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共4篇）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篇1
影视运用光与影的艺术, 融文学、绘画、音乐、信息等多模态符号为一体, 创造出任意空间, 形式凝聚, 折射宽广, 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字幕翻译为这种传播媒介的跨文化延伸架起了桥梁, 让巴别塔下的人们居帷幕之中而观天下万象。但是, 人类文化交集是有限的, 大量明显带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文化专有项, 在字幕翻译中构成了屏障。文化专有项由于在目的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者与对应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 因此其在原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 (Aixelá, 2007:58) 。在文学翻译中, 文化专有项的处理是一个热点议题, 研究成果丰硕, 但是在起步尚晚的字幕翻译中该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而利用关联理论探讨文化专有项在字幕翻译中的动态转码过程, 是一个崭新的切入点。文化专有项在字幕翻译中的处理过程不同于文学翻译, 这是由字幕语言的特质和字幕翻译的限制性所决定。
1 字幕翻译特点
字幕翻译近年来获得长足发展, 官方译制片的不断涌现, 网络字幕翻译组的发展壮大, 高等院校影视翻译课程的开设, 专业译配软件的开发利用, 都呼唤着业内外人士对影视翻译研究的关注。由于影视语言具有听觉性、视觉性、瞬时性、大众性和无注性等特点 (钱绍昌, 2000:61-62) 。和其它文学翻译相比, 字幕翻译具有更高的综合性、瞬时性、浓缩性、市场性和科技性, 其难度在于用浓缩的语码在有限的空间内传译原语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一方面, 由于影视是综合性艺术, 影视翻译关注的是多模态符号文本, 包括画面, 声音, 色彩等多种表意符号, 享有多模态符号互补的优势, 言外之意可以由画面或音乐等部分补缺,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译者的负担。另一方面, 影视画面的空间局限和瞬时切换, 使得目的语文本为达到与画面的动态和谐, 也受到传播时空的限制。时间因素制约着字幕翻译, 由于字幕要与演员的台词同步, 字幕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一般约4秒, 两块字幕约6秒, 歌词字幕可延长到7秒 (Bartrina&Espasa, 2005:95) 。字幕停留时间过短, 观众来不及看完, 过长又会导致重复阅读。空间因素也制约着字幕翻译, 以目前使用的译制软件Subtitle Workshop为例, 字幕由屏幕右下方的空白处录入, 字幕块不超过两块, 每块字符数连标点和空格不超过37个 (Cintas, 2008b:97) 。盲目填充字幕, 喧宾夺主, 会过多分散受众的注意力, 所以译者在决策时注重译文字幕的浓缩性。
2 关联理论下的文化专有项翻译过程
关联理论认为, 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 (an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明示与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 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 即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而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 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 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 (比如话语) , 结合语境假设, 求得语境效果, 获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Sperber&Wilson, 2001:49) 。
翻译是涉及原作者、译者和译语受众的跨文化交际过程 (Gutt, 2004)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过程表现为特殊的双重交际过程。在第一重交际过程中, 原影视制作者和译者构成交际双方, 前者提供想要表达意图的证据, 即文化专有项附着的语言符号, 以及影视画面等多模态符号, 译者根据这些信息, 结合双方共有的认知语境, 获得最大语境效果, 推理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在第二重交际过程中, 译者和原影视制作者共同作为说话方, 与译语受众构成交际双方, 译者预测受众的认知语境, 以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译语语码, 向受众传达文化专有项承载的原作交际意图, 受众从其认知语境中调用相关语境假设, 结合影视画面等多模态符号, 推理出译者和原影视制作者的交际意图。文化专有项的传译有效与否, 要看原影视制作者交际意图的实现程度, 取决于交际双方认知语境能否达成共识, 尤其是双方的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有多大交集。
遵循交际的最佳关联性, 在字幕翻译过程中, 译语受众期待以适当的推理努力就能换取最大的语境效果, 此处“努力”指的是受众分析推理译语字幕时所付出的心力, “语境效果”指的是受众把译语字幕和认知语境结合推理出的正确理解, 如同“估算生产率一样, 要考虑产出和投入之比” (胡壮麟, 2002:205-206) 。因此译者既要识别原作中文化专有项的交际意图, 也要考虑受众的认知环境和影视媒介的时空局限, 以显映的方式优化译文的解读, 省时节力, 雅俗共赏, 延续影片的跨文化生命。
3 文化专有项的字幕翻译过程
下面从国际获奖华语影片中摘选三个涉及文化专有项的译例, 分析字幕翻译中译者的决策过程和依据, 从三种常见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 探讨原影视制作者、字幕译者和译语受众之间的动态明示-推理过程, 管窥文化专有项承载的交际意图如何再现。
3.1 异化过程
异化过程是由于译语受众对异域文化的求知期望, 译者采取直译或音译的方式保持源语文化特色, 呈现给受众原汁原味的语境效果。这种过程以人类认知共性为基础, 以影视艺术的多模态特质为条件, 是理想状态下影视文化跨语言的再现过程。
(1) 原文:Magic Eight Ball, should I never see Rachel again?
译文:神奇8号球, 我永不再见瑞秋吗?
例 (1) 来自《老友记》第五季第四集, 剧中罗斯的妻子要求他再也不见前女友瑞秋, 否则就离婚, 罗斯无奈之下只能乞灵于“神奇八号球 (Magic Eight) ”。第一重交际中, 原影视制作者向译者呈现文化专有项“Magic Eight Ball”及相关语段, 并以影视画面向译者明白展现其信息意图, 译者从交际双方共有的百科知识中提取相关语境预设, 即“Magic Eight Ball”是美国特高玩具公司 (Tyco Toys) 制作的一款玩具, 人们可以向这个“神奇八号球”提出任何问题, 然后摇动一下, 答案选项就会出现在球的小窗上。译者从语言信息和画面信息上推理出原作交际意图:罗斯惧怕妻子埃米莉离去, 也害怕失去好友瑞秋, 左右为难, 无计可施。第二重明示推理交际中, 译者运用直译手法, 以语码“神奇8号球”向受众传递其信息意图, 辅以“罗斯叩问8号球显灵”的影视画面, 汉语受众从认知语境中调用类似的语境预设, 如魔镜、魔盒的乞灵场景, 不难推理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译者遵从最佳关联原则, 以原汁原味的文化再现, 给受众丰富而忠实的语境效果。这是一个对文化专有项翻译异化的过程, 也是字幕翻译的综合性和优越性所在, 源于影视艺术的多重符号特质, 画面、配乐和其它影视符号共同牵引观众对译语字幕的认知过程。
3.2 阐释过程
文化专有项在译语中空位或错位, 比如某些文化专有项所对应的指称, 译语受众非常陌生, 或者在译语中对应另一个指称。因此, 出于最佳关联性的考虑, 可以直接阐释言外之意, 避免译语受众阅读字幕时的无效推理, 或者推出的语境效果和原作意图南辕北辙。
(2) 原文:Don't be silly.Ben loves you.He's just being Mr.Crankypants.
译文:别傻了, 本他喜欢你, 他只是爱发牢骚而已.
例 (2) 来自《老友记》第一季第六集。莫妮卡每次抱侄子本, 本都哇哇大哭, 莫妮卡觉得狼狈又郁闷, 于是哥哥罗斯说了例 (2) 中的劝慰之词。第一重交际中, 原影视制作者利用文化专有项“Mr.Crankypants”等语段, 以及画面等影视符号向译者明示其信息意图, 译者从双方共有的认知语境中提取相关语境假设, 即“Mr.Crankypants”是一个著名的美国卡通形象, 他经常说的两句话是“别烦我”和“别碰我”。结合画面、语言和语境, 译者推理出原影视制作者的交际意图:孩子喜欢姑姑, 只是叛逆爱发脾气, 并不针对姑姑。第二重交际中, 译者考虑到汉语受众可能并不熟悉该卡通形象, 而画面没有相关提示, 有限空间也容不下长篇注解, 受众无法调用该卡通人物相关的语境预设, 得不到原语受众的语境效果, 所以译者把“言外之意”和盘托出, 成功辅助了受众对画面的理解, 获取了原影视制作者的交际意图。这是一个常见的字幕阐释过程, 通常用来处理那些受众认知语境中缺失的概念, 虽然失去了生动的喻体形象, 但是根据最佳关联性原则, 减少了受众不必要的字幕处理时间, 保证了对画面情节的注意力。
3.3 替换过程
在影视翻译中, 要向受众发扬原语文化, 往往需要适时遵守译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 因而译者常采取语码替换的手段, 以他们熟悉的概念或逻辑表现源语文化专有项的内涵。此法同样以目的语受众为中心, 使其在阅读字幕时, 能以最小的心力投入, 换取最佳语境效果。
(3) 原文:Loose the cannons, you lazy bilge rats.
译文:快把炮绳松开, 你们这群懒猪。
例 (3) 出自电影《加勒比海盗》。“lazy bilge rats”, 原指“懒惰的舱底老鼠”, 此处译为“懒猪”。第一重交际中, 原影视制作者借助画面和文化专有项“lazy bilge rats”, 向译者传递其信息意图, 由于交际双方具有共同的词汇信息和逻辑信息, 所以译者能据此推理出剧中人物“已到了危机四伏的处境”;第二重交际中, 译者预测到“老鼠”在汉语受众的认知语境中调取的是错位的语境预设, 所以代之以新的文化专有项“懒猪”, 汉语受众以较小的加工处理, 就能推理出最大的语境效果, 这种翻译手法关照了汉语受众的认知语境, 因为他们不太认同英语中某些喻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 质疑其语言文化中所不存在的逻辑, 直译法必将导致语境效果相去甚远。替换过程“殊途同归”, 虽然形式叛离, 但是本质指向一致。在该影片中, 类似的译法还有“a sitting duck”, 原指“坐着的鸭子”, 译为“瓮中之鳖”;“the snake pit”, 原指“蛇洞”, 译为“虎口”。替换的前提是原语语码和译语语码之间潜藏着隐含意义的共性, 比如“the snake pit”和“虎口”在两种语言中的认知途径异曲同工。此法点燃了译语受众的语境认同感, 让受众事半功倍地获得语境效果, 是为忠实的叛逆。
此外, 文化专有项的字幕翻译中, 还有删减等过程。译者常会裁剪一部分语言信息以达成语言交际的目的。原因有三, 一是原语字幕中的文化专有项和译语没有交集;二是字幕容量有限, 部分语码信息对译语读者没有多少交际价值或无关剧情;三, 电影的多模态手段和情节发展会给受众以各种交际线索, 并推测原制作者的意图。被删减的对象常有信息的重复表达, 如同义反复;信息的多余表达, 如赘词;无关或对受众不重要的表达形式等 (黄忠廉, 2000) 。删减过程, 注重和影视画面声音呼应, 符合字数限额, 节省了受众的处理努力, 快速直达交际意图, 凸显了影视语言浓缩精简的特点, 也是翻译效度的体现。
4 结束语
综上, 文化专业项的翻译过程是特殊的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 和普通文学翻译过程相比, 最大区别在于第二重交际, 译者和原影视制作者共同作为说话方, 对译语受众进行明示表征, 译语受众既要处理译语字幕的语码信息, 也要处理影片画面等多重符号信息, 这使得字幕的浓缩性是可能而必要的。所以, 译者充分利用其认知语境中的两种语言文化储备, 推导出隐于原文信息意图之后的交际意图, 同时关照译语受众的认知特点和能力, 产出具有最佳关联性、精炼简约的译语字幕。无论何种翻译过程, 译者都应根据字幕翻译的特质和译语文化特征, 以译语受众为中心, 实现原作交际意图, 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摘要：关联理论视域下, 文化专有项的字幕翻译过程, 是以文化专有项附着的语段为媒介, 遵守字幕特质, 发生在影视制作者、译者和译语受众之间的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首先, 影视制作者利用文化专有项附着的语言符号和影视多模态符号, 向译者明示表征, 译者调用可及的语境假设, 推理出该文化专有项的语境效果;然后, 字幕译者使用译语符号, 影视制作者运用多模态符号, 共同向译语受众明示信息意图, 受众结合其认知语境加工推理, 获得原作的交际意图。关联理论能有效解读字幕翻译中的文化专有项动态转码过程。
关键词：文化专有项,字幕翻译,翻译过程,关联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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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篇2
关键词：华裔文学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
1 概述
《等待》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 用英语进行表达创作的一部作品。哈金作为一位华裔作家, 其在进行创作时呈现出一种用英语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特征”, 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表达与翻译。于是笔者猜想, 从这样的作品中能否获得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方面的相关借鉴。笔者哈金的作品waiting为例, 来探究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将华裔文学英文作品纳入研究范围, 以期发现其中规律, 探究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共性。
国内外在对华裔作品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就, 如许海燕, 孙卫红 (2012) 1、张秀荣2 (2009) 、李佳 (2007) 3、韩子满 (2002) 4、张红艳 (2000) 等, 这些作品对文化专有项翻译都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其中殷燕、王若男 (2015) 5在“基于语料分析的文化负载词英译描述性研究—以Thousand Piecesof Gold为例”中提出“在异质中寻求语用等效“的规律十分有代表性。本文将以华裔英文原创小说作为研究范本来探究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2 文化专有项的定义
文化专有项:文化专有项又称作文化负载词, 是文化中特有的词组和习语, 很难出现在另一文化中。文学翻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负载词处理的得失6。Aixela在1996年提出了文化专有项的定义:在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目, 由于在目的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 因此在原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7。传统文化的差异导致译者很难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 而其翻译的好坏对整体的理解又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西文化中有许多迥异的地方, 比如:菜名、服饰、习俗等的翻译。这方面的翻译, 译者一直在孜孜追求尽量给读者呈现与源语言同样的感受, 减少甚至避免文化冲突和文化的陌生感的出现。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项研究主要回答一下两个问题
(1) 华裔作家在进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上有无规律可循?
(2) 如果有规律, 那么规律是什么, 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有何借鉴意义?
3.2 语料来源
本文中的所用语料均来自哈金的”等待“一书, 故事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60年代至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间, 并以军医孔林的爱情与婚姻所围绕展开。哈金凭借该部作品获得福克纳小说奖。
3.3 语料收集
文化负载词涵盖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服饰、饮食、生产、教育、法律、政治、风俗习惯、历史典故以及气质情感、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诸多因素8。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收集了包括菜名、俗语, 诗、民俗三方面的语料, 且每方面节选典型语料进行分析。
2005年地方院校招生人数
3.4 语料分析
语料分析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从菜名、俗语, 诗、民俗三方面分析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规律。第二个阶段是将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总结分类, 得出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
4 结果与讨论
本项研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下两个方面的回答: (1) 本项研究所选语料中采取了何种翻译方法 (2) 对比分析采用何种翻译方法的原因及规律是什么。下面将所选的三类语料进行逐一的列举分析。
4.1 菜名
小说《等待》描写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其中特色饮食的翻译占了很大笔墨。饮食是传递时代和传统文化气息的重要载体。哈金对不同的菜肴采用了的翻译方法。见表2。
对于中国特色的小吃, 哈金的翻译基本是遵循意译的方法, 中国小吃的命名大都带有浓郁的地方性语言的色彩, 当按照直译生硬的译出字面意思无法让读者体会文化专有项的实际内涵时, 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更加合理。总的来说, 哈金《等待》里菜肴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是采取综合的翻译方法策略, 具体菜肴分别采用直译、意译、直译加注的不同翻译方法。对待字面意思清晰明了的菜肴, 直译即可;直译无法表现菜肴色香味的口感时, 需懂得变通, 采用意译以传递最佳的蕴涵;菜肴主料文化色彩浓厚, 或菜名单薄, 适当加以译注以传递文化内涵。
4.2 俗语, 诗词
(1) 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 ”人憔悴”译为”grown bony and pale”, 衣带渐宽译为”robe turning baggier day by day”很好的保留原语的语言文化色彩, 同时也有利于外国人进行理解。直译有许多好处, 特别是在两种不同语言的翻译中, 直译法不仅能够传达成语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而且能产生较高的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度, 同时还保留了汉语成语的民族色彩和生动形象, 使英语读者能更好地感觉汉语文化。这种直译法为英语输入了新的表达方式, 丰富了英语语言文化9。 (2) - (4) 为意译, 最大限度地展现原文的个性特色, 而习语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方式之一, 因此, 采用意译的方法翻译习语是传播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媒介10。
4.3 对民俗的翻译欣赏
翻译是跨语言的活动, 所以每当论及翻译, 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化。因而, 如何处理文化缺省现象就成了翻译的重点。文化缺省是指作者在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双方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11, 对这一现象比较有效的翻译方法主要有文化意象替代法和文化意象舍弃法。如“尼姑庵”译为“nunnery”“肚兜”和“素髻”分别译为“bib”“serve bun”。翻译是一种行为, 主张“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12。朝天靴译为“white-soled platform shoes”、生命线和财线译为“heart and head lines”, 前者详细解释朝天靴的颜色、形状和特点, 后者意译为和生命智慧密切相关的两个器官, 达到了翻译所要实现的功能, 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与原文相同的阅读平台。
5 结束语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语料分析, 本项研究的结论是:
(1) 华裔英文作品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有规律可循。在策略及方法的选择上视时代背景、语言风格、人物关系等而定, 以期更准确的实现语言上的转换。
(2) 对文化专有项翻译的, 宜采用直译、意译灵活互补运用, 文化意象舍弃法、替换法等方法的使用, 一方面表现了中国特色文化, 同时使得目标读者群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3) 华裔英文作品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结合了两种文化各自的优点在不失本真意义的同时易于目标语读者接受, 可以说是翻译所要实现的状态, 此方面的研究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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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平, 浅析异化与翻译[J].中国论文网, 2011 (04) .
[6]文化缺省情况下英汉翻译方法及技巧[D].孙亚男, 2013.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篇3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 小说通过人力车夫祥子描述了旧北京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全作中不乏对北平景色、民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描写并且运用了大量生动的北京方言, 是一部文化色彩浓厚的小说, 其中含有大量的文化专有项, 涉及地方文化、传统习俗、语言文化等, 这些文化专有项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翻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是文化的移植过程。因此, 英译时如何传达小说中的文化专有项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文化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建构主义翻译观
传统的翻译标准是以追求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为宗旨的, 不管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的“信、达、雅”, 傅雷的“神似”说, 钱钟书的“化境”说, 还是西方著名学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译文应该把原文的思想完全传达出来;译文的风格和表达形式应该和原文一样;译文要如原文一般流畅” (泰特勒, 1790;陈德鸿、张南峰, 2000:11) , 奈达的“功能对等”——通过比较原文读者对原文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是否对等来评判译文的优劣 (奈达, 1993:116) , 都是以原文为中心, 力求译文达到与原文的对等。然而这类标准都基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 即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 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 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 (吕俊, 2006:63) 。
2.1 建构主义翻译学
吕俊教授认为, 无论是以“信”、“忠实”或“等值”, 甚至“等效”为标准, 都没有摆脱以原文为中心和力求译文与原文对等的模式。因为根据传统的观念, 原文中的信息是通过原文语言符号按语法生成规则设定的, 其意义具有确定性。在翻译时, 译者只需经过对原文语符进行解码, 然后尽量以相同的组合模式用另一种语符进行重新编码就可以了。即使有信息的流失, 也只是因为两种符码在组合方式上的不同或是两种文化有着一定差异而已。因此, 翻译研究者的全部任务与使命就只是寻找应付这些差异和不同的对策。建构主义翻译观认为, 文本的意义不是自存自在的, 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人们只能在人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完善对它的理解与解释。建构主义翻译观认为旧的标准之所以受到颠覆, 是因为它缺乏合理的理论依据, 因此也失去了指导意义。
吕俊教授以其对翻译学发展的全面深入的把握, 提出了以实践哲学为哲学基础, 以交往理性为理性基础, 以共识性真理为真理观, 以及以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学基础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理论。
2.2 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翻译标准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原则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有效性, 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也就是对客观世界事态与事实作出的陈述是真实的, 交往行为建立的交际关系是正当的, 言词表达与说话者的意图是一致的。受“交往行为理论”的启发, 遵循交往理性, 吕俊提出了翻译的三个标准作为翻译的底限标准。他认为, 既然“忠实”、“信”的最高标准无法达到, 坚持最低标准会使翻译活动更具科学性。翻译的这三个最低标准分别是: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吕俊、侯向群, 2006:238) 。
这些原则比较接近翻译的实际, 体现了开放性与多元性, 也易于实现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结合。因此按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标准, 可能会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和研究。而建构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现代译学中新兴的流派, 目前的研究大都局限在理论层面, 而将其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选取伊万·金所译的Rickshaw Boy和施晓菁所译的Camel Xiangzi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在建构主义翻译视角下, 依据建构主义翻译学翻译标准的三条原则对两译本中的文化因素中的文化专有项的英译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两译者的翻译策略, 以期对两者的译文做出客观的评判, 同时从对比分析中总结两位译者在翻译中对于异国文化传播的得失, 从中探寻如何在传播“异域情调”的文化同时, 正确把握传播异国文化的分寸, 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的问题, 从而避免文化误解, 违背翻译初衷。另一方面, 也通过两译本对建构主义翻译学翻译标准的有效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检验。希望籍此在老舍作品译作的研究领域尽一份薄力, 并为翻译具有丰富文化专有项的文学作品提供借鉴。
3. 基于建构主义翻译标准的《骆驼祥子》文化专有项翻译对比分析
3.1 物质文化专有项
先去扫雪, 晌午我请你吃火锅。 (老舍, 282)
First go and sweep up the snow.For lunch, I’ll treat you to ameat dip。meat dip. (Shi, 128)
First go out and sweep up the snow, and at noon I’ll invite you to share a bowl of food that’ll have fire under it. (Evan, 187)
“火锅”是数千年来中国北方的传统食物, 它是把各种蔬菜和肉类放在容器中用火烹煮, 施译本中“dip”在牛津词典中的意思是指动作“浸, 蘸”, 因此“火锅”和“a meat dip”不是同一种食物, 因为“火锅”必不可少的“火”在此译文中未能得以呈现, 因此不符合理解的合理性。在金译本中, 译者把火锅描述为“a bowl of food that’ll have fire under it”, 虽然传达了一定的信息, 但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语读者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解释获得确切的意象, 因此, 这种解释未具有普遍有效性。英语中有“chafing-dish”一词, 意思是“a pan with a heater underneath it for cooking food or keeping it warm at table” (在餐桌上烹饪或使食物保温的) 火锅 (Oxford, 220) , 虽然他指的是容器, 但也可以用来指代这道食物, 因此, 译者可以使用“chafing-dish”一词, 这样, 既传递了中国的饮食文化, 又使目的语读者更易接受和理解, 既满足了理解的合理性, 又在目的语读者中也具有解释的普遍有效性。
3.2 习俗文化专有项
有的喝闷酒, 有的猜开了拳…… (Shi, 302)
Some drank in glum silence, others began playing guessing games. (Shi, 135—136)
Some of them drank in a kind of depressed solitude;others boisterously played the fingers game with one another. (Evan, 200)
“猜拳”是中国人喝酒时非常普遍的一种游戏, 两个人猜手伸出来时手指的数目。在中国, 有很多类似的游戏, 在这些游戏中, 人们都试图猜数字, 比如说猜骰子的点数, 猜扑克牌的总数等。不管是什么游戏, 这些游戏的中心就是猜数字。金译本把猜拳翻译成“fingers game”, 只译出了游戏的方式, 而没有溢出游戏的重点“猜”, 因此没有表达出此习俗的文化信息。施译本虽然译出了“猜拳”的内涵意义, 但损失了拳这个形象, 因此这两种译文都没有很好地传达文化信息, 不能使目的语读者获得确切理解, 理解不具有合理性, 解释也没有普遍有效性。而“guessing games use finger”对“猜拳”作出了解释, 虽然比较复杂, 但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能够很好地获知相关文化信息, 不仅理解合理, 解释也具有有效性。
3.3 语言文化专有项
你是了味啦, 叫我一个人背黑锅[…] (老舍76)
You got what you wanted and now you expect me to take the consequences all on my own. (Shi 189)
You’ve got tired of the flavor, and you want me to carry theblack pot all alone. (King 82)
“背黑锅”是汉语中特有的表达, 意思是承担别人所做事情的后果和责任, 在此, 金译本只是进行了直译, 对于缺乏目的语读者来说, 他们并不了解黑锅的确切含义, 因此直译对目的语读者理解小说没有带来任何帮助, 因此, 金译文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施译本则对其作出了详细阐释, 符合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
4. 结语
建构主义翻译学提出的翻译标准的三原则, 是一个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标准, 打破了传统的一元翻译标准, 使得翻译有多元性可能, 把它作为翻译的最低限定标准, 引导译者怎么样去翻译而不是规定译者必须翻译成什么样, 允许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允许不同理解和解释的存在, 因此对于文学翻译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建构主义翻译标准的指导下对《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中的一些译文做了分析, 以期对其译文做出客观的评判, 也希望通过此研究探讨建构主义翻译学翻译标准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摘要：本文在建构主义翻译观的框架下, 以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三个翻译标准为指导, 对《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的一些文化专有项的实例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建构主义翻译观,翻译标准,《骆驼祥子》英译本,文化专有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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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篇4
中国已是旅游大国。据相关权威机构预估, 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届时,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来中国游览、参观。他们迫切想加深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认识。因此, 旅游文本的翻译变得至关重要, 特别是一些中国文化专有词的翻译。鉴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中国文化专有词在英语中往往找不到对等语或对应语。因此, 为了把中国陌生的人物、事件、节日、地点、时间等介绍给我们的外国游客, 旅游文本中经常采用采用英语的文化替代词进行类比, 如将西施类比为Chinese Cleopatra、将清明节类比为Chinese Easter、将青岛类比为Switzerland of the Orient等等。虽然这样的类比可以引起外国游客情感上的共鸣,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 但这是否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是否有利于对外宣传?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本文将分析类比翻译带来的消极影响, 并寻找将这些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翻译方法。
1 类比翻译的消极影响
类比法也叫比较类推法, 是指由一类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 可以推测与其类似的事物也应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方法。在旅游文本翻译中, 类比法经常被用来拉近外国游客与中国文化的距离, 使他们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这种方法虽有助于外国游客克服文化差异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专有词, 激发他们的兴趣, 但旅游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要关注文化交流的平等性, 达到传播、推广旅游目地国文化的目的。过于强调译入语的文化, 置中国文化于西方文化的桎梏之下, 是否妥当?旅游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自晚清以来, 我们一直抱着弱国的心态, 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在寻求西方的认同。于是, 苏州变成了“Chinese Venice”、祝融变成了“Chinese Prometheus”。因此, 笔者认为类比翻译的方法会带来以下消极影响。
第一, 弱化中国文化专有词的影响力。上文提到旅游文本中常常将中国的历史人物济公类比为Robin Hood in China。在中国, 济公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民间故事人物, 他那疯疯癫癫、蓬头垢面、手执蒲扇、出没四方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惩恶扬善、治病救人, 被称为“活佛”, 奉若神明并加以顶礼膜拜。他是神化人物罗汉化身, 是佛家普世救人的理念的代表。济公身上绽放着佛家的光芒。而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侠盗式英雄人物, 绿林好汉, 劫富济贫, 整治暴戾的贵族、官吏, 并把得来的钱财用于救助贫苦百姓, 是中世纪英国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代表。这两个人物形象代表的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意蕴, 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异同点要多于相同点。这种类比翻译将中国的济公“西化”为西方的Robin Hood, 无疑弱化了中国文化符号的影响力, 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冲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
第二, 淡化了旅游景点的独特魅力。例如, 一些旅游文本中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四姑娘山类比为Alps of Orient。外国游客对阿尔卑斯山非常熟悉, 这可能降低了他们了解四姑娘山的兴趣, 从而缺乏对四姑娘山独特魅力的认识。毕竟, 四姑娘山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有着与阿尔卑斯山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这样一味顺应译入语受众的文化审美, 改写自己的灿烂文化符号, 无形之中抹杀了旅游景点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魅力。
第三, 扼杀了非西方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他们价值观不同, 文化背景各异, 认知习惯和审美情趣也不尽相同, 还带着不同的期许。鉴于当前旅游文本对中国文化专有词大都采用类比翻译, 因此要意识到, 这些类比翻译会把西方 (主要是英美) 文化符号强塞给非西方游客, 阻断了他们了解中国文化专有词的机会, 丧失了弘扬中国文化的时机。比如, 很多旅游文本将中国的杨贵妃译成Chinese Helen, 但非西方的游客可能更想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杨贵妃是何许人也。显然, 这种类比翻译就扼杀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的机会。
2 对策
旅游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因此, 旅游翻译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词汇空缺现象是屡见不鲜。如果置英语的表达习惯于不顾, 一味直译中国文化专有词, 那么外国游客就会失去阅读兴趣。如果过于以译入语受众为导向, 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化符号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可言了。因此, 为了将这种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翻译方法。
第一, 直译法。直译即根据原文的实际意义逐字翻译。通常在中文能够表达相应的英文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这种译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向外国游客传播异质元素, 让游客置身于异国文化的熏陶之下, 达到了解异国风情的目的。如:西湖十景被译为Ten Views of the West Lake, 花港观鱼被译为Viewing Fish at Flower Harbor。
第二, 音译加直译。很多旅游文本在翻译中都采用了这种两者相结合的方法, 特别是以历史事件或人物所命名的景点, 应该选择音译, 而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又必须让外国游客充分理解其内在涵义, 这就要融入其对应的英文意义, 即直译的方法。如, 杭州景点中的西泠桥被译为Xiling Bridge, 苏小小墓被译为Su Xiaoxiao Tomb, 岳飞庙被译为Yue Fei’s Temple。如, 丑旦被分为文丑, 武丑和旦丑, 译文是Chou (clown) can be sub-divided into Wenchou (male clowns) , Wuchou (clowns with martial skills) and Danchou (female clowns) 。
第二, 增补法。有时为了能更好地向外国游客介绍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 可在原文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增补。特别是在在译人名时, 可补充有关人物的身份、在历史上的地位或功绩等。如, 秦始皇被译为Qin Shihuang the first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who united China in221BC。译者在秦始皇的英文后面增补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功绩, 这样外国游客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另在译地名时, 可补充地名的寓意和地理方位等知识。如, 西域被译为Xiyu, the Western Region (a Han Dynasty term for the area west of Yumenguan Pass, including what is now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
3 结语
类比翻译的确可以让译入语受众把陌生的中国元素和他们熟悉的西方元素联系在一起, 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 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文化自信, 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国门, 进入到外国游客的生活之中, 就如同好莱坞的电影、麦当劳等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影响一样。本文探讨了对中国文化专有词进行类比翻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并提出了将这种消极影响控制至最小的翻译方法, 希望能对中国文化专有词的翻译提供借鉴, 推动中国文化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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