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因素

翻译因素（精选12篇）

翻译因素 篇1

一、文化与文化结构

文化是一极其复杂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几乎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每一个方面。单从结构上分析，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物质文化、公共文化、心理文化。文化结构中的物质文化和公共文化通常被称作表层文化，而心理文化则被称为内涵文化，同时，心理文化不仅是文化的精髓，它还统治着物质文化和公共文化。

（一）西方关于文化结构的理论

尽管大量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给出，但什么是文化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Kroeber和Kluckhohn给出了文化的定义：

Cultureconsistsof patterns, explicit animplicit of andforbehavioracquiredandtransmittedby symbols, constituting the distinctive achievement of human groups, including their embodiment in artifacts;the essential core of culture consists of traditional ideas and especially the attached values.Culture system may, on the one hand, be considered as products of 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as conditioning elements of futureaction (Katan, 1999:16)

Trompenaars在其“RidingtheWavwsof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文化三层的模式(Trompenaars, 1993:22-23)：外层(人工制品)是最可见的一层，他将这一层称为显性层，制度的制定、法律和政治制度也归于这一层;中间层介于准则和价值之间;最后一层是核心，它是不可见的，Trompenaars称之为“隐性”，这是文化的核心。

（二）关于文化结构的中国理论

文化结构的理论在中国经两个著名的学者进一步发展。梁漱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终身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中西方文化与心理学》一书中，梁漱溟讨论了文化的三个方面：物质生活，人类生存所需的所有物质资料;社会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与艺术。庞濮，著名文化研究者，给出了“文化结构”这一名词。在《文化与民族及时代的关系》一书中，他解释了文化结构的含义：外层的物质;核心的心理;中间层是两者的结合，物质方面的意识，如理论、系统以及行为。

二、翻译方法

文化及其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了翻译中文化因素翻译的复杂性，文化误译、文化切割是文化因素翻译中出现的两个主要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决这两个问题。

（一）解释

解释意味着译者向读者解释原文的中文化因素。当源文化因素不能用其他语言表达时，译者不应当将原文的格式强加于译文，否则将会歪曲原文意思。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通过改变原文的格式以达到翻译的真实与有效。一方面，如果译文文化中没有原文中涉及的相同的对象或事件且与译者联想的意思不同，如果原文作者没有使用源文化中的重要的文化因素以便创造艺术形象，这样译者可以使用“解释”的译法以便达到向读者转移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

（二）详述

详述作为一种解释方法，意思是通过提供必需的解释性词语消除使读者困惑的隐性含义。正如我们先前提及，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至于许多思想、惯用法在母语中很容易理解，而当文章被翻译后就很难让其他国家的人理解。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类思想、惯用法，译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原文加以详述。

(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全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汉语中，“醋”有另外一个含义“嫉妒”，而在英语中，“醋”是坏脾气、性格不好等的隐含之意。在这一译文中，“in his jealousy”的翻译借用了详述翻译方法，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文化。

（三）注释

注释，脚注或尾注，都可以用于解释某些特定文化特点，这些文化特点包含太多的难以向读者揭示的文化内涵或文化形象。注释有助于帮助译者将源文化的文化信息减少到最低程度，且有助于读者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对译文的理解。

———咱们靠的是实力，不是位置。展品不行，坐在8888洽谈室里谈也不行。(张欣，《首席》)

对一个企业家的事业而言，带有8888数字的房间号将是一个极其顺利的房间，因为8被视为一个吉利数字。这一迷信来源于8的发音，8与发财的“发”同音。

（四）改写

改写, 即“the re-expression of something written or said in different words, especially words that are easier to understand” (Longman’s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 .

改写作为翻译的一种解释方法，是将原文的观点与体现的精神转移到译文中。这一方法常用于成语、隐喻的翻译。

不到黄河心不死，在失败中重新站起来。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 中国人将其视作“母亲河”, 汉语中有很多关于她的文化积淀的成语, 这些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是很难于理解的。如果“不到黄河”被译为“untilonereachestheYellowRiver”, 读者对这样的译文是很难理解的。因此我们将其译改译为“until allisover”.

三、结论

文化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基本翻译过程，它尽可能再现了原文的意识内涵与格式，尽可能多的保留了原文的文体风格。文化翻译应遵循以下规则：

翻译不仅要再现原语言的形式，也要保留它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说，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因素通过对翻译方法的选择，既可以做到保留原文的意义上，也可以保留其风格和形式上的美。

翻译因素 篇2

语际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翻译策略研究

语际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深谙目标语和源语两种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源语的文化意蕴.本文着重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传统、审美意识等几个方面来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指出如何在文化语境差异下交互使用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从而完成翻译的文化交流之使命.

作 者：刘雅嫦 作者单位：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英语教研室,湖南,望城,410200刊 名：考试周刊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年，卷(期)：2008“”(13)分类号：H0关键词：中西文化 价值观念 宗教信仰 审美意识 归化 异化

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 篇3

关键词：影响 翻译 文化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词语在语言当中属于活跃的因素，反映了社会思想的变化。每种语言都与特定民族的历史有特殊的关系，词语来自于特殊的地理以及人文环境，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社会风俗以及审美习惯等，所以，词语浓缩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代表了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词语的翻译要求翻译人员准确了解他国文化当中的习俗、信仰以及价值标准等等，传达他国的文化，做到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依靠的就是翻译，所以，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活动，文化的差异会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一些困难，挣脱文化的束缚是人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这种束缚对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翻译人员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最大限度挖掘自身的潜力。所以，翻译者的翻译活动有创作的空间。在翻译过程当中，翻译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脱离文化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一、思维方式

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大环境使得人们的思维习惯以及表达方式不同，翻译人员的思维方式会影响翻译的质量。

首先，不同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的遣词造句表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西方人注重方法的分析，运用举一反三的思维方式，句子的结构由主到次，是树杈形的结构。比如：Spring has so much more than speech in its unfolding flowers and leaves，and the coursing of itsstreams，and in its sweet restless seeking(John Galsworthy，The Apple Tree)译为：春花含苞待放，绿叶缓缓舒展，溪水潺潺流淌，欢乐的春天涌动着无限的追求和希望，这一切难以用言语倾诉表达。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的和谐性，句子结构以时间顺序为逻辑，层层递进，是流水型的句式结构。在翻译的时候，英文的一个长句需要翻译成汉语的几个短句，有的时候汉语的若干短句可以合并翻译为一个英文长句，比如：此时鲁小姐卸了浓妆，换了几件雅淡衣服，公孙举目细看，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昊敬梓《儒林外史》) 译为：By this time Miss Lu had changed out of her ceremonial dress into an ordinary gown，and then Gongsun looked at her closely，he saw that her beauty would put the flowers to shame[HJ2.57mm]

分析原文要能够处理词语的意义以及联想的意义，分析语篇的结构是翻译的重要过程，在运用衔接手段过程当中很容易出错，翻译人员必须明白英汉的语篇结构，才能避免语篇翻译缺乏逻辑性的情况发生。语法衔接方面，汉语语法是隐性的，英语语法是显性的。汉语富有弹性，语法处在次要的地位，汉语的省略只求达意，不考虑逻辑，经常使用主语的省略，谓语省略很少。英语中经常把动词省略掉或者是把形态标记省略掉。汉语替代的频率比英语要低，汉语经常运用原词复现的方式来达到语篇的衔接，讲究精密明确，而汉语具有模糊性。

二、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分为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近些年来，语用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文化语境的范围进一步拓宽。文化语境主要包括态度、宗教、行为等等方面。用一种语言文化把另一种文化表现出来，会反映出两种语言的文化特征。翻译的作用就是把语言文化中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种目的语当中，所以，文化语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地理环境的差异是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词语特定的意义。社会历史的差异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所以特定的人物以及事件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

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词语的翻译，所以在翻译当中，译者要了解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中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词语所包含的文化含义，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来翻译。如果原文语言的文化因素与译文不对等，可以采取添加注释等方法。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将文化背景下的词语翻译成其他语言更困难，很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这就要求译者谨慎，仔细分析词语中容易引起误解的文化因素，根据具体情况，不违背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再现原文所表达的意蕴，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

参考文献

1彭仁忠，陈厚勤翻译中适度异化与文化交流[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1)

2赵颖语言中的文化与翻译中的文化“传真”[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1)

作者简介

文化因素与商标翻译 篇4

关键词：文化因素,商标翻译,策略

商标是商品的名称，是代表商品的语言符号。而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差异会导致词汇文化内涵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商品标牌中都蕴含着各自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商标时，译者要充分把握两种文化的共性，注意英汉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禁忌的不同，灵活采用音译、意译、音意合璧等主要策略。

一、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1. 对动物的认识不同

人们常常把某些品质或特征与某些动物联系在一起。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说不同语言的人会赋予相同的动物以不同的意蕴。某一种动物在一种文化中能可能引起某种联想，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能引起截然不同的联想或不能引起特定的联想。例如我国有一种“蝙蝠”牌电扇。由于“福”与“蝠”谐音，“福”蕴涵“幸福”“洪福”，它还被视为吉祥、健康、聪明的代名词。而在欧洲的民间传说中，它是一种邪恶的动物，是邪恶与坏的化身。英语习语as blind as a bat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2. 对颜色词的认识不同

汉语中，文化大革命时期，“黑”即“反动的，反动分子”，如“黑组织”等。古代老百姓被称为“黔首”或“黎民”，此中的“黔”和“黎”均指黑色，象征贫困穷苦。英语中的“black”却没有这些含义，而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反种族歧视斗争的发展，“Black”逐渐取代“Negro”来指代黑人，黑色成为令黑人骄傲的颜色，他们认为“Black is beautiful.”。商务英语中，黑色还可表示盈利，如black figure等。

3. 对数字认识的不同

中国人喜欢使用含8, 6, 12的数字，因为他们的谐音分别可以理解为“发发发”、“六六顺”。凡大红喜事，乔迁新居，婚嫁彩礼，没有一个不选择一个“8”字的。而在欧美国家“7”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大吉大利的数字，在穆斯林看来是圣洁的数字。美国有一种汽水叫“seven-up”，如果直译成“七上”，很容易想到汉语中的“七上八下”，不会讨中国人喜欢。所以翻译成“七喜”顺应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巧妙地表现出了源语中seven的大吉大利的文化涵义。

4. 对图腾文化的认识不同

图腾文化是产生于原始时代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中国原始社会时期图腾林立，在图腾发展的进一步神话之后，形成了龙凤等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综合性图腾现象。龙是皇帝的代表，是高贵、神圣的象征，如“真龙天子”、“龙宫”就具有高贵、神圣的色彩。但在英语文化里，龙却是一个凶残肆虐的怪物、一个可怕的象征。一些描写圣徒和英雄的传说都讲到了与龙的斗争，并以龙的被杀为结局，如英国古代英雄史诗《贝奥武甫》。

二、解决商标翻译中文化差异的主要策略

1. 音译

音译法是根据商标原文的发音特点，直接选用目的语言中发音与之相同或相近的文字来将其描述出来。特别是有些商品名称本身就是专有名词，无具体词义可言，因此音译就成了无可替代的手段。音译法简单易行，既可保留原文的风韵之美，又可表明商品的异国情调。比如Gillett(吉列)剃须刀，Sony(索尼)电子，长虹(Changhong)电视都是音译法的成功例子。法国服装品牌Pierre Cardin音译为“皮尔·卡丹”，极具异国风情，使消费者产生一种正宗法国名牌的潜意识。

2. 意译

对于普通词汇的商标词，如果其本名有益于联想，译者可根据原商标词的含义译为意义相同或相近词语。直译法适用于大多数商标词的翻译。如皇朝牌葡萄酒的英译名为Dynasty，带给人一种贵族气息，而且传达的是历史悠久的陈年好酒的信息;“长城”(GreatWall)商标在西方文化中已不再是陌生的词语，既说明产品由中国制造，又象征人类奇迹、独一无二，从而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3. 音译和意译相结合

著名男装品牌Goldlion就是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典型例子。Goldlion原来译为“金狮”，但犯了中国商人的大忌，因其谐音为“金失”，所以产品滞销。后来Goldlion改译为“金利来”，将gold(金)一词保留意义，而lion一词采取音译手法，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有了驰名全中国的“金利来”商标。不但气派恢宏，而且含义大吉大利。因此迅速在市场上树立自己的形象，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金龙牌客车巧妙地拼译为King Long，而未直译为Golden Dragon，既避免了外国乘客可能对dragon(龙)的反感，又巧妙表达了该车长期(long)提供顶级(king)服务的概念。

4. 谐音取意

谐音取意法指选择音色与意义都与原文较为贴近的字词，寓神韵于音韵之中，不仅使译名得体，还反映了商品的内涵。较为著名的范例有化妆品Revlon音译为“露华浓”(巧借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名句)。译名既顾其音又产生一种美感，充分考虑到了汉语文化的接受条件，符合文化语境中的受众的表达习惯，让消费者喜闻乐见，可谓一举数得。

三、结语

商品要打入国际市场，商标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广告策划，因此，商标词的成功翻译有助于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有利于商品为更多国家的消费者所接受。在商标词翻译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功能翻译理论作指导，基于对商标词正确而贴切的理解，注意文化差异，运用行之有效的方法，译出能完美体现商品内涵、传递商品神韵又能兼顾消费者文化风俗习惯的佳作。

参考文献

[1]郭著章, 李庆生.英汉互译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2]刘法公.论商标汉英翻译的几个关键问题[J].中国翻译, 2003, (6) .

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传译 篇5

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传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跨文化的交际,翻译的内容是语言文字所承栽的文化,恰当的`翻译能有效地促进文化交流.由于英、汉文化差异在语言上的表现,以及历史、宗教、民俗等因素对文化理解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化传译中应把握四条基本原则.

作 者：刘敏 LIU Min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公共外语部,湖南,吉首,416000刊 名：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CITY UNIVERSITY年，卷(期)：29(1)分类号：H315.9关键词：文化因素 传译 语言 影响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介入 篇6

关键词：文化因素；思维方式；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12-0066-2

Abstract: Culture conflict and unification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Cross-cultural thought is more often used in translation. The result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proven its possibility.

Key words: culture factor, thinking method, translation

21世纪将是和平、发展、信息的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世纪，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不断汇集、冲突、选择、交融的世纪。而翻译作为跨文化的语言信息转换，在这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起着桥梁的连接作用。

1. 文化差异与思维方式

西方文化主要有三个来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都以直觉思维为主导，这就是主体在充分的思维准备前提下，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接获得某种知识的能力，突然在认识发生上的质变与飞跃。直接思维的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忽视个体，强调义务责任，忽视个体权利；相反，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是以主客体对立为出发点，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形成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概念与范畴，对外部事物的反映不是靠直觉感性的认识，而是依赖抽象理性的表述，是一种分析性逻辑思维模式。西方思维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分析思维的结果是将个体与部分置于首位，使西方文化产生了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真谛，有利于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客观的比较、分析及正确的鉴别和选择。

翻译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包涵了三层意思：一是指揭示外国语言的外国文化内涵；二是点明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形成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三是翻译过程中排除母语文化及汉语思维方式的干扰，努力习惯西方的思维方式，掌握并应用地道的外国语言进行翻译。“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中所包涵的异民族特性、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深层文化对翻译有着深刻的启示。

2. 构词上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构词法透视出各民族不同文化及价值取向。例如，英语中的词缀反映了英语国家的社会现象和英美人的价值取向。美国人极其崇拜“个人主义”，只要看看英文词典中的合成词，有多少词是self-（自身、自我）为前缀的，就可以看出“自我意识”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重要。笔者出于好奇，特查阅了《新英汉词典》，以self-为前缀的词共有188个，其中有部分贬义词，大部分为褒义或中性词。如self-control（自制），self-esteem（自尊），self-confidence（自信），self-reliance（自力更生）等等。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均透示出美国人十分强调自身自我的主观能动作用。

再如，gate的词义是“门”。近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出现Irangate(伊朗门)，Whiterivergate(白水门)，Monicagate（莫尼卡门）之类的词，往往让人在翻译时不解其意。词中的gate已经失去原来的词义，是美国新闻界造出来的新词根，是重大事件与丑闻的代名词，因此在翻译时便一一译为：伊朗事件、白水受贿案、克林顿桃色丑闻等等。其实，英语中表示“丑闻”的专用词为scandal，又为什么用gate取代呢？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水门事件“Watergate”曾轰动了十年之久，因而记者们认为gate比scandal更具有震撼力，更富有政治色彩和渲染作用，于是从水门事件后以gate结尾表示“丑闻”的词愈来愈多。近年来gate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后缀，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事隔50年后，白宫政治家们再次追究1949年失掉中国这块肥肉责任之丑闻一批露，新闻媒体立刻出现了“Chinagate”（中国门）这一字样。

3. 词义之异文化联想与翻译

各种语言在表达共同的抽象概念时，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氛围中，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意概念之外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例如，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反映了西方人的“个人”价值观。《韦氏英语词典》（第二版）对其涵义有如下解释：1）直译为个人；2）个人特色；3）经济活动中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制约的市场经济；4）国家为每个人存在，而不是个人为国家存在；5）个人兴趣是人类活动目标。凡符合以上5个原则的行为均可称“个人主义”。可见，在美国个人主义这个词是褒义的，它所提倡的主体意识是独立自主、独立思考、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自我奋斗。它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意义相对应的词应是egoistic。美国人崇尚美式的个人主义，如孩子刚学走路摔倒了，美国母亲虽然心疼，但并不急于将孩子抱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爬起来。美国人对孩子的爱表现在培养孩子的自身的求生和竞争能力上。

虽然仅仅是一个单词，却蕴含了美国人深层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带着母语的文化理念去翻译外语往往会造成对异国文化的误解。

4. 语言文化的多种定义

从文化知识背景来看，不同地域的人，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其范围原型不太一样。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文化的不同，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也可能不同。译者要全面反映作家的个性气质，除了像老舍先生所说要对外国作家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思想上、艺术上的地位特点外，还涉及其智力、情感和思想等多方面的非语言因素。（罗新璋，1984）从文化的语义来说，汉语和英语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大相径庭，但在经历了漫长的语义发展和演变过程之后，其基本含义已趋渐同。国内外学者曾先后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予以多种界定，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家所解释。有学者把文化的定义分为七组，并给予总数性的评论，这对翻译起到了异向性的作用。七组定义分别为：（1）描述性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2）历史性的定义：一个群体的文化是指这一群体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而这些社会遗传结构又因这一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而获得其社会意义；（3）行为规范性的定义：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被称作文化，它包括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传统行为；（4）心理性的定义：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为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的总和。文化包括人类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手段；（5）不完整性的定义：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个社会所做、所思的事情；（6）结构性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反映行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模式系统；（7）遗传性的定义：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综上所述，翻译只有通晓古今文化的变通规律，明白各种不同文化的背景，才能以恰如其分的文辞、得体的文笔、符合规范的文体译出原作者的风格，表现出原作品的神韵，把文化因素、语言因素、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结合在一起，全面地反映原作品个性与气质。翻译标准是译者翻译实践的行为准则，是人们用来评判翻译质量的尺度。文化是社会行为的习惯（Bourdieu, 1977），因此翻译过程中把握原语的意图，使译者获得与原文一样的语用效果，需根据目的语的文化因素介入，译出源语的真实含义。

该文同时发表在“雅信达英语互动网”www.EnglishVod.net和“认真企业网站”www.TopEnglish.net。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广告翻译非文本因素研究 篇7

李蓂 (2007) 指出, 在广告翻译中, 情景误置是一种较为严重的错误。李蓂提到了情景因素的重要性, 体现了对非文本因素的关注。对非文本因素的忽视往往会导致无效、甚至错误的译文。撇开非文本因素单纯讨论文本翻译不但毫无意义, 更可能以讹传讹, 将广告翻译和相关研究引入歧途。笔者将出现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广告误译归纳整理如下, 并提出修改意见, 希望能抛砖引玉, 引起人们对非文本因素的关注。

2 非文本因素与广义互文性理论

本文所说的非文本因素指的是非文字, 严格来说是非原文文字的社会符号。文本 (text) 的概念经历新批评、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阶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远远突破了文字文本的局限。与文本理论息息相关的互文性理论 (intertextuality) 划分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两大流派。前者局限于诗学范畴, 关注语言系统内部的问题;后者则研究文学文本对其他非文学甚至非语言的符号系统 (即各种社会实践) 的转换。后者的代表人物为符号学大师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和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克里斯蒂娃意图将文本归于“文化或 (社会) 文本”的大文本概念下进行研究 (Kristeva, 1980:36) 。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中, 其他文本以不同的可辨度, 在不同层面出现;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言的新组织 (tissue) ;各种符码、公式、韵律模式、社会语言片段等, 都进入文本并重新分配 (Barthes, 1981:39) 。由此可见, 广义的文本面对的是开放的符号世界, 绝非局限于传统狭义的文字文本, 声乐、图像、影视、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等都是社会符号, 均可纳入广义互文研究的范畴。

广义互文理论这种开放性思维显然可以极大拓展广告翻译研究的视野。广告翻译不再局限于对原文文字的忠实, 而是可以将文化习俗、意识形态、营销策略、产品特征、消费群体、传播媒介、声音图像等诸多广义互文因素涵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 广告翻译应该是一种多符号、跨文化的互文重建过程, 绝非仅仅追求对原文的忠实对等。哈蒂姆在谈到互文性翻译时指出“若仅仅借助信息含义, 任何互文指涉都无法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Hatim&Ian, 2001:137) 。广告译者所面对的是原文语境和译文语境下的两大互文网络, 翻译的过程即是各种互文因素相互交织、冲撞、中和的过程。仅着眼于原文提供的文字信息, 往往会失之偏颇, 导致不当的译文。笔者仅就品牌定位、译语规范和广告画面三种非文字互文因素, 结合实例, 剖析互文性之于广告翻译的重要意义。

3 广告中的非文本因素与广告误译

3.1 品牌定位

广告翻译应是建立在市场分析与品牌定位基础上的复杂决策过程。单纯立足于广告的原文文字的翻译往往难以在目标市场达到预期广告效果。原文文本只能是信息供源之一。广告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品牌定位与目标消费群体特征的基础上, 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原文的要义, 保证译文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发挥合宜的作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目前广告翻译中依然存在忽视目标群体、一味求雅的做法。以百事可乐为例, 它是一种大众化的碳酸饮料, 品牌定位是“年轻”。百事为扩大消费群体, 将青春的含义拓展到心态的年轻, 广告词“it’s Pepsi for those who think young”就是为了表达百事的这种意图。下面是一则被反复引用的百事英文广告翻译:

Catch that Pepsi spirit, Drink it in.

Now it’s Pepsi for those who think young.

Have a Pepsi Day.

原译:

君饮百事可乐

精神爽朗快乐

欲使青春常驻

天天喝它一喝

原文采用的是活泼平实的歌谣形式, 而译文却是对仗工整的五言诗, 措辞也显得过于文绉绉, 体现不出原文的轻松和活力。译为“欲使青春常驻”非但与原义有出入, 更使译文像保健品广告, 不符合百事可乐的产品定位。

改译:

百事可乐

年轻的精神

畅饮百事可乐

畅享青春每天

3.2 译语规范

广告翻译必须符合译入语文体特点, 这是为国内翻译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国内也有许多论文对于英汉广告文体差异、英汉语言特点作出论述。此处笔者并不想讨论文体与翻译, 而是想指出某一类产品、某一行业在译入语中往往有规范的译名。这种语言规范往往反映出固定的认知图式 (schemata) , 即特定消费群体对某类商品所持有的知识结构。一旦广告译本不能顺应已有的认知图式, 就会令消费者产生隔阂感, 甚至误解, 最终消费者会忽略或者质疑广告内容。例如:

At last, a moisturizer that perfect skin.See the impact.

原译:

终于有了湿润皮肤的Lancôme。请看效果。

Moisturizer在美容界固定译成“保湿乳液”, 而且护肤品广告中也很少用“湿润皮肤”这样的表达, 译为“滋润肌肤”“润泽肌肤”“保湿”更容易被接受。国际知名品牌Lancôme对应的中文译名是“兰蔻”。这样的译文对于熟悉护肤品广告的女性消费者而言, 无疑是生硬突兀的, 此处若结合译语规范这一互文因素, 则译文会更易于接受, 也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改译:

兰蔻保湿乳液, 全面完善肌肤, 效果看得见!

3.3 广告画面

优秀的广告往往是声音、文字、图像的完美结合。广告画面是构成非语言语境的极其重要的互文因素, 翻译广告时, 应该重视文字与画面的相关性。如一则西铁城手表的英文广告词为:

What’s on your arm should be as beautiful as who’s on it.

广告画面是一位绅士手挽一位美女, 手腕上佩戴着西铁城手表。广告图文浑然一体, 都包含了名表佳人的对照。原译为“好马配好鞍, 靓表衬俊男”与画面一搭配, 显得不伦不类, 有贬低女性之嫌。不如改译为“西铁城——君子好逑!”, 与画面配合更显妥帖。

目前国外广告翻译研究已经突破文字文本的局限, 而开始对视觉图像这一非文字因素展开深入研究。Smith (2008) 通过研究中国市场的国际广告, 运用巴特的符号学理论, 就广告中的视觉效果传译展开深入探讨。Torresi (2008) 研究国际广告的图像、排版等视觉因素的符际翻译。相比较而言, 国内广告翻译研究在这方面明显滞后。

4 结语

广告翻译绝不可以只关注原文文本, 而应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将更多的非文字互文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且这些因素也远非只有本文提到的品牌定位、译语规范和广告画面, 而包含风俗文化、审美心理、营销策略、产品特征、传播媒介、传播时效、法律法规等诸多社会符号因素。国内的广告翻译研究依然强调对原文的“对等” (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 。即便有大文本研究, 也多局限于语言形式、典故、文化习俗, 尚无对视觉、传播媒介、声乐等广义文本符号的专文研究。将广告翻译研究置于广义互文性理论视域下进行, 有助于突破当前国内广告翻译研究的局限。

摘要：广告翻译的研究对象不能只局限于文字因素。国外广告翻译研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对声音、传播媒介、视觉图像等非文本因素。相比较而言, 目前国内广告翻译研究对象缺乏开放性。由于研究视角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文字文本, 而且由于忽视非文本因素, 许多广告翻译出现误差, 这些误译甚至还被作为佳译一再引用。本研究搜集流传已久的广告误译, 结合品牌定位、译语规范、广告画面等非文本因素对其进行分析与修正, 并提出在广义互文性理论的大文本开放性视域下进行广告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文本,广告误译,广义互文性

参考文献

[1]Barthes, R.Theory of the Text[A].In R.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C].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 1981:31-47.

[2]Hatim, B.&I.Maso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Kristeva, J.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M].trans.Gora, 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4]Smith, V.Visual Persuasion:Issu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Visual in Advertising[J].Meta LIII, 2008 (1) :44-61.

[5]Torresi, I.Advertising:A Case for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J].Meta:Translators’Journal, 2008 (1) :62-75.

[6]李蓂.论广告的可译性与适译性[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4) :147-150.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篇8

传统翻译教学几乎完全是语言代码的转换和语言技巧的训练, 往往忽视翻译中的文化内涵。[2]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和对翻译教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翻译教学不仅仅是要培养学生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还要训练其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体现为文化意识的培养和跨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一、翻译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美国学者Hanvey认为, 文化敏感性的提高可分为四个阶段:1) 对一般文化特点的认识, 通常感受是对外来的感到有点奇怪;2) 与本民族文化比较, 意识到一些重要、细微复杂的文化特点, 常认为难以想象或是不合理;3) 在第二条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分析, 意识到是可信的;4) 能从非本民族文化内部的观点看问题, 体会到这个文化的运用, 逐渐产生认同, 人们的文化敏感性就能提高。当然, 我们有一系列增进文化敏感性的方法。如通过读外国文学著作, 看外国电影及电视节目了解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 也可以组织文化观的讨论或讲座, 进行文化、风俗习惯的比较, 多与外国人来往等。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接触多种文化环境。但在翻译教学中, 我们想要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则应该加强对文化知识的介绍, 使学生了解不同层面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 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语言心理的角度分析, 英、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 讲英语的民族较注重客体思维, 因而较常用物称表达法, 即不用人称来叙述;而汉语比较注重准确、鲜明、生动、简明的历史和现实依据。英汉的修辞手段、用词习惯也有所不同。汉语讲究匀称, 用词趋向重复, 这与汉语的语音文字系统的特点有关, 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学心理有关。“阴阳”学说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造就汉民族追求均衡、讲究对称的心理, 这在汉语中有不少表现, 音、义、词、语、句的成双成对, 重叠反复, 对立并联和对偶排比。而英语忌重复, 总是追求用同义词语表达同一事物或概念, 这种行文方式非常明显, 表现了英语民族不断求新求异的价值观与心理结构。例如:“小张真是个骗子。当着我的面他对我赞不绝口, 可是在我背后却总说我的坏话。”汉语中“骗子”的概念较为笼统, 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 或是人品方面不老实的人, 我们均可称其为“骗子”。然而在英语里, 不同类型的“骗子”却有不尽相同的表示方法。swindler一词指“政治骗子” (political swindler) , 而impostor则侧重指产品或名誉方面的“冒名顶替者”, trickster一词常指“搞恶作剧的人”, 但是对于“两面三刀”、“阳奉阴违”之类的“骗子”, 英语习惯用phony一词来表示。所以, 上面这句话应该译为:“Xiao Zhang is a plain phony.He gives me a song and a dance in my face, but bad-mouths me behind my back.”

(二) 习俗文化的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 在社交应酬及寒暄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国人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 经常谈论家庭及琐事。如对英美人也说这样的话, 西方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这是他们的私事, 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英语中最常见的问候是“Hello, how are you?”, “Good mornig/afternoon evening”。再如在我国, 客人告别时主人常用客套话“慢走”、“走好”等, 英美人听起来也会不理解, 因为他们告别时一般用“Goodbye”或“See you”等。还有我国人的传统美德是谦虚谨慎, 对别人的恭维反应一般是谦虚, 否则很可能被人误解为自高自大, 不知好歹。如英美人称赞你的口语非常棒,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按英语习惯应回答“Thank you for saying that!”, “I’m glad you like it!”, “I’m glad to hear that!”等, 但如按我国习惯回答“哪里, 哪里, 过奖了”, 即:“No.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这样的回答会让人感到被当头泼了冷水, 自己的赞扬像是在拍马屁。而西方人从不过分谦虚, 对赞赏的接受是对对方的一种承认。作为两种语言的使用者, 必须非常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行为规范, 并按照交际对象调节自己的语言和社交行为。

二、跨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一) 直译和意译

直译就是尽量保留原文的形式和内容, 意译就是改变原文的形式, 保留其内容。直译要达到“信”, 意译要达到“顺”。直译在传递语言文化信息中提倡文化移植, 要尽量保留差异;意译在传递语言信息中为了保证交际顺利进行倾向于消除文化差异。在翻译的方法上, 直译与意译一直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文化传播和影响来看, 直译与意译是相对的, 两者之间相互联系, 且没有绝对的界线。由于人们在感情、在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有相似之处, 因此英汉习语中有少量相同或近似的习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也有相同之处, 可以互译。如:“Easy come, easy go.”与“来得容易, 去得快。”;“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与“趁热打铁”;“Practice makes perfect.”与“熟能生巧”, “Example is better than precept.”与“身教胜于言传”, 等等。此类习语直译, 保存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 保留了原文的风格, 译文读者也很容易理解、接受, 是一种最佳方式。如果用直译法不能保留原文习语的表达形式, 又没有恰当的汉语习语来代替, 就用意译法把原文习语的含义表达出来。例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举两得) ;Bury one’s head in the sand. (采取鸵鸟政策) 。

(二) 归化和异化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是意译和直译理论的延续。归化翻译反对引入新的表达法, 使语言本土化;异化翻译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 保留原文中语言的方式, 输入新的表达法。归化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反映一种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 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异化翻译的理论要求翻译要达到移植的目的, 要通过异化的译文使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风情, 弥补本民族的不足。在翻译教学中, 要使学生认识到异化与归化处理各有利弊, 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异化处理比归化处理得好。例如: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is the King (在盲人国里, 独眼为王) 。有人把这句话译成“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这种归化处理法不如异化处理法能保持原文的形象性。当原作中的词语直译影响到读者的理解时, 归化的翻译法就变得相对重要。如draw water in (with) sieve (竹篮打水) , a drowned rat (落汤鸡) 。如果将以上各例用异化法分别译为“以筛取水”、“落汤鼠”等, 虽然不会使人难以理解, 但本民族语言思维的定向性就会抵触这种译法。归化译法是在文化隔阂和差异造成源语信息和意义难以完美表达时才不得不使用的一种方法, 其长处是能使译文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

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不是翻译的目的, 而是两种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的中心原则, 是在探明源语和译入语文化特征及其差异的基础上, 将双语文化的内涵恰当地对接起来, 从而深刻、贴切地传递原文的内在信息, 真实地再现原文的面貌。

三、结语

文化是构成社会大系统的主要因素, 它渗透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反映该民族的信仰与情感。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翻译的最终目的不是语际的转换, 而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丰富。因此, 提高翻译水平须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我们在翻译教学过程中不能只是传授一般的翻译技巧, 或只是做机械的练习, 而是要教会学生从文化内涵分析理解译本, 并且懂得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语言表达上的不同, 提高跨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与实际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篇9

一、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 更确切地说, 是文化转换。文化的共性使转换成为可能, 文化的个性决定转换不可能完美。文化的个性形成文化差异的鸿沟, 译者的使命就是架设跨越鸿沟的桥梁。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语言和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文化的差异, 而在心理文化中, 对语言文化转换最具阻力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因此, 对比研究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是翻译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总的来说, 中英思维方式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1. 中国人注重伦理 (ethics) , 英美人注重认知 (cognition) 。中国人的伦理精神重视“群己合一”, 突出“群体”的人格, 倡导集体主义, 较轻视个体的人格;而英美人注重个体的人格, 倡导个人主义。

2. 中国人重整体 (integrity) 、偏重综合性 (synthetic) 思维, 英美人重个体 (individuality) 、偏重分析性 (analytic) 思维。

3. 中国人重直觉 (intuition) , 英美人重实证 (evidence) 。直觉思维强调感性认识、灵感和顿悟, 理解语言时往往突出“意”, 力图领会“言外之意”, 不太重视对语言的科学分析。而英美人的思维传统一向重视理性知识, 重视分析, 主张通过对大量实证的分析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所以, 英语的语言分析十分系统、全面。不分析汉语句子的语法关系, 我们还可以理解句子的意义;若不分析英语句子的语法关系, 特别是长句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是不可能清楚、正确地理解英语句子的意义的。

4. 中国人重形象思维 (figurative thinking) , 英美人重逻辑思维 (logical thinking) 。[3]

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

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化与历史悠久的汉语言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译成英语时, 不但文化的载体改变了, 文化的读者环境也不复存在。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形:译入语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承载源语中的文化因素, 形成词语空缺。其次, 译文受众缺乏理解原文所需要的汉文化背景知识, 或者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译文, 造成误解。翻译时, 我们应对原文文字中的文化含义有敏锐的察觉、准确的把握, 对原文蕴含的文化背景在译文中进行适当的补充, 对在异族文化中容易误解的概念进行必要的澄清, 帮助译文读者跨越文化障碍。

1. 概念意义与文化意义完全相同

这类词语属于可以‘直译’的词句, 原文的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形象与寓意同时传达到译文当中。例如:丢脸—to lose face, face losing;趁热打铁—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花钱如流水—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笑柄—a laughing stock;一只耳朵听, 一只耳朵冒—to go in at one ear and out at the other.

2. 概念意义对应, 文化意义空缺

原文的词语在译入语里有概念意义的对应词, 但没有原文的文化意义, 常见于比喻性词语。

例 (1) “胸有成竹”译成英文“He has long and fully-grown bamboo in his bosom”, 就丧失了比喻意义。这时词语的概念意义仅仅是手段, 比喻意义才是目的。所以要进行意译“He has long and a well thought out plan in his mind”或者借用英语的喻体。

例 (2) 老王和我算是柳家大院最“文明”的人了。“文明”是三孙子 (老舍《柳家大院》) 。Old Wang and I are considered the gentle folk in the compound.Gentility be hanged!本例中的“三孙子”是中国的尊卑文化所产生的骂人词语, 如直译为“third grandson”, 肯定不会为长幼观念淡漠的英美人所领悟, 故而改译成具有西方特色的咒骂语。

3. 概念意义相同, 语用意义不同

例 (3) 一见面是寒暄, 寒暄之后说我“胖了”, 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 (鲁迅《祝福》) 。When we met, after exchanging a few polite remarks he said I was fatter, and after saying that immediatelystartedaviolentattackonthe revolutionaries.中国读者对于“说我胖了”容易理解, 这是中国人重逢时的寒暄语之一。英美人士不明其中缘由, 且忌讳肥胖, 很容易误以为是一种规劝和告诫。因此应增添解释性词语。改译为如下:After exchanging a few polite remarks when we met, he observed that I looked“fat”, and having made that complimentary remark he launched a violent attack on the revolutionaries.

例 (4) 毛主席问陈妻“你们俩感情好不好?”陈妻答:“好”。主席听了感到非常高兴。Then Chairman Mao talked with Chen’s wife.He was pleased to know that they had a happy home life.在中国文化中, 长辈或上司询问如年龄、婚姻、家庭等个人问题, 是一种关心的表示。在西方, 这类问题被认为属于个人隐私。因此译者化直接为间接, 化具体为模糊, 既巧妙表达了原文的含义, 又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直译与译文读者的文化冲突。[4]

4. 文化语境的摄入

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物, 也是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人们使用语言时总是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指出, 言语行为不仅总是发生在特定的“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 而且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 即指语言使用者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

例 (5) “亚洲四小龙”, 其英文是the Four Little Dragons of Asia。在我国古代传说中, 龙是降雨和惩治妖魔鬼怪的神奇动物, 是吉祥和力挽狂澜的象征。很多汉语成语与“龙”有关, 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藏龙卧虎”等, 而且多为褒义词。但西方人对“龙”的联想和看法与中国人完全不同。“龙” (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是贬义词, 是邪恶的象征, 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亚洲经济的四个强国说成“四个小魔鬼”。翻译时应用tiger (虎) 来替代dragon (龙) , 因为在他们眼里tiger (虎) 是朝气蓬勃、努力奋斗、充满希望的象征。

再比如:例 (6) An old dog like him never barks in vain.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nsel worth listening to.像他这样的老狗是从不乱叫的, 一叫他总有高见值得一听。[5]狗在英、汉两个民族的心理中具有完全相反的形象, 因而狗的形象在英、汉两种文化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英民族传统心理中, 狗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形象, 虽然间或含有贬义, 但多用作褒义, 上面例篇中的old dog即相当于汉语的“老手”或“行家”。而在汉民族传统的心理中, 狗是一种卑鄙恶劣的东西, 具有反面寓意的丑陋形象。遗憾的是, 译文忽视了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 现试译为“像他这样的老手是从不乱开口的, 一开口他总有高见值得一听。”

摘要：语言和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翻译不仅是语际的翻译, 其实更是文化的翻译。本文通过讲述语言和文化、文化和翻译之间的关系来具体分析中国人和英美人在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 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文化,语言,翻译,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陈德鸿, 等.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戴炜栋.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王治奎.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思考 篇10

社会心理学所指的文化一般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 它不仅包括艺术、教育、科学等, 还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传统及生产力水平等等。各个社会的文化是社会整体性的产物, 它一经产生就陶冶着每一个社会成员, 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心里、行为和生活实践自然地符合它的要求与准则, 并带着它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所作贡献而激发的情感因素, 以价值观念形态积淀于民族心里意识之中得以世代相传, 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程度不同、功能不一的社会效应。任何译者都是其所属文化的产物, 文化积淀是推进译者个性形成的一个终生相伴的因素。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带着他所属文化的特质, 这些就影响凝聚到人的感觉、知觉、性情等心理状态中, 构成他个性的一个方面。任何译者都会浸润在一种这样的源语文化之中, 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心里模式, 从而影响到翻译策略。译者的经验、需要、情绪、认识、文化结构, 不完全由他个人所决定, 从更高层次上来看, 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是从属于整个社会、种族的文化系统的, 译者既从社会、种族文化系统中吸收营养, 同时也受到它的限制和束缚。

在源语环境中, 由于不言而喻, 言者不会特别关照众所周知的社会背景。比如日语特点之一为往往省略人称代词, 那么直接译成汉语时, 就会有文化短路现象, 造成交际障碍使用加译。加词是为了架一座桥梁, 用以沟通源语和译文之间的文化交流, 消除双方的社会文化隔阂。有时, 出于文化习惯或出于社会需要, 作者在言语中省略了某些标识因素。作者清楚自己的意图, 译者根据上下文也明白作者的意图。如果是历史背景方面的, 译者应通过加词来补充, 如果是文化修养方面的, 译者也应该领会作者的意图。例如日语中的委婉, 那么译文也应该像原文一样委婉, 故此也在目的语中保留其不确定性。译者不同于一般读者, 译文反映他对原文的解读, 而原文中意识形态的细微区别和文化本质要通过译者自身的现实观来忠实地翻译, 也就是说, 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 又不可深入地挖掘作者暗含的意图。

二、个体文化性

文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外在的文化符号和内在的文化心理。不同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语言就是这种关系最基本的反映形式———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语言类型就成为了民族类型的基本标志, 也成为了制约民族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主要因素。个体的文化性主要来自于对民族文化符号的习得和对民族心理潜移默化的传承。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文化差异, 具体地反映在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心理上的差别, 也更加直接地反映在他们所具有的语言符号和语言心理上的差别。很显然, 对于具有不同文化符号和文化心理的个体, 特别是对具有不同语言符号和语言心理的个体, 他们之间很难架起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纯粹没有对对方语言的认知能力, 对于语篇是否连贯、语篇是否具有语义关联性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在单一民族聚居区, 在纯粹单一的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同个体之间, 民族文化背景语境制约他们进行沟通、进行语言交流的结果, 也是民族文化背景语境制约语篇语义关联性的一种极端情况。

三、文化词语与叛逆行为

源语语篇中会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词语, 它们为译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 甚至难于理解和接受。这就出现了文化词语的处理问题。就一般意义的翻译而言, 处理文化词语有五种常见模式。直入式:源于文化词语直译或音译。如:“榻榻米” (日本式房屋铺地的草垫) , “天麸罗”“寿司”。阻断式:源语文化词语被略去;诠释式:提供相关语境。如:“后学”———以备将来的参考, “歌枕”———古时作为和歌题材的名胜。融合式: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合, 以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进入译语。如:“有人气”“营业中”。归化式:用译语文化词语代替源语文化词语。如:“傻瓜相机”。不过, 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目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 随着各国文化的逐渐沟通和交融, 人们对翻译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特别是对“原汁原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翻译中的叛逆行为也涉及到文化的障碍。除无意性叛逆和权宜性叛逆、创造性叛逆、关照性叛逆以外, 比如策略性叛逆。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遇到可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内容, 或者加以删除, 或者进行淡化。世界上许多国家中, 公开谈论性和露骨的性描写, 都被认为有伤风化, 因而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文学要为直接的道德目的服务, 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它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中国是个文明古国, 一向崇尚伦理道德, 译者译入异域文化时, 负有双重的道德义务:尽量忠实地传达作者笔下的异域文化, 又要注意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以免给译语文化造成不应有的侵犯。

四、视界融合与文化意象

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 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 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 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的视界, 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理解者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视界而完全置身于文本视界, 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 这只能在理解过程中将两视界交融在一起。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经常碰撞、排斥, 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源语文本。可见, 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 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视界融合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融合。它从理论上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历史根源及其存在的无可避免性。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说, 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 意象的互相取代就是两个视界碰撞、寻求融合的体现。语言和文化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 词语的对应只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 它成了冲突的场所。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经常互相碰撞、排斥, 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源语文本。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 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无可避免。每一次翻译都注定要成为一新事物, 成为文化和语言大潮里波动的一刻。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 乃是因为语言反应文化, 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了交际, 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 而且还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 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 日汉民族语言文化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注:本文系2006年佳木斯大学教学研究立项“关于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教学模式的探索”立项论文。)

主流诗学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诗学；主流诗学；翻译操纵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41-01

一、概述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这种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在特定的时间和文化中所受的文化熏陶是影响他们翻译策略的因素。Lefevere提出的操纵理论将翻译活动纳入文化系统研究。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重写过程，重写就是一种操纵，并提出了影响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Lefevere，2004）。文学作品以何种面貌再现于译语环境，和当时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紧密相关。

英国著名小说家Jane Austin创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傲慢与偏见》是其中最经典作品之一。我国先后曾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翻译。本文分别对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和九十年代的王科一与孙致礼译本进行比较，试从诗学方面探讨主流诗学对译者在措辞，句式结构方面的操纵。

二、诗学与翻译

对诗学的阐释最早可追溯到Aristotle《诗学》，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Aristotle，1990）。什么是翻译诗学？ Lefevere认为翻译中的诗学理论有两部分：“其一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原型人物以及象征标志。其二是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和意义。”（Lefevere，2004）。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操纵与改写受到译入语社会主流诗学的支配与影响。Lefevere的翻译诗学观突破了传统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局限，明确了翻译不仅是译者在语言层次上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重写。同一文学作品经由译者“改写”并介绍给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语读者，也取决于翻译诗学作用。本文从宏观出发，选取《傲慢与偏见》原著中片段作为分析语料，说明主流诗学对译者译文在措辞及句式结构等方面的操纵。

三、主流翻译诗学比较

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学活动都与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王译本第一版出版于1955年，处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政权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受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文艺政策及诗学观制约。中国民众对异域文化不太了解，总体趋于保守。在当时主流诗学操纵下，译者普遍运用规范化的汉语表达及具汉语传统特色的措辞和句式增进异域作品“认同感”。王译本语言使用既体现了传统中文的表达习惯与结构，又符合现代白话文倡导的语法标准，在最大程度令中国读者接受同时也较成功的实现了文化传递。孙译本于1990年出版，当时封建思想已完全破除，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用语的生活化趋势遣也映射在文学领域。以往文学作品中遣词造句古雅繁琐，用词过于典雅不受这一时代广大读者追捧。读者希望读到原汁原味或至较多保留异国情调的译作。诗学期待转变就要求译者的翻译策略相应转变。孙译本中主张最大程度保留原作中的文化因素，西化的翻译措词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

（一）措辞层面的诗学操控。

例1：“Bingley was endeared to？Darcy by the easiness，openness，ductility of his temper，though no disposition could offer a greater contrast to his own，and though with his own he never appeared dissatisfied.” 王译本：达西所以喜欢彬格莱，是因为彬格莱为人敦厚、坦白直爽，尽管个性方面和他自己极端相反，而他自己也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个性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孙译本：达西所以喜欢宾利，是因为宾利为人和易、坦率、温顺，尽管这与他自己的性情大相径庭，而他也从不觉得自己的性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四字格在20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创作与翻译中屡见不鲜，这也是同时代中国读者接纳的一种文学形式。可见，王采用四字格翻译完全是受当时社会主流诗学的影响。王译本中本句连用“为人敦厚、坦白直爽、极端相反”等几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四字格结构使读者不觉陌生，易于接受，感受真切。而孙版本中，使用简单的二字词语，与九十年代诗学有极大的关系。

（二）句式层面的诗学操控。

例2：“ and the evening was spent in the satisfactions of an intercourse renewed after many years discontinuance.王译本：这一晚过得真有意思，正所谓：连年怨阔别，一朝喜相逢。

孙译本：又跑去探访旧交，跟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重新相聚，这一晚过的好不快活。

王译作处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除旧迎新”是最突出主题。此时主流诗学观要求破除旧文风矫揉造作的糟粕，顺应时势，制定既符合白话文，又不失传统文言精华的句式。王译运用具古雅韵味的对偶句式及短句对原著长句进行拆译等都是对主流诗学观的响应。“连年”与“一朝”等词对仗工整，前后呼应，令读者有熟悉亲切之感。孙译本对原句进行了拆译将其译为三个并列简单句，口语化语言令译入语读者感同身受。且九十年代多数作品多为知识水平相对平均的读者阅读，受当时主流诗学的影响，通俗易懂，行文流畅，贴近广大读者的简单句成了孙译本的选择。

四、结语

在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主流诗学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着深刻影响。表现在译者在翻译文本时采用不同词语或句法形式等。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分析和探讨，让翻译研究视角扩大，才能更客观准确地阐释翻译活动中“不忠实”现象。

参考文献：

[1]Austen Jane.Pride and Prejudic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2]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刘彬.勒菲弗尔操纵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10，（7）.

[4]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王玲英.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12）.

翻译中文化干扰因素一瞥 篇12

根据奈达的五类文化因素, 笔者将文化干扰分为五种类型:生态文化干扰、语言文化干扰、宗教文化干扰、物质文化干扰和社会文化干扰。在本文中, 通过例句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初探。

1. 生态文化方面

例.禄水明秋日, 南湖采白蘋。荷花娇欲语, 愁杀荡舟人。

此例中, 原文中为“秋日”, 译文中译为了“осенняялуна” (秋月) 。“秋日”在中国文化中, 给人的是一种温和、从容、美好之感, 而在俄国文化中, 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而是月亮。译者对原作中的意象进行了再创造, 意象虽改, 但意境却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这里, 既解决了文化冲突, 又达到了文化适应。

2. 语言文化方面

例.父亲是前清举人, 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 (《围城》)

此例中, “绅士”是指旧时称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或退职的官僚。而译文"именитыйчеловек"意为显贵而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很有名的人, 显然这里, 译者未能把握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而造成了误译。

3. 宗教文化方面

例.宝玉又道:不求大士瓶中露, 为乞孀娥槛外梅。 (曹雪芹1974:624)

此例中, “大士”在佛教文化中是指“观世音菩萨”, 译者将“大士”进行了归化处理, 翻译为了“ДеваВеликая” (圣母) , 我们知道, 这两个词一个属于佛教用语, 一个属于基督教, 含义完全不同, 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在遇到宗教词汇时, 译者要谨慎处理, 不可想而当然。

4. 物质文化方面

例.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上坐下, 便吩咐凤姐儿道:“老太太的饭放在了这里, 添了东西来。” (曹雪芹1974:423)

此例中, 原文为“饭”, 而译者把它翻译为了“рис” (米饭) , 译者在这里之所以这么翻译, 原因在于受到了物质文化的干扰, 误认为中国的饭就是指米饭, 其实不然。除此之外, 原文中“添了东西来”其实是指把餐具拿来, 显然这里译者也并未理解。

5. 社会文化方面

例1.凤姐道:“既这么样, 就开了脸, 明放他在屋里不好?” (曹雪芹1974:434)

此例中, 译者将“开了脸”直译为“открытьлицо”, 由于译者对中国古代文化不够了解, 此译法失去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开脸”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美容方法, 去除面部汗毛, 剪齐额发和鬓角。古代女子出嫁上轿前或者嫁入男家后需进行开脸, 开脸是古时女子嫁人的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 从生态文化干扰、语言文化干扰、宗教文化干扰、物质文化干扰和社会文化干扰这五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误译的原因, 在翻译时, 一定要综合考虑这五个方面, 尽量再现出原文中深层次的文化内容, 完善译作。

参考文献

[1]Цао Сюэцинь,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у, 1958.

[2]ЦяньЧжуншу.ОСАЖН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М].Москв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1989.

[3]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М],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4]《辞海》缩印本, 1989年版[Z], 上海辞书出版社, 第1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