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合作（精选12篇）
东亚经济合作 篇1
2014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依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2014年增速预计为6.9%,比2013年仅慢0.3个百分点。在中国,政策措施引导经济增速从2013年的7.7%在2014年逐渐放慢至7.4%,这些政策措施包括抑制信贷扩张以遏制金融部门脆弱性积累的措施、为遏制产能过剩或环境污染行业的经济活动所做的努力以及同步采取的一系列旨在缓冲减速影响的刺激增长的措施。
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国内政策紧缩和政治不确定性继续拖累信贷和投资增长。部分是为了抑制随着削减燃油补贴而来的通胀预期,印尼和马来西亚央行在2014年上调了政策利率。蒙古和菲律宾也上调了政策利率以遏制产能紧张造成的物价压力。中国、泰国和越南是例外,在通胀急剧下降仍表明存在通缩压力风险的情况下采取降息以支撑经济活动。一些国家由于增速放慢财政收支出现弱化。虽然投资增速从危机后的高点下滑,但劳动力需求旺盛、移民汇款流入强劲和资本市场表现活跃,都支撑着消费保持韧性。资本流动在一季度疲软后强劲反弹,尤其是流入股市和债市,但12月由于原油跌价和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再次处于压力之下。
展望:2015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增长预计将小幅回落至6.7%,并将随着地区(不包括中国)产出增长企稳而在中期内保持稳定,抵消中国增长放缓的影响。在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逐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以及继续采取收紧信贷的措施,都将导致投资减速并逐渐使增长放缓,到2017年降至6.9%。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随着出口走强、泰国政局趋稳和投资增长加快(尤其是在印尼和菲律宾),经济活动预计将小幅加速。鉴于该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较深,高收入国家的需求上升预计将使其受益。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和有利的增长前景将会鼓励资本流入(大宗商品出口国印尼、蒙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马来西亚除外)。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东亚地区增长在2015年有望回升至5.2%,2016年升至5.4%,2017年升至5.5%。
风险:主要风险来源于全球增长弱于预期而中国增长放缓幅度超过预期(但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概率不大)。此外,地区前景对全球金融状况急剧收紧的风险反应灵敏。
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如若中国解决不好金融部门的脆弱性问题,就有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进一步拖累。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及其紧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削弱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因为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大宗商品出口国(印尼和蒙古)就会遭受双重打击。
金融市场波动或者全球金融状况突然收紧,有可能导致资本流入急剧减少或出现逆转,使一些国家暴露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外部融资条件紧缩将推动国内利率上升,这会加大偿债负担,给银行、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压力。不良贷款上升有可能损害银行系统资本,并对金融稳定性提出质疑。那些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债务迅速积累导致私营部门偿债率处于历史高点的国家尤其面临风险。
东亚经济合作 篇2
浅析东亚经济新格局的初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格局呈现出一种以日本为排头的“雁行结构”,然而进入90年代,日本经历了持续的经济衰退,相比之下,中国则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雁行结构”格局遂在东亚瓦解.随着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东亚地区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正初步形成:日本经济跌到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同等水平的`地步,并导致激烈经济竞争;中国、东盟与韩国联合起来加快经济整合的步伐,以对付日本在亚洲的“单边主义”.
作 者：孙敏先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刊 名：山东经济 英文刊名：SHANDONG ECONOMY 年，卷(期)： “”(1) 分类号：F114.46 关键词：“雁行结构” 自由贸易区 经济格局东亚合作新进化 篇3
2015年11月1日下午两点，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迎宾馆，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自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落幕后，因日方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屡起事端而中断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得以重启。
这三年多里，中日、韩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而中韩关系却不断升温，尤其是自2013年2月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后，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韩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此番李克强总理的到访也被媒体形容为去邻居家“串门”。
从时间上来看，自10月31日开始的三天在韩行程，更多的时间是在“串门”。而属于中日韩三方活动的时间，加上11月1日晚李克强总理应约在下榻酒店与安倍的会见，则只占了大半天时间。
“串门”的形容并不为过。李克强和朴槿惠的上一次正式会见是在不到两个月前。9月初，作为唯一来自美国传统盟国的国家元首，朴槿惠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其间，她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会见中谈及中日韩合作时，提出韩方愿同中方等各方加强沟通协调，争取新一轮韩中日领导人会议早日举行。中国领导人当时给出了积极回应。
也正是这次中韩领导人的积极姿态，推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进入重启“快车道”。
走出“停摆期”
9月初李克强总理和朴槿惠总统在北京会见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黄溪连进入了辗转北京与首尔间的“双城生活”状态。此后直至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黄溪连四次来到首尔，参与领导人会议举行前的准备和磋商。
起步于上世纪末的中日韩三方合作，曾是亚洲范围内合作程度最深的机制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合作的“火车头”。2008年，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与中日韩框架外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会晤的同时，还将单独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并使其机制化，一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
2012年，在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同意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如今，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约占亚洲的七成，在东亚范围内更是占到90%。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格局已逐步显现出欧盟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三足鼎立”之势，而且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但在三大经济圈中，东亚区域却是唯一尚未形成统一自贸安排的经济圈。另有统计显示，中日韩彼此间的贸易依存度只有19.4%，不及欧盟的三分之一和北美自贸区的二分之一。
因政治原因引发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停摆僵局，使作为协调国的韩国重压在肩。为此，韩国外交部专门设立中日韩合作小组，由副司长级官员领衔。
由于两国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依旧分歧巨大，自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以来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日韩两国领导人不仅未能进行对彼此的正式访问，连一场正式会见也迟迟未能实现。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安倍有过见面，但都是在多边场合。
于韩国政府而言，在韩日两国领导人正式访问对方国的政治条件不成熟的情势下，借多边场合实现双边会晤，也成为韩国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重启的动力之一。
从日本方面来说，自2012年底再度入主首相官邸后，安倍晋三一直致力于通过“安倍经济学”提振国内经济，同中韩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强烈，但其右倾化趋势以及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又同中韩摩擦不断，意图政治和经济两条腿分开走路，成为快速恢复和推进中日韩合作机制的一大障碍。中方一贯的立场是，推动中日韩合作重回正轨并赋予持续动能，必须政治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
直到2015年3月份，中断三年的中日韩外长会议在首尔重启，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的全面恢复才开始加速，而这也成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要重启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半年之后，在朴槿惠9月初的北京之行中，中韩双方领导人在会谈会见中给出了更明确的表态。
一冷一热
在中日韩外交层面为三国领导人会议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历史问题是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
不仅中日间在谈判中多次就历史问题出现僵持局面，日韩间也因为历史问题的分歧而让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见悬念丛生。
韩国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要求，需要日本方面在慰安妇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这也是朴槿惠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10月中旬，朴槿惠在访美期间发表演讲时，就将慰安妇问题取得进展作为韩日首脑会谈的条件，“若取得进展，则会实现有意义的首脑会谈。”
而日方则坚持表示慰安妇问题根据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已得到解决。安倍政府官员表示，在首脑级会谈中，日方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所变动。
日韩之间一度就此形成焦灼，而双方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的消息，直到会晤前夕才得到确认。11月1日上午，朴槿惠和安倍终于在青瓦台实现了姗姗来迟的正式会见。但在会晤之后，朴槿惠没有邀请安倍参加午餐会。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显示日韩两国间的敌意并未消除。
而对于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朴槿惠则给予了高规格接待。在与李克强举行双边会谈后，双方共进晚宴。此外，李克强总理访韩的时间为期三天，也比安倍长，后者的时间为期两天。而李克强在访韩期间除了与朴槿惠进行双边会晤和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外，还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同韩国经济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并与韩国国民进行近距离交流，而安倍的行程里基本都是公事。
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在韩国，重要外宾的访问被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和私人访问四个级别，在接待礼仪方面也差别巨大，正式访问包括机场正式的欢迎仪式和午餐、晚餐两次宴席等，而私人访问没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宴席也是非指定的。李克强的此次访问属于正式访问，而安倍的访问则属于私人访问。
不止是外交接待规格上的“冷热有别”，在访问时机上，也有分析称中国总理抢了先机。日方在会议前一直希望先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然后才是双边访问，但最终的行程是，在11月1日下午三国领导人会议举行前，朴槿惠已经为中国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宴会，并完成了包括同李克强进行双边会晤等所有双方政府层面的重要活动。
虽然接待规格上和时机上韩方对中国总理的特殊待遇属于外界的分析猜测，并未得到官方层面的确认，但韩国同中国、日本关系发展和合作层度的反差鲜明的一热一冷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过去20多年间，中韩贸易额增长了60倍，2014年已达到近3000亿美元，已和中日间的贸易额相当，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只大约为日本的三分之一。中韩间的人员往来也已经进入“千万时代”，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2015年6月，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并预计将在年内生效。未来中韩自贸区建成后，将形成经济总量达12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
而李克强此次对韩国的访问，不仅进一步提升两国间的政治互信，亦如其在访前在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朝鲜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所称，这次关注议题“大至宏观经济、小至一菜一汤”的访问，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深化注入新动力。
11月1日，第六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在10月31日下午与朴槿惠的会谈，李克强提出，中韩将对接四项国家发展战略，打造新的合作亮点。以中方倡导的“一带一路”同韩国“欧亚倡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韩国“创造型经济”、“中国制造2025”同韩国“制造业革新3.0”、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行对接为契机，加强创新、智能制造、高端技术研发等合作，助推两国经济转型升级。会后，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韩间签署了覆盖经贸、人文、科技、环保、质检等领域的17个合作文件。
“这些合作，尤其是中国‘双创同韩国‘创造型经济的对接，将为韩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提供很多机会。”11月1日中午，李克强出席了韩国经济四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并发表主旨演讲，欢迎午宴结束后，韩国一家中小型医疗企业的负责人李东进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很意外，李克强总理会在现场呼吁在座的韩国大企业家多为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创造机会。”李东进对中国总理的坦率印象深刻。
就在李克强做这番演讲前，他刚刚会见了包括三星、现代等韩国知名企业负责人在内的数十位韩国大企业家，随后一同进入午宴大厅。
东亚外交季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的前一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黄溪连等中国代表团官员和日韩双方官员间的谈判持续了7个小时。谈判次日一早继续进行，又从8点多钟谈到12点多钟。再经过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下午会议上的磋商和确认，最终三方发布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以下简称“联合宣言”）。
宣言内容共56条，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机制建立以来内容最多的一次。“每次和日韩代表一起捋一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黄溪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前期磋商和谈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历史问题，联合宣言在序言部分就作出表述，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而共同努力。
11月1日的会议结束后，三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在记者会上，中韩领导人都表示三方一致同意坚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日本领导人更多强调了经济层面的合作。
韩国媒体的分析称，虽然三方领导人的手还没有握得很紧，但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本身就是重要成果，确认了三国合作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国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机会来之不易，意义重大。比起相互对立的问题或引起纷争的政治议题，会议更注重以求同存异的立场审视三国合作的必要性，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领域讨论扩大三国合作的方案。”韩中经济协会会长具天书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11月1日晚，安倍晋三进入中国代表团的驻地——首尔新罗酒店，随后李克强总理应约与其会见。这场几乎是在最后时刻双方才对外确认的双边会晤的举行，意味着当天下午三国领导人会议总体进行得顺利，各方计划之中的行程安排没有出现差池。
2015年9月，安倍再次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没有意外，或会获得3年首相任期。接下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日韩两国的领导人都可能不会有新的变化，借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重启和三国合作全面恢复之机，中日韩合作面临一个相对稳定期的可能性增加。此外，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将在中国杭州举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有望更进一步。
“我们将密切配合，推动2016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成功。”联合宣言中称。
对于中国而言，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也要增强大局观意识。不论是看待中日关系还是中日韩三方合作，都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在处理一些分歧上也要有大国的自信。
2015年以来，中日、中朝关系都总体上趋缓回稳，中日韩三方合作的加强也有利于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协调立场。在联合宣言中，中日韩三方达成共识：尽早恢复有意义的六方会谈，以和平方式争取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进展。“这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但这次得到韩方以及日方的认可。”黄溪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联合宣言中，中日韩还同意将共同推进区域合作，以三国合作引领东亚合作。而在李克强总理与朴槿惠总统举行双边会晤时，双方也表示，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5年年内，除了已经出现的“中欧外交季”外，中国外交还会迎来一个“东亚外交季”。11月5日至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对越南和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而李克强总理年内还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此外，经过历时一年的筹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将于11月12日在云南景洪市举行首次6国外长会。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将启动新的区域合作模式——“澜湄机制”。
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尔下榻饭店应约会见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中国国际形象 篇4
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间关系不能简单的归纳为非友即敌,权利和利益也不仅仅是衡量国与国关系的唯一标准。而作为软实力重要方面的国际形象日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与研究。国际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行为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的一种认同,是对该国所获得的权利和期待其所承担应有的义务的一种肯定。
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中国必须考虑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因为国际形象是国际投资者进行投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开展国际贸易的有力保障。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有法可依的投资程序对投资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二、中国在东亚地区国际形象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东南亚国家视红色政权的中国为其主要威胁。日本、韩国还与美国正式结盟以此扼杀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日关系得到改善,同时反对越南在中南半岛的霸权行进,与东盟国家关系也好转。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时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大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转折点。可以看出,中国在东亚各国心目中的形象得到改变,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接受成上升态势[1]。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与东亚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使中国成为东亚国家投资发展的理想场所。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也给东亚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稳定器、助推器和加速器的作用[2],这也为东亚经济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为急需外汇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对于稳定东亚地区的外汇市场和改善地区经济环境起到了建设性作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很快波及到了东亚地区。国内市场狭小、外汇储备相对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东南亚国家在抵御危机时明显是力不从心。中国政府利用其丰富的外汇储备给这些国家提供了无私援助。中国政府承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其中100亿美元用于区域基础设施项目,150亿美元将作为信贷提供给邻近的国家。在未来三年内,中国还将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提供3 970万美元特别援助[3]。患难见真情,中国在两次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形象日趋正面化。
3. 采取灵活的方法处理好地区非经济因素。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南海问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刻危及着东亚的政治安全局势。中国是以上三个地区热点的主要当事方,在维护地区和平、消除地区冲突因素方面肩负起重要责任。中国本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宗旨,以东道国的身份举办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和日本在该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和美国在维护海峡两岸稳定,反对台湾独立方面进行了良好合作。中国积极发展两岸贸易,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南海问题是中国和东盟各国最为棘手的问题,为避免南海出现军事冲突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订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尽管地区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也不可能是中国单方面能够办到,但是中国维护地区和平、不谋求地区霸权的国际形象得到了东亚国家认可。
从以上一些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和牺牲主要是为了推动以地区利益至上为核心的区域主义合作,在地区合作中进一步塑造着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国际形象建设面临的挑战
国际形象的稳定性与可塑性特点决定了国际形象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挑战。
1. 东盟和中国产业结构趋同,在出口和引资方面有很大的竞争性。
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特别是在服装,机电产品上双方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此外,中国对东南亚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也给他人造成新殖民主义的误解。由于中国强大的竞争优势,很久以前对东盟的投资相继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中国被认为是东盟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国[4]。从此强则彼弱、此得则彼失的传统现实主义逻辑来看,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相对升高,他国在对其认知中则倾向于选取威胁性信息,该国形象易趋负面。
2. 中国在区域制度创新方面仍然落后。
当前东亚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10+3”、“10+1”、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而在这些机制建设过程中中国大都是被动性的参与。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诸如如何组织东亚峰会中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仍然不能彻底改变在国际机制中“搭便车”的形象。可以说,东亚峰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东亚合作失去了方向,而作为政治大国的中国却没有及时地提出自己的创新机制。这与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是极不相称的。
3. 南海问题争端、中日主导权之争以及他国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不明朗,都成为改善国际形象必须解决的问题。
东亚合作进程缓慢很大程度也是受政治因素制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与相关国家存在的安全困境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的恐慌。很多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害怕与中国打交道会成为中国的附庸[5]。
四、在东亚经济合作过程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几点看法
1. 进一步完善东亚地区间产业分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同东亚国家经济结构的竞争性会给那些处在国际分工边缘的落后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要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发挥品牌优势效应,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企业。避免同该地区国家在低端产业形成恶性竞争,给他国民族产业造成沉重打击。同时,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先进的科技能力使中国已经具备了资金、技术投资者的身份。提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增加对外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东盟小国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出主动让步。
2. 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建设,完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目前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依然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所作为,相反,中国应该在继续支持东盟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推动清迈协议所倡导的货币互换机制,在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甚至未来建立地区货币联盟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诸如大湄公河区域、大图们江区域和泛北部湾地区次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发挥主导作用,这能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3. 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在东亚安全合作问题上要把握好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坚持自我克制、和平处理安全矛盾[6]。如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双边谈判的和平解决办法,尽量避免军事冲突,在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前,维持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最好的维护稳定的办法。另外,中国可以加强同周边国家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毒品走私、治理地区生态环境和禽流感等方面的合作。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解决有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和爱和平的国际形象。
成功地塑造国际形象,是东亚合作与中国崛起良性互动的关键。否则,两者都会遭遇障碍。现在中国通过自身努力在东亚地区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各国已经认为中国是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一个可依靠信赖的伙伴。中国应抓住这一契机,为东亚经济和地区合作作出贡献。
摘要：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东亚各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成上升态势。但在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区域合作制度创新以及非经济因素等方面,中国国际形象仍然面临挑战。中国应从完善地区间产业分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和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几方面入手,努力提升自身国际形象。
关键词：中国国际形象,东亚,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9,(5).
[2]揭晓.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J].商场现代化,2008,(8).
[3]John Garnaut.Chinese shares rise on ASEAN loan promise[J].The Age(Melbourne,Australia),2009,(4).
[4]张蕴岭.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J].当代亚太,2006,(1).
[5]吴金平,罗会知.国际形象与当代中美日在东南亚的竞争[J].东南亚研究,2004,(3).
东亚经济合作 篇5
内容摘要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东亚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经过几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东亚各国已现“新经济”曙光。本文论述了东亚“新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并对东亚发展“新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新经济”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其成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实，对东亚金融危机形成根源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经济”正在兴起这一时代背景，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各国未能对产业结构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升级和转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危机祸害的国家立即行动起来采取了许多应对危机的措施。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以强化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东亚“新经济”发展现状
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已采取措施，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开支不断增加，大量资金投入到从计算机到芯片制造设备的最新技术。《美国商业周刊》 (11月27日)刊发的题为《亚洲的前途》一文中写道：“东亚在行动。从新加坡到上海，各个公司和各国政府正以多种方式寻找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技术。从中国香港特区因特网带动的服务业繁荣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高技术生产力发展可以看到，东亚正处在一个跃进期。”
为了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日本将信息技术和产业确定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制定了“E日本”的国家信息技术和产业战略、要在5年内将日本建成信息通讯业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国家产业技术战略研讨会拟定了信息技术领域的最终草案，想以此作为重建日本经济的指针。这项草案是日本政府正在制定的“国家产业技术战略”的支柱。
日本近年因特网规模急剧扩大，上网人数大量增加，日本国内因特网使用人数末已达975万人，较增加了355万人，增幅达75％。以后，因特网利用人数更以20％到30％的速度快速增长，日本在数据压缩技术、影像技术、笔记本电脑显示技术方面则居全球领先地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目前的状况看，日本的信息产业总体水平落后于美国4-5年，日本争取用5-的时间赶上。
韩国也对科技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4个政策性转变。同年，还修改了“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还设立了地方科学技术振兴协会，加速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为发展知识产业，韩国政府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型的调整，为企业创造恢复产业活力、提高竞争力的政策氛围”的知识经济产业政策，其中知识制造业有14个；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未来核心技术开发五年计划，该计划包括7个领域，共101个研究课题，其中信息通讯19个。为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韩国计划至，将政府研究开发预算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提高到5％。另外，政府还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的国家研究开发计划，如特定研究开发计划、信息通信技术开发计划等。
韩国将信息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目标是将信息业产值占韩国GNP的比重，从20的11％提高到后的20％。韩国为了实现数字强国，拟要提前5年即到构筑超高速信息通讯网。韩国政府草拟了一份关于耗资1260亿韩元，在未来3年中发展电子商务的计划。19，韩国有约5000家风险投资公司，其资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预计到20，这些公司的数目将增至 4万，产值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韩国政府计划年投资795亿韩元，支援大学尖端设备和教授人力，以培养基础技术人才。近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迅速恢复，从19的6。7％提高到年的10．7％。IT领域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已成为韩国经济恢复的原动力。
为了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新加坡政府也着手制订了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计划――“21世纪科技企业家计划”，计划投资基金首期10亿美元，其中25％将投资国外，用于开拓国际市场；50％用于吸引外资在新加坡设立风险投资基金(1：2或1：3与外来投资匹配)；25％投资于种子期的创业公司；投资的重点是因特网，信息与电信、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政府还推出了多项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战略计划，如：以将新加坡建成知识型工业全球枢纽为目标的“21世纪工业计划”，以培养大批适应知识经济的人才为目标的“21世纪人力资源计划”，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力为目标的“21世纪生产力行动计划”等。
新加坡经济也受益于高科技。在过去的一年里，科技进步带动了复苏不久的新加坡经济以9．5％的速度增长，促使新加坡经济转型和结构重组，并改变着新加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新加坡去年接连掀起兴办电子产业，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和生命科学产业3股热浪，其中电子业在促进新加坡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的作用令人瞩目。电子业是支撑新加坡经济3大支柱中的顶梁柱，产值约占新加坡工业总产值的44％。多年以来，新加坡大力发展以电子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先后建立起多个高科技园区。如今，这些高科技产业相继进入收获期，去年前3个季度，电子业产值分别比上年同期平均增长22％，24％，36％，是国民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大的领域。电子类产品出口值占非石油类出口总值的54％，以电子业为主的高科技企业股票成为股市生力军。电子业的快速发展标志着新加坡经济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受危机影响最大的泰国1999年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讨论制订今后的科技发展战略。泰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研究和统一管理，1999年，泰国将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NITC)办公室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并更名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划归国家科技发展署，给予该部门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NITC于1999年下半年启动了创建信息技术办公室工程，建立政府信息网，并批准子目前正在实施的软件园发展战略，重新启动微电子研究中心工程，拟拨款15亿泰铢。科技发展署还决定将每年由其掌握的8000万泰铢低息贷款主要用于支持软件企业，拥有1亿泰铢的创新基金也将主要用于支持软件开发。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还制定了泰国电子商务发展计划。预计到年，泰国互联网用户将发展到900万个。
中国的信息、生物、新材料技术在快速发展，在某些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和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提出，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在中国，因特网发展十分迅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做的有关因特网情况的第五份报告，年12月31日前中国使用因特网的人为210万，到1999年12月31日就有890万人从因特网上获取信息。
自香港经
济结构调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明确阐述了政府推动香港发展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一系列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创新科技委员会”。另外，信息科技部门的官员也组团访问澳洲、加拿大，而以色列、加拿大也均有高层代表团来港考察，商谈开展高科技合作事宜。数码港投资项目的落实也是港府从中全力支持、推动的结果，已签署意向将会进入“数码港”的8家公司绝大部分是国际上信息科技界的顶级公司。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曾有人断言，“亚洲经济奇迹已经完结”；还有人预测亚洲经济恢复不会是V字型，而是一个L型的长期过程。但经过几年的改革调整，事实证明，东亚经济不仅全面复苏，而且发展前景看好。
二、东亚“新经济”发展特点
1、 由于科技与经济发展背景不同，东亚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差别较大。新加坡、日本、韩国处于亚洲的领先地位。新加坡在全球网络化程度排名中居于第二位，因特网使用率为29．3％，高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发展迅速，而越南、老挝、柬埔寨相对落后。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新经济”都还处起步阶段，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差距。东亚因特网的发展状况要比美国落后3-5年，当美国开发第二代因特网时，东亚地区的第一代因特网还在建设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电脑普及率较低，美国的电脑利用率为44．8％，而日本、韩国，作为东亚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电脑利用率也不过为17％和26％。美国在公共场所因特网的利用率为27．8％，日、韩则分别为9．4％和10．2％。东亚网络交易及服务的规模与欧美等地区相比差距也非常明显，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量的90％以上是在美国等发达地区进行的，东亚网络交易额(不含日本)仅占美国的40%左右。
2、 虽然经济及科技水平参差不齐，发展“新经济”的基础与环境也大不相同，但从整体来看，东亚“新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明显，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新经济”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东亚的因特网用户最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57％，高于欧洲的140％和北美的51％。当前亚洲各国的计算机销售用户增长率为23％，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其中新加坡的计算机普及率已升至全球第四位。马来西亚在过去5年中的信息技术投资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日本从1990年到19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占整个民间企业总投资的比例上升了0．7个百分点，大大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期日本信息通信产业值增加了22．7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达到6．42％，大大超过日本整个产业1．68％的年均增长率。日本的因特网主机数量比5年前增加了40倍。亚洲的电子商务额从1998年的3亿美元升至今年的9亿美元。
3、 东亚发展“新经济”的潜力巨大。亚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拥有一大批相对廉价的软件专业人员。在软件行业中，人工费用占成本的40％以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积累，亚洲特别是东亚具备了发展“新经济”的基础与条件。世界主要电脑制造商及网络供应商将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当作一个重要的市场进行开发。世界主要评估机构也纷纷看好亚洲“新经济”的.潜力。据初步预计，到东亚的因特网用户将从目前的1100万户增至4200万户，网络商务活动的年收入将在3年内从9亿美元增至300亿美元。未来5年东亚网络经济市场年均增长率将达22％，高于全球14％和美国11％的增长率，与之相关的一批产业的潜力也被看好。另外，日、韩及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人均产值已高达数千美元，具有普及网络及电脑的物质基础，而且东亚的计算机硬件生产能力发展很快，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
三、东亚发展“新经济”面临的困难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各国经济水平较低，力量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都很缺乏，发展“新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勿庸置疑的。
1、与网络经济发展相配套的软环境不够完善
与美国相比，东亚国家在建立与网络经济相关的配套软件设施方面还相对落后，在与网络管理和网络交易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方面还相对处于空白。在如何界定技术服务商的法律责任，保护个人权力及防止网上犯罪等具体问题上无章可循，造成网络经济运行环境方面存在漏洞，使人们产生不信任感，阻碍其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
2、传统产业相对落后
“新经济”是建立在传统产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事实上，正因为美国的传统产业非常发达，美国才能由传统经济进入“新经济”，只有在传统产业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之后，对传统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需求已基本稳定，投资回报率也趋于稳定，已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巨额的投资资金才会寻找能够带来更高回报率的新产业；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了成长期所需的市场容量，使投入和市场能够紧密结合，从而使新兴产业能够顺利成长壮大。因此，“新经济”将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共同发展中实现。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不是此消彼强，而是一个增量调整的过程，对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推动信息和网络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协调发展，加快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步伐。
3、人才缺乏
高素质人才是发展信息产业的必要保障。美国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以大量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基础的；可以说，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利用技术人才的结果。与美国相比，亚洲网络技术人才相对较少，从网络硬件的建设到网络公司的建立，都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再加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人员待遇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低，多年来苦心培养的人才纷纷流向国外，人才缺乏已成为亚洲网络经济腾飞的重要阻碍因素；
在新加坡，由于人口太少，每年信息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500名左右――远不能填补每10000个信息技术的新职位。韩国每年需要10万名新的知识工人，但国内的大学毕业生只有48000名，日本工业目前需要20万名信息技术工人，但非官方的统计表明这一数字高达50万人。
四、东亚“新经济”前景展望
在“新经济”的带动下，亚洲遭受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而且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迅速复苏，通货膨胀率降低。外汇储备增加，股市价格上扬。投资重新活跃，工业生产明显回升，出口持续增长。受危机影响较严重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东亚经济总体上已走出危机阴影，除日本经济还处在疲弱困境，菲律宾和印尼因国内政局动荡影响经济恢复外，东亚“四小”和马来西亚、泰国都呈现出明显的转机，这表明了东亚各国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稳妥性和东亚经济的潜力。尽管近年国际市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增长有所减缓，高科技股价重挫，然而，由于东亚“新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东亚因为低起点而会从“新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综上所述，东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现有产业的竞争力还不够。由于传统产业相对落后，在这样一个阶段，面对“新经济”出现的机遇，东亚各国事实上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紧跟新经济发展的方向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传统产业相对落后的问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因此，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由于传统产业的落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对固化性，使得“新经济”在东亚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同时，东亚“新经济”发展也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信息技术：庄经济落后的环境中同样可以创造奇迹。它们有可能进行工业化的同时发展“新经济”，而不必再走发达工业国家曾经用100多年先工业化后知识经济的老路，这是一大飞跃，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注释：
[1]何炜：“东亚网络经济探析”，《亚大经济》2000年第2期．
[2]《参考消息》206月11日．
参考文献：
[1]李铁映：“球化条件下的东亚经济与中国”，《世界经济》第7期。
[2]马洪：“东亚有可能成为新经济的沃土”，《开放导报》2001年第7期．
[3]李罗力、冯苏宝：“新经济与亚洲”，《开放导报》2001年第7期．
东亚经济一体化提速 篇6
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的两年后，经过为时长达一年四个月的四轮谈判，中国完成了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的第一个升级协议。
当地时间11月22日下午，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李克强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全面结束的成果文件的签署，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和东盟10国经贸部长作为政府代表在成果文件上签字。
这份成果文件有个很长的正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媒体通常将其称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
“《议定书》的达成和签署，将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加快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并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在签字仪式结束后，高虎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在11月22日上午，同样是在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李克强还同东盟10国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联合声明发布仪式。联合声明指出，RCEP各国领导人欢迎谈判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并要求谈判团队加紧工作，力争在2016年结束谈判。这意味着，RCEP谈判有了较为明确的时间表。
《议定书》的签署，以及RCEP领导人联合声明的发布，被视为是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一日结出的两大硕果。
一日两突破
11月24日凌晨一点多，在出席第十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10+1）会议、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和第十届东亚峰会，并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后，李克强乘坐的专机飞抵苏州。等到李克强抵达下榻的酒店时，已过了凌晨两点。当日一早开始，等待李克强的是持续一整天的十余场外事活动。11月24日至25日，李克强在苏州出席第四次中国-中东欧16国领导人会晤。
“尽管总理历次出访日程皆以高效率、快节奏著称，但像此次这样两大多边外事活动无缝衔接、密不透风的日程安排还前所未有。我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安排！”一位外交官摇着头发愁。面对此次连续出席东盟系列峰会和中国-中东欧16国领导人会晤“史无前例”的行程，一开始，连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也对如何妥善安排日程方案感到犯难。
“在马来西亚，总理与17国领导人分别出席各种会议、会晤和论坛。而在苏州，作为东道主，总理要接待中东欧16国领导人，并将与他们一一会见。”上述外交官说，“这么短时间内会见这么多领导人，这种频率以往从来没有过，没有哪个机制是这样安排的。”
在外交官们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为了让每场会谈和活动都有实效，只能牺牲总理自己的休息时间。在马来西亚的“三会一国”出访行程期间，李克强的许多活动都排到了晚上10点后才进行。
密集行程换来的是密集成果。在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时，李克强继续担任中国“高铁推销员”的角色，提出希望双方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契机，以钦州、关丹和马六甲临海产业园区为平台，大力开展产能合作，并将中方技术与成本优势同马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相对接，通过积极探讨开展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建设、马来西亚南部铁路建设和中马港口联盟等合作。
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项目是东南亚首个高铁项目， 计划于2016年启动，在2020年完工。这个全长350公里、造价约652亿人民币的高铁项目，是马来西亚经济转型计划启动项目之一。目前，除了中国公司外，日本、法国和德国公司等都有意竞标。
在会见老挝总理通邢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时，李克强分别指出，希望中老双方推动经济合作区、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取得新进展，而中新双方则能用好相关合作机制平台，加强政策对话协调，探讨推进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这两方面，11月22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的签署和RCEP领导人联合声明的发布，是最显著的两大突破。
“在中国同他国或区域组织进行的自贸区谈判中，这样的《议定书》是头一份。”外交学院副院长、外交部东亚合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江瑞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议定书》的签署，意味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达成，双方今后将会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上提升水平，向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靠拢，其示范效应也将更加凸显。”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自贸区，于2010年全面建成，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也对东盟和日本、韩国、印度等几个10+1的自贸区的谈判和建立起到了引领作用。
不过，由于自贸区建成时间比较早，一开始的水平不是很高。为进一步提高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获得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回应。2014年8月，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升级谈判。整整一年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上，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与东盟十国经贸部长就年内完成升级谈判达成共识。
高虎城透露，共计经过历时近一年半的四轮谈判，双方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上就升级谈判成果文件《议定书》内容完全达成一致，这为11月22日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签署《议定书》创造了条件。
按照《议定书》相关规定，在中国和至少一个东盟成员书面通知东盟秘书处已完成内部程序的条件下，《议定书》将于2016年5月1日生效。如《议定书》未能在2016年5月1日前生效，则在中国和至少一个东盟成员书面通知东盟秘书处已完成内部程序的60天后生效。目前，双方正抓紧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使协定早日生效。
高虎城还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是一个“活的协定”，将会随着时间和双方的需要不断更新发展。因此，双方同意在升级《议定书》生效后，通过协商确定时间安排，就货物贸易自由化、特定产品原产地规则、投资自由化和保护等议题进一步开展磋商。
《议定书》签署的同一天，RCEP领导人联合声明发布。此前一天，李克强在出席第十八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就加快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表示，中方欢迎本次领导人会议期间发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联合声明》，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力争2016年结束RCEP谈判，努力建成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贸区。
RCEP与TPP并进
2015年11月堪称中国外交的“东亚合作季”。除了刚刚结束的李克强总理在马来西亚的“三会一国”出访外，11月1日，中断三年多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在韩国重启;11月5日至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对越南和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11月12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在云南景洪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五国外长出席会议，各方一致同意正式启动一项新的区域合作模式，宣布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建立。
不同形式的区域合作模式和自贸区的建立或进入谈判进程，都推动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而由于中日韩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三国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约占亚洲的七成，在东亚范围内更是占到90%，于2012年启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一直被视为推动RCEP谈判进程加速的强心剂。
但自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落幕后，因日方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屡起事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中断了三年多，中日、韩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长时间踯躅不前。
11月1日在首尔重启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后，三方发布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宣言中，中日韩同意将共同推进区域合作，以三国合作引领东亚合作。而在李克强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双边会晤时，双方也表示，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RCEP谈判，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亚合作，一直强调以10+3为主渠道，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中断后，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缺乏领导人层面的强力推动，进展缓慢。”江瑞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这个会议机制的重启，无疑会对下一步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产生积极的作用，也将成为RCEP谈判的重要推力。
“中日韩的关系如今从谷底走出来，开始转暖。虽然接下来阶段性的波折和摩擦还是难免会出现，但总体趋势目前看来是向好的。”江瑞平说。
RCEP谈判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又称“10+6”谈判，于2013年启动。按照于2012年11月东盟领导人系列会议上正式决定组建RCEP时拟定的时间表，2013年初RCEP启动谈判，2015年底完成谈判，之后进入实施阶段。但从实际情况看，其谈判进展要低于预期。
而此番16国领导人在吉隆坡共同见证的RCEP领导人联合声明，则再次为RCEP谈判的给出了较为明确的时间表。这不仅因为16国内部的障碍有所消除，也与外部力量的倒逼有一定的关联。
RCEP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区域贸易协定谈判。TPP是最初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由美国主导，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越南、秘鲁、马来西亚等12个成员参与。2015年10月初，TPP达成初步协议。
在RCEP和TPP谈判开启后，一种普遍流传的说法是， TPP是美国主导的新一代自贸协定标准，与中方主导的RECP、“10+3”等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存在竞争关系。但实际上，对于相关谈判的参与成员国来说，参加TPP谈判不妨碍他们参与RECP谈判，反之亦然。
在江瑞平看来，RECP谈判进程在受阻后的加速推动和TPP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对立和竞争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李克强总理在吉隆坡出席会议期间有过明确的表态。”江瑞平说。
李克强在11月21日出席第十八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中方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持开放态度，相信TPP与RCEP能够与地区其他自贸安排相互促进，为实现亚太自贸区（FTAAP）共同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2014 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在十多年前就已提出的亚太自贸区（FTAAP）概念被再次激活。一年后，在菲律宾举行的APEC会议上，21个成员在马尼拉发表部长级会议声明，强调为实现亚太自贸区，应进一步推进有关工作。
区域局势复杂化
置身于吉隆坡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的现场，《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切身感受是，李克强总理此行不仅因为日程的密不透风要“拼体力”，在三场峰会上还出现了很多你来我往的交锋，也考验智慧“拼脑力”。
第一场“交锋”，发生在11月21日中午举行的10+1领导人会议中。这一东盟10国与中国领导人的合作机制，最初以经济合作为重点，近年来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
会场上，东盟10国领导人一一发言，就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安全合作、南海问题等方面提出各自的意见诉求。李克强总理则“以一当十”，提出深化各领域合作的“六大倡议”，并对10国领导人的诉求做出全面回应。李克强说，近年来，本应通过直接当事国谈判协商解决的南海争议问题，被炒作成南海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问题，甚至有域外国家高调介入，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
几个小时后，11月21日下午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上，气氛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场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中，“加强合作”是东盟各国的一致诉求。不过，日本领导人在发言中提到了南海问题。李克强在发言最后作出回应：“10+3”合作多年来秉承的宗旨，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尊重国际法，遵循我们之间达成的宣言协议，“用和平对话而非相互指责的方式处理问题”。
与“10+3”会议相比，11月22日上午召开的东亚峰会，增加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俄罗斯5个作为观察员的域外国家，各国诉求也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总统奥巴马会前表示，东亚峰会将关注全球打击IS和南海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在与多位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见时反复对南海问题表示“关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克强在会上直面各国“关切”，就南海问题阐述中方原则立场。他说，中国致力于南海有关争议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谈判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的“双轨思路”。有关国家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应充分尊重本地区沿海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就不存在问题，本地区国家有意愿、也有能力把它继续维护好。”李克强说，“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开展建设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有利于维护航行自由、应对海上灾难，谈不上军事化。”李克强还就各国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出五点倡议。
一些域外国家拿南海问题说事，是东亚区域局势复杂的一个写照。未来，域外力量介入东亚区域的力度还会呈现加强态势。会议期间，东盟和美国也正式将双方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层面，并发布联合声明，表达落实构建和平与繁荣亚太区域的意愿。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东盟-美国峰会上发言时呼吁美国持续参与本区域事务，继续为区域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他说：“我们尤其感谢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扮演具建设性的角色，贯彻推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在内的国际法。”
东亚经济一体化推进战略 篇7
关键词：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特征。在世界经济区域中, 东亚经济合作进程明显滞后于北美和欧洲。因此, 消除东亚经济合作障碍, 强化东亚经济合作是一个紧迫的现实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尤为需要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 把握机遇, 来促进一体化进程的前进。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1. 内部因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竞争逐渐让位于区域组之间的竞争。而东亚国家基本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国家要想摆脱世界落后地区的形象, 就必须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这样, 国家自身的进出口贸易会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而迅猛增长。通过对比1996年和2009年东亚部分国家之间贸易额占各国总贸易的比重, 得出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关系贸易已达到非常紧密的程度。1996年, 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10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都未超过10%。但是, 从2009年来看, 比重都比1996年未建立一体化时期的贸易额有了很大的增长。事实上东亚上述国家、地区对东亚各国、各地区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比表中统计数值还要高些。由此可见, 增进一体化进程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我国贸易的强大推动力。
2. 外部因素。
在当今时代, 世界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关系, 都是既有合作, 又有竞争的关系。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间, 合作关系是主要的, 竞争关系是次要的。而在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间, 竞争关系是主要的, 合作关系是次要的。因此, 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企望别人帮助解决, 而只能通过区内各国的共同努力来解决。东亚各国的关系要求他们必须实行经济一体化, 齐心协力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 已成为当今时代的要求。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及现状分析
1.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这一时期, 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至1997年) 这一时期, 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 东亚各大经济体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
第三阶段 (1997年至2008年) 为亚洲金融危机后到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中国。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阶段。
第四阶段 (2008年至今) 为迅速发展阶段。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亚经济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当前东亚合作处于深化的关键阶段, 一体化的进程将明显加快。
2. 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分析
1.对外开放度持续增长。一国经济对外开放度是该国对外贸易额与该国GDP之比。通过对近几年的东亚地区的贸易数据来进行分析看出东亚国家 (地区) 的经济对外开放度是很高的, 尤其是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甚至还有越南的开放度也超过了100%。显然东亚国家 (地区) 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
2.从合作的层次机制及形式呈现出多重性和多样化。一是双边与多边合作的相互交叉重叠。二是合作机制程度上的多样化。由此可见, 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是按照多层次、多机制、多形式的组合进行的。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对策
1. 存在的问题
(1) 竞争合作问题
由于在东亚区域内, 各国经济实力不一, 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都是采取出口导向型, 比较优势不明显, 造成相互之间竞争性强, 合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贸易摩擦问题
由于中国与东盟等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和竞争加剧, 在经济贸易合作加快发展的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 但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很多事带有报复性的和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 这将不利于东亚经济区域合作的正常运行。
2. 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对策一:对于竞争合作问题, 要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积极争取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战略主动地位。
首先, 尽力争取美国的支持。
其次, 协调和处理好于东亚各国 (地区) , 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关系。
最后, 尽快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对策二:对于贸易摩擦问题, 加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 努力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高新技术产品在贸易中所占比重的高低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强国的主要因素之一。据统计, 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还比较低。因此, 我们要尽快提升我国产品和贸易的“含金量”。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我国外贸出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就必须增强科技兴贸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将我国的贸易做大做强。
四、结语
东亚经济一体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无论是地理上, 还是文化背景上情况都要比欧洲和北美复杂得多, 这就决定了在这个一体化过程中, 会有很多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作为东亚区域的重要一员, 中国在积极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应有长期的系统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应继续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 同时应充分利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要素推动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朝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学分析》[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2]马洪.《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地区发展的新机遇》[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东亚经济合作 篇8
1998年金融危机后, 东亚货币合作问题被东亚各国政要所积极倡议, 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探索, 取得了不少成果。
1、关于货币合作借鉴的理论。
国外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建立在共同货币理论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六十年代产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东亚货币合作另一个研究较多的理论是货币危机理论, 到现在为止, 已有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东亚金融危机后, 关于国际间政策协调的理论也引起了各国的重视。
2、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讨论。
东亚货币合作的提议最先是在1989年APEC成立时提出来的, 此后APEC成员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兴趣逐渐增强。后来, 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了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目前讨论多集中在如何借鉴欧洲单一货币区模式和美洲的美元化 (货币替代) 模式。国内一些学者认为, 货币合作应立足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循着先易后难、先次区域后大区域、先松散后紧密的原则, 制定阶段性目标, 然后在实践中推进。首先, 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其次, 可考虑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最后, 逐步过渡到单一货币区。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 韩国对东亚地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东亚地区只要中、日、韩三个国家能够组成货币联盟, 然后逐渐将东亚其他国家融合进来是东亚货币合作最可行的途径。如果中、日、韩之间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货币联盟, 那么其他国家来参与这个货币联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国际货币集团发展需要中日韩进行货币合作。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 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 面对世界金融区域一体化和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和美元“二元化”现象, 东亚国家和地区有两种选择:或者依附于其他两个货币区, 或者构建自己的货币区。依附于域外货币的汇率制度易于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出现地区性金融危机;构建自己的货币区则需要中日韩三国进行货币合作。
2、防范东亚区域货币危机需要中日韩合作。
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放大效应”, 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与之抗衡, 需要各国进行货币合作。金融危机还具有传染效应, 一国陷入危机, 投资者对相邻的国家和地区的信心随之动摇。IMF不能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了防止东亚再发生金融危机, 区域内国家的自身金融合作已经成为防范和化解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这也需要中日韩三国进行货币合作。
3、中日韩货币合作具有巨大的利益。
如果达到货币区域化的要求, 有利于扩大贸易和投资, 满足区域开发资金的要求, 同时, 还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 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整个区域内自由流动, 实现有效配置, 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高效率。
中日韩货币金融合作还能给区域内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增加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 维护地区安全等。
三、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东亚部分国家深刻认识到在区域内进行货币合作、政策协调是防范金融危机、救助危机的有效手段。中日韩是东亚的主要国家, 它们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并且比较可行的。
1、经济开放性较高。
中日韩三国对外经济开放度很高, 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一般以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从表1看, 中日韩三国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 (表1)
单位:亿美元, %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
中日韩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首先, 从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来看,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 中日韩区域内贸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及区域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基本呈稳步增长的态势, 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比重。从贸易集中度指数来看, 剔除国别经济规模因素影响的贸易集中度指数在中日韩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互补性也使合作更为可行。
2、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政策目标的相似性越高, 在应对经济冲击时金融合作各国的政策协调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日本近年经济形势好转, 国内有关方面也建议采用0.5%~2.5%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自2003年初以来, 日本经济开始复苏, 2005年GDP增长达到2.0%, 2006年1月份核心CPI增长达到0.5%, 增幅创8年来最大, 显示日本经济终于走出近10年通货紧缩困境。韩国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经济整体仍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运作方式, 近年来GDP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中日韩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表明了三国经济发展的态势, 显示了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表2)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3、制度基础的共性。
从传统意义上说, 中国和日本、韩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 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这一点使其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合作体存在着明显差别。但是,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这种差别的背后还存在着基本的制度共性, 即市场经济制度。无论是日本法人资本主义, 还是韩国的财阀资本主义, 或是我国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基础性的共性是市场取向。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超越市场的制约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说, 这是中日韩三国的最大共性。
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三国进行金融合作的制度基础。有了市场这一制度共性, 在地缘结构中存在明显相关性的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合作上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共同的行为准则。这种共同的利益和行为准则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成为中、日、韩进行金融合作有效的制度基础。
四、以中日韩货币合作为先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的操作对策
2002年11月4日, 朱镕基在东盟与中日韩峰会上提出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究的设想。2003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所有这些都表明, 加快中日韩的合作将更有效地促进三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核心国地位的形成, 并会极大地推动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实现共赢的局面。
1、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基本思路。
根据欧盟的成功经验, 区域货币合作应该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的阶段。货币合作方面必须经历的阶段有: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汇率合作机制——区域货币共同基金——区域统一货币等阶段。
中日韩的货币合作应以“10+3”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切入点。《清迈协议》签订后, 中日韩货币合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日韩三国已经分别相互缔结货币互换协议,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工作也在分别进行中。中日韩的货币合作应该在“10+3”框架下, 推进三国之间的实质性合作, 注重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共同推进金融合作, 在加强功能性合作基础上逐步实现制度性合作。在制度性金融合作建设成熟条件下, 实现区域内各国金融政策的协调, 特别是建立区域汇率合作机制, 以消除区域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最终达到区域各国金融货币的制度性合作, 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
2、中日韩货币合作的措施。
加强中日韩之间的货币合作, 现阶段可以采取许多措施,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应加强微观层面的合作。微观层面主要是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首先, 加强各国商业银行之间合作, 包括相互为对方提供有关本国企业的资信调查情况;银行间资金头寸的拆借;相互参与组建银团贷款;相互间贸易结算和信用担保;相互间清算支付系统对接等技术性合作。其次, 加快中资银行进入日韩市场步伐。最后, 加快资本市场的合作由初级合作向高层次迈进。资本市场的合作应该由人员培训、信息交流等基础层次向合资、直接参股、控股等高层次发展。
第二, 完善“10+3”框架下的制度性合作。首先, 完善日韩货币互换机制。通过协调中日韩宏观经济政策, 使整体利益最大化。目前, 中日、中韩、日韩之间已经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 但还应尽快做出三边货币互换机制安排。其次, 建立区域性紧急救援机构。其主要功能是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 管理和提供区域性救援基金, 协调和管理危机救援行动。最后, 建立中日韩清算支付体系, 这样能保证三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非美元结算, 也可以提高三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用率, 还可以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
第三, 建立汇率合作机制, 创建区域货币单位。在制度性金融合作建设成熟条件下, 实现中日韩金融政策的协调。首先, 在现有汇率制度安排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在此基础上, 各国逐渐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 根据各国的特点, 建立独立盯住货币篮子政策, 以各国综合经济实力为权重建立货币篮子。其次, 在盯住货币篮子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区域内固定汇率制度, 进而构建统一的汇率机制, 缩小汇率波动的范围。然后, 在建立货币篮子的基础上, 创立共同货币单位, 并在区域内使用共同货币单位来结算。最后, 建立汇率联动机制, 确定中日韩各国货币与东亚货币单位的 (可调整) 固定比价, 确立中心汇率。在统一汇率机制的基础上, 缩小区域内汇率波幅, 最终将其固定在均衡汇率上。随着区域内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可以考虑建立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 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发行统一的货币。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 篇9
1.非正式性。主要表现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东亚货币合作的目标,也就没有为了达成最终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同时也就没有建立起专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常设机构。
2.合作的层次多样化。双边货币合作和多边货币合作相互交叉、相互重叠,造成了货币合作的程度有深有浅,东亚货币合作包括东盟十国之间的多边货币合作,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10+3”双边货币合作,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之间的多边和双边货币合作,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多边货币合作等,各层次货币合作的紧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合作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东盟各国之间的货币合作,其次是东盟各国与中国之间的货币合作,再次是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之间的货币合作,最后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货币合作。
3.合作协议相对单一。从东亚货币合作所采取的形式来看,主要进行的是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以及建立外汇储备库,目的是为了建立危机救援机制,但所有的相关提议也仅仅处于探讨阶段,并没有付诸于实践。
二、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问题
1.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成本增加。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对当局宏观调控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在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如果采用多重货币区、次区域主导货币合作模式,那人民币可能成为次区域货币合作的货币锚,中国必须根据成员国货币需求量和经济发展情况确定人民币的发行量,这加大了维持人民币稳定的难度和成本。
2.管理协调成本增加。参与东亚货币合作不可避免的会增加管理协调事宜,甚至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货币合作的事务,这将加大管理协调成本。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会加大人民币的境外流动量,加大人民币防伪成本。
三、中国推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策略
1.积极推动与东盟、日本和韩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必须也能够克服各种障碍,积极推动与其他经济体间的经济合作,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中国既要加强与东盟、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又要尽快调整国内实体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还必须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
2.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协调。基于东亚各国强烈的民族和国家主权意识以及国内利益,短期内不可能在东亚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但是中国可以在次区域范围内与部分国家和经济体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并逐步扩展至整个东亚地区。
3. 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并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内部的体制弊端,就无法有效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即使这一地区合作进程取得突破,也无法从中实现本国利益。故中国要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并最大程度地实现本国利益。
参考文献
[1]万志宏.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170-226.
[2]孙晓杰,曹园媛.东亚金融合作背景、问题与展望[J].金融领域,2010,(40):67-68.
[3]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抵御金融危机的路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3):38-41.
[4]魏润卿.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J].天府新论,2008,(1):64-66.
东亚地区主义的合作与展望 篇10
一、东亚地区主义合作的现状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建立是东亚地区主义启动的关键一步。其思想基础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民间合作为起点带动政府间的合作, 及至80年代末在借鉴欧盟的发展经验结合本地区发展特点。这一组织的建立强调的是开放性政府间地区主义特点, 是地区主义在东亚经济的实践。但是囿于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等诸多原因, 目前这一组织仅仅是一种效率比较低下的政府间磋商机制, 在促进东亚地区融合的作用方面效果不甚明显。
东盟 (ASEAN) 建立于1967年, 建立的初衷是协调处理东盟内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确保本国的安全及政权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重点开始转移, 逐渐由东盟内部转向范围更大的亚太区域, “APEC又是东盟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起点”。[3]然而作为APEC创始国之一的东盟对APEC一直有意识地保持距离, 强调东亚的地区主义是域内成员的地区主义, 反对美、澳等国插手东盟事务, 控制东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东亚地区主义的方向性和自主性, 同时也是因为东盟的发展奠定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新模式, “小国主导”机制以小马拉动大车。APEC内多边合作的低效及东盟地位的边缘化使东盟立即调整了合作策略, 把目光投向了东亚, 试图联合中日韩三国来共商经济、安全问题, 并将此作为日益明显的发展方向。[4]东盟越来越认识到东亚的一体性和不可分割性, 提出了东亚地区主义的构想——“10+3”模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东盟力促自由贸易区 (FTA) 的建立, 以此来抵消APEC不断削弱的多边协调功能。FTA的建立使得东亚地区主义有了不同于欧盟的新特点——双边的自由贸易趋势不断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的最终建立, 显示了东盟双边主义的倾向。
东盟地区论坛 (ARF) 成立于1994年, 是本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政府间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 是目前亚太地区的惟一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冷战结束后, 亚太国家普遍认为有必要开展多边安全对话。ARF的建立“并不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地区安全论坛, 而在于此论坛可以改变东盟自己的角色。东盟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将许多过去的敌国以及潜在的对手都召集到一起的组织中心。”[5]尽管这一地区论坛有很多内部问题没有解决, 成员国的立场和导向也不尽相同, 但毕竟初步达成了各方在安全方面的某些共识, 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已经成为各国在处理安全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东亚地区主义合作的域外因素——美国
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 域外因素的影响非常深远。美国虽然在地理上不是东亚的“地区内大国”, 但是其存在远远超出了“地区外大国”, 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 离开美国因素来思考东亚地区的合作和安全保障没有多少意义。[6]在西雅图会议上克林顿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议显示了美国借助APEC插手东亚事务的意图,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美国主导的、以经济、民主和安全三要素为支柱的“亚太共同体”。亚洲秩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力量作用或影响的结果, 而不完全是亚洲国家自身力量作用的结果。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亚洲国家普遍倾向于同西方国家而不是在亚洲内部结成和寻求结成同盟关系, 目前的日美同盟关系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7]由于历史的原因, 美国一直十分关注东亚, 日美同盟关系是美国实施其“太平洋主义”战略的关键环节。从结构层面看, 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是通过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 而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特定的地区安排而赖以保证的。在安全上, 美国长期保持在本地区的“轮毂-轮辐”式双边安全同盟, 并在冷战结束后对一些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和强化。在经济上, 美国试图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来推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 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秩序。[8]
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建立路径, 能否借鉴法德在欧盟建立过程中的经验,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姑且不论中日之间能否形成认同, 彻底和解, 共同领导东亚建立合作的大厦, 就域外因素而言, 可以看出美国的东亚政策在克林顿政权时期是以中国为中心, 而在布什政权时期是以日本为中心制定的。这不仅缺乏政策的稳定性, 也无助于东亚的两大“行为体”-日本和中国建立稳定关系。[9]而在欧盟形成的过程中, “当时西欧的外部性大国——美国采取了不介入、不支持的态度”。[10]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 东亚地区主义合作过程中, 美国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
三、东亚地区主义机制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能否真正运行, 关键要看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东亚经济强国是否能顺利实现合作。[11]就目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状况而言, “东亚”还没有取代“东南亚”, 所谓“10+3”还是东南亚利用东北亚的机制。[12]
“亚太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亚太多边机制的特色和特性。在可预见的将来, 亚太区域合作仍将是多机制、多层次、多速度, 相互补充、共同发展。”[13]未来的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应是 (可能是) 介于地区国家协会与国家联盟的新型地区联合体, 成为连接东亚各国家的中间。它具有四个层次:地方、地方组成的微观地区主义运动 (次地区) 、各个国家、东亚地区。这个东亚地区是在东亚经济、社会联系相互依存基础上建设出来的。[14]多样性的东亚地区主义机制是以弱制度的软区域主义为特征的, 它的构建一方面强调利益和权力结构, 另一方面也需要观念和制度的参与, 如何有效地处理这四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不论是单纯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理论都不能单独完成这一任务, 建立机制的过程, 也是重新构筑理论的过程。就目前的东亚的现状来看, 地区主义机制的构建要走的路还很长。
首先, 要完成集体身份的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温特认为国家间集体身份形成是以文化为背景的, 集体身份很少能够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是认同同心圆 (concentric circles of identification) , 即行为体依其身份和利益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行为体认同, 同时又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国际抵制集体身份形成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集体身份永远不能够形成。[15]地区认同是集体认同的一种, 区域认同有功能性认同、归属性认同以及回应性认同。目前东亚的归属性认同比较复杂, 短时间内难以统一, 回应性认同和功能性认同是达成集体认同的主要路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 通过东亚国家间经济的互助合作走出危机的阴影成为各国一致努力的方向, 在此背景下, 东亚各国以经济为先导, 通过加强经贸方面的合作, 走出一条新功能主义的道路是现实也是可行的, 在日益强化的交往过程中进一步确立共同体的身份和意识。东亚地区主义合作过程中最好采用灵活的形式促进各方的参与, 深化其合作动力, 以实际行动加强对地区性事务的统一协作, 在反对恐怖主义、贩毒、海盗和非法金融合作方面实施统一的区域政策和行动。
其次, 与欧盟形成不同的是, 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开放性和软性规制的特点。欧盟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是封闭性和刚性规制的。东亚区域合作不采取“东亚至上”的内向方略, 而是承认利益差别, 鼓励多层努力, 实行“开放的合作主义”, 即在东亚地区各国进行合作努力的同时, 允许和鼓励各国同时与区外国家进行合作。因此, 东亚区域合作不带有封闭性和对抗性。在经济上, 表现为多层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安全上, 承认和保持了现有的双边合作或结盟关系。[16]实行渐进主义是东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也是东亚区域主义柔性特点在安全方面的表现和要求。亚太和东亚复杂的区域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状况决定了亚太和东亚的安全区域主义的演进必须遵循渐进主义的路线。东亚的特点和状态更适于进程论, 行动在前, 框架结构和规约在后, 以实践拉动区域合作制度和架构, 在实践中修正和总结相关制度性要素, 并且这种制度性要素不同于欧盟的刚性制约, 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实践进程中的认同或者认可, 这也是东亚不同于欧洲的典型特征。
四、结语
王毅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 篇11
7月25日，王毅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王毅就下一阶段中国-东盟关系提出了六项重点工作：一是办好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二是继续推进务实合作，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互联互通、海上等领域合作。三是打造社会人文合作新支柱，以教育和旅游为优先方向。四是深化政治安全合作，中方重申愿与东盟尽早商签“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五是培育次区域合作新平台，愿借助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为东盟一体化进程作出新贡献。六是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加快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中方提议，会议发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关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声明”。
7月26日，王毅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王毅表示，作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10+3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坚实支撑。王毅指出要着重处理好几组关系：一是处理好10+3同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关系。二是处理好“10”与“3”的关系。10+3合作应始终坚持东盟主导，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三是处理好传统优势领域和新领域的关系。
7月26日，王毅出席第六届东亚峰会外长会。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亚峰会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中方认为要把握好几个原则，确保峰会行稳致远：第一，坚持论坛既定发展方向。坚持峰会“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定位，坚持东盟在东亚峰会的中心地位，坚持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东盟方式”，不断推进重点领域合作。第二，聚焦发展与合作。第三，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第四，完善区域安全框架。东亚峰会作为战略论坛，应深入探讨如何创新安全理念，构建反映地区现实、符合各方需求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
7月26日，王毅出席第23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王毅表示，中国是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维护者和贡献者，自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已举办了40多个合作项目，每年主办的合作项目都占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论坛所有成员中居首位，充分说明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发展。中方认为论坛应将建立信任措施贯穿于论坛进程始终，在共识基础上循序渐进探索符合地区实际的预防性外交模式。
东亚合作进程中文化认同的建构 篇12
一、文化认同及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
文化的概念极其庞杂, 在社会学理论中, 文化一般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 如信仰、知识、艺术、道德等。在国际学理论中, 文化主要指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 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 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之,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 即共有观念, 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 既包括信念也包括意愿。而“认同”概念广泛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主要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 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其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 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认同实际上是文化和心理层面的东西, 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 具有可塑性, 即它借助外来因素来完成自身的建构。文化与认同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说过: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认同是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文化具有传递认同信息的功能。在国际政治中“文化认同”一般指“某一文化体系所衍生的文化个性乃至不同体系文化核心价值的尊重、理解和接纳, 体现了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与彼此信赖”。由中国学者阐述的文化认同的基本内涵是:第一, 承认、尊重并宽容地对待外来文化, 主动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中对于自身发展有益的东西, 减少不同文化间的对抗;第二, 避免民族文化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不平等交流中被同化、被吞噬、被消弭的危险, 有选择、有步骤、有限度地引进外来文化, 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第三, 将某些超越国界及超越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纳入自身文化传统之中, 实现文化认同的本土化。文化认同感是对人类文化倾向性的一种共识和认可, 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 “认同”只意味着各国会超越各自的地域、民族、国家及政治制度的局限, 形成共有观念。在保持本国文化特色与历史传统前提下的文化认同, 将有助于全球问题的最终解决, 有助与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利和利益是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因素。但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一体化进程等区域合作的成功案例时, 我们发现利益不仅具有客观性的一面, 同时也具有主观认同的因素, 而文化认同对主观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 在国家利益的认定与实现上, 文化认同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区域合作过程中, 文化认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认同有利于保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促进区域组织的形成。文化上的相互接近, 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与信任。与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相比, 具有相似背景的国家更容易形成联合体。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 通过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使国家间具有更广泛的合作基础, 促进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 进而有利于区域组织的形成。二是文化认同有助于加强区域间各国的合作。区域合作经常走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功能主义道路, 这种将物质利益置于第一位易于导致区域合作各国过度计较相对收益, 强调本国利益。而文化认同则有利于在成员国间产生文化认同感, 使个体利益和合作者利益趋向认同, 从而有利于相互包容、促进合作。温特认为, 集体认同“把自我和他者 (集体内的其他成员) 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 即认同。认同是一个认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把自我和他者合为同一身份……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 亦即具有利他性”。三是文化认同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区域协调发展。事实上近年来, 随着世界体系的发展, 每一种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吸纳着异质文化的合理成分, 不同文化在珍视和认同自己文化的基础上, 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也在扩大, 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构成了整合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仅是文化相互影响的一种形式, 而异质文化进行交流并形成彼此的文化认同, 从而为不同行为体间的合作奠定基础, 则是文化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
二、东亚文化认同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就文化的特质来看, 地区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地区内各民族文化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共性的同质性文化;二是地区内不同国家的思维与行事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的异质性文化。就地区合作而言, 行为体之间对理解、期待和知识的分享程度造成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分享的程度越高, 行为体彼此之间就越相互依赖。地区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同质性程度越高, 就越有利于地区合作的发展和深化。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 在异质文化之间, 文化的交互影响也并不仅仅是冲突与碰撞这一种模式, 在异质性文化的国家之间, 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也孕育着地区合作的萌芽。东亚作为一个文化概念, 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其文化的差异性。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地区, 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在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上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以东亚的宗教信仰为例, 东北亚地区 (中国、日本、韩国) 主要信奉大乘佛教, 除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外, 伊斯兰教基本上在东北亚地区没有传播。而东南亚的宗教状况则较为复杂,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拥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对社会生活正式地或默许地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例如,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信奉伊斯兰教;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 大多数民众信奉佛教;在菲律宾90%的人信奉天主教;在新加坡, 佛教与道教占统治地位。同时东亚文化还带有明显的多元性, 以儒家文化为例, 其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播就对这两个国家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东亚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表明其文化异质性的特点, 这就决定了东亚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无法像由同质文化促成的欧洲一体化那样顺利。异质文化的特性造成了东亚地区认同比较缺乏, 地区认同的缺乏又严重制约了地区的合作机制化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 “东亚各国若想建立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上的区域性合作, 首先需要在文化上寻找和建立共识, 而且这种地区性攻势又应该与全球性的各种积极层面的‘一体化’不相矛盾”。具体来讲, 建构东亚地区跨文化认同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助于消除“安全困境”, 增加东亚各国间的互信。东亚地区的文化认同是以本地区最基本的共同理念和信仰为基础, 它作为一个共享的平台, 为地区各国间加深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建立在共享理念之上的东亚地区文化认同也能消除地区间的误解以及增加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二是指引东亚各国寻求共同利益, 促进地区合作的发展。东亚地区跨文化认同的形成能够为东亚地区合作提供共同的价值标准, 在地区合作中感受到他们的共同命运, 共同的命运感又会促使东亚国家在地区合作中寻求共同利益, 并重视地区利益的实现, 即使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发生冲突时, 也以地区利益为重。因为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 国家的发展必须以地区为平台, 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以地区利益的实现为依托。三是提高东亚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地位及影响力。东亚地区文化认同的形成有助于东亚各国人民逐渐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区别, 认识到他们属于东亚地区, 从而容易产生一致对外的声音, 进而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东亚地区具有异质文化的特性, 但也有建构地区跨文化认同的诸多有利因素。首先东亚地区具有建构地区文化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东亚地区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 在东亚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即汉字、儒教、佛教及道教的共识和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 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部分, 而受到印度文化影响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则构成“东亚文化圈”的外环地区。“东亚文化圈”历史上形成的在生产生活方式、政治文化、文字系统等方面的相关性与共同性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圈相比, 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再次, 近年来东亚合作不断发展, 东亚意识加强。在经济领域, 东亚各国的双边和多变一体化步伐加快。2001年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第五次会议上, 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双方将在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 东盟和日本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计划在2012年建成自由贸易区;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针对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在政治和安全方面, 东亚各成员国不断加强对话与合作。如在朝核问题的处理上六方会谈机制的确立;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如恐怖主义、贩毒、保护环境、健康等问题上加强合作以及在应对东南亚海啸危机等自然灾害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在合作机制上, 东亚各国不断探索新的途径。2005年在吉隆坡召开了首届东亚峰会, 与会各国签署了《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 为东亚各国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东亚地区建构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东亚地区的整体发展, 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合作过程中, 国家可以建构集体认同。这种文化的认同将对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摘要：东亚作为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研究历来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东亚各国合作脚步的加快, 东亚各国之间文化认同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力图在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下, 分析在区域合作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以及在东亚地区建构文化认同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亚各国进一步建构文化认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