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转折点

儿童文学的转折点（共4篇）

儿童文学的转折点 篇1

一、引言

由于近年用工荒问题的日趋突出, 国内学术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的讨论也愈发激烈, 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从中国改革开放之日算起, 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刘易斯模型的二元经济的发展有着共同的起点和阶段特征, 并存在相当大的重合度, 人口结构优势时期即为人口红利的作用期, 人口红利的式微也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迫近。[1]

既然两个概念如此接近, 我们不禁要问, 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了吗?学者们的观点泾渭分明, 分歧较大。赞成派认为, 民工荒、工资上涨、人口抚养比的增大等系列表象的显现, 足以佐证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2]质疑者则认为, 断定现阶段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还为时尚早, 近期的工资上涨受生产率提高、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多因素的影响, 而非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结果, [3,4,5,6]观点不一致的背后隐含着对刘易斯转折点的认知差异, 确切讲, 是评判指标的不统一和统计口径的不同。

在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下, 刘易斯转折点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和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差异, 正是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如果使用工资指标作为评判标准, 结论同样存在争议。宋世方通过对中国1998～2005年间的非农部门的产品工资率 (剔除生产率后的实际工资) 整理后发现, 非农部门 (第二、三产业) 的产品工资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虽然实际工资在上涨, 但刨除生产率影响后, 其数额在下降, 间接证明现阶段还没有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7]与之相反, 蔡日方在对农民工每年的工资增长率进行梳理后发现, 2003～2008年间, 农民工平均工资上涨较快, 年增长率为10.2%;与此同时, 工资上涨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至少每两年要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 因此,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近在咫尺。[8]

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 无论是基于直接指标的判断, 还是立足于间接指标的论证, 均是围绕着劳动力供需平衡来进行的。所有的方法或结论隐含着相同的启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进历程必然经历一个由劳动力资源丰富转向劳动力资源稀缺的阶段, 此期间的工资水平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以上对劳动力供需的分析均是以个体数量作为研究对象, 忽视了对现有劳动力潜能的挖掘, 即通过延迟农民工的返乡时间进行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另外, 在目前中国现行社会和经济结构下, 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候鸟式”特点, 即打工者在城乡间往返流动, 这一点, 明显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从乡到城的单向迁移。[9]因此, 直接套用原汁原味的二元结构模型, 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

基于以上两点, 本文尝试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改造, 构造一个基于不同工作年限的扩展模型, 并对人口红利的受益年限进行验证, 从多角度探讨和理解刘易斯转折点及人口红利问题。

二、刘易斯转折点及人口红利的再认识

1.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再认识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模型, 用来解释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后经费景汉、拉尼斯等学者的补充和完善, 最终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典学说。[10]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要经历两个特殊意义的转折点 (即经济结构变革) , 当经济发展到第一个转折点阶段时, 农产品开始出现短缺, 受农村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影响, 现代部门工资也开始上涨,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弹性, 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在第二转折点时, 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 两部门工资相同。刘易斯后期特别强调, 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不是第一个, 而是第二个转折点, 正是从这里, 我们超过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 即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11]

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进化的分水岭, 受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制约,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历的时间和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 [12]由此引发的刘易斯转折点争议就在所难免。在中国刘易斯转折点争论的背后, 首先与刘易斯模型的假设缺陷相关。[5]托达罗总结了刘易斯模型存在的四大假设缺陷:劳动与资本间存在的固定比例;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 城市的失业率为零;城市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现代工业部门收益递减。[14]以上假设明显与中国现实不符, 因此在实际应用时, 需要对模型的分析方法和假设进行修改。

2.人口红利:理论再认识

Bloom等人在研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发现, 前期的关注点侧重于人口规模或增长率的验证分析, 而忽视了对人口结构这一关键变量的研究。[15]两者的关系好比是流量与存量的关系, 当流量持续下降时, 存量的优化调整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16]国外学者通过研究东南亚1965～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奇迹后发现, 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高于抚养人口增长, 从而减轻了抚养负担, 提高了人均产出, 并将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经济发展贡献称为“人口红利”。[17]蔡日方等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 继续深化此领域的研究, 并对此概念给出见解: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过快, 占总人口的比重大, 形成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高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 一旦能够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就业和投资, 则给经济增长带来额外的增长源泉。[18]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的概念认知没有异议, 即人口红利的本质是由人口负担较轻转化而成, 但在如何转化或实现的问题上, 则是观点泾渭分明, 意见不一。蔡日方认为,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会导致储蓄率增加, 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18]周祝平则引用东南亚和日本的案例, 证明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无直接因果关系;[16]高建坤的研究又更进一步, 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资本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17]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明确表明, 经济增长途径源于技术、人力和资本三个方面, 是交替综合作用的结果。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与劳动力结合, 才能够转化为产出;辨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同样离不开资本的支撑。因此, 本人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 人口结构优化, 抚养负担减轻, 这些只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增长。

3.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具有相同的劳动供给状况, 属于同一概念范畴。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 虽然经济的增长具有周期性, 人口变动也存在波动, 但社会始终沿着经济增长的路径演进, 而人口则朝着低增长方向发展。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 均已完成人口结构的转变, 而中国是唯一完成人口结构转变却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 即“未富先老”。[16]蔡日方根据联合国2009年公布的世界人口预测报告, 对中国1950～2008年度的少儿、老年人、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梳理和分析后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倒U型的发展规律, 即先增长后下降;与此同时, 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轨迹与之类似, 但时差落后一代人。若以稳定状态的人口增长率对U型曲线进行划分, 则高于稳定状态的部分即是人口机会窗口, 并由此预测, 2015年中国将迎来刘易斯转折点。[18]

费-拉模型是对刘易斯模型的继承和发展, 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刘易斯转折点给出了定量和准确的界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往往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量为零, 第二阶段, 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量在零与制度工资之间, 第三阶段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量大于制度工资,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沿着模型的分析思路作进一步推导, 可得出劳动力的供给变化的路径:第一转折点标志着农业劳动力供给由无限丰富转向到有限剩余, 第二转折点则代表着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 而刘易斯第一和第二转折点分别与前面提到的倒U型的人口机会窗口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对应, 从而证明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具有相同的时间区间。

三、刘易斯模型的改进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尤其是户籍、社会保障及土地制度的逐步完善,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境与刘易斯模型的最初假设渐行渐远, 其中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候鸟式”双向流动, 而非西方国家的单向式永久迁移。正因如此, 与选用劳动力数量评判刘易斯转折点相比, 使用进城工作年限进行判断就更加准确, 也更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 本文尝试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改进, 从进城工作年限入手对城镇劳动力供给状况进行对照、分析。

1.刘易斯模型

为使刘易斯转折点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来, 下面用图1予以进一步阐释。

如前文所示, 刘易斯转折点演进过程中, 经济的增长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 即图1中所示的B1B2、B2B3和B3右侧部分。在B1B2阶段, 农村劳动力表现为无限供给, 两部门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受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 工业部门在吸收数量为L1L2的剩余劳动力后, 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此时的状态B2即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B2B3阶段,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 农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 城乡间工资差异逐渐缩小, 直到两门工资相等, 即达到稳定状态B3,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来临。B3右侧部分, 表示经济结构由二元经济转变成一元经济, 此时的两部门工资均由边际生产率决定, 因此劳动力资源具有相同的稀缺性, 两部门工资水平呈现同步的上涨趋势。[24]

2.刘易斯模型的扩展

(1) 刘易斯模型的假设条件。刘易斯模型的构建是基于以下假设前提:

①剩余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是永久性的迁移, 即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动到城市产业部门, 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和市民, 在实现职业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变, 不存在回流现象;[25]

②劳动力同质化假定, 即农村劳动力具有相同的文化程度、工作技能及劳动生产率, 未考虑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性及其影响;

③在前两个假定前提下, 很容易推导出第三个隐含条件:每个进城务工人员有着相同和固定的工作年限。

(2) 中国的实际条件。

国内的劳动力流动约束条件与上述假设存在明显不同, 主要差异表现在:

一是受户籍、保障等制度障碍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实际表现为“候鸟式”迁移, 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26]即年轻的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寻求发展, 与此同时, 工作一段时间的年长农民工不断返乡, 涌入与流出循环反复的过程。

二是受文化程度、个人资源禀赋等差异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不再是同质化的群体, 而是随着时间推移, 内部不断分化, 同质性逐渐减弱, 异质性不断加强, 代际之间的反差尤为明显。[27]黄乾的研究则更加深入: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是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就业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其工资收入的高低。[28]另外, 劳动力的“干中学”资本一般会随着工作年限的顺延而增加。以上研究成果均为工作年限延长的假设提供理论支撑。

三是受工作年限的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工作年限较短, 仅为7～8年。[29]从年龄构成来看, 多为20～30岁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近年来受民工荒影响, 4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所占比例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38.3%。依据涂圣伟等2011年对劳动力估算, 2008年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为15518.3万人, [30]按照40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占50%计算, 尚有7759万人, 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待开发劳动力市场。

根据以上劳动力市场事实, 受杨国才[31]对刘易斯模型改进的启示, 从工作年限出发, 构建出劳动力供给时限模型, 该模型的特点是:

其一, 根据进城务工年限, 将农村劳动力供给规模分为三个层级:第一级表示现实规模, 即实际劳动力供给 (数量为L1) , 指前面提到的16～30岁劳动力;第二级表示潜力规模Ⅰ, 即第一级劳动力延长5年工作年限的劳动力供给 (数量为L1+L2) ;第三级表示潜力规模Ⅱ, 即第一级劳动力延长10年工作年限的劳动力供给 (数量为L1+L2+L3) 。

其二, 图2左边给出的是第一级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 其形状是一条直角折线, 表示的经济含义是:现实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上, 劳动力供给的最大数量为L1, 工资水平为W1;当用工需求大幅度增加时, 即使支付更高水平工资, 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也不会增加 (垂直的部分) ;同理, 可以绘出形状相同的第二级、第三级劳动供给曲线 (图略) 。

其三, 将三个级别的供给曲线叠加, 形成图2右边整个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 是一条向右上方攀升的阶梯状折线。代表的经济内涵是:工资水平低于W1时, 劳动力供给数量为零;工资水平为W1, 有数量为L1的农村劳动力完成转移。受工作年限延长影响, 其人力资本水平、职业适应能力及竞争能力得到提高和增强, 获取更高层次职业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 个体工资水平自然会上升到W2和W3水平。劳动力供给规模也增加到L1+L2和L1+L2+L3水平, 其中L1+L2+L3是在维持目前人口增长率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规模的理想挖潜值。

改进后的刘易斯模型不仅清晰描述了不同工作年限下的农村劳动力供给规模, 同时也揭示了人力资本是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往往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规模,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 进而带来高工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种途径, 接受教育越多, 人力资本也越多;工作年限越长, 通过干中学积累的职业经验也越多, 人力资本存量同样得到改善和提高。改进后的模型则准确地表明人力资本变动与工资水平的强关联性:随着工作年限的延长, 个体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随之提高。

四、数据预测

1.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

人口过渡是人口统计学的概念, 用来揭示人口转变的规律, 即发展中国家一般从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人口再生产开始, 途径低死亡率和高出生率阶段, 最后实现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人口变化过程, 人口总量则呈现出增长、稳定和下降态势。

1949年至今, 中国的人口变化过程同样符合上述特征。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2年的预测, [32]如图3所示,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15～64岁) 占比在2015年前呈上升趋势, 2015年达到72.7%的峰值, 随后呈现下降趋势, 2030年降为68.9%。从绝对数量看, 2015年为9.95亿人, 2030年为9.6亿人。

注:此预测为联合国的中位数方案预测结果;联合国仅对末尾为“0”和“5”的年份进行预测。

2.潜能释放后的劳动力预测

以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是对劳动力数量的预测, 未考虑农民工不同工作年限带来的影响。在前面刘易斯改进模型的基础上, 笔者将农民工的工作年限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 并利用劳动力工作年限模型 (式1) 对劳动力供给进行大胆推测, 对照分析劳动力短缺点来临的时间变化。假设Lt为t年的个体劳动力毕生的总工作年限, 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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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t为t年劳动力数量, 由城镇劳动力 (P1t) 和进城农民工 (P2t) 组成;Ni代表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工作年限 (i=0:现实的年限;i=1:延长5年工作年限;i=2:延长10年工作年限) 。为了简单分析且不失一般性, 依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劳动力调查, 假定城镇就业中农民工比例12.5%;城镇劳动力实际工作年限为25.6年, 农民工为7.5年, [33]在联合国的劳动力预测数据基础上进行推算, 计算过程略去, 预测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 如果保持目前的人口增长率, 达到目前的劳动力供给预测 (L0) 水平, 在假设1 (如果进城农民工工作时间延长5年) 下, 劳动力供给 (L1) 将在2040年出现供需缺口, 即劳动力短缺时间可以顺延10年;同理可知, 如果进城农民工工作时间延长10年, 其劳动力供给 (L2) 状况可以顺延15年。总之, 进城务工年限的延长, 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民工的有序流动, 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实中的民工荒问题, 进而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实现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人力保障。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是基于劳动力供给的视角分析, 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属于同一概念范畴, 两者具有相同的时间区间;二是无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与否, 目前我国农村存量劳动力中可转移劳动力的空间已经很小是不争的事实, 但延长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年限, 国内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增长, 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可以延缓10～15年, 中国经济仍可继续收获人口红利;三是如果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年限维持现状, 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没有真正实现劳动力人口的充分就业, 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无实质差别, 仍然是负担人口。大量中年农民工被迫返乡, 往往意味着经验丰富的高级技能人才的流失, 不仅使个体的劳动潜能无法充分释放, 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并加重未来的养老负担。农民工就业问题若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 还将危及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 更谈不上收获人口红利了。

因此, 对于已进城的农民工, 未来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工作年限延长上, 在政策设计时, 应重点考虑:

第一, 进一步放宽落户限制, 将尽可能多的、符合条件的高技能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对暂不符合条件的, 可根据外来人口的迫切需要改善顺序, 着力完善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二, 实施就地就近转移, 发展县域经济。对于中年农村劳动力, 影响其转移的因素不仅仅是工资水平, 还包括对家庭和子女的牵挂、对未来生活前景的担忧。要想充分释放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潜能, 必须调整工业化、城镇化的战略布局,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特别是加快中西部县域工业化、城镇化步伐, 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第三, 平衡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流动新模式。通过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制度, 创建农民工工会运作机制, 增强技能人才的谈判力, 建立劳动纠纷争议处理制度, 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技能水平, 进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儿童文学的转折点 篇2

老师又拿出了一烧杯，往里面装石头问：满了吗?大家都争着说没满，还可以玩里面加沙子，老师点了点头照做，又问满了吗?大家说没满，还可以往里面加水，老师又让做了，然后重复着同样一句话，这回大家都说这回满了。老师笑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时有人问老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老师笑了一下说，人不就像这烧杯呢?

人不就像这烧杯嘛，从刚出生时的年幼无知，就像着空空如也的烧杯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烧杯里面的石子也渐渐增多，接着当我们觉得自己足够好时，也就是当烧杯里装满石子时，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到来了。

我们又不停的往里面装沙子你以充实自己，不停地充实。当沙子装满烧杯时，我们便自以为知识的满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自己的知识还不足。于是，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便到来了。

澄清的水一点点的被倒进了烧杯中，渐渐的到达了烧杯边缘，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便开始了，水慢慢的向外溢出，而自己却不觉得自己的知识足够。于是仍不停向里灌输水，寻找一个更大的烧杯这是人生第四个转折点或许也是最后一个，澄清的水进去可溢出的水却是浑浊的…知识是救人的，可它也可能是害人…

儿童文学的转折点 篇3

自从长篇小说《商州》发表以来,多年来笔耕不辍的贾平凹至今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贾平凹早期作品,如商州系列作品,则反映乡土农村在时代变革中的乡村子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备受争议的《废都》则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焦虑、惶惑,以及他们自我救赎的无望;《秦腔》和《高兴》则是作者在乡土文化濒临衰亡之际,对当代社会发展、农民命运的深刻思索和体察;写于2011年的《古炉》则是借“文革”的历史记忆,反思现代人的异化与物化,同时作者在作品中通过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寄予乡村子民追求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望;《带灯》是通过带灯来反映中国乡村的巨变,以“边缘人”视角俯瞰众生。在人们还在为危机四伏的樱镇担忧时,《老生》就悄然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么这一次贾平凹给读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呢?

二

到过商州的人,几乎可能都尝过商州的烩菜。而《老生》确有“商州烩菜”的味道,如果说中国历史是“烩菜”的汤汁,那么战争、灾荒、革命、改革就是“烩菜”中真正的硬菜。然而做菜的和吃菜的都中国儿女,他们的真实面目在历史变迁中就裸露无疑。贾平凹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历史的转折点来讲中国的故事,以此来刻画国民群像。《老生》里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源自于上世纪30年代的游击革命,在小说里以李德胜为首的革命队伍活动在陕南秦岭一带,作者刻画了老黑、雷布、匡三司令等人,读者会发现这些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是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也没有好的成长引路人指导他们弄清楚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以何种手段去革命?就拿小说里老黑来讲吧,自小父母双亡,在王世贞的保安队里混饭吃。不满足给王世贞看家护院,极力想要出人头地的老黑在表哥李德胜鼓动下,向往革命。老黑认为加入革命就有枪支,认为谁有枪谁就能称王称霸。李德胜带领着老黑上演了《三国演义》中曹操杀吕伯奢这出戏,和老黑一起杀死了无辜的老汉,情急之下老黑踏上了革命之路。雷布参加革命只是为向王世贞复仇,匡三参加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根本不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而是在革命队伍里混饭吃。小说明确向读者传递这样的信息:在当时那个年代像老黑、雷布、匡三等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他们不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那样,可以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了一己之私投身到革命队伍,那么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也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讲,老黑他们闹革命,只是对那些让他们羡慕、嫉妒、恨的富人进行革命,或者借革命之刀杀死自己的仇家。

《老生》中的第二个故事里,作者以老城村为中心给读者展示上世纪4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大家可能都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农耕历史的国家,土地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当然古往今来土地问题,从根本上讲也决定了民心向背的问题。有关土改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已经有了经典之作,诸如赵树理的《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在这些小说里,作者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主动将自己的创作与这场运动的政治性和庄严性联系起来。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作家在土改中积极改造了自己,将自己捆绑在历史的战车上,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完成了对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那么凭着记忆叙述历史的贾平凹是如何描摹凌宁县老城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呢?老城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马生的领导下进行的,马生原本是村里一个好吃懒做的后生,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直接给读者展示马生的本性:白河牵着驴过来说:“帮叔赶驴把麦捆驮回去,给你擀长面吃!”马生举大拇指一翘一翘,盯着树上的一颗红软蛋柿,说:“叔哎,你摇摇树,让蛋柿掉到我嘴里。”[1]这个等天上掉吃的人,领导老城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自然会暴露出他身上的人性之“恶”。而“恶”是人的内心深处种种欲望、贪婪、野心,这种“恶”对马生而言就,就是他在土改运动中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食色”之欲。在土改中老城村的每个家庭依据土地的多少依次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村民根据自己的家庭成分再次获得了话语权,顺利被纳入新的乡村权力结构中,在老城村的权力结构中实权人物就是马生,马生偶然之际被乡长任命为农会副主任,只因为他身上有几分普通农民没有的霸气与匪气,想让他凭借这股力量迅速推行土改运动,减少来自各方的阻力。但是没有接受任何革命教育的马生,只会在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满足自己的贪欲。在这个过程中,马生不仅自己作恶,而且还动员和利用不明事理的群众害人害己。小说里王家芳、张高桂和李长夏等地主分子所要承受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而且是精神的折磨。对于老城村的地主而言,他们的财富瞬间消失了,土地不属于他们了,这只是他们苦难的开始,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批斗。乡村群众稀里糊涂害了人却不知。就像小说里唱师指出的“在他手里死了不少人哩”,在土改运动中混入权力核心的痞子、游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普通民众进行“洗脑”运动,于是在老城村上演众生狂欢运动。个人的贪欲却成了合法性指令,领导一群乌合之众进行了所谓的“革命”运动。那么贾平凹煞费苦心刻画马生这个人物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是要注意的:一是占有土地合法性问题;二是马生成为领导者的合理性问题。《老生》中作者带着批判的眼光反观历史,把暴力血腥的土改真实地呈现给读者。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使普通民众平均获得了土地。农民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他们渴望的耕作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国家发现土改留下的后遗症,为了解决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于是出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公社化运动,贾平凹《老生》中的第三个故事讲的是农业合作化。老皮、冯蟹、刘学仁在这场运动中唱主角,棋盘村的村民主动或被动参与了这场运动。《老生》中贾平凹笔下的冯蟹,是党的政策的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同时他内心的私欲也急剧膨胀,在工作中采取一些激进的方法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实惠,反而使农民深受其害。在冯蟹的指挥下棋盘村的农民统一了发型,统一配发劳动服,集中供应午饭。这让原本一盘散沙的农民,能够融到集体之中。但是冯蟹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很快就出现了负面性。马立春就是此刻登上了冯蟹给她搭的舞台,原本为了给婆婆治病,她不得已偷了布去卖,这就是她不幸的开始。此后在批斗会上,村里那些农民就众口铄金,马立春就变成了“投机倒把”分子。不得已马立春喝了农药,虽然后来被救活了,但是只能坐在那里傻笑。只要随口叫一声“冯蟹来啦!”,“她抬起身就往家里跑,把门关了,还要再往门扇后顶上杠子”。[1]这跟民间人们哄不听话的孩子时说的“狼来了”有相似之处。众所周知,领导农民干工作的干部,一旦被人民认定为豺狼,那么党群关系就会受到影响。假如冯蟹是人们眼里的小鬼,那么老皮、刘学仁就是人们眼里的阎王。棋盘村的村民张学成、苗天义的遭遇,就给人们更多的反思,在全国性运动面前,农民只能接受、配合这场运动,他们在冯蟹、老皮、刘学仁这样干部领导下,命运就变得可悲了。在这个故事里更悲惨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个对老皮言听计从的墓生,死后却被无端怀疑。但是反思历史时,人们只能坦然面对时代命运。

读者在唱师的引导下,进入《老生》中的第四个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戏生,在时代风云变幻中上演几出好戏。在当归村戏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当下农村、农民命运的思考,农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这是在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人生的转折点作文 篇4

在我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残疾人，靠着国家给予的一点补贴开了一个商店，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但他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又靠谁养活呢?一个母亲最大的期望便是希望儿子成才，生活比她过得更好，但这一切都没有如愿。

他在小的时候由于无知与贪玩，玩耍鞭炮，致使双眼受伤，几乎不能够看东西，这对于一个家庭和孩子造成的伤害是多么大呀!

我记得在上小学时，他就开了一家小商店，每天都守在商店里。每天吃饭时，他的侄子就给他送来，这样的日子就持续了十年吧!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十年，难道他就这样了吗?

时间真的是不等人，一转眼我已上初中二年级。那他有过得如何呢?我听他村子的人说到：这瞎子还真有本事，还娶到这么好的一个妻子。有的人还在说，那女的是不是来骗取钱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多么的值得高兴，他有了自己的女儿。我想这一切都是他从未想过的，能够有一个完好的家庭。

他真的变了，已不再整天呆在家里，而是和妻子一起出去干活，让生活过得更好。在他们奋斗的几年里，也收获了许多，建起了自己的新房。但他们并没有停止下来，而是更加的勤劳，到市场上买了几头牛了养。对于他的眼睛看不清东西，还要牵几头牛，是多么的不容易呀!但他为了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过上好的生活，让自己吃苦，他的妻子和女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