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比较与评价

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比较与评价（通用4篇）

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比较与评价 篇1

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比较与评价

本文所指长江三角洲指江苏省、浙江省与上海市，土地面积21.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2%;人口1.38亿人，占全国10.6%;本区GDP1.92万亿元，占全国21.7%。本地区位于长江与太平洋的交汇处和我国两大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T型结合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东陇海线、京沪线、沪杭线、浙赣线等铁路干线和宁沪、沪杭甬及京沪高速公路以及拟建中的京沪高速铁路构成区内陆地运输的干线网络。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横贯东西，以江海相连的优势为大宗货物运输提供了便捷的水上通道，成为我国重要的水陆集疏运枢纽。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仍然发挥着水上通道的作用。浦东、沪西、南京、杭州与宁波机场，上海、连云港、南通、宁波等沿海港口以及国内最大的内河港口――南京港沟通了本区与国内外的联系。显赫的交通枢纽地位，丰厚的人文精神淀积和悠久的民族工业历史使本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0年代初，我国外向型经济发端于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异军突起，一度取代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初，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南京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尤其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昆山、吴江等地的台资工业园区的先后崛起，使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后期，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新阶段，致使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转移。20，长江三角洲进出口商品额达到725.7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307%;外商投资企业年未登记数为4.4万户，比1992年增长276.7%;外资企业投资额达到2028.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倍多;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FDI)达112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25倍。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本文旨在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据此对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依存度分析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把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加速，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依存度。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5.6%(参见表1)。

其中，上海最高，达99.4%，江苏次之，为44.5%，浙江为38.1%。长江三角洲贸易依存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6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放度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该区外贸依存度却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63%)低7.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45.6%，且权重极大：2000年进出口额达1701亿美元，占沿海地区38.8%，比长江三角洲高419.2亿美元。广东一省拉动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16.7个百分点。除去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

表12000年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对比分析

单位：亿元，亿美元，%

全国 沿海地区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GDP(支出法) 89112.5 57616.9 19074 9662.2

外贸进出口额 4743 4388.5 1281.8 1701

外贸依存度 44 63 55.6 145.6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贸易》第2期、《20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进行整理。

注：沿海地区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海、桂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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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比较与评价 篇2

长江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 给长江沿岸的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两岸旧城市的经济如锦上添花, 新兴城市运应而生。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在取得突飞猛进的同时, 长江沿岸的经济也如日中天, 如虎添翼, 这是其它内陆城市不可比拟的地方。沿江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地进步, 这除了国家相关政策予以积极支持以外, 最重要的还是得利于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 快捷。改革开放以来, 私营企业层出不穷, 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 航行于长江上的不仅有国营企业的船舶, 个体船舶也见缝插针, 国外船舶也争先恐后地进入长江, 真可谓出现了百舸争流的热闹场面。改革开放之后沿江经济在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就显得更加繁荣, 它的优势得益于便利的水陆交通。为了共谋长江沿江经济的发展和沿江经济带的规划, 沿江城市经济协调会应运而生, 2006年长江沿线29个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3次会议在重庆的召开, 更促进了长江黄金水道的发展。长江沿线新兴的港口呈几何级增长, 港口的繁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二、时代赋予海事管理工作的神圣职责

在沿江经济发展相当迅猛及水上交通运输非常繁忙的同时, 水上交通事故、船舶污染事故也与日俱增, 再加上长江上船舶流量也呈几何级增长, 这就赋予了长江海事部门不同意义的监管职责。长江上各个海事部门就是代表国家依法履行水上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置的交通部直属监管部门。随着沿江经济发展的迅速和社会大环境及长江航运业对海事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时代的进步, 沿江经济和航运业迅速的发展对海事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时代赋予了海事神圣的职责, 要求海事管理工作更精, 更细, 更全面。海事管理工作首先对船舶登记管理进行规范, 实行登记人员准入制度, 加强登记人员业务培训, 杜绝违规发证行为的发生;其次是对进出港船舶实行签证管理、安全检查、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船舶防污、实施水上人命救助、事故调查及处理、以及特种船舶的管理。随着时代的发展, 长江海事管理工作的目标就是三个服务和两个保证: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保证船舶航行更安全, 保证长江水域更清洁, 这就是时代赋予长江海事的神圣职责。

三、长江海事管理以安全监管为重点, 以服务沿江经济为中心, 促进了沿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长江海事 (除地方海事外) 虽然属于交通部直属管辖, 直属领导, 对交通部直接负责, 依法代表国家履行海事管理职责, 但海事管理工作同时也属地方政府间接管辖, 必要时向地方政府汇报工作, 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共同搞好长江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 长江海事管理工作也基本实现了管理信息化、反应快速化、执法规范化、监管现代化, 为促进长江航运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长江沿线水上搜救中心的建立, 为水上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保障。而长江沿线各海事管理机构除了建立水上搜救平台之外, 还联合地方政府部门、地方交通部门、安监部门共同搭建水上联合搜救平台, 这将为长江海事为实施人命救助、船舶防污和沿江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减少了船舶发生海损事故而造成的国家财产损失, 对长江水上交通安全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长江海事管理促进了长江水运业的发展, 同时更有利于促进沿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科学的指导平台。改革开放的30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和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发展, 长江海事作为长江水上安全的保障力量, 肩负着让“航运更安全、水域更清洁”的历史使命, 在为促进长江航运现代化和沿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过程中, 也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 沿江经济从弱到强, 目前已占了全国经济41%以上的总量, 长江水运量占全国内河水运总量的80%, 是我国内河水运最重要、运输规模最大和最为繁忙的通航河流。长江水运有力促进了沿江产业带的形成。据统计, 沿长江37个地级以上城市土地面积占七省二市的23%, 人口占40%, GDP占了60%, 外贸进出口额更是占到93%, 初步形成了沿江经济产业密集带和核心区。沿江钢铁产量占全国的36%, 石化产量占全国的28%, 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7%, 火电装机容量占全国的16%。沿江大型企业生产所需80%的铁矿石、72%的原油、83%的电煤是依靠长江水运来保障的。而整个长江海事管辖区域则占据了半壁江山。

四、沿江经济的迅速发展为长江海事管理提供坚强的经济保障, 同时促进了长江海事从设备、人才、管理水平等方面极大的提高

1) 改革开放以来, 长江海事的建设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共下达了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约14.5亿元, 涉及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基地码头、船舶防污、业务用房和船舶建造六大类约100个项目。其基本建设也从初级阶段到转型阶段, 目前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 长江海事队伍伴随长江海事事业一起发展壮大, 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差到良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30年来, 尤其是近10年来, 长江海事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职工队伍在规模、结构和素质上得到了巨大改善。长江海事从1965年长江航政组建时, 共有职工283人, 到2009年底, 在岗职工总数为3939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103人, 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60人, 占2%;本科学历占37.4%;大专学历占41.8%;2103名专业技术人员中, 高级职称186人, 占8.8%;中级职称763人, 占36.3%。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沿江经济大发展为长江海事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五、长江海事监管以地方政府为依托, 以服务沿江经济为中心, 制定各种监管措施, 充分履行海事职责

纵观近年来海事部门围绕长江沿岸经济的发展所制定的各种监管措施, 充分体现了海事工作积极服务沿江经济的宗旨:三个服务: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2005年三峡库存区绿色通道的开辟, 2008年百年难遇的雪灾,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发生, 海事部门积极应对, 全心全意为沿江经济的发展启动应急预案, 制定各种措施, 在关键时刻充分展示了海事部门积极服务长江沿岸经济的海事风采。春风万里鹏展翅, 碧海蓝天任遨游。面对长江航运业的运行高效化、经营多元化、服务多样化的态势, 长江海事管理部门将坚持以“三个服务”为重要指导思想,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扬时代风帆, 展海事宏图, 让船舶航行更安全, 让长江更洁净。为长江沿江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促进长江沿江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摘要：在黄金水道的长江沿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 新兴城市应运而生, 港口码头呈几何级增长, 沿江经济在迅猛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长江海事的迅速发展, 长江海事监管工作紧紧围绕长江沿岸经济的发展而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海事管理工作以三个服务为出发点积极为沿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促进了长江沿江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评价研究 篇3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实施新区域开放开发战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目前针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协作、环境保护、立体交通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在环境公正评价方面鲜有人涉及,由于同处在长江流域,经济、环境、生态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上游的污染势必会较大程度的影响到下游,尤其是水污染,如何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中,使得上下游利益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及生态发展现状,构建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和Arc GIS技术综合评价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状况。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的赋权。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克服主观赋值法带有较大随意性的缺陷。在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如果某类指标差异较大,说明该类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差异贡献较为显著,应该赋予较大权重;如果某类指标差异较小,则赋予较小权重。

假设研究对象由m个样本组成,反映样本质量的评价指标有n个,并测出原始数据。设原始数据矩阵为:

在式(2-1)中,xij是第i个样本在第j个指标上的得分。

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3)计算第j项指标变异性系数gi,其中计算公式为gi=1-ej,当值gi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3数据来源及预处理说明

3.1数据来源

人均碳排放数据由《201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2014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其余数据都来源于《2015中国统计年鉴》。

3.2数据预处理说明

为了消除量纲单位不同,首先应将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即指标的同度量化。在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一些影响因子对促进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起积极有利的正效应,其指标数值越大越好;而相反地,一些因子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建设起消极的负效应,其值越小越好,针对这两种情况,本文对起不同效应的影响因子分别进行量化处理:

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起正作用的因子:

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起负作用的因子:

在式(3-1)、(3-2)中,Xi为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实际值;Xmin为指标的体系中该指标的最小值;Xmax为指标体系中该指标的最大值。

在本文构建的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评价指标体系中,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固废产生量以及人均碳排放,这些指标为负指标,其余指标均为正指标。

4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评价

4.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环境公正可以分为环境权利公正和环境义务公正,本文通过研究环境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以及环境义务的社会分配来构建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且依据熵值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重结果见表4-1。

4.2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差异评价

4.2.1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环境公正得分

由计算得到的环境公正指标体系的权重,利用综合得分计算公式,计算长江经济带各省环境公正综合得分,见表4-2。

由表4-2,重庆的得分最高,为43.22,其次就是江苏,为40.77,重庆和江苏两地的人居环境得分和环保责任得分在全国处于前列,且污染排放得分处于中上游水平;上海的环境公正水平最低,得分为24.27,是长江经济带上最低的,主要在各方面得分均低于平均水平,说明上海在环境公正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2.2长江经济带环境公正专题地图

为了更清晰的揭示我国环境公正水平的地区差异,依据数值的高低用颜色的深浅来表示,得分越高,使用的颜色越深,用Arc GIS软件创建的空间差异分布图如4-1所示。总的来看,环境公正水平较高的地区以中下游为主,上游地区环境公正水平相对较低。从上中下游来看,有一定的分层现象。但也有两个直辖市需要特别注意,重庆和上海,重庆的环境公正水平最高,而上海是长江经济带最低的。

4.2.3长江经济带各省区环境公正差异

根据环境公正权利得分和环境公正义务得分,将得分归一化,用它们的比值表示享有的环境权利与应尽的环境义务的匹配程度。根据比值结合Arc GIS将11省市分为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较为适应地区和环境不公正地区,中上游大基本属于环境不公正地区,具体来说是相比于其享有的环境权利,所尽的环境义务较少。中上游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不公正,下游地区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较为匹配。重庆、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不存在明显的环境不公正现象,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湖北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不公正,这些区域,有些地区自然人居环境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但是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处在全国前列,比如四川、湖南、湖北,这些地区应当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与其经济发展和享有的环境权利相匹配的责任。

5结论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不公正现象,除江浙沪皖渝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较为匹配,其余7省均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不公正现象。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于此同时应当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承担与其享有的环境权利相匹配的环境义务;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应当在保护好现有环境的同时,加强与相邻省份的环保合作,创新环境保护新方式。上下游在环境污染的治理上要实行联动,下游省份对上游保护给予一定的补贴,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保证经济发展与环境投入的公平;其次,中上游省份要加强人居环境建设,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优美,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下游省份要根据对上游的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人居环境的改善上进行合作探索。

参考文献

[1]朱李俊.基于生态效率的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研究[D].浙江大学,2013.

[2]朱喜安,魏国栋.熵值法中无量纲化方法优良标准的探讨[J].统计与决策.2015(02).

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比较与评价 篇4

区域创新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区域创新效率测度的方法上来看,使用较多的是参数方法(比如随机前沿方法)和非参数方法(比如指数法和数据包络方法)。比如,李婧(2008)、李邃(2011)采用DEA方法对中国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东(Dong,2014)运用DEA方法对中国31个省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克鲁兹·卡扎尔(Cruz Cázares,2013)采用两阶段分析方法,分别用DEA-Malmquist方法及GMM方法对西班牙制造业公司的创新效率进行了分析;李婧(2009)、石峰(2010)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中国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曹(CAO,2015)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并结合投影寻踪模型对中国2003—2011年区域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与随机前沿分析法相比,数据包络方法无需估计生产函数,也无需考虑量纲归一及指标权重的确定,保证了效率评价的客观性,对多产出复杂生产系统有很好的适应性。因此,本文将选择数据包络方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区域的创新效率。

从区域创新效率研究对象上来看,已有较多的学者对国家和大区域尺度的区域创新效率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余泳泽(2013)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和价值链外溢效应进行了探讨,赵增耀(2015)对区域协同创新效率的多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白俊红(2009)、王鹏(2012)、于明洁(2013)等探讨了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因素;弗雷兹(Fritsch,2010)基于研发投入产出对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布鲁克(Broekel,2013)运用面板数据对德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对经济联系密切的经济带尺度的创新效率及空间关系研究较少,对长江经济带的创新效率也没有文献进行系统的分析。

基于此,本文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并采用全局空间相关指数(Global Moran'I)和局部空间相关指数(Local Moran'I)揭示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以反映长江经济带创新效率的现状和内部空间关系,对政府制订相应的创新政策,促进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测算方法

传统的DEA模型是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方法,其缺陷是对多个有效单元(即效率值均为1)的情况难以比较。安德森和彼特森(Andersen&Petersen,1993)提出的超效率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决策单元效率值大于1时的对比问题。超效率模型包含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本文采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超效率DEA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1.2 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

1.2.1 全局空间相关指数

Global Moran'I主要验证的是整个研究区域是否具有空间同质性,即只存在一个充满整个区域的趋势,其计算公式如下:

Moran'I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1)之间。当Moran'I大于0时,表示地区间呈现正空间相关性;当Moran'I小于0时,表示地区间呈现负空间相关性;当Moran'I等于0时,表示地区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Moran'I指数的显著性检验主要采用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Z统计量来进行。

1.2.2 局部空间相关指数

局部空间相关性研究的是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者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者属性值的相关程度,探测空间异质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2 指标与数据

2.1 指标选取

基于投入产出导向的超效率区域创新效率的评价,其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是决定区域创新效率评价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的投入是研究投入产出效率的常用方法。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在投入变量方面,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两项指标。其中,R&D经费内部支出是指为开展R&D活动实际用于本单位内的全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是指全时人员数加非全时人员按工作量折算为全时人员数的总和。相比R&D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更能准确地反映创新投入力度。在产出变量方面,选取专利授权量、科技论文和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三项指标。其中,专利授权量是直接创新行为,是衡量创新活动的可靠指标;科技论文反映一个地区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成果,本文主要选取SCI、EI、ISTP三大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数作为一项产出指标;高科技产业是创新产出的主力军,其新产品销售收入是创新产出的集中体现。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7—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大多数学者认为,从投入到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期,官建成(2005)将投出产出滞后时期设为4年,肖仁桥(2012)将滞后期设为2年,史修松(2009)、余永泽(2014)、赵文平(2015)等将滞后期设为1年。考虑前人的研究及数据的可取得性,本文将投入产出滞后期设为1年。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测算

运用EMS1.3软件,采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得到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值,如表1所示。

从区域创新效率值可以看出,2007—2012年长江经济带总体创新效率值较高,大致形成三大梯度。属于第一梯度的有上海、浙江、江苏、重庆和湖北。其中,上海和浙江历年创新效率值均超过1;江苏、重庆和湖北部分年份创新效率值略低于1,但其历年创新效率平均值大于1.属于第二梯度的有湖南、四川和安徽,其创新效率值接近于1.属于第三梯度的有云南、贵州和江西,其创新效率值显著低于第一、二梯度,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创新活动的投入等因素密切相关。

为进一步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的因素,运用DEAP2.1软件,基于投入导向对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2012年的投入产出冗余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其技术效率值和分解情况,如表2所示。其中,综合技术效率指输入一定的条件下,实现最大的输出或者输出一定的条件下实现输入最小;纯技术效率是指受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效率;规模效率是指受规模影响的效率。它们的值都介于0~1之间。“0”表示缺乏效率,“1”表示具有效率规模报酬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一般有三种情况,即规模报酬递增、递减、不变。

2012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综合技术效率DEA有效的有4个,分别是上海、江苏、浙江、重庆;其他7个省市表现为综合技术效率DEA非有效,其中,江西和贵州两省的综合技术效率显著偏低。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综合效率普遍较高,比如上海、江苏、浙江;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综合效率值则偏低,比如江西、贵州。

将综合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可以看出,非DEA有效的7个市中,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的纯技术效率已达到DEA有效,说明已达到目前投入组合的最大产出,其主要的制约因素为规模效率,尤其以贵州省表现最为突出,改进幅度达36.5%,需要进一步扩大创新活动的规模。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四省的改进幅度分别为11.4%,6.8%,1.7%和8%,通过适当的扩大创新活动的规模即可达到DEA有效。

安徽、江西两省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都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通过对其投入产出冗余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安徽省在创新投入上存在冗余情况,其中,R&D经费内部支出冗余248 950万元,R&D人员冗余12 036人。江西省既存在投入冗余的情况,又存在产出不足的情况,其中,R&D经费内部支出冗余154 734万元,R&D人员冗余6 000人,专利产出不足量5 590件,如表3所示。从创新投入角度看,同时存在创新投入冗余的安徽和江西应适当减少创新投入,充分配置资源,从而使创新效率达到最大。从创新产出角度看,江西在创新投入冗余的情况下还存在着部分创新产出不足的情况,说明其创新投入配置和创新成果转化上存在问题,应当调整创新资源的配置,并提升创新成果产出量及创新成果转化率,以实现创新投入产出达到最优组合状态。

3.2 空间相关性分析

3.2.1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Global Moran'I是揭示全局空间相关性的常用指数。运用Open Geoda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创新效率的Global Moran'I进行测算,以揭示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是否具有空间同质性。结果显示:从Global Moran'I指数值来看,2007—2011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呈正的空间相关性,2012年呈现负的空间相关性。但根据Z值检验结果,2007—2012年长江经济带创新效率Global Moran'I指数值均未通过检验(Z>1.96或Z<-1.96表示通过检验,Z值介于(-1.96,1.96)之间表示空间自相关性不明显),如表4所示,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创新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3.2.2 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局部空间相关性用局部空间相关指数(Local Moran'I)进行衡量。Local Moran'I高值表示有相似变量值的面积单元集聚,Local Moran'I低值表示有不相似变量值的面积单元在空间集聚。2007—2012年长江经济带中,江苏、上海、浙江是高值区,其创新效率与周边地区相似;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是中低值区,与周边地区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其中,江西和贵州两省的Local Moran'I指数值历年偏低,表明两省与周边地区一直存在较大差异。而江苏省则表现为创新效率日益提高,与周边地区呈现高度相似状态,如表5所示。

Local Moran'I的散点图中,高高(HH)象限是热点区域,表示区域自身和周边地区的创新效率均较高,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高低(HL)象限是异质性突出区域,表示区域自身创新效率较高,周边地区较低,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低低(LL)象限是盲点区,表示区域自身和周边地区的创新效率较低,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低高(LH)象限是异质性突出区域,表示区域自身创新效率较低,周边地区较高,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

由2007—2012年长江经济带Local Moran'I散点图可知:(1)长江经济带中,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基本一直位于高高象限,具有较高的创新效率,与周边地区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是长江经济带中创新的热点区。其中,2012年江苏省的创新效率增长迅速,而相邻的上海则呈现出平稳的发展态势,促使上海由高高象限转变为低高象限,江苏由高高象限转变为高低象限。(2)安徽、江西两省位于低高象限,与邻近地区异质性突出,并未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呈现快速的发展趋势。(3)四川、云南、贵州主要位于低低象限区,区域自身与周边地区的创新效率均较低,而三省在空间上正好是空间位置邻近的关系,是长江经济带中的盲点区。(4)湖北、湖南、重庆主要位于高低象限,邻近地区的创新效率较低,呈现负的空间相关性,异质性突出。其中,重庆从低低象限变为高低象限,表明近年来重庆的创新效率与邻近地区相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图1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Local Moran'I散点图。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经济带,其总体创新效率较高,但内部差异十分显著。上海、浙江、江苏、重庆以较高的创新效率领先于其他地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纯技术效率有效,创新效率主要受创新规模制约;安徽省在创新投入上存在冗余情况,江西省既存在投入冗余的情况,又存在产出不足的情况。

要使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的创新效率得到提升,创新效率较高的上海、浙江、江苏、重庆在保证自身投入产出模式进一步优化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对周边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促进周边省份的创新投入模式改进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纯技术效率有效的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应当扩大创新活动规模,适当加大创新投入,引进高素质人才,积极承接相关创新项目,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存在投入冗余的安徽,应当适当削减创新投入,降低资源的浪费率;存在创新投入冗余且部分创新产出不足的江西既要适当减少创新投入,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创新投入的配置,弥补部分产出不足的情况。此外,引进高素质人才促进研发能力及成果转化能力的提升是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

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的创新效率并不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创新效率高的地区对创新效率低的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整体的创新效率有重要影响,长江经济带自规划以来历时较短,针对整个区域的相关创新政策较少,区内的相互协作意识较为淡薄,行政因素对区域创新溢处有重要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需要加强整体的创新发展规划,制订有效的利于创新资源流动的政策;政府之间要加强协作,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加强创新资源、人才等的流动,促使创新资源充分、合理使用,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

长江经济带整体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虽然不显著,但小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大致可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小区域,上游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四川和重庆,其创新效率普遍偏低,即盲点区;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创新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下游地区包括安徽、江苏、上海和浙江,普遍具有较高的创新效率,即热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