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论文（共12篇）
文化转向论文 篇1
近20年来,心理学掀起了文化转向的运动,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文化特性,重视心理科学的文化性质。文化问题从传统心理学的边缘地带逐渐进入心理学研究的中心领域。心理学的多元文化论者试图摆脱心理学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单一依赖性,建立一种多元文化的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皮特森指出“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以外的第四个解释维度”。多元文化论已经成为心理学中一股强势力量,对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会继续增强。
1 从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上来看心理学的文化回归
早在1879年冯特建立科学心理学的时候,他的心理学研究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个体心理学通过考察个体的心理意识来探讨人类心理行为共有的性质和特点;民族心理学则通过对民族、文化、历史产物的分析了解人类心理行为的文化特有的性质和特点。冯特认为单一的个体心理学不能构成完整的心理学,人类的心理是种族长期发展的产物,要研究人的心理,历史和文化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冯特在有生之年未能将两类心理学有机地融合起来。而之后心理学的发展承袭了前者,忽视了后者,使主流心理学走上了与文化相分离的道路。
20世纪初期,行为主义为了追求心理学的科学化,强调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放弃了心理学中不能被科学普遍术语加以说明的概念,如意识、心理状态;坚持以方法为中心,主张心理学进行量化研究,严格地把研究中主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无法量化的因素完全刨除。这么一来,人的心理现象同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几乎没有本质差别。
如果说行为主义是将人等同于物,那么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认知主义则是将人同计算机进行类比。认知心理学积极吸纳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将人的心理与计算机进行功能模拟,把心理活动过程类比为信息加工过程,以此作为研究人的内部心理活动的方法论基础。然而,人的心理依然是物———计算机,依然是同人类的社会文化历史相脱节的、孤立地存在。
西方的主流心理学为了追求心理学的科学化,紧步自然科学的后尘,效仿自然科学的模式,力图将心理学建设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纯客观的实验分支。心理学的研究脱离人的心理行为的整体和形成背景,片面地选取心理学现象的某一方面用特定的方法进行孤立的研究,使得研究脱离了心理行为的原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严谨,研究仪器越来越精密,控制条件越来越严格,而结论却离真实的心理学越来越遥远。心理学靠排斥或跨越文化历史来保证自己研究的合理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导致了心理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
忽视了本身的学科性质一味地去追求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无疑扭曲了心理学的发展。作为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的科学,心理学从研究者到研究对象都是人,这种研究是主观性的,不能全部客观量化,从这个角度看心理学应该是社会科学。这并不是否定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当然更不是承认。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性质不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为造成的,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的研究的确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但是也阻碍了心理学的长足进步。现在心理学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说明自然科学性质的心理学是存在缺陷的,所以有必要以不同学科性质的视角来审视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从方法论到研究问题,都应该注入一些多元文化的因素。
2 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看心理学的文化属性
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的存在不仅是简单的生物的存在,更是社会文化的存在。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同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不同,人会受到其所处的环境、社会、时代背景及其他人的影响。而物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影响相对要小。研究对象的性质必然会对该学科产生影响。物的纯粹性使它对应的自然学科可以以量化研究为主要研究手段。而人与物不同,单纯地以量化研究为主要方法只会使研究结果与真实情况脱节。所以,一味地去追求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用单一的量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研究人,所得到的结果也只是附加了一系列特定前提的(比如各种控制条件)、可能无法推广的结果。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揭示了心理学与其他自然学科之间的差异。心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心理学作为一个关于人类存在的学科,应该要反映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因此心理学的研究需要加入社会文化的因素,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对心理学的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
3 从社会环境的变迁来看心理学的多元文化转向
科学心理学虽然诞生于德国,但是之后心理学在美国的温床上迅速生长,直到现在,美国一直是世界心理学研究的中心。从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人数上来看,美国心理学家无疑是现代心理学家的“主体”,美国心理学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长期以来,心理学以白人中产阶级被视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却被当作终极真理和客观规律。西方白人的心理特征被当成全人类的心理特征,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心理学”被当成超文化的全球性的心理学。
在外族人口大量涌入的社会大环境下,以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心理学从研究人员的构成到被试地组成,从数据来源到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多元文化的问题。传统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主要产生于欧美文化背景,这种心理学在应用于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人口时有着极大的局限性。霍尔说到,除非做一番修改以反映多元文化的特征,否则,这种欧美心理学或许就会变成文化上的过时物。
多元文化的心理学反对心理学研究中漠视文化的做法。它认为,既然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与行为,那么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的行为都应包含其中,而不是仅仅研究西方主流文化中的那些容易找到的被试的行为,更不应该把得之于特殊文化条件下的研究结论不加选择地移植到其他文化背景下,因为“这种通用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压制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它腐蚀了其他生活方式的效度和合法性”。
这里要强调的是,心理学的多元化是反对一元文化的心理学的,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心理学加入文化各个维度的变量的话,这样的心理学也只是多个“一元文化心理学”的加合,依然是单一文化的延伸。
国内心理学起步较晚,之后的发展也很依赖于国外的研究。但是,国外的研究从研究者到被试者都是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员,这样的研究结论应用到解释国内的某些现状上难免会不贴切。一味地以西方心理学作为理想的心理学模式套用到本国的心理学上,必然会严重损害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所以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国内的心理学从一开始的翻译国外文献,介绍最新的理论思想和研究,到用国内被试来重新验证国外的实验结果,再到现在有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项目,可以看到中国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已经初有效果。
参考文献
[1]Sue D.,Bingham R.The diversification of psychology:A multicultural revolu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9,54(12):1061-1069.
[2]叶浩生.试析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J].心理学报,2001,33(3):270-275.
[3]麻彦坤.文化转向:心理学发展的新契机[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3).
文化转向论文 篇2
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反思-基于《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的思考
该文对苏珊・巴斯尼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研究的地位和<文化构建>一书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对翻译的交际功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翻译的文化转向成为必然;文化转向下对译者策略提出新的`要求;针对当下存在的相对的两方面观点质疑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作 者：付玉群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54;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英文刊名：NEW WEST年，卷(期)：2008“”(6)分类号：H0关键词：文化转向 文化构建 译者策略 本体论
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 篇3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转向；评介
一、作者简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把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最为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问题转向翻译的历史文化视角。
翻译理论既非一种学说，又非一门科学，而是我们已经并将会掌握的关于翻译过程的知识之和（彼得·纽马克，Newmark 2001：19）。本文将介绍并评介该书的主要内容。
二、主要内容评介
本书共分为八章，前七章由七个主题组成，分别是意识形态的影响、赞助者的权力、诗学、语域、翻译与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和核心文本与核心文化。最后一章作者集录了较长的论述，是前面七章的拓展和延伸。
第一章题为“意识形态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意识形态体现了资助者或者文章发表机构的思维方式。翻译并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环境之中，翻译工作者是在特定时间背景下，在特定文化的影响下开展翻译工作的。
第二章题为“资助者的权力”。作者指出，译者在与他们的资助者打交道时几乎没有自由可言，资助者对他们将要翻译的内容、进行翻译的方式以及译文是否可以出版这些问题拥有最高决定权。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曾做出这样形象的比喻：译者是分管葡萄园的奴隶，产出葡萄酒却是属于资助者的。资助者可以自由改动译文，而译者却没有这样的特权。
第三章题为“诗学”。“诗学”（Poetics）的含义很广，体现了各个民族不同的美学观念和文化心理，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加深对作品及其作者的理解。法国人文主义者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建议译者应避免字字对译，而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
第四章题为“语域”。作者认为，译者要竭尽所能使译文与原作对应。法国翻译家Nicolas Perrot dAbancourt的翻译被认为“美丽但不忠实”，他主张根据作者想要的文学效果及语域特征来安排文本。另一位法国翻译者欧米茄（Jacques Delille）认为要减少翻译障碍，诗歌只能让同为诗人的译者来翻译，比如蒲柏（Pope）来译《荷马史诗》，德莱登（John Dryden）来翻译维吉尔（Virgil）的作品等。
第五章题为“翻译与语言的发展和教育”。作者通过这一章来强调翻译在推动语言的发展和教育方面起到的作用。西塞罗（Cicero）建议道，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匹配的，对于本国文化中没有的词语，译者应该试着去“创造新词”。此外，翻译除了为作家们提供创作途径外，它本身也是一种教育教学工具，欧洲学校里的学生就是通过译文来学习各种外语的。
第六章题为“翻译的技巧”。关于翻译技巧，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完全统一的理论。在这一章里，作者罗列了诸多著名学者对翻译方法的不同看法。
在第七章里，作者提出了对“核心文本与核心文化”（Central texts and Central cultures）的看法。如果一个文本体现了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并被看作是本文化的核心文本，那么此类文本的翻译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不被受众接受的译本很可能会造成本文化的颠覆。与之相比，那些非核心文本的翻译，译者所能操控的自由度便大大增加。
第八章题为“长篇论述”，是前面七章的拓展和延伸。这种分—总的结构安排十分新颖。在作者看来，译者翻译的重心不应该放在诸如如何遣词造句这类问题，而应该重点考虑为什么以这类方式安排文本，这其中又或是顾及了哪些社会、文化背景或是意识形态，译者希望通过译文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他们是否可以最终实现此效果这样的问题。此章节用大量篇幅来解释前七章的相关主题，论证更加深入，涉及面更加广阔。
三、核心特色总结
本书的核心特色是内容丰富、涵括面广，将翻译与文化、历史紧密结合，强调了翻译的历史文化转向问题，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提供了大量极具参考价值的翻译实证资料。在这些学者以及翻译家的经验总结和翻译思想中，翻译与历史文化的相关性，有关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探索，都为翻译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André，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A Sourcebook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Newmark，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大众文化的审美与精神转向 篇4
一般而言,美是能够使人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审美就是人们依据自身要求对某种事物做出评判的过程。社会性是审美的重要属性,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环境对应着不同的审美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态势促使人们的审美观念日益多元化,大众的审美需求获得极大满足。大众文化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打破了以往文化的单一格局和相对封闭状态,还密切了审美实践活动与生产、 生活的关系,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尤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的受众人数与传播空间渐次拓展,审美成果可以得到共享。
然而,在当代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网络消费的社会背景下,大众文化虽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我认为物质和精神属性乃是大众文化的根本。文化的精神属性催生文化认同感, 一方面,它能促使传统文化定式思维向度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它能促使文化主体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审美价值”,也就是在人文精神的渗透下, 提升文化品格。后者是大众文化前进发展的内驱力及内容所在。我们应积极挖掘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充实其审美向度,进而实现精神转向。
那么,如何实现呢?首先,应将文化置于历史、人文坐标系统中进行精确定位。从纵向上看,大众文化贯通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 此二者在审美探索中应紧密结合,交相辉映; 从横向上看,大众文化是在感性诉求基础上的审美超越,因此应赋予大众文化丰富的审美内涵。其次,成熟的大众文化,既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是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既注重感性体验,又不放弃理性维度;既着意于游戏精神的营造,又不舍弃智性的维持。它应该秉持这样的终极目标——在保留审美现实性成果的同时,呼唤神性的复归!这种“神性” 追求是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向全面发展之路。
四轮转向车辆的转向圆特性剖析 篇5
四轮转向车辆的转向圆特性剖析
通过对单轨二自由度四轮转向车辆模型的分析,概述四轮转向车辆的.基本运动关系.在比较后轮转角大小、转角相位对转向工况的影响后,用理论分析验证四轮转向对提高车辆机动性和操纵稳定性方面的作用,得出四轮转向车辆性能更为优势的结论,为开展4WS车辆的研究铺垫基础.
作 者：凌锡亮 凌罡 LING Xi-liang LING Gang 作者单位：凌锡亮,LING Xi-liang(集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福建,厦门,361021)凌罡,LING Gang(厦门长岛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福建,厦门,360016)
刊 名：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 英文刊名：AGRICULTURAL EQUIPMENT & VEHICLE ENGINEERING 年，卷(期)：2010 “”(1) 分类号：U461.6 关键词：四轮转向(4WS) 运动分析 特性优势论“文化转向”对忠实翻译的影响 篇6
关键词：忠实，文化转向，文化
中国分类号：H159
一.浅析翻译的忠实性原则
1.1国内学者对翻译忠实性的研究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严复，其“信达雅”三字原则自提出以后，一直对中国的翻译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信”的意思就是对原文的忠实。“信”强调原文内容的传递，严复指出在翻译时，译者要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然后方可下笔，可见他对忠实的重视。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作为领头人物，大力倡导翻译，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他提出的“宁信而不顺”这一翻译原则也饱受争议，其实鲁迅想表达的意思是在信和顺不能兼得时，舍“顺”而取“信”。
刘重德在严复的基础上提出了“信、达、切”的翻译标准，傅雷提出了“神似”，钱锺书提出了“化境”。罗新璋把中国翻译标准的演变总结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几个标准都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虽然说我们强调翻译的忠实性，但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想做到完全的忠实并非易事，完全的忠实包括对原文内容，形式，风格和精神的忠实。所以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根据译文读者，翻译目的等多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取得这几个方面的忠实之间的动态平衡。
1.2西方翻译理论中对于忠实性的理解
“忠实” 作为翻译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原则，也受到了西方译者的广泛认可。十八世纪英国翻译家泰特勒在《翻译的原则》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主要是从内容、表达和风格三个方面来阐述“忠实”的本质，特别是表达上的“忠实”，指的是不仅要弄清主题思想的字面意思，而且还要弄清字里行间的深刻含义。
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又一著名人物纽马克在其成名之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把翻译方法划分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两种。前者强调忠实于原作的原作者；后者强调忠实于译作的读者。
美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所谓的“功能对等”就是功能上的忠实，翻译时不应该只追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是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译者在翻译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楚原文所具有的功能，使译文也能够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功能，使译文读者读译文的感受和原文读者大致相同。
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2.1文化转向的发展历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翻译被看作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研究也是被局限在语言学的框架中进行的，然而这种语言学的翻译观不能够较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20世纪的最后30年，文化研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990年， 由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强烈主张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人们突破翻译研究的纯语言层面，更加关注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翻译实践的影响。
2.2文化转向的内涵及意义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研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这就是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指翻译突破了文本和语言的局限，尤其强调关注文化差异对翻译过程所造成的影响。其内涵在于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作用。“文化转向”提倡将翻译放到文化大背景和社会语境之下研究，最终将研究范围从纯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了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的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提升，翻译不再仅仅局限于语际间的转换，他更加紧密地同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这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很好地调和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文化转向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应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文化转向”似乎过分地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夸大了文化的制约作用，用文化研究代替语言研究，这样一来就本末倒置了，轻视了翻译研究的本体的重要意义，这样就会损坏原作的艺术价值，不能准确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因此，“文化转向”固然也有些许不足，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三.文化转向后对翻译忠实性原则的影响
3.1文化转向与忠实翻译之间的矛盾
文化转向使翻译的研究突破了文本和语言的局限，不再是语际间的转换，翻译研究从纯语言的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上，而在忠实翻译里，最基本的忠实是对于原作内容的忠实，这又离不开对于原作文本的分析。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接触到特定而又陌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会不自觉地为了完成翻译而使译作带有译者主观性的色彩，这也与忠实翻译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冲突。
不仅如此，文化转向后，由于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为了使译文读者能充分领会原文的思想内容，译者必须要以译文读者为中心，但是忠实性原则却始终都在强调要忠实于原文。
3.2如何正确看待文化转向对于忠实翻译的影响
近两年来，国内译界出现了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进行反思的风潮，一些国内的学者误读了文化研究中的忠实性，于是才宣称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已经过时了，然而，西方翻译界的文化学派却从未停止过对于忠实性原则的研究。“文化转向”并没有否认翻译忠实性原则的合理性。文化转向赋予忠实性原则更全面的新含义，翻译其实就是原作文化与译作文化在译者心中的动态权衡，是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对话。绝对忠实的翻译是不存在的，译者需要最大限度地在译作中体现出原作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和原文的思想。这种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能够让目的语读者像原文读者那样充分地理解和欣赏译作。
四.结语
“忠实”作为翻译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原则，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在“文化转向”的思潮流入中国后，人们对文化转向下的忠实性原则产生了很大的误读和误解翻译。文化转向并没有否定忠实性的合理性以及其重要意义，忠实性原则仍是译者必须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本文探讨文化转向对于忠实翻译的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好的把握翻译的实质。与此同时，“忠实性原则”也能够借助西方翻译理论取得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冬妮（2012）。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理论》，（30）。
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因由探析 篇7
中西方翻译实践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翻译研究范式不尽一致。西方翻译理论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演进: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 从泰伦斯等古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 一直延续到当代捷克的列维和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另一条线从古罗马后期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 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 (谭载喜, 2004) ;而中国的翻译思想是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路线发展, 不管是西方的研究路径还是中国的研究路径, 走过的研究路径都属于文艺学和语言学范式, 都不能给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翻译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
2 文艺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文艺学翻译理论强调复制原作形式和风格, 以此来“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美感, 将原作者神圣化和权威化, 轻视或遮蔽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原文的“复制”, 译者的创造性被抑制, 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传话筒, 译者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翻译作品, 特别是翻译文学作品的价值得不到合理承认。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喉舌, 是原作者的仆人和奴隶, 对原文只能亦步亦趋, 这种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 无视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的存在, 译者在翻译中付出的艰苦和译者在跨文化创作活动的劳动没有彰显出来, 导致人们普遍认为, 翻译是纯粹的双语转换活动, 是对原文机械的“复制”, 作者是原创, 译者只能“模仿”, 造成译者的社会地位底下, 劳动成果得不到合理的认可。因此文艺学研究范式忽视了翻译实践者——译者的存在, 压制了译者创造性及其翻译作品的价值, 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3 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d de Saussure) 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为以原文中心向翻译转换过程为中心提供了理据。索绪尔将意义限定在语言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二元对立关系中, 使人们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句子结构的关系中, 同时乔姆斯基 (Norm Chomsky) 通过对世界语言共性的研究, 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 认为人类先天具有语言习得机制, 语言受一定的规则支配, 且语言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世界各种语言表层结构不同, 而深层结构是相同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语言在语义和句法上的相似性, 这使翻译研究有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支持。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各国处于和平建设期, 国际间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来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翻译活动, 翻译行业趋热, 翻译研究空前繁荣, 在1950-1960年代翻译研究者认识到传统基于翻译经验的印象式、主观式的翻译观点、感悟不能科学地解决翻译学科地位, 翻译研究需要吸收语言学理论来支撑研究的科学性, 于是, 翻译研究者借鉴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意义的转换问题, 开始注重分析句法结构, 强调用“对等”的语言成分和表达来进行语码转换, 试图寻找出一系列双语转换规则。他们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 如法国翻译理论家穆南于1963年出版了重要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 “书中讨论了翻译和语义的关系, 比较了各种语言, 指出句法并列、偏正和选择关系是具有共性的语言结构的基本关系, 翻译理论可以据此为基础等。” (谭载喜, 2004)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 于1965年出版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他借鉴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级阶与范畴语法 (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 来描写翻译, 阐述了翻译的性质、类别、对等、转换等问题;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翻译的科学探索》以及1969 年与泰伯合写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运用美国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流行的句法结构分析法、语义成分分析法和类同于乔姆斯基深层结构的核心句分析法, 从语言转换即语际转换的角度, 对语言表达形式以及翻译程序进行了结构层面的分析。但是, 翻译研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动摇文艺学研究范式下的翻译”忠实“评判观, 他们提出的语际转换的“等值”或“对等”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好的译文应该等同原文, 这跟文艺学派的翻译标准没有本质的不同, 只不过在语言学范式下从事的翻译研究避免了主观经验式的支言片语, 研究更为系统和理性罢了。
翻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之所以说有缺陷, 是因为这种翻译研究将句法和语篇结构作为语言研究的焦点, 割裂了语言同具体语境的联系, 把翻译活动当作是一种静态的、孤立的语言层面的转换活动, 将翻译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应达到的特定目的和翻译在构建译入语文化上的作用遮蔽了。如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 (译语) 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 (原语) 的文本材料。在这个定义中, 卡特福德认为“对等是个关键词……因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找目标语中的对等形式, 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在于解释对等形式的性质和条件”;奈达 (1969) 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 “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两个方面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在这个定义中, 有三点是关键:一是“自然”, 指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切近”, 指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 这是核心, “自然”也好, “切近”也好, 都是为寻找对等语服务的。“ (谭载喜 2004) 可见, 在语言学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词汇、结构和语义之间的转换, 各种涉及翻译活动的文本外因素, 如翻译活动所处的语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诗学问题, 译者主体能动性问题、读者接受性问题等, 都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无法解释古今中外各种有悖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忠实“性原则和语言学派翻译标准的“对等”或“等值”原则的翻译作品, 如国内翻译界熟悉的林纾和严复的翻译, 庞德的诗歌翻译, 林语堂的汉语典籍英译等等。又如,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的中译本由翻译家傅东华先生翻译, 1940年首版, 后不断重印, 解放后虽有其他译者的全译版, 但200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仍重印了该译作, 可见傅先生采用了变译方法翻译的作品影响之大。傅东华先生在翻译时, 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接受性, 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对原文作了大量的删节与改动, 他在译序中说;“因为译这样的书, 与译classics究竟是两样。如果一定要字斟句酌的译, 恐怕读起来反而要沉闷, 即如人名地名, 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 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力气……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 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 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他整段的删节了……总之, 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 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可见翻译大家们在翻译实践中, 并不是都完全采用“忠实”、“等值”的翻译手段, 但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社会上很受欢迎, 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与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标准相悖的翻译现象是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说不清道不明的。
以上举的例子都是文学翻译范畴, 现看一则出自《北京周报》 (Beijing Review) 的非文学范畴的翻译实例:
原文: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 这里有冰山雪川, 江河峡谷, 湖泊草甸, 美丽而宁静。州内以藏族居民为主, 还居住着僳僳族、纳西族等20多个民族, 长期以来, 这里各民族和谐相处, 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 (贾文波用例)
译文: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scenery in picturequre Diqing, filled with glaciers, deep canyons, meadows, and lakes, remarkebly resembles that of the Shangri-la described in Hilton's novel. Residents here are mainly Tibetans wh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 over 20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Lili and Naxi groups, thus creating a rich and unique culture. (Bejing Review, 2001)
《北京周报》英文版是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办, 是中央级重点对外宣传刊物之一, 译风严谨。但对比中文和英文, 可以发现英文不是按中文亦步亦趋地全译, 而是重新调整了原文段落, 将段尾中下划线的“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提前, 删减了原文下划线中的“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译文第一句描述迪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 第二句讲述这里的藏族居民同20多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创灿烂文化, 把原段分为了两个逻辑层次清晰的句子。为什么要重新调整原文语序并不按“等值”原则来翻译?是翻译者英文水平不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翻译者为何要对原文有意不忠呢?这是文艺学研究范式和语言学研究范式所解释不了的。
4 结语
在全球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背景下, 面对大量的不“忠实”、不“等值”的翻译实例, 单从双语文本对照比读中是找不到合理解释的, 翻译研究者只能把研究视线从文本内移向文本外, 探寻文本外围因素对翻译者的影响和制约, 这就导致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继而引发西方各种文化派翻译理论的出现和催生出国内从文化层面对翻译变体现象的研究。
摘要：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范式和语言学范式的缺陷, 指出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是使翻译研究更为科学、对各种翻译变体现象更具解释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文化转向论文 篇8
如同“文化”的多义性一样, “文化研究”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范畴。不能把“文化研究”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和彼德·塞奇威克认为,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包括两层含义[2] :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较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在此意义上, “文化研究”等同于“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社会学” (西方学者称之为“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早期的一些经典理论, 像韦伯、涂尔干对宗教现象的关怀等代表以社会学视角审视文化的一类。二是特指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最具批判性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此意义上, “文化研究”等同于“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文化社会学” (西方学者称之为“Cultural Sociology”) 。后来的甘斯、布迪厄和汤普森对社会分层的解剖, 则明显以文化为视域剖析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文化社会学已成为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社会学这一概念。
一直以来, 社会学家通常是带着结构色镜参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研究。比如,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学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但“它对文化社会学的影响却只是给了宗教社会学一种特殊的位置”。类似地, 对涂尔干而言, 宗教文化同样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成份。可是, 直到最近“涂尔干关于社会结构的著作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远大于他关于文化的论述”[3] 。 就是说, 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进行的文化现象研究, 只是促生了文化社会学内部一批亚领域的成长, 实际的文化社会学名目下空旷如野、形同虚设, 又好像是众多亚学科的集合……于是有“边缘性”的讨论, 有“从哪方面‘文化’都只是‘结构’之配角”的说法。
20世纪的动荡年代, 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等推动了文化的复兴, 文化视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势。尤其是80年代以来, 当文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概念时, 文化社会学经历后帕森斯时代的一系列“再造”之后, 将原本只作配角的被动, 转换为用文化语境直接参与研讨社会问题的主动。这时期, 无论是美国基于实证的文化社会学的中层研究, 还是欧洲基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化“高雅理论” (high theory) , 都强烈表现了这种主动。
近一二十年来, 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从原来的人格文化、宗教、艺术、流行文化、仪式、文化变迁等文化现象, 转而投向阶级分层、流动、性别和组织等社会问题。文化社会学已经不再是关于不同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 如对大众文化、艺术、宗教等的专题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或社会现象的研究, 正在实现Sociology of Culture向Cultural Sociology的转向[4] 。这种转向, 表明了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 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视野。
当接触并引介西方文化研究范式时, 尽管在中国存在“重新语境化”的必要性, 需要经历一个霍尔所说的“重新阐发”的过程, 但得到的绝不应仅仅是一全新的问题域或话语方式与言说方式, 更多的是应该进行一种本土意义的独特剖析与阐释。
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 文化社会学进入中国以后, 人们习惯把文化社会学简单地解读为“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 “Sociology of Culture” (以文化为研究对象) 、而文化社会学的精髓与要旨——“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Cultural Sociology” (以文化为研究策略) 被遮蔽。作为对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最具批判性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变形与错位。
由于误读文化社会学而造成文化研究的缺失与错位不可避免地波及大学文化研究。近年来, 大学的“全民关注”和“全面危机”使得高等教育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呈现多样性。大学文化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域之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文化进行探讨, 致力于其概念的界定, 大学文化内涵、功能、特性的廓清, 并从实践层面研究大学文化建设等问题。大学文化研究的问题域宏观上可以概括为三类: 一是基本理论, 主要讨论了大学文化的界定、本质、内涵、特性 (征) 、功能以及组织文化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二是应用对策, 主要探讨大学文化的实践和建设问题;三是中外比较, 主要介绍国外的大学文化, 并与国内情况做比较[5] 。
应该说, 大学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大学文化研究内容不断丰富, 认识逐渐深刻。但经过考察、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 人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大学文化, 教育学层面的大学文化研究“是我国大学文化研究最全面、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 “可以说, 迄今为止大学文化研究的所有问题, 基本上集中在教育学的层面”[6] ;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研究”解读为“大学文化的研究”, 就大学文化谈大学文化, 而没有把大学文化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剖析, 没有把大学文化研究视为对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 造成大学文化研究缺乏方法论的指导。
方法论指导的缺失使得大学文化研究显得仓促和浮浅, 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厚度。大学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文化研究”的本意, 甚至丢失了其原有的精髓与要旨,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或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与言说方式, 而作为其思想精髓的批判品性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却为我们所遗忘。大学文化研究更多的是理想化的、“应然”的大学文化研究, 更多的是体现了研究者心目中大学的“应然”状态。
研究者所面对的“大学文化”犹如镜中的影像, 看似真实, 实则虚幻。大学文化研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无论是关于“大学文化”所作的宏观论述, 抑或是关于具体大学的个案研究, 其结论往往是彼此雷同。大学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主题先行”式的研究:预先假定“大学”是卓然于世界之外的、具有超脱品性的场所, 从而将自己关于“大学”的种种想象加诸其上。在这类研究中, 价值理想和事实分析之间往往缺乏规范性论证的展开, 所展示的许多价值愿景不是法理性的, 而表现为单纯的审美主义的主观愿望, 无法在现实中得到确实的验证[7] 。
许多从事大学文化研究的学者意识到, 大学文化研究已不能仅仅局限在教育学的理论框架之内, 必须突破原有的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局限。“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 “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展开的广泛的论述, 为我们提供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们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 教育家们“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 丰富他们自己的见识, 提高他们对可能不被注意的微小差别的敏感性”[8] 。
应该说, 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研究范式是不可或缺的, 甚至是大学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如果把大学文化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大学文化的研究”, 大学文化研究范式势必存在一定的缺失与错位。突出表现为人们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 而没有把大学文化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剖析。
事实上, 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大学文化研究”:首先, 大学文化研究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研究, 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 或称之为“基于教育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 大学文化研究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 可以将其称之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 或称之为“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
研究立场与视角选择的不同意味着迥然相异的运思理路。由于对理论以及学科划界的固有偏好, 基于教育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大学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 以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话语系统为第一要务, 而对于大学文化系统内外所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如教育与政治的关联、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则缺乏必要的关心。
大学文化更为缺乏的其实是那种“作为研究策略的、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我们更为缺乏的其实是那种通过教育来透视社会、通过大学文化来透视社会文化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 而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 社会转型期大量时效性、消费性、功利性行为必然对大学造成极大的震荡;另一方面, 大学文化对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 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文化风尚的作用。
众所周知, 大学产生以来就是人类智慧和知识产生、汇集和向外辐射和传播的场所。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组织”和“动力站”, 大学的命运注定与整个社会连为一体。那种企图专注知识内在逻辑而不顾世俗文化的生存方式已不再可能。相反大学更多的可能则是寻找知识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连结点, 在服务社会, 满足社会需要基础上发展学术功能, 在对外思想交流中开拓服务领域, 拓展文化内涵。
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文化从属于社会文化、衍生于社会文化, 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社会文化。大学文化的个性魅力在于它崇尚理性、崇尚科学, 在于它拥有独立的判断力与合理的价值体系, 总是以理性的、反思的态度与主导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9] 。大学文化在与社会文化依附与独立两极间的摆动中, 渴求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以履行自己视为金科玉律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原则。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交流融汇的同时, 博弈与冲突也是其存在的常态之一。近百年来, 大学文化在大学世俗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围绕着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直存在着理性与功利、学术自由与文化专制、多元开放与闭关自守的激烈的冲突和斗争。
除却大学文化内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与冲突, 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博弈与冲突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大学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剧中人”, 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剧作者”。大学文化必须对社会文化表现出批判性和超越性, 否则便有可能由于与世俗合流而丧失自己的存在意义。这种批判和超越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紧张。实现大学文化的现代化, 既要改造传统大学文化、回应外来大学文化, 更要直面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 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将是一个相依相异、共生博弈的文化悖论。伴随着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文化繁荣等诸方面的进程, 在大学繁荣的背后, 大学文化隐藏着深刻的存在合法性危机。在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等文化观念的浸淫和影响下, 大学文化和高等教育本质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和损害, 进而导致了大学主体性的丧失和大学文化的式微等诸多弊病。大学的发展路径与大学所应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要求渐行渐远。大学文化困境的实质是某些社会文化对其的侵蚀和占领。“如不能有效脱困, 大学文化之基础将会被解构。”[10]
在这种现实图景中, 伴随着文化社会学的转向, 大学文化研究范式必须实现新的变革。从文化社会学 (Cultural Sociology) 的视角出发, 大学文化研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分析与批判的契入点, 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做出深刻理解和剖析;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 通过大学文化的研究与分析来把握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惟其如此, 我们才能探寻事物的真相, 看到大学文化的真实形态以及构筑这种形态的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大学文化研究才能有益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大学文化建设, 有益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摘要：伴随着文化社会学的转向, 大学文化研究必须突破原有的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局限, 实现新的变革。从Cultural Sociology的视角出发, 大学文化研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分析与批判的契入点, 通过大学文化的研究与分析来把握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文化社会学,大学文化,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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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9]陈勇江.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特殊本质及其内容[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3, (2) .
文化转向论文 篇9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人们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因而翻译研究一直关注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然而,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 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模式, 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 赋予了翻译研究宏大、多维的研究视野,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1990年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巴斯纳特 (Susan Bassnett) 与美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勒弗维尔 (AndréLefevere) 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问题, 许多学者表示认同, 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 使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 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 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文化学派从宏观角度出发, 从政治、历史和文学等多角度切入, 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巴斯奈特是西方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巴斯奈特 (1990) 认为, 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 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 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与重组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的目的在就是满足文化需求, 因此, 译者应该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移植文化, 尽量保留差异。勒弗维尔在其专著《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改写, 即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勒弗维尔指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 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和三因素理论集中反映了文化学派, 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 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 (谢天振, 2008)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把翻译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关注文化语境、历史及规约等宏大的课题, 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 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翻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重心的重要调整, 其关注的重点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等问题上。也就是说, 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谢天振, 2008) 。它更为注重翻译过程和译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更为注重译者的作用, 更为注重译作的效果而不是其内在文本结构 (王宏, 2007)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在我国翻译界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 在国内众多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与之相关的论文, 如《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述评》 (何绍斌, 2007)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启示与困惑》 (修文乔, 2006) 、《犯规与规范———走出文化转向的困惑》 (穆凤良, 2007) 、《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 (郭建中, 2007)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王东风, 2004) 等等。王东风在《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2004) 一文中提出, 绝对忠实是不符合翻译实际的。传统的归化翻译所推崇的忠实严重地扭曲了被翻译文化的文化身份。他认为, 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翻译教学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教学进行整体性思考。
二、文化转向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1.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 (2004) 将翻译观定义为:“翻译观指人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翻译活动的总的看法, 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讲, 它既包含总体意义上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与历史观, 也包含从各临近学科研究翻译的基本观点与原则。翻译观有别于一般具体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前者具有整体性, 而后者指的是翻译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要达到的标准, 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翻译观多种多样, 比如,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应力求功能对等;翻译即译意;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异化翻译是当今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必然趋势;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等等。许钧 (2009) 在谈到翻译观念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时指出, 翻译观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 它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 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一个译者, 有什么样的翻译思想, 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实践,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译作。作为一个译者, 如何理解翻译活动, 对翻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他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 会因时代或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许钧, 2009) , 在这个意义上, 一个人的翻译观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其中可以不断增加新的观念, 也可以淘汰过时的观念或修正原有的观念。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近20年以来, 人们已逐渐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把翻译活动理解为促进不同民族对话、思想交流的文化活动。而我们学生的翻译观仍基本囿于“语言转换”的范围, 翻译时关注的是“语言的忠实”“形式的对等”, 却忽略了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种现象跟我们的翻译教学有关。卜玉坤 (2009) 在总结当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 翻译教学片面地强调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知识的传授, 轻视了翻译技能的培养, 将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知识、翻译经验、翻译实践、翻译创新割裂开来。胡卫平 (2011) 也认为, 我们的翻译教学中理论教学这部分显得相当薄弱, 因此, 学生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仅仅限于“信、达、雅”, “直译和意译”, 而且理解往往不够深刻系统而流于表面。学生在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盲目性”。翻译观是译者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对翻译活动的深入理解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的能力, 在加强认知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翻译实践, 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 建立正确的翻译观。
2. 培养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文化转向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同时也是文化模式的转换。翻译过程不单纯是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编码过程, 而是涉及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以及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交往行为 (严明, 2009) 。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 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 更是文化转换, 这已是许多从事翻译研究的中外学者的共识。而如今在翻译教学当中, 许多教师仍然局限于从词到句到段落的翻译训练和翻译技巧的讲解, 对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极少涉及。这种只局限于语言层面而不涉及文化介绍的翻译教学, 使学生只关注表层的文字转换而忽略掩盖于语言下面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所以翻译教学要强调对学生的文化导入, 强化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适时地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 注意研究中英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 熟悉英语形成和变化所依赖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同时, 要注重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 要加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有些学生对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 甚至是一片空白, 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在当今我们急需加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通过翻译实现中国文化的本土保持以及中国文化的全球推广的形势下, 作为中国人, 我们的学生应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懂得汉语的优美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有责任强调、引导学生掌握足够的国学知识, 应该积极探索如何用英语表达汉语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给予译文以汉语的语言和文化身份。中国译界大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的英译本就让外国读者领略到了许多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 才能真正准确地进行翻译, 正确地传递文化信息, 让译文接受者领略到异域文化的本来面目, 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3.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切实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Neubert (2000:6) 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篇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转换能力, 并认为转换能力建立在前几项能力的基础上, 同时将它们统一协调起来, 使译者能够完成翻译行为。可见, 要提高翻译能力, 拘泥于词句层面的翻译技巧方面的训练不是有效途径, 学生只会在词句层面上寻找翻译规律, 对技巧的理解和掌握也只能是机械的, 不能从根本上领悟和灵活运用。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奈达, 1993) 。在实际的话语交往中, 语言符号以及语言符号的使用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同于系统中的静态意义的动态意义。这就意味着, 翻译交际所发生的实际的社会文化环境赋予文本一种动态意义。翻译绝不仅仅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机械交换, 翻译行为注定要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并以译文语言的体貌特征表现出来。也就是说, 翻译技巧往往是和文化语境紧密联系的, 离开了文化语境, 对译者为什么在某一具体的情况下选用某些具体的翻译技巧是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怎么译”, 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译”。笔者认为, 在翻译教学中, 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比较翻译教学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教学方法。它可以有效地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相对于传统字句本为的翻译方法而言, 语篇翻译能更好地体现包括词义、风格和作者意图以及原文整体意义的忠实、完整的传达。而比较翻译教学法主要以独立语篇的多种译文比较分析为示范, 引导学生关注语篇类型、交际功能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关注翻译活动发生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即翻译情境。我们可以从译文对比出发, 讲英汉对比, 讲文化对比, 讲翻译的灵感思维, 讲翻译理论, 讲翻译美学等等。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译文参与比较评价。这种讲练是综合性的、以语篇语境为依托的,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 学生对整个翻译过程有了一个动态的了解, 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均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有声有色的演绎。通过译文对比分析, 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文化赏析与转换能力、逻辑思辨与决策能力。
文化转向论文 篇10
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当今翻译界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但其翻译观并未解释翻译的本质问题,更有消解翻译学科的趋势。本文以“文化转向”一词为契机,以传统翻译观所提出的的“忠实”一词为试金石,通过“忠实”的三个层次的实例比较,指出文化派翻译观的局限性所在。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一词源于翻译文化学派。这是该学派为指导翻译实践和构建翻译学说体系所提出的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的单位不是传统语言学派认为的词、句甚至是语篇,因为这些对字、词、句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翻译的表层形式,即文本的翻译研究上,所以他们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作为转换的单位。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翻译具有交际目的,沟通的手段是进行出发语和目的语的语言转换,转换的过程均离不开语言与具体文本。若抽去语言和源文本,翻译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文化派把研究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因此便顺理成章的提出了 “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一说。“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了传统的“忠实”和“对等”。
三、忠实原则是否已经过时
1. 忠实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首先,在这里应澄清“忠实”的概念。笔者认为“忠实”不等同于文字表面机械的转换或是对等,而是在意、 形、神三个方面都达到与源文本高度相符的一种状态。
请看庞德所译《长干行》中这一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playing with blue plumps.
首先“竹马”被译成了“竹高跷”,“绕床”被译为 “绕着我座位转”,两个小孩嬉戏玩耍的场景在这个译本中完全看不出来,反倒像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这是庞德自己对 《长干行》的理解。文化学派赋予了译者操纵源文的权利, 因此在大部分古诗英译译文中都反映着一种思维模式的假定:一首中国诗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当然这也只是在文化派翻译观指导下的极端例子,但也对我们不无启示,这种对源文的改写到底有没有度?设若译者对文本果真可以任意诠释,也就不会有误译,更不会有发现误译后的修正了。(崔永禄、李静滢,2004)这应该是文化派翻译观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2.忠实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进入“忠实”的第二个层次,便要求译者在对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对其他影响翻译的因素进行有效地调控。请看下面有关《道德经》第一章中有关内容两个译本的比较: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The Word that can be worded is not the Word per se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Name proper
“道”是《道德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对于它的翻译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整部著作的理解。赵译本的“Word” 与“道”不是文字表面(如译成Tao或者Dao)的对等,那么这种译法是否忠实于源文呢?在这里赵译 “Word” 一词的大写也是表明了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不同于其一般意义。在这里赵译本通过对语言内部及文化因素的考察很巧妙的用 “word” 一词将两种文化连接起来,在“意”上是高度忠实的。
3.忠实之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属于忠实的最高境界。可谓是译文在形、神、意上都达到与源文的高度契合。请看下例:闪电。闷雷。绿血。横飞的皮肉。美国电影。手榴弹。枪口里喷吐出金色的火舌。兄弟们,不要乱。——(《丰乳肥臀》)
Lightening.Thunder.Green blood.Pieces of flesh flying through the air.An American movie.A hand grenade.Golden flames snaking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Don’t panic,brothers.
莫言的这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带有很浓郁的先锋派特征。源文的语言碎片,即源文的形式传达了作者的意义。我们知道,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 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可见书写形式,所指是我们脑中关于这一语言符号形成的概念。普通的能指(即语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被切换掉,而特殊的能指,即具有双重属性(能指和所指)的形式则必须在译语语篇中“现形”葛浩文的译文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以与源文形式和意义都等值的词或小句很好的传达出了原作的意义。
文化转向论文 篇11
【关键词】视觉文化 新闻报道 图像 视觉转向
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说到底，它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但是人们所消费的，却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①当前社会文化主要表现为以这种音响、图像、娱乐、时尚等为特征的视觉文化。在今天的艺术生产和文化消费中，视觉文化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它们成为当前绝对性的文化范式时，其内部的文化逻辑就具备了一种强大的辐射和吸附功能。视觉文化逻辑正引领着新闻生态景观和审美模式发生一场视觉化转型。
一、新闻的图像化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传媒必须重新审视视觉的重要性，更加重视对图像的使用。为充分适应“图像化生存”的受众阅读心理，媒体在图像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报纸开始更为充分、更为全面地运用它的版面元素，无论是在图画、图表、线条、色彩、空白的使用上，还是在版面的风格化、个性化的体现上，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信息的传递正越来越重视对图像的运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图表新闻应运而生。它利用细致的绘图吸引受众的视线，它不仅能陈述事实，而且还使整个版面充满生机，显得明快清晰，消除人们的视觉和心理疲劳，给受众带来阅读的舒适感。
图表的最大特点就是“用事实说话”。一幅好的图表可以用数字、图案等来表达新闻事实，更加客观地反映事实，起到文字、照片所达不到的效果。目前，它在我国各大纸质传媒的报道中也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1999年新华社就将图表作为一种新的报道形式，成立了专门的图表编辑室，利用计算机绘画手段，以图形、表格的方式解释新闻现象。2000年4月25日《北京青年报》开辟了《读图时代》专刊，大版刊出图表新闻。图表新闻具有直观、简洁、详实、准确等方面的作用，增加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提高了报道的说服力。
图像比文字具有更强的可参与性，这一文化特性在媒介上的表象就是新闻的图像化。美国艺术家格林伯格（Greenberg）指出：“每门艺术权限的特有而合适的范围，这与该艺术所特有的媒介特性相一致。”②媒介的图像主要是线条、色彩、构图与材料等，这些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具有争取受众的天然优势。消费社会的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追求视觉效果的最大冲击与诉诸人的情感心灵世界，而媒体的图像化就成了向其中任何一方迁就或归附的最直接的途径。
二、新闻的去深度化
德国媒介理论家史特姆（Strom）在对电视的研究中发现：“当收看电视的人面对着快速变化的图像和速度被加快的姿势和动作时他简直是被逼着从一幅图像换到另一幅图像……结果，看电视的人不能再保持良好的状态，在内心里也停止标识。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发现个人是用更兴奋的、被唤起的胜利状态来行动并做出反映的，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理解力的下降。”③史特姆的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图像文化的制作秘诀是“刺激——反映”的心理模式，而且让人们看到它对于受众“看客心理”和“无深度消费态势”的养成关系。这种心理模式和养成关系，也就是我国报纸目前特征呈现的深层次原因。
当前我国的报纸通过图像与信息，向大众展示了一个流光溢彩的消费世界，表现出消费文化的“无深度、片断性、重复性”的特征。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这两个时代的宠儿，联手制造了以快节奏、无深度、片断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广告充斥着报纸，它不停地教育着人们消费什么，怎么消费，而报纸的各种“时尚专刊”、“汽车专刊”等也宣扬着消费的快感。仿佛媒介是宣扬消费主义的天然工具，而且也有一些媒体依靠消费类或具有消费主义色彩的内容逐渐做大做强。人们听到与看到的是欢歌笑语、华衣美服，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新闻和时尚文章，让观众远离了生活的烦恼，享受着媒介带来的快感。通过消费主义，媒介得以笼络住更多的受众，而这也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消费时代的媒体是富有感性的媒体，它们热衷于报道最震撼的事件。但它只是把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搬到版面或荧屏上，让人们的感官得到满足，在理性上一般不花费更多的注意力。我们在大众化媒体上通常看到世界发生了什么，但很少看到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商业炒作、广告和明星逸事穿插其间，花边新闻占很大的比重。接着，楼市专版、汽车专版和日用品分类广告，色彩纷呈，把都市繁华的景象衬托出来。生龙活虎的版面似乎缺少最重要的东西——思想的影响力。除了会议新闻中罗列着一些政治概念外，受众既看不到有生机、有创见的时事分析，也看不到启迪人们心灵的短评。
图像的泛滥使得“去深度”的文化逻辑在当今大行其道，它所制造的文化狂欢和消费盛宴，对大众传媒来说具有极强的蛊惑力，在这种文化逻辑的征服下，新闻开始追求感性化，平面化和狂欢化的叙事原则。他们不再充当现存消费性日常生活的批判者，而是有意无意成为这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他们也不再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种对现存生活的批判，而是直接诉求人们该如何去享受生活。
三、新闻的震惊诉求
没有了“深度”的韵味，新闻和受众就自觉追求一种即刻的、平面的、生理方面的快感效应，新闻的竞争也就落到了视觉上的震惊效应。对惹人注目的效果的追求，是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的生命所在。思想消解后，新闻就只有通过这种人为制造的轰动效应，来获得大家对它的关注和青睐。新闻对于震惊效应的追求主要体现为内容的低俗化和宣传炒作。
传媒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低级趣味和需要，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不良倾向。近一段时间，低俗之风在一些报纸中呈抬头之势，传媒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中国传媒业的“四大公害”，并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
总之，视觉文化时代的报纸，用私人空间来满足大众日趋强烈的窥视欲；男女之间暧昧的关系总被表现得那么富有魅惑力；文本的精神旗帜从严肃、正经走向调侃、嬉戏、狂欢，语言则追求图像式的重形轻质，语不惊人死不休，带上了明显的技术卖弄色彩。□
参考文献
①蔡骐、刘维红，《论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今传媒》，2005（2）：211-12
②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转引自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文学评论》，2003（6）：89
③[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13
（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文化转向论文 篇12
关键词：后SSK,文化转向,哲学取向
作为SSK理论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 当代后SSK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转向科学的文化研究, 或称“文化转向”。这一转向破除了SSK所持的激进社会建构论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建构论与传统实在论之间的争论, 为SSK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无意讨论其学科意义, 主要基于对SSK理论困境的考察, 分析后SSK研究的“文化转向”特点, 进而就其哲学取向做出概括和总结。
一 SSK 的理论困境
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SSK, 其基本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 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持标准科学观的科学哲学家的批评。80年代中后期之后, SSK领域外部的抨击逐步渗透到其内部, 导致了其理论陷入了困境,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 本体论方面。SSK在本体论上坚持实在论观点, 这个实在是社会而非自然。自然与社会的两分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哲学家们坚守的界线, 他们一直以自然一极作为其认识的起点, 以避免陷入唯心主义泥潭。SSK的社会建构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用社会利益取代了康德的自我概念, 认为社会是知识形成的根据, 自然在知识的形成中是不起或很少起作用的。这种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用社会来解释自然, 社会是稳定的和可知的, 而自然是不可知的, 可以用社会因素去解释关于自然的知识的真假或谬误, 这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别一个极端, 即用社会替代了传统哲学的自然。由此导致了SSK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同时, 自己却又陷入了新的本质主义。
2. 认识论方面。在认识论上, SSK长期坚持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和思维方式, 在放弃了自然后, 选择了社会来承担这个责任, 社会便成了决定科学知识形成的基础。SSK主张社会存在着如利益、习俗等具有确定性特征的隐藏秩序, 确定性的社会能够决定尚存疑问的不确定的科学。因此SSK把焦点集中在挖掘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 其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建构科学”, 而社会究竟是怎样建构科学的? 这个问题构成了社会建构论的硬伤, 正如科尔 ( Stephen Cole) 指出的, SSK没有提供“甚至一个例子”来“支撑他们的科学观”。[1]
3. 方法论方面。SSK在方法论上倡导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 即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取代抽象哲学方法来研究科学, 最终目的是确立一种科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理论缺陷恰恰就表现在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与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间的矛盾上。因为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是反对任何对事物进行超验性的本质论诉求的, 但SSK的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主张用超验的社会来解释科学知识的最终形成, 矛盾就此产生了, 就是SSK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在经验性的科学与超验性的社会之间架起桥梁, 这就是SSK的社会建构论理论内部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即本质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与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之间的矛盾。
二 后 SSK 的“文化转向”
鉴于以上的理论困境, SSK内部的诸多学者开始积极应对, 寻找出路。20世纪80年代, SSK内部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 标志着SSK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皮克林把它归结为后SSK阶段。与SSK相比, 后SSK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转向了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正如皮克林所说: “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体是实践而不是知识, 因为在我看来, 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2]这表明了后SSK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 把关注的焦点指向科学实践本身而不是作为实践结果的知识; 其二, 不再突出社会因素在知识制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强调科学实践中各种异质文化要素 ( 人的、社会的、物质的等) 对建构科学的意义和作用。
后SSK的“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 是指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所采用和改变的所有资源。正如皮克林指出的: “我认为科学中的文化是‘制造事物, 其中包含着技艺、社会关系、机器和仪器, 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 现在我还可以加上等等其他因素。”[3]260由此可看到, 后SSK的“文化”概念具有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特点, 突显了多样化的要素对建构科学的作用, 以此纠正SSK长期以来单纯强调社会在建构科学中的作用。
从理论渊源上看, 后SSK的“文化转向”是SSK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扩展, 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进路的变化体现的是一种科学观的变化, 它破除了SSK在科学观上的社会建构论观点, 从SSK的社会建构论转变为后SSK的文化建构论。文化建构论的基本思想是: 科学不仅是知识体, 更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 科学不再是需要从外界获得辩护的知识, 而成为自足的实践概念; 文化建构论弱化了科学的知识属性, 强化其实践和文化属性, 具体而言, 文化建构论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实践性。皮克林以批判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传统的客观主义为出发点, 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实践, 认为科学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的“冲撞”, 是一种力量的舞蹈。“我已经把这种实践扩展描述为调节过程。我现在所论及的调节过程是指它基于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双向运作 ( work both way) 。……二者内在地彼此联系, 在循环中、突现中相互界定、相互支撑。”[3]科学实践就是科学活动中的所有力量相互作用, 经由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的一个进化领域。经验与陈述之间不存在鸿沟, 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 通过科学实践、科学语言和世界成为一体。
2. 语境性。文化研究主张科学命题是语境性和索引性的, 理论观点的选择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语境中被塑造和建构成真理的, 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皮克林指出, 知识生产是“情境及路径依赖的”, 是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特征的。[3]塞蒂纳强调科学活动是一种当地的、语境性的活动, “科学方法是语境孕育的, 而不是无语境的”, “科学家的选择基于各种变量, 各种变量是语境约束的。”[4]拉图尔指出验室是科学的“无可争辩的支点”, 而“概念”与“深思”, “只有在得到观察和经验的支持时, 才能完整呈现出来”。[5]“一个给定的陈述, 不可能在实验室之外得到证明, 因为它的存在恰恰就是依赖于实验室的语境”, [6]也就是说, 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是相对于其所处的某个地方性环境而言的。但从地方性语境中产生的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性, 地方性知识经过地方性环境的拓展而使知识具有普遍性特征。
3. 异质性。科学实践是动态的、开放的, 参与科学活动的要素是多维度的, 科学家的背景知识、技能和技术、科学活动的物质系统和仪器、科学家在更大范围内与社会有关机构间的互动等资源, 都进入了知识生产的过程, 并在知识的形成中起作用。正如皮克林所说: “科学实践应该看作是一个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相互建构的开放式冲撞过程, 也就是我 所称的‘力量 的舞蹈’过程”。[7]也就是说,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是一种内在的规范和权威和外在的机制和环境共同形成的活动网络, 是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及社会与自然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
4. 偶然性。文化研究主张科学是偶然建构的产物, 皮克林使用“瞬时突现”来描述这种偶然性。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理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规则来终结理论纷争, 追求一种永恒秩序, 而后SSK则试图找到一种现时秩序, 这种现时秩序是异质性要素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暂时性的耦合和凝结, 皮克林说:“科学是一种在实践中发生着的纯正的偶然”, “阻抗与适应的力 量持续地、不 可预期地 在其中实现”。[3]21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用社会力量解释或者消解一切, 而反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纯粹的物质力量, 否定或有意地消除任何人类力量的作用。两种观点的长期相互之间的争论, 从客观上造成了诸多的二元对立, “瞬时突现”瓦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截然分明的界限, 开辟了异质性要素耦合作用中科学知识得以生成的历史性空间。
三 “文化转向”的哲学取向
后SSK的文化研究把科学活动的多样化要素置于科学实践的整体活动中, 这种研究在学科上主张多学科的合作探索, 在实践方面强调共时性和历史性相结合, 在方法上强调经验性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总之, 后SSK关于科学的文化研究不再基于任何非突现的宏大叙事, 因此在哲学上包含了如下三方面的新的哲学取向:
1. 从理论合理性走向实践合理性。传统科学哲学主张的科学合理性是一种理论合理性, 后SSK的文化研究主张科学的合理性在于科学实践的合理性。从理论合理性走向实践合理性, 这意味着SSK理解科学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后SSK主张用完全动态的角度去刻画和理解科学, 即科学是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 强调科学知识的生成是科学实践中异质性要素融合的结果, 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生成性, 而不主张存在任何永恒而稳定的规范要素能够对科学进行基础性诠释。在这种说明中, 实践和文化的范畴具备总体性特点, 它们包括了诸如主体 - 客体、存在 - 意识、主观 - 客观、理性 - 非理性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 实践和文化的范畴因而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科学的合理性就在于, 科学是在人和自然之间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过程中的开放式终结的结果。这在实践中规避了反映论的表征主义危机, 也缓和了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
2. 从单极本体论走向混合本体论。后SSK的文化研究打破了诸如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人类与机器、身体与心灵等等之间的根本界限, 主张所谓的自然、文化、主体、客体、人类、机器、身体、心灵等都处在一个异质性耦合的动态网络中, 彼此之间辩证地冲撞, 认为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自然、机器的多元共生的赛博科学 ( Cyborg Science) 阶段。即进入了一种人与物的混合本体论。用梅洛 - 庞蒂 ( Maurece Merleau - Ponty) 的话说, 是一种“自我他人 - 物”的体系重构, 是一种经验在科学中得以构成的“现象场”重构 ;[8]用维特斯根坦 ( LudwigWittgenstein) 的话说, 是一种“生活形式”, 是主客体不仅通过互动相互影响, 而且更是在互动中相互构成。哈拉维 ( Donna Haraway) 指出: “所有行动者在一种怀特海式的共生中突现……伴生种在互动中形成。他们不仅仅改变彼此, 也共同建构彼此”。[9]
3. 从表征性反映走向干预性介入。传统科学哲学无论描述科学理论还是科学活动, 使用的都是表征性语言, 表征语言描述永远存在着主体对客体的表征是否充分以及如何充分的方法论恐惧。后SSK的文化研究克服了这种方法论恐惧, 把对科学的描述转向了操作性语言描述。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的是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 其展示的图景是“科学处在各种力量、各种能力、各种具体的操作之 中, 使用各种 机器捕获 着物质力量”。[3]7其基本特征是: 操作意味着异质性要素在具体的时空中以相互作用和相互耦合的方式参与到人与世界彼此塑造和彼此建构中。与表征性语言相比, 操作性语言避开了表征主义的麻烦, 反对在科学的实践活动背后去寻找某个恒定不变的本体, 主张将科学界定于科学的实践活动之中, 更注重强调科学活动的语境化特点和现时秩序的把握。正如罗斯所说: “只有介入世界, 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世界不是处在我们理论和观察彼岸的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作用于它时, 它所抵制或接纳我们的东西”。[10]
总之, 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一种整体主义认识论的特征, 其分析的视野已超越了孤立的科学活动本身, 放大到由科学 - 技术 - 社会文化等各种参与其中的所有要素构成的整体网络, 科学知识的生成是网络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这种整体性特征, 在哲学上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的认识框架, 在本体论上走向一种辩证的综合融合, 在认识论上用干预性介入取代了表征性反映。科学的文化研究进路, 体现出一种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1]Cole S.Voodoo Sociology: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C]//Gross P R, Levitt N, Lewis M W.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6, 775:274-287.
[2]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柯文,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3.
[3]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M].王善博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21.
[5]Latour B.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72-73.
[6]Latour B.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183.
[7]Pickering A, Guzik K.The Mangle in Practice:Science, Technology and Becoming[M].Durham and London:Duck University Press, 2008:preface vii.
[8]转引自贾撒诺夫.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 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112.
[9]Haraway D.Cyborgs to Companion Species:Reconfiguring Kinship in Technoscience[C]//Ihde D, Slinger E.Chasing Techno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