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的文化转向（精选11篇）

翻译的文化转向 篇1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人们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因而翻译研究一直关注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然而,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 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模式, 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 赋予了翻译研究宏大、多维的研究视野,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1990年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巴斯纳特 (Susan Bassnett) 与美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勒弗维尔 (AndréLefevere) 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问题, 许多学者表示认同, 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 使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 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 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文化学派从宏观角度出发, 从政治、历史和文学等多角度切入, 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巴斯奈特是西方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巴斯奈特 (1990) 认为, 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 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 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与重组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的目的在就是满足文化需求, 因此, 译者应该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移植文化, 尽量保留差异。勒弗维尔在其专著《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改写, 即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勒弗维尔指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 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和三因素理论集中反映了文化学派, 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 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 (谢天振, 2008)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把翻译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关注文化语境、历史及规约等宏大的课题, 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 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翻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重心的重要调整, 其关注的重点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等问题上。也就是说, 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谢天振, 2008) 。它更为注重翻译过程和译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更为注重译者的作用, 更为注重译作的效果而不是其内在文本结构 (王宏, 2007)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在我国翻译界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 在国内众多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与之相关的论文, 如《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述评》 (何绍斌, 2007)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启示与困惑》 (修文乔, 2006) 、《犯规与规范———走出文化转向的困惑》 (穆凤良, 2007) 、《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 (郭建中, 2007)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王东风, 2004) 等等。王东风在《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2004) 一文中提出, 绝对忠实是不符合翻译实际的。传统的归化翻译所推崇的忠实严重地扭曲了被翻译文化的文化身份。他认为, 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翻译教学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教学进行整体性思考。

二、文化转向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1.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 (2004) 将翻译观定义为:“翻译观指人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翻译活动的总的看法, 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讲, 它既包含总体意义上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与历史观, 也包含从各临近学科研究翻译的基本观点与原则。翻译观有别于一般具体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前者具有整体性, 而后者指的是翻译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要达到的标准, 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翻译观多种多样, 比如,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应力求功能对等;翻译即译意;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异化翻译是当今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必然趋势;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等等。许钧 (2009) 在谈到翻译观念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时指出, 翻译观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 它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 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一个译者, 有什么样的翻译思想, 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实践,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译作。作为一个译者, 如何理解翻译活动, 对翻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他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 会因时代或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许钧, 2009) , 在这个意义上, 一个人的翻译观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其中可以不断增加新的观念, 也可以淘汰过时的观念或修正原有的观念。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近20年以来, 人们已逐渐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把翻译活动理解为促进不同民族对话、思想交流的文化活动。而我们学生的翻译观仍基本囿于“语言转换”的范围, 翻译时关注的是“语言的忠实”“形式的对等”, 却忽略了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种现象跟我们的翻译教学有关。卜玉坤 (2009) 在总结当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 翻译教学片面地强调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知识的传授, 轻视了翻译技能的培养, 将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知识、翻译经验、翻译实践、翻译创新割裂开来。胡卫平 (2011) 也认为, 我们的翻译教学中理论教学这部分显得相当薄弱, 因此, 学生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仅仅限于“信、达、雅”, “直译和意译”, 而且理解往往不够深刻系统而流于表面。学生在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盲目性”。翻译观是译者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对翻译活动的深入理解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的能力, 在加强认知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翻译实践, 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 建立正确的翻译观。

2. 培养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文化转向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同时也是文化模式的转换。翻译过程不单纯是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编码过程, 而是涉及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以及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交往行为 (严明, 2009) 。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 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 更是文化转换, 这已是许多从事翻译研究的中外学者的共识。而如今在翻译教学当中, 许多教师仍然局限于从词到句到段落的翻译训练和翻译技巧的讲解, 对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极少涉及。这种只局限于语言层面而不涉及文化介绍的翻译教学, 使学生只关注表层的文字转换而忽略掩盖于语言下面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所以翻译教学要强调对学生的文化导入, 强化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适时地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 注意研究中英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 熟悉英语形成和变化所依赖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同时, 要注重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 要加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有些学生对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 甚至是一片空白, 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在当今我们急需加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通过翻译实现中国文化的本土保持以及中国文化的全球推广的形势下, 作为中国人, 我们的学生应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懂得汉语的优美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有责任强调、引导学生掌握足够的国学知识, 应该积极探索如何用英语表达汉语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给予译文以汉语的语言和文化身份。中国译界大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的英译本就让外国读者领略到了许多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 才能真正准确地进行翻译, 正确地传递文化信息, 让译文接受者领略到异域文化的本来面目, 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3.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切实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Neubert (2000:6) 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篇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转换能力, 并认为转换能力建立在前几项能力的基础上, 同时将它们统一协调起来, 使译者能够完成翻译行为。可见, 要提高翻译能力, 拘泥于词句层面的翻译技巧方面的训练不是有效途径, 学生只会在词句层面上寻找翻译规律, 对技巧的理解和掌握也只能是机械的, 不能从根本上领悟和灵活运用。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奈达, 1993) 。在实际的话语交往中, 语言符号以及语言符号的使用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同于系统中的静态意义的动态意义。这就意味着, 翻译交际所发生的实际的社会文化环境赋予文本一种动态意义。翻译绝不仅仅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机械交换, 翻译行为注定要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并以译文语言的体貌特征表现出来。也就是说, 翻译技巧往往是和文化语境紧密联系的, 离开了文化语境, 对译者为什么在某一具体的情况下选用某些具体的翻译技巧是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怎么译”, 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译”。笔者认为, 在翻译教学中, 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比较翻译教学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教学方法。它可以有效地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相对于传统字句本为的翻译方法而言, 语篇翻译能更好地体现包括词义、风格和作者意图以及原文整体意义的忠实、完整的传达。而比较翻译教学法主要以独立语篇的多种译文比较分析为示范, 引导学生关注语篇类型、交际功能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关注翻译活动发生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即翻译情境。我们可以从译文对比出发, 讲英汉对比, 讲文化对比, 讲翻译的灵感思维, 讲翻译理论, 讲翻译美学等等。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译文参与比较评价。这种讲练是综合性的、以语篇语境为依托的,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 学生对整个翻译过程有了一个动态的了解, 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均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有声有色的演绎。通过译文对比分析, 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文化赏析与转换能力、逻辑思辨与决策能力。

文化转向给与翻译教学以很大的启迪, 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同时也是文化模式的转换, 揭示了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教学进行整体性思考。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要重视翻译理论的教学, 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的能力, 引导学生结合翻译实践,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和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

翻译的文化转向 篇2

信息网络时代的视觉文化转向

人类社会至少已经历了四次意义重大的信息传播革命,每次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视觉文化领域中,未来社会纯技术型倾向的`发展将直接导致其本身承载的人文价值观涣散;视觉文化创作者的人文精神在纯技术型导向洪流中将面临崩溃.面对信息网络化时代,未来视觉文化变革的人文化取向、大众化取向最终将会完成“文化”本意的回归.

作 者：刘阳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COAL-MINING ADMINISTRATORS COLLEGE 年，卷(期)： 17(4) 分类号：G02 关键词：信息网络时代   视觉文化   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思考 篇3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96-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9

1 . 引言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一现象被称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通过文化转向前后的翻译理论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文化转向在翻译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翻译研究文化派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都采取了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这类学者以雅克布逊（Jacobson）、卡特福德（Catford）和奈达（Nida）等为代表。他们以语言学的理论为背景，以源语文本为中心，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试图追求译文在语法、语义、读者感受等方面与原文的等值。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篇章而是文化。文化转向潮流起源于西方学术界，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翻译研究也自然加入了这股文化转向大潮，但同时关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问题与争论也一直存在。研究文化转向的概念由来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概念，以及更好地利用这种研究模式给翻译理论提供新的研究空间。

2 . 文化转向的产生与发展

奥地利翻译理论家斯奈尔·霍恩比（Snell Hornby）首次提出“文化转向”这一命题。1989年在英国沃瑞克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开始强调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该书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此后，翻译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为切入点，将翻译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译作，从源语文化转向译作文化，将翻译与各种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理论。勒弗维尔将翻译与权力联系起来，在其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中引入了“改写”这个概念。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改写形式，其目的是适应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因此必定受到当权者、赞助人或译者意识形态的支配，是一种操纵行为。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将翻译与性别联系起来，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例如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Spivak）以及另一位印度学者尼兰贾娜（Niranjana）将翻译与政治相结合，关注翻译在殖民过程中发生的巨大作用，研究翻译学者如何利用英译作品将他们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被殖民者身上。

当然，文化转向的发展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但无论这些翻译学者的侧重点如何，他们都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对翻译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究，体现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趋势。

3 . 文化转向产生的原因

通过研究文化转向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加之受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翻译研究在自身发展中不断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促成了文化转向的发生。

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把文本视为封闭的结构，认为译者的工作仅仅是把凝结在原文中的意义搬到另一种语言中，始终处于原作者的阴影里，毫无创造性可言，排除了翻译活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忽视意义产生、解读和接受的历史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交流日益增多。翻译作为交流的一种手段，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认为翻译是语言换码的观点已不能满足各国间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正在此时，西方文艺界出现了结构主义，这一思潮从上世纪80年代起对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提倡一种反传统的思潮，由于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人们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中把重点从文本本身转向关注文本的背后和潜层。此后，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研究对于文化转向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研究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研究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揭示翻译活动如何将宗主国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第三世界。这让人们意识到翻译活动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从而引导翻译研究拓展至翻译活动所蕴含的文化、权力关系。文化研究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在英美批评界日益盛行的一股思潮，文化研究着眼于人类与社会结构间的互动关系，引导翻译研究挖掘翻译背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关注翻译活动所处的历史条件，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

4 . 文化转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评价。翻译的文化转向不仅使翻译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也丰富了其研究模式。翻译研究从一开始拘泥于文本结构的研究，发展到文化转向对于翻译过程和翻译功能的关注，涉及的学科也从一开始的语言学、文学发展到现在的人类学、文化学和哲学。文化转向使过程不单纯是语言层次上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源语与译入语两种文化以及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交往行为。文化研究模式增加了翻译的研究维度，是语言学研究模式的补充。

文化转向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可能会导致一种倾向，就是模糊了对翻译本体的研究，过分强调文化导致翻译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并最终散失其学科的独立性。翻译固然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但文化的影响无法取代语言本身在翻译研究中的文本中心地位。

5 . 文化转向的启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国际译学界近20年来的一个显著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但问题与争论也同样存在。一些人拒绝接受甚至反对这种研究模式，他们认为传统的语言学式的研究中同样讨论文化的传达问题，而文化转向不过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提法。如果认真研究传统翻译理论，不难发现传统的翻译理论家们如卡特福德，纽马克和奈达等无不谈论翻译中的文化传达问题，但他们尤其是奈达，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语言在词句上反映的文化差异如爱斯基摩人描绘“雪”的词汇。他们也谈论语境问题，这个语境是指文本内的语境，而文化转向中的“文化”并不是主要指体现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中的静态的意象，而是指开展翻译活动和接受翻译作品的文化语境，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活动，要揭示的不仅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静态文化信息，还要昭示翻译行为本身的目的和达成目的的手段。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语言学研究模式的不足，但并不是否定了语言学研究模式，二者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研究方法，前者是外在研究，后者是内在研究。语言学理论能够增加翻译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而文化研究能够揭示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因素。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活力，亦有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在研究翻译理论的过程中，正确的做法是以语言学理论为手段，通过翻译等分析策略来理解翻译背后蕴含的文化实质，使得语言学和文化研究更好地为翻译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M]. London： Pinter， 1990.

Levef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Rainer， S. & Biguenet， J. Th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 Routledge， 2000.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谢天振.当代外国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对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反思 篇4

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学科、跨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翻译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翻译研究成果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趋势，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思路也变得复杂多样。传统的语言学派以哲罗姆模式为基础，提出了忠实、对等原则，但哲罗姆并不反对灵活的处理手法。他认为由于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和语义内容等方面都有区别，因此，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译者必须采用灵活的手段，他提倡直译和意译的有机结合。但自从德里达提倡的解构主义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由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罗格斯中心之一的破除，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这种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发掘，让人们发现了隐藏在文本后的力量。这期间占主流地位的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人们称之为“文化转向”。它使翻译的研究范式从纯语言侧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范式，面对这一转向，我们要批判性地接受，慎思之，明辨之，既要取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

二、文化转向的渊源

文化转向的产生有其丰厚的渊源，可追溯到笛卡尔提出的理性主义及其渊源，即公元前360年的庇罗所提出的怀疑主义。此后古希腊的阿腊克希曼德提出了怀疑和理性主义，颠覆了一切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及伦理结构。后来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所带来的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相对应的“后哲学”思潮，它强调主体意识而不是客观存在。文化学派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语文主义阶段、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多元研究阶段，在各阶段都得到了发展。1972年，霍姆斯提出了翻译学的基本框架，其后出现了以埃文·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强调翻译活动由译语文化个系统间的关系决定，同时强调翻译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后来以图里、赫曼斯为代表的描写学派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这两个文化学派都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派的影响。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关心的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欧洲文化派学者佐哈尔、兰姆勃特、赫尔曼、图利、霍恩比、诺德等，以及美洲学者韦努蒂、根茨勒、尼南贾勒、戈达尔德、西蒙、铁木志科等。尼南贾纳指出：“人类学家为自己制定的人物就是文化之间的翻译，即把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能够理解的术语。”他们认为原来狭义的翻译研究不仅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蕴含的权力关系，而且忽视了翻译文本的历史或历史的有效性问题。因此，他们指出，真正的翻译只能是文化的翻译。

三、文化学派的观点及其合理合不合理之处

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它把翻译看成是宏观的文化转换，并且认为跨文本转化及其发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于是把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它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纬度，使我们了解到翻译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的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诗》中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以此参照文化派的文化转向，他们是否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呢?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的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本受到了文化的驱动和制约。然而文化学派缺少推理环节，将翻译活动抽象为纯粹的文化转译，脱离了翻译行为本身来考虑超语言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文化学派对传统的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的、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才是积极的、正面的。芭斯耐特认为，这类研究已经过时，“在见证了解构主义涌起的这个时代，人们还在讨论确定性的翻译，还在讨论准确、忠实际语言与文学系统之间的对等。翻译学可是一个灰姑娘，一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用于讨论翻译的语言与上位的主导文学研究的新批评词汇相比，真是令人吃惊的陈旧”。在文化派看来，其之前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语言的形式对应上，显得死板，而没有挖掘到语言后面更为强大的力量，即文化。他们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了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确，这些因素确实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但我们同时也能找到它们没有影响翻译的实例。赞助者可以是团体，如宗教集团、政党等，他们的影响可能从译本的选择开始，贯穿译本的整个形成过程。但是，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就意识形态而言，勒夫维尔和芭斯奈特一开始就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绝对化，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象无处不在，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行文或翻译策略的选择，甚至译者的呼吸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力量所操纵。其实，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对的、有限的，译者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职业道德，他们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影响。关于主流诗学，译者可以和当某地的主流诗学不一致，以引进新的元素。如英国引进其他国家的韵、韵式和十四行诗，在当时是对既有文本框架的冲击，其结果是新的韵律基本上取代了以前流行的头韵。并且这些文化因素属于文本外因素。文化派将译语文化的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归为一类，违反了逻辑的矛盾性，因此也不可能总结出预测翻译现象和过程的规律。同时，他们沉浸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能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冲破翻译学科的边界，使翻译研究从跨学科到无学科，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德里达提出：“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生存和发展。”由于符号的意义总是随其他符号既文本网络的空间上的区分余时间上的延搁暂时难以确定，因而词、句、段、文本均不可能有终极意义和不变的内核，文本是开放性的，是多种可能性的系统，无论多么权威的译本都无法穷尽原文的意义而将原文封闭起来。由于很多学者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福科提出：“纯粹意义上的原文是不存在的，原文的地位不应高于译文，更不能把坐着看得比译者更重要。”同时，文化学者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提出，“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赫尔曼指出，“译文绝不可能是原作内容的翻版”、“翻译等值是虚幻的”。铁木志科的操纵论淡化了翻译的本质，夸大了翻译的主体性。这些学者提出这些理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操纵原文。的确，语言是多意的，并始终处于流变之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非是强制的，符号或符号的组合往往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句话会得到不同的阐释。但是，意义也有它很强的确定性的一面。客观事物的相对确定性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肯定客观事物的确定性，并不否认客观事物及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有变化性和灵活性。理解上的千差万别只体现于内涵，而不是外延，语言是主观的产物，但语言使用者没有绝对的自由，理解者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否则以语言写成的各种指导手册也就没用了。另外，流通中的意义也是可以确定的。正如奈达指出的：“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各个语言成分通常只有一个最好的理解。”因此，意义是相对确定的。译者无法改写、操纵源语，因为译之所以为译是因为“译乃易也”，易即转换，以传达原文的信息，它是与原文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学者所提倡的应是“伪译”，而伪译不属于翻译。

四、翻译学的取向

文化学派的出发点是对的，它扩展了传统语言学的视野，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译者在考虑语义转换的同时，注意到了文本外的各种因素。但是文化派的路却有点偏离了正轨。那么未来的翻译学又该如何取向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翻译学取向的目的，它是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对认识问题的探索，对意义问题的挖掘，对人际交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化研究的回归。因此，我们不能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而应在实际的过程中提纯理论，重要的是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际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等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想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过程中人际交际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语用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与胡塞尔登，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思维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蕴涵了认知转向的基础。语用学转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把语言和它的使用即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唯科学主义思想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时它把原文静态的翻译研究放在语用的动态层面上，把过去的所指和能指的固定性冲破，增加了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使它变成一种动态的和变化的意义过程。语用学转向既可以避免语言决定论，又可以克服主体意志过分张扬。

关联理论作为语用学的一部分，对翻译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虽然不是翻译理论，也不是为翻译理论而设计的，但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并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关联理论作用于语篇的解读和转换。它分别在原语和译语两个语篇和各自的语境假设之间寻求两个语片之间的最佳关联。自上而下的关联原则和自下而上的语码操作协同原则，是译文区的最佳信度和效度，从而在原语语篇和译语语篇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投射映现。关联原则作用于形和意之间的张力，使形所蕴涵的意充分显现，使本身就是意的形也能再现。研究形和意的张力是为了抵制“译”蔓延为“非译”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形不用译，形式不是翻译的目标，但形式往往具有意义，它与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语言形式的译不是语义翻译，而是语用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所谓“对等”语码的转换，而主要是依据关联的类比。类比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形式，也体现于正常语码的转换，如应酬语。所以，关联原则对诗形、诗韵的翻译，象形文字的翻译等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翻译这些成分的时候，译者要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用直译对衍译进行制约，用类比对形似进行保证，以达到最佳关联。

五、结语

面对“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译学观念来看待。我们应承认西方翻译理论中文化学派的翻译理念丰富和发展原来的译学观。“文化转向”是多元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研究视角，与其他范式一样有优缺点。我们在吸收它的优点时，要看到它的不足，它把译学引入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从而使翻译的本体受到拆解。每一个翻译范式都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只有对其进行辩证的批判，才能弘扬优点，推动更有生命力的翻译理论的建构。

摘要：“文化转向”作为现阶段翻译研究的新的范式, 过于夸大了文化的制约作用。本文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并提出了语用学对未来翻译学取向的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翻译学,文化转向,文化学派,取向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轮[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2]Bassnett, Susan and Andre.Translation, History[C].Lon-don and Newyork:Printer Publisher, 1990.

[3]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 2004:53-59.

[4]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 2006:90-96.

[5]王凯凤.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6, 1:90-92.

[6]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 2004.

翻译的文化转向 篇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意识形態

0.引言

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的登台摆脱了语文学翻译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束缚。对于“他者”、“差异性”与“混杂性”的强调批判了翻译无涉价值的中性翻译观，揭露了政治、权利、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于翻译、文化体系的建构、民族文学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等的影响（宋以丰，2008：92）。八十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与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或自著书撰文，或携手合作，为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手段及现状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试图打破翻译论概念和形而上学方法。源文根本 不再是原来的文本，而只是对一种意念的解释或者详细阐释，因此可以说，原文与译文是互补的，翻译不再有统一的、固定的译文评判标准，这样就为译者与读者或者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更大的评判空间和尺度，延伸了边界，为新的差异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翻译实践的过程。它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大多数时候是隐藏在译本之下，不易被察觉的各种权利关系。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又一翻译研究视角。女性文学翻译发源于宗教，由于宗教使得女性获得接触文学翻译的机会，因此也造就了一些女性翻译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性文论浪潮以及女性主义者，彻底瓦解与解构了男性菲勒斯文化，摈弃了那些“男性的文化”而采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承认性别的差异色彩，努力发扬和彰显女性特色的文化，为争取女性自己应有的最大权利而斗争。

在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影响翻译研究的同时，翻译研究逐渐趋向文化转向的研究，并借助后现代主义衍生出的更多的文化理论，如生态翻译的兴起，更多的视角，为翻译研究不断充实新鲜的血液和更多的灵感。

2.后现代的翻译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为代表，提出了三因素：“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在翻译活动中的操控作用。提出了“改写”与“操纵”的概念。勒菲弗尔对翻译中“改写”或是“操纵”的影响领域的期望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的“改写”或是“操纵”对文学与社会的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同时，翻译的中“改写”或“操纵”也有可能对我们感知的社会或者文学领域产生反作用。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

1796年法国哲学家D·de Tracy首创了“ideologie”一词，用来表示一种负有使命的“观念学科”，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对宗教进行现代批判（徐国柱，2008：108）。Terry Eagleton将意识形态描述为“我们的所言所思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利机构和权利关系之间的联系方式”（1983：14）。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教给我们的是：与其说“真理”是虚假的，不如说它是约定俗成的，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下做事和使用语言（Eagleton,1986:168）。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虚假观念所组成的，它们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徐海波，2003：82）。“意识形态”可以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也可以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潜在的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的信念；同时，一个人在特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体表现形势为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等（蒋晓华，2003：24）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翻译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作为一种媒介，其反映出译入语与原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孙宁宁，2005：104）。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由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胡芳毅 贾文波，2010：23）。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探讨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谢天振，2001：5）。翻译是思维的产物，思维是在表象或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认识客观实物、现象或事件的一种行为活动，主要有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何昌邑，2004：137）。没有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思想也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变化。

3.结语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文本解读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之后宣布了作者的死亡，瓦解了主体的存在，许多边缘因素走向研究人员的视野，多元的研究体系形成。在众多文化批评与文艺理论百花齐放时，翻译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毋庸置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继而兴起的翻译意识形态热潮，必将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再添奇葩。

【参考文献】

［１］宋以丰．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研究[J].外国语（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2008,31(3):92-96.

［２］徐国柱．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与解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08，22（2）:107-112.

［３］转引自［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李杨,李锋译:241-242.

［４］徐海波.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82－86.

［５］蒋晓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4－29.

［６］孙宁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2005,21(1):105-107.

［７］胡芳毅,贾文波.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J].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10，(1):23-28.

［８］转引自张小波,张映先.从古籍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科技翻译，2006，19(1).

浅谈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 篇6

“文化转向”以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的问世为标志。文化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句、语篇,而是文化;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Bassnett,1990)

2“文化转向”产生的背景

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为了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真正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以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不平衡局面,我们倡导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走向世界,即要加大文化输出,大力向外译介本国的优秀文化,让世界共享中华文明成果。中国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呼吁翻译事业的勃兴,特别要加强中译外工作,提高中译外翻译质量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质量。由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传统的语言学范式在解决文学翻译时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这时,翻译文学派应运而生。

3“文化转向”的意义

3.1 对英语帝国文化霸权的批判

“文化转向”批判英语帝国的文化霸权,这有利于消除文化霸权,那什么是文化霸权呢?在此,有必要对文化霸权的概念进行简单说明。张其学在《关于“文化霸权”概念的再思考》一文中谈到:文化霸权具有非强制性,它不同于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是继这几种霸权形式之后的一种新的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形式;文化霸权又叫文化殖民,指文化强势方通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渗透,利用文化方式对文化弱势方的控制;文化霸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取”弱势方的头脑和灵魂,使弱势方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认同和接受强势方的一整套文化观念。(张其学,2005)通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韦努蒂发现,英语文化的强势和中心地位是它得以保持其文化霸权和对其他语言文化施加暴力的基础,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于解构英语文化霸权和后殖民文化批判具有现实意义。(Venuti,1995)

3.2 对译者主体意识觉醒的弘扬

在漫长的西方文学翻译史上,译者的地位备受压制,始终处于一种“不可见”的隐身状态,读者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译者自身的美学追求。而“文化转向”翻译观的提出有助于对译者主体意识觉醒的弘扬,因其呼吁通过强调一种异化翻译来结束译者的隐身状态,从而弘扬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建构。正如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所说:译者应当采用一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这样既有利于保存原作的异国风情和格调,也可以彰显译者本人的地位,使其从“隐身”的次要地位逐步上升到“显身”的突出地位。(Venuti,1995)

3.3 对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走向世界”战略目标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取得长足进步。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国际文化市场中所占份额仍然偏低,文化影响力偏小。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两会“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同时,也有不少代表在提案中谈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的相关议题。廖昌永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有质量保证;徐念沙建议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加快文化产业“走出去”步伐,探索培育共享型、出口型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通、共同发展,打造文化共同体;吴为山认为我们要研究文化以什么样的形式和途径走出去,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文化的对话,不要只满足于“走出去”,而要着重于走到何处。我们要结合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有计划地制定出不同的“文化菜单”。

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能够更好地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走向世界的这一战略目标,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在世界的影响,对实现东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建设文化强国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走向世界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其中翻译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而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影响和启示不可忽视。

4“文化转向”翻译视角下译者角色定位

在全球化的今天,尊重并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的共同进步是所有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职责。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文学因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更是独树一帜,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走向世界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中国文化和文学能走多远,走到哪里、走出去多少仍是译学界尤其是文学翻译界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对此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012年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界可喜可贺的大事件,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就只有这一颗璀璨的明珠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冰山之一角”那不禁有人问了,那为什么莫言有这样的“好运气”被上帝所眷顾,其实通过对诺奖评选过程的了解不难发现一位优秀的译者对于一部作品是至关重要的,王宁认为正是葛浩文对莫言作品“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使得莫言的作品在另一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生。(王宁,2014)正如莫言本人所说:“葛浩文的杰出,成就了我的诺贝尔文学奖。正因为有今天完美的译本,让我的小说增添了不少光彩。”2015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荣获第73届雨果奖,当然译者刘宇昆也功不可没。庆幸的是曹雪芹遇到了霍克斯;余华遇到了白睿文;莫言遇到了葛浩文。但那些没有遇到自己“伯乐”的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呢?中国不缺优秀的作家,也不缺优秀的作品,独缺优秀的译者,能带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且走的越来越来远的优秀译者。

传统翻译观下的译者是文字信息的传递者,而“文化转向”翻译观视角下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仅是文字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文化信息的传达者。“文化转向”翻译观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认为应该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翻译不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文化构建的一种方式,文学更新的重要工具。(Bassnett,1990)因此,“文化转向”翻译观视角下的译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以保证语言层面的忠实与对等,也要能够挖掘出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做出恰当的文化阐释,以便更好地肩负起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推动人类共同进步这一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职责,最终为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走向世界这一重大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5“文化转向”翻译视角下翻译策略选择

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主张语言层面上的对等与忠实。即通顺的策略,译者应尽力去保证译作在文字表达上的通顺流畅,丝毫不流露出翻译的痕迹,更不能显示出译者本人的译文风格。那“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范式呢?这方面,做出大胆突破的当属韦努蒂提出的“抵抗式”的翻译策略,既有利于保存原作的异国风情和格调,也可以彰显译者本人的地位。此外,王东风认为,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伦理、科技各个方面的差异,支持采用韦努蒂提出的“抵抗”翻译策略。(王东风,1998)同时,为了做到“原汁原味”地体现原文的文化,可以灵活运用图像、模仿、替代、阐释、淡化等翻译策略。曾文雄认为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译者要根据原语和译语的不同交际意图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透视社会文化背后的深层意味。(曾文雄,2007)总之,翻译策略的选择是灵活的。

6 结语

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把这种“文化转向”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所取得的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Simon,1996)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比如郭建中、曾文雄等。对此,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首先质疑其适用性的学者应该注意到文化派领军人物苏珊·巴斯内特的学术背景,她的很多理论的提出都是针对文学翻译的。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万能的翻译理论,可以完美地契合并解释所有的翻译活动,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哲学及语言学的渊源,即翻译理论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用范围不同而已。比如,本文探讨的“文化转向”翻译观虽然较以“语言为中心”的传统的翻译观有其进步之处,但其适用性也是有限的,对于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对于科技文等应用性文体,传统的翻译观却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目的。这点正如外语教学当中各个教学法都有其优缺点,也正体现了其适用性。总之,不同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解释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原作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译文读者等。吕俊认为这些理论都是时代、历史的产物,既然是历史的产物就有其阶段性和局限性,任何一派都不是全能的。(吕俊,2004)因此,对于“文化转向”我们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切记极端地看待问题。这样才有助于翻译理论多元格局的形成,以开创译学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Andre,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Cassell,1990.

[2]Simon,S.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3]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Routledge,1995.

[4]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2004(4).

[5]王东风.语篇连贯与翻译初探[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6).

[6]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中国翻译,2014(2).

[7]张其学.关于“文化霸权”概念的再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5(5).

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因由探析 篇7

中西方翻译实践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翻译研究范式不尽一致。西方翻译理论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演进: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 从泰伦斯等古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 一直延续到当代捷克的列维和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另一条线从古罗马后期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 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 (谭载喜, 2004) ;而中国的翻译思想是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路线发展, 不管是西方的研究路径还是中国的研究路径, 走过的研究路径都属于文艺学和语言学范式, 都不能给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翻译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

2 文艺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文艺学翻译理论强调复制原作形式和风格, 以此来“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美感, 将原作者神圣化和权威化, 轻视或遮蔽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原文的“复制”, 译者的创造性被抑制, 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传话筒, 译者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翻译作品, 特别是翻译文学作品的价值得不到合理承认。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喉舌, 是原作者的仆人和奴隶, 对原文只能亦步亦趋, 这种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 无视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的存在, 译者在翻译中付出的艰苦和译者在跨文化创作活动的劳动没有彰显出来, 导致人们普遍认为, 翻译是纯粹的双语转换活动, 是对原文机械的“复制”, 作者是原创, 译者只能“模仿”, 造成译者的社会地位底下, 劳动成果得不到合理的认可。因此文艺学研究范式忽视了翻译实践者——译者的存在, 压制了译者创造性及其翻译作品的价值, 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3 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d de Saussure) 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为以原文中心向翻译转换过程为中心提供了理据。索绪尔将意义限定在语言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二元对立关系中, 使人们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句子结构的关系中, 同时乔姆斯基 (Norm Chomsky) 通过对世界语言共性的研究, 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 认为人类先天具有语言习得机制, 语言受一定的规则支配, 且语言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世界各种语言表层结构不同, 而深层结构是相同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语言在语义和句法上的相似性, 这使翻译研究有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支持。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各国处于和平建设期, 国际间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来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翻译活动, 翻译行业趋热, 翻译研究空前繁荣, 在1950-1960年代翻译研究者认识到传统基于翻译经验的印象式、主观式的翻译观点、感悟不能科学地解决翻译学科地位, 翻译研究需要吸收语言学理论来支撑研究的科学性, 于是, 翻译研究者借鉴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意义的转换问题, 开始注重分析句法结构, 强调用“对等”的语言成分和表达来进行语码转换, 试图寻找出一系列双语转换规则。他们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 如法国翻译理论家穆南于1963年出版了重要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 “书中讨论了翻译和语义的关系, 比较了各种语言, 指出句法并列、偏正和选择关系是具有共性的语言结构的基本关系, 翻译理论可以据此为基础等。” (谭载喜, 2004)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 于1965年出版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他借鉴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级阶与范畴语法 (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 来描写翻译, 阐述了翻译的性质、类别、对等、转换等问题;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翻译的科学探索》以及1969 年与泰伯合写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运用美国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流行的句法结构分析法、语义成分分析法和类同于乔姆斯基深层结构的核心句分析法, 从语言转换即语际转换的角度, 对语言表达形式以及翻译程序进行了结构层面的分析。但是, 翻译研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动摇文艺学研究范式下的翻译”忠实“评判观, 他们提出的语际转换的“等值”或“对等”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好的译文应该等同原文, 这跟文艺学派的翻译标准没有本质的不同, 只不过在语言学范式下从事的翻译研究避免了主观经验式的支言片语, 研究更为系统和理性罢了。

翻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之所以说有缺陷, 是因为这种翻译研究将句法和语篇结构作为语言研究的焦点, 割裂了语言同具体语境的联系, 把翻译活动当作是一种静态的、孤立的语言层面的转换活动, 将翻译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应达到的特定目的和翻译在构建译入语文化上的作用遮蔽了。如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 (译语) 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 (原语) 的文本材料。在这个定义中, 卡特福德认为“对等是个关键词……因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找目标语中的对等形式, 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在于解释对等形式的性质和条件”;奈达 (1969) 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 “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两个方面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在这个定义中, 有三点是关键:一是“自然”, 指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切近”, 指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 这是核心, “自然”也好, “切近”也好, 都是为寻找对等语服务的。“ (谭载喜 2004) 可见, 在语言学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词汇、结构和语义之间的转换, 各种涉及翻译活动的文本外因素, 如翻译活动所处的语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诗学问题, 译者主体能动性问题、读者接受性问题等, 都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无法解释古今中外各种有悖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忠实“性原则和语言学派翻译标准的“对等”或“等值”原则的翻译作品, 如国内翻译界熟悉的林纾和严复的翻译, 庞德的诗歌翻译, 林语堂的汉语典籍英译等等。又如,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的中译本由翻译家傅东华先生翻译, 1940年首版, 后不断重印, 解放后虽有其他译者的全译版, 但200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仍重印了该译作, 可见傅先生采用了变译方法翻译的作品影响之大。傅东华先生在翻译时, 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接受性, 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对原文作了大量的删节与改动, 他在译序中说;“因为译这样的书, 与译classics究竟是两样。如果一定要字斟句酌的译, 恐怕读起来反而要沉闷, 即如人名地名, 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 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力气……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 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 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他整段的删节了……总之, 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 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可见翻译大家们在翻译实践中, 并不是都完全采用“忠实”、“等值”的翻译手段, 但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社会上很受欢迎, 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与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标准相悖的翻译现象是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说不清道不明的。

以上举的例子都是文学翻译范畴, 现看一则出自《北京周报》 (Beijing Review) 的非文学范畴的翻译实例:

原文: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 这里有冰山雪川, 江河峡谷, 湖泊草甸, 美丽而宁静。州内以藏族居民为主, 还居住着僳僳族、纳西族等20多个民族, 长期以来, 这里各民族和谐相处, 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 (贾文波用例)

译文: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scenery in picturequre Diqing, filled with glaciers, deep canyons, meadows, and lakes, remarkebly resembles that of the Shangri-la described in Hilton's novel. Residents here are mainly Tibetans wh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 over 20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Lili and Naxi groups, thus creating a rich and unique culture. (Bejing Review, 2001)

《北京周报》英文版是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办, 是中央级重点对外宣传刊物之一, 译风严谨。但对比中文和英文, 可以发现英文不是按中文亦步亦趋地全译, 而是重新调整了原文段落, 将段尾中下划线的“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提前, 删减了原文下划线中的“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译文第一句描述迪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 第二句讲述这里的藏族居民同20多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创灿烂文化, 把原段分为了两个逻辑层次清晰的句子。为什么要重新调整原文语序并不按“等值”原则来翻译?是翻译者英文水平不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翻译者为何要对原文有意不忠呢?这是文艺学研究范式和语言学研究范式所解释不了的。

4 结语

在全球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背景下, 面对大量的不“忠实”、不“等值”的翻译实例, 单从双语文本对照比读中是找不到合理解释的, 翻译研究者只能把研究视线从文本内移向文本外, 探寻文本外围因素对翻译者的影响和制约, 这就导致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继而引发西方各种文化派翻译理论的出现和催生出国内从文化层面对翻译变体现象的研究。

摘要：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范式和语言学范式的缺陷, 指出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是使翻译研究更为科学、对各种翻译变体现象更具解释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转向 篇8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转向,商务英语翻译

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出现误译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对误译进行剖析以期少犯错误是大有必要的。本文作者借鉴有关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理论, 分析认为出现误译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文化差异。本论文结合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和商务文化的实例进行对比研究, 来探索一条商务翻译中重视文化差异、成功实现文化转向最终达到提高商务英语翻译效果的新途径。

0 引言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国际交往愈发频繁, 翻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中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开设商务英语翻译课程, 既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变迁, 又适应了市场需求的变化, 更切合了教育部的培养出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的商务英语中初级专业人才的要求。

一般认为, 狭义的商务英语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具有行业特征的、属于庄重文体 (frozen style) 性质的英语。笔者认为, 更为广义的商务英语是指任何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下属所有学科的英语。误译是指对原著错误的翻译, 在思想意义上或在文字上背离了原文。通常是由理解或表达不当造成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文字背后的文化差异。

下面, 笔者结合自己的翻译教学和实践, 从中抽取商务英语误译的例子, 从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例:Traditionally, business simply meant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 but today it has a more technical definition, which i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goods and service for a profit.原译:传统上, 商务仅指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但是, 今天商务有更为科学的定义, 它是指为了利润而进行货物和劳务的生产、配送和销售的一种活动。

在商务语境下, 原译文存在以下误译: (1) exchange or trade和wanted or needed均为近义词叠用, 这是商务英语常见的一种措辞方式, 比如profit or economic surplus就是指“利润”这一个概念, 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说明。这种情况在商务合同中更为常见; (2)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译为“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不合原意; (3) service在现代商务语境里面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劳务, 系泛指一切赢利性的服务业务。而且就目前的语言现状来看, 服务尚不宜被“生产、配送和销售”。

改译:传统意义上的商务是指为了获得人们所需要的物品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但是现在商务有了更为科学的定义:商务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的生产、配送和销售活动以及提供的服务业务。

1 中西文化的差异

简单地说, 造成上述例子误译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文字背后所蕴藏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说, 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1 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 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 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 dragon是罪恶的象征, 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 (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 由此可知, 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 所以, 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 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 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 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再如, 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 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 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 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 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 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 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 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1.2 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 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 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 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 美国有“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 , 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 所以, 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 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 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尽管如此, 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 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 其文化含义是“幸福”, 所以, 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 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 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 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 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 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 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 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 老板发给他“红包”。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 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

1.3 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 在西方, “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 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 在西方国家, 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 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九”因为与“久”同音, 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 我国历史中, 皇帝都崇拜“九”, 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 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 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 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 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 。但在我国, “七”是个普通的数字。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 是名牌产品, 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 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 在乍得、贝宁等地, 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 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 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 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

2 文化转向的策略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 因此, 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 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转化, 即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 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这里的转化可以有以下策略:

2.1 变通或直译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 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 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前文例子中的dragon和white Elephant就是最好的例证

2.2 词汇调整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 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 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 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 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 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 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 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 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 (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 “杜康”作为商标, 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 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 这样, 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 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2.3 语篇等的调整

一篇原文的翻译, 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 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 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 吉祥, 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 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 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 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 不过, 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 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 所以, 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 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 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 往往由于文化差异, 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 这时, 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 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 做出适当的调整, 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 它要求译者具备熟练的语言知识, 熟悉多种文化, 掌握翻译技巧, 从而完成具有一定目的的商务文化交流。只有在充分重视文化差异、灵活运用文化转向策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商务英语翻译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曹瑞明.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3) .

【2】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杨真洪.英汉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3, (1) .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转向 篇9

引言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国际交往越发频繁, 翻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中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开设商务英语翻译课程, 既顺应时代潮流的变迁, 又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更切合了教育部的培养出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的商务英语中初级专业人才的要求。

一般认为, 狭义的商务英语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具有行业特征的、属于庄重文体 (frozen style) 性质的英语。笔者认为, 更为广义的商务英语是指任何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下属所有学科的英语。误译是指对原著错误的翻译, 在思想意义上或在文字上背离了原文。通常是由理解或表达不当造成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

下面, 笔者结合自己的翻译教学和实践, 从中抽取商务英语误译的例子, 从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例:Traditionally, business simply meant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 but today it has a more technical definition, which i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goods and service for a profit. 原译:传统上, 商务仅指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但是, 今天商务有更为科学的定义, 它是指为了利润而进行货物和劳务的生产、配送和销售的一种活动。

在商务语境下, 原译文存在以下误译:1) exchange or trade和wanted or needed均为近义词叠用, 这是商务英语常见的一种措辞方式, 比如profit or economic surplus就是指“利润”这一个概念, 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说明。这种情况在商务合同中更为常见;2)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译为“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不合原意;3) service在现代商务语境里面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劳务, 系泛指一切赢利性的服务业务。而且就目前的语言现状来看, 服务尚不宜被“生产、配送和销售”。

改译:传统意义上的商务是指为了获得人们所需要的物品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但是现在商务有了更为科学的定义:商务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的生产、配送和销售活动以及提供的服务业务。

1中西文化的差异

简单地说, 造成上述例子误译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差异。一般来说, 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1 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 dragon (龙) 不是心中的吉祥动物, 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 dragon是罪恶的象征, 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 (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 由此可知, 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 所以, 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 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 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 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再如, 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 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 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 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 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 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 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 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1.2 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 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可能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 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 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 美国有“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 , 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 所以, 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 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 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尽管如此, 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 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 其文化含义是“幸福”, 所以, 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 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 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 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 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 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 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 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 老板发给他“红包”。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 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

1.3 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 在西方, “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 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 在西方国家, 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 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九”因为与“久”同音, 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 我国历史中, 皇帝都崇拜“九”, 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 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 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 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 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 。但在我国, “七”是个普通的数字。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 是名牌产品, 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 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 在乍得、贝宁等地, 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 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 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 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

2文化转向的策略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 因此, 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 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转化, 即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 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这里的转化可以有以下策略:

2.1 变通或直译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 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 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前文例子中的dragon和 white elephant 就是最好的例证。

2.2 词汇调整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 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 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 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 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 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 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 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 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 (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 “杜康”作为商标, 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 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 这样, 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 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2.3 语篇等的调整

一篇原文的翻译, 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 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 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 吉祥, 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 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 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 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 不过, 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 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 所以, 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 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 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 往往由于文化差异, 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 这时, 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 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 做出适当的调整, 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结束语

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 它要求译者具备熟练的语言知识, 熟悉多种文化, 掌握翻译技巧, 从而完成具有一定目的的商务信息交流。只有在充分重视文化差异、灵活运用文化转向策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商务英语翻译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曹瑞明.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3) .

[2]陈宏薇, 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3]杨真洪.英汉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2003, (1) .

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与美学转向 篇10

休闲文化趋于繁荣

对于宋代社会处于历史转折点这一特征得到了中外宋史学家的一致肯定，中外权威的宋史学家们都认为中国社会是宋代开始进入近世史的，虽然唐朝时期经济的繁荣是众所周知的，但宋代的经济比唐朝更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宋代渐渐萌芽；台湾著名学者钱穆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宋代实行平民社会，不同于以往朝代的贵族社会，这是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转折。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宋代休闲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承上启下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封建的社会特征在宋代已经完全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特征在宋代已逐渐呈现出来。一些宋史学专家研究认为，宋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足以证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社会与文化的高度发展

夏、商、周三代，是古人一致认为的天下大治，文化繁盛的“圣明时代”，这让他们成为对后世评价的标杆。而南宋的陆游就曾将宋、汉、唐联系起来赞誉为三个无法企及的盛世，他曾在诗中写到：“商周去不还，盛哉汉唐宋。”世人习惯将唐宋并称，但在文学界，唐代文化一直处于高峰，但明代徐有贞曾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提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唐疆域之广不及。”其意则是认为宋代文化胜过汉唐。就连国外史学家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中也表明；“唐代汉名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么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汉唐文化豪放，开阔的气势是宋代无法比拟的，而宋代人文发展的成熟以及艺术表现力的特色也是前人达不到的高峰，宋代休闲文化的繁盛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艺术美学的发展。

2.现代社会的特征逐渐显现

日本学者曾在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唐宋文化在性质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唐代文化是古文化的终结，而宋代文化是近代文化的开端。国内学者钱穆的观点与国外学者一致，他认为中国古今社会的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宋代，而在宋代以前，应该全部称之为古代中国，而在宋代之后的，皆应称之为“后代中国”，而就政治经济，社会属性，文化改革等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宋代是都是有不同程度变革的，甚至认为宋代已经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宋代虽然在国土面积上不如唐汉元明清，但却是华夏封建社会立足最久的王朝，这与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以及美学的逐步发展密切相关。

审美与艺术转向生活化、休闲化

宋代社会与宋代文化的平民化是宋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文化教育由贵族转向对平民开放，艺术由宫殿步入民间，宋代人的生活环境驱使宋代美学更趋于休闲、生活，人们逐渐开始追求审美的品质和趣味，艺术逐渐世俗化使宋代美学更富有生活情趣。宋代美学之所以能够如此多样化发展，其缘由是宋代政策的改革致使社会氛围更趋向生活，人们懂得在艺术氛围中享受生活。

1.宋代文学的情感化、生活化

在中国，各个朝代文学创造上各具特色，“情感化”、“生活化“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宋词在中国文学领域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崇高地位，而最初的词起源于晚唐的市井歌谣，知道宋朝时期，词才被渐渐赋予了人文气息。由于宋代文人对词的喜爱之情，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宋词作者，有热情豪放派的陆游，苏轼，辛弃疾等人；却也不乏阴柔婉约派的李清照，他们的词作至今仍被选入中学生语文课本。宋代文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休闲文化的重视，是唐宋文学由诗转词的重要原因。宋词更注重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将日常生活中的情趣以词的形式来体现细腻温婉的主观情感，让读者容易品味出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律动。

2.日用品被赋予高雅清远的风格

宋代日用器皿不同于唐代，唐代日用品追求精致奢华，而宋代的日用器皿讲究平淡简朴更贴近平民生活，或许这也是宋代文人在增添情趣激发创作灵感的载体。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情趣和审美享受，逐渐成为宋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宋朝前的宫殿文化是让位于通俗的世俗文化的。这些论述足以证明，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以及美学转向推动者宋代文化的高效、高质发展。

总之，与汉唐时期的精英文化相比，宋代的休闲文化更加生活化、娱乐化，加之宋代美学的趣味和风尚，成就了诸多千古流传的佳作，正是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促使美学文化发展得更迅速、更成熟，美学鉴赏不再是只被王公贵族消遣娱乐的方式，反而更加切入平民的生活，逐渐融入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中，或许这就是宋代休闲文化发展繁荣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宋代美学转向至关重要的原因。

大众文化的审美与精神转向 篇11

一般而言,美是能够使人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审美就是人们依据自身要求对某种事物做出评判的过程。社会性是审美的重要属性,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环境对应着不同的审美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态势促使人们的审美观念日益多元化,大众的审美需求获得极大满足。大众文化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打破了以往文化的单一格局和相对封闭状态,还密切了审美实践活动与生产、 生活的关系,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尤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的受众人数与传播空间渐次拓展,审美成果可以得到共享。

然而,在当代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网络消费的社会背景下,大众文化虽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我认为物质和精神属性乃是大众文化的根本。文化的精神属性催生文化认同感, 一方面,它能促使传统文化定式思维向度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它能促使文化主体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审美价值”,也就是在人文精神的渗透下, 提升文化品格。后者是大众文化前进发展的内驱力及内容所在。我们应积极挖掘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充实其审美向度,进而实现精神转向。

那么,如何实现呢?首先,应将文化置于历史、人文坐标系统中进行精确定位。从纵向上看,大众文化贯通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 此二者在审美探索中应紧密结合,交相辉映; 从横向上看,大众文化是在感性诉求基础上的审美超越,因此应赋予大众文化丰富的审美内涵。其次,成熟的大众文化,既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是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既注重感性体验,又不放弃理性维度;既着意于游戏精神的营造,又不舍弃智性的维持。它应该秉持这样的终极目标——在保留审美现实性成果的同时,呼唤神性的复归!这种“神性” 追求是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向全面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