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用10篇）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篇1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人们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因而翻译研究一直关注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然而,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 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模式, 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 赋予了翻译研究宏大、多维的研究视野,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1990年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巴斯纳特 (Susan Bassnett) 与美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勒弗维尔 (AndréLefevere) 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问题, 许多学者表示认同, 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 使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 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 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文化学派从宏观角度出发, 从政治、历史和文学等多角度切入, 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巴斯奈特是西方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巴斯奈特 (1990) 认为, 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 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 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与重组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的目的在就是满足文化需求, 因此, 译者应该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移植文化, 尽量保留差异。勒弗维尔在其专著《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改写, 即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勒弗维尔指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 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和三因素理论集中反映了文化学派, 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 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 (谢天振, 2008)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把翻译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关注文化语境、历史及规约等宏大的课题, 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 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翻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重心的重要调整, 其关注的重点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等问题上。也就是说, 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谢天振, 2008) 。它更为注重翻译过程和译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更为注重译者的作用, 更为注重译作的效果而不是其内在文本结构 (王宏, 2007)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在我国翻译界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 在国内众多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与之相关的论文, 如《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述评》 (何绍斌, 2007)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启示与困惑》 (修文乔, 2006) 、《犯规与规范———走出文化转向的困惑》 (穆凤良, 2007) 、《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 (郭建中, 2007)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王东风, 2004) 等等。王东风在《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2004) 一文中提出, 绝对忠实是不符合翻译实际的。传统的归化翻译所推崇的忠实严重地扭曲了被翻译文化的文化身份。他认为, 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翻译教学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教学进行整体性思考。

二、文化转向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1.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 (2004) 将翻译观定义为:“翻译观指人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翻译活动的总的看法, 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讲, 它既包含总体意义上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与历史观, 也包含从各临近学科研究翻译的基本观点与原则。翻译观有别于一般具体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前者具有整体性, 而后者指的是翻译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要达到的标准, 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翻译观多种多样, 比如,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应力求功能对等;翻译即译意;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异化翻译是当今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必然趋势;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等等。许钧 (2009) 在谈到翻译观念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时指出, 翻译观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 它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 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一个译者, 有什么样的翻译思想, 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实践,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译作。作为一个译者, 如何理解翻译活动, 对翻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他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 会因时代或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许钧, 2009) , 在这个意义上, 一个人的翻译观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其中可以不断增加新的观念, 也可以淘汰过时的观念或修正原有的观念。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近20年以来, 人们已逐渐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把翻译活动理解为促进不同民族对话、思想交流的文化活动。而我们学生的翻译观仍基本囿于“语言转换”的范围, 翻译时关注的是“语言的忠实”“形式的对等”, 却忽略了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种现象跟我们的翻译教学有关。卜玉坤 (2009) 在总结当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 翻译教学片面地强调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知识的传授, 轻视了翻译技能的培养, 将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知识、翻译经验、翻译实践、翻译创新割裂开来。胡卫平 (2011) 也认为, 我们的翻译教学中理论教学这部分显得相当薄弱, 因此, 学生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仅仅限于“信、达、雅”, “直译和意译”, 而且理解往往不够深刻系统而流于表面。学生在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盲目性”。翻译观是译者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对翻译活动的深入理解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的能力, 在加强认知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翻译实践, 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 建立正确的翻译观。

2. 培养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文化转向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同时也是文化模式的转换。翻译过程不单纯是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编码过程, 而是涉及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以及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交往行为 (严明, 2009) 。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 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 更是文化转换, 这已是许多从事翻译研究的中外学者的共识。而如今在翻译教学当中, 许多教师仍然局限于从词到句到段落的翻译训练和翻译技巧的讲解, 对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极少涉及。这种只局限于语言层面而不涉及文化介绍的翻译教学, 使学生只关注表层的文字转换而忽略掩盖于语言下面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所以翻译教学要强调对学生的文化导入, 强化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适时地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 注意研究中英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 熟悉英语形成和变化所依赖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同时, 要注重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 要加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有些学生对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 甚至是一片空白, 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在当今我们急需加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通过翻译实现中国文化的本土保持以及中国文化的全球推广的形势下, 作为中国人, 我们的学生应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懂得汉语的优美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有责任强调、引导学生掌握足够的国学知识, 应该积极探索如何用英语表达汉语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给予译文以汉语的语言和文化身份。中国译界大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的英译本就让外国读者领略到了许多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 才能真正准确地进行翻译, 正确地传递文化信息, 让译文接受者领略到异域文化的本来面目, 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3.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切实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Neubert (2000:6) 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篇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转换能力, 并认为转换能力建立在前几项能力的基础上, 同时将它们统一协调起来, 使译者能够完成翻译行为。可见, 要提高翻译能力, 拘泥于词句层面的翻译技巧方面的训练不是有效途径, 学生只会在词句层面上寻找翻译规律, 对技巧的理解和掌握也只能是机械的, 不能从根本上领悟和灵活运用。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奈达, 1993) 。在实际的话语交往中, 语言符号以及语言符号的使用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同于系统中的静态意义的动态意义。这就意味着, 翻译交际所发生的实际的社会文化环境赋予文本一种动态意义。翻译绝不仅仅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机械交换, 翻译行为注定要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并以译文语言的体貌特征表现出来。也就是说, 翻译技巧往往是和文化语境紧密联系的, 离开了文化语境, 对译者为什么在某一具体的情况下选用某些具体的翻译技巧是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怎么译”, 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译”。笔者认为, 在翻译教学中, 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比较翻译教学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教学方法。它可以有效地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相对于传统字句本为的翻译方法而言, 语篇翻译能更好地体现包括词义、风格和作者意图以及原文整体意义的忠实、完整的传达。而比较翻译教学法主要以独立语篇的多种译文比较分析为示范, 引导学生关注语篇类型、交际功能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关注翻译活动发生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即翻译情境。我们可以从译文对比出发, 讲英汉对比, 讲文化对比, 讲翻译的灵感思维, 讲翻译理论, 讲翻译美学等等。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译文参与比较评价。这种讲练是综合性的、以语篇语境为依托的,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 学生对整个翻译过程有了一个动态的了解, 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均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有声有色的演绎。通过译文对比分析, 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文化赏析与转换能力、逻辑思辨与决策能力。

文化转向给与翻译教学以很大的启迪, 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同时也是文化模式的转换, 揭示了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教学进行整体性思考。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要重视翻译理论的教学, 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的能力, 引导学生结合翻译实践,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和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篇2

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文学学科的文化实践--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初步研究为例

审美人类学是人类学和美学在当代学术背景上跨学科交融的产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歌以及民族艺术的审美价值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民族艺术及少数民族族群的审美经验作出人类学的解释对于美学学科的发展乃至文学学科的现代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 者：王杰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刊 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426(5)分类号：B83-0:C912.4关键词：审美人类学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外播文化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篇3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意识形態

0.引言

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的登台摆脱了语文学翻译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束缚。对于“他者”、“差异性”与“混杂性”的强调批判了翻译无涉价值的中性翻译观，揭露了政治、权利、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于翻译、文化体系的建构、民族文学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等的影响（宋以丰，2008：92）。八十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与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或自著书撰文，或携手合作，为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手段及现状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试图打破翻译论概念和形而上学方法。源文根本 不再是原来的文本，而只是对一种意念的解释或者详细阐释，因此可以说，原文与译文是互补的，翻译不再有统一的、固定的译文评判标准，这样就为译者与读者或者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更大的评判空间和尺度，延伸了边界，为新的差异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翻译实践的过程。它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大多数时候是隐藏在译本之下，不易被察觉的各种权利关系。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又一翻译研究视角。女性文学翻译发源于宗教，由于宗教使得女性获得接触文学翻译的机会，因此也造就了一些女性翻译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性文论浪潮以及女性主义者，彻底瓦解与解构了男性菲勒斯文化，摈弃了那些“男性的文化”而采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承认性别的差异色彩，努力发扬和彰显女性特色的文化，为争取女性自己应有的最大权利而斗争。

在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影响翻译研究的同时，翻译研究逐渐趋向文化转向的研究，并借助后现代主义衍生出的更多的文化理论，如生态翻译的兴起，更多的视角，为翻译研究不断充实新鲜的血液和更多的灵感。

2.后现代的翻译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为代表，提出了三因素：“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在翻译活动中的操控作用。提出了“改写”与“操纵”的概念。勒菲弗尔对翻译中“改写”或是“操纵”的影响领域的期望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的“改写”或是“操纵”对文学与社会的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同时，翻译的中“改写”或“操纵”也有可能对我们感知的社会或者文学领域产生反作用。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

1796年法国哲学家D·de Tracy首创了“ideologie”一词，用来表示一种负有使命的“观念学科”，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对宗教进行现代批判（徐国柱，2008：108）。Terry Eagleton将意识形态描述为“我们的所言所思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利机构和权利关系之间的联系方式”（1983：14）。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教给我们的是：与其说“真理”是虚假的，不如说它是约定俗成的，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下做事和使用语言（Eagleton,1986:168）。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虚假观念所组成的，它们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徐海波，2003：82）。“意识形态”可以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也可以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潜在的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的信念；同时，一个人在特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体表现形势为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等（蒋晓华，2003：24）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翻译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作为一种媒介，其反映出译入语与原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孙宁宁，2005：104）。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由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胡芳毅 贾文波，2010：23）。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探讨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谢天振，2001：5）。翻译是思维的产物，思维是在表象或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认识客观实物、现象或事件的一种行为活动，主要有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何昌邑，2004：137）。没有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思想也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变化。

3.结语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文本解读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之后宣布了作者的死亡，瓦解了主体的存在，许多边缘因素走向研究人员的视野，多元的研究体系形成。在众多文化批评与文艺理论百花齐放时，翻译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毋庸置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继而兴起的翻译意识形态热潮，必将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再添奇葩。

【参考文献】

［１］宋以丰．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意义研究[J].外国语（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2008,31(3):92-96.

［２］徐国柱．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与解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08，22（2）:107-112.

［３］转引自［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李杨,李锋译:241-242.

［４］徐海波.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82－86.

［５］蒋晓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4－29.

［６］孙宁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2005,21(1):105-107.

［７］胡芳毅,贾文波.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J].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10，(1):23-28.

［８］转引自张小波,张映先.从古籍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科技翻译，2006，19(1).

对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反思 篇4

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学科、跨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翻译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翻译研究成果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趋势，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思路也变得复杂多样。传统的语言学派以哲罗姆模式为基础，提出了忠实、对等原则，但哲罗姆并不反对灵活的处理手法。他认为由于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和语义内容等方面都有区别，因此，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译者必须采用灵活的手段，他提倡直译和意译的有机结合。但自从德里达提倡的解构主义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由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罗格斯中心之一的破除，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这种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发掘，让人们发现了隐藏在文本后的力量。这期间占主流地位的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人们称之为“文化转向”。它使翻译的研究范式从纯语言侧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范式，面对这一转向，我们要批判性地接受，慎思之，明辨之，既要取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

二、文化转向的渊源

文化转向的产生有其丰厚的渊源，可追溯到笛卡尔提出的理性主义及其渊源，即公元前360年的庇罗所提出的怀疑主义。此后古希腊的阿腊克希曼德提出了怀疑和理性主义，颠覆了一切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及伦理结构。后来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所带来的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相对应的“后哲学”思潮，它强调主体意识而不是客观存在。文化学派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语文主义阶段、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多元研究阶段，在各阶段都得到了发展。1972年，霍姆斯提出了翻译学的基本框架，其后出现了以埃文·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强调翻译活动由译语文化个系统间的关系决定，同时强调翻译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后来以图里、赫曼斯为代表的描写学派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这两个文化学派都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派的影响。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关心的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欧洲文化派学者佐哈尔、兰姆勃特、赫尔曼、图利、霍恩比、诺德等，以及美洲学者韦努蒂、根茨勒、尼南贾勒、戈达尔德、西蒙、铁木志科等。尼南贾纳指出：“人类学家为自己制定的人物就是文化之间的翻译，即把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能够理解的术语。”他们认为原来狭义的翻译研究不仅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蕴含的权力关系，而且忽视了翻译文本的历史或历史的有效性问题。因此，他们指出，真正的翻译只能是文化的翻译。

三、文化学派的观点及其合理合不合理之处

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它把翻译看成是宏观的文化转换，并且认为跨文本转化及其发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于是把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它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纬度，使我们了解到翻译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的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诗》中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以此参照文化派的文化转向，他们是否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呢?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的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本受到了文化的驱动和制约。然而文化学派缺少推理环节，将翻译活动抽象为纯粹的文化转译，脱离了翻译行为本身来考虑超语言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文化学派对传统的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的、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才是积极的、正面的。芭斯耐特认为，这类研究已经过时，“在见证了解构主义涌起的这个时代，人们还在讨论确定性的翻译，还在讨论准确、忠实际语言与文学系统之间的对等。翻译学可是一个灰姑娘，一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用于讨论翻译的语言与上位的主导文学研究的新批评词汇相比，真是令人吃惊的陈旧”。在文化派看来，其之前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语言的形式对应上，显得死板，而没有挖掘到语言后面更为强大的力量，即文化。他们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了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确，这些因素确实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但我们同时也能找到它们没有影响翻译的实例。赞助者可以是团体，如宗教集团、政党等，他们的影响可能从译本的选择开始，贯穿译本的整个形成过程。但是，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就意识形态而言，勒夫维尔和芭斯奈特一开始就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绝对化，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象无处不在，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行文或翻译策略的选择，甚至译者的呼吸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力量所操纵。其实，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对的、有限的，译者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职业道德，他们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影响。关于主流诗学，译者可以和当某地的主流诗学不一致，以引进新的元素。如英国引进其他国家的韵、韵式和十四行诗，在当时是对既有文本框架的冲击，其结果是新的韵律基本上取代了以前流行的头韵。并且这些文化因素属于文本外因素。文化派将译语文化的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归为一类，违反了逻辑的矛盾性，因此也不可能总结出预测翻译现象和过程的规律。同时，他们沉浸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能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冲破翻译学科的边界，使翻译研究从跨学科到无学科，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德里达提出：“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生存和发展。”由于符号的意义总是随其他符号既文本网络的空间上的区分余时间上的延搁暂时难以确定，因而词、句、段、文本均不可能有终极意义和不变的内核，文本是开放性的，是多种可能性的系统，无论多么权威的译本都无法穷尽原文的意义而将原文封闭起来。由于很多学者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福科提出：“纯粹意义上的原文是不存在的，原文的地位不应高于译文，更不能把坐着看得比译者更重要。”同时，文化学者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提出，“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赫尔曼指出，“译文绝不可能是原作内容的翻版”、“翻译等值是虚幻的”。铁木志科的操纵论淡化了翻译的本质，夸大了翻译的主体性。这些学者提出这些理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操纵原文。的确，语言是多意的，并始终处于流变之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非是强制的，符号或符号的组合往往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句话会得到不同的阐释。但是，意义也有它很强的确定性的一面。客观事物的相对确定性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肯定客观事物的确定性，并不否认客观事物及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有变化性和灵活性。理解上的千差万别只体现于内涵，而不是外延，语言是主观的产物，但语言使用者没有绝对的自由，理解者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否则以语言写成的各种指导手册也就没用了。另外，流通中的意义也是可以确定的。正如奈达指出的：“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各个语言成分通常只有一个最好的理解。”因此，意义是相对确定的。译者无法改写、操纵源语，因为译之所以为译是因为“译乃易也”，易即转换，以传达原文的信息，它是与原文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学者所提倡的应是“伪译”，而伪译不属于翻译。

四、翻译学的取向

文化学派的出发点是对的，它扩展了传统语言学的视野，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译者在考虑语义转换的同时，注意到了文本外的各种因素。但是文化派的路却有点偏离了正轨。那么未来的翻译学又该如何取向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翻译学取向的目的，它是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对认识问题的探索，对意义问题的挖掘，对人际交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化研究的回归。因此，我们不能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而应在实际的过程中提纯理论，重要的是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际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等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想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过程中人际交际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语用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与胡塞尔登，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思维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蕴涵了认知转向的基础。语用学转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把语言和它的使用即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唯科学主义思想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时它把原文静态的翻译研究放在语用的动态层面上，把过去的所指和能指的固定性冲破，增加了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使它变成一种动态的和变化的意义过程。语用学转向既可以避免语言决定论，又可以克服主体意志过分张扬。

关联理论作为语用学的一部分，对翻译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虽然不是翻译理论，也不是为翻译理论而设计的，但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并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关联理论作用于语篇的解读和转换。它分别在原语和译语两个语篇和各自的语境假设之间寻求两个语片之间的最佳关联。自上而下的关联原则和自下而上的语码操作协同原则，是译文区的最佳信度和效度，从而在原语语篇和译语语篇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投射映现。关联原则作用于形和意之间的张力，使形所蕴涵的意充分显现，使本身就是意的形也能再现。研究形和意的张力是为了抵制“译”蔓延为“非译”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形不用译，形式不是翻译的目标，但形式往往具有意义，它与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语言形式的译不是语义翻译，而是语用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所谓“对等”语码的转换，而主要是依据关联的类比。类比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形式，也体现于正常语码的转换，如应酬语。所以，关联原则对诗形、诗韵的翻译，象形文字的翻译等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翻译这些成分的时候，译者要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用直译对衍译进行制约，用类比对形似进行保证，以达到最佳关联。

五、结语

面对“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译学观念来看待。我们应承认西方翻译理论中文化学派的翻译理念丰富和发展原来的译学观。“文化转向”是多元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研究视角，与其他范式一样有优缺点。我们在吸收它的优点时，要看到它的不足，它把译学引入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从而使翻译的本体受到拆解。每一个翻译范式都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只有对其进行辩证的批判，才能弘扬优点，推动更有生命力的翻译理论的建构。

摘要：“文化转向”作为现阶段翻译研究的新的范式, 过于夸大了文化的制约作用。本文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并提出了语用学对未来翻译学取向的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翻译学,文化转向,文化学派,取向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轮[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2]Bassnett, Susan and Andre.Translation, History[C].Lon-don and Newyork:Printer Publisher, 1990.

[3]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 2004:53-59.

[4]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 2006:90-96.

[5]王凯凤.翻译研究与文化转向[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6, 1:90-92.

[6]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 2004.

从文化转向看文心雕龙中心的翻译 篇5

【关键词】文化转向 中国传统文化 心

在世界文化格局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中，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方式，更是传递文化信息、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文化的方式。翻译工作者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而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因此，研究翻译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

1990年，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

用做出新的认识，并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本文从文化转向的析学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等方而入手探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其重大意义。

一、文化转向的哲学基础

文化转向是备受广泛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各种学科的研究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偏爱和兴趣。其实，文化转向有其析学基础。

阐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析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它已成为当代最具生命力的析学思潮之一，其理论影响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西方阐释析学发展到今天的最新阶段就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使人们在翻译研究方而把眼光投向语言以外的东西，为一切学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

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文学研究流派对文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形式主义者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结构主义文论家更是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他们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新批评派集中研究作品的语言文字和修辞方法;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

文学翻译研究更是文学研究的范畴，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而转向探讨文化层而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勾勒出了翻译学研究的框架，为翻译学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具体来说，文化翻译观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组织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关键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

三、“心”的翻译研究——在“文”中映射“心”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这句话的重点在一个“心”字。“心”在《文心雕龙》整部书中是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的诸如:文人作文的动机、构思,文章的内容、风格、体裁、美学趣味等等。心是美的,结合整部《文心》来说,心美哉何处呢? 在刘舰的《文心雕龙》中，“心”具有四种相互联系的美学内涵:其一，“心”是美的内核;其二，“心”创造着美;其三，“心”是审美的中心;其四，心是“文”、“质”统一的纽带。

从文化翻译学的观点看，语言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语言、文化、认知与存在是翻译的本质属性。在文化翻译和传播的实践中，中国翻译界很早就关注到文化与文化语境问题。宋僧赞宁曾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积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积。积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这是中国传统译论对翻译的定义，即以“橘声淮北为积”来比喻翻译，说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及翻译的本质。从中国的翻译传统看，宗教翻译、科技翻译、西学翻译等不同翻译时期均折射出，译者重视根据文化语境而灵活地采用文化翻译策略开展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他们在实践中力图在中西文化中寻找文化交流的互文契合点，注重对“它者”文化的翻译，并顺应性地选择文化翻译策略。

宇文所安在其译著《中国文沦:英译与评一论》中指出，“心”首先可以指center,中心核心，这主要是从方位上面表示。其次，“心”还可以指示情感比如 “伤心”(sad),“开心”（happy）， “全心全意”(whole-heartedly),“忧心”(worry),“虚荣心”(vanity )。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belongs to all men, so does that of shame and dislike; and that of reverence and respect; and that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mplies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that of shame and dislike,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that of reverence and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propriety; and that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knowledge are inborn, not infused into us.（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宇文所安同时也强调，“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自然之“文”到人之“文”的蜕变过程。“天文”(即天文学) 中“文”与孔子谈论教化和传统彬彬有礼之风所使用的“文”以及“书面语言”和“文学”之“文”，包括后来的“文采”之“文”它们是有共同起源的，这些含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中国文学是自然统一体的结果，文学文本也就不是对自然的摹仿或对自然的再现，这与西方文论有着很大的区别。既然人的本质特性是“心”，与人相应的“文”就通过“心”表现出来，它认识世界，对世界作出回应，然后再让这个中介在“文”即写作中显现给“心”。 宇文所安教授进一步指出，用以显示世界某一方面与人类某一意识结合的书写语言本身就是自然天成的，日月、山河、天地都有其“文”，即自然之“文”，而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借助于“心”可以通过语言对思想感情加以表述，而且人的语言还可以显示出“文采”。 “心”在自然过程中使天地日月自然之“文”与人之“文”的区别得以显现，语言是“心”得以外在表现唯一和特有的形式，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文”。中国之“心”作为反映内心情感意志的自然符号与西方文学作为对自然的摹仿之間的二元对立。所以，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不能割裂自然之“文”与人之“文”之间的关系，自然现象之“文”属于自然美，社会现象之“心”，属于艺术美。

（一）“心”是“为文”的核心要素

《原道》篇探讨文的本源,认为文本于道,这种道包括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即儒家之道。再综合《序志》篇所说的“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知文之心就是“本乎道”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原道》)可见文章的写作是根源于道的。

文源于道,文反映的是意识化的道——志。而心是产生志的器官。在《原道》篇中刘勰概括指出了一条美的表现规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种“心——言——文”的表现方式以“心”为内核,外壳是语言,表达形式就是“文”, 这说明了“心”与“文”的一致性。“文”是外在的形體美,它的内核——“心”,就是产生形体美的内在依据。这种表现方式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左传•襄公二十年》),既然心是思维的工具,是“志”产生的器官,那么它也必然是言情道志的文的核心。

当然,《原道》所说的文有自然之文也有人之文,“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软?”关于人之言所形成的文,刘勰得出结论:“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二）心在文的写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第一篇,是创作论的总论。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构思,刘勰在《神思》篇中作了论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捷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在这一论述中,刘勰提出了“神与物游”的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即作家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完全融入物象之中,运用物象进行思维。

综上,心关系到作文的全过程,所以“心哉美矣”,根基于心的文也自然“为德也大”,得以与天地并生。

四、文学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意义

文化研究作为全球普遍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游走于各种学科之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翻译是介于我者文化和它者文化之间的媒介，并受到后者(译语文化)语言或文化契约的影响。面对语篇文本上的文化距离以及存在的多种互文性，译者应将意识突显焦点在文化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文化层面的互文性应优先于语言层面的互文性。

然而就中国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地位给中西互译一度带来诸多困难，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帝国史的国家，中国始终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文化中心，在翻译外来作品时不自觉地用本上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取向解读和改写原作;另一方面，在后殖民时代，中国同样面临霸权文化的渗透与侵蚀， 相对薄弱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特殊的语言体系使译文研究作品的力度和质量不尽如人意，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滞后于文化研究。二者相对孤立，大部分研究仍是从作者和原语文化出发，将译本视为从属于原文的复制品，翻译研究和批评始终徘徊在译文对原文“忠实与否”的微观层而，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这种沉溺于字而形式转换的研究缺少理论指导的前瞻性与宏观性，无法认识文学翻译的真正功能。由于存在不同的文化规约和语言规约，要完全消除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认同距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译者应最大限度地在不同文化语境之间构建最佳的文化互文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解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有效实现“和谐”文化交往。为了使译品具有相应的文化可读性和认知效果，译者应努力寻求适当的文化移植策略去跨越文化交流的屏障。这种文化移植是一种积极的顺应或妥协的文化翻译策略，目的是调和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译语达到最佳的语境效果。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龙必馄.文心雕龙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4］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郭鹏.《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和历史渊源［M］.济南:齐鲁书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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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因由探析 篇6

中西方翻译实践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翻译研究范式不尽一致。西方翻译理论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演进: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 从泰伦斯等古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 一直延续到当代捷克的列维和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另一条线从古罗马后期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 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 (谭载喜, 2004) ;而中国的翻译思想是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路线发展, 不管是西方的研究路径还是中国的研究路径, 走过的研究路径都属于文艺学和语言学范式, 都不能给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翻译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

2 文艺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文艺学翻译理论强调复制原作形式和风格, 以此来“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美感, 将原作者神圣化和权威化, 轻视或遮蔽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原文的“复制”, 译者的创造性被抑制, 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传话筒, 译者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翻译作品, 特别是翻译文学作品的价值得不到合理承认。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喉舌, 是原作者的仆人和奴隶, 对原文只能亦步亦趋, 这种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 无视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的存在, 译者在翻译中付出的艰苦和译者在跨文化创作活动的劳动没有彰显出来, 导致人们普遍认为, 翻译是纯粹的双语转换活动, 是对原文机械的“复制”, 作者是原创, 译者只能“模仿”, 造成译者的社会地位底下, 劳动成果得不到合理的认可。因此文艺学研究范式忽视了翻译实践者——译者的存在, 压制了译者创造性及其翻译作品的价值, 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3 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d de Saussure) 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为以原文中心向翻译转换过程为中心提供了理据。索绪尔将意义限定在语言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二元对立关系中, 使人们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句子结构的关系中, 同时乔姆斯基 (Norm Chomsky) 通过对世界语言共性的研究, 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 认为人类先天具有语言习得机制, 语言受一定的规则支配, 且语言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世界各种语言表层结构不同, 而深层结构是相同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语言在语义和句法上的相似性, 这使翻译研究有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支持。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各国处于和平建设期, 国际间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来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翻译活动, 翻译行业趋热, 翻译研究空前繁荣, 在1950-1960年代翻译研究者认识到传统基于翻译经验的印象式、主观式的翻译观点、感悟不能科学地解决翻译学科地位, 翻译研究需要吸收语言学理论来支撑研究的科学性, 于是, 翻译研究者借鉴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意义的转换问题, 开始注重分析句法结构, 强调用“对等”的语言成分和表达来进行语码转换, 试图寻找出一系列双语转换规则。他们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 如法国翻译理论家穆南于1963年出版了重要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 “书中讨论了翻译和语义的关系, 比较了各种语言, 指出句法并列、偏正和选择关系是具有共性的语言结构的基本关系, 翻译理论可以据此为基础等。” (谭载喜, 2004)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 于1965年出版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他借鉴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级阶与范畴语法 (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 来描写翻译, 阐述了翻译的性质、类别、对等、转换等问题;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翻译的科学探索》以及1969 年与泰伯合写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运用美国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流行的句法结构分析法、语义成分分析法和类同于乔姆斯基深层结构的核心句分析法, 从语言转换即语际转换的角度, 对语言表达形式以及翻译程序进行了结构层面的分析。但是, 翻译研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动摇文艺学研究范式下的翻译”忠实“评判观, 他们提出的语际转换的“等值”或“对等”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好的译文应该等同原文, 这跟文艺学派的翻译标准没有本质的不同, 只不过在语言学范式下从事的翻译研究避免了主观经验式的支言片语, 研究更为系统和理性罢了。

翻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之所以说有缺陷, 是因为这种翻译研究将句法和语篇结构作为语言研究的焦点, 割裂了语言同具体语境的联系, 把翻译活动当作是一种静态的、孤立的语言层面的转换活动, 将翻译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应达到的特定目的和翻译在构建译入语文化上的作用遮蔽了。如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 (译语) 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 (原语) 的文本材料。在这个定义中, 卡特福德认为“对等是个关键词……因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找目标语中的对等形式, 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在于解释对等形式的性质和条件”;奈达 (1969) 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 “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两个方面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在这个定义中, 有三点是关键:一是“自然”, 指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切近”, 指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 这是核心, “自然”也好, “切近”也好, 都是为寻找对等语服务的。“ (谭载喜 2004) 可见, 在语言学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词汇、结构和语义之间的转换, 各种涉及翻译活动的文本外因素, 如翻译活动所处的语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诗学问题, 译者主体能动性问题、读者接受性问题等, 都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无法解释古今中外各种有悖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忠实“性原则和语言学派翻译标准的“对等”或“等值”原则的翻译作品, 如国内翻译界熟悉的林纾和严复的翻译, 庞德的诗歌翻译, 林语堂的汉语典籍英译等等。又如,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的中译本由翻译家傅东华先生翻译, 1940年首版, 后不断重印, 解放后虽有其他译者的全译版, 但200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仍重印了该译作, 可见傅先生采用了变译方法翻译的作品影响之大。傅东华先生在翻译时, 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接受性, 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对原文作了大量的删节与改动, 他在译序中说;“因为译这样的书, 与译classics究竟是两样。如果一定要字斟句酌的译, 恐怕读起来反而要沉闷, 即如人名地名, 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 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力气……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 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 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他整段的删节了……总之, 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 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可见翻译大家们在翻译实践中, 并不是都完全采用“忠实”、“等值”的翻译手段, 但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社会上很受欢迎, 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与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标准相悖的翻译现象是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说不清道不明的。

以上举的例子都是文学翻译范畴, 现看一则出自《北京周报》 (Beijing Review) 的非文学范畴的翻译实例:

原文: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 这里有冰山雪川, 江河峡谷, 湖泊草甸, 美丽而宁静。州内以藏族居民为主, 还居住着僳僳族、纳西族等20多个民族, 长期以来, 这里各民族和谐相处, 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 (贾文波用例)

译文: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scenery in picturequre Diqing, filled with glaciers, deep canyons, meadows, and lakes, remarkebly resembles that of the Shangri-la described in Hilton's novel. Residents here are mainly Tibetans wh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 over 20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Lili and Naxi groups, thus creating a rich and unique culture. (Bejing Review, 2001)

《北京周报》英文版是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办, 是中央级重点对外宣传刊物之一, 译风严谨。但对比中文和英文, 可以发现英文不是按中文亦步亦趋地全译, 而是重新调整了原文段落, 将段尾中下划线的“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提前, 删减了原文下划线中的“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译文第一句描述迪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 第二句讲述这里的藏族居民同20多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创灿烂文化, 把原段分为了两个逻辑层次清晰的句子。为什么要重新调整原文语序并不按“等值”原则来翻译?是翻译者英文水平不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翻译者为何要对原文有意不忠呢?这是文艺学研究范式和语言学研究范式所解释不了的。

4 结语

在全球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背景下, 面对大量的不“忠实”、不“等值”的翻译实例, 单从双语文本对照比读中是找不到合理解释的, 翻译研究者只能把研究视线从文本内移向文本外, 探寻文本外围因素对翻译者的影响和制约, 这就导致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继而引发西方各种文化派翻译理论的出现和催生出国内从文化层面对翻译变体现象的研究。

摘要：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范式和语言学范式的缺陷, 指出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是使翻译研究更为科学、对各种翻译变体现象更具解释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篇7

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当今翻译界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但其翻译观并未解释翻译的本质问题,更有消解翻译学科的趋势。本文以“文化转向”一词为契机,以传统翻译观所提出的的“忠实”一词为试金石,通过“忠实”的三个层次的实例比较,指出文化派翻译观的局限性所在。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一词源于翻译文化学派。这是该学派为指导翻译实践和构建翻译学说体系所提出的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的单位不是传统语言学派认为的词、句甚至是语篇,因为这些对字、词、句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翻译的表层形式,即文本的翻译研究上,所以他们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作为转换的单位。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翻译具有交际目的,沟通的手段是进行出发语和目的语的语言转换,转换的过程均离不开语言与具体文本。若抽去语言和源文本,翻译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文化派把研究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因此便顺理成章的提出了 “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一说。“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了传统的“忠实”和“对等”。

三、忠实原则是否已经过时

1. 忠实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首先,在这里应澄清“忠实”的概念。笔者认为“忠实”不等同于文字表面机械的转换或是对等,而是在意、 形、神三个方面都达到与源文本高度相符的一种状态。

请看庞德所译《长干行》中这一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playing with blue plumps.

首先“竹马”被译成了“竹高跷”,“绕床”被译为 “绕着我座位转”,两个小孩嬉戏玩耍的场景在这个译本中完全看不出来,反倒像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这是庞德自己对 《长干行》的理解。文化学派赋予了译者操纵源文的权利, 因此在大部分古诗英译译文中都反映着一种思维模式的假定:一首中国诗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当然这也只是在文化派翻译观指导下的极端例子,但也对我们不无启示,这种对源文的改写到底有没有度?设若译者对文本果真可以任意诠释,也就不会有误译,更不会有发现误译后的修正了。(崔永禄、李静滢,2004)这应该是文化派翻译观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2.忠实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进入“忠实”的第二个层次,便要求译者在对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对其他影响翻译的因素进行有效地调控。请看下面有关《道德经》第一章中有关内容两个译本的比较: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The Word that can be worded is not the Word per se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Name proper

“道”是《道德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对于它的翻译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整部著作的理解。赵译本的“Word” 与“道”不是文字表面(如译成Tao或者Dao)的对等,那么这种译法是否忠实于源文呢?在这里赵译 “Word” 一词的大写也是表明了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不同于其一般意义。在这里赵译本通过对语言内部及文化因素的考察很巧妙的用 “word” 一词将两种文化连接起来,在“意”上是高度忠实的。

3.忠实之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属于忠实的最高境界。可谓是译文在形、神、意上都达到与源文的高度契合。请看下例:闪电。闷雷。绿血。横飞的皮肉。美国电影。手榴弹。枪口里喷吐出金色的火舌。兄弟们,不要乱。——(《丰乳肥臀》)

Lightening.Thunder.Green blood.Pieces of flesh flying through the air.An American movie.A hand grenade.Golden flames snaking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Don’t panic,brothers.

莫言的这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带有很浓郁的先锋派特征。源文的语言碎片,即源文的形式传达了作者的意义。我们知道,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 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可见书写形式,所指是我们脑中关于这一语言符号形成的概念。普通的能指(即语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被切换掉,而特殊的能指,即具有双重属性(能指和所指)的形式则必须在译语语篇中“现形”葛浩文的译文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以与源文形式和意义都等值的词或小句很好的传达出了原作的意义。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转向 篇8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转向,商务英语翻译

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出现误译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对误译进行剖析以期少犯错误是大有必要的。本文作者借鉴有关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理论, 分析认为出现误译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文化差异。本论文结合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和商务文化的实例进行对比研究, 来探索一条商务翻译中重视文化差异、成功实现文化转向最终达到提高商务英语翻译效果的新途径。

0 引言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国际交往愈发频繁, 翻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中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开设商务英语翻译课程, 既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变迁, 又适应了市场需求的变化, 更切合了教育部的培养出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的商务英语中初级专业人才的要求。

一般认为, 狭义的商务英语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具有行业特征的、属于庄重文体 (frozen style) 性质的英语。笔者认为, 更为广义的商务英语是指任何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下属所有学科的英语。误译是指对原著错误的翻译, 在思想意义上或在文字上背离了原文。通常是由理解或表达不当造成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文字背后的文化差异。

下面, 笔者结合自己的翻译教学和实践, 从中抽取商务英语误译的例子, 从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例:Traditionally, business simply meant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 but today it has a more technical definition, which i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goods and service for a profit.原译:传统上, 商务仅指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但是, 今天商务有更为科学的定义, 它是指为了利润而进行货物和劳务的生产、配送和销售的一种活动。

在商务语境下, 原译文存在以下误译: (1) exchange or trade和wanted or needed均为近义词叠用, 这是商务英语常见的一种措辞方式, 比如profit or economic surplus就是指“利润”这一个概念, 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说明。这种情况在商务合同中更为常见; (2)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译为“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不合原意; (3) service在现代商务语境里面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劳务, 系泛指一切赢利性的服务业务。而且就目前的语言现状来看, 服务尚不宜被“生产、配送和销售”。

改译:传统意义上的商务是指为了获得人们所需要的物品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但是现在商务有了更为科学的定义:商务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的生产、配送和销售活动以及提供的服务业务。

1 中西文化的差异

简单地说, 造成上述例子误译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文字背后所蕴藏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说, 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1 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 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 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 dragon是罪恶的象征, 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 (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 由此可知, 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 所以, 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 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 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 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再如, 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 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 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 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 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 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 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 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1.2 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 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 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 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 美国有“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 , 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 所以, 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 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 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尽管如此, 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 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 其文化含义是“幸福”, 所以, 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 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 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 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 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 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 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 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 老板发给他“红包”。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 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

1.3 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 在西方, “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 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 在西方国家, 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 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九”因为与“久”同音, 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 我国历史中, 皇帝都崇拜“九”, 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 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 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 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 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 。但在我国, “七”是个普通的数字。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 是名牌产品, 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 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 在乍得、贝宁等地, 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 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 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 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

2 文化转向的策略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 因此, 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 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转化, 即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 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这里的转化可以有以下策略:

2.1 变通或直译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 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 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前文例子中的dragon和white Elephant就是最好的例证

2.2 词汇调整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 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 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 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 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 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 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 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 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 (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 “杜康”作为商标, 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 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 这样, 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 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2.3 语篇等的调整

一篇原文的翻译, 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 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 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 吉祥, 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 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 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 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 不过, 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 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 所以, 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 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 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 往往由于文化差异, 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 这时, 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 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 做出适当的调整, 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 它要求译者具备熟练的语言知识, 熟悉多种文化, 掌握翻译技巧, 从而完成具有一定目的的商务文化交流。只有在充分重视文化差异、灵活运用文化转向策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商务英语翻译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曹瑞明.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3) .

【2】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杨真洪.英汉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3, (1) .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转向 篇9

引言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国际交往越发频繁, 翻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中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开设商务英语翻译课程, 既顺应时代潮流的变迁, 又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更切合了教育部的培养出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的商务英语中初级专业人才的要求。

一般认为, 狭义的商务英语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具有行业特征的、属于庄重文体 (frozen style) 性质的英语。笔者认为, 更为广义的商务英语是指任何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下属所有学科的英语。误译是指对原著错误的翻译, 在思想意义上或在文字上背离了原文。通常是由理解或表达不当造成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

下面, 笔者结合自己的翻译教学和实践, 从中抽取商务英语误译的例子, 从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例:Traditionally, business simply meant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 but today it has a more technical definition, which i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goods and service for a profit. 原译:传统上, 商务仅指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但是, 今天商务有更为科学的定义, 它是指为了利润而进行货物和劳务的生产、配送和销售的一种活动。

在商务语境下, 原译文存在以下误译:1) exchange or trade和wanted or needed均为近义词叠用, 这是商务英语常见的一种措辞方式, 比如profit or economic surplus就是指“利润”这一个概念, 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说明。这种情况在商务合同中更为常见;2)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wanted or needed译为“人们所需要的物品的交换或贸易”不合原意;3) service在现代商务语境里面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劳务, 系泛指一切赢利性的服务业务。而且就目前的语言现状来看, 服务尚不宜被“生产、配送和销售”。

改译:传统意义上的商务是指为了获得人们所需要的物品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但是现在商务有了更为科学的定义:商务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的生产、配送和销售活动以及提供的服务业务。

1中西文化的差异

简单地说, 造成上述例子误译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英两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差异。一般来说, 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1 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 dragon (龙) 不是心中的吉祥动物, 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 dragon是罪恶的象征, 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 (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 由此可知, 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 所以, 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 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 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 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再如, 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 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 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 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 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 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 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 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1.2 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 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可能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 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 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 美国有“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 , 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 所以, 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 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 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尽管如此, 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 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 其文化含义是“幸福”, 所以, 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 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 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 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 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 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 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 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 老板发给他“红包”。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 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

1.3 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 在西方, “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 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 在西方国家, 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 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九”因为与“久”同音, 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 我国历史中, 皇帝都崇拜“九”, 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 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 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 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 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 。但在我国, “七”是个普通的数字。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 是名牌产品, 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 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 在乍得、贝宁等地, 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 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 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 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

2文化转向的策略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 因此, 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 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转化, 即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 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这里的转化可以有以下策略:

2.1 变通或直译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 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 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前文例子中的dragon和 white elephant 就是最好的例证。

2.2 词汇调整

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 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 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 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 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 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 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 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 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 (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 “杜康”作为商标, 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 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 这样, 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 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2.3 语篇等的调整

一篇原文的翻译, 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 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 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 吉祥, 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 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 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 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 不过, 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 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 所以, 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 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 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 往往由于文化差异, 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 这时, 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 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 做出适当的调整, 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结束语

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 它要求译者具备熟练的语言知识, 熟悉多种文化, 掌握翻译技巧, 从而完成具有一定目的的商务信息交流。只有在充分重视文化差异、灵活运用文化转向策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商务英语翻译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曹瑞明.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3) .

[2]陈宏薇, 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3]杨真洪.英汉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2003, (1) .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篇10

关键词：后SSK,文化转向,哲学取向

作为SSK理论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 当代后SSK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转向科学的文化研究, 或称“文化转向”。这一转向破除了SSK所持的激进社会建构论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建构论与传统实在论之间的争论, 为SSK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无意讨论其学科意义, 主要基于对SSK理论困境的考察, 分析后SSK研究的“文化转向”特点, 进而就其哲学取向做出概括和总结。

一 SSK 的理论困境

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SSK, 其基本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 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持标准科学观的科学哲学家的批评。80年代中后期之后, SSK领域外部的抨击逐步渗透到其内部, 导致了其理论陷入了困境,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 本体论方面。SSK在本体论上坚持实在论观点, 这个实在是社会而非自然。自然与社会的两分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哲学家们坚守的界线, 他们一直以自然一极作为其认识的起点, 以避免陷入唯心主义泥潭。SSK的社会建构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用社会利益取代了康德的自我概念, 认为社会是知识形成的根据, 自然在知识的形成中是不起或很少起作用的。这种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用社会来解释自然, 社会是稳定的和可知的, 而自然是不可知的, 可以用社会因素去解释关于自然的知识的真假或谬误, 这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别一个极端, 即用社会替代了传统哲学的自然。由此导致了SSK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同时, 自己却又陷入了新的本质主义。

2. 认识论方面。在认识论上, SSK长期坚持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和思维方式, 在放弃了自然后, 选择了社会来承担这个责任, 社会便成了决定科学知识形成的基础。SSK主张社会存在着如利益、习俗等具有确定性特征的隐藏秩序, 确定性的社会能够决定尚存疑问的不确定的科学。因此SSK把焦点集中在挖掘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 其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建构科学”, 而社会究竟是怎样建构科学的? 这个问题构成了社会建构论的硬伤, 正如科尔 ( Stephen Cole) 指出的, SSK没有提供“甚至一个例子”来“支撑他们的科学观”。[1]

3. 方法论方面。SSK在方法论上倡导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 即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取代抽象哲学方法来研究科学, 最终目的是确立一种科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理论缺陷恰恰就表现在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与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间的矛盾上。因为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是反对任何对事物进行超验性的本质论诉求的, 但SSK的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主张用超验的社会来解释科学知识的最终形成, 矛盾就此产生了, 就是SSK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在经验性的科学与超验性的社会之间架起桥梁, 这就是SSK的社会建构论理论内部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即本质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与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之间的矛盾。

二 后 SSK 的“文化转向”

鉴于以上的理论困境, SSK内部的诸多学者开始积极应对, 寻找出路。20世纪80年代, SSK内部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 标志着SSK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皮克林把它归结为后SSK阶段。与SSK相比, 后SSK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转向了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正如皮克林所说: “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体是实践而不是知识, 因为在我看来, 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2]这表明了后SSK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 把关注的焦点指向科学实践本身而不是作为实践结果的知识; 其二, 不再突出社会因素在知识制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强调科学实践中各种异质文化要素 ( 人的、社会的、物质的等) 对建构科学的意义和作用。

后SSK的“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 是指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所采用和改变的所有资源。正如皮克林指出的: “我认为科学中的文化是‘制造事物, 其中包含着技艺、社会关系、机器和仪器, 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 现在我还可以加上等等其他因素。”[3]260由此可看到, 后SSK的“文化”概念具有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特点, 突显了多样化的要素对建构科学的作用, 以此纠正SSK长期以来单纯强调社会在建构科学中的作用。

从理论渊源上看, 后SSK的“文化转向”是SSK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扩展, 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进路的变化体现的是一种科学观的变化, 它破除了SSK在科学观上的社会建构论观点, 从SSK的社会建构论转变为后SSK的文化建构论。文化建构论的基本思想是: 科学不仅是知识体, 更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 科学不再是需要从外界获得辩护的知识, 而成为自足的实践概念; 文化建构论弱化了科学的知识属性, 强化其实践和文化属性, 具体而言, 文化建构论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实践性。皮克林以批判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传统的客观主义为出发点, 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实践, 认为科学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的“冲撞”, 是一种力量的舞蹈。“我已经把这种实践扩展描述为调节过程。我现在所论及的调节过程是指它基于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双向运作 ( work both way) 。……二者内在地彼此联系, 在循环中、突现中相互界定、相互支撑。”[3]科学实践就是科学活动中的所有力量相互作用, 经由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的一个进化领域。经验与陈述之间不存在鸿沟, 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 通过科学实践、科学语言和世界成为一体。

2. 语境性。文化研究主张科学命题是语境性和索引性的, 理论观点的选择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语境中被塑造和建构成真理的, 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皮克林指出, 知识生产是“情境及路径依赖的”, 是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特征的。[3]塞蒂纳强调科学活动是一种当地的、语境性的活动, “科学方法是语境孕育的, 而不是无语境的”, “科学家的选择基于各种变量, 各种变量是语境约束的。”[4]拉图尔指出验室是科学的“无可争辩的支点”, 而“概念”与“深思”, “只有在得到观察和经验的支持时, 才能完整呈现出来”。[5]“一个给定的陈述, 不可能在实验室之外得到证明, 因为它的存在恰恰就是依赖于实验室的语境”, [6]也就是说, 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是相对于其所处的某个地方性环境而言的。但从地方性语境中产生的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性, 地方性知识经过地方性环境的拓展而使知识具有普遍性特征。

3. 异质性。科学实践是动态的、开放的, 参与科学活动的要素是多维度的, 科学家的背景知识、技能和技术、科学活动的物质系统和仪器、科学家在更大范围内与社会有关机构间的互动等资源, 都进入了知识生产的过程, 并在知识的形成中起作用。正如皮克林所说: “科学实践应该看作是一个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相互建构的开放式冲撞过程, 也就是我 所称的‘力量 的舞蹈’过程”。[7]也就是说,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是一种内在的规范和权威和外在的机制和环境共同形成的活动网络, 是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及社会与自然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

4. 偶然性。文化研究主张科学是偶然建构的产物, 皮克林使用“瞬时突现”来描述这种偶然性。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理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规则来终结理论纷争, 追求一种永恒秩序, 而后SSK则试图找到一种现时秩序, 这种现时秩序是异质性要素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暂时性的耦合和凝结, 皮克林说:“科学是一种在实践中发生着的纯正的偶然”, “阻抗与适应的力 量持续地、不 可预期地 在其中实现”。[3]21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用社会力量解释或者消解一切, 而反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纯粹的物质力量, 否定或有意地消除任何人类力量的作用。两种观点的长期相互之间的争论, 从客观上造成了诸多的二元对立, “瞬时突现”瓦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截然分明的界限, 开辟了异质性要素耦合作用中科学知识得以生成的历史性空间。

三 “文化转向”的哲学取向

后SSK的文化研究把科学活动的多样化要素置于科学实践的整体活动中, 这种研究在学科上主张多学科的合作探索, 在实践方面强调共时性和历史性相结合, 在方法上强调经验性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总之, 后SSK关于科学的文化研究不再基于任何非突现的宏大叙事, 因此在哲学上包含了如下三方面的新的哲学取向:

1. 从理论合理性走向实践合理性。传统科学哲学主张的科学合理性是一种理论合理性, 后SSK的文化研究主张科学的合理性在于科学实践的合理性。从理论合理性走向实践合理性, 这意味着SSK理解科学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后SSK主张用完全动态的角度去刻画和理解科学, 即科学是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 强调科学知识的生成是科学实践中异质性要素融合的结果, 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生成性, 而不主张存在任何永恒而稳定的规范要素能够对科学进行基础性诠释。在这种说明中, 实践和文化的范畴具备总体性特点, 它们包括了诸如主体 - 客体、存在 - 意识、主观 - 客观、理性 - 非理性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 实践和文化的范畴因而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科学的合理性就在于, 科学是在人和自然之间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过程中的开放式终结的结果。这在实践中规避了反映论的表征主义危机, 也缓和了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

2. 从单极本体论走向混合本体论。后SSK的文化研究打破了诸如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人类与机器、身体与心灵等等之间的根本界限, 主张所谓的自然、文化、主体、客体、人类、机器、身体、心灵等都处在一个异质性耦合的动态网络中, 彼此之间辩证地冲撞, 认为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自然、机器的多元共生的赛博科学 ( Cyborg Science) 阶段。即进入了一种人与物的混合本体论。用梅洛 - 庞蒂 ( Maurece Merleau - Ponty) 的话说, 是一种“自我他人 - 物”的体系重构, 是一种经验在科学中得以构成的“现象场”重构 ;[8]用维特斯根坦 ( LudwigWittgenstein) 的话说, 是一种“生活形式”, 是主客体不仅通过互动相互影响, 而且更是在互动中相互构成。哈拉维 ( Donna Haraway) 指出: “所有行动者在一种怀特海式的共生中突现……伴生种在互动中形成。他们不仅仅改变彼此, 也共同建构彼此”。[9]

3. 从表征性反映走向干预性介入。传统科学哲学无论描述科学理论还是科学活动, 使用的都是表征性语言, 表征语言描述永远存在着主体对客体的表征是否充分以及如何充分的方法论恐惧。后SSK的文化研究克服了这种方法论恐惧, 把对科学的描述转向了操作性语言描述。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的是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 其展示的图景是“科学处在各种力量、各种能力、各种具体的操作之 中, 使用各种 机器捕获 着物质力量”。[3]7其基本特征是: 操作意味着异质性要素在具体的时空中以相互作用和相互耦合的方式参与到人与世界彼此塑造和彼此建构中。与表征性语言相比, 操作性语言避开了表征主义的麻烦, 反对在科学的实践活动背后去寻找某个恒定不变的本体, 主张将科学界定于科学的实践活动之中, 更注重强调科学活动的语境化特点和现时秩序的把握。正如罗斯所说: “只有介入世界, 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世界不是处在我们理论和观察彼岸的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作用于它时, 它所抵制或接纳我们的东西”。[10]

总之, 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一种整体主义认识论的特征, 其分析的视野已超越了孤立的科学活动本身, 放大到由科学 - 技术 - 社会文化等各种参与其中的所有要素构成的整体网络, 科学知识的生成是网络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这种整体性特征, 在哲学上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的认识框架, 在本体论上走向一种辩证的综合融合, 在认识论上用干预性介入取代了表征性反映。科学的文化研究进路, 体现出一种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1]Cole S.Voodoo Sociology: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C]//Gross P R, Levitt N, Lewis M W.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6, 775:274-287.

[2]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柯文,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3.

[3]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M].王善博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21.

[5]Latour B.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72-73.

[6]Latour B.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183.

[7]Pickering A, Guzik K.The Mangle in Practice:Science, Technology and Becoming[M].Durham and London:Duck University Press, 2008:preface vii.

[8]转引自贾撒诺夫.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 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112.

[9]Haraway D.Cyborgs to Companion Species:Reconfiguring Kinship in Technoscience[C]//Ihde D, Slinger E.Chasing Techno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