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共12篇)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篇1
翻译 (解释) ,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当代许多语言哲学家认为, “就其实质而言, 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离开了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意义, 语言将一无所有”[1]。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 而且是文化的载体。人是社会中的人, 被人使用的语言必然带有其社会的某些文化特征。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 更是其所代表文化的转换。
传统翻译教学几乎完全是语言代码的转换和语言技巧的训练, 往往忽视翻译中的文化内涵。[2]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和对翻译教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翻译教学不仅仅是要培养学生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还要训练其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体现为文化意识的培养和跨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一、翻译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美国学者Hanvey认为, 文化敏感性的提高可分为四个阶段:1) 对一般文化特点的认识, 通常感受是对外来的感到有点奇怪;2) 与本民族文化比较, 意识到一些重要、细微复杂的文化特点, 常认为难以想象或是不合理;3) 在第二条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分析, 意识到是可信的;4) 能从非本民族文化内部的观点看问题, 体会到这个文化的运用, 逐渐产生认同, 人们的文化敏感性就能提高。当然, 我们有一系列增进文化敏感性的方法。如通过读外国文学著作, 看外国电影及电视节目了解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 也可以组织文化观的讨论或讲座, 进行文化、风俗习惯的比较, 多与外国人来往等。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接触多种文化环境。但在翻译教学中, 我们想要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则应该加强对文化知识的介绍, 使学生了解不同层面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 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语言心理的角度分析, 英、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 讲英语的民族较注重客体思维, 因而较常用物称表达法, 即不用人称来叙述;而汉语比较注重准确、鲜明、生动、简明的历史和现实依据。英汉的修辞手段、用词习惯也有所不同。汉语讲究匀称, 用词趋向重复, 这与汉语的语音文字系统的特点有关, 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学心理有关。“阴阳”学说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造就汉民族追求均衡、讲究对称的心理, 这在汉语中有不少表现, 音、义、词、语、句的成双成对, 重叠反复, 对立并联和对偶排比。而英语忌重复, 总是追求用同义词语表达同一事物或概念, 这种行文方式非常明显, 表现了英语民族不断求新求异的价值观与心理结构。例如:“小张真是个骗子。当着我的面他对我赞不绝口, 可是在我背后却总说我的坏话。”汉语中“骗子”的概念较为笼统, 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 或是人品方面不老实的人, 我们均可称其为“骗子”。然而在英语里, 不同类型的“骗子”却有不尽相同的表示方法。swindler一词指“政治骗子” (political swindler) , 而impostor则侧重指产品或名誉方面的“冒名顶替者”, trickster一词常指“搞恶作剧的人”, 但是对于“两面三刀”、“阳奉阴违”之类的“骗子”, 英语习惯用phony一词来表示。所以, 上面这句话应该译为:“Xiao Zhang is a plain phony.He gives me a song and a dance in my face, but bad-mouths me behind my back.”
(二) 习俗文化的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 在社交应酬及寒暄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国人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 经常谈论家庭及琐事。如对英美人也说这样的话, 西方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这是他们的私事, 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英语中最常见的问候是“Hello, how are you?”, “Good mornig/afternoon evening”。再如在我国, 客人告别时主人常用客套话“慢走”、“走好”等, 英美人听起来也会不理解, 因为他们告别时一般用“Goodbye”或“See you”等。还有我国人的传统美德是谦虚谨慎, 对别人的恭维反应一般是谦虚, 否则很可能被人误解为自高自大, 不知好歹。如英美人称赞你的口语非常棒,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按英语习惯应回答“Thank you for saying that!”, “I’m glad you like it!”, “I’m glad to hear that!”等, 但如按我国习惯回答“哪里, 哪里, 过奖了”, 即:“No.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这样的回答会让人感到被当头泼了冷水, 自己的赞扬像是在拍马屁。而西方人从不过分谦虚, 对赞赏的接受是对对方的一种承认。作为两种语言的使用者, 必须非常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行为规范, 并按照交际对象调节自己的语言和社交行为。
二、跨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一) 直译和意译
直译就是尽量保留原文的形式和内容, 意译就是改变原文的形式, 保留其内容。直译要达到“信”, 意译要达到“顺”。直译在传递语言文化信息中提倡文化移植, 要尽量保留差异;意译在传递语言信息中为了保证交际顺利进行倾向于消除文化差异。在翻译的方法上, 直译与意译一直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文化传播和影响来看, 直译与意译是相对的, 两者之间相互联系, 且没有绝对的界线。由于人们在感情、在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有相似之处, 因此英汉习语中有少量相同或近似的习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也有相同之处, 可以互译。如:“Easy come, easy go.”与“来得容易, 去得快。”;“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与“趁热打铁”;“Practice makes perfect.”与“熟能生巧”, “Example is better than precept.”与“身教胜于言传”, 等等。此类习语直译, 保存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 保留了原文的风格, 译文读者也很容易理解、接受, 是一种最佳方式。如果用直译法不能保留原文习语的表达形式, 又没有恰当的汉语习语来代替, 就用意译法把原文习语的含义表达出来。例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举两得) ;Bury one’s head in the sand. (采取鸵鸟政策) 。
(二) 归化和异化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是意译和直译理论的延续。归化翻译反对引入新的表达法, 使语言本土化;异化翻译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 保留原文中语言的方式, 输入新的表达法。归化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反映一种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 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异化翻译的理论要求翻译要达到移植的目的, 要通过异化的译文使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风情, 弥补本民族的不足。在翻译教学中, 要使学生认识到异化与归化处理各有利弊, 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异化处理比归化处理得好。例如: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is the King (在盲人国里, 独眼为王) 。有人把这句话译成“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这种归化处理法不如异化处理法能保持原文的形象性。当原作中的词语直译影响到读者的理解时, 归化的翻译法就变得相对重要。如draw water in (with) sieve (竹篮打水) , a drowned rat (落汤鸡) 。如果将以上各例用异化法分别译为“以筛取水”、“落汤鼠”等, 虽然不会使人难以理解, 但本民族语言思维的定向性就会抵触这种译法。归化译法是在文化隔阂和差异造成源语信息和意义难以完美表达时才不得不使用的一种方法, 其长处是能使译文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
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不是翻译的目的, 而是两种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的中心原则, 是在探明源语和译入语文化特征及其差异的基础上, 将双语文化的内涵恰当地对接起来, 从而深刻、贴切地传递原文的内在信息, 真实地再现原文的面貌。
三、结语
文化是构成社会大系统的主要因素, 它渗透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反映该民族的信仰与情感。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翻译的最终目的不是语际的转换, 而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丰富。因此, 提高翻译水平须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我们在翻译教学过程中不能只是传授一般的翻译技巧, 或只是做机械的练习, 而是要教会学生从文化内涵分析理解译本, 并且懂得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语言表达上的不同, 提高跨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与实际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23.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篇2
文化意象翻译中的同等效果原则与文化因素的传递
等效理论经过古今中外翻译家长期摸索、研究之后似乎发展到了接近完善的地步.许多译者将其当作翻译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处理文化意象的翻译时,考虑接受者的反应常常和文化因素传递的目标相矛盾.若直译之不利于接受者“明白领悟,强烈感受”原作语言人们的领悟和感受;若弃之不译,则又丢失了原文意象,无法完成文化因素的.传递这一基本目的.所以,文化意象的翻译就陷于了一个两难境地.
作 者:李家军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国际交流处,广西,南宁,530004 刊 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6(5) 分类号:G02 关键词:翻译 文化意象 同等效果原则 文化因素传递浅析商标名称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篇3
[关键词] 商标翻译文化因素
商标是刻在或印在一种商品的表面或包装上的区别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标志、记号(图画、图案、图形、文字等)。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无论是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外国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都面临商标名称的翻译问题。一个在本国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商品品牌在其他国家市场上是否也能够得到消费者接受和青睐,商标名称的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商标名寓意深刻,引人注目,易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由于中西方在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一个指称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根据文化因素做出适当的转换和变通,翻译中将会产生种种问题。
一、文化因素引起商标翻译中的问题
对于“文化”的概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曾表述为:“文化是错综复杂的,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为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商标汉英翻译中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简单地把汉语商标译成汉语拼音,使活灵活现的商标变得索然无味;还有就是直接用汉语对应的字面英语作为英文商标来使用,不仅不能传达原商标的寓意而且会招致负面影响。
1.汉语拼音式翻译
目前, 有些译者往往直接把汉语商标译成拼音。如我国著名的国酒——贵州“ 茅台”——使用威妥玛式拼音译为Kwei chow Moutai。这样的著名商标在国外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音译不会造成误会, 但是对于那些缺乏知名度的汉语商标, 简单的汉语拼音对于英语语言国家的消费者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也就不能够传递商标中存在的文化内涵。例如“爱妻牌( 洗衣机, 广东产) ”这个汉语商标寓意丰富, 给中国人以十分美好的印象。丈夫买回这个品牌的洗衣机, 是出于对妻子的爱, 为了要免除妻子洗衣的劳苦; 妻子每次看到或使用这台洗衣机时也会联想到丈夫对于自己的爱。可是“爱妻牌洗衣机”的英译名是Aiqi Washing Machine。语中的“爱妻”的丰富寓意在英语中荡然无存, 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符号, 没有传递任何文化信息。
而且, 有时用汉语拼音英译的商标不仅难以传递汉语原文的寓意, 还会因为与英语中的单词拼写相似或者相同,引起英语读者的误解。因为汉语拼音与英文单词都是字母组合, 如果汉语拼音与英语单词拼写正好重合, 而拼音对应的单词词义不佳, 这种情况下, 不仅不能够表达原有的美好感觉, 甚至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 曾经有译者将“ 芳芳牌婴儿爽身粉” 译成Fangfang Baby TalcumPowder。“Fang”在此作为“ 芳”的汉语拼音, 其本身也是一个英文单词, 意为“ 蛇的毒牙”, 而不是美妙的“ 芳香”。这样“Fangfang”(芳芳)爽身粉就变成了“ 毒牙粉”。试问哪位妈妈敢买这样的爽身粉往婴儿身上涂呢?
2.字面直译式翻译
我们知道,英语许多词既有字面(denotative)意义,也有联想(connotative)意义,有些译者按照字面意思生硬地翻译, 貌似达到了“对等”,却由于对不同文化的词语内涵缺乏了解, 在翻译的过程中犯了错误, 造成了负面影响。
例如,广州生产的一种自行车,取名为“五羊”。因为“五羊”代表着吉利, 是广州的标志, 民间传说广州的城址是经一位牵着五只羊的老神仙的指点而选的。除此纪念意义之外“羊”在汉语文化中还有性格温顺、善良可爱、有益于人的含义。然而, 在向国外推销这种自行车时“五羊”被译成 Five Rams。“Ram”在英语国家的文化含义与汉语的截然不同。“Ram”在英语里除了有“ 公羊”之意外还有“ 碰撞”之意, 以 Five Ram 标命名的自行车不免让人产生横冲直撞的联想, 丝毫不能给人安全感, 英语国家的消费者自然不会踊跃购买这种品牌的自行车。
二、文化因素对商标名称翻译的影响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 对商标的翻译不能简单地选择某一种方法, 而一定要充分考虑目标市场的消费群体的知识、语言、民情习俗、宗教禁忌、审美情趣等文化背景, 并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尽量挖掘商品特征, 尽量创造出最大的宣传效果的译文。而这效果就是“成功说服”的效果和“说服尽可能多的人”的效果, 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 商标的创造者不仅需要殚思竭虑地揣摩受众心理,而且还得研究多方面的文化因素, 忽略文化因素的翻译很容易产生误导。
汉语的许多商标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要通过翻译完整地反映于译文中十分困难, 因为汉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与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很大, 而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熟悉两种不同语言的语用原则,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 能够设法沟通语用意义差异,译出的商标才有意义。譬如“,鸳鸯”牌枕头, 其原来英译名是Mandarin Ducks Pillow。汉语文化中“,鸳鸯”象征一对恋人, 相亲相爱, 而英语中Mandarin Ducks 只是这种鸟的名称, 并没有这么美好的比喻意义。但是,英语中Lovebirds 的引申义与汉语中的鸳鸯相似, 如果我们把“鸳鸯”牌枕头翻译成Lovebirds Pillow, 其中的比喻意義则可以传递过来, 而这个比喻意义正是该商标的关键所在, 这样, 译文就产生了同样的社会语用意义, 达到了传递原文文化内涵的效果。
由于文化的差异和语言形式本身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制约, 英汉词汇中完全一一对等的情况是不多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不但要弄清词语本身的字面意义,还要知道其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如果不顾两种文化的差异, 而按母语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化概念, 就会造成文化失语现象。这样翻译无论以那一种翻译方法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并且极有可能在国外消费者心里造成不好的印象, 甚至毁了自己的品牌。譬如:“孔雀”牌彩色电视机的译文是Peacock Color TV。在中国,孔雀象征着美丽和鲜艳的色彩, 是一个优雅的商标。用“孔雀”作电视机的商标自然是暗指电视机的色彩逼真,质量上乘。可惜,英语民族通常视“孔雀”为污秽、猥亵之鸟,常给人带来厄运。孔雀开屏被认为是自满、自傲的表现, 英语中就有诸如as proud as a peacock (非常高傲), play the peacock (炫耀自己)之类的说法。英语中用peacock 作商标自然会损害商品的形象。另外我们中国人历来把“龙”视为权力、力量、吉祥的象征,但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却是一种可怕的怪物。相反,英语中“owl”是智慧的象征,有“as wise as an owl”一说,有一出版物就用其作商标,再如,上海生产的“大白兔”奶糖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具有上乘的质量是首要的原因,但与白兔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可爱的动物不无关联。但如果把它译成“White Rabbit”并把奶糖销往澳大利亚,也许销量会不如人意,因为在澳大利亚大量野兔四处掘洞,破坏草原并与牛羊争食,影响其畜牧业的发展,人们厌恶“兔子”这种动物,所以也不会喜欢以此为商标的商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尤其是一些动植物的名称词,如金鸡、白象、孔雀、仙鹤,海燕,山羊、蝙蝠、鹅、菊花,等等,以及数字和颜色词。在翻译与这些词相关的商标时,务必小心谨慎,以避免翻译过程中因词义褒贬的变化造成译成的英语商标不受欢迎,从而影响商品的销售。
三、文化因素的变通与处理
事实上, 商标翻译的灵活性很强, 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 但要译出好的英语商标绝非易事。有些汉语商标由于其汉字不合英语文化习惯和文字表达方式, 需经过适当修改才能译好,如西方人大多不喜欢红色, 因为“红色”是暴力和流血的标志, 那么“ 红星”牌电风扇就可被巧妙地译作Bright star Electric Fan 或 Shinning Star Electric fan. 效果自然要比“忠实”于原文的Red Star Electric fan 要好些。
有些汉语商标译文欠妥, 原因就出在译者过分拘泥于汉字, 要么以汉语拼音转换, 要么逐字译出,而忽略原文传达的文化内涵。如果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能够考虑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运用灵活的翻译手段作适当的调整, 就可以更好地将汉语的文化寓意通过变通手段反映到英语译文当中, 如上文的鸳鸯牌枕头, 即是成功的例子。只要限定在文字形象优美、音韵和谐、寓意基本保持原文的内涵这个范围之内, 商标作为一种标志语言给译者提供的自由度是很大的,如: Rejoice 飘柔(洗发水), rejoice 在英语中原意是“欢喜,高兴”, 但作为洗发产品,其汉语译名“飘柔”更好地表现了产品的形象,让我们联想到一头乌黑亮丽、柔顺、丝滑的秀发。由此想到,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孔雀”牌彩色电视机,如果把“孔雀”译作peafowl(母孔雀),就能避免贬意,或者干脆利用“孔雀”的读音,将其译作Kingbird,也比用peacock 好些。
商品品牌要打入国际市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广告策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标词的成功翻译将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有利于商品为更多国家的众多消费者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品品牌的翻译似乎要逾越更大的障碍,这是因为同任何翻译一样,它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形式,但商标译名的一个成功标志是能够深入消费者心里,激发美好想象和購买欲望,促使购买过程的顺利进行。要做到这一点,翻译者应对商标词有正确而贴切的理解,尊重民族心理,注意文化差异,以生动、明快、和谐、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达方式,尽可能译出能够完美体现商品内涵,传递商品神韵又能兼顾消费者文化风俗习惯的佳作,使商标译名与原商标词达到等效,把国外更多的商品介绍到中国,使中国商品走向世界。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篇4
一、高职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
针对当前的高职英语教学,存在缺失文化教学的现象。一些英语教师认为英语翻译教学就是英语教学的一个小的部分,属于一种语言教学,与此同时,高职院校主要是以就业为导向,因此高职英语翻译教学就被决定和文化教学之间出现脱离的情况,比例也逐渐开始严重失调。翻译结合了语言和文化,不能单纯是对语言进行学习和运用,可以将不同国家中的文化信息进行全面的反映,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进行充分的展现。高职英语翻译教学需要充分理解本学校的指导方针,融合翻译教学和文化教学。
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交际能力,并不是主要为了各种证书,英语教学主要是由听、说、读、写、译五个部分组成,而译是其他四个部分的基础,英语具备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进行翻译。我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高职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翻译的主要类型分别是英译汉和汉译英。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因素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每个词汇的精准度需要全面的考虑,英语文化因素也需要给予高度的关注,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会让学生真正的掌握英语知识,在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真正的明确他们的真实意图,这就说明在英语翻译当中文化的重要性。
二、英汉语言文化当中的差异
1.英汉语言词汇当中的差异。在东西方的文化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英汉语言词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种特殊的词汇在特定的文化当中,具体的含义在另外一种语言当中会具备不同的内涵。例如狗在中国中的含义大多数代表不好的含义,甚至还有骂人都含义,例如“狗腿子”,但是dog这个词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是忠诚的含义,例如“lucky dog”。这就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存在随着词汇含义方面的差异。
2.词汇文化意义方面的缺失。在源语言当中,一些词汇进行翻译之后,虽然这些词汇是概念意思是一致的,但是源语言的意义还是会出现部分缺失的情况。例如我国的成语“胸有成竹”,如果按照字面意义上经翻译,那么英语就是“He has mature bamboo in his breast.”利用这种翻译方式,胸有成竹的隐含寓意没有翻译出来。在翻译类似成语的时候,首先需要翻译比喻意义的目标,在外国文化当中,并没有和中国成与一样的说法,很容易误导他人。这就可以说明不同的词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将其中文化信息充分的进行了解。
3.语言结构和内容方面的文化差异。汉语和英语在历史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在结构和内容方面这两种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历史文化也非常丰富,我国在语言表达方面,总是利用定语和状语修饰目标词语,但是英语的表达方式和我国是截然相反的,在表述的过程中,总是直接将主要的意思进行表达,后边再进行补充和说明。例如: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很高兴。这句话用英语说:“I was happy when I heard the good news.”翻译成汉语就是“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这样一来,就会显得十分别扭,也不流畅,和我国汉语的逻辑顺服极不相符。这就说明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语言结构的差异性给予高度的重视。
三、高职英语翻译教学中文化因素导入的措施
1.增强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因素观念。当前高职院校当中很多英语教学是缺乏文化意识,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对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没有给予关注,因此教师也忽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也无法建构学生的翻译文化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引导。高职英语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意识,这样才会更好的对学生形成指导,在翻译教学中有效的融入文化因素。除此以外学生没有充分的了解翻译,学生普遍认为翻译就是转化两种语言,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学生无法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进行有效的调整,在英语翻译课程教学中需要有效的融入文化因素,让学生对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进行充分的理解,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才能有效的运用文化因素。
2.构建学生的文化思维。语言决定着思维,因此思维方式会改变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教师适当的将高职英语翻译的实际教学模式进行调整,引导学生在课余的时间,对英语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查阅,在课堂上大家一起进行讨论,教师再全面的总结和比较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文化背景,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思维,奠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找到学习英语翻译的兴趣点,逐渐开始进行自主学习,将文化现象进一步的进行体会。
3.加强中英文化背景的阅读拓展。高职英语教材内容,很少有针对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教师也没有加大力度介绍中英文化的背景知识。高职学生很少去接触中英文化背景,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少,学生自身就缺乏阅读意识,学生的课外阅读量非常少,尤其是英文材料的课外阅读就更少了,学生的知识面普遍比较狭窄,中英文化素质涉及的很少,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障碍。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将高职英语教材进行改革,需要对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介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文化教学的比例需要不断加大,除此之外,学生需要加大阅读量,要多多涉及跨文化的相关内容,让学生有效的理解有关汉语和英语的文化差异,借助英文读物的阅读,也可以多去接触英语电影,使学生的跨文化素养不断得到提高。
4.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文化因素的导入。高职学生的听说能力主要由日常交际和业务交际两种类型组成,在这两方面当中,学生普遍都会出现语用错位,主要是因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语言形式会受到时间和地点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还会受到文化语境的限制。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语境,因此教师需要设定出具体的语境,采取有效的训练方法,将文化因素进行导入。
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的采用图片和教学录像以及影视作品,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可以给学生展示有关国家的图片,让学生直观的感受文化知识,对于外国的地理状况和风土人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除此以外可以利用教学录像带,或者给学生播放电影,让学生更多的去关注外国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例如人们的穿衣和设计、活动以及社交礼仪等等各个方面。让学生通过观察,去体验外国的文化。将民族文化差异当中的偏见进行排除,学会尊重其它民族的文化,可以在语言和情感上进行沟通,利用多媒体手段,在高职英语翻译当中进行有效的运用,文化因素的导入效率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让学生深入到不同文化的语言现象。
四、结束语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进行翻译,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文化因素,如果对文化差异的相关问题没有给予重视,那么思维习惯就会产生差异性,实际翻译的准确性也会变得不理想。在英语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英语翻译才会良好的进行下去,学生对于语句当中的英语文化背景才会深入的了解,因此高职英语翻译教学要重视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有效的体验文化因素,将翻译当中的障碍进行扫除,使学生的英语翻译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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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篇5
[摘要] 商务英语翻译是在持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商业交流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文章从语用与商务英语翻译和文化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语用因素。从语用的角度提出了商务英语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 语用因素商务英语翻译文化语用原则
一、前言
忠实性是所有英语翻译中最基本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对于商务英语来说。准确地理解和翻译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商务英语词句的语用意义,对不同文化的商务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解决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一些障碍,特别是文化方面的障碍时,必须考虑语用因素,用适当的语用原则服务于商务英语翻译。
二、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和语用的相互关系
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的运用。关于语用学的定义有多种,索振羽编着的《语用学教程》中指出的定义表达得较为明确。“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的表达和准确的理解,寻找并确定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的理解的基本原则和准则。”简言之,语用指的是超越于语言本身的语言运用能力。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它不仅包括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涉及不同商业文化之间的沟通。着名语用学家Sperber & Wilson (1995:2)认为“交际方式甚至比交际内容更重要”,为了不同文化的商业交际的成功,译者务必首先做到让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一样在推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时具有同等的推理距离,而后考虑“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假设集”。其中可能要涉及到每个具体假设的可及度的调整。这条原则被称之为翻译的语用推理距离等距原则之补充原则。在识别作者信息意图时的推理线索可分为句法线索、语义线索、字形线索和语音线索,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整个翻译过程始于原语交际,原语交际又始于交际者角度上的明示过程而后是听话人角度上的推理过程,因而为了保证译文读者能正确识别说话人的信息意图,译者有义务根据双方的认知环境再现必要的推理线索,提供这些线索也是译文再现原文连贯的必要保证。商务英语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因此,在从事商务英语翻译工作时,不仅应精通语言本身,更应熟知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在跨文化商务交流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文化冲突,而恰当地运用语言,化解文化矛盾,正是语用学的任务之一。语用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准则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要想成功地运用语言必须通晓其背景文化。跨文化的语用实际上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掌握灵活变通的手段,完成语意的恰当表达。商务英语翻译是一门综合的.学问。译者在通晓语言、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的同时,也应掌握一些语用知识。从事商务英语翻译的工作者都知道,语言中有许多词汇和表达蕴含语用涵义,这其中就包括不同民族的文化涵义。文化的渊源不同使词语所承载的文化也必然有很大差异。当词语的指称意义与深层的言内意义表达不一致时,译者就应善于进行文化的移植和融合,以达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换。由此可见,语用、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之间关系紧密,文化是基石,商务英语翻译是转换生成器,而语用是商务英语翻译这部机器的一个必备的应用程序。
三、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语言文化语用与社交语用因素的相互关系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一门语言学科,它研究说话人如何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同时也研究听话人对说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折射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三元关系,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进行的思想、文化的传递活动。译者在其中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他首先是听话人,他需要利用自己的原语语言知识、文化背景,并在翻译过程中揣摩原语作者的翻译意图,通过自己的智力参与,运用语用学原则进行推理,对原语文本进行解码;继而,译者又转换其角色,变成说话人,他通过自己的目的语语言知识,结合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把握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程度,按照原作者的意图、风格,将对原文解码的结果呈现给目的语读者,让他们达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各自对原作的理解把握也不尽相同。这其中涉及到理解问题、重构问题,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用意的传达等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理解语用学内涵,立足于原文语境,充分挖掘原作作者的语用用意,利用文章中的各种语意关联,深刻理解文中蕴涵的文化内涵,同时还要结合读者的理解程度,呈现给读者通顺流畅、接受程度高的译文。这样同时也就达到了文化翻译的标准与意义。例如不同的语言有自己的表达习惯和各自的词汇体系,相互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如汉语中的“三角债”,若商务英语翻译成“Triangle debt”,外方会不知所云,因为英语中经常用“chain debt”来表达此意。再如商务英语翻译“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词组,如把它译成“a cultural unit”,英语国家的人会把其理解成“一个文化单位”,这就是由于把汉、英词语一一对应造成的语用失误,正确译法应当是“a historic relic”。再如,“宣传”一词,如果不看语言环境直接把它译为“propaganda”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因为汉语中,“宣传”并无贬义,而英语中的“propaganda”却带有“欺骗性”的含义。这种把汉、英一一对应的语用失误还有:当你帮某人做了一件事情,对方向你表示了谢意,你用汉语的回答自然就是“没关系”、“不用谢”之类,而用英语却不能说“Never mind”、“Don’t thank me”之类,因为英语中Never mind常用来表示道歉,而Don’t thank me根本不符合英语的社交场景与表达习惯。另外一种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发生的语言使用方面的失误是由于套用母语的表达结构或误用英语的其他表达结构,结果表意不清,令人不知所云。如下面这句话“世纪之交,中国外交空前活跃。”试看译文“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China’s diplomacy is most active”本句在汉语中很常见,但如把它照译成英文,则显得有些Chinglish的味道,因为英语中active的主语应是有生命的,把diplomacy和active搭配在一起并不恰当,如果译为“The turn of the century finds China most active on the diplomatic arena”则既传达了原意,又符合语用规则。
四、结语
大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篇6
【关键词】大学 英语翻译 文化因素 具体表现 措施
语言是人类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手段与方式,语言也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增强学生对英语文化因素的理解与掌握,有助于提升英语翻译的综合质量。下面将对商务英语翻译中跨文化因素的表现、大学英语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应用进行详细地阐述。
一、商务英语翻译中跨文化因素的表现
1.色彩词汇的文化差异。中西方人对颜色的理解存在差异,相同的颜色在中西方人眼中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比如,红色,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喜庆、欢乐、吉祥的象征,所以在汉语中解释,如果一个人的工作与事业一开始就获得较大的成功,则称为“开门红”;分到经营利润称为“分红”。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带有一定的贬义,看到红色西方人会联想到 “火”与“血”。在西方人眼中“红色”代表着危险与禁止,所以交通停车灯采用了红色,英语词组red battle(血战)、red ruin(火灾)等一般都与战争和流血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产的“红灯”牌收音机,由于其“红灯”是直译英语含义的,其包含了“风化区、红灯区”的意思,从而对其销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后来,企业对这个品牌的译名进行修改,极大地提高了其销路,产生这种原因的是中西方对红色的理解不同。
2.数字认识的文化差异。中西方对数字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欧美等国家,“7”这个数字代表着大吉大利,在投掷使“7”表示胜利,在日常生活中,有“lucky seven”的说法,意思是“幸运之七”,所以一般看到带有数字7的商标的商品,比如 “7-Up”(七喜)、“Sept wolves”(七匹狼)以及Mild Seven(七星)等。但是在中国,数字“7”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6”是一个吉利的数字,象征着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但是在欧美国家, “6”却是个不受欢迎的数字,在英美国家“6”象征着魔鬼,six penny 是不值钱的意思。因此,不能将“666”作为商标的产品出口到英美等国家。
3.广告用语的文化差异。中英广告与中文化差异的集中体现是节奏与韵律。汉语讲究的是韵律,讲究节拍,节奏感好会给人一种美妙的柑橘,也容易进行口头宣传,因此,汉语广告基本是通过意群来决定其节奏、停顿的位置,平仄也应该符合一定的标准,朗朗上口的广告语,讲究的是押韵且同调相押,比如“李宁领带,王者气派”。在英语的广告语中,有的音节虽然看起来不等,结构也不对称,但是重音音节数对等的读起来比较顺口,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对消费者有更大的吸引力。
二、大学英语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应用
1.提高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不断提高自身的大学英语翻译的文化意识,促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和关注文化因素,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翻译学习质量。目前,对于我国大学生的英语翻译学习而言,教师与学生的文化意识观念都比较薄弱,学生侧重于语法和词汇的学习与掌握,没有深入地了解词汇与句式子中的文化因素,从而导致英语翻译结果与实际意义相差较大。因此,需要不断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文化观念,增强其文化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合理补充翻译相关方面的知识与内容,对中西方差异较差的词汇与句式开展有关分析活动,教师与学生一起探讨英语中的文化因素,增强学生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和理解文化因素,最终提高学生的英语翻译质量。
2.构建文化氛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了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因素学习氛围,保证学生全面了解文化因素,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对相关教学方式应用的重视。深入教学模式改革,为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英语翻译水平。教师在开课之前,应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相关的国外古典文学视频,在学生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当好引导者的角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紧接着,教师与学生一同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活动,并积极地搜索和应用相关资料,促使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能够提高对学习英语翻译文化因素的兴趣。对于学校方面,需要加强队伍建设,从而保证相关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3.准确把握词汇内涵的不同,做好文化差异的转化。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历史背景、社会风俗以及风土人情等都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着重注意词汇含义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汉语词汇,寻找最佳的表述方式。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将两种文化中的不同词汇的内涵、意义进行巧妙的转化,比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某国的香烟出口到中国,被翻译为 “万事发”,由于其译名吉利,所有受到人们的欢迎,销路畅通。
综上所述,大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全面了解和掌握文化因素的含义,促使英语翻译更加接近实际意义,也极大地提高了英语翻译的质量,保证学生英语翻译水平的提高。因此,需要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推动我国大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袁毅,刘红华.大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J].课程教育研究(新版师教学),2011.12(11):112-113.
歌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篇7
文学语言本身固有的音调就是歌曲旋律的一个依据。歌词语言的自然腔调也是从人民的口语中来的。平仄相对, 构成律诗的抑扬, 歌词虽然不必严格恪守, 但要继承这个传统, 使歌词的音调起伏和所要表达的情绪相吻合, 即腔调和情绪相吻合。就这一点, 歌词语言和诗歌艺术是相通的。音乐家通常用于谱曲的歌词或诗都是格律诗, 因而译者在翻译歌词时, 也要把词译成同样押韵的, 使其有抑扬顿挫之感, 更好地体现原作的意蕴。
例如, Yesterday的译词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ed away so far away
昨日, 所偶烦恼似乎离我很远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如今, 烦恼似与我相见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哦, 我只愿相信昨天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突然间, 我发现我已今非昔比
There i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阴影盘旋, 挥之不去
Oh, yesterday come suddenly
哦, 突然将昨日记起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到, 原作中出现了两个韵脚, 而译文也分别使用了不同的韵辙, 即言前辙 (远-见-天) 和一七辙 (比去起) 。这样处理译配过来的歌词不仅更为贴合原文, 传达了外语诗歌的美学效果, 同时也符合中国人的听觉习惯。总之, 歌词的翻译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译者既要遵循用韵的规则, 又要注意汉语的声调平仄, 虽然现代汉语歌词创作对平仄的要求并不严格, 但是还应尽量使译文词句平仄交替让调和谐。
再例如美国电影歌曲《白雪公主》的译词如下:
歌儿, 随着轻风飞扬。歌儿, 只为你唱。心儿, 甜蜜的跳荡。坚贞而热烈, 地久天长。爱情, 它使我神往。爱情, 来我心房。上面这首歌词译配者显然在译词中遵循了诗词押韵的规则, 在每句结尾都押了江阳辙这样唱起来琅琅上口使歌词充满了音韵美感。
二、词汇因素
1、词义引申
Michael Boton在一首歌中唱到:“Said I love you, but I lie d”, “lie”的本意是欺骗、撒谎, 在此绝非该意, Boton不是在诉说这样的“爱情”。体会一下歌者的意思应当是:想说爱你, 却没能勇敢清楚的表达。译为“辞不达意”较为妥当。Joe Cocker的一首歌, 名字是《Out o the Blue》, 有两句歌词是:“Ou of the blueOut of this love for you”英语中的blue代表忧伤, “Out o the blue”应翻译为“忘却忧伤”。翻译有时需要根据上下文对词义进行引申, 如果不能看到词语的引申意义就会使译文生硬, 甚至令人费解。
2、一词多义
英语词语常有多个意思, 翻译时应当选取哪个意思有时并不明了。例如Michael Jackson的《Jam》, “jam”有“困境”的意思。再看歌曲中一段歌词:“Nation to nationAll the worldMust come togetherFace the problemsThat we seeThen maybe somehow we can work it outI asked my neighborFor a favorShe said laterWhat has come ofAll the people”, “problems”容易使人想到困境, 如果照此翻译, 则《Jam》似乎就是一首意义消极的歌。但看来Michael并不想给人这样的感觉。在该片的MTV中, 许多不同肤色的人都在玩着篮球, 气氛热烈。再从上下文仔细分析, Michael想表达的是:全世界的人们通过篮球交流, 团结在一起, 去解决共同的问题。“jam”在英语中也表示“灌篮”, 在这里应取此意, 译为《灌篮》。
三、语法因素
英语句法灵活多样。以定语为例, 词、短语、从句都可作定语, 有的前置, 有的后置。又如, 为使句子简洁或避免重复, 句子成分常有省略或指代词变化。在英语歌曲中由于音律及配合旋律的需要和口语的特点, 形式就更为灵活, 需要仔细辨识。Celine Dion演唱的电影《Titanic》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的头三句歌词是“Every night in my dreamsI see you, I feel you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被译为“夜夜在我梦中见到你, 感觉你我的心仍为你悸动”。前两句是说Rose和Jack相处的每个夜晚都在Rose梦中, 是把第一句理解为:“Every night is in my dreams”的省略。但从下文的“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And spaces between us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特别是“Once more you open the doorAnd you are here in my heart”来看, Rose显然是在说:Jack穿越时空, 来到Rose的梦中, 推开门, 就在这儿, 在“我的”心中。所以“in my dreams”是作“Every night”的后置定语, 翻译时应将其前置。这三句建议翻译为:“在我梦中的每个夜里见到你, 感觉你所以我知道你未曾远离”。
四、语篇因素
形式对歌曲内容的表达有着重要影响, 好的歌曲内容要通过优美的形式来体现, 才会更容易流传开来。因此, 译者应尽可能依据原文的形态特征, 通过相应的形式在译文中将其保留。排比是歌词中常见的一种比例结构方式, 这种结构利用三个或三个以上意义相关或相近, 结构相同或相似以及语气一致的词组或句子排列在一起, 形成强烈的节奏感。排比在歌词中的运用也是鉴于这种作用。
例如:For Baby (我愿伴你雨中行) 的译词如下:
I’ll walk in the rain by your side,
我愿陪伴你雨中行I’ll cling to the warmth of your hand,
我愿手挽手走一程I’ll do anything to help you understand,
我愿做一切让你能理解我I’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body can
我将爱你超过任何人
三个“I’ll…”句式在这一段中整齐排列在一起, 语气强烈。满足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 译文中的三个“我愿”毫不逊色地再现了原作的这一美感既加强了语势, 又呈现出连贯的形势。了解歌词翻译的各种要求、难点以及因素并不是翻译的最终目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它们融入到翻译的实践中去, 将它们用于实处。
摘要:本文笔者分析了歌词翻译中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文化因素, 并对这些相关歌词翻译的各种要求、难点以及因素进行了探讨。
文化因素在广告翻译中的体现 篇8
一、广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广告用语在推广商品的同时, 也在推广一种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 因而受到特定文化的制约。广告语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广告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其对象的特定文化环境, 其文化内涵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在这点上, 许多早已打入我国市场的外国商品就是很好的例子。汽车品牌Mercedes Benz译成“奔驰”, 借用中国的成语“奔腾不息, 驰骋万里”, 很好的迎合了中国的语言文化色彩, 给人感觉车子的性能很好, 从而成为知名品牌。反之, 不注重文化因素, 只会给商品销售带来负面影响。上海曾出口一种“白翎”钢笔, 其英译名为“White Feather”。结果销量很差, 因为英语白色羽毛象征着胆小鬼。可见完全对等的翻译不符合西方文化的消费心理, 结果无法赢得市场。文化因素的多样性制约着广告翻译的正确性, 合理性及成功性。翻译广告用语时, 把握各种文化因素可是广告更加深入人心, 广告效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制约广告翻译的多种文化因素
1. 中西方思维模式因素。
思维是全人类共有的, 但在不同文化体系中存在着差异。西方文化中思维模式以逻辑分析为特征, 其表达倾向于简练的陈述和跳跃性的推理;而中国文化思维模式呈直觉整体性, 其表达相对的倾向于直截了当的陈述。如果不能把握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 就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迷惑不解甚至传递错误的广告信息。如“绿茶”这种商品译成英语为“green tea”, 而“红茶”译成英语却是“black tea”。因为汉语是就茶叶冲泡后所呈现的颜色命名的, 而英语是就茶叶本身的颜色而言。同样“红糖”被译成“brown sugar”也就可以理解了。
2. 文化心理及价值观因素。
中西方的价值观念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方社会崇尚个性主义, 而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集体主义和道德规范。美国著名广告语“just do it!”在香港电视上播放时译成了“想做就去做”, 这在标榜个性自由的美国没什么大惊小怪, 但作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具有传统的自律心理, 因此不少消费者认为该广告有诱导青少年干坏事之嫌, 纷纷投诉, 后来将广告词改成了“应该就去做”才平息了风波。
3. 社会历史背景及社会习俗因素。
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反映在广告翻译上也有所不同。日本丰田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 打出了一句套用中国俗语的广告标语“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而在美国若还是这样宣传的话, 恐怕令人难以理解。于是他们打出了“Not all cars are created equal”, 任何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美国《独立宣言》的首句就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丰田公司的这句广告套用不仅有震撼性, 更能表现出丰田车比别的车子质量要好, 因此占住了市场。
4. 语用意义及语言承载因素。
跨文化广告传播最明显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字的隔阂, 尤其是语意的理解, 精通受众国的语言, 适应其语言习惯及特色, 是跨文化用语的基础和保障。比如香港街头曾出现这样一则广告“She wants to put her tougue in your mouth”, 乍一看有人会认为这是应招女郎服务公司的广告。其实这是香港学习语言中心的广告。关键词是“tougue”, 如果按常规的“舌头”翻译, 便成了“她要把舌头放进你的嘴里”, 势必让人误解。挖掘“tougue”的另一层意思“语言”, 译成“她要把她的语言教给你”就一目了然了。
5. 政治法律因素。
政治和法律因素是广告翻译不得不面对的又一制约因素。比如“白熊”这一商标是译成“White Bear”还是译成“Polar Bear”合适呢?这就涉及到了政治因素。随着近年来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 “Polar Bear”已另有所指, 所以译成“White Bear”较为妥当。同样广告翻译也要保障不违反国际广告从业准则及目标国家的法律。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在德国宣传时, 不得不把广告“Refresh you best”改成“Refresh you right”。因为德国明确禁止货比货的同时又含褒贬暗示的比较广告。
6. 审美观念及消费心理因素。
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的审美取向。同一事物, 在这一民族看起来美伦美奂, 而另一民族则极可能视为丑陋不堪。如许多国产护肤品在说明书上将“增白”译为“whiten the skin”。在汉文化中增白是褒义词, 所谓“一白遮百丑”反映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 而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们追求的是古铜色的健康之美, 白在他们看来非但不美, 而且代表着贫困和疾病。许多人不惜花钱去晒日光浴使肌肤变得黑里透红。基于这种审美观念, 试想有谁会去花钱买难看呢?再如西湖藕粉曾被译为“Lotus Root Starch”, 在西方销量很差, 因为“Starch”为淀粉之意, 多吃会发胖。后来将“Starch”改译为“powder”才迎合了西方人的消费心理。
三、结语
广告用语是语言与文化的统一体。一个成功的广告翻译应该是通过对文化的分析, 把握文化的发展趋势, 在翻译中将文化观念提炼和表现出来, 并依据文化的适应性原则进行的文字再创作。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只有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广告才能深入人心, 精准传递商品的信息及特征, 成为有助于其商品占领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陈先红:关于广告文化的理性思考[J].现代传播, 2003, 2
[2]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3]权循莲: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广告语的翻译.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2005, 2
[4]潘绍中赫迎红:谈谈汉英对译中的文化因素[J].中国翻译, 2004
[5]于建平: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中词义和语义理解的影响[J].中国翻译, 2003, (3)
进出口商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篇9
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文化是语言活动的大环境。语言反映着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和特征, 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世界观均体现在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中。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中英两个民族的人们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历史背景、事务的象征意义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语言方面的差异;而两种语言的差异亦反映了中英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语言承载文化内容, 语言反映文化差异。而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译者良好的双语水平和文化背景知识, 是成功履行翻译职责的坚实基础。
二、商标的文化意蕴与翻译
商标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 需要研究语言、地域文化、消费心理和审美价值的差异, 决不是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机械翻译活动, 它涉及到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经济学、营销学、消费心理学和美学多种学科知识。实践已经证明, 成功的商标和广告的翻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不成功的翻译, 不仅会给公司或国家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 还会直接影响公司或国家的形象。下面主要从语言和文化角度讨论商品商标的翻译。
出口商品商标翻译的原则
(1) 尊重民族心理, 把握联想意义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心理特征, 由此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消费心理和联想意义。如在中国文化中, “龙”是“权威、吉祥、腾飞”的象征, 有不少商品以此命名;而英美文化中, 龙则是像鳄鱼类的凶残怪物, 是邪恶的象征。译者要有一定的跨文化意识, 还应该在可能限度内, 采用词汇手段等, 予以适当调整处理。
(2) 注意政治内涵, 展示民族文化
出口商品的商标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 促进中西文化和融合的机会, 商标的翻译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 尽可能地保留以我国山川、河流、名胜和具有民族风格的特有事物名称的商标, 以利于体现商品的民族特色。如“功夫牌”软底鞋商标, 完全可以直译为“Gong Fu”, 随着武打影片风靡全球, 这类译名不仅普通消费者易于接受, 对于海外的中国武术爱好者更有吸引力。然而, 也应该注意商标的政治内涵, 避免误会, 如“白熊”商标, 译为Polar Bear, 白熊生长在北极圈地区, 英文名确是Polar Bear, 从翻译角度看也确是无可非议, 但在当今政治语言中却有特殊的含义, 所以还是改译为White Bear为好。
进口商标的翻译原则
(1) 抓住消费心理, 精选褒义词语
一个好的商标译名, 对消费者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 但却是不可估量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可口可乐公司制订其在中国的销售策略时仅翻译成几个谐音的汉字, 结果无人问津, 惨遭失败。后来有位叫蒋彝的译者经过深思熟虑, 终于匠心独运将它翻译成“可口可乐”, 既保留了Coca-Cola的英语发音, 又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心理, 特别是“可口”、“可乐”, 既暗示了该饮料的味道, 又点名了其“可乐”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 Coca-Cola能在中国市场长盛不衰, 靠的就是这个声意俱佳的译名。
3、看准市场定位, 反应商品信息
产品进入市场后, 商品的商标名称往往反映出商品的市场定位和所面向的消费群体, 因此商标的译名应力求体现出其定位方向。如Procter&Gamble公司的产品商标原译名为“宝碱”, 现译为“宝洁”, 明显好于旧译名, 因为“洁”字明显体现了该公司所产生的洗涤、护肤、口腔保健产品的属性;类似有Colgate (高露洁) 、Avon (雅芳) 、Arché (雅倩) 等。
4、译名简短易记, 形象鲜明生动
进口商品商标在译成汉语后, 宜采用两字或三字的译名形式, 以符合汉语的指称习惯和音韵审美心理, 而三字商标更符合中国传统老字号的商标名称, 如“同仁堂”、“全聚德”、“稻香村”等, 而两字商标符合当今国际名牌商标的命名趋势, 如“丰田”、“索尼”、“日立”、“福特”等, 如译名字数过多, 则难以辨认, 不易上口, 且难以记忆,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商品销售。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要想在国际商务交往中, 特别是商务翻译中取得主动, 获得成功, 译者就必须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中的文化因素, 这样才能胸有成竹, 使商务交流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第一版)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年。[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第一版)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年。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 (第一版)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年。[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 (第一版)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年。
[3]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 (第一版)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3]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 (第一版)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
英语习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篇10
1 文化因素与习语的形成
要能够更好地对英语习语进行翻译, 首先要了解英语习语的文化背景。习语的形成与语言所属的民族文化是紧密相连的,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着自身的民族文化, 习语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促使习语形成的文化因素有:地理环境, 宗教信仰, 文学作品, 神话寓言, 历史事件, 风俗习惯等。如:
walk the plank (地理环境) cast the first stone (宗教信仰) the world is someone’s oyster (文学作品) look before you leap (神话寓言) , like 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 (历史事件) know which side one’s bread is buttered (风俗习惯) 。因此, 文化是习语产生的基础。
2 习语的可译性
在探讨习语的翻译之前, 我们得先解决一个问题, 习语可以翻译么?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同一语义的词语在不同国家或民族中含义往往不同。习语里经常包含一些对方文化里没有的东西, 很难在翻译的时候找到等值的对应词语, 这就是所谓的“不可译因素”, 但是习语具有“不可译因素”并非说绝对不能翻译的。Jackenoff (1994:185) 曾说过, 我们用任何一种语言所说的任何事情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 并保留源语所保留的思想。对此, 奈达 (2001:78) 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他认为, “所有语言的结构是百分之九十是相似的, 各种语言的共同点远远超过相似点。歌德提出:The goal of translation is to achieve perfect identity with the original, so that the one does not exist instead of the other but in the others’place.This kind met with the most resistance in its early stages, because translator identifies so strongly with the original that he more or less gives up the uniqueness of this own nation, creating the third kind of text for which the taste of the masses has to be developed.
也就是说, 如果把原语文化称之为C1, 译语文化称之为C2, 歌德模式可以通过下面的表达式表现出来。
C2→ (通过) C1→ (到达) C3 (刘宓庆, 2007:71) 这时的C3已经不是C2, 更不是C1, 而是一种C1与C2的“洽洽融合”。可见习语并非是不可以翻译的。等值是个程度的问题,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等值的程度而把不可译的程度减到最小。
3 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
3.1 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既然习语是可翻译的, 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该如何选择翻译策略呢?奈达在《语言, 文化与翻译》中提出的功能对等诸原则中有这么一条: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the greater the need for adjustment这为我们做习语翻译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有些英语习语和汉语习语在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上惊人地相似, 即两者不但喻义相同, 而且形象吻合, 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相通性。按照奈达的功能对等我们可以采用完全等值的翻译的方法。例如,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趁热打铁) , Constant dropping wears the stone. (滴水穿石) , Walls have ears. (隔墙有耳) , rack one’s brain (绞尽脑汁) , spend money like dirt (挥金如土) 等。
那么在源语与目标语文化出现差异时, 调整则是必要的。杨晓荣教授在学期初的讲座中指出, 翻译中的调整是调整的根本原因是语言文化差异, 调整的根本目的则是跨越语言文化差异, 在差异之间沟通。而根据奈达的翻译原则, 如果文化差异越大, 则调整的力度越大。如果在汉语中无法找到习语所指的等值翻译, 那么意译是比较好的方法:如前文提到的kick the bucket (死亡) , 是绝好的例子。再如, play possum (撞死) , 中国读者并熟悉“负鼠”这种动物, 更不用说它遇见危险时撞死的这个习性了。
3.2 读者的反应与译文的选择
读者的良好的反应是刘宓庆先生提出的文化适应性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些习语, 尤其是奈达提出的异质同构的习语, 可能会有多种翻译的方法, 究竟哪种翻译比较好, 良好的读者感受是判断的标准。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 而是透过语言表层, 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涵义, 如此才能译出为读者所接受的, 最自然的, 最接近原文的译文。
孙致礼先生 (2002) 提到了Unless you’ve an ace up your sleeve, we are dished的翻译, 他认为有将此习语人译成“除非你有锦囊妙计, 否则我们是输定了”是不恰当的。英语的have an ace up one’s sleeve是西方玩牌赌博时早藏袖中的“王牌”, 而“锦囊妙计”则是中国古代宫廷争斗或疆场征战时封在“锦囊”中的神妙计策, 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 因而能引起不同的联想, 如果用来互译, 势必给读者带来错觉。因此, 这句话还是采取直译法为好:“除非你手中藏有王牌, 否则我们是输定了。”
然而考虑到文化的适应性尤其是良好的读者感受的角度, 赵致礼先生的看法其实恰恰是让中国文化去适应英美文化的一种表现。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读者反映之不可能相同 (王东风2000) , 也就是说即使将“Unless you’ve an ace up your sleeve, we are dished”翻成“除非你手中藏有王牌, 否则我们是输定了。但是中国读者与英美的读者仍不能获得同等的感受, 这样的翻译似乎是刻意地抹杀了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
奈达认为最好的翻译是让读者感觉不到翻译。在翻译实践中, 郭建中 (2000) 也认为不论在当代或在历史上, 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占据上风。这是因为读者更喜欢通顺易懂的译文。那么将“ace in the sleeve”翻译成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锦囊妙计”, 才更会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可见读者的良好反应是决定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
3.3 世界文化交融让习语的翻译有着直译方向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间的频繁交往, 一些颇具民族特色的东西越来越被其他民族所接受。文化的差异正在缩小, 民族的特色正在融合, 因此越来越多的习语即使是直译, 也能为读者所理解。如ivory coast (象牙塔) , sword of Damocles (达摩克利斯之剑) , bottle neck (瓶颈) 等, 像恰到好处的直译既传达了语义又保留了源语的色彩与形象, 还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是值得肯定的翻译策略, 毕竟最简单的翻译就是最好的翻译。
4 结语
习语承载着世界上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色与信息, 习语的可译性毋庸置疑。因此, 翻译英语习语的时候译者需要综合考量文化因素之后再决定具体的翻译方法或策略, 从而找到英语习语在汉语中最佳的等值翻译。无论直译与意译, 在翻译习语的时候都不是绝对矛盾的, 而是互补的, 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通用的。另外, 以上所述只是孤立地去谈习语的翻译。在翻译实践中, 究竟采取何种翻译的策略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原著的问题, 翻译的目的, 具体的语境等。
参考文献
[1]奈达.语言.文化和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2]骆世平.英语习语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4]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篇11
[关键词] 跨文化 翻译 归化 异化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文化寓于语言之中;语言若不承载文化,也就没有意义了。Juri Lotman就说过:“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翻译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之间的转换。翻译不仅与语言息息相关,更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翻译既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汇合,也是不同文化之间之的碰撞。不同文化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的共性,也有相互差异的个性,因此才构成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翻译的理论基础是语言之间存在着可译性,因为两种语言之间共同点远远超过不同点。”翻译实践中所遇到的文化差异现象,给翻译实践造成特殊而又巨大的困难。
一、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理论
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是近年来翻译者在处理翻译中文化因素时常用的方法。归化策略以译人语文化为归宿,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做出适当的改变和调整,用译人语文化的表达方式取代源语文化的表达方式,使之更符合译人语的文化表达方式,异化策略则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强调保留源语文化的表达方式,使读者更了解异国风情。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速和增多,不同的文化日渐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本着保持源语文化的目的,更多的翻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开始考虑以异化为主,以便更好地实现“文化传递”或“文化传真”。
二、归化和异化的运用
1.归化法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看,虽然归化法轻视源语文化对译语文化的借鉴作用,忽视两种文化之间的可理解性、可融合性,以及相互渗透的可能性,但是归化法重视译语的文化,即对译语读者来说是发扬译语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归化法翻译时尽可能地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与理解层次,迎合译语读者的口味与审美情趣,能够打破原文的束缚,传达原文的精神,更能贴近译语读者。总的来说,归化法翻译以译语文化为归宿,将源语文本完全纳人译语文化体系,避免了文化冲突,实现了跨文化的交流。
(1)汉语里有许多成语、习语在英语语言里找不到与之一一对应的说法,但表达不一、内涵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注意比较,用归化译法翻译这些成语、惯用语,易于被读者理解,读起来比较地道、生动,尚可产生异曲同工之效果。例如:
太阳从西边出来:Pigs might fly.
雨后春笋:Spring up like mushrooms.
守口如瓶:As stubborn as an oyster.
蠢得像猪:As stupid as a goose.
一日之计在于晨:An hour in the morning is worth two in the evening.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One boy is a boy, two boys half a boy, three boys no boy.
(2)英语里有一些关于“狗”的成语,例如:
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
You are lucky dog.你是个幸运儿
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
在这些习语里,如果把dog异化翻译为“狗”就很不合适了。因为dog(狗)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内涵相差甚远。在西方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以狗喻人则使语言生动形象,通俗贴切;而在汉语文化中,狗则是“势利”的代称,具有明显的贬义,若把人比做狗,更是骂人的脏话。若此处“dog”译为“狗”,不仅不能体现源语的幽默,反被误认为是骂人之语。
2.异化法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看,异化法翻译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在译文中表现该文化差异,保留源语文化,让读者了解源语文化及源语风情。异化法译文一般保留源语文化特点,丰富了译语文化和译语表达方式,拓宽了译语读者视野,符合各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需要。当然,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文化传真”的基本原则,不要使用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字眼,以免以“中国味”取代“洋味”,造成“文化失真”。
例如,有译者翻译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将with fiendish exultation in their faces译成“那模样活像阎王爷再世”,就犯了“文化错位”的错误,因为“阎罗王”本是佛教,也是中国冥界的主管,译者将其放在译文里,好像基督教与佛教“共享”一个魔鬼。其实,基督教的魔鬼是撒旦,这两个魔鬼是不可混淆的,否则势必产生误导作用。
很多人过去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成“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几个脑袋总比一个脑袋聪明),或“Collective wisdom is greater than a single wit”一人智不敌多人智),但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英美人对中国历史和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了解,“诸葛亮”这个人物已为他们所熟悉,将这个习语翻译为“Three cobblers make one Zhuge bang”,已经可以为很多人所接受了。
(1)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红楼梦》第三回)
杨宪益夫妇译文: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 Kan①, 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②
注解:①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②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霍克斯(Hawkes)的译文:She has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Can; 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
“比干”,“西施”分别是中国历史上智慧和美的化身,这里杨译和霍译都采用异化手段,杨译直译加注,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让英语读者更好地了解“比干”,“西施”人物传说的文化内涵,霍译则更多地考虑了西方读者的接受程度,采取简单的增译,虽避免了累赘,但也难免遗漏了源语的文化信息。
(2)as wise as Solomon①像所罗门一样聪明;②智如诸葛。
Go to law for a sheep, you lose a cow.①为一只羊打官司,却损失了一头牛;②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①说鬼就有鬼;②说曹操,曹操到。
译①以异化见长,忠实贴切;译②是归化译法,以文化替换的方式来传神达意。但因为文化内涵的差异而旨在另一种语言中寻找源语言的相似部分,不免会牺牲源语文化中的附载信息。如“Go to law for a sheep, you lose a cow”本含有“律师借打官司之际,向原告和被告勒索钱财”之意,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虽喻义相近,文化内涵却已丧失殆尽。既然文化交流是翻译的重要功能之一,那么翻译中就应尽量减少文化信息及内涵的流失,因此译①应得到推崇。毕竟西方的所罗门不是东方的诸葛,东方的曹操又怎会是西方的“鬼”?
异化法将源语文化及源语语言信息以近乎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方式贡献给译语文化及译语语言,并为译语语言提供了全新的成分。随着这种全新成分的大量涌人,译语内部发生了各种聚合和裂变反应,最终导致译语的某些成分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跨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得到了大大推进。
总而言之,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异化”和“归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两者各有其长。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和“异化”将永远同时并存,缺一就不称其为翻译。
参考文献:
[1]LOTMAN,JURI&USPENSKY,B A.On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e[J]. New York History,1978.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武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3]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篇12
一、商务英语翻译中中英文化因素的差异性
1 . 风俗习惯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民族风俗习惯渗透着“尊卑贵贱”的儒家思想,这种文化观念与民族风俗使中国人较英语国家更为保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孩子起名时要忌讳,不可与父母重字,可以随便问人年龄等等。而这种文化风俗在英语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语中没有名字忌讳现象,而在英语国家进行寒暄打招呼时,是特别忌讳问人年龄的,这是极大的不尊重。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双方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使商务英语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民俗习惯的差异性。
2.颜色文化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对颜色的理解与运用上也不尽相同,这就是颜色文化差异。例如,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中国词语“红白喜事”中的“白”是什么意思看,于是他们在翻译时往往意译为“dings and funeral”,即婚礼和丧礼。相比之下,外国人在办喜事时往往穿上圣洁的婚纱,此时的“白”代表着纯洁、圣洁,与中国就大相径庭了。再如,在汉语中“黑black”是邪恶的,但在英语表达中“in theblack”寓意盈利。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应注重颜色文化的差异性。
3.物质基础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物质生活基础较西方国家低下,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们崇尚心理,人们敬天、敬地,敬神,以期改变已有生活状态。中国的多神崇拜思想使其“以虎为神,以龙为神”,“dragon”在中国有“吉祥”“高贵”“神圣”的文化意义,但在西方“龙”是“邪恶”“凶狠”的象征。当然由于物质基础与生活环境的不同,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更为含蓄隐忍,而西方国家则更加大胆开放。中国人对一些不雅现象要避讳,或用稍微文雅的词代替,而英语国家在表达上则会直接呈现,毫不隐晦。另外,除了物质基础差异之外,还有心理特征差异,数字文化差异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基于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翻译有效策略
1.翻译中要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培养翻译者的跨文化翻译意识,促使其在翻译中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尤为重要。不同国家都存在一定的文化禁区,可能一些因素在一个国家呈现出美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另一个国家便成为完全相反意义,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把握好文化差异性,保持谨慎小心的状态,避免尴尬和歧义现象的出现。翻译要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双方文化的精神契合点,让两种文化在时尽可能接近,或者通过艺术手法使带有异域色彩与格调的词汇在翻译时在翻译作品中再现,而又使翻译作品内容、语言等方面不失和谐与优雅。例如,在对商标“zephyr”进行翻译时,译为“和风”,便是找准了中西方文化契合点。再如,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在征集英文商标时,经过反复的对比与考虑,将目标锁定了“Go Believe”。“Go Believe”这一翻译语不仅在声音上与“狗不理”相似,同时该商标也让英语国家民众产生一种依赖与美好的心理感觉。
2.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商务英语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如“T恤衫”等,这些词大多是通过音译、意译或半音半意、音译外加汉语链接等途径实现的,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要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巧妙运用音译、音意译、英汉结合等翻译方法。当然,随着文化融合的不断加快,很多词汇被借用到英语中,如基于中国传统武术的“Kongfu”和基于太空科技的“taikonaut”。总之,多样化的新词汇在文化融合与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译者因此要时刻保持开放性的翻译心态,优化汉语词汇系统。在语音、语法与构词方面进汉语继续纯化与美化,使其在符合英语国家文化的前提下,不断满足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伦理等方面的文化需求,同样使汉语更好地为商务英语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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