学艺术类。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类主要包括以下课程:数学、物理、化学、技术、计算机、生物。社会科学类课程包括:历史、地理、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家政学、心理学、法律。语言文学艺术类课程包括:音乐、美术以及英语、德语等10种语言。在这10种语言中,学生一般可选两三种语言进行学习,并且在毕业时形成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注重人文社科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如美国地理课程教学的目标是:了解地理学基础知识,进而能够掌握地理与经济、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政治学课程的目标是:掌握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运行情况,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最终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历史教学的目标是:对历史事件有所了解,并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和主题。在英国,副科课程的课时要比中国学校的课时多很多,从11岁(五年级)学到14岁(八年级),基本上是学四年。当然主科肯定是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不过这种重要性没有体现在课时安排上,主要是在考试上加以体现。德国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和审美能力,古典雕塑、绘画、古典音乐、歌剧等等都在德国的教育框架之内。因此德国学生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比较之下,我国的基础教育整体内容上相对狭窄,人文社科和综合素质教育薄弱,打基础与做学问相互脱节。教学过程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应用、重传承轻创新、重积累轻探究、重应试轻能力、重课堂轻社会,学生把大量时间花在与他们未来生活和工作脱节的高度抽象的难题钻研和反复进行的应试训练上,从而牺牲了对他们未来有更重要影响力的社会实践活动。

四、改革与发展趋势

中西方基础教育在各个方面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当然西方的基础教育也有因过分强调快乐与自由,造成学生水准参差不齐、缺乏刻苦精神、管理效率低下、教育资源浪费等不少的问题。因此,东西方教育的交流互补无疑是有益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世界教育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对此,发达国家都相继展开了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其总体动向和趋势为:(1)确立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培养创新型人才;(2)改革课程体系,加强了综合素质培养;(3)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学校的自主权;(4)实行择校制度,增加基础教育的灵活性。教育的四大支柱:让学生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成为共识。2010年7月我国正式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拉开了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序幕。《纲要》针对我国基础教育在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类型定位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确立了基础教育应重点培养的基本素质:(1)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各种技能;(2)基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终身学习的兴趣和能力;(3)信息技术的能力;(4)社会责任感、开拓创新意识和能力;(5)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国际理解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6)独立、自由发展的个性。倡导树立全面发展、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终身学习和系统培养的观念。要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结合和因材施教,重视培养学生兴趣、保护儿童好奇心、培养中学生专业兴趣、给每一个学生提供最合适的教育、使每一个学生都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特别是随着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我国的基础教育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综上,我们对中西方基础教育从思想与理念、体系与目标、内容与方法、改革与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是从西方的先进和优势的方面看我们的问题和不足,以利取长补短。事实上,中西方的基础教育各具特色、各有短长,惟有客观理性地反思,方可扬长避短,在不断转变观念、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使我国的基础教育切实走出一条充满生机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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