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因素（通用12篇）
金融因素 篇1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在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加入了空间维度, 分析了空间系统中经济产生差异的内在机理, 说明了系统空间内集聚和分散的作用原理。克鲁格曼在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冰山成本和自由贸易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 以区域中的农业和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核心边缘模型。目前, 该模型被广泛使用于区域间农业和制造业的分析。但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 对金融集聚的核心边缘模型并没有较多的研究。本文在考虑金融产品与工业产品生产消费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 运用核心边缘模型对金融产业进行了分析。证明规模经济是影响金融集聚的主要因素, 并证实在电子商务贸易环境下, 金融业发展要加强人才、环境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
理论分析
1.适用性分析
金融业与制造业在生产和消费的性质上是一致的, 可以运用空间经济学模型对金融业的发展进行探索。
(1) 由于金融产品的服务对象仍是消费者, 因此可借助CES效用函数和道格拉斯函数分析消费者效用, 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同样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2) 制造业在应用空间经济模型时, 采用了CIF定价法, 将产品的运费内化到商品的价格中。金融产品没有实体运输, 但产品的交易同样存在人工服务成本, 因此, 可以采用冰山交易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2.模型假设
由上所述, 模型关于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基本假设与空间经济学的假设相类似。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区域:A和B;两个部门:金融部门F和其他部门O;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在两区域中对称分布, 能够自由流动。金融产品在区域间的交易中存在冰山成本, 在区域内交易无贸易成本, 其他部门产品的交易不存在成本。
金融业核心边缘模型
1.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 产品的生产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消费者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满足预算条件下的效用最大目标, 并且对金融产品的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形式, 如下所示:
其中, U表示消费者总效用, CF表示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消费, CO表示消费者对其他部门消费品的消费, μ表示消费金融产品的支出份额, Ci表示消费者对第i种金融产品的消费, n和n*分别表示两区域中的产品种类及数量, P表示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强度, P→1表示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强度越弱, σ表示消费者替代弹性, 并且P= (σ-1) ÷σ。公式 (2) 可以写为:
假设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 在收入的约束下, 对金融产品和其他产品的消费, 满足以下公式:
根据金融价格指数di可得出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其他部门消费品的需求函数为:
生产x单位第i种金融产品所需的劳动为w (F+aFx)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 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定价公式为:
其中, aF为投入的单位可变资本, w为工人工资。
2.短期均衡
短期内, 工人不能在区域间自由流动, 因此, 会达到短暂均衡。在市场出清情况下, 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其收益为两区域中销售收益之和:
其中, Yw为两区域的总支出, sY为A区域支出Y占总支出的份额, φ表示自由贸易度, 在0、1之间变化, sn表示金融业在区域A中的分布比例。w、w*分别为两区域工人的工资, nw为两区域内金融业的总人力资本。
△、△*满足公式:
简化 (7) 式为:
金融产业工人的名义工资为:
3.长期均衡
在长期均衡中, 两区域间的工人可自由流动, 工人总是流向名义工资高的地方。区域中的实际工资与其价格指数相关:w=W÷P。经济结构与贸易自由度的关系:
金融业的发展也存在两种均衡, 即对称均衡和核心边缘均衡, 同样有着集聚力和分散力两种作用, 受到市场规模、价格指数、自由贸易度的影响。自由贸易度在φ1以下, 区域间贸易表现为分散力, 处于稳定状态;当φ2<φ时, 区域间贸易表现为集聚力, 趋向核心边缘结构;在φ1、φ2之间时, 区域经济结构会产生粘性, 其状态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 取决于经济的初始状态。
大连市金融业核心边缘模型分析
截至2010年底, 大连市外资金融机构已达36家, 在全国城市“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 大连位列全国副省级指数第三、环渤海地区第一, 被评定为核心区域金融中心。
1.影响大连金融业集聚的因素是市场规模
“十一五”末, 大连市金融总资产达1.3万亿元, 银行各项存款余额8887亿元, 贷款余额6812亿元, 保险深度达到2.93%。较2005年, 证券和期货交易分别增长3倍和7.9倍, 并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塑料期货和油脂期货市场, 综合实力位列全球第10。市场规模效应带动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目前, 大连市金融机构已发展到227家, 金融营业网点近3000个, 带动就业7万余人。此外, 大连市发达的交通系统提高了自由贸易度,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聚集于市场扩大效应的地区。
2.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大连市被列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在第三届中国城市信息化50强中, 大连市名列第10, 并且依托其高校资源优势, 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金融业的“无重量”经济特性, 使其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电子商务, 降低了其服务的“冰山成本”, 随着通信成本的降低, 其自由贸易度增加, 削弱了集聚和分散的作用力, 但成本的下降, 网络经济效应扩大了产品市场。产品的无差别竞争, 降低了产品价格指数的下降速度, 同时, 大连市充裕的人力资源、发达的金融市场, 吸引了大量金融企业和工人集聚于此。
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研究发现, 运用核心边缘模型分析金融产业的集聚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因为金融业与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消费类似。大连市的金融业发展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为核心边缘模型的极端情况, 自由贸易度为1, 不会受到集聚和分散作用力的影响, 但金融业的集聚就会受到人力资源、资本及其他软环境的影响。
2.政策建议
(1)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消除贸易壁垒, 增强市场的自由贸易度, 完善交通体系建设, 降低贸易成本, 促进集聚, 避免产业同构和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
(2) 随着电子商务贸易的发展, 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建设, 加强人才引进, 充分利用当地的高校资源, 并完善电子贸易服务体制, 加强监管力度, 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良性循环市场秩序。
摘要：本文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学中核心边缘模型下的金融产业影响因素, 金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制造业产品具有一致性, 在理论上能够使用该模型进行分析。大连市是东北亚和环渤海经济带的金融中心, 研究表明了规模经济是影响其金融集聚的主要因素, 并证实在电子商务贸易环境下, 金融业发展要加强人才、环境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
关键词：核心边缘模型,金融业,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 (第二版)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曹梓爔, 郑长德.中国省际间资本流动机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3]S.Pinch&N.Henry“,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he British Motor Sport Industry”, Regionalstudies, 1999, 33 (9) .
金融因素 篇2
一、金融危机给我们警示
1、前车之鉴
金融创新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积聚大量的财富，会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华尔街的神话证实了这一点，但高风险也会与之相伴。假如金融创新不能评估和不可控，假如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逐利，那么，这种创新活动带来的一定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危机和灾难。本轮始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蔓延的结果，是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美国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并通过粉饰包装使其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不断叠加，信用链条拉长，市场泡沫不断吹大，使得市场主体不再去关注资产的质量，而是考虑在购买了衍生产品之后，如何通过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再将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卖给下家。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借鉴美国金融危机血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审视，既要看到其对金融发展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又要对其令人防不胜防的放大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使我们金融企业发展变得更为健康，融资功能更为强健。
2、盲目创新是风险，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虽说一国没有强大的金融，就不会有强大的经济。但我们不要忘了当今这场金融游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场游戏也使我们看到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掠夺他国财富，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金融产品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为了追求眼前既得利益而创新，它必须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而创新。因为脱离实体的虚拟的金融创新，其信用是难以把握和测控的，它必将为事后积聚大量的风险。譬如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就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受害者，更显其要害是融资困难，并可由此引起诸多问题困扰，将会引起我国失业率大幅上升。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将会起到提纲挈领、正中要的作用。因为中小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而就业人员增加就可以增加下游产品消费需求，下游需求旺盛起来必然会引起上游产品消费需求同步增长，从而理顺产业链，使经济活络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说金融产品创新必须要与时俱进，与整体经济发展相联系，它不需要空洞的包装，虚幻的赢利，是要与实体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会创造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体系。
3、亚洲金融危机警示之要义
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至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这次金融危机在半年时间之内以席卷国家之多、危害之大、损失之惨令世人瞠目结舌，在事后的总结中，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其外部原因，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经验，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从深层次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是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它只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外债增多；银行贷款过分宽松。
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给民众带来的困苦是众所周知的，也是资本逐利行为所造成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金融寡头不计后果地劫掠他国财富所诱发的触目惊心的一幕，而当今源发于美国的全世界金融危机比之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是更有甚者而无不及，它们追求暴利，但各有不同谋取方式。同样那些始作俑者也终将逃脱不了玩火自焚、殃及自身的下场。他们席卷了泰国财富，又把目标对准了香港和俄罗斯的时候，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们最后还是败将下来。不过俄罗斯国债信用掉期也应当引起我们关注，当前我国握有大量美国国债会不会同样存在隐忧呢？虽不能同日而语，这种担忧总是存在的。所以说我国财富储备应当多元化，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本文以为收贮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之一，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且又可以避免经济过热时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影响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溯源探因
1、金融杠杆无限制放大
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如果超出现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往往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祸害。过去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毫不顾市场环境地扩大生产，引起商品相对过剩，结果所生产的产品没办法销售，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大量失业，社会购买力大量下降，社会形成混乱，造成了恶性循环。这种趋利心理不被理性思维所占据，它就会周而复始地出现经济危机。不过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市场会变得更为理性，产品过剩没有那么严重，对经济破坏程度没有那么强。当人们慢慢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小的时候），社会更高层的危机就出现了，它的杀伤力绝对胜过产品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对孪生兄弟，都是逐利求财不择手段的后果，都是造成了社会经济混乱，市场萎缩，流通堵塞，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急剧上升。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目前，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中很多与衍生品相关，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它起到资本放大作用，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需交少量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大额交易。“钱不够就借”，投资银行实际上悄然变成了追逐高风险、高回报，使用高财务杠杆化的“对冲基金”。高杠杆倍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而一旦信贷紧缩，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倍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倍率为30倍，表外杠杆倍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倍率则高达62.5∶1.这种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弥漫了整个华尔街，才导致了今日之后果。
2、信用过度资产化所带来的危害
信用因华尔街的假账而动摇，对财富创造的信仰因CEO的贪婪而堕落。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坍塌。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联邦政府多年来对于两房疏于监管，无形中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而事发后又将“风险社会化”，其所触犯的“道德风险”则从价值层面上对国家信用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信用危机”也是人类社会最难防范的危机。其他任何危机无论轻重大小，往往都有“特异性”、“变异性”、“周期性”等蛛丝马迹可寻，人们可以通过采取有“预见性”、“防范性”的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而“信用危机”的爆发既无先兆，更无固定的模式和规律，因而也相对难以防范和化解。所以在极度投机氛围的华尔街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包括良心，甚至是灵魂都可以出售，这种早已透支了的信用资产，也已极度证劵化了，它早已潜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为金融风暴的到来积累了大量的筹码。
3、集成因素
当今政府关心的是社会有效需求，企业关心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设计师们是要创造新的需求，消费者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消费的权利。离开消费，世界将找不到重心。消费的概念内涵丰富多彩，包括了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包括实体的，也包括虚拟的。现代人的购物清单似乎不再因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变得无所不包。“社会中受自利动机支配的行为逻辑，使得人的多样化需要的满足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爱情、理想甚至生命这些生活中最可珍贵的事物，都统统受到金钱的支配”。拥有财富，人们才能够有能力选择他想过的生活。拥有更多的财富，才能够有更多的现实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多半是一种消费的自由。现实世界的诱惑是那么快速地变化，通过实物经济的积累，财富的增长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变化得更快的消费需要。随着经济内在的增长因素的被耗尽，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在持续下降。泰勒的现代化标准生产、日本的精益生产、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等使财富在过去的100年中被高速创造出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廉价资源的过度开发、半导体技术发展渐近极限、重大创新普遍减少，下一个财富制造机器又在哪里呢？在实体经济内生性动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通过投资和膨胀消费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是最简单、最便利的工具。但财富显然将被迫放慢自己的膨胀速度。
金融体系到底创造多少财富是一个大问题。金融体系调动和调制出巨额的资本，它的风险抵押品却主要是社会和国家，而所获得的收益的大部分却流入银行和各类投资机构的腰包。如此，便不难理解金融投资机构内在的扩大信贷款和追逐风险的冲动，重复抵押它并不具有的信誉，创造和包装越来越大的风险，无法遏制地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就是金融机构最本质的生存法则。随着产业资本的日益萎缩，世界经济越来越为银行和投资机构所左右。实体经济虽是基础，但它却变成俄罗斯套娃中最里面的那一个。
国际单一贮备货币也会积聚金融市场风险，因为货币发行国会利用自己所处垄断地位的优势，操弄本币的汇率及货币的发行量，以利于本国财团及国家利益，它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使财富从债权国转移到债务国去，让本国国民借贷消费，超前消费，把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留给别人，让他人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来买单，并毫不顾及地把金融风险转嫁到它国。所以说谁掌控了国际贮备货币的发行权，谁就会统治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正如罗斯柴尔德所说：“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给，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所以说货币发行权是用来攫取它国财富的手段，也是制造金融危机的机器。中国提出超主权货币概念应是最佳选择，对谁都是公平的。
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篇3
一、我国金融安全的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安全现阶段形势较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金融技术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具体表现如下：
（一）银行业
近年来，国家对银行业的一系列改革对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提升其竞争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1．不良贷款比例快速下降。根据官方的数字，内地银行业不良资产比率从2001年底的25%降至2003年中的19.6%，再降至2005年底的8.6%。
2．资本充足率显著提升。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至2005年底，从家数看，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内资银行增至53家；从资产比重看，资本充足率达标行资产占内资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由2003年年初的0.6%，上升到2005年年末的75%左右。
3．经营状况有一定改善。2005年，主要商业银行全年实现账面利润1850亿元，比2003年及2004年分别增长了15倍及1.9倍，银行经营效益显著提高；在股本回报率方面，2001年主要商业银行平均不到5%，到2004年大部分银行提升至10%以上，接近先进外资银行的水准。
4．分行网络优势及基层金融得到巩固加强。由于国内对外资银行的种种进入方式都实行了严格的控制，以至于外资一时无法凭借其资金实力在内地快速扩展经营网路，与此同时，内地则透过推动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巩固和增强了基层金融及分行网络的优势。
不容忽视的是，相对于这些好的转变，银行业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自身经营管理能力较弱、不良资产大量存在、同外资银行相比服务和创新能力较弱等等。
（二）证券业
1.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全面展开，改革迄今已经基本触及到各种类型的公司，形成了适应多种不同情况的对价方案。股市在持续下跌后出现积极变化，部分上市公司改善了公司资产状况以及政策不明确、操作不规范而产生的一些内部问题，质量逐步提高，此外改革环境也逐步改善。
2.证券公司风险得到有效化解。截至2005年底，全行业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理财、账外经营比2004年初分别下降81%、85%和95%，行业风险正在逐步化解。另外，客户保证金独立存管制度、合规委托理财的风险管理制度以及自营业务监控机制等证券公司基础性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而且通过实施分类监管，推动行业创新，创新试点类和规范类证券公司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3.市场法制基础不断巩固。以《证券法》和《公司法》的成功修订、贯彻实施为标志，我国的资本市场法制化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还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等6件配套法律文件。
在取得以上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同银行、保险业相比，我国证券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还比较多。表现在：首先，证券市场规模还较小，与国外有相当大差距。其次，由于政企不分、产权不清以及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使得我国资本市场主体缺位，而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则大多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第三，交易工具品种单一。目前，我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几乎没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种种限制，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外，还存在竞争力较低、可操作性不高、流动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三）保险业
我国的保险业自起步以来发展迅速，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保险混业经营格局的逐步确立以及金融混业经营步伐在加快。首先，我国保险经营主体进一步增多，市场竞争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多元化、多层面、多角度的竞争。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保险业总资产超过1.5万亿元，是2002年的2.4倍；保费收入近5000亿元，是2002年的1.6倍；保险法人机构93家，比2002年增加了1倍以上，保险市场活力明显增强；保险从业人员180余万人，人数占金融业的40%以上。其次，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入，在金融业率先完成国有公司股份制改造，中国人保更是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国有金融企业。而且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也在向规范健全方向转变，上市保险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得到了重视与改善。另外，在对外开放方面，外资参股与引进战略投资人正在成为保险公司扩充资本与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战略，到2005年，共有外资保险公司40家，比2002年增加了1倍；外资公司保费收入341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6.9%，比2002年提高5.4个百分点。总体看来，保险开始从微观方面转向更加强调在促进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辅助社会管理方面作用的发挥。
但同时，我国的保险业还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在：保险业微观主体的改革还不完善，服务水平不高；对于广大地区和人民来说保险意识还较低、保险消费者还不够成熟；保险业在国际上的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不高，保险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还不大等等。
二、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国内外因素
由于金融安全是由内而外的安全，因此金融安全问题的发生往往是由国内经济基础和政策失误所导致的，而金融开放只是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威胁着金融安全。因此，要从国内、国际两方面论述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
（一）国内因素
1.资本市场的风险。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不成熟且极具脆弱性，资本市场的问题很可能是我国金融稳定和安全的最大威胁。一方面，资本市场存在的投资人缺位、法规不健全且不统一、监管与调控乏力、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融资效益的低下以及大量的内幕交易人为操纵等问题，使得中国资本市场背离了资本市场的一般特征，成为全球关联交易和投机性并购与重组最多的地方。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缺少为之服务的金融支持系统。
2.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金融安全的影响。面对来自人民币汇率制度内外部的压力，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原来的单一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但是这种被迫升值的做法，只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第一步，升值压力仍然存在，并使得汇率问题越来越政治化。其次，人民币升值后增加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会引起国际投机资本向中国的无序流动，进而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危及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3.现行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影响金融安全。第一，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发展。现行的“一行三会”的多头分业监管模式，加大了各部门之间在大小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降低了决策效率和执行效果。第二，金融法制建设不完善。近年来，我国颁布的一系列金融法律，大多是按监管主体功能和业务性质来划分的，使得有些政策的调控还过多依赖行政手段。
4.国有商业银行影响金融安全。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在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负担和风险几乎完全转嫁给金融部门，使国有银行承担了过高的成本，进而转化为不良资产。其次，银行的商业目标与政府干预之间存在矛盾。银行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府的意志，累积出大量的金融风险，同时，银行对政府又产生极大的依赖性，自身的创新和抗风险意识和能力弱化。
（二）国际因素
1.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如果资本的流动与国内经济实力、金融监管的手段和水平不相适应，就很容易受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资本流动中有一部分属于资本非法流动，具体又分为国际投机资本出入和国内资本外逃两种。据英国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中国资本外逃累积到2005年已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八大资本来源，同时，人民币升值以后，会导致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非法流入我国，影响金融安全。
2.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交易中多处于不利地位，使风险转嫁比较容易（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在我国开放了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以后，转嫁会更容易。
三、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针对于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来讨论其对策，而且鉴于国内因素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较大，因而将重点放在了对内方面。
（一）对内政策
1.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首先，应该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机构设置等基础建设。其次，在融资过程中，应该让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参与金融市场的竞争，不能只将国有企业放在首位而忽略了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第三，重点是加快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改变单纯依靠银行融资造成的金融风险集中化倾向，形成功能完善、机制健全、协调配套的多样化资本市场体系结构。
2.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要逐步改革现有汇率制度，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和汇率形成机制综合起来考虑，不断增大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向既灵活而又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迈进。
3.完善金融监管。第一，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健全其内部自律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资格和能力的考核，增强人们的金融风险意识和社会信用观念，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并加以政府适当的引导和宏观调控。第二，完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增强监管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以填补空白。
4.解决国有银行问题。首先，是稳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上，采取剥离的方法可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我国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主要是采用债转股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其次，在国家绝对控股的情况下，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而促进治理结构的改善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对外政策
1.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调控和监督。资本项目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并健全证券投资的基础设施、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即把握外资资金的投向、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加强和完善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减少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负作用。
2.坚持金融主权、加强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首先，始终坚持国家的金融主权不容侵犯，维护我国金融主权的整体性，尽量谋取在国际场合的发言权，反对一极化的金融独霸寡头。
其次，我国应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建立货币联盟，增强自身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减轻国际风险传递的可能性。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缺陷因素分析 篇4
一、金融抑制现象
金融抑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他们认为, 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 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尤为严重, 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对金融活动, 包括农村金融的管制极其严格。从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经营业务到各种利率水平, 政府都有过度严格的管制, 以适应于政府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根据金融抑制理论,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供给型金融抑制, 即农村金融机构少、资金量小, 供给总量不足。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 即现代化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并存。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是“市场不完全”在金融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最终体现为金融市场不发达, 信用工具少, 经济单位的资金难以互相融通, 大量的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二是需求型金融抑制, 主要是由于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低, 贷款难以及民间金融“挤出效应”等, 造成对正规金融的有效需求不足。农村金融的完善不仅取决于金融部门的资金供给, 而且也取决于农户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强度。换而言之, 农户借款的需求不够也是造成农村金融抑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农村金融需求抑制的表现为有潜在借贷需求农户的需求难以转化成有效需求以及一部分农户没有借贷需求, 农村金融需求抑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弱质性、经济容量的限制、土地制度、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很大一部分农户没有借款需求。有资金需求的农户由于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缺乏抵押和担保或无力负担利息, 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又存在许多隐患, 致使借贷需求难以成为有效需求。三是供需结构型金融抑制, 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以存贷款业务为主, 其他业务很少;在存款方面主要是一般性储蓄品种较多, 但是能够提供转账结算的往来账户、异地存取等业务较少;在贷款方面主要是金额小、期限短的小额贷款, 多以一季或半年居多, 与农业生产周期不一致, 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实质是金融供给类型不对。
二、我国农业和农村的特征
农业和农村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弱质”产业和“弱质”领域, 自然风险大, 收益低。由于农业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 这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承受的风险高, 种种内生、外生的农村金融风险均缺乏有效的保险机制来予以防范和化解。“规模不经济”的农村市场对银行而言, 有如“鸡肋”, 农村是一个庞大的资金源头, 丢弃当然可惜;但农村金融风险高, 就地投放资金、实现效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比较大, 一旦遭到自然界的各种灾害, 轻则减产减收, 重则颗粒无收, 由此造成了农业生产总是处于频繁的波动之中;另外农产品大部分是生命体, 生产周期相对较长, 贮存运输较为困难, 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一旦市场发生变化, 农民面临的收入风险较大。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 造成农户在经营方向上的摇摆不定和扩大生产上的不敢投入, 更不敢到金融机构借款。因此, 农业的产业特征抑制了农村金融的供给和需求。
农村多少年形成的固有的观念也深深的影响农民的借贷行为。农户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对家庭成员提供保护以抵御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农户的社会关系范围中最近的是自己的亲属及亲族。我国农村农户之间存在着高频率的社会互动, 借贷者以血缘、地缘、业缘等资源为依托, 形成较强的关系型信用。圈子内部, 借款者拥有贷款者社会资本和信用状况的完全信息, 借款农户的违约行为会被贷款农户以“闲言碎语”的方式加以传播。这种惩罚方式对农户来说是非常严厉的, 不讲信用的农户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会受到村庄社会群体内成员的共同谴责, 在“圈子”失去诚信, 可能甚至不能在村庄中继续生活, 所以这种违约风险很高。在农村社会中信任是建立家庭、宗族、村落等基础上的特殊信任, 这种信任机制对借贷农户的约束作用要通过的道德习俗、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来实现, 而这种信任机制很牢固, 这些观念导致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繁荣和对正规金融需求的减少。
三、信息不对称
由于农村经济主体的地域分散性和信用等级评估的困难性, 农村信贷市场上供求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 为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金融机构必须支付一定成本去搜寻借款人的相关信息或监控借款人的资金使用。由于贷款规模微小, 正规金融机构极度缺乏有关农村客户特点及活动的私人信息, 无法承担信息采集的时间和成本。正规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与应对农村生产活动中面临的各类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 相对于较小的贷款本金而言, 他们的信贷成本太高, 高到难以用利率提高后的风险溢价去弥补。在交易成本超过其潜在收益时, 金融机构最终将选择信贷配给, 即减少贷款数量并对贷款进行分配, 使得农村金融服务成为小部分群体享用的“奢侈品”。农村正规金融信用市场中授受信主体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是不同的。受信主体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而授信主体则较难获得这方面的真实信息, 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条件会产生信息优势方 (受信主体) 的道德风险和授信主体的逆向选择。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首先反映在它对借款者的资格甄别和选择上, 借贷者之间以亲戚、邻里和同事居多, 借贷双方对彼此的资信、收入状况、道德品行等都比较了解, 可以有效规避正规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村正规金融信贷市场的萎缩, 也催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
另外, 当农村金融机构面临逆向选择问题时, 一种主动的策略就是要求贷款人提供抵押, 而农民可供抵押的资产较少, 缺乏抵押品也常成为他们获得银行贷款的障碍。另外, 银行不愿接受农村客户提供的抵押品 (没有房产证的房屋、小企业厂房设施、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 , 而且双方在估价上差距甚大, 这些物品在正规金融看来价值不大。即使银行接受了这些抵押品, 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抵押品拍卖市场去处理。
四、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化
经济学中指出垄断权利的履行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产品, 质量会受到损害。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 垄断企业不会努力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这也会造成效率的损失。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虽存在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 但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农业发展银行向特殊企业群体提供信贷, 不直接对农户开展业务;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转移;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不受政府的政策鼓励与保护。农村信用社因此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成为唯一的正规金融组织, 垄断了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信用社由于缺少市场竞争主体, 在向分散的农户提供贷款时, 经常开展寻租活动, 而这种寻租活动一旦形成稳定收入和超过改进服务的奖励效益后, 正常的借贷主体关系发生错位, 使农户贷款需求因不“供租”而难以得到及时足额服务。农村信用社建立在垄断基础上的价格决定权带来了效率与社会福利的很大损失。农村信用社的垄断经营使农村金融市场丧失竞争, 结果是信用社侵占消费者 (农户及农村企业) 剩余, 金融交易效率低下。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率增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成本, 制约了农村金融交易的扩大。
结果是信用社“限量生产”、“产品单一”、“差别服务”、侵占消费者 (农户及农村企业) 剩余、金融交易效率低下。由于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低下, 资本和经营实力、管理体制和经营水平、技术手段和金融服务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 造成农村金融市场低水平的垄断经营和金融服务边缘化公有金融机构市场垄断。
摘要：“三农”的发展影响和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 在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中, 金融是首要因素。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仍严重滞后, 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农村金融中存在金融抑制现象、我国农村农业本身的特点、农村金融中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农村金融市场垄断。
关键词：农村金融,缺陷,需求,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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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树娟, 霍学喜, 何学松.重复博弈下的农户信用机制探析.安徽农业科学, 2006, 02
金融因素 篇5
摘要：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各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金融风险的种类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复杂，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金融风险的存在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害巨大，正确认识面临的金融风险，是确保金融业乃至国民经济安全的关键。
关键词：金融业;措施;风险因素
一、金融业的风险因素
1、政府干预
商业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扭曲了银企关系，银行对国有企业债权约束欠缺，国有企业拖欠了大量的银行债务，而且在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逃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我国的金融机构在运行的.过程中， 很大程度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 这就将行政过程中的决策失误和财政政策矛盾转嫁给金融机构， 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银行的商业目标与政府干预的矛盾，政府的过度干预行为并没有退出银行的业务活动，银行仍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府的意志。同时，政府过度干预银行业务这一行为的本身在引起国有银行反感的同时，银行的生存又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依赖性。
2、金融企业自身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有些金融企业缺乏严谨的贷款风险防范、贷款质量监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信贷风险评价制度、信贷监督制度、信贷资金使用制度等。比如授权授信制度未严格执行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范围等缺乏明确的限定，这些都不可避免会产生金融风险;产权关系不明晰。从理论上讲，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借款还本付息的信用准则和法制监控下是能够正常循环的。但是中国的现实却表现为企业以各种形式和理由尽其可能地逃避债务，致使银行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债权的负担，潜在金融风险是令人担忧的。
二、金融风险的管理与对应措施
1、业务管理与风险管理的阐释
业务管理，也可称为事前风险防范，业务部门负责识别、评估、承担风险，尽可能减少业务操作产生的风险，制订并严格执行计划，以减少因风险产生的不良后果。风险管理，即事中跟踪，由风险部门提供专业意见，业务部门严格按适当额度、政策、程序和措施执行，并以财务手段监督业务部门，提出建议，与风险承担者组成战略伙伴，根据市场或产品的复杂性及不稳定性指导日常工作。
2、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监督机制
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明确各职位的任务和责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美国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值得借鉴，其治理实践包括计划、执行和评估，重点在于取得高于资本成本的回报。其手段是额度控制、交易产品风险及对冲策略。在内部设立风险和资本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从全局出发，审批业务计划，并不断调整业务计划的额度;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运营风险的资本进行调配。做法主要是通过衡量公司对风险可接受的额度和程度，及其经营能力，实行量化管理。风险管理将按照可承受能力在业务计划过程中分配资金。额度大小取决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运营风险所需资本总额的规模。借鉴西方金融业的经验，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管理体制十分必要。
3、培养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队伍
培养和引进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金融工程师队伍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将是眼下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方面。基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中小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从三方面人手：其一是请国内外专家前来讲课，提高本单位金融现有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其二是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利用现有的条件，定向培养适应现代化金融企业管理的尖端人才，使之熟悉和掌握国际上先进的风险管理和分析工具，并运用到实践中;其三是改善自身条件，吸引金融工程、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为本单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体系。
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因素 篇6
此次调查基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42位股票分析师进行定性访谈，另一方面是从买方或卖方搜集的数据。
作者认为，在对一家企业的形象进行评估时，证券分析师会将以下八个非金融信息作为考虑因素：组织中利益相关人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的社会责任性、企业的声誉和品牌状况、企业的管理质量、企业战略的一致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企业的沟通质量，它强调在促进积极的资本市场关系中，投资者应该扮演战略性角色。如果深入探讨，不仅要探讨非金融因素对企业形象形成的影响，还必须审视企业金融因素和非金融因素在企业形象形成中两者有什么样的相互作用。
因此，研究投资者关系的专业人员必须将以上内容纳入考虑范围，以便满足资本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的需求。对非金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提高金融沟通的质量，同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投资者的战略沟通情况。
金融服务者、企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关系管理越来越重视，因此应该将投资者关系作为一种战略性传播功能加以管理。
金融因素 篇7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至8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第一次家庭金融入户调研项目。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5省80个县，样本规模多达8438个家庭。通过对此数据集详尽地分析，使得实证估计结果更为准确。
通过对原始数据整理和分类，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7394个。本文在样本数据筛选过程中剔除了缺失值，剔除了户主信息缺失以及非户主（包括18岁以下的受访者）的受访者信息。统计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各种影响因素和投资特征等，尤其是对家庭户主的特征（如教育程度、户主年龄、消费偏好、风险意识等）和家庭经济状况（如户主年工资收入、住房情况等）以及家庭金融资产（如活期存款金额、定期存款金额、股票市值、债券面值、基金面值、银行理财产品市值、黄金市值、现金等）进行深入研究。通对问卷中的相关问题的回答进行描述性统计分信息，并最终得出结论。
二、实证分析
（一）家庭生命周期下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如表1所示。现金占金融资产的比例呈现波浪变化的现象，比如户主在18～27岁的家庭现金拥有量占金融资产的13.24%，而户主在28～37岁的家庭户中占比就上升至19.42%，而在接下来的38～47岁中现金占比由下降为10.9%。户主年龄在28～37岁的居民家庭持有相对较多的现金，可能的原因是机动使用资金的现象比较大，诸如娱乐性消费支出、常规性消费支出或者是以防家庭出现变故的生活备用金；而57岁以上的家庭逐渐进入退休期，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家庭不需要对其进行长期花费，娱乐性消费减少。
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比重最大。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金融资产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相反趋势。总体上看，活期存款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定期存款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则呈现增加的趋势。户主较年轻的家庭处于金融资产的积累期，受到的投资约束较多。因而较多选择储蓄作为主要的投资方向。投资定期储蓄有利于长期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年纪越大的户主倾向选择定期存款。而投资活期储蓄有着较高的流动性便于支出，较年轻的户主倾向选择活期存款。
股票资产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户主在18～27岁的年龄区间中，股票占比为5.73%。户主在28岁～47岁的年龄区间的家庭中，股票占金融资产的比值为38.71%。而户主在48岁～67岁的家庭户，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就下降到30.5%。户主在68岁及以上的家庭户中，起占比为8.09%，进一步下降。这种趋势可能是中年家庭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愿意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交易。而相对于年长一点的家庭因为更愿意消费自己年轻时的积蓄，但是户主家中老人可能健在，需要支出花费的比较多（如医疗费），因此在股票上的占比就出现下降。值得关注的是，户主68岁及以上的家庭户相比户主在18～27岁的家庭户更愿意在股票上进行投资。例如，家庭收支相对稳定的户主愿意通过自己积累的经验在股市中积累财富。
相反，债券、黄金、基金、期货等其他理财产品在比值中比较低。其中，基金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在生命周期的趋势来看，和股票的占比变化是相当一致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二）家庭户主特征与家庭经济状况
通过对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户主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38岁以上，分布较为明显，其中38～47、48～57岁以及58～67岁的户主分布最多。户主的教育水平分布主要集中在小学、初中、高中，其次是大学本科、大专/高职。通过对受访者回答的数据分析发现，有43.6%的户主选择了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仅6.2%的户主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收入。户主的整体经济状况是偏低的，超过半数在户主的去年一整年个人的税后实收货币工资收入在5万以下，自有住房价值超半数低于50万。
三、结论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1年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居民家庭户主及其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上主要以存款为主
随着家庭户主年龄的增加，活期存款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定期存款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则呈现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发现，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在50岁。年龄越大的户主偏好风险较小的金融资产。
（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居民家庭其金融资产结构不同
呈现如下特征：家庭户主处于年轻阶段时往往选择较多的储蓄和较少的风险投资组合，中年家庭减持储蓄、增加风险投资。此外，进一步发现，学历较低的户主的年龄比学历较高的户主的年龄要大。年龄较大的户主虽然学历偏低，但是这部分户主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社会阅历，往往将部分家庭资产选择股票等风险偏高的金融资产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学历较高的户主年纪相对较小，由于自身资金积累不够，倾向于风险低的金融资产。
（三）家庭户主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影响
对微观家庭户的分析结果还发现，家庭投资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户主投资风险偏好、户主消费偏好、住房价值等因素均对家庭金融资产有一定的影响。户主偏向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自有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0-132.
金融因素 篇8
农村金融是在农村开展的金融活动,是农业和金融业的有机结合,这些活动包括农村的生产、消费以及流通等。具体环节包括信贷运用、证券发行与交易、资金的筹集以及投资和保险等活动。尽管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要想保证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就要现总结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存在哪些困难,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因素有哪些,而后总结解决的措施。
2. 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困境
2.1 新型农村金融存在监管力度差、定位模糊的情况
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保证农户的财产安全,开展正规的金融活动有利于保证农户个人权益。但是由于监管力度不到位,农村还存在放高利贷的情况,甚至还有非法集资和诈骗活动。这些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小额的贷款公司管理上不正规,以个人利益为主的情况。在者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存在安全隐患、定位不准确以及抗风险能力不强等。
2.2 农业保险发展缓慢
从当前我国整体形势来看,农业这个行业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行业,恰恰风险较高。对于农业来说存在三大风险,一是自然风险、二是市场风险、三是经济风险,这三个风险一旦发生或者发生其中一个,对于农民来说都是严肃的打击,以我国当前农业发展形势来看,农户们很难应对。多以发展农业保险十分必要,也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对于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相对缓慢,尤其是当我国农业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时,往往给农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所以我国农业发展需要农业保险来支持,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更离不开农业保险。
3. 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因素较多,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割裂,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内生因素是制约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信息不对称影响农村金融孕育。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远比城市普遍、严重;三是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有限,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和理解都比较匮乏,所以对于农村金融的热情不高;四是农村金融部门对于农村金融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导致农户们对于农村金融产品的了解也很片面;五是交易成本高拖累农村金融效率;经营风险大也阻碍农村金融成长。
4. 促进农村金融走出发展困境的有效对策
4.1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农村金融监管力度
建议致力于发展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或者说应该建立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应该作为辅助。同时要不断的完善政策性金融,通过政策倾斜保证农村金融顺利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合作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以农户为主体,应该多鼓励和支持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作为辅助金融即可。同时要加大农村金融监管力度,防治诈骗、高利贷现象的发生。保证农村金融健康运行,保证农民合法权益。
4.2 建立财税扶持农村金融机制,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其实一个风险很高的行业,受到都方面因素的威胁,尤其是自然灾害很容易威胁农户的经济收益。所以农业吸引资金的能力不强。从国际经验看,各国的农村金融建设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我国也应建立稳定的财税政策支持农村金融机制,确保优惠财税政策的有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建立健全现代农业保险体系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农业保险不仅能够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保障农民持续增收,还能促进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同时,农业保险在农村金融风险防范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总之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程,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5. 结语
针对当前农村金融监管力度差、定位模糊以及农业保险方面发展缓慢的客观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农村金融监管力度。同时还要建立财税扶持农村金融机制,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同时农村金融要想进一步发展除了农村金融部门积极努力之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希望大家都可以为我国农村金融事业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最后希望我国金融事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在上新台阶。
摘要：农村金融是农业与金融业相互交汇,相互渗透的结果,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不断加快的今天,农村金融业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且通过多年的发展,农村金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百姓也从中受益。但是客观的讲,农村金融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一些亟待解决为问题和困难,一些制约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因素影响了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笔者通过本文首先总结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制约其发展的具体因素,而后提出对策分析。
关键词：农村金融,困境,制约因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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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因素 篇9
一、股指期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 股指期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利影响
股指期货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投资。基金经理和一些投资机构主要是通过买卖股票来进行获利, 他们主要靠短线投资。股指期货推出以后, 基金经理和投资机构主要通过股指期货和股票组合进行投资, 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过度短线操作给股市带来的动荡。
股指期货交易是基于指数交易, 一些基金经理和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股票时会想到指数配置。公司效益好, 资金多, 基本面好的股票具有较好的指数配置, 这一类型的股票主要是国有企业发行的股票, 例如, 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等。这样就出现国有企业的股票就很受欢迎, 可以募集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可以把握经济主控权, 控制金融命脉。
(二) 股指期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
股指期货的推出会导致资金的挤出效应, 会引起市场资金的分流。因为股指期货存在高杠杆效应, 股票市场稍有波动就会引发很多投机者进行投机操作。大量的投机操作必然会引起股票市场大的波动。由于现货市场与股指期货市场存在一种联动的关系, 一些机构大户可能运用股指期货交易来操纵市场。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 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利因素
我国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低, 起步较晚, 资本供应量不足, 资本的供应量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 我国获得了直接投资, 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弥补了实体产业空心化现象, 促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
国际资本的流入对于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资本在国际间转移, 促进了跨国银行的发展, 促进了人民币购买力在国际间的转移。
全球资本的流动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为国内金融行业提供了学习对象和参考体系, 通过对外资管理经验、客户服务、营销方法、金融产品的学习, 有助于推动自身的金融改革进程, 增强竞争力, 提升经营效益和管理水平。国际资本的进出有助于完善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 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健全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
(二)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不利因素
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国外金融市场发生变化会引起国内金融市场发生变化。
国际资本的大量进出会引起国内资本市场的价格走势, 国际资本主要通过从股市中获利, 从交易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中获利, 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取资本收益。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危害还会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 汇率的大起大落, 金融市场的动荡。国际资本的流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来说, 远远小于发达国家, 一旦受到冲击, 受冲击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大的多。
三、欧元区的形成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欧元的出现给我国金融业增加了转换欧元的技术费用, 欧元的汇率波动也会造成我国负债存量的增减, 增加了对持有欧币债务和资产的风险。欧元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给我国金融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欧洲银行进入中国, 带给中国先进的管理方式和金融服务内容。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银行借贷市场的影响
我国实行人民币弹性的汇率机制, 具有打击投机性资金、调节汇率的作用。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市场化的利率, 但是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高, 汇率的弹性机制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增加了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 也增加了管理成本, 促进了利率避险工具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率和汇率的关系是互动的。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还没有达到国外的期望值, 认为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 国际资本还会以流入为主。中国人民银行为稳定汇率对外汇市场进行一定干预, 这样就导致外汇占款和被动性货币投放, 这样就导致了货币供应充裕。过多的货币投放会出现经济过热, 市场流动性泛滥, 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票据市场和短期债券市场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稳定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动性充裕, 人们购买债券的欲望增强。人们估计人民币还处于升值阶段这样就会吸引国际游资投资国内中短期债券。
我国实行弹性汇率, 就会导致汇率风险的增加, 增加了票据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 企业规避外汇的风险意识得到加强。
(三) 人民币汇率改革股市大盘造成一定的影响
亚洲很多国家通过实践证明, 本币汇率上升就会推动本国股价的上扬, 从而导致外资流入增多, 进而推动汇率上扬, 反正也成立。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 我国的外汇占款和国际收支顺差还是在上升, 导致流动性泛滥, 资金大量进行股市。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得到弱化, 投机资本入市资金减少, 资本流动性得到逆转。由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影响, 股市回调的可能性增加。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不断发展, 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 我国的金融市场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股指期货、国际资本流动、欧元、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市场,影响,期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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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因素 篇10
从广义上讲,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类制定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形成了人类的相互交往。Douglas North(1971)将制度定义为人类设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约束框架,包括正式的约束如宪法、法律和产权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习惯、传统、信任和社会资本等。制度的作用就在于确立一种秩序,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好的制度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渠道就是建立发展强大的金融市场,由此认为制度是决定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考察的制度因素包括法律、产权、政治等正式制度,还包括文化、社会资本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最近的研究扩及到土地分配制度。
一、金融发展的制度因素
(一)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
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合同中个人之间相互关系最为重要的“游戏规则”,关于法律制度的作用,亚当·斯密就曾有过论及。Hicks在1969年指出货币与法律实际上是古代世界的两大遗产,法律与金融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商业经济要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对财产和合同的保护。强调法律制度对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最为著名的要数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LLSV(1998,1999)研究了49个国家的关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主要法规。他们设计并收集整理了一些反映股东、债权人权利和法律执行质量等方面的指标,研究发现法律制度在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上随着法律起源的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英国普通法系国家对投资者的权利保护最强,法国民法系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德国民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介于两者之间。而且这种情况和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程度无关。
不同的法律体系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不同,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特征存在差异。LLSV(1997,1998)认为世界上金融结构的特征和效力的差异与不同国家对于投资者免受内部人剥夺的法律保护的差异(通过相关法律规则和法律的执行质量表现出来)密切相关。在普通法国家中股东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这些国家资本市场较发达,形成了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银行在债权人权利得到较好保护的民法国家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形成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
Beck、Bemirguc-Kunt和Levine(2002)认为法律体系通过政治渠道和适应性渠道影响金融发展,其中政治渠道关注于国家权力大小。如果一国法律优先考虑个人产权、有效地保护合约,那么它将有利于该国金融的发展,英国普通法系就是其代表。反之,如果一国法律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认为国家权力高于私人所有权,这样的法律传统会阻滞金融市场的效率,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合称为“大陆法系”)就属此类。与此同时,适应性渠道则关注于法律制定的过程,它体现在法律传统应对变化条件的能力(Hayek,1996)和法律传统适应经济中合约和法律体系需求的能力(Merryman,1985)。即一国的法律传统越能适应变化的条件,越能适应经济合约的要求,这种法律传统就越能刺激金融发展。英国普通法系是判例法,而判例法天生是动态的,法律能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法国法系不是判例法,而且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影响,降低了律师和司法的作用,即一旦法律制定就很难改变,也不会发展新的方法来应对新的问题,所以其法律体系的适应性最弱。德国法系在适应性上接近于英国普通法系,因为这一法系也是判例法,所以适应性很强,其他两个法系介于两者之间。
在实证研究上Levine(1999)使用1960年至1989年间27个国家的样本,考察了一国内部法律保护与金融中介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给予债权人对企业具有充分的要求权、契约的执行效率高、企业的信息披露准确充分,那么该国金融中介机构就越能得到良好的发展。Demirgü9-Kunt、Laeven和Levine(2003)以及Caprio,Laeven和Levine(2004)研究发现,法律对财产权利的保护越有效,则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银行的利润也越低,但是在股东权利保护越好的国家,银行的价值越高。Laeven和Majnoni(2003)具体考察了司法效率与银行信贷成本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司法效率是影响银行利率的主要因素,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推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而给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加速发展。LLSV(1997)分析了49个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对投资者保护越充分的国家拥有市场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人均更多的上市公司数量、人均更高的IPOs(首次公开发行证券)以及更大的信贷市场。
Demirgüç-Kunt、Maksimovic(1998)以30个国家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不同的法律体系下公司的外部融资能力,研究发现企业在富有效率的法律传统中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并且与法律系统低效率的国家相比,他们长期融资比例更高以及期限更长。Beck、Demirgü9-Kunt和Levine(2004)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法法系国家而言,法国法系国家在外部融资中将面临更多的融资障碍。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能够引导需要外部融资的公司得到资金。Morck、Yeung和Yu(2000)认为,如果股票价格变动越具有同步性,股价变动反映公司具体信息的有效性就越低,从而股票市场价格的效率就越低。他们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对投资者权利法律保护较好的条件下,股价变动的同步性比较低,从而股票市场的效率就越高。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能够提高公司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Johnson、Boone、Breach和Friedman(2000)认为制度在经济低迷时尤其重要,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能够增强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
(二)产权制度与金融发展
产权制度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重视,如Gerschenkron(1962)通过对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拥有银行可以迅速积聚储蓄以促进一国战略行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快速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第三代金融理论认为,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一国的金融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来说,明晰或安全的产权是金融发展的充要条件。
Demirgüç-Kunt、Laeven和Levine的统计表明,产权值一般介于1-5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产权值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产权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的相关性,产权的保护不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金融的发展。他们认为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症结就在于产权不完善,特别是对产权保护不力。Stern、Michael和Furman(2000)的研究发现,产权保护力度对投资形式也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对产权的保护不强,企业家倾向于有形资产的投资,导致无形资产的投资比例较低。LLSV(2000)的研究发现,政府拥有银行的所有权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其所有权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很高,一些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少国有银行。随后的研究他们利用92个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法律对股东权利的保护越差,政府在银行中拥有的产权比重就越大。而政府在商业银行中拥有的产权比重越大,则金融发展的效率越差,经济也就越落后。
世界银行的研究(2001)认为,银行的国有比例过高会通过导致更高的存贷利差、更少的私营部门信贷、证券交易活动不足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不足而降低银行的竞争力,限制信贷市场准入,提高危机爆发的风险概率。Johnson、Mc Millan和Woodruff(2002)则进一步提出了产权与金融这一理论命题。他们在对经济转轨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在产权容易受到侵犯或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不仅企业家不愿投资,而且也不愿进行外源融资,这就会严重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他们由此提出明晰、安全的产权制度是金融发展的前提。
(三)政治制度与金融发展
根据法律与金融理论,一国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而法律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不会太大,从而金融的发展一般不可能发生逆转。然而,金融发展的差异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一些国家1980年的金融发展水平反而低于1913年,只在最近超过其1913年的水平。再如1913年法国的股本市值占GDP的份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但到了1980年,法国的这一比率还不到美国的1/4,到1999年,这两国又相差无几。金融发展中的这些逆转(reversals),法与金融理论并不能做出圆满的解释。对此,政治与金融理论如Rajan和Zingales(2003)认为虽然法律制度在一国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法律对金融的影响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严重。相反他们运用“利益集团理论”更好地解释了金融发展中的这些变化。
“利益集团理论”最早是由Olson(1965,1982)和Stigler(1971)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小而集中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一项政治决策对普遍大众有益,但是它会伤害小部分人的利益,这一小部分人将会团结起来反对决策的实施。受益的大众们由于受益分散加上搭便车的情况,因而这项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小部分人会比分散的大众更有话语权,能够有更大的权力。将这一理论推演到金融发展中,其基本观点认为一国的政治制度左右着它的金融的发展。由于金融发展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此,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金融发展上都能达成政治共识,即使达成共识也不一定能够维持下去,特别是在发生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时候,由于反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会更容易破坏一国金融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一国开放的程度越高则越能够削弱既得利益者对金融发展的抵制,从而越有利于促进一国金融的发展。因此,依据这一理论可以推测出一国的金融发展应该与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此,Rajan和Zingales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了开放度与资本市场规模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法律等结构因素固然重要,但不会直接有利于或直接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只是在大陆法系下小集团更能影响政策的执行。这也并非坏事,当小集团的利益与大众利益相一致时,在大陆法系下能制定出更好的政策,而当市场和资本流动壁垒增加时大陆法系会进一步恶化金融。他们认为必须削弱利益集团反对市场的积极性和影响政府的能力,技术创新、扩大开放和增强竞争在实践中是削弱既得利益者力量的有力工具。Baltagi等(2008)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贸易和金融开放是银行业发展的重要的决定因素,通过放开贸易和资本项目,封闭经济体将会获得更大利益。利用68个国家1980-2001年的数据,Law(2007)发现贸易和资本项目同时开放显著地促进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而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而言其效应并不明显。一方面,开放对外贸易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对于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低收入国家其效应并不明显;另一方面,资本流入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对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论经济处在何种阶段都十分显著。他们的这些研究都进一步验证了Rajan和Zingales(2003)的理论假设。
(四)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金融发展
最近,许多研究者考察了诸如信任、社会资本、文化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认为这些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补充。特别是Knack、Keefer(1997)和La Porta等(1997)研究发现,相对于发达经济而言,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的经济中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因此,信任就构成金融市场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金融合约是最为典型的信任和约。贷方在金融合约当中将资金借出的前提是期望借方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归还资金,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金融合约中一般增加了如贷款抵押物等附加条款。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法律条款外,法律的执行也非常重要。根据Fukuyama(1995),与一个国家文化相联系的信任水平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
个体之间产生信任的来源之一就是社会资本。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资本,在同一社区中的成员彼此之间更加信任,离经叛道者更容易受到处罚。Helliwell(1996)对美国和加拿大各省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信任与产权、法律制度、社团合作、种族歧视,以及信息传递速度都是密切相关的。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0,2004)通过分析意大利国家不同地区社会资本差异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同一国家,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较高信任度的地区,信用水平越高,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地区,家庭更可能使用支票,较少留存现金和更多投资股票,更易于获得正规信贷,对非正规或非正式信贷的使用更少。Fukuyama(1998)指出,华人社会可能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社会,尤其是大陆地区,大部分的企业讲究血缘关系,只信任家族之内的人。Allen、Qian和Qian(2002)将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在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来源的情况下,比正式部门增长得快一些,原因主要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于减轻企业的融资障碍以及促进金融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信任的另一个来源是环境,人们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也是地区文化特征的反映。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韦伯(1995,2002)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他们所进行的跨国经验研究表明,在股东权利保护方面,一国法律制度的起源比它的语言和宗教对股东权利影响更大;但在债权人的权利保护方面,一国的宗教信仰则比法律起源、经济的开放程度、语言等因素影响更大。他们还发现天主教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缺少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能够缓解宗教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的负面影响———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国际贸易越发达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就越强。他们还分析了文化与法律执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宗教和语言同法律的执行效率也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相对于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而言,天主教国家的法律执行质量一般比较差,在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中更是如此。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文化比法律更能解释各国公司治理的差异。Kanatas和Stefanadis(2005)建模实证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越强调宗教信仰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因此,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五)土地分配制度与金融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法规和政策是制度的一个特定类型,除了上述影响金融发展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外,最近的研究扩及到了土地分配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用地占了总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土地分配对家庭福利和农业效率造成重要影响。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农业领域的信贷市场受到农民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约束,Bell(1988)和Besley(1998)又做了更详细的说明。他们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银行向农民提供信用时需要把土地作为抵押品,因此土地的分配就决定了信贷的分配。由于大土地所有者能够为其投资自我融资,而无地的人由于无法提供担保根本就借不到款,所以土地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将带来整体的信用不足。除了直接影响信贷交易外,土地分配还可能会影响到政府主导的金融部门。Binswanger、Deininger和Feder(1995)讨论了地主为阻断工人的外部选择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利用其政治权力阻碍金融改革或限制向农业劳动者提供信贷。Haber(1991,1997)指出,墨西哥和巴西的土地所有者利用手中集中的政治权力妨碍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的实施,延迟金融发展。Bulmer-Thomas(2003)认为整个拉丁美洲也是这样,许多国家的地主阶层都不愿支持能够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的各种改革措施。
Dietrich Vollrath和Lennart Erickson(2007)发展了一个衡量一国土地分配不平等的新的指标,这一指标将无地的情况加以考虑,进而考察其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与金融深度和银行部门效率显著负相关。他们使用与银行资产有关的间接费用和银行净息差两个指标来衡量银行效率,回归分析发现净息差和土地分配不平等之间高度正相关,表明土地分配不平等是衡量金融体系低效率的一个有力的预测工具,这一证据有力地说明土地分配不平等对整个金融深度影响是通过对金融系统的效率影响发挥作用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土地分配制度和国家的法律起源一样对本国的金融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简要评论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金融发展对经济运行的积极影响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寻找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量研究已经发现各种正式制度,如法律、产权、政治等和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文化、信任等都对金融发展而言都是重要的。另外,土地分配等政策对金融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一个国家制度特征是由该国的历史、复杂的政治平衡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尽管各种规章、政策也是“游戏规则”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们和制度之间还是存在重要的差别。政策和法规往往是更广泛的制度中的重要元素,仅仅是影响经济运行的众多的因素之一。一国政府往往会制定特别的政策,促进本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政策的制定或改变往往是有风险的。政府在制定相应政策时本国的历史的、政治的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制度因素应该被仔细考虑。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首先,金融发展的制度研究缺乏完善的理论框架,而且制度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认识。大多文献往往对制度进行自我设定,如股东、债权人指标得分代表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用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等,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具有非同一性。其次,各种研究都强调某一具体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这些制度如何进行主次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另外,制度和金融发展作用关系复杂,制度发展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又反向作用于制度发展。即有关金融发展的制度因素的实证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建立确定更普遍的制度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更好的金融制度会引起金融发展。除了因果关系的问题以外,实证研究问题还涉及到忽略变量的可能性。如果被省略的因素恰好决定了金融发展以及制度,人们可能会错误地推断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当然,随着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逐渐成为可能,金融发展的制度研究将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当前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波动,既有政府不恰当的政策造成的,也有相关制度的缺失造成的,最主要的恐怕是后者。诚然,有些领域里中国当前并不缺乏一些先进的制度,如证券法对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保护等,然而金融发展的制度建设必须整体推进,在引进、移植国外先进制度,同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制度的本土适应性问题。
(一)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真正彻底的产权改革
尽管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革,尽管产权已开始多元化,但产权的模糊性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如金融产权主体虚置,委托代理链过长,国有股比例过大,出现内部人控制;金融产权的边界十分模糊,国有银行经营的物品往往是混合性的金融物品,产权边界不清楚,导致利益和责任不对称。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融资结构失调等问题。如前所述,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中,不仅不利于硬化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而且也不利于实现资本的合理流动及有效配置。因此,只有彻底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以使商业银行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二)落实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
从中国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国际比较来看,在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条文方面,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法律执行质量方面却非常低。根据Pistor、Raiser和Geifer(2000)的研究,转轨国家法律的执行效率相对于法律条文规定来说对金融的发展更加重要。因此,改善法律制度特别是改善法律的执行质量,对于促进中国金融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三)引入竞争机制,削弱金融利益集团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体系呈现由少数机构垄断的特点,具备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条件。因此,建立竞争性的银行结构将有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成立民营银行,虽然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广泛参股,但是参股的比例还比较小,不能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竞争者的作用。因此,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以及扩大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四)重视文化、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任关系影响金融合同的运用,从而影响金融发展,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的研究表明信任度是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的基础是信用,当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不仅大大加大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还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风险,已成为阻碍中国金融及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非常强调信用的作用,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中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金融发展。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和个人中间还有社区和公民协会,这些群体自组织使人们的行动自觉地按照共同的规范和互惠原则行动,使诚信成为社会每个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因此,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也要借鉴西方这些优秀文化,培养公民自组织和自我教育能力,鼓励建立公民广泛参与的横向协会,提高道德素质和诚信水平。
金融因素 篇11
关键词:金融市场结构;决定条件;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49-05
金融市场结构是指金融各个子市场及其组成要素在经济体系中的存在、分布、运行以及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的框架状态。 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是指对金融市场结构进行帕累托改进, 使之不断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一种过程。 调整和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既是一国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转变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需要。
一、决定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条件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结构主要是由其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内外条件所决定的,各国金融市场结构之所以出现差异,则是因为形成其金融市场结构的基本条件不同。一般说来,决定金融市场结构及其变迁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具有双重表现,即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优化。 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优化是金融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发展与金融总量增长和金融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总量的增长是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基础, 只有在金融总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金融结构的优化,而只有经过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才能实现金融发展的质的飞跃。反之,如果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总量的增长必然失去持续的动力。 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与演变的结果。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分化和演进得越充分,当然也意味着金融结构特别是金融市场结构越复杂。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始终反映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相对应的。换句话说, 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优金融市场结构应当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变化而做相应的内生演变。 最优的金融市场结构应当及时适应这些特性, 克服金融交易中的不对称问题, 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促进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快速提升, 最终满足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从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金融市场结构的升级与转化的特点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粗放到集约、从僵化到创新以及从封闭到开放的有序变迁过程, 而这一过程也总是与经济金融发展过程相伴随。 正是由于经济金融的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交易主体、丰富多彩的金融工具、有效的交易价格、合理的交易方式、高效的监管机制以及完善的政策法规框架才得以产生和建立。可见,金融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乃是金融市场结构变迁最重要的决定条件之一, 它直接决定了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层次和水平。
2. 金融制度安排。 金融制度是关于金融交易的一系列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具体地说,它是一个国家通过法律、 规章制度和货币政策等形式所确定的关于金融交易主体、 交易规则和交易环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的地位、作用、职能和相互关系的一系列安排的总和。金融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制度安排。作为制度的金融市场, 也是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关系契约的网络, 其发展变化必然会受制于金融制度。 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决定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而发生的。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制度为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金融市场交易中,机会主义的广泛存在,会造成金融市场运行的紊乱和低效率, 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而金融制度的机制和规则可以有效监督、 约束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效率。(2)金融制度有助于降低金融市场中的金融风险。 借助于一定的金融制度可以把金融市场中的金融风险转移分散给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机构和个人。同时,金融制度提供的某些规则和惯例也能够使金融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其金融交易的盲目性。(3)金融制度有助于金融市场发挥其自身的功能。 金融制度所提供的规则或机制能够促使金融市场主体产生积极从事金融交易活动的内在动力,界定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约束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降低金融市场的运行成本, 减少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这样金融市场的动员储蓄功能、配置资源功能、分散金融风险功能以及集散经济信息功能等就容易发挥出来。可见,金融制度安排也是一国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决定条件之一, 它决定了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和力度。
3. 金融创新力。所谓金融创新力,是指将创新思想具体应用于金融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创新力具体表现为在制度创新、机构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工具创新、功能创新、定价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能力。 金融市场的创新力越大,新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 交易方式以及交易技术等就会越多, 相应地,金融市场结构的升级和转换就越快。对于成熟市场国家而言,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比较完善,基本功能都已齐备, 金融创新往往是指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与使用等。 但对于经济转型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全建立,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尚未发挥出来, 这时的金融创新并不仅仅是指金融衍生产品, 而且是指金融市场的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市场基本功能的建立与健全,包括理顺各个子市场之间的关系等也是一种创新。因此,对于市场管理者来说,要善于引导和把握金融市场创新的方向和节奏;对于创新主体来说,要善于观察和抓住一切创新机会, 在一定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内有序地推进各种创新, 使更多的创新不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客观要求。 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创新越活跃的国家,其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就越充分、越合理和越有效;反过来,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越有利于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越有利于金融市场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这说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变迁是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从历史阶段上看, 哪个时期的金融创新多, 哪个时期的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就越及时、主动和到位,相应地,其金融市场发展就越好越快。可见,金融创新对于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影响也具有决定性作用, 它是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变迁的基本推动力。
4. 金融开放度。所谓金融开放度,是指一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体系, 它具体由银行业的开放度、 证券市场的开放度以及保险市场的开放度等加总而成。 金融开放是一国金融发展中的一种特定状态,它不仅是一国金融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前提。对于一国的金融市场来说,金融市场开放对其金融市场结构具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支配与影响, 特别是与本国金融关系密切的发达国家。 它们通过金融机构的进入、 金融业务和交易技术的带入以及资本流动等形式,使东道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金融市场运行的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使东道国金融市场活动的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 东道国金融市场活动主体的经营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频率与规模明显增加, 致使其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发生功能性变化。金融开放使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监管主体、金融交易工具以及金融中介等呈现多元化, 尤其增加了新的市场参与主体和交易工具, 使其对外依赖程度大大增强, 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受到巨大冲击。可见,金融开放度也是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决定条件之一, 而且金融开放程度对其金融市场结构的影响是长期、深刻和全面的。金融开放也为一国金融市场结构向高级化和梯度化的升级和转换提供一个重要的机遇和平台。
5. 科学技术水平。 金融市场的发展总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技术进步不仅是推进产业革命,而且也是推进金融革命的重要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导致金融市场及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在推进金融市场结构的高级化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现代科学技术对于金融业的影响首推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在金融活动中的应用, 其直接结果是数据处理由手工操作转变为电子计算机自动化运作; 金融交易与支付实现了网上操作,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金融服务信息实现了全球计算机联网,实现了金融信息的及时对接和披露等。具体地说, 以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对金融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进新型金融市场产生。现代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应用,不仅推进了新型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而且也为金融市场国际化提供了技术保障, 从而使金融市场在层次结构、地域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促进新型金融机构诞生,提升金融机构层次。如网络银行、货币市场互换基金、银行持股公司、金融资产公司等新型机构的问世, 无疑推进了金融机构结构的变化。第三,创新金融工具,促进金融工具结构的高级化。第四,引起金融监管技术的创新和金融监管方式的变化。可见,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在金融市场中的广泛应用, 将对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变迁产生深刻的决定性影响。金融技术促进了金融市场结构向着合理化、 高级化和梯度化的方向发展。
二、 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内生性因素
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将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能否顺利实现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目标, 还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般来说,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完善与优化的内生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理性化程度。 金融交易主体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对金融市场需求就越旺盛,相应的金融业务、金融交易、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工具的种类就越多,投融资的方式与渠道也越多,金融市场结构层次就越高,梯度化就越明显,这样就越有利于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各市场参与主体对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服务的现实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梯度的特点,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市场结构与之适应。这就提出了对现实金融市场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的强烈愿望。(1)从居民家庭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他们对收益与风险对等加深了理解, 从而产生了更高的理财要求和更便利的投融资需求。 他们开始关注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强调个性化服务等,进而对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提出细分和精细化的要求等。 这些需要都将对金融市场提出更高的创新要求, 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2)从企业角度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 它们对金融市场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需要一个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加以支持和保证;二是对融资方面的市场化要求;三是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也对金融市场结构提出了市场化的要求。显然,这些方面都对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调整和优化要求。(3)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 集中表现为对其自身的改革需求上。例如, 中国目前的商业银行体系能否有效地运行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而商业银行面临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即资本充足率问题和不良资产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对金融市场结构进行较大的调整。(4)从政府角度看,表现为政府筹资活动和调控活动的市场化要求。 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也开始向“市场守夜人”的角色转换,而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的载体是结构优化的金融市场。可见,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理性化程度与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息息相关。
2. 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 金融市场效率既是金融市场结构合理化的最根本体现, 也是制约金融市场结构合理化的根本因素。一方面,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有利于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也直接反映出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因此,金融市场效率是制约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 金融市场效率具体包括市场运营效率、市场交易效率、市场定价效率、 资金配置效率以及竞争效率与信息集散效率等。衡量金融市场效率高低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将资金配置到回报率最高的产业部门和企业, 促进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这说明,金融交易的机制或效率直接决定着一国金融市场的均衡结构, 这种结构总是随着金融交易效率的变化而变动。
3.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指保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性制度、中介服务体系、法规框架、税收待遇以及会计审核标准等。它是金融市场有效价格机制形成的基础,是市场交易主体公平公正交易的平台和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财富不被掠夺的保护机制。 我国金融改革的初始条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 同时我国又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这就决定了我国金融改革是涉及社会、经济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同时, 我国金融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特点,决定了在金融改革中要统筹兼顾、瞻前顾后、突出重点、相互促进。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仍面临着法制建设和执法环境不配套、 市场主体运作不规范、市场结构仍需要完善,以及监管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等方面的挑战。 应在金融改革中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市场, 促进金融市场的均衡发展。同时,要通过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 解决市场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形成市场稳定运行的内在基础,不断完善市场功能,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因此,不断加强市场基本性制度建设, 乃是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有力保证。
三、 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外生性因素
在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完善与优化的诸多因素中,除了上述的内生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外生性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 篇12
1 金融服务业集聚相关理论
1.1 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内涵和特点
长期以来,关于金融服务业的内涵众说不一,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说法,金融服务的业务范围包括:(1)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直接保险(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再保险和分保险,保险中介诸如经纪和代理机构,以及附带保险服务如咨询、保险精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2)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业务,该类业务在内容上又细分为11个小类。综合考察前人所给出的金融服务业范畴,本文认为何德旭(2004)对金融服务的划分最为恰当:(1)信贷服务。这是最传统的金融服务形式,也是所有金融服务中的主要方式,同时还是金融企业最主要的盈利来源;(2)证券服务。证券服务的内容包括一级市场的发行服务和二级市场的交易服务等,通过为证券提供流动性,这类服务可以帮助企业和政府获得资金,为证券发行和交易提供可靠的价格及其他信息,其价值增值主要来自证券的发行、包销和交易等服务环节;(3)交易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这类服务实际上类似于为支票账户使用者进行会计服务,一般来说这类服务会随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连接广泛程度的增加而快速增长;(4)保险服务。即为保障客户在某些意外情况发生后避免经济损失而提供的一种服务,这类服务可以通过某种金融工具将客户的风险转移或分散;(5)资产管理服务。投资管理或资产管理服务主要包括:决定所管理的资产的风险或回报偏好,选择资产,获取或购买资产并提供安全保障,监督宏观经济表现和资产表现,当新信息、投资机会或资产管理目标变化时改变持有的资产组合这五个方面的内容;(6)信息和咨询服务。金融资讯一般可以分为金融信息、价值评估和投资建议这样三个层次,对这类服务是否收费,金融机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很显然,世贸组织的这一说法对金融服务业的归纳相对客观且比较全面。但当把这一命题置于我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时,该分类法显得过于超前,虽然我国业已开展并深化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但比对世贸组织的分类,我国在相当多的领域和范围的数据获取都有不同程度的难度。故此,本文后面的研究仍遵循传统的金融服务业分类,即将金融服务业划分成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分支。
和其他产业部门相比,金融服务业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独特特征。主要体现在:(1)实物资本投入较少,难以衡量其产出数量;(2)现代金融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利用,已经告别了以往资金融通的单纯角色。金融信息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源之一;(3)金融服务业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4)信息技术、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影响已经从根本改变了金融服务业领域,这种改变还将继续下去。
1.2 金融服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理论
1.2.1 经济发展决定论。
与一般产业集聚相同,一般情况下,金融服务业集聚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是推动经济发展深化的原因。皮奥里和萨贝尔(1984)认为,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陷入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是以大批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表现,利用生产特定产品的机械、利用大量的非技能劳动力生产大批量标准化产品的那种福特制生产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即制造业进入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的第二次产业转换时期,亦即后福特制时代。而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角度进行分析。威廉姆森(1975)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认为这三者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调节是有效的调节手段;三者处于较高水平时,企业则会替代市场组织;当三者处于中间水平时,自动调节和强制调节会同时发生,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态。
1.2.2 区位经济理论。
以韦伯(Weber)、费特(Feite)和伊萨德(Isard)等为代表的区位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动因进行了解释。在供给方面,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经营场所、专业人才、设备和资金成本,这些都要受到诸如政府监管环境、市场活跃程度、人力资源成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对金融机构需求方面,则必须考虑客户关系因素。金融机构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在需求上主要依赖于客户资源的规模,金融机构向某一特定地区集聚,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资金需求的巨大、经济增长的加快、经济体活跃程度的提高等方面条件。
1.2.3 规模经济理论。
在经济对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的今天,规模经济一词人们并不陌生。但若要讨论其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作用则还需细化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主要指来自企业内部生产规模的扩大,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及其各种费用,从而引起的产品成本下降和收益的增加。金融服务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内部规模经济,主要受到金融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和合作、金融产品销售成本的节约、金融产品研发的规模效应、管理和成本控制的规模效应以及内部的风险控制能力的提高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内部规模经济对金融服务业的集聚并不存在积极的作用。因为内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发挥最终使得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金融机构或者其他企业具有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具有排他性的,因此会将其他金融机构排除所在区域外,是不利于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与内部规模经济相反,外部规模经济对金融机构的集聚具有重要意义。外部规模经济是指金融机构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时所产生的成本降低和收益增加的经济效应。这种经济效应是因为各金融机构可以共享区域的公共产品、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外部经济而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金融机构向某一区域聚集可以公用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降低单个金融机构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
1.2.4 产业集群理论。
马歇尔于1920年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产业地区集聚作出解释,此后产业集群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目前已成为大多数学者解释和分析产业集聚驱动力的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将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部经济、集群经济和交易成本。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带来了分散的金融机构布局结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具体表现在集群的形成对金融创新产生激励效应。集群内的企业是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迫使金融机构提升原有产品质量,提高行业服务水平。其次,金融机构之间有分工协作的关系,在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固定的信息交流,提高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外,金融机构一旦形成集聚,各家金融机构的功能会相互补充、支持和促进。
2 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现状
目前天津金融业金融体系建设日臻完善,建立了私募基金产业发展体系、产业金融服务体系等各类金融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天津市提供金融服务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已基本建成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
2.1 银行业
截至2010年末,天津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构成如表1所示。2010年6月30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天津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成为天津最大的一家地方性总部商业银行,标志着天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全面完成。同年8月2日,天津市第二家外资法人银行总部——韩国外换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注: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2.2 证券期货市场
截至2010年末,天津市共有证券公司1家,证券营业部94家,基金管理公司1家,期货公司6家,期货营业部19家,境内上市公司36家。证券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业绩良好。2010年,渤海证券的营业部较上年增加了5家,其中3家异地营业部。
数据来源:天津证监局、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2.3 保险业
2010年,天津市保险业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资产规模增长迅速。国华人寿保险、中邮人寿保险、中宏人寿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天津分公司先后开业。截至2010年末,天津共有法人机构4家、分公司42家,专业中介机构81家,各级各类兼业代理机构2694家。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市场体系。
数据来源:天津保监局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津金融服务业近年来的集聚变化情况,对天津金融服务业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方面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的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因子层,将各层次对应项汇总至表4。
根据2006至2010年《天津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进行计算,结果见表5。
3 影响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对表5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天津市各金融子行业集聚程度均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三个行业中,保险业集聚程度在各年度均最高,证券业次之,银行业相对较低,且银行业和保险业在2008年出现集聚程度下降。结合国际国内在此期间重大事件,本文认为2008年的集聚程度倒退的现象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外在样本数据期间,天津市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有利于天津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典型的事件例如,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式成立;作为天津最大的一家地方性总部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天津市首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慈善长效基金建立;韩国外换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法人总部落户天津等等,这些机构的成立和运行极大推动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
天津作为改革开放后最主要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始终坚持改革之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发正式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更是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先行先试,坚持金融改革创新,金融集聚力不断提升。结合分析数据,本文认为影响近年来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3.1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陈云桥(2009)详细论述了资本流动性是影响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因素。流动性是金融产业的生命力,是促进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核心推动因素,同时也是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必要性原因。从本质上讲,首先,金融服务业是依靠流动性整合在一起的;其次,金融服务业的集聚反过来又加速了资本流动性,促进了经济增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必然。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成为推动区域金融集聚的巨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天津经济发展迅速、人力资本储备丰富、通信交通设施日益完备,成为环渤海地区金融产业的区域集聚地。
3.2 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对金融主体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任英华等(2010)假设经济基础与金融积聚有极强的正相关性。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社会失业率低,对资本的需求量就大,金融业一般会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在萧条时期,企业投资的成功率低,失业率上升,金融债务的偿还能力下降,金融风险加剧,不利于金融主体的运营。综观英美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史,金融中心发源地内在经济与金融实力的膨胀,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何种模式的金融产业集聚,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基础作为其发展的依托。进入新世纪以来,天津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多年保持全国各省区前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和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大量境内外资本及资本运营机构涌入天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领先优势日益明显。经济的发达与飞速发展为天津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对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提出了经济需求。
3.3 政策环境的影响
纵观国内外国际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除了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外,政府对相关领域的政策支持也是绝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天津市政府为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制定出台了包括《天津市促进企业总部和金融业发展优惠政策》、《天津滨海新区金融与人才优惠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对新迁入天津市的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对在天津市新设立的金融服务外包机构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补助金额按注册资本(或营运资金)的3%计算,最高补助金额为500万元;对在本市新设立的金融企业,自开业年度起的三年内由同级财政部门减半返还营业税;自盈利年度起的三年内由同级财政部门全额返还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新购建的自用办公房产,免征契税,并免征房产税三年等等,其扶持力度可见一斑。
3.4 制度创新的影响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也成为CBD金融集聚的试点。许多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及金融开放等方面的改革,都可在天津滨海新区试行,这给天津滨海新区金融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天津更是成为新时期中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创新实践基地,其中金融创新基地的定位成为推进天津金融发展的强大保障。目前,天津的融资租赁业已呈现出相当的行业集聚效应。从成熟的金融理论角度分析,融资租赁已成为发达金融市场中的五大金融支柱之一。此外,股权投资基金在天津有着瞩目的发展,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平台
4 推进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几点建议
4.1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环境
天津金融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与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探索紧密相连,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颁布,为本地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和管理当局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巩固现有优势、大力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资本有助于加强天津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4.2 加强创新型金融服务业建设
所谓创新型金融服务业,既包括制度创新,又包括产品(项目)创新。新型金融服务大多是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因此制度上的支持甚至倾斜是十分必要的。如海泰担保综合性金融服务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进一步成长提供的必要支持。积极研究设计金融创新产品或者项目,如津港指数的设计与编制、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等问题的研讨与论证。
4.3 重视总部经济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作用
总部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交通、通讯、金融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通过使企业资源在空间上更加合理的分布带来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2011)”,天津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综合得分59.74,位居全国第六,比2010年提高了一个位次,在环渤海地区主要城市中,天津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尽管天津总部经济总体发展能力大幅提高,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和北京的金融街、上海的浦东、陆家嘴这样的中央商务区相比仍然没有形成金融服务业的总部经济。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天津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仅有15家,说明金融总部服务区还没有形成。因此今后应着力吸引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部门来天津尤其是滨海新区设立金融中国总部或者地区总部,以形成金融机构聚集之势,打造金融服务业集聚区。
4.4 实施金融人才战略,建立高级金融人才平台
人才是任何领域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产品创新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如何突破天津现有金融发展水平其根本途径还是要解决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的问题,两种手段缺一不可。在以往的人才战略中,往往注重人才的引进,而忽视人才的培养。引进人才固然主要,但本土化才是金融产业发展的趋势。其实,当人才被引进后,仍需不断培训深造,才能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若只谈引进不谈培养,则对政府、社会、乃至人才本身都会造成一种极大浪费。因此我们建议应建立起高级金融人才培训基地,可以与天津本地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对接,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献计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
摘要：通过对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现状的分析,提出影响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进一步提高金融集聚程度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