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爱情比较（精选12篇）
中西爱情比较 篇1
摘要：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过去, 写爱情的诗歌数不胜数, 本文就简单从诗歌的表达内容及表达爱情的方式等几个方面来剖析中西爱情诗歌的几个不同点, 从而更好的了解诗歌。
关键词：中西诗歌,比较, 方式,内容
爱情, 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人们对爱情都怀有共同的心理与追求, 这就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人民都能彼此欣赏有关爱情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基础。不过，同时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中国和西方却是大异其趣的。对中西方爱情的情趣及其成因作一番比较分析是很有兴味的。?一般地说，中国的爱情诗和西方的爱情诗的不同情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的爱情诗一般与表现人伦融合在一起，写人伦往往也以恋爱为中心。中国的爱情与人伦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西方始终重视男女的爱情，而中国的诗则更偏重于人伦。中国诗中表现亲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的内容几乎与爱情占有同等地位。如《静女》、《溱洧》，屈原的《湘夫人》、《山鬼》，李商隐的《无题》，但就某一个具体作家来说，则真正以大量爱情诗著称的则很少。在西方诗人中如歌德与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兰与兰波诸人虽也以友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他们大量的写男欢女谑、男女情爱，从恋爱中去寄托人生的哲理，去享受生活的无穷乐趣。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五十首《别离》，诗人宣称他心甘情愿做他爱有的奴仆。“既然是你奴隶，我有什么可做，除了时时刻刻伺候你的心愿我毫无宝贵的时间可消磨，也无事可做，直到你有所驱遣。”大有恋爱至上的味道。
第二：中西爱情诗表达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爱情诗多以追慕爱人, 赞美爱情, 勇敢追求爱情为主要内容, 中国爱情诗则着重表达与恋人的相思别恨, 悲欢离合。因此, 闺怨诗、送别诗、悼亡诗在中国爱情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伯兮》）就是一首妇人思念征夫的诗；又如“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写出了一对恋人分别时的依依不舍。反观西诗，以勃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我是怎样地爱你?》为例：
我是怎样地爱你?诉不尽万语千言：
我爱你的程度是那样地高深和广远，
怡似我的灵魂曾飞到了九天和黄泉，
去探索人生的奥妙, 和神灵的恩典。
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 我爱你不息,
像我每日必需的摄生食物不能间断。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白朗宁夫人不仅热情讴歌了爱情，甚至毫不隐讳的表示她对白朗宁先生的爱胜过对上帝和宗教的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教会才对这首诗一直持反对态度，也许因为这首诗曾引起过争议和贬斥，所以这首诗才更加风靡世界和倍受欢迎。
第三：中西诗歌的另一个显著不同点是，西诗热情奔放，感情如火般热烈，其文字常常爽直率真，直抒胸臆，甚至直言不讳；而中国古诗则委婉含蓄，哀婉朦胧，迂回曲折，欲语还休。当然中诗中强烈抒发情感的作品也有，如《诗经》里的《君子于役》以及两汉乐府的一些篇章，但整体说来是占少数的。先看两首中诗：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李昌绪《春怨》)
这首诗反映了妻子怀念远征的丈夫, 但诗人并未一语道破, 而是描写客观, 寄托内情, 婉约曲折。对彼此的爱情不著一字, 但思念之意尽在其中。
“莫道不消魂，席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的《醉花阴》不点破情，而相思之苦却跃然纸上。
下面让我们再来读两首英国爱情诗:
Western wind, when willth勃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ou blow
Anonymous
Western wind, whenwill thou blow
The small rain down can rain?
Christ, if my love were in my arms
And I in my bed again!
这是一首英国较早的民谣 (ballad) , 也可称之为离情诗, 言者盼望自己的爱人, 犹如大地盼春风 (西方的WesternWind相当于我们东方的春风) , 万物盼春雨 (前两行) ;他 (她) 如饥如渴地盼望自己的爱人回到自己的怀抱 (”inmyarms”) , 回到自己的“床头” (“inmybedagain”) 比起中国那些含蓄的爱情诗来, 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思是何等的明白而直率!
再看一首英国诗人彭斯（Robert Burns）的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A RED RED ROSE”（一朵红红的玫瑰）。
啊，我的爱人象一朵红红的玫瑰，
它在六月里初开；
啊，我的爱人象一支乐曲，
它美妙地演奏起来。
你是那么漂亮，美丽的姑娘，
我爱你那么深切，
我会一直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枯竭。
一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
到太阳把岩石烧化，
我会一直爱你的，亲爱的，
只要生命之源不绝。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
让我和你小别片刻，
我会回来的，亲爱的，
即使我们万里相隔。
他的感情奔放、炙烈，袒露的爱的表达让每一位读者立刻感受到灵魂的震撼。人们不需揣摩就可领会他的意思，他的情感是明朗的，一泻无余。
第四：西方的爱情诗往往不屑于自然的烘托，而中国的爱情诗则常常与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托物起兴，融情于景。如《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就双双取悦于“河之洲”，来与青年男女之情。又如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言辞归雁南翔。”秋气清凉，草木枯萎，燕归雁翔，君在他乡，其思君盼归之心，不言而喻，尽在辞中。再如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与中诗的委婉曲折，通过外在环境或具体、典型的外在形象的描写去激发读者的想象不同，西方诗人们注重主观抒情, 常常以第一人称的角度直接进行内心告白。如拜伦的《雅典的少女》一诗中开头第一句就是“你是我的生命, 我爱你。”;马洛的《牧羊人》的开头“来吧, 和我生活在一起, 做我的爱人”;还有勃朗宁夫人的《我是怎样地爱你》的开头:“我是怎样地爱你?诉不尽万语千言。”……等等。
第五：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 (朱庆馀)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 (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 (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杜甫)
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 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致西利娅》。
以上重点探讨了中西爱情诗不同的几个方面, 但这些不同点并非是绝对的。我读英国诗常常联想到中国诗;读中国诗又常常想到英国诗。这种联想反映了文化的沟通, 情感的沟通。正因为有这种沟通, 我们才能彼此欣赏异国的诗歌。我们是中国读者, 了解中西爱情诗的异同, 就能更好欣赏西方爱情诗, 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从而更好地丰富与发展我们民族的诗歌艺术。
参考文献
[1]周汝昌等唐宋词鉴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陈学斌, 刘彤.中西爱情诗之诗学差异及成因[J].赣南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2006.
[3]冯国忠浅谈中西古典爱情诗的不同国外文学, 1985
中西爱情比较 篇2
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的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一般来讲，中国式的爱情内敛含蓄，而西方人的爱情大胆直率，对比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便可见一斑。
西方传统爱情观的核心是英雄配美人。比如荷马的《荷马史诗》中讲述了争夺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而使希腊和赫梯两个大帝国的君王持续了10年的战争，我们熟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另外一种英雄美人的故事。罗密欧的心中一旦被爱情的火焰所点燃，他的一切行动就变得无所顾忌，舞会结束后，他冒着被朱丽叶家人发现而受害的危险，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偷偷地潜入普莱特家的花园，向朱丽叶吐露爱慕之情。英雄配美人的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英雄为了赢得荣誉或爱情而为美人所效劳，或者英雄和美人为了爱情而奋斗。为了崇高火热的爱情，西方文学中的悲剧英雄不惜以生命来捍卫爱情，以壮烈的行动向敌对力量发起猛攻。现实中也有为了爱情而决斗致死的，比如法国著名数学家笛卡尔。换言之，西方的观念崇尚追逐自由爱情的勇士。这些故事的主角们总是大胆直接地对他们的钦慕对象袒露心扉，从不遮遮掩掩，欲语还休，甚至一定要说一句“啊，美丽的女士，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西方人对爱情的表达大胆而直率，罗伯特·彭斯在《一朵红红的玫瑰》里写道“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四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首甜甜的曲子，奏得又合拍又和谐。”，拜伦的《雅典的少女》更是直接：“还有我久久欲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苗条的腰身，凭这些定情的鲜花，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这是一种自由、大胆、直率、热烈的西方式爱情。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上看起来他们倒会被认为高调而难以接受。
中国传统爱情观的核心则是才子配佳人。中国的才子们以一支笔博取佳人芳心，男子寒窗苦读总是配以柔情似水的女人。这类故事实在太多，从中国传统爱情观大家都喜欢提到的《西厢记》张生和莺莺的故事到《聊斋》中各色书生和各色狐狸精的故事，中国女性最青睐的是那种才思敏捷、学富五车，温文尔雅的男性。而且这种爱情必须是含情脉脉，含蓄内敛，一波三则然后皆大欢喜的。这种含蓄和内敛在文学作品中大多通过拟物的手法表现出来，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等等，这种含蓄的爱情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不胜枚举，而且还有种凄美的感觉。同时这种爱情最好经历一些苦难的历练或父母之命的阻碍便会得到上天的祝福，因为老天也不能拆散他们。如果你太直接的话则会被认为是耍流氓、不要脸、没教养。
西方人奔放直率的爱情观还表现在他们的个人主义传统。西方人乐于享受爱情带来的感觉，而不是婚姻带来的束缚。法国人是世界上公认的浪漫的民族。在法国，有很大比例的长期同居的男女是没有结婚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和波伏娃一生相爱。但并终生没有结婚。两方人的爱情很热烈，可是想断的时候也很干脆。在西方表白被拒绝了，他们并不会太懊恼以至于“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他们甚至可能会转而喜欢上自己心仪对象的闺蜜，比如《荷马史诗》的海伦甚至一度喜欢上英俊威武的敌方将领，这在中国传统爱情里面是会被认为不忠被唾弃的。
西方人的爱情是这样的大胆而直率，相比中国人的爱情少了很多忧愁，以至于他们会在恋爱期间分泌大量的有益荷尔蒙，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此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而中国儒家文化讲究先修身，再齐家。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中国人以前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婚姻。一旦订亲，虽然男女双方从未见面，或仅见过一面，但都知道对方是自己的终身伴侣，所以不免要经常猜测、揣摩、打听，这样，心有所属，终身有托，时间久了，仍会有相思之苦，仍会产生纯真的爱情。虽然没有西方人那样有形的恋爱对象，但无形的对象更易使人联想，使人美化对方，更易产生超尘脱俗的纯粹美感，这是一种苦恋。“爱情使人高尚”中国传统的爱情方式仍会使人对此有深刻的体验，且比西方人更刻骨铭心。
大龙、琳琳：中西合璧的美食爱情 篇3
异国结情缘
大龙的全名叫约翰·克里斯朵夫·比尔克斯坦。因为属龙，大龙有了他现在的中文名。小时候的大龙喜欢中餐，喜欢山水画，更因为看小说而迷恋上了东方文化。童年系就的东方情结就这样随着他的成长而日益浓厚。对语言有特殊爱好的大龙，学中文时学的是繁体字。1986年，还在上大学的大龙第一次来中国旅游，就被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吸引住了。1993年，怀揣化学硕士文凭的大龙正式落户北京。转年，大龙开设了自己的公司——易为公关，还兼任了瑞典商会的总经理和欧盟商会的财务总监。有过组乐队的经验和基础的他，很快又在广播电台找到了心爱的工作，于是大龙渐渐有了名气。
无意中成了名人的大龙，也开始有了被采访的“新闻价值”。琳琳就是当年大龙应黑龙江电视台邀请前去做节目时相识的。那时琳琳是黑龙江电视台的记者，刚出校门的琳琳在采访了大龙之后答应带这位外国友人遛遛松花江，吃吃哈尔滨的饺子。哈尔滨的大馅饺子让大龙过口不忘，但更吸引他的，则是身边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虽是短暂的接触，但大龙对琳琳有了一种特殊的好感。回到北京后大龙常常给琳琳打电话，希望能走进这位美丽女孩的生活。而琳琳对大龙有了那么一点感觉还是因一个繁体字。有一次琳琳正在写稿子，大龙又打去电话。琳琳正好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问大龙这是什么字。琳琳觉得可能念卓，但听了琳琳对这个字的描述后大龙说不对，应该念跳跃的跃。琳琳表面上答应着，心里却一直说不可能，但后来一查字典，发现真的是跃。琳琳马上就觉得大龙太了不起了。大龙在提起这段往事时说：“那次她查完字典之后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大龙你刚才说得很对呀，她的声音特别甜美。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到她对我心动了。”
虽说在琳琳那里有了希望，但大龙知道，若打算继续和中国女孩交往下去，还要过女孩家人这一关。琳琳的姥姥为了考察外孙女婿，专门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原来姥姥自有一个衡量男孩子的标准，那就是：看他能不能吃。姥姥总说，东北人嘛，能吃才像个男人。所以吃饭时，姥姥只盯住大龙一个人，不住声地敦促着：大龙，吃啊，吃！直到大龙把姥姥做的菜都吃完了姥姥才满意了。琳琳在一旁看着不禁暗自好笑。
姥姥喜欢大龙，除了他能吃，还因为他会说。吃完饭后大龙由衷地赞叹道：姥姥，如果我先认识的不是琳琳而是您，那我就娶了您了！姥姥听后笑得合不拢嘴，对大龙的好感一下子多了好几倍。
在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大龙每个周末都从北京飞到哈尔滨，亲自下厨为琳琳做可口的西餐。时间长了，琳琳觉得：大龙都放弃了他的国家留在中国了，我为了他难道还不能放弃一个城市吗？大龙就是那个我要和他共度一生的人。后来琳琳做出了放弃工作到北京发展的决定。当时虽说琳琳的父母有些担忧，但最后他们还是尊重了女儿的选择。
做饭做出事业
大龙对烹饪的兴趣是有“家学”渊源的，他们家里的男人都喜欢烧菜。他的一位作家伯伯在写小说之余，还出版了十几本菜谱。大龙七八岁的时候，每星期就要负责为全家准备一顿晚餐。长大以后，大龙承袭了父辈的传统，津津乐道于美食烹饪，尤其对中国菜情有独钟，经常在家中为亲友制作诸如“干煸牛肉丝”之类地道的中国菜。来到中国工作后，为避免“班门弄斧”，大龙不再做中国菜，每每请中国朋友来品尝的都是他亲手烹制的地道的西餐。
与琳琳相恋后，大龙原以为一个生长在美味之乡的中国女孩即使不是烹饪高手，起码厨艺也应与他相当。尤其是琳琳的姥姥烧得一手好菜。可没想到，娇气的琳琳不仅不会做饭，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大龙在心里琢磨：我得想个办法让琳琳学会做饭。
没过多久，大龙与北京电视台的编导朋友不谋而合，开办了一档饮食节目，教观众如何制作西餐，顺便介绍西餐文化。节目开播后，反响不错。大龙本来准备和琳琳一起做这个节目，可他自己的公司也有很多工作，所以基本上是由琳琳独立完成的。节目一集集地播出，琳琳的厨艺也随之一点点地提高。她还常向周围的朋友介绍自己做西餐的心得，告诉他们偶尔换换口味也是好的。大龙在心里暗自高兴，他为自己培养出了一位“高厨”而沾沾自喜。
夫妻美食情结
随着他们事业的发展，两人的爱情也开花结果。外国人和中国人结婚，通常都要举办两次婚礼，但大龙一定要和琳琳举办3次婚礼，他说，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我要把她拴得紧紧的，我要让她一次结个够，过足瘾。他们的第一次婚礼是在琳琳的家乡哈尔滨举行的，第二次在大龙的故乡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第三次是在北京，因为北京有他们的朋友。大龙和琳琳结婚时发的请柬也与众不同，上面有中文、瑞典文和英文3种语言，这样他们所有的朋友就都可以看得懂了。
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厨房是男士的“禁区”。可在大龙看来，做饭就是放松、休闲的时候，切菜就和打坐一样，不用想工作上的事情，只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还可以当做是锻炼。他认为在厨房洗菜、做饭的时候，听着音乐晃晃头、动动肩，是最好的放松运动。如果某一天在外面不是很顺心，就可以切烂一根大葱出出气。
大龙和琳琳两人喜欢做饭，也喜欢把美味与朋友分享。他们认为在家里请朋友要比在餐厅气氛好，自己亲自下厨，会让朋友们有很重视他们的感觉。他们家里厨房的架子上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有自制的表格，每次请人吃饭，他们都会填上日期、朋友的名字和他们吃的菜。这样就避免了以后再请同一个人，会做和他上次吃的一样的菜。
在大龙的眼里，中西餐是没有国界的。他觉得，之所以有人不喜欢吃其他国家的饭是因为他们大都比较保守，没有开放的心态，只吃自己习惯的东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吃。很多人进了西餐厅，连菜单都看不明白，当然不知道怎么搭配。吃得不伦不类，当然不会有好味道。
交战爱情罗曼蒂克
大龙和琳琳觉得在工作中搭档的夫妻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常常会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影响亲密的夫妻关系。所以他们喜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但是他们也觉得，如果两者有一点结合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会恰到好处地增进两个人的感情。因此对他们而言，他们搭档的节目其实更像一道爱情调味剂，让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了很多相处的时间，让两个人的生活更精彩、温馨。
生活中的大龙和琳琳也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他们的发泄方式比较“志同道合”，那就是爱摔东西，而且都比较抠门儿，一般都摔便宜的东西，比如枕头和拖鞋之类的。琳琳说：“我觉得我们的爱情曲线是向上走的。我们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的类型，所以感情不是那种抛物线型的。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越长，感情就越浓，越深。”而大龙的见解更有趣：“我脾气不太好，可是琳琳却偏偏能压住我。她很照顾我，但是绝对不是那种处处都让我做主的女性。不然，像我这样的脾气，很容易让她变成一个受气包，所以我们旗鼓相当。”
琳琳说，和大龙生活在一起后，她不止品尝到美食，而且还有他带给她的浪漫和生活情趣。有一次大龙打电话给琳琳说晚上一起去吃晚餐，但回到家后，琳琳找遍了房间也没见大龙的影子。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琳琳开门后没见人，只见地上放着家里的一个玩具小壁虎，壁虎的尾巴上系着根绳子，小爪子拿着纸条，纸条上用中文写着：跟我来。琳琳拿着玩具，跟着绳子从八楼走到一楼，穿过花园后走到了大龙的车前……后来琳琳才知道，这是大龙从一部电影上看来的。大龙告诉琳琳，能和相爱的人上演这样的浪漫，让她最喜欢的玩具带着她一步步地走向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邻居家的大爷见大龙经常在厨房忙碌，便问他：看你这么个大个子，怎么总给老婆做饭？大龙说，我记得有位法国作家说过，谁不给朋友做饭，谁不值得有朋友。到了中国，这句话就得变化一下——谁不给老婆做饭，谁就不配有老婆。
2005年10月，大龙和琳琳共同撰写了《西餐伺候中国味》一书，这本书汇集了从夫妇二人向观众和读者教做过的西餐菜式中精选出来的60余道菜的菜谱，配以简单明了又妙趣横生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是兼具了视觉美感和阅读趣味、时尚气息和实用价值的生活读本，让看似陌生的西餐能不费力气地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美食加爱情，多么完美的幸福！美食有了爱情的点缀，味道愈发淳香；爱情有了美食调剂，会更加浪漫美好！
责编/毕春晖
中西爱情比较 篇4
一、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剧作的主题思想都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 反抗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两部剧都肯定和赞美了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 批判了封建旧秩序和家族势力。主人翁都拥有至情至性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都遇到了重重阻碍, 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 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与之抗争, 而在抗争中表现得最激烈的, 不是男主人翁柳梦梅和罗密欧, 而恰恰是女主人翁杜丽娘和朱丽叶。在这两个剧本中, “两位女主人公都经受了比男主人公更多的痛苦和磨炼, 因而显示出比男主人公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 更为勇敢的抗争精神和更为完美的性格特征[1]”。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为情由生而死, 由死复生, 生生死死痴迷于爱情的唯情主义者。她出身名门, 是封建官僚家庭的大家闺秀, 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压制, 她一直被父母限制在闺房中, 丧失行动自由, 受父母的严格管制, 甚至到大自然中观赏花园的景色都受到父亲的责骂。枯燥的生活压抑着她的生命, 但是古老的恋歌与大自然的春色诱发了她青春的觉醒, 并且随着身心的成长, 爱情的火焰在她心中燃起。面对满园的春色, 她感叹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壁颓垣。[2]”于是“游园成为她由自我觉醒走向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第一步;寻梦突出了她对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1]”。但是残酷的现实却压制着她的愿望, 致使她因梦成恋, 恋而不得, 抑郁而死。杜丽娘并不是死于爱情破坏, 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她的命运恰恰是被封建礼教葬送青春、幸福和生命的妇女的真实写照。然而作者并不以此作为故事的结局, 而是发挥丰富想象力, 采用浪漫主义手法, 描写她的魂魄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现实社会的精神重压, 恢复人的自然情感和青春活力, 更加大胆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最后, 终于使她获得了理想的爱情, 并且为爱情复生,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子与所爱的人柳梦梅喜结良缘。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也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叛逆者而存在的。她是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典型代表。莎士比亚把她当做爱的精灵、爱的化身, 用这个活生生的爱的形象表达他人文主义爱的理想。她大胆坚定、执著热烈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和罗密欧是在一次家庭舞会上结识的, 他们一见钟情, 互相倾心, 立即私订终身。然而封建旧秩序不允许有情人自由恋爱, 在她的家长看来, 她没有选择自己爱情对象的权利, 她的父亲可以不必征求她的意见而决定她的婚事:“我可以大胆替我的孩子做主, 我想她一定会绝对服从我的旨意。[3]”何况他们还有不可逾越的封建世仇这一巨大的鸿沟。但是为了爱情, 朱丽叶冲破这一桎梏, 不顾一切地和心爱的人结合, 在教堂秘密结婚。她是一个视爱情为人生之最的痴情女子, 为了所爱的人, 她可以背叛自己的家庭, 放弃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甚至可以为之付出生命。在罗密欧被放逐, 她遭到父亲的逼婚时, 她仍然忠贞不渝的坚守爱情诺言, 抱着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决心来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最后, 她和罗密欧双双殉情而死, 以此证明爱情和青春的崇高与美丽。他们的死使两大家族幡然悔悟, 化解世仇, 握手言和。莎士比亚用人文主义爱战胜封建世仇, 表达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必胜的信心;同时, 通过爱的毁灭, 控诉了封建婚姻观念和封建贵族礼法。
杜丽娘和朱丽叶都是追求自由的斗士, 都是封建婚姻的叛逆者和自由幸福的追求者。她们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道路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追求个性解放、向往婚姻自由的美好愿望。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给世界文学史创造了两个伟大的女性形象, 为中外文化艺术长廊增添了不朽的一笔。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思想都是反封建、争自由, 二者都反对封建婚姻观念, 这是相同的, 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首先, 二者反抗的对象有所不同:《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反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 是用“情”来反抗“理”;而朱丽叶和罗密欧反抗的则是封建家族仇恨, 用人文主义爱情理想同家族仇恨相抗衡。其次, 追求的途径不同:《牡丹亭》是在梦幻的理想中反映现实, 让虚构的杜丽娘的鬼魂同封建礼教做斗争;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在现实中追求理想。这些差异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中西方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特色。
二、结局安排
《牡丹亭》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作为结局,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以罗、朱的殉情作结。相似的爱情故事, 不同的故事结局, 从中能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审美心理、思维方式等。
《牡丹亭》以双宿双飞的大团圆作结, 是因为汤显祖生活的时代, 封建势力顽固, 资产阶级刚刚发展, 力量还不够强大, 难以为民众提供实现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现实途径。受时代和思想的局限, 汤显祖只能同封建势力相妥协, 并且采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想结合的办法, 借梦幻鬼怪同封建势力做斗争, 最后让柳梦梅金榜题名, 奉旨完婚。这一团圆的结局削弱了作品对封建社会控诉的力度。与汤显祖不同, 莎士比亚生活在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时代, 资本主义经济初步繁荣, 莎士比亚能够预见到资产阶级必胜的光辉前途, 因此相信自身力量, 用人文主义精神、资产阶级的活力和自信来武装朱丽叶, 让她在现实生活中同腐朽的封建势力相抗争。最后用爱的毁灭来控诉封建势力, 以一种被摧残的美来震撼人们的心灵, 希望以悲的方式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理想的认识。
此外, 中西方不同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也会对这两个剧本的结局产生影响。“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的结局, 可以看出中西悲剧结局的不同特点:中国古典悲剧往往不以悲作结, 而讲究结尾要有团圆之趣;西方传统悲剧则讲究风格的一致性, 要求在悲剧主人公遭到悲惨遭遇后, 以大悲结局[4]”。东方文化讲求悲欢离合, 提倡和谐之美, 推崇团团圆圆的结局;并且中国古代戏曲不主张使矛盾冲突尖锐化, 从而导致毁灭的结局。西方古代文化推崇悲剧, 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并且西方认为现实既美, 不主张追求完美。因此莎士比亚要用一对情人的死亡作为结局, 用悲剧庄严肃穆的氛围来笼罩全剧, 以此来控诉封建旧势力, 宣扬人文主义精神。
两部荡气回肠的爱情绝唱, 出现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度, 同样感人至深, 同样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两位戏剧大师为文学史上增添了两个爱情至上的女性叛逆者的典型形象, 同样反封建、争自由、个性鲜明, 但是她们之间却有种种的不同, 这反映了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认识,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西方的文化, 从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和沟通。
摘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分别是中国明末剧作家汤显祖和英国人文主义大师莎士比亚的代表作, 都出现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 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爱情精品。两个同一时期不同国度的爱情剧本都给读者和观众的心灵带来强大的震撼力, 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结局安排等方面, 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过比较这两部名著, 并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分析, 有利于加深对这两部剧作的理解, 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两部剧作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关键词：《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
参考文献
[1]计晗.《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之比较.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09 (3) .
[2]汤显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莎士比亚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西礼仪文化比较 篇5
摘要：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灿烂的五千年文化华夏文明，在世界上影响深远。但在近200多年，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西方主导着世界，现今国际通行的礼仪基本上是西方礼仪。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跨国交际日益增多，因中西方礼仪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交际中有可能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而产生各种问题，怎样才能尽量避免这些中外交际的隔阂呢？我们就得学习、解读中西方不同的礼仪，才能顺利地进行中外交流。中西方礼仪的差异 归根结底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西方礼仪的差异表现与交际语言不同、交往的方式不同、餐桌礼仪的不同与服装礼仪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 差异 礼仪 文化 交际 语言 服装
0 引言：
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始于夏商周，盛于唐宋，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体系。西方社会，是几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曾一直和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更是越发显露，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在中西礼仪没有得到完美融合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礼仪的差异。1.1 礼仪差异的原因——文化差异
1.1.1中西方礼仪差异的背景
西方的历史只有短短200年，而它的人民是从各个地方移民而来的，众多不同民族和种族都融合在一起。西方精神，是在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它短短200年的历史，创造了人类史上的灿烂文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就是西方的魅力。而做为闻名宇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无疑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传承了上千年文明而不曾中断的民族，没有之一。中国的礼仪，从奴隶制时期的夏商周就渐渐出现，兴盛于唐宋，经过不断地发展传承变化，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造成中西方礼仪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得各国的人民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体系和价值观。
1.1.2中西方观念的差异
东方文化崇尚集体和团体精神,人们的倚赖性较强。而西方文化崇尚独立和个性自由。比如,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品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人品是建立在关心国家,热爱集体，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之上。如果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你的人品则大大的折扣。而在西方人们法制观念较强。在此前提下,他们崇尚个人自由,不愿受到来自政府,教会或其他组织的干涉,喜欢我行我素。在家庭中,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自立自强的观念。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西方观念很大的差异，以至于中西方礼仪从根本上有很大的差异。1.2 交际语言的差异
总体而言，西方礼仪强调实用，表达率直、坦诚。东方人以让为礼，凡事都要礼让三分，与西方人相比，常显得谦逊和含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2.1日常寒暄
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 “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按时间来分，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就可以了。而英国人见面会说：“今天天气不错啊！”。
1.2.2 称谓
在汉语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分长幼尊卑，一般可互称姓名或昵称。在家里，可以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对所有的男性长辈都可以称“叔叔”，对所有的女性长辈都可以称“阿姨”。这在我们中国是不行的，必须要分清楚辈分、老幼等关系，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懂礼貌。
在西方，人们见面时喜欢直呼其名，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纵使交谈之初可能互相用姓称呼，但过一会儿就改称名字。而在中国，人们很喜欢被称为某某经理，某某总裁，因为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但在西方，人们很少用正式的头衔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和高级宗教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从来不用行政职务如局长、经理、校长等头衔来称呼别人。另外，在与人交谈时，切不可谈及个人的私事，诸如年龄、婚姻、收入、信仰等等。看到别人买的东西不可问其价格；如果看到别人回来，也不能问他去哪儿了或者从哪里来，否则就会遭人厌恶，西方人常用“鼻子伸到人家私生活里来了”这句话来表示对提问人的轻蔑。而在中国，人们对个人隐私的界限远没有这么深刻，人们并不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生活作一般了解。
1.2.3 告别
中西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告别语。如在和病人告别时，中国人常说“多喝点开水”、“多穿点衣服”、“早点休息”之类的话，表示对病人的关怀。但西方人绝不会说“多喝水”之类的话，因为这样说会被认为有指手画脚之嫌。比如他们会说“多保重”或“希望你早日康复”等等。
1.2.4 夸奖
在面对他人夸奖所采取的态度方面，东、西方人不相同。面对他人的夸奖，中国人常常会说过奖了、惭愧、我还差得很远等字眼，表示自己的谦虚；而西方人面对别人真诚的赞美或赞扬，往往会用谢谢来表示接受对方的美意。1.3 餐桌礼仪差异
中国人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饮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将吃饭看作头等大事。中国菜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过了对营养的注重。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种科学的饮食观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营养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除此之外，在餐饮气氛、餐桌礼仪方面也有差异。
1.3.1 餐饮氛围
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1.3.2 餐桌礼仪
中西方餐桌礼仪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1.4 服饰礼仪的差异
古今中外，着装从来都体现着一种社会文化，体现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是一个人的身份、气质、内在素质的无言的介绍信。在不同场合，穿着得体、适度的人，给人留下良好的
印象，而穿着不当，则会降低人的身份，损害自身的形象。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所以在服装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
1.4.1 中西方服饰礼着重点及代表服饰
西方人注重身份，把衣服变成象征，中国注重韵味。如果说西方服饰文化刻意追求表现人体美，而完全忽视了服饰伦理，那么，中国服饰文化由于受到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道德上的体统。而最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是中山装，西方代表装是西装。穿中山服时，不仅要扣上全部衣扣，而且要系上领扣，并且不允许挽起衣袖。在穿双排扣西服时，必须扣上全部衣扣。穿单排三粒扣西服时，仅能扣上上一粒或中、上两粒扣子；穿单排两粒扣西服时，只能扣上上一粒扣子；不允许扣上单排扣西服的全部衣扣。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在平时的生活中，会穿休闲装、背心、短裤、牛仔等。1.5 其他方面差异
1.5.1 见面的礼仪
西方人见面时，不一定会握手，只要笑一笑，打个招呼就行了，即使是第一次见面，而中国人则视握手为一个基本礼节。但在中国握手并没有太多的限定，而西方人握手是有一定礼节的。例如男女之间，女方先伸出手，若女方无握手之意，男子就只能点头鞠躬致意；长幼之间由长辈先伸出手；上下级之间，由上级先伸出手；宾主之间由主人先伸出手。而且握手时应注视对方，并摘下手套，否则会被视为不礼貌。
1.5.2 在礼品馈赠方面
在中国，人际交往特别讲究礼数，重视礼尚往来，往往将礼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和桥梁。东方人送礼的名目繁多，除了重要节日互相拜访需要送礼外，平时的婚、丧、嫁、娶、生日、提职、加薪都可以作为送礼的理由。西方礼仪强调交际务实，在讲究礼貌的基础上力求简洁便利，反对繁文缛节、过分客套造作。西方人一般不轻易送礼给别人，除非相互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固的人际关系。
在送礼形式上也比东方人简单得多。一般情况下，他们既不送过于贵重的礼品，也不送廉价的物品，但却非常重视礼品的包装，特别讲究礼品的文化格调与艺术品位。同时在送礼和接受礼品时，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西方人送礼时，总是向受礼人直截了当地说明：.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 的礼物，希望你喜欢.，或者说.这是最好的礼物.之类的话；西方人一般不推辞别人的礼物，接受礼物时先对送礼者表示感谢，接过礼物后总是当面拆看礼物，并对礼物赞扬一番。而东方人则不同，中国人及日本人在送礼时也费尽心机、精心挑选，但在受礼人面前却总是谦虚而恭敬地说.微薄之礼不成敬意，请笑纳之类的话。东方人在受礼时，通常会客气地推辞一番。接过礼品后，一般不当面拆看礼物，惟恐对方因礼物过轻或不尽如人意而难堪，或显得自己重利轻义，有失礼貌。小结：
中国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物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急迫的需要一套完整而合理的价值观进行统一。而礼仪文化无疑是这种统一的“先行军”。一个礼仪缺乏的社会，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而一个礼仪标准不太统一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中西方既是世界上的文化主体也是世界上的经济主题。了解中西方礼仪的差异有益文化的融合和中西方人民的沟通，促进世界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西悲剧比较研究 篇6
摘 要：悲剧是世界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穿透感染力强，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作为悲剧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和差异。本文就中西悲剧的起源、差异原因、主题、选材、人物、悲剧冲突、写法、结局，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中西悲剧；差异；比较；选材；人物
悲剧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表现形式，它们内涵丰富，表达情感充沛有力，思想深邃。通过对一个个悲怆的故事的叙述，却能使人的精神和人的情感得到最真实深切的表达，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世界上重要的两大文化，对悲剧的诠释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这很大差异。这和两个地区的地理风俗，民族文化息息相关。但中西悲剧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一、中西悲剧的起源比较
中国悲剧起源于远古时期周朝时期的乐舞，屈原所写的《九歌》就是乐舞的代表作。著名的《九歌.湘夫人》按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是中国最早的爱情悲剧。
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典，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平民中广受崇拜，之后雅典执政者为讨平民喜欢将酒神祭典引入城市，悲剧渐渐由此分离产生出来。
从中西方悲剧的起源来看，两者都起源于歌舞，从娱乐生活相对匮乏的古代，一直到科技发达的今天，歌舞一直以其不可替代的感召性和群体性，广受世人欢迎，尤其是在其他娱乐活动较少的古代。所以说悲剧起源于歌舞，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两种悲剧的起源又都和祭典有着重要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古代社会中，祭祀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典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二、中西悲剧差异的原因比较
中西的地理位置、民族意识、人格价值不尽相同。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究其差异，最根本原因是地理和文化的不同。
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即西方悲剧的起源地古希腊四面环海，商业气息浓郁。西方人崇尚冒险精神，热爱自由，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从西方文学史可以看出，西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停的开发探索与怀疑否定，而与此相对应，西方的悲剧冲突也常常如此。此外，西方由于受到宗教的严格控制，其悲剧也往往带有较强宗教色彩。
中国地处中原地带，以农耕文明为主，生活安定，富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强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封建传统道德和“天人合一”，“中庸”，“中和”的思想，中国式悲剧也由此产生。中国悲剧的题材往往是人的个性和封建传统道德的冲突。
三、中西悲剧的主题比较
中西悲剧均以主人公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为主题，这点是十分相似的。悲剧表现了人们在强大命运的面前，是十分渺小和无助的。但人们的抗争性使他们总是不甘命运的安排，而是极尽全力，与命运作抗争。悲剧通过描述主人公和命运的抗争，体现出了人性的光芒和对现实的无情控诉。
东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在“逼婚”这一矛盾下，最终选择自杀的办法来抗争命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则讲述了哈姆雷特王子在“先王被杀，母亲下嫁”的悲剧命运下，冷静沉着，奋起抗争的故事。
四、中西悲剧的选材比较
中西方悲剧的选材存在差异，这也是中西悲剧产生“不同悲情”的重要原因。
西方古代悲剧大多取材于神，或者和神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悲剧取材于神的则相对较少，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物。神在中国戏剧中更重要的作用是辅助人情绪的表达。
西方悲剧的选材往往是高贵的人物，伟大的事件。而中国悲剧的取材具有十分广泛的特性，从皇宫到市井，各种大小人物，大小事件，均可作为悲剧选材的来源。这和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联系。
五、 中西悲剧的人物比较
西方悲剧的人物大都社会地位高，有着显赫的背景，如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他们大都是男性，被描述成英雄式的人物，内心活动复杂激烈，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反叛性，这和希腊英雄史诗叙事传统的沿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悲剧的起因往往是人物自身某方面的弱點恰逢了不合时宜的苦命，悲剧的发展常常是由主人公自己主导的，主人公控制着剧情的发展，如哈姆雷特的复仇都是哈姆雷特一手设计策划的。
中国悲剧的人物以地位卑贱的小人物为主，其中女性占了多数，男性也往往带有了女性性格，他们善良柔弱，性格上往往并没有太大的缺点，却在这个社会上遭受强者欺凌，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也更能反衬出他们的悲剧是十分可悲的。他们没有什么反抗能力，悲剧的发展往往也不由主人公来决定，而是依照外界事物的发展顺序进行。元杂剧代表作《窦娥冤》中窦娥的不幸遭遇就印证了这点。
六、中西悲剧的悲剧冲突比较
中西在文化上具有很大差异，这在悲剧冲突的进行发展上有着重要体现。
七、中西悲剧的写法比较
中国和西方悲剧的写作思路大体都是“快乐—矛盾产生—悲伤”，但其在文字表达上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别。
中国悲剧的写法和中国散文，中国小说的写法是不可分割的。悲剧的写作章节清晰，情感复杂曲折，对悲剧含蓄的描述也往往是做到使读者“感觉到悲伤的情绪渗入肌肤”。
西方悲剧的情感前后界线分明，情感炽烈，对悲剧的描述做到了“悲伤就在读者眼前”，直截了当。如《哈姆雷特》的大喜大悲，由喜及悲的描述。
中国悲剧有时还采用喜剧式的手法，即将悲剧用轻快的戏剧语言描述，反衬悲剧之悲，情感愈发浓烈。
八、中西悲剧的结局比较
西方悲剧的结局往往是激烈的冲突到了顶峰，立即收尾结束，属于大悲类型的结局，在悲剧的结尾，悲剧主人公的思想和灵魂得以升华。如《哈姆雷特》结局时死亡，《俄狄浦斯王》结局时流走他乡。
中国的悲剧则很少以大悲结尾，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大团圆”式的，这非常符合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如《窦娥冤》《长生殿》等。
有人认为中国无悲剧，因为悲剧的结局往往并不是大彻大悲。但我认为，中国悲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其结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不能因此降低对中国悲剧的评价。因此，“中国无悲剧”的评价是不妥当的。
九、结论
每个国家的悲剧都是一笔财富，它和这个国家、地区的文化紧密联系。悲剧情感真挚深刻，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通过对中西悲剧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不仅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和思想内涵，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对其差异进行思考，这在学习工作中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李晓敏，中西悲剧精神比较研究.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年第06期
中西翻译标准比较 篇7
一、中西两大翻译标准——“信达雅”与“动态对等”
1. 严复的“信达雅”。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 严复在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基础之上, 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 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 提出了高度概括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 成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与核心。
严复的“信”, 其实是“达旨”, 即传达大意, 重视原文说了些什么, 指切合原语言文章的内容, 而不在乎原文是怎么说的。在此意义上, 严复的翻译与他的同代人林纾有异曲同工之妙。“达”指译文顺畅, 读者可以理解的目的语翻译。翻译家沈苏儒先生给出的解释即:“这全靠译者首先将原文的全部精神实质融会贯通, 而后下笔, 自然就能使译文完善。至于那些原著的文字、理论过于深奥, 难以被一般读者所领会的, 那就只好在这些地方前前后后多下些引证、衬托的功夫, 以阐明它的含义。”“雅”则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从而使翻译有文采。
虽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但不可否认, 一百多年来严氏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译界人士, 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2. 奈达的“动态对等”。
关于翻译的性质,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 后改称为“功能对等”。所谓翻译, 是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言再现原语言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
“最贴近的自然对等”有三种含义:“最贴近”“自然”和“对等”。很明显,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求得译文和原文的对等。但不论是语内交际还是语际交际, 两篇不同的话语之间并无绝对对等可言。译者寻求的应当是最贴近的对等, 也就是说, 应当使译文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此外, 还应使译文行文自然, 不带翻译腔。
“动态对等”就是指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这里涉及到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问题。奈达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接受者, 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 不仅要比较译文与原文的言语形式是否一致, 最主要的是必须看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 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文接受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 看两种反应是否基本一致。奈达认为, 批判译文质量的最终标准基于三个方面:能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 即“忠实原文”;易于理解;形式恰当, 吸引读者。
可以说, 奈达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对世界译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克里斯蒂安·巴柳所说:“奈达的著作, 开创了翻译理论的新时代。”
二、中西两大翻译标准比对
1. 相似点。
(1) 忠实于原文。不难发现, 中西这两种翻译标准, 均把“忠实”看作最高标准, 因为这是由翻译的本质所决定的, “不信”就不成其为翻译。严复的“信达雅”, 把“信”作为首要标准:“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奈达的“动态对等”, 首先追求的就是“译文和原文最贴近的对等”, 能使读者 (接受者) 正确理解原文信息, 即“忠实原文”。
(2) 重视读者适应性。严复和奈达都强调译文的文体风格要适应读者的情况。严复所说的“雅”, 虽偏重古雅, 要求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翻译文体风格, 实质上是考虑到了特定的读者对象, 因为当时士大夫们是崇尚古文而鄙弃白话的, 为了向当时国内的士大夫阶层介绍西方学说, 故偏重古雅。因此, “信达雅”是种非常伟大的翻译理论, 它的伟大在于早在100年前, 它就十分重视读者, 而不是把翻译仅仅看成是文字的转换。尽管“信达雅”讲了许多具体的翻译技巧, 然而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读者服务。这种标准与奈达的等值论要求“从读者感受效果出发”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动态对等”即“功能对等”, 与以往众多理论不同, 它关注的不仅仅是原文、译文, 而是译文读者, 即“读者反应”问题。奈达认为, 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 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 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 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 看两种反应是否基本一致。也就是说, “动态对等”力求使得译文读者和文本的关系与原文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尽可能地一致。
2. 相异点。
(1) 系统科学性。首先, “动态对等”中, “对等”的概念较为明确, 不易产生歧义。它指的是通过原作与译作的言语形式各级、各层次的等值转换, 达到译作与原作思想艺术内容的等值转换。而“信达雅”自问世以来, 人们对这三个字作了不同的理解与解释。有人把“信”理解为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 有人理解为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 还要忠实于原作的言语风格。对于“雅”, 更是各执己见:有人理解为“古雅”, 有人理解为“文雅”, 更有人理解为“讲究修辞”……当“信达雅”理论刚问世之时, 人们更是把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了“雅”字上。“雅”字有它的局限性,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用来游说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 更何况“雅”不是适用于所有文体的, 古文、文言文要讲求“雅”, 那科技文、说明文是否还要执着于“雅”呢?未免显得无此必要, “信、达”二字足矣。
其次, “动态对等”吸收了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的成果, 与这些学科紧密结合, 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科学, 同时, 强调语言交际功能的“对等”, 反过来也可以推广应用于其他各门学科;相比之下, 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上的“信达雅”理论则与其他学科结合较弱, 没有其他学科作为理论支撑, 势单力薄。“动态对等”的科学性可见一斑。
(2) 过程可操作性。严复的“信达雅”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译者提供了翻译标准, 但是如何做到“信达雅”, 严复却没能给出明确的方法, 然而奈达在提出“动态对等”理论之后, 随即又明确了实现“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方面六条用于调整、改变之类的原则。由此可见, 严复的“信达雅”更注重结果, 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侧重于过程,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中西爱情诗比较 篇8
关键词：爱情诗,抒情
诗歌, 就像歌曲一样是从内心流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诗是心灵、情感和思想的高度结晶, 它凝练、集中又富有音乐性”, 而在《毛诗序》里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还有类似的“诗言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说法, 由此可见, 诗歌在抒情方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在抒情方面, 诗歌除了感慨个人遭遇和家国之感以及酬唱赠答, 更多的还是表达了一种爱恋, 中国诗歌是这样, 西方的也不例外。
中国和西方, 由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所受教育、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 因而在诗歌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差异。本文主要是从诗歌的内容上、表达方式上、诗歌诉求上等方面将中国诗歌和英国诗歌进行对比, 从而进一步了解并欣赏不同风格形式的诗歌。
1 诗歌内容上:慕与怨
中西诗歌的表达内容上有不同的侧重点, 西方爱情诗多以追慕爱人、赞美爱情为主要内容, 而中国爱情诗更加出彩和使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表达恋人之间的相思别恨和悲欢离合的名篇。
《圣经·旧约》中的雅歌, 在西方被称是最早的爱情之歌, 希伯来原名是最美之歌, 英文中称《歌中之歌》, 有的则称其为“春日之歌”, 赞美它是一个醇美的梦,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雅歌》通过一种意象的叠加构筑了一个爱意满满的诗歌理想世界, 一个浪漫的意境, 诗句中都比较露骨的透露出对于爱情的渴求。此外, 后来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大部分也都是直白的表达了对爱情的追求与赞美, 如《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还有雪莱、彭斯等人的作品都是描写“慕”的佳作。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细致地描摹所恋之人的笑貌身姿, 对她们由衷的赞美, 往往采用写实的手法。而中国诗歌常用写意的手法, 寓情于景, 情景交融, 向外界倾诉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
《诗经》中的首篇《关雎》是表达的是“君子”对于“窈窕淑女”的爱慕与追求, 而《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 正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合乎儒家道德典范的行为, 相对于西方的诗歌, 这种“慕”是“小巫见大巫”了。唐代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 赠妾双明珠。……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在文字层面上, 它描写了一位忠于丈夫的妻子, 经过思想斗争后终于拒绝了一位多情男子的追求, 守住了妇道;而在喻义的层面上, 它实则表达的是作者对自己仕途的一种怨, 一种怀才不遇的愁绪。
另一方面, 中国古典诗歌对于真正爱情的怨主要是表现在离别诗、闺怨诗和悼亡诗这些类别的诗歌中。离别诗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缓”, 白居易的《琵琶行》“别有幽愁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 闺怨诗如金昌绪的《春怨》“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王昌龄的“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悼亡诗如晚唐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写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的哀婉动人, 纳兰性德的《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意境凄清。这些诗歌没有像西方爱情诗那样明快、热烈, 也没有对女性的直接描写, 更多用的是一种心理描写或者比兴的手法。在其他方面, 西方爱情诗大多是以男性的视角对女性的赞美以及追求, 而中国则大多数是男性以女性的口吻来抒发心中的愤懑。
中西方诗歌就其内容整体而言, 西方爱情诗中充满的是轻快活泼的爱情气息, 无论这种爱情存在与否;而中国爱情诗中怨的成分远远多于积极明快的成分。
2 表达方式上:直接简明和含蓄委婉
彭斯的《a red, red rose》:“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ing in June: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诗中对与爱人和爱情的追求与赞美可谓是直白露骨, 爱情在他们看来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个人看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西方人骨子里一定程度上的浪漫情调。再如莎士比亚的《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几百年来, 这首诗一直以不同的语言记录着诗人心目中的那位美丽的女子, 对于爱情的袒露, 诗人没有任何含糊的言语, 给人一目明了感觉。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传统观念, 男女之间必须遵守的道德理念一直深深的束缚着人们, 也使他们的爱情受到道义责任的约束, 因此男女在表达爱情显得含蓄委婉, 尽管有《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写的大胆而热烈, 但这也是始终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来写, 因此即使再大方也显得小家子气了。而且,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 也有很多的诗歌表面上是像《弃妇吟》那样写爱情, 实则是抒发个人境遇, 这主题就显得更加隐晦了, 而这在西方诗歌很少见。正如钱钟书评说中国古诗:“和西洋诗相形之下, 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感情不奔放, 说话不唠叨, 嗓门不提得那么高, 力气不使得那么狠, 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 和西洋式相形之下, 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 比起西洋诗, 仍然不失为含蓄的。……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低言软语。”这里用来体现中西爱情诗的差异恰到好处。
总体而言, 在表达方式上, 西方诗歌以直取胜, 中方诗歌以委婉取胜;西方诗歌以深刻取胜, 中方诗歌以微妙取胜。
3 诗歌价值诉求上:爱情价更高与君子好逑
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一直以来被奉为经典广为流传, 而这也在一定上表现出了西方在爱情方面的价值观, 爱情就是一切, 而中国更加讲究的看一个女子符不符合道德上的要求, 更多的是持一种“君子好逑”的眼光来看待异性的, 正如朱光潜先生说的:“西方人重视恋爱, 有‘恋爱至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
虽然中国历史上对爱情忠贞的也不在少数, 例如关于“昙花一现只为韦陀”的典故, 关于吴越王钱镠对于戴妃的“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的那份感人至深的情谊, 羡煞旁人, 但这种爱情似乎是因为太缺乏了或者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这样的例子才会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从而体现出中国爱情诗歌上的价值诉求。中国的传统诗歌的主题始终围绕的是国家民生或个人际遇的问题, 对个儿女情长的话语也只是或遭乱世或怀才不遇是来寄托个人兴遇的。西方人是在恋爱中实现人生, 而中国人只是把爱情看成闲暇时间里的一种消遣。
但丁的《神曲》中, 抒发了自己对贝娅特丽丝的爱恋, 他将贝娅特丽丝描述为天使, 她集美丽、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于一身:“看来你是一个神祈从天上来到大地, 来显示神奇。叫看到的人显得那么适意, 令人感到一种甜蜜从眼睛到心里……”;歌德的《五月之歌》, 激情澎湃的歌唱爱情:“哦, 爱啊, 爱啊, 灿烂如今, 你仿佛朝云, 漂浮山顶……”赞美所恋之人高于一切, 这更多的是表达是爱情给自己带来的精神力量, 无论这个爱情实现了与否, 但只要它能使自己的人格得到提升或者灵魂得到升华, 这一切已经很然人满足了。
就爱情的价值诉求而言, 西方爱情诗歌追求的是一种眼前的快乐, 而中国的则强调是一种更加理想和完美的境界。
总而言之, 无论中外爱情诗中, 都洋溢着一种淡淡的温情, 即使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闺怨诗或者弃妇诗, 诉说得酣畅淋漓, 其中都洋溢着生命的气息, 它们的清丽柔婉, 自然流动的抒情魅力将永远吸引着人们去品读, 去欣赏。
参考文献
[1]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34.
[2]朱光潜.试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25-64.
[3]钱钟书.七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16.
[4][美]约翰丁.迪尼.刘介民主编.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Ⅱ)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704.
[5]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M].北京:三联书店, 1987, (23) .
中西孝伦理比较 篇9
中华民族的“孝”伦理
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 统一的民族孕育了丰富的传统美德, “孝”, 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 而更为重要的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孝是各种家庭观念中出现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 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 关于孝的伦理演变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虞舜, 性至孝”, 感天动地, “帝尧闻之, 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伦理的雏形。据可靠文献证明, “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 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 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 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 “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 (1) 。
1、“孝”在中国道德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 同时也提出了“孝为仁之本”也有“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 “孝”也被定性为一种根本的道德规范, “孝者,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意思说, 孝是道德的根本, 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 《孝经》还认为:“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把孝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认为这是人的本性。“孝”,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 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2、中国孝伦理中在“孝”的程度上有明确规定。
“顺”和孝始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认为“孝”最为重要的是“顺”。曾子认为:“孝有三, 大孝尊亲, 其次弗辱, 其下能养。”。也就是说孝首先不仅指尊敬, 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其次是要安分守己, 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 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最后对待父母并非仅是一般的供养, 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 更为强调“顺”, 即顺从父母的意愿, 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 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服从长者的意志。
3、丰富的政治内涵, 是中国孝文化的又一特点。
“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 指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 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 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天子即为天下之父, 行“孝道”也就是要行“忠道”, 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 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 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家长制, 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 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 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 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夫孝, 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 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可见, “孝”已经由个体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展, 它最基本的是个体道德修养, 贯穿于家庭生活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 并以进德修业, 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为最终目标。
4、“孝”“不孝”有量化的衡量标准。
《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 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 “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 孟子提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 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分别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发展的层面解释何谓不孝。“阿意曲从, 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 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 简单的恭敬顺从只是最低层面的孝, 而“义”才是“孝”的最高评判标准。“家贫亲老, 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 讲家庭温饱与否和是否能通过努力考求功名光耀门楣, 是“孝”物质标准。最后, “不娶无子, 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 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 而是强调“绝先祖祀”, 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 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伦理。西方关于孝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基督教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因此, 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 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 基督徒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 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教教义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 我们不难发现除《圣经》外, 西方对“孝”系统的阐述在别的文献很少有所涉及, 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 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 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伦理比较
1、中国“孝”有着悠久传统, 西方相对薄弱。
中国的“孝”已经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孝”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行的重要标准, 孝子在社会会受到很大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 因其“性至孝, 家贫, 父死, 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 传为佳话。但是我们反观西方的孝文化, 却远远没有这么发达, 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 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 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 如“百善孝为先, 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 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 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等等。而在西方, 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 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 居然一条都没有。
2、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 而西方侧重宗教色彩:
在中国的孝有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的家庭意义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要“孝”。传统的孝文化, 讲究的是父母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威, 违背父母的意愿则视为不孝。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同,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 (2) 意思就是说“侍奉父母, (如果他们要干错事) 就要和颜悦色、轻言细语地劝说。如果他们不愿听从自己的意见, 还是要恭恭敬敬, 但不能违背道理, 为他们操劳, 也不要怨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借助“孝”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统治者所期望的社会和谐, 对长者的服从和对统治者权威的顺从, “忠”“孝”成了古代社会精密相连的一对范畴。我们文化中的孝, 不仅指思想上, 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行为上。在西方, “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 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 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 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 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 几千年来, 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 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父母年迈后, 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 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 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 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 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 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3、中西方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上的差异。
在中国, 父母对待子女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物质上的投入都是最大的, 强烈的家庭观念下对待子女那种“无微不至”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在西方, 成年的孩子都会自食其力, 成年的他们不愿意再继续接收父母的帮助, 而是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中国人认为“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在儒家伦理那里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 即使因故非远行不可, 也必须有明确的方向, 这其实是因为怕儿子远行在外, 老人无人照顾 (养儿防老, 当然老人不能让儿子在自己老的时候远离他们) 。西方人却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 健全的社会养老体系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西方人的经商习性使他们没有向中国人这么中的故土情节, 他们由于特殊的职业需求, 可能一生需要搬很多次家, 那么和其他家人的联系可能就会因这些缘故而降低。在对财产的继承上, 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 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 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 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西方人强调自由, 为了自由可以选择丁克家庭, 甚至独身。在中国, 由于孝伦理的因素, “断子绝孙”就成了对人最恶毒的诅咒;而在西方, “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
4、中西方孝文化差异的原因分析。
重农和重商是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的根源。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比较适宜农业生产, 几千年来, 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一直是群体本位的沃土, 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 要生存下来就需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家庭就成为这种合作与交流的主要载体。群体本位也就是要注意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 个人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和他人 (主要是指家庭) , 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 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 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 以集体利益为重 (在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特殊体系下, 家庭成员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家”的利益, 要考虑的是对家的责任)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地区, 特殊的地理环境让他们远离了农业生产, 很早就从事对合作要求不高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 商业活动的特点让他们经常地迁徙和流动, 很难以形成一种固定的人际交往的环境, 在这样一种“陌生人”的社会里, 很少会考虑到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 有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重商主义和个体本位在发展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 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 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对家庭其他成员的考虑要远远少于我们。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 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都很看重家庭这一个“整体”。几千年来群体本位的影响, 形成了丰富的孝文化的。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 认为每个人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才是真正的社会价值, 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 西方人在人际处理上的某种离群, 使他们不愿意花费像中国人一样多的时间来处理家庭内的关系, 再加上西方国家的高离婚率, 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孝文化也就缺少了滋生成长的一个环境。因此, 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 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 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向更深层次发展, 中西方对“孝”的不同理解也在彼此影响着对方。在中国,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以“养儿防老”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养老”的方式正在得到逐步的改变。西方也在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的孝文化和理念, 在家庭中多了一些温情。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 加强对中西孝文化的研究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朴钟锦.儒家“孝”道观念的时代价值[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 (2)
[2]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 2004 (4) :107108
[3]余玉花张秀红论孝文化的现代价值[j].伦理学研究, 2003 (7)
中西法治之比较 篇10
一、法治理念源自西方, 中国自古缺乏法治生成的土壤
法治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社会思想和实践, 是由一系列特定的历史条件共同促成的。从历史上看基本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内生过程。在法治的生成过程中, 至少有以下因素参与其中。
(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倾向于要求平等和规范, 这一点恰能为以“法律至上”为形式要件的“法治”所满足;反过来也一样, 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治也仅为商品经济所必需。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 商品经济迟迟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使得法治的萌芽始终未在我国生成。时至今日,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时间短, 各种自发生成的条件尚不具备, 法治理念的实行和普及受到了根本条件上的限制。
(二) “市民社会”的发育。
西方政治思想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专制国家”二元结构。在两者的关系上, 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1]。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市民社会的权利、限制政治国家的权力, 这就为“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至上”和“限制权力”提供一种理论论证。而我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就是人治, “君权至上”, 加上“三纲五常”, 君主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和制约, 可以随意掌控人们的生死, 人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中国社会形成了“重义务, 轻权利”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 市民社会所要求的“平等”根本无从实现, 保护权利和限制权力更是空中楼阁。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对中国人民来说, “市民”也是一个舶来的新鲜名词, 还没有在人民 (尤其是村民) 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太广泛的影响。“法律至上”“限制权力”等理念在现实生活中举步维艰。
(三) 民主政体的存在。
西方社会自古就存在着多种政体并立的局面。“法治”思想的先驱之一亚里士多德就是在对古希腊几十种政体进行比较研究后才审慎地得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结论[2]。可以想见, 如果没有这种多元政体的并存, 就不会有不同政体之间的优劣的比较, “法治”的优点也不会较早显现。更为根本的是, 西方特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在本质上能够容忍这种比较, 并能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最终使“法治”优化而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 实行的就是单一的专制政体, 政治上的专制, 要求人们在思想上也实行统一,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世的“文字狱”, 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会发生的惨剧, 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根本就是一种奢望, 也不符合当时社会实际。基于此, 民主无从产生, 多元更无法存在。
(四) “自然法”观念的建立。
在西方法治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中, “自然法”的思想观念是其一以贯之的一根主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自然法”观念广泛而深入地传播, 就没有西方今日法治的发达。但在我国长久以来实行的是人治。即便是法的发展, 也掩盖在了“礼”之中。因为在古代社会, 法律只是贵族的特权, 老百姓没有所谓人权、权利等观念, 自然法的精髓没有深入人心, 没有立足之地, 中国缺乏自然法理念。
(五) 司法独立无从实现。
西方普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三者之间相互制衡, 相互牵引, 虽有一系列的局限性, 但总体来说彼此之间还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在我国, 由于传统政治体制所囿, 司法总是依附于立法, 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 各种法律法规对此都有明确规定。比如宪法就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是国家机关和各族人民的行为准则。此条规定从最高意义上确定了立法机关的核心地位, 使得司法从属于立法, 从而使司法从根本意义上无法实现独立。
(六) 传统习惯根深蒂固, 影响法治理念。
我国有五千多年历史, 传统习惯根深蒂固, 尤其对于一些偏远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 更是如此。法治与传统习惯的冲突, 使得我国法治之路无比艰辛, 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人民缺乏一种对法治的信仰, 对法律有遥远感和不认同感[3]。法律不能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 不能切实地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法律总是被束之高阁, 远离人们的生活, 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存在, 与现实相脱离。同时法律没有平民化, 知晓法律的总是那些拥有一定学历的人, 但是在目前, 中国文盲半文盲人数不容忽视, 大部分的劳动大众不知道或很少知道诸如《继承法》、《婚姻法》的具体规定, 很少去思考法律要求人们怎么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进行了三次普法教育, 得到的结果如此, 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失败, 值得我们的普法者们反思。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视角, 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 该是培养人们法治信仰的时候了。
二、中西法治信仰的不同表现
法治信仰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开始萌芽。人们对法律的普遍信仰主要表现为社会有一种法律至高无上、法律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西方法治信仰的传统由苏格拉底之死埋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曾经轰动全球的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 在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后, 辛普森谋杀案的主审法官曾说:“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 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4], 这仍然是对法律中公开、公平、正义、秩序的一种信仰。
而中国在3000 多年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没有形成信仰法律的传统。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原因, 学界很多人都已经进行了不少的探讨和研究。比如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中重视伦理、追求天人合一、宗法等级森严;传统政治体制中高度集权、权力至上;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理论;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等等都没有使人们形成对法律的信仰。相反,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讲, 在长期传统思想的影响下, 一直都是谈“法”色变的, 因为中国人一向信奉“礼之用, 和为贵”。古代中国社会对传统的“礼”是普遍信仰的, 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礼治”状态。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 人和人的关系, 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 而是在身内的良心。
三、结语
法律是一种信仰, 然而它不应该仅是我们法律人的信仰, 更应该成为我们民族、国家的信仰。但是实现这种信仰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将是一段艰难的历程, 需要国家、法律人阶层和全体人民做出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只有到那时依法治国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一种制度性的虚构政策, 而成为真正的治国方略, 人们的行动指南。司法的阳光也将普照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167～168
[2].朱晓宏.法理学基本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74～276
[3].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 2000:96
中西方城市比较 篇11
关键词:城市比较 西欧 中国
城市(city)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在东西方文明的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作文明的共有的标志,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东西方城市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决定了整个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本文试图从城市的概念入手,通过对东西方城市的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分析,从一个侧面去揭示东西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同途径。
一、城市的概念和起源
中国是城市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的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市”则是商品交换之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里的人口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城”里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市”作为日常的贸易场所才在城内或城郊出现。
在中国,“城”的政治涵义往往覆盖了“市”的经济涵义,因为城市的建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城市的建立主要基于统治者的政治、军事目的。
中世纪西欧城市则是在经历了五六个世纪的断裂期后重新出现的。从11世纪开始,兴起的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典城市的复兴,另一类是新兴的城市。其中以后者占据主要地位。
关于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具体起源,史学界众说纷纭,从这些不同的观点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城市的起源是多元化的。由于生产的发展,从事工商业的人们聚居在一起,中世纪城市便因此自下而上的广泛兴起。在西欧大部分地区,一个地方能否成长为城市,关键要看该地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和工商业者的选择意愿。
二、中西城市特点的比较
东西方城市含义及其起源背景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不同的特点:
1、从城市的结构功能上说,中国城市的兴废和布局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意图,西方城市的布局和功能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的制约,从而形成了东西方城市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
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为政治需要的产物,城市的兴与废、盛或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统治者的意志。政治和军事功能是统治者建设城市的首要因素。
而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其发端以商业复兴为标志,推进城市商业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西方城市建筑也更具开放性,以更好地作为工商业活动的场所。而且由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盛行,位于西方城市中心的不是象征政治权利的行政机构,而是教堂。中西城市这种不同明显地体现了东西方社会不同的人文环境。
2、从城市人口的构成上说,中国的城市人口结构复杂,处于政治高压下的私营工商业者难以形成新的阶级力量。而西方城市很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市民阶层,城市在封建社会中作为一个共同体而顽强存在。
中国封建城市作为各级政治中心(以及衍生的经济中心、社会中心),吸引了众多人口来此聚居,但城市不具备像西欧一样的“市民共同体”的内涵,基本没有共同的利益,城市一般也不以共同体的身份与外界交往。
就社会地位来说,中国城市居民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截然划分。以官府为化身,城市的管理者是国家的各级官府和官吏。因此在中国封建城市里,不存在西欧中世纪城市那样的市民自治制度和机构。作为最有生命力的商人阶层,由于政府力量的压制也没有能够成为市民的领导力量。
西欧中世纪城市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概念。西方城市是“在封建统治体系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和自治的新体系,其居民都是具有‘市民权’的、基本上摆脱了封建依附关系的特殊市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西欧城市是在市民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是中世纪西欧的一种基层社会单位,它代表本城及市民的利益,作为高度独立的政治主体,其上很少有能驾驭它们的政治权力。
3、从经济组织上说,中国城市自发的经济组织形成较晚,难以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西欧中世纪的行会作为城市的基层组织,不但具有经济和社会功能,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
唐代以前,中国城市中几乎没有市民自发的经济组织。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中心的职能日益突出,市民在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活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行会的出现。但与西欧不同的是,中国城市行会没有政治上的自治权,更没有成为城市中的基层行政单位。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政治极度成熟的社会里,它并不是作为市民行业共同体的代表而出现,更不可能像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行会一样,孕育出近代政治机制。
西方的情形与此相反,手工业者是和作坊连在一起的独立劳动者。这些弱小的“个别得到解放”的城市手工业者,被迫组织“为了工商政策的经济利益而实行管理的一个集团”。行会就是这样一种基于同业匠师“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而产生的”组织。作为城市的基层组织,行会不但具有经济和社会功能,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
最后,从城乡关系上说,中国的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在经济上剥削着农村,城市工业本身又不能容纳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从而造成中国社会耕织长时间的紧密结合。而西欧的城乡关系建立在商品货币交换的基础之上,城乡间形成了互补的经济关系。
在中国长时期的农本社会中,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而农村主要是经济单位。由于政治权力驻足于城市,所以在政治上城乡之间必然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尽管中国封建城市的历史远远超过西欧,但纵观整个古代史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原因之一恐怕也就在于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并不是依赖于市场而是超经济强制。
在西欧,从城市兴起之日起,市场就已在城乡之间的经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逐渐成为主要的媒介。市场的发展使金钱与商品成了西欧市民乡民相互交往的主要媒介,也使城市获得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牧产品和商品市场。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城市无论其起源和发展,还是其建设和管理,都和统治者的意志相关,它们成为封建政治体系中的主要堡垒,进而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而西欧的城市,以商业作为发展的支点,形成了强大的市民阶层和有序的经济组织——行会,并且城乡间建立的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从而促使整个西欧社会在城市复兴后的四五百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注:
① 本文第一作者孙昌威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8级世界史硕士,研究方向:宗教史。
②本文第二作者王爱丽为上海理工大学2007级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参考文献:
[1][比]亨利·皮伦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4][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中西宗教文化比较 篇12
一.人与佛和神与人对比
宗教是人对神的信仰, 所以神人关系是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宗教伦理的道德关系层面看, 以人为本的佛教文化, 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或者说众生即佛。人和佛的关系体现为:佛即是人, 人即是佛;佛是觉悟的人, 人是不悟的佛。由此看来, 人与佛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经典中如此论述比比皆是:“如来如是说诸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无量相好庄严照明”;“众生即佛性, 佛性即众生”。众生与佛性这种“相即”的关系表明, 一切众生都有了成佛的可能性, 即众生不离佛, 佛不离众生, 众生就是佛, 佛就是众生, 因为佛和众生都具有佛性。
正是以这种众生平等的佛性 (或亦可称之人性) 为出发点, 佛教强调以慈悲为怀, 视一切众生与自己平等一如, 一切有缘无缘众生都要度化摄受。所谓慈悲为怀, 慈是给众生以快乐, 悲是拔众生于苦难, 合在一起, 就是说要救度众生。佛教宣扬众生平等, 以其慈悲胸怀关爱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众生。并赋予了人以崇高的使命, 承担了最重要的角色, 人既是解脱的主体, 又是解脱的对象。
基督教正如圣经所启示的, 却是一个彻底的神本主义信仰。首先, 圣经宣告, 神是独一的真神。他虽然祝福人类, 拯救人类;但是, 神从来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 神从来只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存在。人的存在与否, 人的好坏与否, 既不能增加, 也不能减少神的荣耀, 相反, 人是为神的荣耀而存在的, 没有神, 人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人所能行最大的善, 就是荣耀神。没有错, 神爱世人, 但从来不是因为世人可爱, 不是因为神不爱世人不行 (“不爱我, 他还能爱谁呢?”之类) 。神爱世人, 乃是因为爱是神的本质, 他是因为自己而爱世人, 拯救世人,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诗23:3)
圣经也宣告, 人不能选择神, 从来都只有神选择人, 而且神的选择, 人不能抗拒, 因为神是宇宙的主宰, 是当然的主人我们只是他的造物。在这中间所体现的是神绝对的主权。“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这样, 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哪, 你是谁, 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中西宗教这方面的差异, 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中国宗教受儒家性善论的影响, 基本上对人性持肯定的看法。肯定众人皆“好善恶恶”, 在伦理生活中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 即“人皆可为圣贤”。相反, 基督教对人性基本上持否定的看法, 认为人有原罪。所以基督教的人性论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不完满, 人的内在的邪恶的倾向。这种差异也对佛、基督分别产生深远影响, 佛教表面是多神教, 实质是无神论。佛教不崇拜任何偶像神, 明心见性, 自觉觉人, “大道由心证, 菩提自悟得”,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佛祖在我心中”。而基督教是一神教, 敬拜三位一体的“神”, “除我之外, 你不能信仰别的神”, “上帝与我同在”人只有通过上帝认识自己。
二.自救和他救对比
前文所述佛教的人佛相生, 基督教的人神相离, 同样也是两宗教信教方式差异的原因所在。在佛教看来, 一切众生被业力所驱使, 被烦恼所系缚, 被无常所逼迫, 深陷于三界六道之中难以得出, 获得解脱。人生为什么在烦恼痛苦中不得解脱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有“我”, 对自我的执著是一切烦恼和苦难的根源。佛教历来强调自觉觉他, 觉行圆满了就是佛。佛教强调自力解脱, 纯靠他力是不可能得救的, 犹如自己有病, 却靠他人服药而使自己病愈一样。众生之烦恼业报, 一切苦果都源于自心之无明, 要想达到根本解脱, 必须从自我身心的治疗上下功夫, 一切现象都是众生自身业力所引起的幻象。苦难也是这样, 不是佛强加到人身上的, 苦难的枷锁来自于自我的执著, 自己不停地给自己套上枷锁, 外力无法强行摘除。外力的作用是教育引导当事人觉悟, 自除枷锁, 即得解脱。所以佛教有一套教人苦修、压抑一切罪恶的欲望, 及坚苦的自我克制、自我训练的信仰系统。
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人皆罪人, 且无力自救, 非靠耶稣基督的“替罪代死”之功劳, 人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上帝为人类所定的标准。基督教强调因信称义, 对神的信仰占据着绝对的地位。神爱世人,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 并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赎罪。信神、信耶稣、信原罪是基督徒进入天堂的必备信念。人是神创造的, 世界上的一切也是神安排的。人之得救与否在于神的预定和恩典, 而人本身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神拣选谁, 谁才能得救。我们既被定罪, 死亡, 而毁灭了, 因此必须在基督里寻求公义, 拯救和生命;上帝把救赎主的职责交给耶稣, 为的是叫他做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名不但是光明, 而且是食粮;它也是油, 一切灵魂的食粮没有了油就枯燥无味;它也是盐, 若没有盐调味, 摆在我们前面的也必都淡然寡味;最后, 它是口中的蜜, 耳边的乐, 是心里的欢娱, 灵魂的药石;任何谈论若不提他的名, 就没有光彩了”。
佛教因性善论的主张, 而以为人虽然被无明遮蔽、牵引, 而流转于虚妄幻灭的不觉之中, 迷失在污浊不实的大千世界里面, 但因本性清明, 佛性本具, 因此在悟与修的不断进程中, 可以靠着内在力量使自己超脱蔽障。虽然佛教徒也礼佛拜菩萨, 但佛、菩萨的护持只是助缘, 人解脱之所以可能, 乃因内具自我救拔的佛性。因此, 佛教是一个自力宗教, 主张人不需要外力的救赎。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为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弗二:8-9) 。人在犯罪之后, 因罪的隔绝, 离开了神的面, 在世界过着没有盼望的生活, 加上人性堕落, 完全失去自救能力。但神爱世人, 亲自道成肉身, 铺陈永生之路, 使人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 借着宝血洗礼, 洗去罪污, 恢复本性, 得以同神和好。这一切皆因神的恩典, 借着人信心接受而得到, 并不是靠自我的内在本性或外在修行所得到。所以, 基督教主张, 人需要靠外在救赎的力量, 脱离人生困境。
三.现世和彼岸对比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人类自有史以来, 从未对这三个问题停止过探索。为什么信教?信男善女们拜佛打坐, 上帝挑选的子民们礼拜诵经, 终究为哪般?不过也是对人生三大问题孜孜不倦的求解。他们所关心的生死问题, 就是“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在宗教看来, 生死的界限把人的生命历程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现世与来世。对于现世和来世的看法是宗教的基本内容之一, 中西宗教在此区别甚大, 中国宗教重现世, 求神拜佛为的是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 虔诚祷告是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
其中缘由, 甚是了然。至于中国化的佛教, 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 大胆吸收、融摄儒家的人世精神, 也注重纲常人伦, 强调对世间的关怀, 促使传统佛教不断走向人间。孔子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认同而带众弟子周游列国, 虽常惶惶如丧家之犬, 但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到了后世, 儒家更是以入世为主流。“君子之行也, 不远乎微近纤曲而盛德存焉。”就是说工夫应该用于现世俗务之中, 而不是在虚渺的天堂地狱之外。佛教在这种文化底蕴的渲染之下, 就形成了一种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现世品格, 人们都希望可以得到现世的幸福和理想的实现, 即光宗耀祖、齐家治国平天下。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正是普照佛光于人间, 关注人生的各种问题, 使众生离苦得乐, 以示人间佛教对现代人类生命的最深切的关怀。
从历史渊源来看, 基督教产生之初, 其信徒绝大多数是被压迫民族和下层群众, 他们把摆脱苦难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弥赛亚的降临上。《福音书》宣称耶稣就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 他死而复活, 不久就要重来此世, 对世人进行最后审判, 在地上掌权为王, 建立千年王国。但是, 这个神国毕竟是未来的事, 随着时间的过去, 基督教徒们等待神国来临的盼望一再地化为泡影。这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们没有放弃对上帝及其拯救的寻觅, 因为耶稣曾语重心长地表示:“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叩门, 就给他开门。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着;寻找的, 就寻见;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 (太7:7) 话中的关键就在于祈求、寻找和叩门。这就造成了基督教深刻的来世观念即在今世生活中人应当忍受苦难, 因为神的国度建立在天上而不是建立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