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价值研究述评（共8篇）
翻译价值研究述评 篇1
一、引言
早在2002年,威廉姆斯和切斯特曼在其著作《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中,就针对翻译研究中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地介绍。然而,由于我国对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的忽视,使得我国长久以来几乎没有一本针对翻译研究中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探讨的书籍。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开展其翻译研究的学习。因此,为解决这一局面,以穆雷为首的将近8位国内的专家学者,于2010年出版了《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一书,旨在为翻译专业的研究生介绍相关的研究方法, 为其真正踏入翻译研究这一广阔的大门铺垫道路,以促进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长足发展。
因此,为更彻底系统地读懂本书,以促使更为系统全面地学习翻译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从内容与结构、特点和局限性三方面出发,对《翻译研究方法概论》进行述评。
二、内容与结构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总共由14章构成。分别为“方法论概述”、“形式逻辑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定性定量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翻译研究中的规定性和描述性研究”、“实证研究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语料库与TAPs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证实与伪证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翻译研究中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翻译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课题与研究设计”、“文献情报与文献综述”、“问题与假设”和“研究计划、论文及答辩”。
对于这14章,学者曹佩升(2013)认为: 全书还可再划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第一章为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十章为第二部分,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为第三部分。本文也将依照此划分对《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整体性地介绍了人文社会学科中的研究方法论及其方法体系,以及明确指出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以及翻译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即第二章至第十章, 具体详细地介绍了翻译研究中的研究方法。其中,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形式逻辑、推理、论证与翻译研究的重要关系。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演绎法和归纳法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第四章主要陈述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在翻译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两种研究方法,即描述性研究和规定性研究。第六章主要介绍了翻译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自然性研究方法以及实验研究方法。 第七章主要介绍了语料库与TAPs这两个概念,并详细地描述了二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八章主要陈述了何为证实?何为证伪?并且详细地介绍了二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第九章主要介绍了何为共时研究?何为历时研究。并且探讨了二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的应用情况。第十章主要探讨了翻译研究中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及其二者在翻译研究中的统一情况。《翻译研究方法概论》的第三部分,即第十一章至十四章主要探讨了如何开展研究目的,如何进行研究选题,如何设计研究方案,如何收集文献资料、 如何书写文献综述、如何提出相应的研究问题、如何进行论文答辩等问题。其中,第十一章主要介绍了如何选题,选题的原则和来源以及如何构建研究设计的整体框架。第十二章主要介绍了何为文献情报?何为文献综述?以及介绍了如何进行文献情报的具体搜索、整理以及分析,并且也详细地介绍了如何进行文献综述地书写。第十三章主要介绍了如何提出研究问题以及如何提出假设。第十四章主要介绍了如何进行研究论文地具体撰写,以及如何进行论文答辩。
三、本书特点
学者曹佩升(2013)认为《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一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操性强;
(2)注重基本概念和方法;
(3)注重实训,便于自学。
另外两位学者袁煜和李平(2014)则为《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一书的特点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1)高瞻远瞩,填补国内外翻译研究方法论教学空白;
(2)独具一格,分专题探讨翻译研究方法论;
(3)案例详实,研究方法分析精到。
四、局限性
尽管《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一书有以上众多的特点与长处,但仍然有学者认为本书有其局限性。学者曹佩升(2013) 就此认为:
(1)本书没有建构系统的反应研究方法体系,对翻译研究方法的分类层次不够清晰;
(2)本书对信息科技在翻译研究中的功能介绍笔墨较少;
(3)本书介绍的实证研究方法仍大部分停留在最初级的TAPs上,对更新式的实证研究中的具体方法,如眼动跟踪法等未给予介绍。
五、结语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一书共由14个章节构成,主要介绍了翻译研究中主要运用到的研究方法。尽管本书有其局限性,但整体而言本书内容详略得当、内容充实且使用强,弥补了我国对翻译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的探讨的空缺,为翻译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翻译研究构建了良好的蓝图,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因此,《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一书是一本为翻译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翻译研究学习的一本不可多得教科书籍。
摘要：穆雷主编的《翻译研究方法概论》2010年出版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本书共分为十四章,主要介绍了翻译研究中主要运用到的研究方法,为入门研究者构建了关于如何进行翻译研究的蓝图,使其对翻译研究中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了初步性地了解。因此,为更彻底系统地读懂本书,以促使更为系统全面地学习翻译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从内容与结构、特点和局限性三方面出发,对《翻译研究方法概论》进行述评。
关键词：《翻译研究方法概论》,研究方法,述评
西方公允价值会计的实证研究述评 篇2
关键词：公允价值；相关性；金融工具；股票期权；资产减值
国际学术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试图从资本市场证据中验证公允价值是否对投资者有用。比较典型的研究话题为考察确认和披露的公允价值是否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相关，以及具备足够可靠性的计量金额对投资者是否具有增量的信息含量。本文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上运用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行回顾。
一、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研究
大部分价值相关性的研究都是从Ohlson（1995）的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演化而来，检验净资产账面价值（或会计收益）对股票价格（或股票收益）横截面变化的解释力。如果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以被可靠地计量并具有相关性，那么净资产总额应该与股票价格成正相关关系。
以美国为背景的公允价值研究主要针对金融工具进行，尤其研究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增量相关性，包括投资证券、贷款、存款和长期债务等的公允价值的披露和计量。Barth（1994）以1971年~1990年间美国银行的数据为样本，采用估价模型和收益模式检验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以及证券投资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投资证券的账面价值后，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与银行股票价格增量关联，而检验年度未确认的证券损益相对于其他的收入因素是否提供增量解释力却得到混合的结果。作者对其研究结果作了这样的解释：一是尽管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存在的估计误差很小，使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信息存在价值相关性，但当采用连续两年的公允价值来计算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投资收益时，两年的估计误差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投资证券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不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另一种解释是，证券投资的投资收益可能被其它资产和负债的未实现损益（如套期活动中的被套期工具）所抵消。Barth（1994）、Petroni and Wahlen（1995）都证实，权益投资和国债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相关，但对不易取得市场价格的投资（如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的公允价值则不相关。表明从活跃的交易市场取得的公允价值比从非活跃的交易市场（或通过内部估价模型）取得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更相关。使用大致相同的数据，Barth et al.（1995）证实了Barth（1994）的发现，显示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净利润比历史成本为基础的净利润更加不稳定，但增量不稳定性没有反映到银行的股票价格上，进一步支持计量误差具有解释力的说法。
1991年，FASB发布了SFAS 107号准则《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披露其持有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之后，FASB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从表外披露逐步扩展到表内确认。Barth et al.（1996）、Eccher et al.（1996）和Nelson（1996）分别检验了在SFAS 107号准则生效的头两年（1992年、1993年）主要类别的银行资产和负债（投资证券、贷款、存款和长期债务等）的公允价值的增量相关性，三项研究都支持Barth（1994）的发现，认为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相对于它们的账面价值具有增量信息含量。Eccher et al.（1996）的研究发现贷款和资产负债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在某些情况下显著相关。尽管有人担心贷款估价可能存在人为的计量误差，净贷款的公允价值信息还是具有相关性，只是和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相比，其相关性要弱一些，表明尽管非流通资产的计量误差比流通资产的计量误差要大，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比批评者担心的程度要小。不过该研究也发现，历史成本信息与公允价值信息相比，在绝对量和增量上能提供更多的价值相关的信息，而转向公允价值会计可能会抵消一些价值相关的历史成本信息，因此该研究结果对银行监管者评估两种计量模式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有趣的事，使用同一时期相同的研究样本，Nelson（1996）得出了和Barth et al.（1996）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Nelson（1996）的研究认为，相对于账面价值，只有被确认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增量的解释能力，而仅仅对公允价值进行披露则不具有解释力。而Barth et al.（1996）的研究则认为，根据准则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比账面价值具有更显著的解释力。两项针对同一样本的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结果，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研究模型差异所致。Simko（1999）研究发现，按照SFAS 107要求披露的260家非金融机构长期负债的公允价值信息对解释企业在1993年~1995年间的市场价值具有统计显著性。Venkatachlam（1996）的研究认为是SFAS 119号准则使得表外披露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得到改进，因此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相关。
二、 职工股票期权（ESO）
职工股票期权是公司报酬计划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大企业的股票期权占所有流通在外的股票数量的比例平均在7%左右，而其中高层管理人员持有的股票期权占大约三分之一（Core and Guay，2001）。股票期权的处理是最具争议的会计问题之一，美国公司和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曾经大力游说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反对强制性费用化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Guay et al.，2003）。SFAS 123号准则《以股票为基础报酬的会计处理》规定对职工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估计进行披露，从而出现了一些针对披露要求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其中包括Bell et al.（2002）、Aboody et al.（2004）和Landsman et al.（2005）。
Bell et al.（2002）对一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比较用SFAS 123和APB 25规定的两种方法取得会计数据，证实职工股票期权费用对投资者具有价值相关性。Keating et al.（2002）也发现，网络公司的职工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与权益价格显著正相关，与Aboody et al.（2004）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在控制了由期权价值和股票价格引起的内生性偏差后，包括Aboody（1996）、Aboody et al.（2001）以及Chamberlain and Hseih（1999）等在内的研究都得出职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与权益市场价格显著负相关的结论。
根据SFAS 123号准则的规定，公司必须在附注中披露股票期权价值，附注披露的期权补助金（options grants）价值要求用Black—Scholes模型来估算，通过无风险利率、股票的波动性和预期股利收益来评价期权的时间价值。如果投资者相信期权充分刺激了员工提高业绩的积极性，有大量股票期权的公司应该业绩更好，而不是更差。然而Aboody et al.（2004）的研究发现，那些对期权费用有较高估计公司的业绩比对期权费用估计较低的公司业绩更差。不管估计的数字正确与否，投资者对此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也会对此做出反应。基于1997年~2001年标准普尔500公司的数据，Landsman et al.（2005）通过模型对四种备选的职工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分别是SFAS 123法、APB 25法、1993年FASB ED法和资产负债法）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只有一种方法取得的会计数据在股东价值上正确地反映了职工股票期权的稀释效应，其他的方法都高估了现行权益价值，对在行使日以后行使职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
三、 资产的重估增值
尽管现有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金融工具，但西方也有一些针对非金融工具项目运用公允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于一些国家的会计准则允许资产重估增值（如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一类的研究主要针对允许对资产重估增值的国家，检验其资产重估增值的价值相关性。 Easton et al.（1993）、Barth and Clinch（1996）、Barth and Clinch（1998）以及Peasnell and Lin（2000）等研究关注的都是有形固定资产的重估增值。Easton et al.（1993）以澳大利亚公司的大样本为基础分析了自1981年起的10年间的资产评估实务，检验评估价与股票市场价格和股票收益的关系。研究表明，资产重估准备的年度增长对年度收益有显著的解释力，说明资产重估与资产价值的变化是一致的。Aboody et al.（1999）对英国的研究主要针对金融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以营业利润和经营现金来反映企业已实现的未来经营业绩，研究发现金融类公司和非金融类公司的重估投资增值都一致地与股票价格显著相关。Barth and Clinch（1998）研究澳大利亚企业的投资、非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现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正相关，但非流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股票价格只在某些情况下相关。上述研究表明，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有形资产公允价值估计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相关的。
四、 资产减值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 36、美国SFAS 144、英国FRS 11以及澳大利亚AASB 1010等会计准则都有对资产减值的要求。这一系列相关准则的发布虽然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以资产减值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却屈指可数。由于资产冲销往往对公司的会计盈余和资产账面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管理者在冲销数量与时间上具有相当的选择权，使得资产减值信息不同于其它会计信息（Alciatore et al.，1998），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对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愿减值行为的分析；另一类是对强制性减值行为的分析，比如Alciatore et al.（2000）。
资产减值一方面是由于公司出于积极的原因，反映企业在资产价值毁损的情况下恰当的应对行为，通过资产减值向市场传递公司业绩低下或经济环境变化等信号。这时，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将通过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形式得到合理估计和及时确认。大部分的相关研究表明，减值公司在减值之前的业绩要明显低于非减值公司（Elliott and Shaw，1988）。另外，对自愿性资产减值公司的研究结果以比较微弱的证据表明了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Francis et al.，1996、Rees et al.，1996），与强制性资产减值研究（主要以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为研究样本）的结论有所不同。Alciatore et al.（2000）的研究针对1984年~1987年间石油业采取全部成本法的公司对资产减值的处理：非参数分析结果表明，在回报与减值金额之间部分存在着秩相关。回归结果显示后一季度的回报和减值金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减值金额在发生的当季没有完全反映在回报中。研究证实减值金额对股票的回报有显著的增量解释力，股票市场在减值发生的时候能够反映出资产价值的下降，这些信息对信息使用者十分有用。Nurnberg and Dittmar（1997）的研究发现，SFAS 144号准则对非流动资产的减值要求对企业的财务报表有显著影响。
五、 管理者行为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针对管理者行为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影响。丹麦银行利用市价计值会计（mark—to—market accounting）对管制资本进行计量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Bernard et al.（1995）对丹麦银行的研究关注相对于公允价值对投资者的价值相关性，市价计值会计对管制资本的影响。研究的结果虽然发现存在盈余管理，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丹麦银行通过操纵市价计值数字来规避管制资本的约束。相反，有研究证据表明美国银行的经理通过逐步确认贷款损失来延迟报告信用风险，因此与美国的银行业相比，丹麦银行的市价计值净权益账面价值比它们的权益市场价值更可靠。Bernard et al.（1995）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丹麦银行系统的监管十分严格，因此其市价计值数字的可靠性能够得到相应的保证，也间接地证实公允价值会计对美国的投资者和储户更有利。
Dietrich et al.（2001）证实经理在对年度的非流动资产进行重估价时对报告利润进行平滑处理，并且在发行新的债务之前提高流动资产的公允价值。但是，当公允价值通过外部评估者取得并由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其可靠性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市场有效性以及公司潜在的经济现实和公允价值信息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关系是上述一系列研究的两个重要假设。如果市场无效，或者公允价值和企业潜在的经济条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那么上述研究所反映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的共同运动本身不一定意味着相关性存在（Sloan，1999）。正因为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存在着不一致的结果，Choy（2005）试图确定公允价值相关性存在的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评价这些条件是否总是被满足的经济模型。他的模型显示，公允价值相关性存在的充要条件包括在企业的经济现实和公允价值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以及信息使用者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但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不是总存在，当这种关系不存在时，需要依靠其他的信号（如企业的经济收益）来判断公允价值的相关性。
六、 结语
“在当今动荡多变的市场中，无论买或卖，人们都想知道资产现行的价值是多少”（Day，2000）。国外会计学术界对公允价值在会计准则中的应用的实证结果表明，历史成本基础上的收益信息已经很难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求，公允价值对于投资者决策具有相关性。其中，有形资产的公允价值比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相关性更强，公允价值通过外部资产评估师评估确定时可靠性较高，管理者行为对公允价值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实证结果也反映出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相比稳定性较弱，不确定性较强。当活跃市场不存在时，公允价值的确定容易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也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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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路晓燕，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讲师。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述评 篇3
语料库翻译学是指在语料库的基础上,以真实的翻译语料或者双语语料为研究文本,以理论分析和数据统计为研究方法,根据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过程、翻译本质和翻译现象的翻译学中的新兴分支学科。Laviosa(1998)认为语料库翻译学是“一种全面的、连贯而丰富的研究模式,该模式涉及了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描写等诸多方面,已经成为描写性翻译研究的新模式”。语料库翻译学最先由Baker(1993)提出,并详细阐释了语料库在翻译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从此,语料库翻译学开始了蓬勃的发展,并且在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口译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 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
2.1 对翻译共性的研究
翻译共性,又称翻译普遍性,是指翻译文本具有的有别于原创文本的普遍特征,主要包括隐化、显化、范化和简化等。Laviosa(1998)从信息容载、词汇变化和平均句长对翻译文本的简化趋势进了考察。研究表明,翻译文本的实词比率较低,平均句长较短。Olohan和Baker(2000)探讨了英语国家语料库和翻译英语语料库中say/tell that结构的使用,发现前者的使用率明显高于后者。国内关于翻译共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克非、黄立波(2008)介绍了翻译共性的几个术语并且提出了净化等概念;胡显耀(2004,2011)提出了用语料库进行翻译共性研究的优势,并综述了其理论方法和概念等。有部分学者还对共性研究中的显化做出了阐释,例如王克非、秦洪武(2009),王克非、胡显耀(2010),柯飞(2004)刘泽权、候羽(2008),胡显耀(2009)戴光荣、肖忠华(2010)。
2.2 对译者风格的研究
译者风格是指“文本中所呈现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化特征”(Baker,2000),是译者在翻译文本中所体现的典型特征。Baker(2000)利用英语翻译语料库,对比了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研究发现,两者的时态使用,句长,直接和间接引语使用都存在着差别,相比之下Clark的译文更加简洁、明了。国内近几年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这项研究。刘泽权(2011)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红楼梦》四个英译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的特点,并且探讨了他们翻译风格的异同。黄立波(2009)尝试从翻译与文本的关系入手,建立翻译文体学的研究框架。
2.3 口译研究
口译语料库的建立与笔译语料库相比,建设较难,口译语料的转写和标注经常耗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一些口译语料库还是相继建成,并被应用于口译规范和语言特征等方面。Gumul(2006)在口译语料库的基础上对同声传译中的不同类别的显化现象做了实证分析。Schjodager(1995)基于英语-丹麦语口译语料库,从文化限定词的翻译角度,探讨了口译人员所应遵守的规范。国内基于口译语料库的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例如,胡开宝、陶庆(2009)分析了汉英会议中语篇意义显化程度及其原因。
结语
语料库翻译学是一门近年刚刚兴起的学科,虽然它对传统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奠定了学科的基础理论,但其本身的理论积淀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例如,它的研究范围相对狭窄,跨学科性不足;同时定量研究还不够深化,语料库的建设还存在力量分散,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整合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期待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能够在学术界引起足够重视,并有更多更好的语料库相继建成,尤其是口语语料库,开创具有原创性的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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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理论创新与发展研究述评 篇4
(一) 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代表人物是钱伯海和卢希悦。钱伯海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物化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 “工必先利其器”, 科技人员把他们科技劳动的成果———创造发明, 凝聚在物化劳动上, 体现为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压缩必要劳动时间, 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 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而且日积月累, 不断发展, 就能达到运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 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 依靠科学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 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来。……这说明利其器, “器”就是物化劳动, 是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或主要力量。物化劳动是本期生产的, 是本期活劳动的物化。这样, 活劳动是本期的, 物化劳动又是本期活劳动的物化, 因此讲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 归根结底还是活劳动创造的。一句话, 它始终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卢希悦教授认为, 作为可变资本的活劳动的现在物化, 即由活劳动转变为物化劳动, 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 是创造新价值的源泉;而作为不变资本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物化劳动, 即过去活劳动的物化, 同样也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 它们都是构成价值实体的同质性人类一般劳动, 因而同样也是创造新价值的源泉。“如果只承认现在活劳动的物化是创造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 而不承认过去活劳动的物化也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 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就等于说:活劳动既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 又不是创造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不仅是理论和逻辑上的不能自圆其说, 而且是理论和逻辑上的混乱。”
(二) 科学技术创造价值。
卢希悦教授的观点较为集中, 鲜明而有代表性。卢希悦教授认为, 活劳动是创造新价值的重要源泉, 但不是“唯一源泉”;科学技术是创造新价值的另一重要源泉, “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 是创造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巨大源泉。”“作为‘一般劳动’的科学劳动, 无论是在以单独形态出现的技术专利, 即‘技术商品’中, 还是渗透到生产资料中的‘物化了的知识力量’, 即科技劳动的物化商品中, 由于这种劳动既是前人大量复杂劳动的历史积累和长期凝结, 又是经过大量复杂劳动的广泛协作和现实积累, 所以它本身就蕴含着难以计量的大规模的人类复杂劳动, 从而也是科学技术成为创造价值、新价值和剩余价值巨大源泉的内在原因。”因此, 在新价值源泉问题的研究中, “把科学技术这种‘物化了的知识力量’排除在外, 不仅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 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说不通的。”
卢希悦教授还提出了“商品价值整合论”。他从马克思关于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出发, 对其加以概括和分离, 并逐一分析这些因素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也就是对单位商品中劳动总量和价值变动的影响, 得出结论:劳动社会性质的进步, 社会的自然力, 生产的自然条件,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都是、或是事实上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源泉。另外, 他还认为管理因素、文化因素、信息因素、体质因素等, 也会在事实上成为创造价值和新价值的特殊源泉。他把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总结为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商品价值整合论”。
二、生产劳动的概念及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拓展
(一) 国家公务员、政府机关、金融业、证券业也创造价值。
李伟明、王援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 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概念的扩展是不彻底的, 劳动价值概念应当做进一步的扩展。他们认为, 人们的各种正当、合法的生产劳动, 包括一般认为的非商品生产劳动, 只要它是创造使用价值的, 那么它就创造价值。非商品生产的劳动, 如金融业、证券业职员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国家公务员的服务是特殊性质的服务, 虽然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 但是也创造价值。同时他们还认为,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体系中, 不存在创造价值的劳动和不创造价值劳动的区别。他们将价值概念进一步扩展为: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二) 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
以王述英为代表, 他提出了“劳务价值论”。他指出,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实质是要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和深化到服务领域, 确立服务业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他认为, 凡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 都是生产劳动。一二三产业部门提供的劳动成果都分别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 因而提供这些劳动成果的活动, 都是生产劳动。服务业也是产业部门, 从事服务业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 从而也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创造源泉。
韩玉军也认为, 服务劳动产品也具有价值, 服务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服务劳动创造价值事实上是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他提出要修正“两分法”, 将服务项目纳入古典价值范畴;重新界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物质产品应包括非实物形态和实物形态。他认为, 创立服务劳动价值论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脑力为主的劳动也创造价值。
魏埙认为, 生产劳动或者创造价值的劳动应由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扩大到从事非物质产品或者精神产品的劳动领域。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管理者的劳动、文艺工作者的劳动, 以及商业劳动都应视为生产劳动。
卫兴华也提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需要拓宽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他将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分为四类: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社会公务劳动。其中无论是商品经济中的还是非商品经济中的物质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精神生产劳动有的生产价值, 如科技发明、建筑设计, 有的则不生产价值, 如广播电台广播故事小说;非商业性服务是不创造价值的, 而商业性服务中的休闲型服务和兼为生产生活的服务是创造价值的, 如金融业、保险业等;社会公务劳动, 如党政人员、军人等, 他们是不创造价值的。
(四) 科学劳动创造价值。
陈征提出科学劳动不仅能够转移旧价值, 而且能够创造新价值。科学劳动具体表现在物质生产部门、精神生产部门、教育部门以及企业管理中等。他强调, 创造价值的是科学劳动, 而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如果把科学劳动创造价值和科学创造价值混为一谈, 就会导致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错误结论。
三、创新的价值论
(一) 技术价值论:
一种新的价值论视角。“技术价值论”以王文龙为代表。他指出, 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价值论中,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零和博弈, 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 而在现实社会中, 双方之间的关系呈现双赢之势, 但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生产要素价值论都不能合理地解释这种双赢现象。他认为, “人类从原始社会不断进步进入现代社会, 创造这么多的财富, 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的不断进步, 因此可以说, 技术进步是价值创造的最终源泉。”并且他还在文章中区分了活劳动与死劳动, 以及普通劳动与创造性劳动在价值增值方面的作用。他指出, 从广义上说, 技术也是广义劳动的一部分, 但大部分技术已成为历史遗产中的死劳动, 作为无形遗产而存在, 不依赖于人体而存在, 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活劳动, 必须依赖于人体而存在。对于大部分普通劳动者来说, 他们的劳动和资本一样不能使价值增值, 而只是使价值发生转移。只有少数创新者通过创造性劳动使价值增值, 并在社会和历史中形成价值外溢, 扩大了社会生产潜力。总之, 他认为, 只有以技术形式存在的死劳动和具有创造性的那部分活劳动能使价值不断增值, 随着时间的流逝, 活劳动不断变成以技术形式存在的死劳动, 使技术价值不断增加。
(二) 新生产要素价值论。
姜启渭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要素价值论含义有所不同的“现象形态要素价值论”。之所以不同, 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传统的要素价值论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 而此处则被理解为劳动价值论的转化形式或表现形式;第二, 传统的要素价值论本身即表示某一事物的本质, 不存在采取任何一种形式的问题, 而此处则仅仅表现事物的现象形态, 它同本质不同;第三, 因此传统的要素价值论在价值总量上不受劳动总量的约束脱离了这个总量。他认为, 这个新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最大益处, 在于能在稍加改造的条件下移植西方的国民收入调节论, 使就业与通货、增长周期性等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得以弥补救助。
四、劳动价值论的其他创新
(一) 从教育对劳动力价值形成作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
陈永正从劳动力价值形成作用的角度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 在当代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劳动力价值并不是完全由生活资料决定的, 而主要取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实质上是“隐含劳动”的支出过程, 这种“隐含劳动”只是形成劳动力价值, 而暂时不形成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由于教育的作用就是累积“隐含劳动”从而增大劳动力价值, 就使得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极大地向后延伸了。从而在教育现代化条件下, 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不再局限于直接生产过程, 而是向后延伸到教育过程。同时他还指出, 商品价值形成的趋势是, 商品价值越来越大的部分在教育过程中形成, 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成为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的一部分的意义上, 教育成为广义的生产。
(二) 重新建立劳动价值论。
晏智杰认为, 目前流行的将劳动的概念和外延加以拓展, 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劳动和经营管理工作者的劳动纳入“劳动”这个范畴是行不通的。他认为, 应当重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的经济学价值学说。价值论的重建应从重新规定经济学价值概念开始, 然后及于价值源泉、价值规律的实现条件, 以及依据新价值论对新分配制度的论证, 等等。其中, 他指出了天人合一价值决定论, 承认自然界也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和主人;承认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性存在形式, 承认价值规律就存在于供求关系之中。
(三) 从解决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出发创新劳动价值论。
关柏春在他的文章中指出, 社会主义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现实中的突出问题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问题。他对很多学者认为深化认识劳动价值论就是说明科技、管理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 说明科技、管理劳动创造价值是理论创新持否定态度。由此他提出了“劳动具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 解决利益差别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市场, 一旦通过市场, 利益差别问题就不难解决了。而通过市场解决利益差别问题的关键是把劳动当作了商品, 把工资当作了劳动的价格, 他们是以“劳动具有价值”这种认识作为隐含前提的。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由来已久, 学者们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 各抒己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时期提出来的, 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经济形态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与挑战、第三产业的兴起与扩大、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和增加、生产要素的参与分配与智力劳动的收入增加以及其他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 因此马克思价值论也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应该结合实际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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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述英.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J].经济学家, 2002.1.
[5]韩玉军.创立服务劳动价值论势在必行[J].经济学家,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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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J].南开学报, 2002.1.
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研究述评 篇5
一、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研究综述
(一) 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含义FASB在SFAC2中对会计信息相关性做出的定义是:
“会计信息可以让用户更好地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结果, 或者是修正之前做出的预期, 为决策提供辅助能力。”这其实就是将相关性界定为决策内涵, 涉及到了预测价值、反馈价值以及及时性等。而针对投资者、债权人等这些信息使用者而言, 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才是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呢, 怎样判断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呢?尽管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的选择上, 一般具有基本的定性认识, 但是由于以下的两个原因, 确定信息的相关性仍然是比较困难的。一是基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 相关性通常是根据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来确定的, 但是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往往不一样, 而且他们往往对要求的表达也不够通畅, 他们只能依赖会计人员提供的信息, 而自己却无法对自己需求的信息加以指定;二是基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 企业的财务人员在提供信息时, 虽然知道不同的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是不同的, 其需求信息的相关程度也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不可能充分了解并且满足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信息使用者的所有要求, 提供的信息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从定性的标准来判断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往往是难以掌握的, 有必要借助统计学中的相关性分析方法进行定量的认识。通过定性与定量标准的结合, 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更加容易的确认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剔除那些不利于使用者做出决策的信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各种数据信息逐渐得以完善, 同时一些新型的实证研究法也相继出现, 使得人们能够更好的定量分析会计信息对于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当企业进入证券市场之后, 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计量就反映在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上, 而股票的交易价格是投资者通过海量信息 (包括会计与非会计方面的信息) 来优化投资决策的产物。目前, 世界各国会计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主要是:投资者在实施投资决策的过程当中应用到多少会计信息?企业在证券市场当中的交易价值与会计记录账面价值之间有何种关系?通常是把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叫做价值相关性研究。
Francis&Schipper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做出的理解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1) 会计信息当中涉及到了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 当会计信息被发布出去时, 股票价格会连带产生波动, 这就意味着, 会计信息波动是比股票价格的波动较早出现。在理解的过程当中, 需要建立在股票价格不能够反应企业内在价值、只有会计信息才能反映的企业内在价值基础之上, 但是这和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提倡的完善财务报告来体现股票价格变化的建议相悖。研究证实, 权责发生制所难以及时反映的信息, 股票市场可以有深入了解, 这样就可以提前于会计信息的发布时间。 (2) 若会计信息能够帮助信息应用者更好的做出预测, 则具备价值相关性。在运用股利贴现计价模型以及现金流量贴现计价模型来针对未来股利和未来现金流量做出预测的过程当中, 如果盈利预测能力越高, 那么其价值相关性就越高。 (3) 认为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具体指的是在较为稳定的实证研究条件之下, 若会计信息发布与股票价格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 则会计信息就没有价值相关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以下问题: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是否感兴趣?会计信息是否有预测的价值?其时效性如何? (4) 认为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具体指的是获得股票价值信息的能力问题, 这对于市场股票价格信息没有明确的发布要求。
(二) 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判断著名学者Brown&Ball (1968) 通过对异常收益指数衡量股票价格的波动, 采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61家上市公司在1947-1965年间所披露的报告盈余数据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情况做出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未预期盈余符号和股票价格异常报酬率符号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这就意味着, 未预期盈余是正数的样本所对应着的股票价格异常报酬率同样也是正数, 反之则为负数。由于在此之前针对股票价格是否反映会计报表信息做出的研究均缺乏科学依据, 使得会计盈余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没有相应理论支持, 这更加凸显了Brown&Ball研究结论的突破性。Firth (1981) 针对英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相关性进行的研究, 得出了和Brown&Ball大致相同的结论。Beaver (1968) 将异常报酬率方差视作盈余信息含量的相关衡量指标, 据此用于检验盈余信息与股票价格变动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上市公司披露年报之后的一周当中, 股票价格变动幅度与实际交易量都会比其他时间段高, 这就证明了会计盈余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同时表明, 年度会计盈余信息披露能够传递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从而使得投资者改变未来盈余变化的预期, 同时对投资决策做出相应的调整。May (1971) 使用方差检验法分析了美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研究证明, 上市公司盈余报告能够对异常报酬率方差造成大幅度影响, 会计盈余信息的披露能够为投资者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许多学者使用了盈余反应系数 (ERC) 去评估某一证券的当期盈余水平预测所属企业的未来市场回报的能力, 这样就可以得出市场对盈余信息产生的具体反应情况。Kormendi&Li Pe (1987) 首次对盈余反应系数进行了研究探讨, 评估了盈余反应系数, 同时还分析了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时间序列特征对于盈余反应系数产生的影响。Wright (1979) 检验了会计盈余变动情况和股票价格变动情况之间的关系, Schaefer (1996) 研究了经营现金流量的信息含量。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盈余存在显著的价值相关性。
国内学者 (赵宇龙、王志台, 1999) 利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123家公司在1994年至1996年内的盈余信息披露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市场对于会计盈余产生的价格影响程度, 同时对会计盈余的不同性质成分给予了区分, 从而考察了当前国内证券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的现象。结果表明, 当前国内证券交易市场只能被动的反应出股票价格收益, 未能准确辨析出里面的永久盈余经济成分。刘钊 (1999) 将净资产收益率视作企业盈余评价标准, 系统分析了盈余质量范畴里面的信息有效性问题, 同时还检验了交易数量与会计盈余价值的相关性。最终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企业盈余公告之间的相关性显著, 而且在A股市场当中的盈余数字也存在价值相关性。廖刚等 (2002) 分析比较了会计盈余与现金流量对于股票价格产生的影响情况, 认为会计盈余存在显著的价值相关性。与每股现金流量相对比而言, 每股收益可以更为准确的体现出股票实际价格, 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进行对比可见, 目前国内上市公司在股票定价过程当中, 体现不出来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
(三) 盈余价值相关性影响因素研究 (1) 风险信息:
有学者使用β值衡量证券风险信息, 指出大部分的投资者都倾向于规避投资风险, 伴随着公司未来盈余风险的增加, 投资者对于该公司的股票需求会有所降低。因此, 在公司披露盈余信息的时候, 如果股票β值增加, 则股票上涨空间就会变小, 这就意味着该盈余信息的信息含量越少 (Collins&Kothari, 1989) 。最终结论为:风险和盈余价值相关性之间存在反比例的关系。 (2) 公司成长性:针对所有者权益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做出的对比, 能够预测公司将来的成长情况。最终结论为: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比值和盈余反应系数存在正相关关系 (Collins&Kothari, 1989) 。也就是说如果公司具备良好的成长空间, 则盈余信息就可以对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从而拉升盈余反应系数。 (3) 公司规模:Collin&Kothar (1989) 基于公司规模的角度, 分析了盈余价值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 延长时间窗口可以更好的理解盈余变动与股价变动之间存在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提前预测到了大公司的盈余变动情况, 使得公司规模与盈余反应系数负相关。Easton等 (1989) 研究指出, 公司规模不是盈余反应系数里面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原因就是公司规模在决定股票价格的同时, 还可以包括多种信息。当综合掌握了相关信息因素之后, 就会大幅削弱公司规模对于盈余反应系数产生的影响。 (4) 股权结构:Fan&Wong (2002) 在研究分析了东南亚国家的上市公司盈余价值相关性影响因素之后发现, 虽然东南亚国家上市公司能够严格执行会计准则, 但是投资者对于会计信息质量做出的预期仍然是较低的, 这主要是由于高股权集中度会导致公司两权高度分离, 直接对会计盈余信息的质量产生影响。研究发现, 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盈余价值相关性之间有着负相关关系。 (5) 盈余持续性:Kormendi&Lipe (1987) 以及Easton&Zmijewski (1988) 所开展的实证研究在估计盈余持续性和盈余反应系数 (ERC) 时报告了一个正相关关系。Collins&Kothari (1989) 则展示当持续性被加入到独立变量 (收益、增长、风险和利率) 中时, 相关系数在统计上较为显著, 也就是会计盈余的持续性越强, 则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就越强。Warfield等 (1995) 通过研究发现, 管理层持股水平和会计盈余信息含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Vafeas (2000) 研究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与盈余价值相关性之间的关系, 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Biddle&Seow (1991) 研究发现, 高壁垒的集中行业具有更高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Ashbaugh&Pincus (1998) 研究发现IAS的分析预测性大于GAAP。Bao&Chow (1999) 则是基于股票价格去研究我国B股上市公司在两种会计准则之下呈现出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 发现不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盈余具有不同的价值相关性。
国内陈世敏、王跃堂 (2001) 基于宏观角度, 针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做出了分析, 认为会计制度的更替会影响到盈余价值相关性。结果表明, 针对证券市场的投资人来说, 尽管会计信息是有效用的, 然而由于执行效率不高, 使得企业会计准则难以全面覆盖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李晓强等 (2004) 以中国2000年到2002年所发行的A、B两股上市公司为例, 总结了不同会计准则之下的企业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内容, 从而给我国会计准则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目前来看, 与我国会计准则相对比而言, 目前国际会计准则之下的会计信息在价值相关性方面并没有显著高于我国, 所以不应该片面强调从本土会计准则直接过渡为国际会计准则。罗婷等 (2008) 研究了新准则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后, 会计信息的总体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王化成、佟言 (2006) 基于微观角度, 针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做出了探讨, 通过调整盈余反应系数模型来分析国内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 得出结论:企业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关系, 而且当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 企业的盈余质量会更低, 其他股东制衡作用越大企业盈余质量越好。赵景文、章永奎 (2006) 认为国内公司治理指数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 可以衡量出企业整体治理质量。公司治理质量越高, 盈余质量越好, 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也就越强, 即公司治理的质量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杨善林等 (2006) 选择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发现,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后, 股票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相关性有了较大提升。江伟和李斌 (2007) 以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高低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从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角度具体考察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注册会计师任期越长, 审计质量越低, 这为我国已实施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四) 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研究方法 (1) 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回归模型的选择。
国外关于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基本采用报酬模型, 也就是将股票收益当成因变量, 分析讨论股票价格与会计收益变动之间的关系。报酬模型存在多种表现形式,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盈余水平模型和盈余混合模型。国外的前期研究均采用盈余变动模型, 但接受力度不强。学者Brown等 (1987) 认为包括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动在模型中能够消除误差, 随后Easton&Harris (1991) 分析证明了混合模型 (包括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动) 更具有接受力度。Ali&Zarowin (1992) 研究发现混合模型也具有更好的接受力度, 可以消除盈余中的暂时性项目。学者Pfeiffer&Elgers (1999) 采用前期和当期盈余代替混合模型中的盈余水平和变化, 学者Ali&Zarowin (1992) 、Brown等 (1987) 、Lev&Zarowin (1999) 研究认为采用前期和当期盈余即等同于盈余水平和变动模型, 比其他模型更具有解释力度。Krishna R.Kumar&Gopal V.Krishnan (2008) 对比盈余变动模型和采用当期和前期盈余的研究结果发现, 采用当期和前期盈余的结果更好。国内学者袁淳 (2005) 研究发现, 在报酬模型里面所加入的会计盈余变动额, 并不会对股票价格解释能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国内研究中把每股会计盈余变动性作为自变量的研究方法并不一定很合适。 (2) 时间窗口选择。Lev (1989) 分析了股票回报的窗口选择非常重要, 过窄的窗口可能导致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低估, 因为过窄的窗口可能无法捕捉窗口之外盈余所导致的影响。而过宽的窗口可能高估盈余的价值相关性, 原因是宽窗口之内的价格变动可能是由非盈余信息所致, 比如行业重大性事件、股票分拆和股票回购等因素。因此, 在盈余和股票回报的研究中变动窗口的长度可以将盈余的信息贡献和其它因素的作用区分开来, 并判别盈余和其他因素的相关程度, 这些因素主要是时间性、价值相关性的项目。国外学者Easton等 (1991) 做出了延长时间窗口的研究分析, 研究中发现在时窗由1年分别增加到2年、5年以及10年时, 判别系数会由6%分别增加到15%、33%以及63%。Collins&Kothari (1989) 提出的最佳窗口理论, 在一个两年的回报窗口中对年度盈余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期年度盈余与前期年度盈余。
二、未来展望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能够发现, 国外研究人员已经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比较深入和长久的研究, 但在国内关于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刚起步不久, 又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 将来还有一定的研究潜力。在未来的研究当中, 不应该将重点只是放到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方面, 同时还应重点关注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要根据相关影响因素把总体研究样本做出研究分类, 这不仅可以符合盈余反应系数不同的实际情况, 同时还能够确保研究结论的综合性与普遍性。在研究股票价格的影响过程当中, 许多对证券市场股票价格产生影响的因素首先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产生影响, 并进而影响股票价格, 如不同的会计政策、行业、审计意见类型、关联方交易、舞弊与非舞弊公司、公司治理等对盈余价值相关性均可能有影响。所以通过研究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因素能够把多个影响到股票价格的相关要素联接到一起, 并将其纳入到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总体体系当中, 这样不仅能够更加明确的认识到各种影响方式, 同时还能够全面认识投资者使用会计信息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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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化成、佟言:《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考察》, 《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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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研究述评 篇6
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意义
理论界普遍认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体现在它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立足于价值哲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形态、特征和实现途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深化和哲学思考[1],对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建设,促进学科的科学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应用,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存在两论观点,即“无用论”和“万能论”,从理论上分析,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判断上的失误[2]。因此,文化价值问题的研究能提高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的自觉性,正确地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并依据相关规律探索其有效的价值途径,进而能使人感到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教条式的存在或一无是处,以更加主动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相关概念内涵的研究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涉及三个相关的概念,因此,我们从最小概念入手进行分析。首先,对“文化”的内涵研究。一般来讲,对文化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辞海》释义中的“文化”即为广义: “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在很多时候,文化作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与物质文明相区别,所以采用它的狭义概念。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其文化价值的研究也应采用狭义的理解更为妥当。
( 一) “价值”的内涵
对于“价值”的理解古今中外更是众说纷纭,如中国古典哲学义利之争的价值论,西方价值哲学流派理解的现实或世界的意义,强调是否有用或有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立足于实践和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 们需要的 外界物的 关系中产 生的。”[3]人作为价值主体,外物通常被看作价值客体,所谓价值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客体满足了主体的某种需求的主客体关系,主体的需要不仅决定了客体对主体是否具有价值,还决定着有何种价值。
( 二) “文化价值”的内涵
文化价值毋庸置疑是通过“文化”与“价值”相互关系总结出来的。徐春艳和田九霞在《论文化软实力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中指出,文化具有价值性,相反,价值也具有文化性,这种内在的联系统一就是文化价值[4]。但这种简单罗列关系的方法并不能深刻揭示文化价值是什么。相比之下,孙美堂对“文化价值”概念的阐述则更为精彩,他认为文化价值是优化、提升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是促进人更是“人”的价值[5]。他从“人”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及文化价值,以人为主体,探讨价值对象即文化在规范和优化人的生命存在方面具有“好”的价值,满足人在对文化及周围世界创造、追求的某种需要,“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按照“人”的标准和理想改变自身和世界,文化价值则体现在对文化的追求中有益于人向着规范和优化自身的生命存在的正作用。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观点不谋而合,并落脚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性,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 三)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重要部分,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段建斌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追问,就是人自身价值的追求[6],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一文中,他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现实个人的存在被看作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起点,人的需要则是其价值中心,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很好地表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价值客体的一致性。而闵绪国认为,认识到这一程度还不够,他深究人为什么会产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需要的联系,他从人的本质属性,即社会性入手分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人具有社会属性,对社会有着丰富的需求,而恰恰就是这样的社会需求反映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又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根源。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使人更为“人”的过程,例如: 促进人的社会化、明确人生意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等方面,满足了人在发展中社会性需要[7]。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体,王晓菲则更是细分为个体主体、集体主体和社会主体等三个部分,以此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下的新发展[8]。综合研究不难发现,多数学者更是倾向于项久雨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中对此概念的表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人和社 会在思想 政治教育 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应、相接近的关系。”[9]这一表述强调主体性及主客体的关系。胡沫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主体性审视》中补充了项久雨的观点,他强调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实践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具有有限性、历史性、间接性等特点,进而总结出它具有的物质性、精神性和实践性等三个逻辑层次的价值[10]。在反复对比和思考众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内涵的观点后,不难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分析总是离不开对“人”本身的探究,这一点并不难解释,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对人的研究,对其价值的追问必然蕴含着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研究则要求具有更强的思辨意义,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两者之间价值共鸣点,更要重视并提高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思想者文化价值的本质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是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层面与人的需求、目的相统一的关系,在主客体互动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性功能。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表现形态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价值,即它能够以特殊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使受教育者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文化价值方面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就目前不同观点来做个简单的分析与总结。
袁奋光和李文君在《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及实现途径》中明确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具体体现在先进文化的选择、主流文化的传播、多样文化的整合及特色文化的创造等四个方面,而且强调这四个方面相互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并且体现了对文化选择—认同—传承—创新的科学过程,最终有助于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全面发展[11]。《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一文的作者吴艳东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在它所创造的促进社会文化建设、发展和创新方面的效应,包括五个方面: 维护主流文化、批判异质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和创造先进文化[12]。他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表现形态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顺序,但对异质文化的批判是维护主流文化的前提,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理性分析吸收后为我所用,如果对异质文化没能做到充分的甄别必会影响主流文化传播的内容和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马万宾在其论文中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应有的教育功能为出发点,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文化选择、文化整合、文化传播和文化创造等四个方面,其中对文化选择价值又从对积极文化因子的肯定性选择和消极文化因子的否定性选择两个方面加以详细阐述[13],通过探讨社会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价值,指明了文化传播价值以社会主导的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行为文化为主要内容。同样,邬焱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微探》中的论述与马万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初,表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14]。还有众多论文表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表现形态,但都大同小异,不外乎从文化选择、传播和创新等方面做了论述。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文化价值必然是蕴含其中的,但目前的论述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而没能很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价值的均衡点,更没能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文化性[15]。思想政治教育本是适应人类的需要和能力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它对于人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思维方式上如何考察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人的价值”却总是很费力,多次出现的“万能论”和“无用论”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中饱受曲折和争议。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时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既要充分肯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是巨大的,也要看到这一价值的有限性,毕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解决一切文化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
走出了基本的认识误区,辩证地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与其文化价值的关系,才能总结出两者的共性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表现形态的出发点———人。提高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基本要求,更是优化文化结构层次所需要达到的目标。离开了对提升人自身价值的肯定,离开了活生生的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无从谈起,其文化价值也荡然无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在这一过程中主客体间形成实践和认识关系,包含客体属性、功能与主题需要之间满足与不满足的关系,即价值关系[16],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来讲也是同样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有作为主体的人在实现自身价值过程对文化有着需要,并且满足人的这一需求时才会肯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分析其表现形态也必然不可能绕开它“育人”的本质单单论述“文化价值”。
摘要：文化作为软实力,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实现“中国梦”及提高综合国力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文化价值发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主要从“研究意义”、“基本内涵”、“表现形态”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思考和研究,有利于建立更加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理论体系,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的。
基于存续期的专利价值研究述评 篇7
关键词：专利价值,专利存续期,专利计量,价值评估
1 引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1年专利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专利申请量比 2009年增长了7.2%,超过了当年全球GDP的增长率,达到198万件[1]。中国和美国申请人的专利数量增长是全球专利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此庞大的专利申请数量致使各国专利局审查员不堪重负[2],随之而来的问题专利、垃圾专利等现象引起各界对专利价值的关注。专利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展开评价工作的基础。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大多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大量专利评价指标。可将常用的专利评价指标分为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和价值指标三类[3]。国内学者实践中大多使用数量指标,专利价值测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很少。本文期望从分析专利的法律状态——存续期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专利价值评估的研究方法和后续研究空间,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专利价值及其测度
2.1 专利价值的本质
价值 (value) 源自拉丁词 valere,意为“值得的”、“有力量的”。一般而言,价值意味着使一件东西成为值得欲求的、有用的或成为兴趣的目标的性质。所以价值的大小与主体及主体的兴趣和目的有关。对于专利价值而言,评价人及评价的背景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专利价值评估必须考虑时间、地点、评价人及评价目的等因素。这体现出专利价值的主观性。
影响价值评估的主观因素确定后,专利就应有其独有的客观价值。即在某一评估场景中,大多数人所认定的该专利的价值,可以通过该专利给主体带来的未来收益的折现来衡量。由于场景不同,主体未来收益也将不同,因此该客观性必须建立在主观确定专利评估场景的基础上,并通过对比才能确定专利的理论价值。
综合来说,专利价值就是在某一评估场景中主体在事实状态与假定状态下未来收益折现的差值。
2.2 基于存续期的专利价值测度
本文所称存续期是指依据专利保护相关规定,专利权人维持专利的过程。具体包括专利权人向专利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申请、放弃申请或缴纳一定年份的年费、直至专利终止或届满等相关活动。
在专利保护期限内,专利权人自主决定是否继续持有专利。由于专利持有必须支付年费成本,且年费是逐年或者隔年递增的,只有当专利所有权人能够获得超过年费成本的收益时,才会继续续费。否则就会停止支付年费,专利权也就随之取消。这个续费以维持专利的决定,或者说是专利所有权人续费的不同状态,隐含了他们对于各自所有专利在不久将来期望收益的认识。这种认识反映出了在这个特定评估场景中专利所有权人认为的未来收益,具备很强的客观性,可以较为准确和直接的衡量专利价值。因而被广泛用作评估专利价值、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指标。
3 基于存续期的专利价值评估模型
学者Pakes和Schankerman最早利用专利存续信息数据开发价值判断模型,将专利存续期信息作为专利权人对其专利价值的判断依据[4]。专利技术生命越长、技术储备能力越大,或者市场控制力越强,专利权人可获得的收益越大,专利的价值也越高。
3.1 Pakes和Schankerman提出的初始模型
Pakes和Schankerman提出的初始模型做了两个基本假定:由于技术竞争者发明专利的替代作用以及技术的折旧因素而使现有专利不断贬值,假定将专利的收益序列Ri(t)以恒定速率 随时间递减;假定专利权人会权衡持有成本和持有收益,并在适当的时机放弃持有的专利,以避免持有成本大于持有专利所能带来的收益。
根据专利权人将选择一个最佳持有年限以使得专利产生的净回报现值最大,专利i在t期的价值为[5]:
vi(t)=max{0,Ri(t)+βE[vi(t+1)|Ri(t),t]-c(t)} (t=1,…,L) (1)
其中β为折现率,E[vi(t+1)|Ri(t),t]为在给定t时刻收益情况下t+1时刻的期望收益, 为在t时刻需要缴纳的专利年费。
设
Ri(t)+βE[vi(t+1)|Ri(t),t]≥c(t) (2)
即在t期的期望收益大于t期的专利年费。
得到
识别出待估参数的估计值后,一项专利在整个付费期的总价值可以表示为[5]:
包括Maruseth 、Lanjouw、Bessen J.等许多学者都继续沿用该模型的基本思想,但又有所发展,比如对该模型假定收益稳定降低,后续研究有所修订。
3.2 增加随机性收益分布假定的模型改进
Pakes和Schankerman提出的初始模型假定专利后续的收益会成为确定的时间序列。这显然与技术的价值实现具有较大随机性的现实有所背离。事实上,随着技术的学习过程,技术的初始价值也有提升的可能性[8]。
Pakes[5]和Lanjouw[9]也曾考虑另一种随机性较强的专利收益序列模型如下,
z为服从二参数指数分布的随机变量,即z的密度函数为:
qt(z)=σ
其中γ和z为待估参数,σt=ϕt-1σ,t=1,…,L。
该假定的一个优点是它在专利的收益序列中引入了更多随机性。即一项专利在时点t的收益可能会是0,若专利技术被另外一项更先进的技术完全替代,该事件就会发生。该事件发生的概率显然是上一期收益Ri(t-1)的减函数,因此若上一期收益越高,0收益发生的概率越小。而即使专利产生正的收益,也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收益以恒定速率δ随时间递减,即z<δRi(t-1),这与Schankerman和Pakes在1984年提出的初始模型设定是一致的;另一种是较高的收益,即z>δRi(t-1),它对应着专利所有者在原有专利技术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并因此获得更高收益时的情况。
尽管对收益分布加入随机性似乎更合乎实际情况,但研究人员发现,使用相同的数据集分别依据随机性分布和恒定速率递减两个假设进行估计,结果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加入的随机因素并没有对研究结果带来太大的改变[10]。Pakes[5]和Lanjouw[9]的研究对这一现象做了解释,尽管有证据显示一些专利由于“学习”效应价值随时间递增,但绝大多数情况这种递增在专利授权后的第四年就完全结束了。在此之后,收益恒定递减。
3.3 专利价值综合模型
专利价值形成应与两类因素有关,一是专利的法律状态,二是专利自有特征。专利的法律状态可以从存续期信息中得到反映,而专利自有特征,包括专利权人特征(国别、申请人类别及数量等)和专利技术特征(所属技术领域、技术创新性和技术复杂程度等)在上述模型中基本没有考虑。因此,许多学者如Bessen J.,Grönqvist等考虑将专利自有特征加入模型中以更好地评价专利质量。
不同于之前大多将初始收益 直接做为服从指数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此类研究将其定义为专利或者专利所有人可观测特征向量 的函数,即[10]:
lnRi(0)=Xiβ+εi (6)
其中误差项εi服从0均值,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则lnRi(0)～N(Xiβ,σ)。这时估计出的估计值可以直接计算用现金衡量的专利价值,及其自身特征对其价值的影响。
时点t到t+1之间专利收益的净现值为[10]:
∫t+1tRi(τ)e-sτdτ=Ri(0)zt,其中
则申请人在时点t选择继续付费的充要条件为[10]:
lnRi(0)≥lnct/zt (7)
其中ct是在时点t需要缴纳的年费。
得到给定专利权人续费至专利保护期满的概率为[10]:
其中Φ(·)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在t时刻终止付费的概率为[10]:
得到如下极大似然函数[10]:
利用该似然函数对每一组专利数据进行极大似然估计获得参数的估计值,则在时点t处失效的专利i的总价值估计量为[10]:
考虑专利价值综合模型时,需将多类影响因素变量导入模型进行分析。引入更多自变量会导致计算量呈指数上升,为解决模型计算量过于庞大问题,研究人员往往将专利数据按照价值影响因素分类,例如依照专利权人的国别、技术领域等因素分组,分别计算每组专利价值。自变量的增加也会导致识别过程中遇到模型不收敛的情况,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小心处理。
3.4 考虑未失效专利数据对专利价值的影响
由于认为已失效专利(包括保护期届满专利和停止续费专利)是对专利价值的最佳反映,目前绝大多数的专利价值研究都仅考虑失效专利数据,而忽视有效专利信息。然而,有效专利具有更贴近技术市场、更具有时效性的特点,也开始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
Maurseth[11],Svensson[12]和Zeebroeck[13]通过专利付费期分析中使用了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模型以充分运用有效专利信息。
生存分析研究专利付费期的相关表达通常通过观测专利长度(服从密度函数为 的概率分布),即从专利长度T大于f(t)的概率出发,记为:
S(t)=1-∫
被称作专利的生存函数(Survival Function),而专利生存分析中另一重要概念是风险函数(Hazard Function),或称风险率(Hazard Rate),即以专利长度T超过t为条件,在时点t的下一个时刻专利权终止的瞬时概率。风险函数一般表达为:
在生存分析中,风险率的降低与生存时间的延长是一致的。在生存分析中最常见的Cox模型框架下,一般设风险函数:
λ(t|X,α,β)=λ0(t)exβ (14)
其中λ0(t)被称作基准风险(Baseline Hazard)函数,它是时间t的函数。专利付费期在时期tj终止概率的一个近似估计公式为[14]:
Pr
其中:
A(tj)={l:tl≥tj}:在时期tj付费期未终止的专利组成的集合
E(tj)={l:tl=tj}:在时期tj付费期终止的专利组成的集合
dj=∑lI(tl=tj):在时期tj付费期终止的专利数量
I(·)为示性函数,当tl=tj时等于1,否则等于0。从集合A(tj)的设定可知,A(tj)中包含了删失(Censor)观测。如果相对于集合A(tj),集合E(tj)中含有的专利数量非常小,则上式的近似效果非常好[14]。
对上式进行识别可得参数β的估计值
除通过引入生存分析方法考虑有效专利数据以外,我国学者张古鹏、陈向东[15]基于原有的专利质量综合模型提出了另一种专利价值模型。对于失效专利沿有专利价值综合模型的计算方式,对于有效专利则根据初始收益的分布估计其未来每个时间点的期望收益,获得“远期价值”。
可以将目前的基于存续期的专利价值模型研究总结为下图:
4 基于存续期的专利价值相关实证研究
基于存续期的专利价值相关研究往往将理论模型与实证紧密结合,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例如Shankerman运用非参数分析和参数分析方法,关注不同技术领域(以典型的制药、化工、电子、机械四个技术领域为例)和不同国家(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专利价值效应,发现其价值分布是高度差异性的[16]。这一研究工作比较突出表现了存续期为基础的专利价值的技术内涵联系与国别专利制度体系的联系。同时,与专利价值联系紧密的还有其专利权的法律性质[17,18,19],以及专利家族等多种因素[20,21]。
与以往研究主要针对欧洲专利数据相比,Bessen J.应用对数正态分布对美国专利存续数据作了研究。他认为针对专利存续期价值模型的统计分布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标示意义。根据他的研究,以1991年为截至期的美国专利存续期为基础的专利价值平均为每项7.8万美元,中位数(反映那些未能直达专利法法律截至期的专利价值)为0.7万美元,而同时,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组的专利平均价值则达到11.3万美元,中位数则为1.8万美元[10]。其研究揭示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丰富了专利存续期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时具有货币价值的专利评估可比性强,便于开展国际比较研究。
以往的相关研究也在力图验证这样的价值分析与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契合程度,例如将此类专利权私有价值分析结果与专利的引用数据(衡量专利质量的重要指标)进行比较[22,23],发现较高的存续期的专利同时被引用次数也较高;Harhoff等[24]还将企业问卷调研考察结果和以及公司市场价值的分析与专利价值评价进行对照[8][25]。
我国学者也开始对专利存续期信息给以充分注意,并提议将专利存续状态作为专利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因素[26,27]。张古鹏、陈向东基于中国专利存续期信息,对比新兴产业领域中外专利质量的差异。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研发规模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从专利授权率和专利平均付费期长度俩方面看皆落后于发达国家,凸显出专利质量的差距[28]。胡元佳等将Lanjouw等人的测评模型应用于制药企业品种选择问题中,实证研究发现高经济价值的药品也伴随着高专利价值指数,可利用专利价值指数对药品经济价值评估提供参考[29]。
5 后续研究空间
前一阶段我国十分重视专利数量,对专利价值提升的意识不高,专利价值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2008年6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确定近 5 年战略目标首先是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大幅度提高[30]。可见,我国开始进入重视专利价值的新阶段。基于国外专利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我国现有研究基础,我们认为应着重研究如下内容:
(1) 分析专利价值形成因素,筛选专利价值的评估指标。专利价值除与Bessen J.等提出的专利权人特征、技术领域等密切相关,可考虑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我国专利数据缺少引文信息,为评估指标的选择带来一定局限。但可选择专利宽度、专利族群化等其他反映专利技术和知识扩散水平的评估指标包含在价值研究模型中。应根据专利价值评估的研究目标、待评估专利的特点和现有数据资源等因素,筛选有价值的评估指标加入到专利价值评估模型中。
(2) 结合我国专利活动和专利数据结构特点,对现有模型进行改进。我国专利制度相对起步较晚,数据年限相对较短。据粗略统计,1985年至2009年所有授权的发明专利中只有五分之一失效[15]。如在研究中只考虑失效专利,有限的专利数量带来估计结果的偏误。应以发达国家学者相关模型为基础,围绕收益的形态和构成结构,研究适合我国专利活动和数据特点的专利价值评估模型。
(3) 开展基于我国专利数据的实证研究工作,并基于专利价值的可量化特点进行国际比较。专利价值及其分布能更为全面地揭示中外企业专利活动的动机和专利制度框架下的竞争价值,并可能说明其社会价值的生成(包括正向以及负向社会价值)机制。因此专利价值的实证研究对理解和分析企业层面技术战略行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新兴技术发展,以及国家专利制度建设等等微观管理和宏观政策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研究述评 篇8
一、概念界定
尽管研究职业价值观的文献比较丰富, 但目前尚无统一的操作性定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职业价值观概念作了界定, 虽具体表述各有差异, 但大体不外乎三类, 一是将职业价值观作为个人职业目标。如Super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个人所追求的与职业有关的目标, 即个人的内在需求及在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和属性”。二是将职业价值观视作一般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或一般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的投射。如李德顺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有关职业活动、职业现象的价值判断, 是价值观在职业生活领域的具体体现”。宁维卫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职业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评价, 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存库则定义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 对社会各种职业的好与坏、优劣和重要性进行综合性认识和价值判断”。三是将职业价值观作为个人对待职业的信念、感受或内心尺度。如于海波等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依据自身和社会的需要对待职业、职业行为的一套信念系统”。余华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衡量社会上某种职业的优劣和重要性的内心尺度”。这种界定虽未明确将职业价值观作为一般价值观的部分或其反映, 但隐含了一般价值观的内容, 因为个人的信念、感受和标准, 本身就是一般价值观的表现。
早在1978年, 美国学者E.H施恩在其专著《Career Dynamics》中提出了著名的“职业锚”理论, 认为职业锚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 强调职业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非职业早期形成”, “设计这个概念是为了解释, 当我们在更多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更深入的自我洞察时, 生命中成长的更加稳定的部分”。作为职业指导理论中两个并行的概念, 职业锚是社会化的结果, 侧重于职业探索后期的信念, 而职业价值观指向职业早期, 有一定的理想性。在校大学生未涉足职场, 缺乏职业感受, 理想色彩更为明显。在对职业价值观概念进行界定时, 如能突出其理想性, 则易与职业锚区别开来。据此我们认为, 职业价值观是个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 对职业优劣和重要性的理想价值判断。
二、维度构建
职业价值观量表是进行职业价值观研究的基本工具。塞浦尔的职业价值观量表是国外最早的职业价值观量表, 但其后出现的Holand职业偏好问卷和Super职业价值量表应用更为普遍, 其中Super的量表包括15项内容, Holand提出了6种职业兴趣及相应的6种环境模式, 并据此设计了职业兴趣量表 (VPI) 和自我导向搜索表 (SDS) 两种量表, 均经数次修订, 可对职业兴趣的个体差异作出有效评估。国内研究者普遍运用修订的Holand职业兴趣量表和Super职业价值观量表, 如凌文辁等研制了霍兰德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方俐洛等在90年代中期对Holand职业兴趣量表进行了修订。有的研究者使用自编量表进行研究, 如余新丽用自编问卷对上海交通大学2005届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孟续铎用自编问卷对2006年北京地区大学应届毕业生职业价值观进行了研究。与国外量表相比, 国内自编量表的成熟度和科学性不够, 在本土化上存在差距, 从而限制了使用范围。
职业价值观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结构要素的多维性。早期研究者塞浦尔 (1957) 提出了15项职业价值观的内容。O’connor和Innance (1961) 将其缩减为独立性和多样性、工作条件和同事、社会和艺术、安全和福利、名望和创造性等6个维度, Larcebeau (1982) 则抽取了名望、利他、满意和个人发展等4个因素。Super将工作价值观分为15个维度:利他主义、美的追求、创造力、智性的刺激、成就感、独立性、威望、管理权力、经济报酬、安全感、工作环境、与上司关系、与同事关系、生活方式、变异性。与国内学者相比, 国外学者将独立性、多样性、变异性、创造性等列为主要内容, 凸显了个人本位在西方价值观系统的主导地位。
国内研究者对职业价值观维度的分解各有特色。金盛华等区分了目的性和工具性职业价值观, 前者包括家庭维护、追求地位、成就实现和社会促进, 后者分为轻松稳定、兴趣性格、规范道德、薪酬声望、职业前景和福利待遇。孟续铎则划分为:工作软环境与个人发展成就、社会声望与地位、工作硬环境与职业安全、工作内在价值、成长机会与贡献、有职有权、福利与保障、自由与经济报酬。方俐洛等区分出声望地位因素、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 其中声望地位因素有单位知名度高、较高社会地位等9个项目, 保健因素有劳保医疗退休金、职业稳定等6个项目, 发展因素有符合兴趣爱好、学以致用等7个项目。不难看出, 国内学者在构建职业价值观维度时, 划分渐趋全面, 但还没有跳出Larcebeau的框架, 只是从不同角度作了重点各异的细分。值得注意的是, 被国外学者提及的利他主义在国内的量表中没有充分体现。受儒家思想影响, 我国传统社会注重社会本位, 主张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利他主义本质上是社会本位的体现, 在引进国外成果的同时, 体现社会本位的内容未得到应有重视, 无疑是个缺憾。此外,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自我实现六个层次, 这六种需要与职业价值观均应有所对应。有的研究者仅仅将经济收入和财富、社会地位、个人权力等三个因素作为维度研究职业价值观, 忽视了自我实现等内容, 可能导致不全面的结论。
三、比较分析
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学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差异, 是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比较研究的重点。关于不同时代大学生的差异, 凌文辁的研究表明, 80年代的大学生看重工作单位的级别、地位、知名度、规模大小以及是否容易成名成家等, 90年代的大学生更注重实利, 同时将保健因素列为重要因素。高晶等认为9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注重经济收入、工作条件及是否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 并特别提到党政干部和律师是当时大学生择业时的首选, 而不愿意选择教师为职业, 这可能和当时教师社会地位不高有关。张存库则认为90年代的大学生评价职业的主要参数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力、专业和知识的稳定度。
关于不同区域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差异, 罗晓等认为东西部大学生普遍重个人价值和功利价值, 轻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在择业目标上, 东部学生侧重选择“外资或合资企业”、“公务员”, 西部侧重“科研教学工作”;在择业准备上, 东部学生更强调提高人际交往技巧, 西部学生更强调获得更高学历和文凭。
关于不同文化程度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差异, 余华等研究发现:大学文化比中学文化的员工更重视智力刺激、独立性、成就、创造性、利他主义、美感等内在价值尺度, 中学比大学文化程度的员工更重视监督关系、工作环境、经济报酬和安全性等外在价值, 而本科比中学文化程度的员工更重视利他主义、美感、同事关系和生活方式, 而在智力激发和监督关系上大学比大专文化程度的员工更加重视。该研究同时发现, 大学生与企业员工在各价值观上的重视程度相同, 在管理、变动性和声誉的重视程度上无显著差异。这与我们“进入职场较长时间员工的职业价值观相比大学期间会有一定变化”的推测有一定出入。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是维度设计不科学, 还是样本的选取代表性不够?只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才能得出稳妥的结论。
四、小结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国内日益受到关注, 研究者们以不同角度的成果丰富了研究的视野,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操作性定义是后续研究的前提, 鉴于职业价值观易与职业锚混淆, 应在界定概念时予以区别。其次, 国内研究者对职业价值观维度的分解, 要么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单纯引进国外的理论框架, 消化吸收和本土化不够, 要么科学性不足, 必须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认度较高的职业价值观量表。第三, 目前从宏观角度研究的多, 微观角度的少, 很少有从家庭学校、父母文化、专业等方面探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加强微观角度的研究, 对在生涯指导中因人制宜实施个性化辅导, 有直接意义。最后,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已有所触及, 但大学生作为个体, 其职业价值观与本人的一般价值观关系如何, 与本人职业锚关系如何, 几乎没有论及, 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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