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共5篇）
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 篇1
1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利弊分析
根据保罗·堆霍尔伍德和罗纳德·麦克唐纳 (1996) 的总结,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是巨大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提高货币 (作为交换媒介) 的使用效率, 减少交易成本, 发挥货币的规模效益; (2) 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的汇率波动性及由此带来的外汇风险减少,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3) 货币一体化促使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 节约外汇储备; (4) 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通过共同的价格机制和货币流动, 提供防范区域性冲击的风险分担机制, 从而促使区内的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和共同市场的发展; (5) 货币一体化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 促进经济一体化。
当然, 凡事有利必有弊。货币一体化在给国家带来节约外汇交易成本、消除外汇风险等好处的同时, 也有一些客观的矛盾存在:这些矛盾表现在:货币的统一与国家主权的矛盾, 货币的索取权与政府经济利益的矛盾, 货币政策的调控权与政府调控经济的矛盾。
2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我们看到东亚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建立了相应的机制, 已经由原来的非制度向有效的合作机制进展, 合作各方的态度和意愿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目前东亚金融合作仍存在很多的制约因素, 主要体现在东亚各国政治、经济的差异性等方面。
(1)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东亚地区内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几种不同类型国家共同存在, 经济发展水平 (以人均GDP计) 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 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 中国与亚洲“四小虎”为第三层次, 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东亚各国或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比较大, 没有欧洲那么接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 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也不同, 对政府政策进行协调的成本大。
(2) 东亚各国缺乏坚实的政治合作基础。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 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主权国家的权力安排。罗伯特。蒙代尔指出,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 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 也不可能会成功。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也表明, 一个成功的货币联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政治联盟作为后盾。相比较而言, 东亚政治多元化将是东亚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极为重要的一个障碍因素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长久存在的政治冲突,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 这种政治障碍将直接阻碍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此外, 东亚国家的领土纠纷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 但随时都可能再度浮现, 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因此, 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 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
(3) 其他一些非经济性因素。长期以来, 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 包括民族意识、文化与宗教、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顺利的解决,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使得货币合作或者流于形式, 或者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上, 根本无法实现“统一货币”的终极目标。 (1) 民族意识。由于种种原因, 东亚各国都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主权意识等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主权意识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对于国际经济合作, 特别是国际货币合作来说, 就可能构成合作的阻碍, 很多时候会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2) 文化与宗教。东亚各国虽然文化多样, 但很多国家和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多, 文化上的差异倒不是很大。但在宗教、历史等方面却很大, 由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时有发生, 特别是受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宗教问题可能会成为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又一个不利因素。 (3) 历史问题。历史上日本的侵略战争给广大亚洲国家留下了创伤, 而日本对战争问题至今没有深刻反省, 这使得东亚各国对日本政府心存疑虑。 (4) 领土争端。东亚地区领土争端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如南沙和西沙群岛争端、台湾海峡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等。
总之, 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存在着的种种障碍使得各国很难相互信任, 对合作始终心存芥蒂,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 当一国经济出现问题时, 不排除国内问题被国际化的可能, 而这将会对东亚货币合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 从政治经济合作来看,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对于合作预期能够带来的共同利益的追求促进了东亚货币合作趋势的增强;从经济特征和贸易结构来看, 东亚经济相互趋同性逐步增强, 这些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乃至建立货币联盟的经济基础。但从现实经济趋同的角度来看, 在现阶段由于东亚各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决定了各国的经济结构、对外部冲击的反应以及政策目标等均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和较为分明的层次性。另外, 政治障碍也直接阻碍了东亚金融合作进程
3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尽管有欧洲货币联盟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是东亚国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实现货币统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必然会经历波折与坎坷。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大势不可逆改,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目标必然实现。我们可以把其目标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路径选择方案。一般来说, 近期目标要用10-15年的时间, 中期目标的实现用15-25年, 长期目标大约需要25-40年。
3.1 近期路径选择方案 (10-15年)
就目前的ASEAN+3框架而言, 在近期内 (10-15年) , 东亚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方案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继续强化各经济体的政策对话; (2) 推动东亚地区债券市场发展, 为减少本地区对美元的高度信赖做准备工作, 并积极培育本地区货币在本地区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 (3) 开展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建立亚洲货币合作基金, 加强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 协调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地区政策等; (4) 成立东亚中央银行或货币合作机构, 在东亚次区域实施主导平行货币区域化。
3.2 中期路径选择方案 (15-25年)
在近期目标顺利实现之后, 在中期 (15-25年) 内, 东亚金融合作可以实现的目标有三个:一是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 实现更大程度的区域汇率稳定性;二是形成区域流动性支持机制, 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制, 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三是形成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较为发达的区域金融市场。其中建立东亚汇率稳定机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3.3 长期路径选择方案 (25-40年)
单一货币区从理论角度讲是区域汇率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 对内维持了相对价格的稳定, 对外则可以通过浮动汇率保持灵活性, 兼顾固定和浮动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当统一的汇率机制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 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可以考虑建立亚洲中央银行, 发行东亚统一平行货币, 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固定区内汇率政策, 用财经纪律约束各国国内经济政策与统一货币政策的协调趋同, 最后发行东亚统一货币并实施运行。
以上路径选择方案的实现取决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意愿。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必然会有波折, 甚至会出现倒退。欧洲货币一体化从提出设想到最终实现用了40年的时间, 是欧洲各国几代领导人和欧洲各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东亚货币一体化将取决于东亚各国领导人和欧洲各国人民智慧的理性选择和长期努力, 即便在目标上达成了共识, 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正如欧洲几十年前所经历的那样, 东亚目前正处于区域经济和金融一体化长期进程的起点, 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充满希望。
4 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国际金融市场从外部对中国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以防范外部冲击, 抵御危机传导对我国将变得日益重要。并且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是紧密相关的, 因此作为东亚重要的政治、经济大国, 我国应采取积极对策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并在其中起到大国的领导作用
(1)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契机, 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深化。
我国应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进一步完善“10+1”机制, 从而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加速推动日本、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及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 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化, 从而加快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2) 加强与东亚国家的交流以增强彼此的信任。
我国应制订合理的外交政策, 加强与东亚各国的交流与沟通, 尤其是在同东盟国家合作时, 要勇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领土纠纷上, 我国应坚持“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原则, 主动与对方进行协调与合作。
(3) 加强同东亚地区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
(1) 加强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我国应同东亚各成员开展各层面对话, 通过平等磋商来解决各成员之间的政策冲突。在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官方共同行动及其他相关方面同区内其它成员充分交换意见, 寻求深层共识。
(2) 加强东亚区域内贸易政策的协调。我国应推进产业升级, 增加产品技术含量, 避免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趋同以及由此导致的恶性竞争, 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平衡。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3) 加强东亚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协调。我国应积极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政策协调, 在“10+3”的合作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汇率调整协议, 并进一步就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及官方干预的程度、时机和方式等问题建立协商通道, 进而实现在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同时保持对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
(4) 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1) 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应努力推动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 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时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
(2) 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支持建立次级货币圈。我国应在进一步扩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的同时, 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并可以华人经济圈为基础, 在两岸四地之间建立货币联盟, 以统一的货币带动东亚货币合作。
(3) 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我国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上海、深圳等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 完善其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功能, 并大力发展离岸金融市场, 做大做强国际金融业务, 加大金融人才的培养, 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化金融中心。
(4) 利用好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较高, 因此有能力出一部分财力参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 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参考文献
[1]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可行性、路径与中国的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 篇2
关键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间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深化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提高东亚各国经济效率，促进东亚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升东亚地区整体国际竞争力，以及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水平，提高中国综合实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性
1、地缘利益的推动
东亚各国地理位置临近，地缘连接紧密，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宗教等方面有比较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共同面对巨大的外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压力时，东亚各国都在不懈努力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和保证地缘利益，通过提高其集体竞争能力来与区外势力相抗衡。
2、东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东亚地区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居中、东盟殿后的“雁队”。这种雁形分工模式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区域性国际分工体系，在日本、“四小龙”、东盟之间已形成了“产业阶梯”，即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四小龙”接收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接收“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通过产业转移，东亚经济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但也因此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主持，为“10+3”财长会议准备的课题“东亚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一文中，钟伟等人曾利用 1978～2002 年数据对东亚代表性国家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如下所示 :
从该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中国以外，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的几个代表性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显示出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经济发展紧密的关联性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基础。
3、东亚区域内贸易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东亚地区形成了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新的分工模式，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东亚国家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表 1.1 和表 1.2 对比了 1997 年和 2003 年东亚区域内进出口占各国进出口比重：
通过对比 1997 年和 2003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东亚区域内贸易占各国进出口比重，除韩国和日本之间有小幅下降之外（下降幅度不超过 2%），其余国家间进出口占各国进出口比重有所增加，尤其东盟内部国家之间、中国同韩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日本对中国出口占其国内进出口比重都有大幅度提升。2003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该地区总体贸易额的 54%，这一比例接近欧盟 64%的水平，同时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46%的水平。区域内贸易的扩大必然导致对本地区贸易自由化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类型选择：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类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制度性约束性不断增强，成员国的经济主权甚至政治主权不断弱化。由于东亚国家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经济主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弱化，这就使得东亚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能过早选择自由贸易区之外较高级的一体化类型。同时，从静态效率分析来看，自由贸易区优于实行统一关税的其他一体化类型。
1．自由貿易区与关税同盟的比较分析
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自由贸易区适用原产地原则，即只有原产于区域内的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进行自由贸易，对从世界其余地区的进口，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有权决定各自的关税税率。而关税同盟则要求成员国采取统一的对外关税。
自由贸易区实行原产地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贸易偏转，但实际上自由贸易区不可能真正避免贸易偏转的发生。在原产地原则的限制下，贸易偏转以“间接贸易偏转”( Indirect Trade Deflection )的形式出现。这种偏转不可能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原则加以限制或消除，反而有可能加大从区外国家的进口量，最终带来全球的福利增加。关税同盟则通过设定统一关税消除了贸易偏转发生的可能性，但这样会给区外国家带来新的贸易壁垒。所以，自由贸易区相对于关税同盟来说更具有开放性，更有利于福利的增加。对此，罗布森(Robson )运用自由贸易区两国模型做了分析 。
图 2．1 和图 2．2 描绘了一种给定产品在 H 国与 P 国的供求曲线。Pw为世界供给价格。一体化之前，P 国关税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包括关税在内的价格为 Tp。图中：三角形 a 代表贸易创造(生产效应)；矩形 b 表示以伙伴国产品替代原先的进口(贸易转向)所构成的额外费用；三角形 c 是 H 国消费效应，为正；三角形 d 是 P 国消费效应，为负；三角形 e 表示 P 国生产效应，可能为零，也可能为负，并且主要是针对关税同盟而言。罗布森分两种情况对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作了如下假定：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要素只在各国国内而不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运输成本忽略不计；关税是贸易管制的唯一形式，为了方便研究，假定通常只考虑从量关税；价格能准确反映生产的机会成本；贸易收支平衡(出口等于进口)；资源被充分利用。
（1）第一种情况(图 2．1)中，假设 H 国和 P 国需求情况相似，但是 H 国生产效率相对低下，而 P 国供给曲线具有相对弹性和竞争力，当产出超过 L〞时，其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 Pw。
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前，P 国在 Tp的价格水平下产出并消费数量为 M 的商品，该国关税排除所有的进口。H 国生产 L 而消费 N，其差额 LN 则以价格 Pw从最低的来源进口，也就是从世界其余地区进口。如果H国和P国组成自由贸易区(2．1a)，价格为Tp时的区内供给(OM+OL′)显然小于该价格水平下的区内需求(M+N′)，但是其额(L′N′)却小于该价格水下P 国的供给能力。在排除了成本最低的供给来源的自由贸易区内，P 国将以价格Tp供给 H 国市场 L′N′(＝L〞M)数量的产品，剩下相当于 OL〞数量的产品留给国内市场，P 国过剩需求(L〞M)则以价格 Pw从世界其余地区进口。此时，一体化之后自由贸易区内存在一种单一均衡价格，这一价格水平等于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两个成员国价格中较低的那一个。
可见在 H 国，生产效应 a(瓦伊纳的贸易创造)加上消费效应 c，将超过贸易转向成本 b。贸易转向成本和原先的关税收入之间的差额，表示从国库向消费者的内部转移，而不是共同体实际收入损失。在 P 国生产和消费的数量同以前一样，价格水平也相同，但是政府收入将增加如阴影部分的矩形所示的数量。它表明 P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就世界其余地区而言，其出口显然将比以前更大(L〞M>LN)，因为 P 国供给转向满足 H 国需求。自由贸易区显示，两国、而且很可能世界其余地区的状况都有所改善。
这种结果可以和下面 H 国与 P 国组成关税平均化的关税同盟(图 2．1b)的结果相比较。此例可见，价格为 CET 时同盟供给将大于需求，因此共同外部关税将仅仅形成价格上限。均衡价格将是供求相等时(TM〞=US)的 Pcu。而且，虽然其贸易创造效应小于自由贸易区，但是贸易创造(生产效应 a 和消费效应 c)显然超过贸易转向 b。
两种选择方式的首要差异将是针对 P 国的。关税同盟情况下该国消费者将承受以 d 来表示的消费损失。尽管其生产者会得到净收益，但是仍将出现以 e 表示的负生产效应。自由贸易区情况下，该国不存在任何生产和消费效应的损失，但政府收益比关税同盟使 P 国增加的净收益还要多。而且，关税同盟排除了与世界其余地区的贸易。
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单纯着眼于静态效率分析，可以说，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安排相比是一种次优方案。二者间区别主要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原则无法阻止的间接贸易偏转。
（2）第二种情况不同于前者，将考虑自由贸易区内产品价格差异。此种情况下仍假设 P 国供给具有相对竞争力和弹性，但同时假设该国无力满足 H 国需求(图 2.2）。
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假设两国都实施排他性关税。P 国生产和消费 M，H国生产和消费 N。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图 2.2a)，P 国无力在价格水平 Tp上满足来自 H 国的额外需求，因此自由贸易区内 H 国均衡价格将为 PFTA(L′N′＝OM′)。同时，P 国价格不可能超过可能从世界其余地 E 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 Tp，因此区内存在两种均衡价格。
此例中，H 国将仅承受贸易创造效应(a+c)。P 国不会出现消费或生产的任何额外成本，但是该国会得到相当于阴影部分的政府收益增加，这表示其国内收入的增加。
如果 H 国和 P 国组成关税同盟(图 2.2b)，共同对外关税将发挥作用，供给和需求将在这一水平上大体持平，同盟内价格比自由贸易区略高。 H 国存在贸易创造。相应地，P 国则因以较高价格向 H 国出口而受益，但这以用 d 和 e 表示的生产和消费负效应为代价。
和第一种情况一样，在第二种情况中，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安排相比是次优的。假设不考虑特定的市场条件，这一结论似乎广泛适用于关税平均化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2．东亚经济一体化类型应选择自由贸易区
从上文对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比较分析可知，成员国可从自由贸易区获得关税同盟更多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此也曾经指出，自由贸易区可以使进口国避免因单边降低壁垒而蒙受不必要的贸易转移的损失，这样就可以获得区域外低成本供应来源。自由贸易区还具有比其他一体化类型更加灵活等优点，比如可以避免成员国之间合作过程中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困难，为成员各方扩大商品市场创造条件；有利于因地制宜，按照相邻的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按照双方可接受的标准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有利于避免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经济受到不必要的冲击。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应选择自由贸易区形式。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阻力
东亚仍然处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国家性民族主义较强烈的地区。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及经济模式，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历史时代的要求相互交融，形成了各异的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对东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东亚民族主义对地区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东亚的民族主义包涵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常看重国家主权，过于强调本民族国家利益的追求与实现，强调自我利益的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开展。
东亚地区宗教因素的复杂性以及宗教极端主义在东亚地区的抬头。由于东亚宗教的多样性，各国国内的民族及教派摩擦容易引发政治冲突，极端主义则会激发更广泛的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东亚地区认同的形成，影响到东亚的安全与合作。宗教极端主义在东亚虽然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激烈和广大，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會影响到东亚整体的行动，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隐患。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四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日本，它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量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紧随其后，属第三层次；最后的是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确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
东亚各成员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开放市场的程度和步伐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影响了区域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由于东亚内外环境的复杂性,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行必将面临一系列困难,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但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东亚走向繁荣,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东亚地区自身利益。应该用一种多样而又渐进的方式,分阶段、务实性地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要遵循五大原则,即互利互惠原则、渐进式原则、非歧视性原则和市场相互开放原则,而最重要的则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吸取一些经济组织的非制度约束的经验,采用适当的一体化模式,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分阶段实现。
五、结束语
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东亚各国的经济利益。中国作为东亚重要的经济、人口大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全球各国间的贸易联系日趋密切,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呈上升趋势,东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尤为密切,它们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扩展中国与东亚经贸合作领域,增强我国抵御风险的能力,因而符合我国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它所能提供的广阔市场和投资机会也已经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该合作过程中中国发挥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离开了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则难以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东亚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只要东亚地区按照既定原则有步骤、有秩序地积极推动地区经济、金融、高新技术、政治等方面的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一个富有竞争力、崭新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将在新的世纪里产生,这将有利于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平衡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并有力地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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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 篇3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国际背景
20世纪后半叶,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国际大背景的变革将促使东亚地区寻求有效的货币联盟手段, 应对潜在的种种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
(一) 金融全球化。
1970年以后,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各国之间主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导致以某一特定货币计量的资产的价格随之波动, 从而产生了投机套取差价的机会。而70年代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世界经济“滞胀”难题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世界各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逐渐松动, 金融自由化拉开序幕, 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外汇交易量大增, 资本的大量国际间流动。如今流动的资本中, 直接投资和长期资本的比例在减少, 短期投机性资本的规模和速度都在扩大, 这种境外资本流动到新兴市场中, 大量用于投机项目而非生产性行业的投资, 形成潜在的巨大风险, 有可能引起金融动荡。一旦国外资本大幅撤资还会引发羊群效应, 对邻国产生传染效应, 外资也会从周边国家撤出, 引发传染性危机。
(二) 国际区域货币体系时代的到来。
2002年, 欧元的顺利启动和拉美国家的“官方美元化”使得在全球内推行区域货币合作的设想成为现实。区域性货币合作要求区域内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领域中进行协调与合作, 形成一个汇率统一、货币统一、货币管理机构与货币政策统一的货币联盟。通过区域性货币联盟, 各国虽然在名义上放弃了本国的货币自主权, 让渡了货币的发行权, 但却提高了整个区域内成员国抵抗金融风险能力和福利水平, 换取了成员国更大的共同利益。欧洲货币联盟经过30年的谈判, 成功地走过货币区、联合浮动、欧洲货币体系等阶段, 在1999年顺利地进入到最高阶段——欧洲单一货币区。而与此同时, 拉美地区一些国家也纷纷开始讨论在官方市场上采用美洲内部具有可靠信誉保障的强势货币——美元, 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 从而保证区域内汇率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欧元的诞生体现了发达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实现价格稳定与消除汇率波动, 而拉美的“官方美元化”则表达了同一区域内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稳定汇率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共同诉求。国际区域货币体系的发展, 促进了东亚各国的合作意愿并为各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三) 美元霸权依然存在。
由于美元执行着国际货币的职能, 其它国家又广泛使用美元, 美国因此可以通过铸币税和货币的贬值在世界任何一个使用美元的角落掠夺收益。国际铸币税指具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得到的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 比如美国以印发纸币的极低成本换得他国用资本、劳动、技术生产的真实资产。美联储也可以通过增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 使美元贬值, 实际是向他国普遍征收了一种通货膨胀税。世界上开展国际贸易的国家为了使贸易、投资和投机顺利进行, 必须采用国际货币, 即使美国发生通货膨胀, 也不会放弃习惯性使用的强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 因为没有另外一种强有力的货币替代美元的职能。如果某区域内各国能形成协调一致的汇率制度安排, 乃至统一货币, 则可以最大程度地规避各种金融风险, 美元的强制使用性也就会削弱。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 具有经济开放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 工资价格具有充分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笔者通过结合东亚各国现状进行分析, 认为东亚地区进行区域货币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一) 经济开放程度较高。
麦金农提出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 对于相互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来说, 组成一个货币区并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 可达到稳定汇率、减少国际交易成本的目标。从表1中提供的数据可知, 东亚大多数国家 (地区) 的经济开放度都比较高, 且呈逐年递增趋势, 但各国 (地区) 之间亦存在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 对外开放度很高;中、日、韩等国开放度指标较低。不过就总体水平而言, 东亚地区的经济开放度高于欧元区。越是开放的经济体, 其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的以来就越大, 对汇率波动就越敏感, 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东亚国家总体上都对稳定汇率有着强烈的需求, 这构成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基础。
资料来源:IMF IFS 2004年各期数据
(二) 工资价格具有较强弹性。
工资和价格的高弹性有利于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并获得内外均衡, 减少汇率调整的必要性。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首先, 东亚地区是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区内大多数国家正处于出口导向型经济阶段, 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 劳动力供给很充分, 总体劳动力价格偏低。第二, 东亚国家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有待完善且执行力度不够, 工资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 受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的约束不大, 工资随市场变化的幅度较大, 有较大的弹性。第三, 东亚国家工会力量弱小, 劳动保障制度也不健全, 导致工资刚性不强。与欧元区国家相比, 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 可以通过货币工资的提高和降低调节市场、使经济恢复均衡, 汇率的调节有时不再是必要手段, 放弃汇率的成本相对较小。
(三)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具有一致性。
货币区内成员国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大, 则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更趋于一致。在现阶段, 区域内各国完全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协调合作, 东亚经济体表现出较高的增长相关性, 这无疑是一大有利条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和国债占GDP的比率也是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致性的重要指标。在这两项指标上, 东亚基本与欧东亚经济体基本和欧盟国家保持在相同的水平上, 东亚各国有望进一步合作, 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目标。
(四) 东亚各国经济依存度较高。
东亚各国呈明显的“雁行”发展模式。日本作为区内发展最早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过渡的产业结构升级, 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国, 同时也是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国, 属于“雁头”。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主要出口机器设备和其它中低端工业品, 产业结构相对于日本略显落后。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主要出口能源产品、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制成品, 接受外部的资本和技术输入, 处于“雁尾”。正是由于区内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各国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 互为对方的主要供给者和需求者, 因此有着较强的经济依存度,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态势。
根据最优货币区域理论, 东亚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弱是主要的不利条件。东亚各国大多处于经济的起飞阶段, 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流出限制仍然很严格。比如中国的资本项目才刚刚开放, 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甚至再度加强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而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对外国资本投资和控股本国公司的限制也很多。由于政治、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影响, 跨国劳动力就业在东亚地区十分困难。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
虽然根据传统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 可以发现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较弱以外, 东亚国家基本符合最优的条件,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理论上有形成区域货币的可能, 但是东亚货币合作仍然有诸多制约因素。一国选择是否参与货币联盟、参与何种层次的货币合作, 取决于其对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大小的判断。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东亚诸国在各个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 尤其是经济发展情况各异以及政治因素, 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之路也许会比欧元更加漫长和坎坷。现阶段讨论东亚货币区核心货币的选择, 是人民币区、日元区还是亚元区, 还为时尚早。货币合作虽然可行, 但是现阶段只能先从较低的层次做起。
(一) 东亚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多以出口导向型为主, 年均GDP增长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居世界前列。从表2中可以看出, 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内一直保持平稳高速的增长, 而以韩国、马来西亚等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但是跟不上中国的发展节奏。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体的日本, 则在最近十几年内一直在低增长与零增长之间徘徊, 没能走出经济衰退的阴霾。根据经济发展的质量, 东亚国家可以被分成三类:中国、日本和其他新型工业国。从图1可以看出, 中国在GDP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平稳, 日本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但是增长率偏低。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居于中日两国之间但是都出现了较大的起伏。东亚诸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 而区域货币合作则要求各国的经济政策要向一致的目标靠拢, 一旦合作形成, 如何保证政策能兼顾各方的经济发展要求, 会成为一个难题。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统计年鉴》
(二) 日本与其他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矛盾。
参考《世界经济统计年鉴》, 可以发现东亚诸国除了日本之外都保持持续的低水平通胀, 消费价格水平 (CPI) 的年增长率基本控制在5%以下, 其中中国的通胀水平是保持得最好的, 1998-2006年平均增长率为0.78%, 这种高增长、低通胀体现了我国较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只有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 但自2003年以来也下降至6%的水平。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 在长时间内都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1998-2006年平均为紧缩0.27%, 国内存款利率徘徊在0-1%之间。日本已经透支了通过调低基准利率刺激经济的空间, 但是效果平平。随着全球经济逐渐从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恢复, 东亚各国将继续GDP的较高增长水平, 其货币政策不可能过度宽松, 这与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对比。随着货币合作的加深, 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必然会削弱各国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 而日本与其它国家基本目标的冲突会阻碍这种一体化进程。
(三) 金融体制差距较大, 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低。
东亚诸国的金融体制, 尤其是开放程度, 可以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作为金融中心, 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 资本流动自由;以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金融比较早, 正在逐渐实行金融深化, 政府管制也逐渐放松;第三类国家以中国和韩国为代表, 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 金融业起步较晚, 尚存在较多的政府管制, 资本流动不甚灵活。各国在汇率制度安排上也有差异, 比如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菲律宾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 泰国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各不相同, 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资本在不同地区的流动性有强有弱, 如果开展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 那么调控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四) 亚洲地区缺乏明显的核心货币。
东亚各国很难围绕某一国的货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基于综合国力的考虑, 该地区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货币有可能充当区域主导货币, 但是世界上这第二、第三两大经济体的法定货币都有着各自明显的缺陷, 无法充当核心货币的职能。
日元不能担负起主导货币的责任主要因为近二十年来日元的汇率波动太大, 将日元作为核心货币或储备货币存在一定的风险, 而日本自身经济政策的错误不断。调控能力受到质疑。诸如历史、政治等因素也决定了其他东亚国家无法接受日元成为核心货币。
相比较来说, 人民币没有上述日元所具有的硬伤。中国是东亚乃至世界发展最快、最稳定的经济体, 但我国的金融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薄弱, 人民币也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还不具有是人民币区域化的承受能力。
(五) 政治矛盾的挑战。
与欧元区和拉美“官方美元化”的国家相比, 东亚地区在政治、历史、文化上的矛盾更加尖锐。从意识形态上来讲, 欧元区和拉美诸国基本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东亚地区却有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分, 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也不尽相同。从历史上讲, 日本曾经作为法西斯国家对东亚各国进行侵略, 这种历史积怨短期内难以化解, 并偶尔引发外交争端, 而各国之间也长期存在着领土纠纷、外交对峙和贸易摩擦。从文化上说, 欧洲有着相对一致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 而东亚地区既有佛教国家, 也有伊斯兰教国家, 更有像中国这样宗教烙印不明显的国家。东亚的文化圈相对于欧洲缺少一些共性, 而多了一些摩擦和纷争, 这就决定了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会伴随着不同文化的碰撞。从历史经验上来看, 多文化组织总会比单一文化的组织出现更多的内部问题。进行货币合作必然使各国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 如何在合作过程中减少摩擦, 避免民族主义、政治自主的思潮阻碍一体化进程, 将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
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符合各国的长期利益, 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尽管根据以上的论述, 区域内合作尚有重重障碍, 但是随着形势进一步发展, 逐渐进入实质性合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区域货币合作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即使那些发展水平相当的欧洲国家最终走入欧元区也花了五十年的时间。现在摆在面前的是路径选择的问题, 即结合自身特点、考虑到各国利益选择一条适合东亚的货币合作渐进式发展策略。
现在比较成功的范例有欧元区和美元区, 它们分别符合单一货币联盟和主导货币区域化的特征。由于日元和人民币都不具备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能力, 因此主导区域货币化不适用于东亚地区。至于单一货币联盟, 即欧元模式, 则超出了东亚目前的承受能力, 不可能忽视种种阻碍因素勉强在区内实行单一货币。目前比较现实的方法就是循序渐进, 先着手建立多币种的货币联盟, 在实现区域内固定汇率、统一货币政策之后再向单一货币联盟过渡, 到了那个层次才有讨论选择人民币、日元还是亚元作为单一货币的意义。
2000年的《清迈协议》已经为区域货币合作初步奠定了基础, 它在“东盟+3”的框架内扩大了东亚国家间的货币互换安排, 通过在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之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与回购协议网络, 促进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在此基础上, 各国家可以通过磋商进行更加细化、覆盖面更广的制度安排, 建立强有力的地区性最后贷款人, 从而形成区域性危机自救组织。该组织应该尽量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种种弊端, 做到成员国享有较为平等的话语权、总体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内部互相救助更加有效。东亚国家之间很强的经济相关性决定了只要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出现危机, 区域内其他国家不可能毫发无伤。共同的利益决定了区域性危机自救组织对于本区域内国家的救助会更加有力。这种组织的建立需要仿照IMF的模式, 要求各成员国按份额出资, 建立基金, 因此随着该组织的发展, 它会形成一个类似于IMF的轮廓, 可称为东亚货币基金组织。
东亚的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以后, 各国虽然有了危机互救制度, 但各自货币的汇率依然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上下波动。此时的区域货币合作处在低级的阶段, 各个国家都是各自钉住美元或一篮子货币, 尚不能与美元、欧元相抗衡, 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如果此时泰铢相对于美元升值, 那么意味着它对区域内其它货币也会升值, 区域内不稳定因素并没有被根本消除。在时机恰当的时候, 东亚诸国可在区域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实行联合汇率浮动机制, 钉住一篮子货币, 实行有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 将各自的汇率控制在特定的浮动范围之内。这种联动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由弱到强、有分散到集中、由次区域到全区域的过程。由于各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和发展状况都不相同, 因此在选择所钉住的一篮子货币的种类和比例以及浮动的范围上会发生一定的分歧。首先应由发展状况相近的国家, 如中国和韩国, 或老挝和柬埔寨, 建立小范围的次区域联合浮动体系, 再逐渐推广到整个东亚地区。这个过程需要多次的磨合及协商, 将是十分漫长的。
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 篇4
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崛起。我国也加快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以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努力探索区域合作的模式,并逐步形成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
纵观历史,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根据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可以从中发现四个一体化的经济模式:第一,中日韩与东盟的双边合作;第二,东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三,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合作;第四,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机制。当前我国采取了区域、次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经济合作并驾齐驱的发展模式。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建构的情况来看,中国正立足于亚太的同时,构建自己的多元模式框架,实现由单一重心向多元中心发展的转变。
2 当前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存在战略上的内敛性。
区域经济合作近年呈加速发展趋势,并呈现出显著的贸易与投资“内敛”趋势。中国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按照周边优先、重要地区贸易伙伴优先的原则着眼于全球市场发展多元化战略,统筹提出贸易、投资、金融等政策措施,整合国内机制,从而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布局的总体协调。
2.2 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带有盲目性。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在面临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双重压力下被动应变的结果。目前,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在战术层面有考虑到“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但总体上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感,整体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2.3 传统的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规模效应有限。
当前我国的国内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无法形成于发达国家的垂直分工关系。此外当前我国的产业通常成本递增快,合理经济规模小,无法形成一再分享规模效益的协议分工,因此难以分享规模经济的好处。
2.4 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博弈性决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会繁冗复杂。
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FTA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及与其覆盖的产品范围成正比,但区域合作的成员主体越多,谈判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也会随之加大。我国在与东盟的FTA谈判是在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进行,这就决定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会繁冗复杂。如果我国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谈判策略,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将会非常渺小。
3 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战略定位
3.1 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弹性。
中国应充分利用我国是东亚最大进口商的优势,主动与中东、中亚、非洲、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地区开展有关合作伙伴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方法。保证我国长期稳定的资源和能源供应,为我国生产的商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弹性。
3.2 中国应力争东亚地区的领导权。
早在1962年日本学者就已提出了“雁型发展模式”,用以解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此模式中,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该模式中的雁阵分工是一种典型的垂直分工。该种分工具有“依附性分工”的特点即一种由底层向上层高度依附的寄生性分工,这就决定了处于高层分工国家的经济好坏将决定整个东亚地区发展的状况。由先发优势的意义不难看出一旦中国认同该种区域内分工模式,就意味着失去先发优势。因此,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在技术的先发优势方面加大与日本的差距,在战略选择上要采取必要的国家干预主义,集中优势资源争取技术创新以及制度规则制定的先发优势。
3.3 以加快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为重点,开展以我国为主导亚洲经济全面合作的格局。
中国应加快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为重点,并以此为起点全面开展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全面合作的格局构建基础条件,在完善紧密经贸安排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与港澳的经贸合作;在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下实现“三通”,进而探讨两岸进一步开展合作的方式方法。力争在2011年左右,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首能与美洲和欧洲相平衡的区域经贸合作板块。
3.4 大力推进东亚经济合作。
东北亚区域作为东亚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其中区域内中、日、韩经济发达互补性,要积极促进在投资、技术、贸易等方面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或中韩、中日双边经济合作的正式磋商。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了加快这一协议的实质性进程,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世界的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中国在此态势下顺应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潮流,着眼于市场多元化战略,提出了相应的贸易、投资、金融等政策措施,整合国内机制,实现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总体协调。本文阐述了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定位。
关键词：现状,战略定位,区域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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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 篇5
目前, 有关产品内分工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其对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配与就业的影响, 尤其缺乏对东亚生产网络中产品内分工对参与各国贸易竞争与福利的理论分析。本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对中国等参与国的经济福利、国际贸易收支核算以及东亚地区一体化产生的影响, 以期为中国在这一新型的国际分工格局下, 调整和制定正确的产业与贸易发展战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产品内分工的主要特征
在产品内分工下,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从国外进口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 并利用这些零部件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会对零部件出口国和本国的福利产生影响:
1. 如果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来自发达国家, 则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零部件生产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而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生产商的利益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方面, 来自中国的最终产品会减少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从而损害其利益;另一方面, 他们也会由于中国增加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进口需求而获益。
2. 如果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来自韩国等技术水平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 而这些国家也在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用这些零部件生产的最终产品, 那么他们也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利益变化, 即由于中国的进入抢走了韩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 韩国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其净利益变化取决于中国从韩国进口的生产该出口产品所需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的数量规模。
下面以我国为例, 用图形来说明从国外进口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会给中国带来成本节省效应和就业增加效应。图1说明了中国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来自发达国家或技术水平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节省效应。图中D是商品X国内需求曲线, S0 (X1+X2) 是商品X完全在国内生产时的供给曲线。假定该商品由劳动密集型的零部件X1和资本 (技术) 密集型X2组成。S1 (X1) 是零部件X1供给曲线, 反映了该零部件在商品X中所占的成本份额。
在初始均衡中, 中国生产ac数量的商品, 其中ab供给国内市场, bc以世界价格PW供给国外市场。假定中国采用产品内分工方式, 从国外进口自己缺乏生产效率的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X2, 其结果因零部件X2的生产成本下降, 供给曲线由S0 (X1+X2) 移至S2 (X1+X2*) 。这里X2*表示零部件X2的进口量。随着商品X生产总成本下降, 国内生产扩张至d点, 产量的增加部分全部出口。现在, 商品X的总价值adq″o由国内增加值heq″o和国外增加值adeh两部分组成。与没有进行产品内分工的情况相比, 商品X产值的净变化等于feq″q'与acfh的差额。净变化数额可能是正数, 也可能是负数。也就是说, 参与产品内分工后, 中国商品X的产量和出口值都将增加, 而国内增加值则可能由于零部件X2的进口而减少。在就业效应上方面, 区域feq″q'可以表示零部件X1和最终产品X国内产值的上升所增加的就业数量, 而区域acfh则可以表示零部件X2的外包所减少的就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 由于零部件X1的生产和最终产品X的组装相对于零部件X2是劳动密集型的, 因此会有净就业机会增加。
以上结果是在假定零部件和最终产品世界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得到的。但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是一个产品出口大国, 当它将增加的产量销往世界市场上时, 可能会导致商品X世界价格的下降, 从而使产出均衡点沿供给曲线S1下移, 即商品X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均会下降。而且, 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还可能推动零部件X2世界价格上升, 引起供给曲线X2*左移。这同样也会减少商品X的出口量和出口值。
二、产品内分工下三国局部竞争均衡模型
中国从国外进口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来升级其出口商品结构, 不仅会对本国和零部件出口国的福利产生影响, 而且也会通过与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对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全球价格和市场份额产生影响。
图2中, (b) 与 (c) 分别反映了两个发展中国家 (A国和B国) 对商品X的国内需求和供给情况。假定A国的技术水平比B国先进, 在世界市场上对商品X拥有相对于B国的竞争优势。在商品X初始世界价格PW下, B国既不出口也不进口商品X。图2 (a) 中ES和ID分别是世界市场上商品X的净出口供给曲线和净进口需求曲线。商品X的世界价格由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在初始均衡状态, 净出口供给 (ESA) 仅仅是A国国内需求与供给的差额, 净进口 (IDROM) 则是所有进口国国内需求与供给的差额之和。
假定B国 (如中国) 通过从国外进口商品X的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来降低商品X的生产成本, 其结果是国内供给曲线移至SB'。现在, B国也能进入商品X的世界市场。一个小国可以在商品X的初始世界价格下销售其全部出口产品, 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进入世界市场则会使商品X的世界价格下降。如图2所示, 中国的进入产生了一条新的由A国和B国的超额供给组成的世界供给曲线ESA+B, 它与世界需求曲线IDROM相交决定了比PW更低的世界价格PW'。世界价格的下降, 会使B国出口量小于初始世界价格下的出口量, 并使A国商品X的产出与出口量相对减少。而世界市场上各进口国的商品X进口量则会增加。由于B国进入商品X的世界市场, 因而B国的生产者和所有的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会增加, 而A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者的利益则受损。
同样, A国 (或其他国家) 也可以通过削减开支、减少损耗或外包劳动密集型零部件来减少生产成本, 增强竞争优势。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条新的A国供给曲线SA (X1*+X2) , 括号中的第一项是零部件X1的进口量。这将导致世界出口供给曲线移至ESA+B', 它与世界进口需求曲线IDROM相交决定了比PW更低的世界价格PW″。由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世界价格的下降, A国将夺回一部分被B国抢去的市场份额, B国的出口就会下降。世界价格的下降增加了所有国家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减少了出口国生产者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 A国和B国外包不同的零部件, 前者进口劳动密集型零部件, 后者进口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这种生产贸易网络在东亚地区日益扩张。在该地区, 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零部件;而韩国等先进国家出口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
在上述例子中, 商品X的最终组装既可以在A国也可以在B国进行。然而, 这种组装活动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也可以外包出去。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产品组装偏向劳动密集型, 那么A国可以将组装活动外包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B国而改善其福利。这时, A国只专业化生产资本 (技术) 密集型零部件X2, 并将其全部出口到B国, 而B国则将零部件X2与零部件X1结合在一起组装成最终产品X出口到A国和其他国家。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产品组装偏向资本 (技术) 密集型, 那么B国可以将组装活动外包给技术水平更先进的A国而改善其福利。这时, B国只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零部件X1, 并将其全部出口到A国进行最终产品X的组装, 然后再从A国进口商品X。在以上两种情况中, 无论是A国还是B国, 其进口的最终产品X中都包含了部分国内增加值, 而这对国际贸易平衡核算和人民币升值的相关经济效应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产品内分工与国际贸易平衡核算
当存在零部件外包时, 明确进口零部件的最终用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利用进口零部件生产的产品仅在国内消费, 那么可以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国际贸易平衡核算。但如果利用进口零部件所生产的产品用于出口或出口的零部件包含在进口的最终产品中时, 则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国际贸易平衡核算可能会产生误导。当一国某种商品进口大幅上升时, 该国政府如果尚未弄清进口量猛增的真实原因就贸然采取保护措施,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进口增加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传统意义上的进口增加, 进口产品既不包含本国出口的零部件, 也不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二是进口品中包含了部分本国生产出口的零部件;三是增加的进口产品是用于生产更多出口最终产品。第一种形式的进口增加显然是不利于本国的, 因为它会替代国内产出和就业, 而后两种形式的进口增加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 因为它们往往带来出口大幅上升。这些细微差异增加了贸易政策制定的复杂性。
随着产品内分工的迅速发展, 有必要对商品出口总价值和出口增加值或进口总价值和进口增加值都加以考察, 以确定进口零部件在本国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 或本国出口的零部件在本国进口的最终产品中所占比重。这些考虑和当前关于人民币的估价及其升值的可能影响的争论有关。目前, 由于美中巨额贸易逆差, 美方强烈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因为在他们看来, 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而降低美国商品的人民币价格, 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需求而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但是, 产品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 对这种认识提出了挑战。在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中,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最终产品, 往往使用了大量从韩国与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进口的零部件。当人民币价格相对于美元价格上升时, 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是否会提高将取决于人民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是否升值以及升值幅度的大小。
四、产品内分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 产品内分工使比较优势由产品层面深入到零部件层面, 从而比较优势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从整体上提高了各参与国的整体福利。然而, 在特惠国关税贸易下, 产品内分工的福利效应却是模糊的。
特惠贸易自由化有两种:一种是特惠贸易区 (PTA) , 在PTA中, 贸易自由化仅仅意味着关税和配额等边境管制的削减和削除;另一种是经济一体化区域 (IEA) , IEA是比PTA更高级的经济自由化形式, 包括对关税、FDI、居住权和人口流动等限制的取消, 它可以为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尽管近几年PTA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 但当特惠贸易协议对第三国有明显歧视时并不必然带来贸易创造。而IEA则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创造。
这两类特惠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差异可用图3说明。在图3中, 一国初始的生产均衡点与消费均衡点分别是Q0和C0。假定在进口X产品时该国征收最惠国关税 (MFN) , 关税水平为X产品的世界价格Pw与国内相对价格Pd之差。再假定该国加入PTA, 其贸易伙伴国是X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国, 此时, 特惠贸易区内部的相对价格将移动到pta, 该价格低于初始的包含了关税的国内价格Pd, 但高于世界价格Pw。
此时, X产品进口增加, 国内生产均衡点移到Q1, 而国内消费均衡点则移到C1。很显然, 这个特惠贸易区是贸易转移与福利降低的安排, 因为消费均衡点由初始C0移到了较低的无差异曲线C1上。现在假定在特惠贸易区下, 两国进一步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 由特惠贸易区 (PTA) 进一步发展经济一体化区域 (IEA) ,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贸易伙伴国企业在本国投资办厂。并假定该国进口部门X采用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 从贸易伙伴国进口生产X的技术密集型零部件。这一变化相当于X产品部门出现了技术进步, 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TT沿X轴外移到TT'。如果相对于贸易伙伴国该国是个小国, 则贸易区内的相对价格不会发生变动, 生产均衡点与消费均衡点移到Q2与C2, 和未发生产品内分工时相比, 国家福利有所提高。如果相对于贸易伙伴国, 该国是个大国, 与特惠贸易区下的水平相比, X产量的增加会使其价格下降, 价格线旋转到pta。这一价格变化将引起生产均衡点与消费均衡点移动到Q3和C3, 显然该国整体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
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力, 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可以发挥引领作用。相对于普通的贸易自由化, 更深程度的经济一体化, 其福利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东亚地区, 外国直接投资 (FDI) 对东亚产品内分工生产网络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Kimura和Ando (2003) 指出的, 美国的跨国公司积极介入东亚生产网络的构建, 日本的跨国公司则在东南亚国家生产网络的形成中发挥了资金、技术优势, 而新加坡等其他国家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通过垂直FDI, 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零部件转移到中国生产。这表明特惠贸易区 (PTA) 需要进一步发展成经济一体化区域 (IEA) , 将单纯的贸易自由化提高到包含对投资自由化与产品内分工生产的促进, 为东亚地区的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
五、结论
本文集中研究了以零部件跨境外包为主要形式的产品内分工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实现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产品内分工依然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 只是比较优势已由最终产品层面拓展到零部件层面。
产品内分工意味着一国出口可能包含国外增加值, 而进口可能包含其国内增加值。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核算需要考虑到这些贸易流量的交叉, 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对贸易流量的变动给予准确的反应并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
产品内分工形成与发展需要的条件要高于传统贸易自由化。具体而言, 产品内分工需要与贸易伙伴国进行程度更深的经济一体化。产品内分工在决定地区贸易协议的福利改善效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因为由产品内分工形成的更深程度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协议具有明显的福利促进效果。
参考文献
[1].Arndt S..W.Super-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