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精选7篇）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篇1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2015-07-22 09:42 来源：人民日报

我有话说

2015-07-22 09:42:49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田依漪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原校长、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王崇举

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带。为了充分发挥这一重要经济区域的作用，1992年6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提出发展“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我国发展新阶段，中央提出长江经济带战略，并将其与“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起作为三大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历史地看，上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推进虽然有成效，但不够显著。当前，有必要将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背景、条件和动力与之作一简要比较，以探寻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的科学路径。

上世纪90年代初，长三角地区与长江中上游的中西部地区在财政税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差别较大，改革发展存在较大不同步，沿海地区的开放优势、政策优势、经济优势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形成一定互补关系。中央希望相关区域通过合作扩大优势，希望沿海的改革开放势头传递到内地。但当时中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与长三角地区差距较大，而且普遍受制于国企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迟缓、招商引资困难等问题，加之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很难顺利推进。20多年后的今天，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已经趋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心内移，对外开放的通关一体化建设卓有成效。土地资源、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约束进一步导致产业西移，沿江各省、市间产业转移已有相当规模，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势头迅猛。各地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不断让位于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长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的条件远比20年前成熟。

无论从开拓国际合作领域、整合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角度，还是从实施国家功能区规划、推进新型城镇化下的东中西部主要城市群开发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都需要一个国家发展战略将东中西部连接起来，长江是实现这种连接的最好纽带。1993年，长江经济带10省市（现在是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3165.8亿元，占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26%。到2014年，这个比重提高到44.72%。1993年，10省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全国的占比为20.21%，2014年该比重上升到41.25%。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长江还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纽带，长江经济带将支撑起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有必要指出的是，20年间长江水运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峡工程动工前的1993年，长江中上游河道水浅流急，货运能力十分有限。当年长江干流水运量为3.6亿吨，进出川运量为950万吨。2014年，沿江经济发展和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高峡平湖”，使长江干流水运量达20.6亿吨，为1993年的5.7倍，连续10年位居世界内河水运榜首；2014年通过三峡船闸（即进出川、渝）货运量为1.19亿吨，比1993年增长10倍以上。同时，货物结构不断优化。这为国家实施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

今天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总结20年前对区域合作局限于倡导以及未能充分转变政府职能、缺乏市场动力和物流推力的经验教训。各省市应着眼于长江经济带共性化的创新能力培育和新兴产业发展，共同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方面的进步和变革；建立长江经济带政府间定期研讨、协商机制，减少对企业跨区域合作和协同创新的行政干预，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建立适当平台和机制，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进一步分航段整治长江河道，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沿江公路、铁路新干线。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篇2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及时制定了符合当时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 特别是提出了坚持“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战略目标, 卓有成效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地推向了前进。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识

早在建国前,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提出过将来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任务。建国后,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曾进行了近三十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其间, 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实现国民经济恢复之后, 及时制定和实施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和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历经曲折, 把我国建设成为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 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

建国初期,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实现国民经济恢复之后, 及时制定和实施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

党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 于1953年12月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 党在建国后, 首次把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呈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1954年9月, 毛泽东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4月, 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 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9月, 党的八大宣布我国消灭了私有制, 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全党的工作中心应转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方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 毛泽东明确指出:从1958年起, “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1959年7月,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 现在应该倒过来改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把这一思想称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二)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 也提出了实施“现代化”的战略口号。早在1954年9月,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 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59年底和1960年初,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 》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 原来要求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 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为党后来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4年12月,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周恩来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总的说来, 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里, 党中央在实际上提出了“二位一体”, 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

总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其执政的二十几年间, 对于提出和实践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战略方针和“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方针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不断深入认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之上, 调整了原定的战略目标, 重新制定和实施了“小康水平”、“两步走”、“三步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 使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更加符合实际,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迅速增强了我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大幅度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人民富裕了。

(一) 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

1979年3月, 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实际情况,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 强调把中国现代化标准放低一点。12月, 针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提出的20世纪末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质内容的询问, 邓小平回答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 算个小康水平。从此, 20世纪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达到“小康水平”的设想就提出来了。提出“小康目标”, 实际上是对过去设想的“要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做了重要修改。

(二) “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20世纪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要达到“小康水平”的设想,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又明确制定了“两步走”战略目标。即:从1981年开始的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 积蓄力量, 创造条件;后十年即到20世纪末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具体目标是: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 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二大正式把20世纪末实现“小康”作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近期战略目标。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二大在实际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要坚持“三位一体”即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为一体的思想。还强调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 要注意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 并重申了要坚持“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这表明中央对“三位一体”协调发展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同时为明确制定“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三) “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

经过五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修改了“两步走”战略目标, 又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 到20世纪末, 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 到21世纪中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三大规定了我国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坚持“三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

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伟大领导作用, 认为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识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中, 进一步丰富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坚持“三位一体”布局的思想, 在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战略思想。特别是在“三步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础上, 又制定了“新三步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使我国更加国强民富。

(一) “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

1997年9月,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依据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 又提出了21世纪前50年的“新三步走”战略目标。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 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 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展望下世纪, 我们的目标是, 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经过十年的努力, 到建党一百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 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 江泽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2001年12月, 我国经过不懈努力,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实施

2002年11月,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员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体现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小康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 特别是首次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新概念, 体现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新思考、新决策,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创造、新结论,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此外, 党的十六大还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战略思想。

总之,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其执政期间,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制定和实施了体现“三位一体”布局的“新三步走”战略目标, 在新世纪新阶段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 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中国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最快的时期。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新认识

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形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党中央。新党中央是在新世纪新阶段率领党和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阐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领导者。新党中央提出并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了体现“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不断对这一战略目标赋于新的时代内容, 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 全方位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一, 提出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上, 提出并全面系统阐述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 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这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我国30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最新认识。第二, 提出了要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战略任务。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 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2006年10月,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原则和要求。全会还明确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新结论, 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概念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2005年9月,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建设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三, 提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的新结论。2005年2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 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体现“四位一体”布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新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调当今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推动社会建设要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有机统一。第四, 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5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强调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意愿, 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求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第五, 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拟定了我国“十一五”时期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 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第六, 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任务。2005年6月27日, 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中, 从中国人民福祉和根本利益的高度, 从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高度, 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任务。第七, 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第八, 强调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2006年3月4日, 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广大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九, 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又提出了许多新内容、新目标。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主题;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强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政治体制改革”又增添了“程序化”、“表达权”等新内容, 首次单列篇章阐述了“民生问题”;指出“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首次提出“人均GDP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新要求;首次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等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之后,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还提出了其他很多深邃的思想理论观点和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 全方位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美国一道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袖”。而美国经济今年来又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使美国资本市场遭到重大损失。许多外国经济学专家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失去了“金融超级大国”的地位。

而我国, 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 我国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 开始了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目前, 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已是最快的国家, 有17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外汇储备已达1.8万亿美元, 居世界最前列, 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三位,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 仅次于美国的20.7%, 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 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建设也在迅猛发展, 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特别是我国今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残运会, 并且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最好成绩, 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篇3

20世纪90年代提出发展“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背景：（1）从长江流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来看，长江流域在近代就依托水运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带；经过十余年改革开放，沿江省市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40.32%，与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4个特区形成我国“一带一轴”的主要经济发展区；而且，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浦东经济特区揭开发展序幕。（2）从区域发展政策和经济差异来看，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痕迹仍然非常重，沿海地区，尤其是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与中西部地区享有完全不同的财政税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同步和非均衡；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人力资源、投资强度、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均远超内地，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3）从政策需求来看，中央希望沿海的改革开放势头能传递到内地，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沿海地区的开放优势、政策优势和日渐积累的经济优势与内陆地区的资源优势、可利用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形成一定的互补关系，各区域政府均希望通过合作和整合来扩大各自的优势；长江中上游地区（中西部地区）占比很高的国有企业面临旧有体制、机制困扰和传统产业、传统产品缺乏竞争力等多重压力，企业关、停、破、转日益增多，期盼并多方争取获得沿海地区的活力与政策。

当前提出发展“长江经济带”的背景：（1）从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来看，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弱，“五位一体”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2）从长江流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沿江省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2012年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23.59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45.56%；三峡工程建成，长江水运持续发展，沿江物流成倍增加。（3）从区域发展政策和经济差异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区域发展的政策在全国趋同，沿海的特殊政策基本没有了；国家把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的任务主要放到了长江流域，在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设立了多个有不同主题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贸区、保税港区及出口加工区，长江流域各省市享受的区域发展政策不断趋同；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特大城市和一批大城市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4）从政策需求来看，我国生产力要素配置需要加快从东向西、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江物流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各相关省市区域合作意愿，各省市有了更强的发展流域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深化对“严于律己”的认识 篇4

严以律己，语出宋陈亮《谢曾察院启》：“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总书记在对古今修己正身之道进行了凝练和提升，指出“严于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习总书记从敬、戒、慎、醒、守五个方面，为党员领导干部严于律己确立了行为准则，为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指明了方向。通过《党性锻炼》学习，进一步深化了自己对 “严于律己”的认识，更加体会到“严于律己”的重要性，思考了“严于律己”的践行方向。

一、勤奋学习，充分认识“严以律己”的重要性

（一）严以律己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元代张养浩指出：“自律不严，何以服众？自古以来，凡是成就大业的人，无不把自省自律作为自我修养的重要手段。党员干部作为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应当把自觉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维护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觉抵制腐化堕落作为为官为政之道，这既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也有利于个人健康成长。

（二）严以律己是党员干部的成事之要。“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指一个人管不好自己，又怎能成就一番事业。总书记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既赋予了好干部的时代内涵，又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奋斗标杆和努力方向。要想达到这些标准，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需要严以律己，不仅要触及思想和灵魂深处，更要在政治上和行动上体现，做到明辨是非、敢于担当，勇于亮剑。

（三）严以律己是党员干部的为官之德。“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总书记在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讲到：“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棒杀都对着你去，你们往往会成为 ‘围猎’的对象”。一针见血的点明了一些干部滑入歧途的原因。“严以律己”是党员干部的为官之德，党员干部应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墙”和 “拦河坝”，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权利，切实消除权利寻租、腐化变质的“空间”与“土壤”，真正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二、领会要义，准确把握“严以律己”的关键点

（一）严以律己，要始终保持清醒，坚守政治规矩和政治底线。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习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会议上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政治规矩和恪守的政治底线。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党性锻炼，提升遵守政治规矩和政治底线的意识，自觉维护团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

（二）严以律己，要始终心存敬畏，增强法纪观念和群众观念。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祸。对领导干部而言，只有心有敬畏，才能行有所止。一畏党纪国法。“举头三尺有神明”，党纪国法就是党员干部的“神明”。“大老虎”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心中无党、目中无法，他们的落马则真切的告诫了每名党员领导干部：法治之下没有特殊公民，党内也没有不受约束的党员。二畏人民群众。李瑞环同志说过，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懂得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最终取决于群众。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对群众心存敬畏，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三畏手中权利。权利是把双刃剑，它被品行端正的人掌握可以造福一方，被心术不正的人掌握则可以谋取私利。权利的本体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利运行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对权利心存敬畏，审慎用权。

（三）严以律己，要始终防微杜渐，做到慎独慎微和勤于自省。慎独慎微、勤于自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自古以来，不乏因小失检的例子。一些贪腐官员滑落犯罪深渊，起初多是从“一顿饭、两瓶酒、几张卡”这些小节开始的。因此，党员干部在形形式式的考验面前，要做到谨小慎微，从自己做起、从细节改起、从点滴抓起，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稳得住心神、把得住操守、管得住小节。“吾日三省吾身”，党员领导干部要常常拿起规矩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拿起那些违法违纪的反面典型照一照自己。拿起纪律的铁扫把扫一扫自己，坚守从政做人的政治底线、法纪底线、道德底线，做到不沾不染、清正廉洁。笔者在监狱工作，押犯中有大量职务犯罪案例，本系统内也有“脱了警服换囚服”的血案教训，时时警示自己，从思想上、心灵上受到震撼和触动。

三、真行实干，明确个人践行“严以律己”的努力方向 一是加强党性锻炼，做到思想上“严以律己”。邓小平同志曾说，共产党员“一怕党，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这是所谓“怕”就是敬畏。如何做到敬畏党？首先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领会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感情认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是突出责任担当，做到履职上“严以律己”。实践是检验党员干部的 “试金石”。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到勤勉敬业，脚踏实地、深入实际、真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敢于担当，敢于直面改革发展难题，善于应对复杂严峻局面，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不做不敢作为的庸官、不愿作为的懒官和无所作为的昏官。在勤奋履职的同时，始终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善于在制度“笼子里”运行权利，习惯于在法律约束下作决策，做到有权不任性，有权不妄为。

三是强化廉洁自律，做到生活上“严以律己”。很多领导干部落马，首先被突破的多是生活小节。作为领导干部，要始终慎独、慎微、慎始、慎情。坚持慎独，牢记“举头三尺有纲纪”，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坚持慎微，要切实管好每个小节，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洁身自好。坚持慎始，要坚持好原则，把好第一关口、守住第一道防线。要慎情，真确对待亲情，友情和同窗情，绝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篇5

2013年07月16日 来源：《求是》期号：2013/14作者：李景田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重大部署。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召开专门会议，总结检查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为全党作出了表率，立下了标杆。我们要以此为激励，进一步深刻认识、全面把握密切党群关系与党的作风建设的本质联系，进一步增强改进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自觉性，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一、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一个创造无数奇迹的党。“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我们翻开历史的壮丽画卷，为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骄傲的同时，不禁会思考：党的生机与活力来自哪里？是什么因素使得党能够历经风雨而更加坚强？答案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清醒认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群众视为党的“生命之本”和“力量之源”，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的作风建设的传统和优势，从而不断提高党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获得了不竭的动力和制胜的法宝。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我们党的整个作风建设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作风是立场

和世界观在实践活动中的体现，有什么样的立场和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作风。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唯物史观而区别于以往所有的唯心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始终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我们党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世界观，视人民群众为根基和血脉，视群众路线为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努力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付诸实践，不断铸造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因此，从根本上说，抓作风就是抓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要解决好立党为谁、执政为谁的问题。

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所以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还因为党的作风建设的所有方面，都同党是否密切联系群众紧密相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其源泉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脱离了人民群众，高高在上，也就脱离了最有生命力的实践，难免会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是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的作风。当前我们党的作风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源于脱离群众、违背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一些人心中没有群众，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甚至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只做表面文章、官样文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的出现和蔓延，反映的也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群众意识和宗旨观念淡薄，个人利益至上，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

面。因此，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党和群众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的作风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的作风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就特别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革命成功，尽在民众”的观点，教育党员干部“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成功进行了延安整风，培育并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事业在艰难困苦中星火燎原，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作风建设，以作风建设的成效保证了党的宗旨的实现，使我们党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凝聚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穷伟力。抗战时期，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华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占有着大片的土地，而共产党则占有大片的人心。我们正是发挥了密切联系群众、“得民心”的政治优势，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极其严重的腐化分子，如刘青山、张子善，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纠正不正之风、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脱离群众，倡导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到后来开展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活动，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不断改进。正是通过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充分发挥了我们的密切联系群众、“得民心”的政治优势，我们党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

简要的历史回顾告诉我们，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的党的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成功之道和政治优势。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与执政地位一样，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只有持续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不断地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提升自己的政治优势，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重要保障。

当前，从总体上看，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强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拥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我们要致力于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好这些问题，最大限度发挥好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舍此别无他途。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更大的力度抓作风建设。党中央把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作为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以此推动作风方面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八项规定的制定并落实，有力遏制了迎来送往、文山会海、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带动了社会风气好转，明显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前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将对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推进密切党群关系常态化长效化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形成一种优良作风不可能一蹴而就，克服一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核心加强作风建设，既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发扬“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才能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坚不可破。抓作风建设也要像“钉钉子”这样，经常抓、长期抓，一个一个举措扎实抓，切实让每个举措抓出实效。当前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努力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且把着力点放在推进密切党群关系的常态化长效化上。强化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价值追求不解决，作风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认识，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思想和行动中，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强化领导干部带头作表率。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会对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产生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从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做起，坚持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一般干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坚持打铁自身硬、正人先正己，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把自己摆进去，高标准、严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真正做到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

加强制度建设。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规范人，也造就人。制度问题不解决，作风问题也很难解决。只有建立完备系统、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并且不打折扣严格执行，才能打造好的作风、好的队伍。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但要把群众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且要固化于制。要注意梳理现有的制度、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完善制度体系。要坚持一手立规矩、定制度，一手抓整改、抓落实。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持违规就要问责，就要付出代价。

加强群众监督群众评价。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各项工作的实际效果，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能搞闭门修炼、体内循环，也不能搞自说自话、自弹自唱。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认真倾听群众意见、有序组织群众参与、虚心接受群众监督，以群众意见评价活动成效，以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使活动更加符合群众意愿、体现群众需求。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篇6

一、产业发展现状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科教产业方面基础较好,但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同质化问题较严重。主导产业偏向于冶金、煤炭、钢铁、汽车等重型产业,新兴服务业发展滞后。三个次级城市群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经济腹地,如:武鄂黄城市群以钢铁、汽车、光电子信息、石油和盐化工、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为主,这些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长株潭城市群的主导产业为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新型制造业发展较为迅速。

长江中游城市地区汇聚了众多高等院校,数量已超过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智力资源集聚区。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除了技术就是人力资源。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平原,农业优势突出,因此聚集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于承接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具有相对优势。

为了消除产业趋同发展的问题,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各层级区域需要在产业发展方面进行合理分工与合作,从区域现状上看,目前具备分工合作的基础。根据城市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测算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强,彼此联系紧密,武汉的经济联系度最强,三个城市群内部引力作用显著,武鄂黄城市群在产业布局上已经形成了以地理条件为依托的“一心、一带、三轴”的格局。长株潭城市群同城化的水平较高,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在大众交通、电力、金融、信息、环境管理等方面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然而,三省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十分严重,这会严重影响城市群间的分工合作。

二、产业空间发展战略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应依托优势产业基础,深化分工协作,立足于城市群各自特点,形成“一带、三圈、三片区”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增强该地区相对优势,提高经济实力以及技术支撑,将其打造成为全国经济的发力点。

一带指先进制造业带。主要包括武汉城市圈的北部和西部,长株潭城市群的西部和北部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北部。

三圈分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圈、资源环境与生态经济发展圈和高新技术与生态环境发展圈。高新技术发展圈指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共建产业技术创新,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引领基地,大力推动国家级开发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以协助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强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长沙与南昌的高新技术的发展。资源环境与生态经济发展圈是以上饶、咸阳、岳阳为发展中心,应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把资源环境与生态经济发展圈打造成长江中游的生态核心,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高新技术与生态环境发展圈是以南昌、岳阳为主导城市。致力于打造长江中游高新技术与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发展圈,使之成为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型的发展圈。引领长江中游科技、环境、经济的更快发展。对长江中游的产业提升与生态环境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三片区包括西部过渡合作区,中部核心主导区、外围承接辐射区。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打通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共建产业园区,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以及与其外围的城市群合作发展。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发展,鼓励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防止污染和落后产能转入,从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推动核心主导区的优化提升,扩大外围承接区对内对外的辐射作用。

三、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周期性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逐渐失去劳动价格优势,中国在经济转型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国制造业承接地,产业的合理规划布局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起决定性的作用。新时期下,中国必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通过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来强化中国制造业实力,从而在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中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长江中游城市群被国家定位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是东南沿海装备制造业向中部转移的承接地。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底端粗放型产业将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现状,探索产业空间发展的思路。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转型,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规划2015-2020

深化对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认识 篇7

摘 要:长江上游经济带肩负着引领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战略取向应为:对内实施地区联合发展模式,对外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实现与长江中下游的良好对接;其发展定位应是:注重特色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发展,以成渝经济区为增长极。以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辐射和带动整个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并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长江上游经济带;战略地位;发展定位;成渝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127;F061.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6-0025-06

Yangtze-upriver Economic Regions Strategic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Based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ANG Chong-ju, ZHANG Yi-wei, ZHANG Hong-li, XIONG Ping

(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Yangtze-upriver economic region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and historic mission for leading the vast underdeveloped western region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progra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ole i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The Yangtze-upriver economic region's strategic position should be regional joint-development patterns in domestic region and should be the pattern to make full use of resources for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so on, to achieve a good docking with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It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should be the open reg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highlight the two-way layout of productivity in both the traffic and the city area, become the growth pole at the upper reaches to radiate and lead holi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upper reaches, and realiz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Yangtze-upriver economic zone; strategic positio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引 言

长江从青藏高原发源后,干流流经云南、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主要省区,其主要支流更是覆盖了滇、川、渝、黔的主要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该流域区形成的长江上游经济带是长江流域大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地区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找准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战略地位与发展定位,以便发挥地区的综合优势和各自的独特作用,有利于长江上游地区共同利益的实现。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可将其理解为区域内各行政单元之间经济社会交往日益密切、依赖日益加深、发展关联互动的渐进过程。另一方面也可将其定义为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诸因素在区域内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努力下日趋和谐并导致区域发展的和谐与协调。[1]就我国而言,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目标之一。具体内容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和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王崇举,张益伟,张宏丽,熊 萍: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战略地位与发展定位水系是以流域为单元组织和流动的,而经济区的形成和组织,并不是完全依据流域划界和区分的。在长江上游流域中,青海、甘肃、陕西均属于西北地区,与西南的长江上游流域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联系也较弱,不能把该区域划为长江上游经济区;西藏虽与长江上游流域的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四省市相连,但西藏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类型,且在长江上游流域面积很小,所以,不宜将西藏与其他四省市一起作为长江上游经济区规划;湖北省是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区,其属于长江上游流域的面积很小,且湖北在我国整体区划上是划入中部地区的,其上游流域的区县经济与武汉和其他中部地区联系更为紧密,所以,也不将湖北的长江上游流域的区县划为长江上游经济区。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将长江上游经济带界定为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四省市的全部,这保持了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有利于在整个省市的范围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并组织经济协作。

一、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发展资源分析

1.自然资源

长江上游经济带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土地肥沃,地形多样。2007年全区总面积达113.7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8%。但是,由于该区域山地面积占绝大比重,可开垦的农荒地绝对数小,未利用地的开发难度较大,因此后备土地资源相对不足。该区域水能资源理论蕴藏总量为27 945.35万千瓦,占全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总量的52.76%;水电资源总量达8 934.08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的70.94%,[2]是我国水能资源的主要聚集区,也是我国最大的水电开发基地和西电东送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天然气储量丰富,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分布广泛、门类齐全,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地区。同时,长江上游经济带具有许多珍稀、古老的动植物种类。

2.经济社会资源

由表1可以看出:人口方面,长江上游经济带四省市总人口近2亿,占全国人口的14.5%,但除重庆外其他省的城镇人口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结构不尽合理,城镇建设水平较为落后;交通、信息设施方面,长江上游经济带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单位设施建设投资巨大;教育事业方面,长江上游经济带四省市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我国西部地区处于前列,但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制约了该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卫生事业方面,2007年全国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和卫生机构人员数分别为2.26个和44.71人,贵州省和云南省卫生事业发展与全国有较大差距;资本市场方面,滇、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川、渝存在较大绝对差距,四省市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市场活力不够,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

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区际比较

1.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长江上游经济带总体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从人均GDP看(见表2),四省市经济发展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严重不平衡。四省市GDP占全国GDP总量的10%,占西部地区的41.25%;其中以四川省所占比重较大,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其余三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稳定但占全国比重较小,尤其是贵州省,其年均GDP仅为全国总值的1%左右,属于典型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四省市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基本一致,但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则差距较大;其中云南省和贵州省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偏大,第一产业具有劳动力过剩、生产率不高的特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较大,第二产业产值相对较高,说明两地区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较强,均超过地区平均水平;云南省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较少,但产值相对较高,说明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需继续通过减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资源配置合理化等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稳定因素,采用与产业相适应的就业模式。

2.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区际比较

从总体看,长江上游经济带与我国三大增长极(“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还存在较大差距,人均GDP仅分别相当于三大增长极的30%、35%和41%,进出口总额则仅分别相当于三大经济区的4%、5.2%和7%。与全国相比,经济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4.8%;人均指标同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人均GDP、人均社零总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出口贸易额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9%、60.8%、65.2%和10.9%。相对于西部而言,长江上游经济带面积占西部的19.4%,人口占西部的52.9%,国内生产总值占西部的46.2%;经济密度是西部的2.4倍多;固定资产投资、社零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等指标占西部总量的40%以上;但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主要人均经济指标在西部却并不占先,如人均GDP、人均社零总额分别是西部平均的87.2%和94.8%。

三、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比较分析

1.自然资源竞争力

长江上游经济带是我国主要的能源富集区,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和水能为主;石油、天然气和铀矿也有一定储量,特别是天然气是我国重要的蕴藏和开采地区。长江上游经济带的煤炭和水能资源占该地区能源总量的98.3%,煤炭和水能分别占60.6%和37.7%;其中,煤炭集中分布在滇东、黔西、川南相毗邻的三角地带内,占总量的80%。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水能资源的富集区,占全国的50%以上;该地区拥有7个大型水电基地,占全国58.33%;其中贵州水资源理论储存量为14 268.85万千瓦,年发电量为4 017.64亿千瓦时。四川盆地的天然气储量较丰富,在我国开发较早。年供气20亿~30亿立方米。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此外,重庆、成都、贵阳和昆明拥有较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尽管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一次性能源资源丰富,能源结构中煤炭和水能的比例大,但开发利用率较低,使得该地区具备发展耗能产业和天然气化工、煤化工工业的巨大潜在优势。

2.产业竞争力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特征是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但农业发展较晚和农村经济发展较落后,导致其产品仍以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缺乏比较优势。改革开放后该地区第二产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除重庆都市区和成都、绵阳、德阳等几个中心城市外,大多数中小城市的工业体系基本都以在“三线”建设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传统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力且发展后劲不足,有的甚至面临生存危机;支柱产业的重叠度比较高,趋同化现象比较严重。长江上游经济带第三产业内中金融、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比重小,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其中由于自然生态条件好、人文历史厚重,旅游业发展现状最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口素质低等原因直接影响了该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3]

3.知识经济竞争力

长江上游经济带四省市中,四川省的科技和教育发展程度最佳;重庆市科教事业和科技创新也有了快速发展;而云南省和贵州省的科教发展相对落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不明显。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云南省和贵州省近年来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使其科教发展趋势较四川省和重庆市好,科教各指标项增幅较大。从四省市在全国8项竞争力指标得分与排名看,四川省表现出较高的政府作用竞争力水平,而其余三省区则处于中、下游水平,说明该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平保障等方面,地方政府还未能发挥出强有力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四、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战略地位

长江上游经济带四省区位于我国西南,衔接中原和华南,经长江和华东相连;北连西安、兰州等西北的中心城市,连接欧亚大陆桥(陇海兰新经济带);毗邻东南亚各友邦,是我国南下印度洋的主要陆上通道;具有左右逢源、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重要战略地位。[4] 长江上游经济带以重庆(主城)、成都、贵阳、昆明等特大中心城市作为重要的增长极,必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肩负着引领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实现大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

长江上游经济带包含了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四个西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省市,2007年四省市经济总量占西部十二省区(市)的41.25%,人口占西部十二省区(市)的52.95%,在西部地区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川、渝、黔、滇各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人员和经济往来与交流,文化习俗互相渗透和影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和很多的利益共同点。因此,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它应当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扮演重要战略角色,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

从长江流域的三大经济板块看,位于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确立了在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和核心地位;而长江中游较上游经济带虽相对发达,但两者总体上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期,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生产要素争夺等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因此,长江上游经济带作为我国发育程度相对偏低的区域,其战略取向应为:对内实施地区联合发展模式,对外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等,实现与长江中下游的良好对接。

五、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定位

长江上游经济带是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基地,找准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发展定位可带动整个西南乃至西部地区的发展。

1.充分发挥富集资源的资源优势,发展长江上游经济带特色产业

长江上游地区资源丰富,铁、铝、铅、锌、锰、钒、钛等金属和稀有金属以及天然气、煤、盐、贡、硅、石灰石、碳酸锶及其他矿产蕴含较为丰富;同时,由于气候适宜、雨水充沛、土地肥沃,致使各种动植物资源富饶,是我国粮食、水果和多种经济作物、药用植物的重要产地。长江上游地区是我国江河分布密度高、水流量大且稳定、水能蕴藏量最高的区域,目前,也已经成为我国水电的主要生产区。此外,长江上游地区也是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开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整治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该地区优势资源的适度开发与利用,发展壮大相关产业,把长江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从而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

2.以成渝经济区为增长极,以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辐射和带动整个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

成渝经济区历来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核心区和城市富集带,该区域人口密集度高,产业关联度强,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结构良好,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齐备,交通较为便利,交通运输设备、成套装备、电子信息、医药化工、仪器仪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等产业在全国有特殊地位,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被国家寄予厚望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和功能区。以成渝高速公路、长江水道及沿江铁路为依托,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充分发挥成渝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作用,加快建设以重庆、成都、昆明、贵州、绵阳、万州等特大和大型城市为中心的支撑西南开发的经济核心地区,辐射带动其他大中城市,加强长江上游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带动片区经济发展;与武汉城市群、合肥、九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联合互动,促进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进一步加快发展,使之成为推进未来我国各地区均衡发展的试验区和示范带。

3.注重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

长江上游地区地处江河源头,气候类型多样,物种资源丰富,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但长江上游地区又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该区必须改变原有产业粗放经营的生产经营模式;关停对环境污染大,尤其是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企业;注重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工艺升级,延长产业链,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宝贵的自然资源。同时,还应减少耕地占用、注重造林护林、加大退耕还林力度,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全国人民建设一个良好的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屏障。

4.利用特殊区位优势,挖掘产业潜能,发展战略产业

长江上游经济带虽然山岭纵横,但经过“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已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空、铁、路、水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便于优势产业的发展与产能培育。应充分利用已有相当基础的兵器、特种船舶、航天航空、电子信息、核能、新材料等产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打造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注重军民共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与储备;注重对“三线”建设时期等国家重点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挖掘和补充;涵养、利用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升现有和新企业的研发能力和优化配置水平。

六、对策建议

第一,提升区域层次,将成渝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具体说来,将一些关系成渝经济区快速发展的重大项目纳入国家支持范围,加快长江上游地区交通运输、江河疏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组织跨区域高层协调机构,全面推进成渝经济区的规划建设和协调发展。

第二,做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为抓手,以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建设为目标,在推进农村土地依法、自愿、有偿、实效地流转和建立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等方面做好工作、做出实效,凸显长江上游经济带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特征。

第三,构建协同、共生、共赢的区域发展机制。从实现国家战略部署以及提升长江上游经济带综合竞争力的高度,来谋划长江上游经济带各区域的发展。树立协同、共生、共赢的区域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各项沟通、合作、协调机制,共同出台鼓励要素流转、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企业与政府和社会互惠共赢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

第四,吸引产业转移,建设西部地区的开放经济高地。积极吸引国际和东部产业转移,推进国内外融资,加大资本运作力度,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及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同时,还要适应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要求,抓住对内开放机遇,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东西合作,支持东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以投资设厂、参股入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进一步加强东西对口支援,努力形成地区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充分利用整个长江流域沿江地区的交通网络和区位优势,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区际贸易和区际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共同市场,构建产品互相准入、资本自由流通、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跨区运作的统一市场。

第五,不断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以推动区域内部的全面合作,进而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一是加快建立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的激励机制,鼓励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调动各方的创新热情;二是建设科技创新的战略基地,构筑区域创新平台;三是增加科技投入,拓展融资渠道;四是积极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五是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六是加强交流合作,按照“互补、协同、互惠、共生”的原则统筹协调好各区域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六,促进区域产业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加强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进行统一的产业协调和适当的分工;引导生产力合理布局,按照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布局新的产业和进行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形成若干产业群,打造产业高地;加大同类企业重组力度,依托优势企业引领产业经济,通过兼并破产、收购、参股等方式实现长江上游经济带优势企业的强强联手,依托优势企业引领区域内产业的协调发展。

第七,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7]长江上游地区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也是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是区域发展的双重任务。基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正外部性”,应建立以公共支付为主、包括多种支付方式在内的生态补偿机制。オ

参考文献:

[1] 陈栋生,王崇举,廖元和.区域协调发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DB].北京:统计出版社,2008.

[3] 彭劲松.长江上游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5(4).

[4] “长江上游经济带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思路及政策选择[J],改革,2005(1).

[5] 田代贵.长江上游经济带协调发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王崇举.对成渝经济区产业协同的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2).

[7] 刘世庆等.长江上游经济带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政策研究[M].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