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歌（通用5篇）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歌 篇1
政治家报人,实际上就是具有政治家身份的专业报人或者是参与办报的政治家。所谓具有政治家气质的专业报人,其实他们本身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政治家,而是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报人,但是他们关心政治,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所以政治家报人“要具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要像政治家那样看问题,要具有恰当处理宣传报道中的政治问题的政治水平”。[1]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时期出现的政治家报人。
一、不同时期政治家报人的办报思想及评价
早期改良派政治家报人王韬开创了我国报刊政论的先河,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反对帝国主义,其文章短小精炼、针砭时弊。王韬是我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家报人的代表。
王韬的政论文章突破了当时的行文规范的局限,放弃了八股文的行文方式,强调文章是承载道理、理论、思想的工具,不要被文章的形式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政论文章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的论说文形式,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记录事件和表达感情、思想,这样就不应该拘泥于文章的形式、文法。他的政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后报章文体和政论文体的改革和发展。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王韬改良思想的影子。并且在王韬之后,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投身于报刊政论,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五四”时期政治家报人的代表邵飘萍,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邵飘萍写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种种可耻行径,辛辣地批判了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有“特派”称号的记者。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在任《京报》主编期间,他倡导言论自由,发表多篇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大众心声的文章,成为为人民表达意见的传声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作为运动的发动者和宣传者,邵飘萍被迫流亡日本。1年之后,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重新开办《京报》。这时的《京报》仍然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官员的横征暴敛进行辛辣的讽刺与抨击。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因为在《京报》上发表讽刺张作霖的文章,被张作霖杀害。
二、不同时期政治家报人的比较
(一)思想上的相互承接
政治家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相互承接的关系,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残暴黑暗,实际上是想革新封建制度,王韬认为“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世技巧摆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故古今大变局中的中国,如继续执迷不悟,不思振作,那势必会落得亡国灭种的命运”。[2]并且他主张广开言路,开启民智等等,对康有为、梁启超之产生变法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而邵飘萍成长的时期,戊戌变法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于是邵飘萍很容易地就接受了戊戌变法思想,而作为戊戌变法思想宣传的骨干分子的梁启超,其发表的文章对邵飘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报人,不管属于哪一派别,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都把救亡图存作为办报的出发点。王韬曾经在英、法、俄等这些率先举起革命大旗的国家游学,所以王韬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亲历了西方国家通过变革走向强盛,反观当时的中国正饱受这些国家的侵略与欺凌,而封建的统治阶级又不思进取,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压迫的社会现实,王韬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邵飘萍更是杭州浙江高等学堂的高材生,专攻西方现代国家传入中国的先进的自然科学。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中国的社会不断产生新的救国思想,邵飘萍不断受到这些新思想和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萌生了“新闻救国”的想法。
(三)近代各时期政治家报人的区别
“五四”时期的政治家报人已经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政治家报人,其他时期的政治家报人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求进行变法。他们的报纸中充斥着提倡民主权利的思想,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封建色彩,办报还是为了服务于封建统治,为了沟通上下。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政治家报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已经不再专注于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宣传变法,而是抨击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在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把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使命结合起来,给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新的任务,他们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索,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三、近代政治家报人的历史地位
早期改良派的王韬可谓开创了中国报刊政论形式,他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1874年,他创办的《循环日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刊,可以说王韬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邵飘萍则主张“新闻救国”,他把“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作为唯一的嗜好,并且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首创了新闻编译社,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中国近代史上这些政治家报人,他们生活在中国近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不畏统治阶级的强暴镇压,敢作敢为,通过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启迪民众,通过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为自己创造舆论,以报纸的形式参与政治,形成很强的政治力量,他们为中国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要：中国近代时期,由于历史、社会现实等原因,中国近代的报业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政治家报人。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各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宣传新思想,希望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政治家报人,早起改良派,“五四”时期
参考文献
[1]李乔.近代新闻史上的“政治家型报人”[J].前线,2001(8):59-60.
[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亚洲半属欧人[M].中华书局,1959:137.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歌 篇2
一、近代列强侵华史
（一）鸦片战争（道光帝时）
1.时间：1840-1842年
2.发动者：英国
3.根本原因：英国要打开中国市场、推销工业品、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
4.直接原因（导火线）：林则徐虎门销烟。
5.经过：1840年6月，英国舰队开到广东海面挑衅，战争开始（标志）。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岛。1842年8月，英军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屈服，战争结束。
6.结果：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7.影响：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丧失了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开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也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时）
1.时间：1856年10月一1860年10月；
2.发动者：英法联军为主凶，美俄为帮凶。
3.原因：不满足既得利益，企图进一
步打开中国市场（根本目的），扩大侵略权益。
4.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战争前后俄国割占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5.结果：清政府同列强签订《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
6.影响：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三）甲午中日战争（光绪帝时）
1.时间：1894-1895年
2.发动者：日本
3.根本原因：日本为实现征服朝鲜、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
4.重要战役：
（1）平壤战役（左宝贵牺牲，平壤陷落。）
（2）黄海大战（1894.9，致远舰邓世昌牺牲，日军取得黄海海城控制权）
（3）辽东半岛战役（日军占领九连城、旅顺、大连：并制造了旅顺大屠杀）
（4）威海卫战役（日军占领威海卫，丁汝昌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5.结果：189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日本最早取得在华办厂权，它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华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
6.影响：《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马关条约》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光绪帝时）
1.时间：1900-1901年
2.发动者：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八国联军
3.原因：镇压义和团运动，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
4.将领：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德国人瓦德西。
5.经过：大沽一天津一北京：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6.结果：1901年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
（赔款最多，参与签订国最多）。
7.影响：
①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②从此，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③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1）1840年—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1856年—1860年，英法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与其签订了《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3）1894年—1895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4）1900年—1901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与英、美、俄等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五）20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局部侵华：1931年9月18日，九－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局部抗战开始）
2.全面侵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变）（日本
全面侵华
开始，中国全民族、全国性抗战开始）
3.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三事变、南京大屠杀。
4.战场：（1）正面战场：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
(2)
敌后战场：百团大战
5.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
6.地位：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二、中国人民抗争史
（一）农民阶级
1.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反侵略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曾抗击洋枪队。意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和外国安路势力。
2.义和团运动1900年，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口号：扶清灭洋。抗击八国联军，取得廊坊大捷。
（二）著名民族英雄（地主阶级杰出代表）
（1）林则徐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6月25日，意义：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
（2）关天培坚守虎门炮台：关天培在鸦片战争中坚守虎门炮台英勇牺牲。（淮安籍）
（3）陈化成牺牲：鸦片战争吴淞口战役中，陈化成率众抵抗，力竭牺牲。（4）邓世昌黄海大战殉国：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大战中，壮烈牺牲。特点：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不单纯是维护清朝统治，更重要的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抗争
（1）资产阶级维新派：戊戌变法（1898年）
（2）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1911年）
（3）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1915年开始）特点：由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有革命性又有依赖性，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时常体现出两面性。（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妥协性）
（四））无产阶级的抗争（1919-1949）
1.1919年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导火线：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
（2）前期爆发：1919年，中心在北京（天安门前），主力是学生游行示威：
（3）后期扩大：1919.6.3后，中心在上海，主力是工人
（4）斗争口号：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最能体现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口号）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③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5）五四精神：爱国（核心）、民主、进步、科学
（6）结果：初步胜利（表现：①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②罢免曹汝霖等人职务：③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7）性质：①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②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
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③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
（8）特点：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
（9）意义：
①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②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2.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反帝反封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时间：中共一大召开1921年7月（7.1建党节）
（2）地点：上海一嘉兴南湖游船
（3）代表：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
（4）中共一大内容：
①通过了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②确定党的中心工作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
③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5）中共诞生的意义：
①中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②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了。（焕然一新，“新”的含义：新的领导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新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
押题预测
★百年巨变的启示：
（1）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会挨打，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国家落后：要想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先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一个国家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抗争史，它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民族，御侮自强、救亡图存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前进动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救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救中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反帝反封建。
★用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将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到
1940年,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地区创建了有1亿多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牵制和抗击了大量日军。陕甘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和指挥中枢。
★请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作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
再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与救亡 篇3
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二者是何关系?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五四时期,“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一拍即合”、“彼此支援”、“相碰撞而又同步”。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严峻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再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遭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批判。王元化认为,“把启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对的”。金冲及指出,“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丁守和也谈到:“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是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杜文君进一步强调,“救亡压倒启蒙”说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全部历史”。彭明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李良玉更是直接指出,“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是启蒙的逻辑发展,是它的必然趋势。”
以上这些批评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有的批评也不无偏差。那么,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明确界定救亡与启蒙本身的内涵。
2 概念解读
什么是救亡?李泽厚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但从概念的使用情况看,李泽厚的“救亡”至少有两种定义:一是指“爱国反帝运动”或“反帝政治运动”;一是指“革命”,或“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可见,李泽厚对救亡一词的使用极为随意,他把救亡与革命混为一谈,把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等等统统纳入救亡的范围。其实,救亡与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救亡是指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出现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面前,反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行为。对于革命的内涵,毛泽东作了科学的解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可见,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也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而推翻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同时也打击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这就使得革命具有一定的救亡性质。但是,不能因此而将救亡与革命混为一谈。
什么是启蒙?在李泽厚那里,“启蒙”一词的含义是始终一贯的。他认为,“启蒙”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冲决各种传统网罗,‘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这种观点从反封建的思想和文化的理性批判上来理解启蒙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对“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理解。李泽厚认为,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内容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因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文革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五四弘扬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按照这种的理解,五四后“救亡压倒启蒙”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李泽厚对启蒙的理解过于狭隘。在近代中国,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思想的宣传无疑属于启蒙的范畴,但启蒙的内涵绝不仅仅止于此。五四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用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思想向封建专制和蒙昧发起进攻,无疑也是属于近代中国启蒙的重要内容。
3 关系梳理
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并非相互对立,二者同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重大课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首先,救亡唤起了启蒙,救亡深化了启蒙。
自鸦片战争开始,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最为严重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任务。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纷纷登台亮相。在不断的失败中,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要借鉴吸收近代西方的先进思想武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正是由此而起。综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每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都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开展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严复指出:“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因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同时,维新派已经开始抨击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严复在《辟韩》一文中,尖锐的指出,君臣之伦“不足以为道之原”,他批评韩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梁启超认为,“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兴应革,民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婢膝以容悦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萎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无疑具有民主的启蒙意义。除维新派之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甲午战争后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宣传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的范围。
李泽厚认为,五四后“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又成了焦点所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危亡的局势和剧烈的革命使政治救亡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这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与民主之外,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打断了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这种观点不正确的。事实上,五四以后中国人对马列主义的接受、传播与发展,不仅属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也进一步深化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接受、传播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开展了必以往更为有力的批判。
其次,启蒙的目的是救亡,启蒙必然促进救亡。
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领域的现象,是由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并为之服务。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发展的背景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另一方面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启蒙的目的就是使人们从落后愚昧的中世纪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近代中国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有很大的不同。近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决定了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历史任务。要救亡图存,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离开万众一心的努力奋斗,就谈不上真正的救亡图存,救亡图存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如何获得亿万民众的支持?如何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救亡图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需启蒙以开民智,实现中华民族的觉醒。可见,在近代中国是救亡唤起了启蒙,启蒙的目的是为了救亡。近代中国的启蒙可以称之为“救亡型启蒙”或“启救亡之蒙”。甲午战争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直接源自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有着明确的救亡图存的目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与宣传,无疑也是一种救亡型启蒙。
鸦片战争之后,为了救亡而对西方各种思想武器的引进都应从属于启蒙的范畴。这种救亡型启蒙运动的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救亡运动的进行。孙中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可以肯定,没有新文化运动在思想解放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就不可能有彻底的不妥协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没有五四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的接受与宣传,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不仅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更使得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得以顺利解决。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歌 篇4
〔摘 要〕洋务运动在促进中国教育由传统封建制教育向近代化西式教育的转变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其改革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等措施,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同时也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打下了基础。〔关键词〕废科举;办学堂;留学;译书办报;近代化
〔正 文〕：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这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和特定的时代主题相伴随。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显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的口号，倡导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自强运动”，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所进行的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在洋务运动中，兴学堂、办教育是主要方面。洋务派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开办了一批学习“西文”和学习“西艺”{即西方近代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新式学堂，即洋务学堂。洋务行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开设外国语、自然科学和使用科学等“西学”课程，希望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最终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
一、改革科举制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以“尊孔读经”为宗旨,以灌输“三纲五常”为原则,以科举制度为网罗人才的办法。科举制度是扼杀人才的桎梏。它以“四书五经”为选题范围,以八股为体裁,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紧紧地束缚在旧的封建框框之内,使它们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创造,造成了教育的落后和陈腐。在中外接触中,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暴露了自己的落后,而外国资本主义则显示出先进的态势。为了造就新时代所需的新式人才,必须“推广中西之学,宏开登进之途”,改革科举,引进西学,以西学之精否为取士的标准之一。这样突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更新了传统的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价值观念,为改变人们对封建文化的盲目追求和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开辟了道路。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接踵而起。在60年代思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宣传科举改革的浪潮。与此相呼应,一批洋务派官僚纷纷上书清廷,企图依靠皇权把变通考选之制的理想付诸实践。1887 年,江南监察御史陈莹上奏,建议将数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明习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举出身,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第一次将“西学”和“中学”同考。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经过洋务派多年的力争,清政府终于在1888年顺天乡试从中录取人才,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终于露出了一线希望。1898 年6 月光绪帝下诏废止八股、停止科举,中国教育经历了一场巨变,一面推倒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又一面建立起现代化的教育制度。1901年经过庚子事变,清政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教育改革,颁布统一的学制,制定新的教育章程,新的近代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可见,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科举改革乃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二、创办新式学堂。
如果说洋务派的洋务活动是从“师夷长技”、“练兵练器”开始的话,那么洋务派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则是以创办新式学堂为突破口的。旧的学堂已不能适应洋务事业的需要,在洋务运动兴起的同时,洋务派就设立了类似近代学校的一些学堂。1862年7月11日,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在北京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是一所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馆内先后设置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东文馆等。1866年,同文馆又加设了科学馆,以便学生兼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文馆的设立,终于迈出了中国教育培养近代人才的第一步。这也是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始。另外,引进西方近代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只有同造就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开办语言学堂的同时,洋务派还大力开办专业技术学校,以期培养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如上海江南制造局(1865)及其附设的机械学校,福州马尾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1982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湖北铁路局附设的化学堂、矿学堂(1892年)和工艺学堂(1898年)等。由于国家的重视,全国举办了陆、海、医等军事学校。如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1866年)、广东陆师学堂(1880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年)。这些军事学堂的纷纷建立,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领域,也可以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主要是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开始的。而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其实质是人才的近代化。这些近代学堂的出现,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它们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若干窗口,造就了“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
三、派遣留学生，导致了近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洋务学堂在讲授西学,吸取西长技的过程中,催化了近代中国第一代知识者,为中国近代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输送了不少有用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外交、教育、文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洋务教育在育才方面的成就,在出洋留学生表现的尤为显著。中国近代的留学生并非从洋务运动开始人数极少。于1872年派出首批幼童30名。此后又于1873年、1874年、1875年相继派出三批留学幼童。另外,从1877年至1897年,福建船政学堂派出学生分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驾驶和造船技能,共有85名,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共派出留学生200多名。这些留学生不但学习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直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首次留美学生中最著名的有:我校著名校友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这些留学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探索出中国人走出国门,实践科技救国之路。
四、翻译西书，创办报刊，传播西学。
洋务派不仅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各种性质的学堂,聘请外国人直接传授知识,而且十分注意翻译工作。这他们组织以翻译“西文、西政、西艺”为主,另外还翻译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都先后翻译了一批西书。这些书介绍了西方的赋税、武备、律条、通商等方面的西政知识和殖民地加工业,尤其是军事加工业等所必需的技术知识。这些西方著作为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思想等知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培养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对于扩大我国人民的知识领域,提高我国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发展我国民用企业和军用企业、医疗卫生事业等起到了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人创办的。而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近代报刊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这些早期的报纸,虽然还不可能与外国人办的报纸相抗衡,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近代文化和社会信息传播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报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来的维新革命志士,都把办报纸、办杂志作为宣传维新和革命主张的有利工具。可以说近代报刊的出现,也是洋务运动带来的新鲜事物。书报对青年思想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投身于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更起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致使向西方学习形成了新的社会思潮。
五、总结
洋务学堂是我国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一些和西方接触较多而且主持洋务运动的官僚按照“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思想举办的旨在为洋务自强运动培养专门人才的各类教育机构。它对中国近代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
1、洋务学堂的主要办学特征与传统教育培养封建士大夫和进行人文教化不同,洋务学堂主要是根据洋务运动的要求,培养掌握现代技术、工艺知识的技艺性人才。由此形成洋务学堂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中道西器”的人才培养模式
尽管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下洋务派的人才观有所改变,但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纲常名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中道西器”是洋务学堂对于新型人才的基本定位。
② 短期应急的教育价值追求洋务学堂是以巩固传统为办学的基本出发点,以求强御侮为现实价值目标的。因此,它在办学的具体举措上是短期应急的。
③ 办学的基本要素向现代教育转换布新不除旧,新旧并存是洋务学堂的又一办学特点。正是这种新旧并存使洋务学堂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的同时又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某些特征。
2、洋务学堂对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去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3、洋务学堂对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①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使传统的书院进行改造。
②洋务学堂使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③洋务学堂产生的新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础。
总之,洋务派所办的洋务教育虽说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对外依赖性,但它第一次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实行了改革,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它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开创了社会风气,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飞跃,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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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歌 篇5
关键词：潘玉良,中西结合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 社会思潮产生着巨大的变革, 西洋美术随之传入了中国, 猛烈冲击了陈旧的画坛, 同时也冲破了旧制度的枷锁, 使新的美术思潮、艺术风格、西画社团纷纷涌现, 也丰富了国内的绘画的种类、题材和表现形式。那时中国的美术教育面临着改革的局势, 许多美术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绘画的技巧, 先后赴日、法学习西洋艺术知识。
潘玉良作为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为数不多的女画家, 她基本以的印象派的技法为基础, 再融合东方神韵和自己的情感, 用笔干脆俐落, 用色主观大胆, 她对各种美术形式都有所尝试, 所以一生留下了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在内的作品4700多件, 她在一生一直致力于中西艺术文化的结合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潘玉良原名张玉良, 原本为青楼女子的她被当时安徽芜湖新常关总督潘赞华赎出, 并成为了他的妻子, 并改姓潘。潘赞华发现她在美术方面的天赋后, 支持她考入了上海美专, 成为了该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潘玉良的绘画历程从1917年跟随洪野学画时就已经开始了, 191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图画美术院 (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后师从王济远。后来又远赴意大利深造, 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凭着她的勤奋和对艺术的热爱, 潘玉良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 打破了美术学校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当时上海图画美术院所贯彻的是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 兼收并蓄”的思想, 为了更好的借鉴西方艺术, 上海图画美术院聘请了外国的画家教学, 并且不提倡“全盘西化”, 否定民族遗产, 学校还专门设有书法、篆刻、国画等课程, 旨在使中外艺术相融合。当时的校长刘海粟也是提倡中西融合的艺术家, 他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后来又受到法国新兴画派的影响;而当时潘玉良导师王济远的绘画也是秉承了中西融合的风格, 使中国的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融会贯通。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对潘玉良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 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 她的素描具有中国书法的笔致, 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 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 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 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 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 色韵生动……”潘玉良的一生都在追求着东西方结合的绘画之路。
从潘玉良的早期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她深受古典主义那种严谨的画风的影响, 写实为主的技巧加上印象派的色彩和扎实的绘画功底, 同时加入一些自由大胆的笔法, 她用笔触和色彩抒发着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1930年的《春之歌》以抒情典雅的色调勾勒出一个梦幻般的理想王国, 潘玉良运用了印象派中光与色的变化, 在画面中突出光源色和环境色的作用, 以及人物与光线的关系, 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了生活中蕴含的美的境界。画中的裸女采用了近似平涂的画法, 用单色勾勒出了人体的轮廓线。在这一时期潘玉良的作品大多向人们呈现出了平静祥和的生活氛围, 题材主要是人像、风景及静物, 画面中没有过多的注重个人情感, 她本人更为重视绘画中色彩的表现力, 其色彩表现热情而厚重、大胆且奔放。而《仰卧女人体》, 却用笔自由大胆而有力, 人物造型简洁, 运用了比较厚实的色彩, 好像又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潘玉良早期的作品大多风格典雅、技法娴熟、构图庄重, 充分展示了她扎实的功底。但潘玉良的老师刘海粟指出她的作品因为缺乏深厚的国学修养, 缺乏深度, 自然无法打动人心, 更不能适应当时那个政局动荡的大时代。潘玉良听取老师的意见, 向当时的国画大师学习技法, 并临摹古代名家画作以及对画论画法的研究, 使她在技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她后来的作品《俯首背立人体》, 用简练的几条线刻划出一位女性低头背体, 造型准确严谨, 线条遒劲有力, 处处显示着中国书法的痕迹, 这种画法也是对中西绘画结合的一个初次探索和尝试。
为了继续深造, 潘玉良于1937年再度赴法, 后来由于战乱和国内政治变动, 潘玉良再也未能回国, 侨居他乡四十年之久直到逝世。当时的西方现代艺术从印象派之后形成多个流派, 潘玉良身处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层出不穷的潮流之中变得更加的主动和清醒, 她没有使自己停留在同一种风格和形式之中, 她有选择的汲取大师作品中的营养, 又明确地抒发了自己的创新和情感。从这时期的绘画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出她融合了印象派以及其他流派的绘画风格, 为了使画面色彩看起来更加饱和、单纯和强烈, 她在注重画面中线条的同时舍弃了过多的环境色, 强调了画面中固有色的对比, 这个时期的她已经基本脱离了古典主义的写实风格, 突出了画面中的形式感。
20世纪50年代以后, 潘玉良已经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绘画风格, 画面中渗透着东方韵味, 此时的她已经脱离了模仿和探索的阶段。她一生致力于中西艺术的融汇, 并把“合中西于一体”的主张运用到了绘画作品中。她创作了大量的扇舞图, 《扇舞》《双人袖舞》等作品都是以中国民间特有的妇女舞蹈活动为题材, 画面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画中的人物造型采用了夸张的方式, 用色宁静淡雅, 并且运用了较多的固有色, 在西画的色彩中融入了中国画的线条, 这些画面都蕴藏着了中国画的意境和民间传统年画的元素。这些大胆的尝试加快了油画的民族化的步伐, 而且使她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一种新气象。创作于1956年的大型画作《歌舞艳声图》描绘了一个载歌载舞、安逸祥和的理想社会, 它传达出画家对于回归祖国的无限渴望, 漂泊异国却无法回到家乡, 她借助作品抒发着自己满含悲切和落寞的情感。潘玉良这种通过对生活环境的刻画表达自己的生存现状, 以及身处异乡、渴望回到祖国的落寞悲凉的情感也注入到了她诸多的自画像中。
艺术需要表现心灵, 需要不断创新, 她的绘画艺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和发展, 她一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笔法和韵致与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和色彩相融合, 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相依存, 极具现代艺术的倾向, 开拓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 形成了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 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为中西艺术融合和现代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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