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共11篇）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1

“国际价值”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章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在国内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时, 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国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即大多数生产者所具备的熟练程度和生产条件下, 单位时间内劳动耗费量的平均水平, 但是随着国内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国内经济越来越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时商品及其它生产要素的国际交换就需要新的尺度——国际价值。

关于国际价值, 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论述:“国家不同, 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 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 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 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 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 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 有不同的国际价值, 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 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国际价值”的范畴, 并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

国际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以国际价值论为基础, 研究国际贸易成因及贸易利益分配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 这方面的研究仍不完整, 观点仍不统一。本文就国际价值理论的各种文献观点进行了总结。

1国际价值论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运用的修正的研究

国际价值是否是价值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简单套用?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多次指出国际价值是对价值规律的修正。在论述生产力不同的两个国家商品交易时, 马克思指出“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 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在讲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商品交换问题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看来,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国际条件下, 价值规律会发生新的变化, 出现许多新的特点, 那么这些新的变化是什么?如国际价值量由什么决定?是否具有国际平均利润率, 是否存在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规律等问题呢?

1.1国际价值的决定

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关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一国际价值的计量单位, 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王天义 (2002) , 崔向阳 (2004) 认为“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即在世界现有的一般生产条件下, 在各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 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杨国昌 (1999) 把“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看作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或该商品国别生产价格) 的加权平均。任立, 王宁宁 (2006) 分析到, 计量国际价值量的劳动强度不是各国的中等劳动强度, 这里只强调“劳动强度”的大小, 而不提“劳动熟练强度”的高低。可见, 马克思采用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的提法不同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他们认为国内劳动强度的分布类似正态分布, 即大多集中在中间, 而两头少;而在国际上, 强度分布可能是均匀分布, 呈现中川信义所讲的“位阶” (1983) , 而非中间大, 两头小的情况。因此, 计量单位只能用“世界劳动强度的平均单位”。因此国际价值是参与交换的国家的商品价值的加权平均, 每个参与国都是其中一个“权重”, 参与国的多少会影响“权重”的大小, 所以在一定时期国际价值并非固定不变的。李水蓝, 邓路 (2007) 认为, 假设n个国家从事该商品的生产, 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为各国的国别价值为, 为i国产出占世界总产品的比重。并且说明国际价值除了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影响外, 还与贸易国的贸易量即世界市场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相关。如果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商品由大致相同劳动生产率国家生产出来, 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将十分接近。何小锋, 来有为 (2003) 则认为国际价值概念是以各国生产数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李荣林, 史祺 (2000) 将“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理解为:国别价值的平均数, 商品国际价值或世界平均生产成本都是由在国际生产中占绝大多数的商品生产国的国别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是一种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价值的增值过程。

1.2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

关于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的研究, 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在国内市场上, 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

而在国际市场上, 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被看作强度更高的劳动, 强度较大的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 在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转化的过程中,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会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得到更多的国际价值,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且国际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变化。对于这个问题, 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2) 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环境的认识。

在国际市场上, 参与交换的主体通常代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标准或者准则、技术水平, 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关税及贸易壁垒, 各个国家的政府主动出面干涉商品交换, 以维护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这种环境上的差异使价格对价值产生更经常、更普遍、幅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偏离 (任立、王宁宁, 2006) 。在国际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障碍, 不能自由流动, 进而影响了要素价格的均衡化过程, 要素收益产生差别, 使得利润平均化的过程更加曲折, 这会导致国际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化与时滞 (林叶环, 2007) 。

(3) 国际价值的转型——国际生产价格。

国际价值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观点有分歧。陈永志 (2009) 认为在国际市场上, 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依然要发挥作用, 激烈竞争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 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尽管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但从长远看, 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但是也有的学者分析到, 由于国际市场的复杂性, 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情形并不真正存在, 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自由流动, 各国别价值不能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那么国际贸易中的生产价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认为, 生产价格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特定目的采取的垄断定价法, 即在商品价值的基础上, 采取垄断高价或者垄断低价。二是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下, 由于区域性资本与劳动的自由流动, 区域性的国别价值可以转化为区域性的国际生产价格 (任力, 2006) 。

1.3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

现在有些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者都在探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剥削问题, 结论不大相同。国际贸易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实现形式。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这是经济理论界公认的事实。但是衡量等价或不等价交换的标准是什么?引起不等价交换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价值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变化,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不等价交换, 后者创造的价值向前者转移, 因而前者剥削了后者。还有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以国际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国内学者对国际价值实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上。

赵战波 (1998) 认为在国内商品交换中, 不存在因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引起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同样在世界范围内, 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同种商品的国别价值是不同的, 国际间商品依据国际价值进行交换。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 使商品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 通过商品的国际交换, 就能得到一部分超额利润, 这部分超额利润是本国人民创造的, 不是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转移过来的。所以, 按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不存在价值转移的问题, 因为并无“价值”可以转移, 也就不存在剥削。何炼成, 何林 (2003) 认为二战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际经济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的新秩序, 如果国际贸易能基本上按照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交换, 则剥削和被剥削的程度将逐步降低, 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在世界市场上, 等价交换不是指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 而是指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依此, 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而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一般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正是这一价值规律使得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变得不平等起来, 剩余价值从穷国转移, 这样就出现了三个劳动日和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情形 (吴颖华、刘海超, 2007;杨圣明, 2005)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和人均资本存量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交换时, 受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 其能获得的国际支付只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有酬劳动和一定量的无酬劳动, 而不是包含全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国别价值 (杨国昌、钟伟, 1999) 。

2国际价值理论对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因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外贸方面, 要真正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提高我国各类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 (杨圣明, 2005) 。应改善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 合理地、交替地使用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手段, 既要为在开放经济下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业争取宝贵时间, 又要同时加速内需市场建设, 避免对世界市场过渡依赖而造成我国经济的依附型增长 (杨国昌、钟伟, 1999)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 我们应注重利用外资的风险性, 注重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平衡增长, 防止后者的无度膨胀;在强化对资本项目下监管能力的同时, 也宜谨慎有序地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进程, 为我国利用人民币进行国际支付争得主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 (张雷声, 2002) 。加强企业管理, 提高职工素质, 降低出口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以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搞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反对国际市场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垄断等超经济强制, 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积极斗争 (董洪日等, 2003) 。政府应将保护、扶植民族产业和民族企业作为重要工作, 在国内以及国际上从各方面给予民族企业以尽可能的支持 (吴宣恭, 2007) 。对出口不应采取人为的鼓励措施, 国家应该更积极地鼓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进口, 发挥消费品进口在扩大内需方面的积极作用 (杜亚斌, 2001) 。

摘要：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无论对国内的商品价值问题, 还是对国际上的商品价值都是适用的。马克思对国际价值的论述并不多, 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更深入研究, 国内学者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通过对国际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及作用后果理论的文献回顾和评价, 提出怎样利用国际价值规律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以增加国际贸易利得。

关键词：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国际贸易,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1988.

[2]杨圣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 (6) .

[3]张雷声.国际价值的研究与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J].学术界, 2002, (5) .

[4]董洪日, 郝克宁, 王保谦.关于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几个问题[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 .

[5]崔向阳.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深化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4, (10) .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2

首先来看公共图书馆话语圈的构成。

作为地方文献的收藏大户，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由来已久。如甘肃省图书馆在2O世纪4O年代就建立了西北地方文献专库，首都图书馆在2O世纪6O年代就设立了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但是，真正普遍地在国内各级公共馆为地方文献工作设立专职机构和配置专业人员，还是2O世纪8O年代、9O年代以后的事。这十多年来，由于重视程度、人力物力配置程度、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级公共馆的地方文献专职工作存在很大的差距。再加上目前还投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规范化质量保障、检测系统，公共馆的地方文献工作基本呈现各自为政的状态，迫切需要交流与沟通。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来看，公共图书馆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各馆地方文献具体工作中涉及到的文献挖掘与收集、分编与典藏、开发与利用、特种地方文献整理等方面。既有对公共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全面总结与思考，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倪俊明的大会发言：《试论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诸要素——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例》，以及甘肃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易雪梅的发言：《地方文献工作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也有就某一类工作问题的深入阐发，如参与大会发言的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呜的《编撰(中国家谱总目弘扬中华历史文化》，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廷银的《文献中心·信息中心·交流中心——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工作新思路》，浙江省图书馆研究馆员袁逸的《地方文献质量建设实施原则的设计一以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为例》，福建省图书馆副馆长谢水顺的《知识产权与“共享工程”的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建设》，天津图书馆馆员张岩的《试论地方文献保障系统中专题数据库之建设》，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林岫的《地方文献分类法论析》等；还有具体工作成果的展示．如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芸的“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演示”，和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韩朴的.北京记忆’大型历史文献数据库演示”等等，由此构成了注重社会效应、实践性强的公共图书馆界话语圈。而对地方文献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探讨，也透露出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数字化、特色化、品牌化的新趋势。对来自公共图书馆界的与会者而言，是难得的交流机会。

另一方面，高校系统(含高校图书馆)的与会者则对地方文献工作有更高的理论期待，高校话语圈对理论的探讨频率也相对高于公共图书馆话语圈。如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钱茂伟就直接利用高校理论研究的优势，提出了名为《中国方志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构想》的理论规划，它与公共图书馆界的数字方志建设实践正好有所交叉。而暨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罗志欢则以提问的形式，再次提出“地方文献的定义”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并对公共图书馆界近年来比较推崇的，按内容上是否具有地区特征来划分地方文献的方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公共图书馆话语圈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反思这一问题。而长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盂祥荣还在名为《东北地方古文献的跨国性问题》的发言中，提出地方文献的跨国性问题，由此，更引起与会学者对区域性、地域性和跨国性等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操作层面上的使用，展开广泛的讨论，吉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金恩辉更特别从用户文献检索的角度肯定了跨国性问题提出的意义。

同时，就高校系统自身而言，由于肩负有教学、科研的任务，出于学术目的，其话语圈更倾向于地方文献的专题性研究，多从各自学科的专业角度出发对地方文献进行深化阐述。如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尔康的《方志定位与自然生态环境一由清入方志定位谈起》，就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为方志学研究和新方志的写作提供新方法；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建华的《朝鲜族谱研究综述》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倡导通过研究朝鲜族谱来反观和研究中国族谱及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教授来新夏．则着重强调了《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而以地方文献为传统历史考证的资料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华林甫的《隋图经)辑考》．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玉麒的《(新疆识略成书源流考》等；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赵华富的《谱牒三论》则是从谱牒的历史演变展开论述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中的《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为学术界提供了诸多颇具价值的徽学研究新信息；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史梅的《江苏方志与清代妇女文献》．即是其深受国际女性研究界关注的专题研究的构成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研究资料主任邹颖文的《前清遗民与香港文献》则提供了全新的遗民研究资料；在新旧书籍编纂修葺方面。则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于义芳的《地方志的纂修及其对旧版的利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杨玉芬的《地方文献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从编纂、全元文说起》，以及海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伟民的《关于“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旨趣、版本、体例以及质量保证等问题》等等。甚至还有与会者认为，应将高校话语圈普遍认同的地方文献专题性研究作为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的主要方向．以区别于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如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嘉星的参会论文《闽方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导说兼论高校馆地方文献建设的特点及其价值取向》正是持这一观点的。

其他机构话语圈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新方志的编修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目前国内新方志最大藏家．同时又是国内新方志编修的指导中心，故其文献中心古籍部主任赵嘉求的发言：《试论新编方志的功用》，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国内新方志编修方面最权威的官方话语。而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风歧的《经济令球化新方志文献的编撰和利用》则是新编方志的地疗性官方话语。同时．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华图书信息学教育学会宋美珍的《战后台湾官修方志的搜索、整理与数字化》，以及福建省金门县宗族文化研究会萧勇奇的《金门族谱编修之回顾展掣》等发言和演示．则提供了目前台湾的地方文献工作情况．与会学苦不仪对台湾地方志数字化工程和虚拟联合目录的规范制定和具体实施细节感兴趣．同时也希望台湾代表能将大陆学者对两岸三地地方文献工作信息互通顺畅化的热切期望带回台湾。

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之中，为期三天的中国首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14日中午圆满结束．由中国国家图负责人致闭幕辞，并声明会后将出版论文集。随后．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吴格宣布大会正式闭幕。

(邹殉，暨南大学中文系200l级汉语言文学(基地班)学生)

人民币国际化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文献综述

2004年2月香港银行获准试办个人人民币存款业务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随后，在国际收支经常及资本账户“双顺差”，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继续向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人民币国际化迅速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因为危机凸显“一币独大”国际货币体系的巨大风险，以及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未来趋势。作为全球最大经济贸易体之一的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及逐步放开的金融市场必将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成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给中国带来深远的政治利益，亦蕴含巨大的经济利益。最为关键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原罪”，降低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不仅是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是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本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收益与风险、条件与潜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路径等方面归纳总结了最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现状做较为全面与深入的概述。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

货币国际化是指货币发行国以外的私人部门和官方机构使用该种货币（Cohen（1971））。Hartmann（1998）认为国际货币化是指一种货币：（1）作为交易媒介，在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中被私人用于直接货币交换以及其他货币间的间接交换媒介，也被货币行政当局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和平衡国际收支；（2）作为记账单位，被用于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也被货币行政当局用于确定本币汇率平价；（3）作为价值储藏手段，被私人部门选择为金融资产，被货币行政当局作为储备资产。

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计量标准包括3方面的测度指标：（1）人民币现金在境外有一定流通度；（2）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3）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达到一定比重（李稻葵（2008b））。

二、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成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蕴含深远的政治利益。李婿、何帆（2004）指出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较高的国家在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中享有更多话语权，其货币成为国际支付、结算和储藏手段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有利於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

成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将使中国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包括：（1）获得铸币收人；（2）减少中国国际收支波动；（3）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可以减少外贸企业成本及汇率风险等（李稻葵（2008a））。具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收益包括：

1. 使中国获得国际铸币收益。Bergsten（1975）证实国际货币发行国能从本币国际化中获得铸币收益，且国际货币竞争越激烈，全球金融市场越深化，国际货币发行国获得铸币收益越困难。曹勇（2002）认为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决定国际货币的铸币收益大小。何慧刚（2007）计算出人民币国际化年均国际铸币收入至少为25 亿美元。

2. 实现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减少国际收支的波动。曹勇（2003）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国通过输出人民币来改善国际收支逆差，还有利于输出通胀和转嫁压力。陶勇强、王智勇（2010）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国际收支赤字融资。

3. 降低人民币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郑木清（1995）人民币国际化方便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减少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赵海宽（2003）认为用本币结算是规避汇率风险的上策，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对外贸易可以用人民币支付和结算，外贸因此可不受外汇制约，有利外贸发展。谢太峰（2006）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利我国国际债权债务的人民币结算、减少进出口商外汇收支套期保值成本，以及出口商对国外进口商提供本币的出口信贷。陶勇强、王智勇（2010）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氏币计价结算可以减少汇率风险。

4. 促进中国金融业发展。金发奇（2004）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加我国金融中介业务收入，降低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筹资成本，提高人民币国际贷款利率。

5. 货币行政当局在制定执行经济政策时获得优势。王信、彭松（2002）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有利我国通过货币替代等途径影响非国际货币储备国的经济金融。王元龙（2008）认为人民币境外流通可缓解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客观要求。

三、 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

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亦将使中国国内经济面临一系列风险。

1. 使中国遭遇“特里芬”难题。陶勇强、王智勇（2010）认为在国内制度不完善和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限制国内金融政策选择范围、约束人民币汇率政策、并使中国遭遇“特里芬”难题。

2. 削弱政府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及调控力。Frankel（1995）指出，货币国际化会增加境外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导致该货币升值，从而损害该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货币国际化还会增加外国对本国货币需求的波动，从而加重央行控制货币量的困难。李裕（2002）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和外汇等政策要考虑对他国的影响，从而降低宏观政策自由度。金发奇（2004）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使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紧密。国内货币政策可能只有部分作用于国内经济变量，国外货币政策也会波及国内。最终可能导致货币替代、资本流出流入，使国内货币政策偏离预期目标。姜波克、张青龙（2005）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会削弱一国货币政策自主权，货币、财政、价格政策还将面临“两难”境地。

3. 引起国际游资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冲击。赵海宽（2003）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可能遭致国际投机资金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攻击。陈硕和林学斌（2003）认为投机攻击可能通过证券和外汇市场两个渠道，人民币国际化会开放证券和外汇两市场，并将可能产生投机风险。刘骏民、刘惠杰和王洋（2006）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及其相伴的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可能使国际游资冲击中国金融市场，并对房地产、能源期货等对冲操作，造成金融动荡和危机。

4. 加剧汇率波动。Tavalas（1998）指出，在钉住汇率制下推进货币国际化，外国对该国际化货币需求变化可能会引起的资本流动，从而减弱货币当局对基础货币的控制，破坏国内经济的运行。在浮动汇率制下推进货币国际化，外国对该国际化货币需求的转移则可能会导致汇率的大幅度变动，从而削弱货币当局调控国内经济的政策力度。Kenneth S. Chan（2001）证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本币的境外流通会加剧本币汇率波动。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币境外流通对本国宏观经济没有显著影响。

5. 诱发假币和洗钱等犯罪活动（陶士贵（2002））。赵海宽（2003）指出纸币流通范围大小与假票可能成正比。人民币国际化容易诱发伪造人民币及洗钱的犯罪，损伤人民币的信誉和国际地位，给我国带来直接经济损失。

四、 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国际货币发行国要具备一系列基础条件才能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包括：国际化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有优势并保持适度增长、货币政策具备相对独立性、国内金融市场发达、价格稳定、国际收支结构合理、货币维持可兑换信心等（Bergsten（1975））。Tavals（1997）认为，一国货币国际化战略需要三个前提条件：（1）政治稳定的信心；（2）深人开放的金融市场；（3）占全球较大比重的出口量。Mundell（2003）认为，人们对货币稳定的信心是该货币能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因素。货币流通及交易范围、货币政策稳定、国内金融管制、货币发行国经济规模、以及货币本身的长期价值等都是影响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的因素。Chinn 和 Frankel（2007）定量研究了1973年～1998年各国央行国际储备主要币种结构的决定因素。显著变量包括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通货膨胀率、汇率波动的方差、金融中心大小等。具体来说，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包括：

1. 经济规模及经济开放度。Matsuyama，Kiyotaki 和Matsui（1993）创建了两国（本国及外国）两币（本币及外币）理论模型，分析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潜在竞争者的条件。结果显示：经济开放度是国际货币的决定因素，且国家经济规模越大，其货币能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越大。Eichengreen（1994）证实国际货币体系为等级结构，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形成并维持这种等级结构。Rey （2001） 证明经济开放度最大，与其他货币交换成本最低国家的货币易于成为国际货币。

2. 金融市场的深度与自由度。Williams（1968）指出1914年以前英镑体系的核心是云集于伦敦的国际银行体系，货币国际化程度主要取决于本国金融业的发展深度。Kenen（1988） 认为金融市场自由度是决定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关键性因素，只有资本自由流动才能创造货币国际化所需金融市场的深度。

3. 汇率稳定。Hayek（1978）认为货币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货币国际地位依赖于其稳定性及未来价值的可预测性。

4. 政治地位与军事力量。Mundell（1983）指出，一国的政治及军事力量有助于巩固货币的国际地位。Posen（2008）认为货币国际化不仅仅是金融问题。由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军事地位，既便美元贬值，欧元仍无法取代其国际货币的地位。

五、 人民币国际化的潜能

部分学者定量测度了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潜能。刘峻民（2005）认为未来3年～5年人民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占20%左右的世界外汇储备。Chen 和 Peng（2007）运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历史数据计量分析了影响货币全球储备份额的主要因素，并用中国数据预测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潜能。结果显示，假如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储备份额可与英镑和日元一争高低。《金融时报》（2009）预言人民币成功推进国际化会产生近2万亿美元的年贸易量，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

许多学者预言人民币已经具备未来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巨大潜能。《明镜》（1999）预测20 年之后全球将剩下几种货币。其中，美元将在南美和北美通用，人民币将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欧元将在其余地区成为主要货币。《远东经济评论》（2001）预言人民币将在21 世纪头几十年内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后兑换频率第四高的货币。赵海宽（2001）指出人民币已具备问鼎国际货币的实力，政府应积极谋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凌星光（2002）指出人民币升值有购买力平价支撑，并已成为亚洲强势货币甚至准国际储备货币。刘群（2005）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及参与国际经济程度提高，人民币必然向世界货币发展。黄益平（2009）预言在未来十年或几十年内，国际货币体系会渐入多元货币时代，最可能的格局是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三分天下。

六、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路径

Paola（2010）指出，如何在资本账户管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最具挑战的难题。货币国际化的推进路径最终取决于市场选择，政府政策能影响其方向与进程（Chen & Peng（2007））。Eichengreen（2011a）指出美元从有限国际角色发展成为英镑的强劲竞争者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比预期的要快。目前，学界和业界对人民币国际化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路径的看法却存在分歧：

1. “双轨制、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b）提出“双轨制、渐进式”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步骤，即，一是在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二是在境外将香港作为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Paola（2010）也认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至关重要。

2. 贸易与金融并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史晨煜（2010）认为贸易与金融相辅相成且不分先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沿循贸易与金融进程并进的路径。

3. 以区域化为起点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高海红（2011）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以区域化为起点，将香港发展为有限资本账户可兑换下的离岸市场，并指出发挥人民币在东南亚区域汇率协调中的作用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路径的重要环节。

4. 实际需要和投机交易分开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Murase（2011）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是在人民币市场内外分离和管理下的国际化，应该把实际需要和投机交易区分开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5. 注重政策先后顺序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Prasad和Ye（2012）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风险在于其各项推进政策实施的先后顺序。如果缺乏灵活的汇率及成熟的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会损害中国国内金融稳定，并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应为首先改革汇率制度和强化国内金融体系。

6. “前期稳定创造需求，后期激进释放供给”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潘英丽和吴君（2012）根据全球8种主要储备货币1965年～2010年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在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国内经济金融体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前期，就是未来5年～10年，应该通过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建立人民币“网络外部性”、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途径“积蓄能量，稳健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后期，即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时机基本成熟以后，激进释放人民币的海外供给，以迅速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 陈雨露等.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2）：35-44.

2. 高海红.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的潜力.国际经济评论，2011,（2）：80-88+4-5.

3. 姜波克.人民币自由兑换论.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4.

4. 李稻葵,刘霖林.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2008,（10）：42-43.

5. 李稻葵，刘霖林.人民币国际化：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金融研究，2008,（10）：1-16.

6. 刘骏民,宛敏华.中国外汇储备的最佳用途是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开放导报，2009,（2）：34-36。

7. 刘仁伍，刘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评估与控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潘英丽,吴君.体现国家核心利益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国际经济评论，2010，（3）：99-109，7.

9. 秦月星.从美元的逻辑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财政研究，2010.（5）：34-36.

10. 陶勇强,王智勇.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研究.经营管理者，2010,（7）：99-100.

11. 王信.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及其启示.中国金融，2009，（16）：65-67.

12. 熊庆丽,章向东.货币国际化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上海金融，2011,（2）：95-98.

13. 严佳佳.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替代机制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14. 张云，刘骏民.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趋势与风险应对探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3）：65-70.

15. 赵海宽.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经济研究，2003，（3）：54，60+91。

16.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2012.

17. Chen， Hongyi and Peng， Wensheng， The Potential of the RMB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HKMA， China Economics Issues,2009.

18. Chinn， Menzie D. and Hiro Ito， 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2008,10（3）：309-322.

19. Cohen， B. J.，The Further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Macmillan： London，1971.（下转第32页）

20. Dobson， W.， P. R. Masson， Will the renminbi become a world currency?，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1）：124-135.

21. Eichengreen Barry， The Euro as a Reserve Currenc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

22. Eichengreen， Barry，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3. Eichengreen， Barry， The Renminbi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2011.

24. Farhi， E.， Gourinchas， P.O.， Rey， H.，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orking paper，2011.

25. Lim， E.G.， The Euro's Challenge to the Dollar： Different Views from Economists and Evidence from COFER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other Data， IMF Working Paper，2006.

26. Matsuyama K.， N. Kiyotaki and A. Matsui，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283-307.

27. Menzie D. Chinn and Jeffrey A. Frankel， The Euro May Over the Next 15 Years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Curren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909.Prasad E.and Ye L.，The Renminbi's Role in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Working pape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8.

28. Mundell， R.A.，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Outlook for Asian Currency Collabor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3，58（4）：3-7.

29. Posen， S.A.， It's Not Just about the Mone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2008.

30. Taguchi， H.，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Japanese y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31. Tavlas， G.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ies： The Case of the US Dollar and Its Challenger Euro，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1997.

基金项目：2009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金融体系调整与我国对策研究”（项目号：09AJY003）资助。

作者简介：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博士生。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4

一、国际陆港的定义及功能

国际陆港是建立在内陆地区, 依托信息技术和便捷的运输通道, 具有集装箱集散、货运代理、第三方物流和口岸监管等综合功能的物流节点, 是具有完善的沿海港口功能和方便的外运操作体系的内陆集聚地[2]。之所以叫国际陆港, 一是货物在陆地装卸, 在陆地运输, 港口建设在陆地上, 运输的是国际货物;二是名称符合国际运输的操作要求, 也符合国际港口的起名序列:海港、河港、空港、陆港, 名称规范统一[3]。作为在内陆无水地区建设的具有国际港口功能的陆港, 其名称在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称呼,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定义。欧洲委员会把“与海港地理上直接相连的内陆场站”称为“干港”[4]。美国习惯上称为内陆港, 强调陆港是一种多式联运设施, 能够为国际贸易提供“远离传统陆地边界、海港或空港之外”的“增值服务”[5]。在我国, 国际陆港的叫法较多, 其他常见有无水港、干港等。如无水港就定义为“是为船公司和当地客户服务的内陆海运集装箱中转站, 除了没有港口码头装船、卸船的操作外, 它的功能与港口基本一样”[6]。纵观这些称呼和定义虽然不同, 但都具有和国际陆港基本相同的功能, 它们包括集装箱存储、货物集散、仓储及分拨、集装箱箱管点、货运代理、内陆口岸、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信息处理与服务等功能, 除了没有码头的装船、卸船的操作业务外, 其它功能和港口基本相同, 是建在内陆地区的物流节点[7]。此外, 国际陆港还具有区别于普通物流中心的两大核心功能[8]:

(一) 延伸内陆外贸物流资源大节点的功能

陆港改变传统的“等货上门”经营模式, 主动扩大内陆外贸物流资源, 可以极大地改善港口物流服务方式, 增加业务量, 进一步增强物流经营企业的实力。通过国际陆港, 内陆企业可就近将出口货物分类、包装、标注、订舱和出运, 得到很大便利。

(二) 海关“直通式”监管点的功能

经海关总署批准在陆港设立海关监管点, 为货主或出口货运代理企业提供全新的当场报关、报验、签发提单、一票到底的“直通式”全程服务。“直通式”监管, 不仅为内陆进出口企业的货物转关业务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客观上也增强陆港对进出口商、外贸物流企业乃至投资者的吸引力。

二、国际陆港的分类

目前, 对于国际陆港的分类具有代表性的有按照地理位置分类和基于功能定位的分类。

(一) 陆港按照地理位置分类可分为近距离内陆港、中距离内陆港、远距离内陆港[9,10]

1、远距离内陆港

远距离内陆港在三类内陆港中是最传统的也是出现最早的一个, 它可以通过向货主企业提供低成本和高质量的服务, 使港口获得更广阔的潜在货源腹地, 同时港口和货主企业也能共享利益。距离母港较远的国际陆港主要通过增加通往港口的铁路运输线路, 为货主提供更环保、更低廉和快捷的运输质量, 减少远距离公路运输。如伊萨卡无水港就属于远距离无水港, 其为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内陆货主提供了海铁联运的综合运输方式, 降低了运输时间, 节约了综合物流成本。

2、中距离内陆港

公铁竞争除了性价比外, 还取决于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陆地运输在500公里距离处公铁竞争最为激烈, 这个位置正好可以覆盖与港口相连的公路运输所及范围, 而中距离陆港也就定位在这样的位置。它是对来自不同方向的铁路线和公路线的一个巩固点, 可以将这部分货流集中整合, 运到港口。因此, 距母港中等距离的国际陆港可作为港口的时间和空间的缓冲地。

3、近距离内陆港

由于港口造成港城及周边地区的公路运输紧张, 运力的增长远不及货流量的增长, 大多数港口都受到港口空间制约和疏运能力紧缺的困扰。因此, 在港城的边缘或市郊的位置, 可以建立近距离内陆港, 与母港距离较近的陆港的主要作用是缓解港口所在城市的交通压力。来自各地的铁路货车和公路货车直接把货物运送到内陆港, 然后再由内陆港提供到港口的直达铁路运输, 把货物直接送到岸边装船。如美国的阿拉曼达走廊将洛杉矶港及长滩港与洛杉矶市区的货运中心连接, 通过地下铁路线将货物运输于港口或货运中心之间, 避免了货物运输给洛杉矶市区交通带来的压力。

(二) 基于功能定位国际陆港有三种, 即进口配送性国际陆港、出口转运性国际陆港和进出口综合性国际陆港[11]

1、进口配送性国际陆港

对于消费能力强, 市场需求大, 而本地出口量相对较小的地区, 其国际陆港适于建设成进口配送性。其运作流程为进口集装箱卸船后, 在海关的监管下直接通过公路或铁路运输运往国际陆港, 在国际陆港完成进口报关, 然后运往内陆货主。建设进口配送性国际陆港, 对内陆城市而言, 有利于减少进口货物的物流成本, 缩短进口货物的进口时间。对与国际陆港结成联盟的沿海港口而言, 有利于增强其快速疏港能力, 扩大经济腹地。

2、出口转运性国际陆港

对于以发展出口贸易为主, 商品出口量大, 而本地市场容量有限, 进口量相对较小的地区, 其国际陆港适于建设成出口转运性。其运作流程为货主在工厂将货物装箱后, 运往附近的国际陆港, 在陆港办理完出口手续后, 在海关的监管下直接通过公路或铁路运输运往沿海港口, 在港口验放后直接装船运往海外。石家庄内陆港即为典型的出口转运性国际陆港。

3、进出口综合性国际陆港

对于进出口贸易都较为发达的地区, 其国际陆港适于建设成进出口综合性。运作流程为进口集装箱卸船后, 在海关的监管下直接通过公路或铁路运输运往国际陆港, 在国际陆港完成进口报关, 然后运往内陆货主;出口货物运往附近的国际陆港, 在陆港办理完出口手续后, 在海关的监管下直接通过公路或铁路运输运往沿海港口, 通过港口验放后直接装船运往海外。正在建设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是典型的进出口综合性国际陆港, 它将依托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西安新筑铁路散货场以及周边便利的铁路、公路运输网络, 实现与沿海港口有效连接, 形成具有保税、仓储、海关、边检、商检、检疫、结汇银行、保险公司、船务市场及船运代理等国际港口所具有的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物流服务聚集地和结合点。

三、建设国际陆港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 应在内陆地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和货源集散地进行建设。这是保证陆港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货源集散地不仅具有较大的外贸进出口规模和货量, 更主要的是当地货源结构特点和贸易特点适合集装箱运输、适宜在陆港集散, 适合采用陆港通关模式运作。

第二, 国际陆港应具备有与其功能相适宜的较完善的基础设施, 尤其是铁路运输通道。铁路运输通道在国际陆港建设发展中非常重要, 远距离建设陆港, 都必须具备铁路运输通道, 并且要符合铁路运输布局。可以优先考虑铁道部规划建设中的18个铁路物流中心[8]。辅助以沿海港口在内陆的集装箱中心站和货运站。在这些中心和站点引入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单位, 开辟监管区域, 使之具备陆港功能。新亚欧大陆桥作为一条国际陆地运输线路, 由于其际物流机构尚不完备, 不能有效地承担亚欧各国之间的国际运输业务。可以在新亚欧大陆桥沿桥各国建立国际陆港, 既畅通了国际运输线路, 又有利于大陆桥沿线各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12]。

第三, 应建设在能够承受经济、产业集聚的区域:城市或者城市圈。城市或城市圈形成的经济区域, 是陆路交通带沿线经济、产业的载体, 在整个陆路交通沿线产业带或陆路交通经济带中, 成为拉动沿线经济增长的增长极, 是整个带状区域的中心或者分中心。在这些主要经济区域建设国际陆港, 形成周边地区产业、经济的合理分工, 并沿陆路交通干线进行金融、资源、产业、技术、人才的流通, 形成共荣的载体形式[13]。

第四, 应考虑到国家政策导向。地区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建设必须服从国家宏观经济与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要求。国家的政策导向以及对地区经济与交通运输发展的扶持, 将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程度, 影响到外贸运输中不可缺少的“一关三检”部门在该地区的建设和业务关系的协调[14]。

四、国际陆港的发展模式分析

目前, 我国内陆港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5,16]:

(一) 沿海港港方为争取货源主动和内陆地区合建陆港

第一种模式以围绕宁波港建立的绍兴、余姚、衙州、金华及义乌5个内陆港为代表, 这5个内陆港的建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也为宁波港争取了大量的货源。在5个内陆港的支持下, 宁波港集装箱外运量占到浙江省集装箱外运总量的一半以上。天津港通过实施“走进内陆”战略, 通过铁海联运班列将内陆12个陆港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天津港, 使原本只有37平方公里陆域面积的天津港区辐射腹地扩大到450万平方公里, 使得天津港通往内地的航道畅通无阻。

(二) 内陆地区为发展本地经济建立陆港

第二种模式以南昌和西安建立的内陆港为代表。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 南昌主动与宁波港、深圳港和厦门港联系, 通过海铁联运班列开通了内陆港。内陆港大大缩短了南昌与国际市场的距离, 提高了其对外开放的水平, 吸引国际知名企业纷纷投资兴业。耗资25亿元建设的“西安国际港务区”实现了港口服务功能的内向移动, 将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与国际货运航线直接对接, 实现航空、铁路、公路与水运之间的有效衔接, 西安也将成为适应跨国公司经营战略需求的国际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沿海港口和内陆地区为各自发展的需要建立陆港

第三种模式以大连的东北腹地陆港以及石家庄和天津港的合作为代表。“以大连为门户, 在长春、哈尔滨、沈阳建立内陆港”, 使大连的货源辐射腹地扩大至整个东北三省, 对货源地的控制力也将大大增强。地处内陆的三大省会城市也将因为在自己的地盘建立陆港而大大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石家庄和天津港的合作也是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达成的。石家庄陆港是天津港在内陆地区发展的延伸, 具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宽松的对外开放投资环境, 天津港具有先进科学的管理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 设备先进, 经验丰富。两地合资建设石家庄内陆港, 不仅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势互补, 使天津港和石家庄内陆港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实现共赢。

五、结语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5

一、本次学年论文的文体形式：文献综述

1、文献综述及其格式

文献综述是学生通过学习和查阅本学科或学科某一领域文献后，经过理解、整理、融会贯通，综合分析和评价而组成的一种不同于研究论文的文体。综述的目的是反映学科或学科某一领域的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从其历史到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都要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具体格式由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自行确定。

2、关于此次文献综述写作的要求

1）选题需要结合自己的专业，有较充分的依据。

2）在进行文献综述时应系统地查阅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的国内外文献。通常阅读文献不少于15篇。

3）在文献综述中，应说明自己研究方向的发展历史，前人的主要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等。

4）文献综述要条理清晰，文字通顺简练。

5）文献综述中要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鼓励学生多发现问题、多提出问题、并指出分析、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

6）文献综述不少于3000字。

二、本次学年论文的完成时间

根据教学安排，本次学年论文在18—19周进行，交卷时间为19周星期五。各指导教师要严格要求学生按时完成任务。并于20周将学生学年论文成绩交到教研室，优秀学年论文要报纸制文档送档案室。

附录(1)文献综述的写法与文献综述格式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文献综述

是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的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

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

要求同学们学写综述，至少有以下好处：

①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

知识面；

②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

基础的过程；

③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④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对于毕业设计的课题综述，则要结合课题的性质进行书写。

文献综述与“读书报告”、“文献复习”、“研究进展”等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从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或报告

中归纳出来的。但是，文献综述既不象“读书报告”、“文献复习”那样，单纯把一级文献客观地归纳报告，也不象“研

究进展”那样只讲科学进程，其特点是“综”，“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总之，文献综述

是作者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评论的科学性论文。

写文献综述一般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即选题，搜集阅读文献资料、拟定提纲（包括归纳、整理、分析）和成文。

一、选题和搜集阅读文献

撰写文献综述通常出于某种需要，如为某学术会议的专题、从事某项科研、为某方面积累文献资料等等，所以，文献综述的选题，作者一般是明确的，不象科研课题选题那么困难。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大到一个领

域、一个学科，小到一种算法、一个方法、一个理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选定题目后，则要围绕题目进行搜集与文题有关的文献。关于搜集文献的有关方法，可以如看专著、年鉴法、浏览

法、滚雪球法、检索法等等，在此不述。搜集文献要求越全越好，因而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检索法。搜集好与文题有关的参考文献后，就要对这些参考文献进行阅读、归纳、整理，如何从这些文献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大的单

篇研究文献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的文献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因此在阅读文献

时，要写好“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和做好“文献摘录卡片”。有自己的语言写下阅读时得到的启示、体会和想法，将文献的精髓摘录下来，不仅为撰写综述时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对于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阅读水平都有好处，特别

是将文献整理成文献摘录卡片，对撰写综述极为有利。

二、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

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

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

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

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

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

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

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

便，内容准确无误。

三、注意事项

由于文献综述的特点，致使它的写作既不同于“读书笔记”“读书报告”，也不同于一般的科研论文。

因此，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⒈搜集文献应尽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否则，随便搜集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

写出好多综述的，甚至写出的文章根本不成为综述。

⒉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在搜集到的文献中可能出现观点雷同，有的文献在可靠性及科学性方面

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意选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较好的文献。

⒊引用文献要忠实文献内容。由于文献综述有作者自己的评论分析，因此在撰写时应分清作者的观点和文献的内容，不能篡改文献的内容。

⒋参考文献不能省略。有的科研论文可以将参考文献省略，但文献综述绝对不能省略，而且应是文中引用过的，能反

映主题全貌的并且是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文献资料。

总之，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有较完整的文献资料，有评论分析，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内容

附录(2)文献综述.范文: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

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

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 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

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

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6

关键词：国际投资;行为经济学;过度自信

一、国外研究现状

Roll（1986）提出大部分兼并活动与经理人过度自信有关，这就是所谓的“自大假设”（hubris）理论，即并购常常是由于经理人过于自负、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当然会损害公司价值。由于过度自信的存在，经理人会过于重视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轻视已披露信息揭示的的客观情况（尤其当信息不完全时），对凭借个人努力获得成功过度乐观。人们尤其对他们自认为是能控制的结果更为过度自信。从事并购的经理人显然正在取代目标的管理者，成功的并购实质上加强了经理人目前的地位和工作前景。因此，他可能存在对结果控制的幻觉并低估最终失败的可能性（March 和Shapira， 1997）。因此，经理人在进行并购决策时很容易受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相信并购行为能挽救经营不善的目标公司，给其盈利带来奇迹，实现管理协同效应;或是对并购活动的投资收益持过分乐观态度，认为其智慧的并购决策能给公司带来受益;或是认为自己掌握了可靠信息，找到了市场价值低于内在价值，即价值低估的目标公司，意图实施并购––购买便宜货以提升公司价值。

Malmendier和Tate（2002）讨论了经理人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由于经理人高估并购能带来的受益，同时认为其公司股票被市场低估，所以倾向于做出并购决策。他们通过《福布斯》500强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过度自信经理人比理性经理人更可能从事不可能增加价值的并购计划，更可能进行各种类型的投标。过度自信经理人更倾向于从事破坏性并购，这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而且过度自信的经理人易于从事多元化并购，但平均来说不可能比理性经理人创造更多的价值。

行为经济学认为，跨国公司在选择FDI时考虑的第一因素是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文化差异性（如民族、宗教、语言等）对FDI的影响。Nohria and Ghoshal（1994）和Roth and O Donnell（1996）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投资范围越广、投资区域与总部文化差异越大，则总部对分公司的监管困难越大，Gomer-Mejia and Polick（1997）研究表明总部对分公司的管理成本是文化差异变量的增函数。

行为经济学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东道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性变量，这一变量中又包含革命运动、军事政变、国际制裁、暴动等多种因素。I.Shihata（1998）研究表明政治稳定性是决定跨国公司商业成功重要外部变量。Hosseini（1994）认为，在东道国政治环境不稳定情况之下跨国公司是否选择FDI取决于经理人对东道国信息收集处理和理解能力。从决策管理系统视角来看，跨国公司FDI决定过程就是一个具有有限能力的经理个人或团队面对多变复杂的国际变量的决策与选择过程，符合R.Heiner（1983，1985）的所谓C-D模型（Capacity-Difficulty Gap Model）。

二、国内研究现状

李飞在（2012）指出，在央企境外投资活动中，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项目的实施成功。典型案例案例就是中钢集团2008年曾“冲动投资”以14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等，结果导致了该央企的巨额亏损，陷入了困境。某种意义上讲，决策失误是最大失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盲目决策，二是决策实施过程失控，一些企业在实施境外投资决策时，正是因为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项目投资、环境分析、地址选择、合作伙伴确定、投资方式及项目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可行的科学论证，最终导致决策重大失误，新加坡“中航油”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

李国平（2006）指出，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过度乐观等非理性行为可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米黎钟，李国平（2005）指出，行为金融研究表明，公司由于经营管理者盲目扩张和过度自信，往往会造成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投资与并购的失败，造成巨额的损失。

徐学锋（2010年）提到，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对《财富》500强和《金融时报》250强的大企业在1998年以前进行的116项收购案例做过统计：其中23%的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效益，61%的企业失败，还有16%的企业成败未定。可见，在决策中，对于投资并购案并不能简单以1+1>2来考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并购惨遭失败的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经营决策的理性与否是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之关键。饶育蕾、张轮（2005）提到，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往往是公司进行非理性、大规模购并的心理动因。心理学研究认为当一个人过于肯定未来事件的某个特定结果时，就会产生乐观偏差。如管理者经常过高估计其购并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个人想法与公司氛围促使管理者对公司未来发展持过度乐观态度等。

三、总结

从国内外对国际投资行为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经理人的过度自信行为的研究，二是对东道国的环境因素的研究。伴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希望在国际投资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方面能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徐学锋.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J].企业经济，2010（4）：164-166.

[2]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03-205.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7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工作, 成果丰硕, 通过网络数据库和党报党刊的文献搜集,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论文有10万余篇, 著作12部。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研究。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究

理论层面的论述与研究主要由两方面组成, 一是党的重要会议、文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二是学界结合党的要求进行的更深入、更细微的探讨。

第一, 党的重要会议、文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党的重要会议、文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了系统的阐述,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结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 从理论阐述到引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 体现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与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各族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

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作出了说明, 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 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008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2011年,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012年, 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提出了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 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 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学界的理论探讨主要是深化党纲的纲领性论述, 让党的纲领性论述与各个领域能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以下主要从概念辨析、结构层次、历史逻辑等方面来展开。

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体系的研究。从价值——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逻辑构建进行了纵向的探讨, 像剥皮一样呈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 对概念体系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硕士、博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和重大课题项目成果中体现。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出发, 凝练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早在2007年, 戴木才等人就提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二十四字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 学界的研究为党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

进一步明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根据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的论述, 学界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层面做了深入剖析, 从指导思想、理念信息、精神文化与社会道德等角度, 论述灵魂地位、导向作用, 主体地位、目标作用, 精髓地位、动力作用, 基础地位、规范作用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显得更加完整。

进一步探析了历史背景与理论来源的深度结合。探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导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相关论述,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理论根基。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 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状况, 结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方面的论述, 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创新和与时代共同发展的逻辑规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用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用研究成果颇多, 主要沿着“问题—对策”模式, 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思潮、党建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 笔者所查阅的文献中,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特别多, 应与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人员主要是高校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关。该研究方向, 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一是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二是如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中, 更好地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同时在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体系、运行机制、学生的心理接受机制、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总体上讲,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还显得比较笼统, 细化的程度不够, 结合具体层次、具体专业的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不多, 其中从高职学生层面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部分也比较笼统, 或更多的只是冠了一个“高职”的名, 实质上还是所有大学生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与高职教育、高职院校、高职学生的特点结合程度不够, 高职特色不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 主要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依据、现实困难与实现路径的思路, 结合其他学科领域或专业视角开展研究, 如传播学中的传播理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互联网的使用等。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在党建方面, 主要是从党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展望

1. 紧密结合行业领域, 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将全面进入体系性研究的时代, 将以课题项目为载体, 与具体的行业领域结合更为紧密, 论述过程中, 进一步完善理论研究, 并将理论研究指导该行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更好地融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就高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而言, 也将会更加紧密地结合高职教育特点、高职院校特点、学生所将从事的行业特点和高职学生特点来进行。

2. 评估评价体系研究将会更加受到重视

就目前众多的研究成果而言, 评估评价体系研究几乎是凤毛麟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还是在于其实效性, 若无实效性, 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实践都无任何意义, 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的评估、评价研究将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1.10.25

[4]中央纪委办公厅、中央纪委研究室.党的十八大反腐倡廉学习辅导[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3

[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6]石书臣、徐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层次性及其把握[J].云南社会科学, 2011 (2)

[7]戴木才、田海舰.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7 (2)

[8]廖小平.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6)

[9]徐腾、双传学.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与认识[J].南京社会科学, 2013 (4)

[10]卢玉、张英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机制优化的对策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5)

[11]宁晓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力研究[J].求实, 2011 (3)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8

现代意义的企业价值管理 (Value Based Management) 是在股东价值理论与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的较量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自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以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影响逐渐扩大。在20世纪60年代, 已经有许多公司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观点, 开始关注员工福利、社区利益并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关注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激起了理论界对股东价值的重新关注, 以往被限制在学术圈的股东价值的思想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壤并且随着财务咨询的活跃而溢出 (Michel Aglietta, 2008) 。一些被Wheeler&Sillanpaa (1997) 称之为“公司劫掠者”的小公司和金融家联手, 掀起了一场“股东价值保卫战”, 将并购矛头对准了那些善待利益相关者的大公司。这次并购自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一直到垃圾债券市场崩溃才宣告结束。股东价值理论支持者认为这次并购将导致公司行为的持久变化, 尤其是对那些顽固的、自我防护的管理者, 杠杆收购能够促进公司的变化, 这为公司的CEO提了个醒。要么通过改善公司业绩来提高公司的股价, 要么面对敌意收购的威胁。然而, 从利益相关者价值角度看, 这次并购浪潮带来的几乎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动荡。在这次动荡中, 无论是公司、管理层、普通员工还是股东几乎没有人完全是受益者, 员工大量失业、管理层被解雇、股东长期利益受损。为了避免被敌意并购,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只操心把红利分给股东们, 或者通过每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上涨来增加他们的收益。……过分强调价格—收益比, 不惜以牺牲对将来必要的投资为代价, 结果是首席执行官们保持免于被接管的最低安全限度, ……却使公司面临竞争性的攻击、迅速的衰败和最终被合并的命运” (Freeman, 1984) 。同时, “这样的直接后果是给社会责任留下更小的空间, 使权利更加集中, 对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更少, 而对短期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Wheeler&Sillanpaa, 1997) 。并购浪潮的这种结果引起了人们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深入思考。理论界和实务界均看到了以会计数字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所带来的短期利益取向。1994年, Jim Mc Taggar正式提出Value based management (简称VBM) 这一术语, 现代意义的价值管理理论逐渐发展起来。根据Ittner and Larcker (2001) 的研究, 规范的VBM应该包含六个基本步骤:选择能够导致股东价值提升的特定的内部目标;选择与实现选定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和组织设计;识别具体的业绩变量或价值驱动因素, 给定组织战略和组织设计, 他们确实能够在公司创造价值;发展行为计划, 选择业绩指标, 并且在价值驱动因素分析中优先识别的基础上设定目标。评估行动计划的成功性并且引入组织的和治理的业绩评价。对组织内部目标、战略计划和控制系统根据现有结果进行持续性的评估, 如果需要就修正他们。而当前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业绩衡量指标设计、价值驱动因素识别以及价值管理模型设计等领域。

二、价值管理理论发展回顾

(一) 业绩衡量指标发展回顾

1986年, Alfred Rappaport提出公司价值等于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的现值, 确定了以自由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然而, 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方法在实物中因其操作困难, 多为评估公司所采用, 实务界需要更加简单的方法来引导价值管理实践。1989年Finegan提出了“经济增加值” (EVA) 的术语, 并经斯图尔特咨询公司的Joel Stern和Bennett Stewart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宣传推广后, 这一建立在剩余收益基础上的指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克服EVA指标单期评价时的短期倾向问题, 斯图尔特咨询公司又推出了市场增加值 (MVA, Market Value Added) 的概念。然而, EVA指标中, 收益被定义为NOPAT (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 , 受折旧方法和资产使用年限的影响, 与ROI一样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增加, 即使经营业绩不变 (Strack&Villis, 2002) 。瑞典学者Erik Ottosson和Fredik Weissenrieder (1996) 提出的现金增加值 (CVA, Cash Value Added) 弥补了EVA的缺陷。CVA指标的目的是从股东角度持续衡量公司价值的增加。即从现金流开始, 对战略投资和账面投资加以区别, 并认为只有五年的平均现金增加值指数的折现值等于或大于l, 才意味着创造了价值 (马格丽特·梅, 2002) 。20世纪90年代, 波士顿集团还提出了投资现金流回报 (CFROI) 的概念。Wheeler&Sillanpaa (1997) 曾评论道, “EVA就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理论的一个产物。这些方法都没有考虑到执行官更广泛的责任:带动真正的经济活动, 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生计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 还需要其他一些衡量业绩的措施”。Strack&Villis (2002) 也认为这些概念 (EVA、CVA等) 依然更多的集中在投资资本上, 很难解释和管理在今天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中的价值创造现象。雇员、顾客等这些新的价值创造资源在当前被广泛使用的资本导向的经营控制标准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进而他们提出了能够将顾客、供应商以及员工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纳入其中的实物资产价值提高器 (RAVE, Real Asset Value Enhancer) 来实现EVA或CVA的增加。RAVE不仅增加了顾客、供应商和员工三个价值维度, 还建立了三个维度同EVA或CVA数量上的联系, 能够更加有效的将顾客、供应商和员工管理与企业最终财务目标结合起来。但RAVE只是在价值管理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元素, 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的最初表现, 但指标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股东价值最大化。Freeman (1984) 、Blair (1995) 、Donaldson and Preston (1995) 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学者普遍认为, 企业决策应该是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而不仅仅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Jensen同意企业价值管理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观点, 其在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中的多重经营目标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进步价值最大化”的理念, 并有“当经济中所有公司企图最大化自身总价值的同时, 社会福利也达到最大”的著名论断。然而, Jensen的进步价值最大化, 必然是建立在市场强势有效的基础上, 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统一说来解决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问题, 这实际上依然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有效捍卫。从价值管理业绩衡量指标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 从单纯的股东指标, 到重视包括股东、顾客、供应商和员工等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指标, 价值管理理论在股东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利益相关者理论元素, 呈现出理论融合的趋势。

(二) 价值驱动因素识别发展回顾

在Ittner and Larcker (2001) 提供的价值管理理论框架中, 价值驱动因素是价值指标的细化, 也是设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的基础。Copeland (1994) 指出, 价值的根本驱动因素就是投资资本回报率、企业预期增长率。Alfred Rappaport (1986) 通过贴现现金流量模型揭示出企业价值的七大驱动因素:销售增长率、销售利润率、所得税率、固定资本增长率、营运资本增长率、现金流量时间分布和加权资本成本。Morin&Jarrell (2001) 指出EVA指标暗示了企业价值的三个基本动因:一个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量、时间和风险。Strack&Villis (2002) 认为, 除了这些以投入资本为基础的动因外, 还应该对顾客价值增加值、雇员价值增加值以及供应商价值增加值分别进行价值动因的识别。他们提出价值动因分析可以分为五步:评估现有指标;度量新的指标;价值驱动树;场景/行动分析;实施报告系统, 并认为这五步不仅能够分析出价值驱动的显性因素, 还能找出价值驱动的潜在因素, 如顾客价值增加值的潜在动因包括回头率、取消预订和应答率等。但这些驱动因素主要是从股东价值的角度出发得出的, 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使得利益相关者管理对于企业价值创造不可或缺。蒋茵 (2003) 认为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物要素”, 更主要的还在于“人要素”, 企业价值含量中除了包括实物资本的财务价值外, 还应包括人力资本价值和良好治理结构的价值含量。尹美群 (2008) 认为, 企业价值动因不应该仅锁定企业内部资源, 她在借鉴Kathandaraman等 (2001) 的价值网模型的基础上, 认为除了传统的价值动因外, 顾客价值、核心能力和企业间关系是在供应链竞争时代的价值动因。Wheeler&Sillanpaa (1997) 在其著名的《The Stakeholder Corporation》一书的导论中写到:我们相信, 纳入利益相关者忠诚的关系的发展今后将成为决定企业活力和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关系作为价值动因的重要观点。Lougee&Wallace (2008) 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也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可见, 在价值动因方面, 单纯的股东价值驱动因素正在向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动因的方向转变, 由完全的财务指标转向关注客户、供应商、员工管理, 甚至直接将利益相关者关系、社会责任声誉等作为价值驱动因素, 显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股东价值导向的价值管理的影响。

(三) 价值管理模型发展回顾

价值管理模型的构建是价值管理理论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Morin和Jarrell (2001) 在《Corporate Value:Driving Shareholder Value》一书中, 提出了一个包括公司战略、公司理财和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价值四个基本模块的完整的价值管理模型。Morin和Jarrell认为通过这四个基本模块, 企业可以有效的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流行较为广泛的价值管理模型还有麦肯锡管理模型、德勤价值管理模型、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价值管理模型、加利·阿什瓦斯价值模型等[。这些模型虽然各有侧重, 但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价值管理目标则达成了一致。Liu和Leung (2002) 提出了一个“软性价值管理模型”, 模型包含利益相关者投入、利益相关者价值、潜在的价值矛盾、目标、行为和项目产出结果五个组成部分。其中, 投入代表了利益相关者通过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希望、当前实际环境所形成的个人价值;目标是被个人价值系统所支撑的、对高业绩的特殊性需要;价值管理被描绘为受环境中内部和外部输入触发所导致的决策制定程序, 这个程序决定了结果;而价值管理系统的输出变成了对其他系统的输入。Liu和Leung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将利益相关者因素引入价值管理中, 明确了利益相关者与价值管理目标互动的影响机理, 另一方面软性价值管理模型是一个循环体系, 能够有效体现出企业长期价值的塑造过程。我国学者在价值管理模型方面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杜胜利 (2003) 在总结了国内外CFO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市场经济中, CFO要扮演五大角色, 并相应地从17个方面构建CFO管理模型及价值管理系统框架, 称为“CFO17BM”。汤谷良、林长泉 (2003) 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罗菲 (2007) 构建了一个以股东价值目标为基础, 考虑期权, 涉及财务驱动因素和非财务驱动因素、包括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业绩评价在内的一套价值管理模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侧重于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来构建价值管理模型。Freeman (1984) 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 (SHM模型) , 从理性、程序和交易层面阐述了在战略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应该如何将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Freeman和Liedtka (1997) 重新阐释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型 (Stakeholder Capitalism Model) , 并认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代表了公司的最好状态。我国学者王乃静 (2005) 将价值链理论和价值分析理论结合起来, 提出了“全面价值管理”的概念, 并设计了“现代制造业中的价值创造型企业”的框架。该框架中的价值包括企业社会价值、顾客价值和企业产品价值。社会价值的提出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综上可见, 国内外价值管理模型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 将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到模型中, 并且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角度探讨价值管理问题。然而,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支持者的角度看, 在价值管理模型中适度引入利益相关者因素的做法还不够, 关键的问题是企业最终价值应该是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而非仅仅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遗憾的是, 到现在为止, 利益相关者价值依然是一个定性的“平衡说”, 尚未有量化的办法, 这对于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价值管理体系的构建是十分不利的。

三、价值管理理论未来发展趋势

(一) 价值管理目标的多样化

Wheeler&Sillanpaa (1997) 曾指出:生态学的主要原则就是多样化是生物界力量的源泉。在任何地方, 其物种越少, 它彻底崩溃和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同实体间的相互依赖性是现今许多生态哲学和“体制思考”的中心。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正逐渐由单一的物质资本主宰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信息资本以及关系资本并驾齐驱方向转变。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多样化将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我国2007年6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规定的有限合伙制则进一步印证了企业所有权的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虽然该类企业依然被称为合伙企业, 但财务资本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为这类企业适应现代资本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将来或许会打破股票市场专为公司制企业服务的现状。价值管理理论也必须要适应所有权多样化的需要, 摒弃单一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导向, 发展出更具兼容性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多样化目标导向, 而该多样化的目标导向并非意味着企业同时有多个目标, 只是说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价值管理的目标可能是不同的。

(二) 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归属和计量研究

利益相关者价值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内容, 也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的基础。从文献回顾中不难看出, 价值管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的趋势十分明显。但受制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本身的模糊性和定性性, 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理论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解决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归属和计量问题将是未来价值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 价值驱动因素的系统化、微观化

价值驱动因素是影响或推动价值创造的决策变量Thakor (2000) , 是企业将日常经营活动与价值管理目标, 与企业最终运营目标连结的桥梁。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 其价值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不能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同一种方式来经营, 因而也不应该要求所有企业都对统一的价值驱动因素进行管理。价值驱动因素应该与价值管理目标保持一致, 并且形成一种完整的、自循环的系统, 即价值驱动因素会直接决定企业价值创造的效果;反之, 价值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应为价值驱动因素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价值驱动因素还必须尽量细化、微观化, 以最终落实到企业经营活动的基层, 便于管理和控制。

(四) 价值管理模型的简约化、柔性化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9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到2000年时世界上共有144个国家种植马铃薯, 而从马铃薯的消费状况来看, 也是许多国家重要的食品之一。马铃薯的种植和消费都比较多的原因是其用途广泛、产业链条长、增产增收潜力大, 并且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种植较其他作物来讲更加简单。而对于马铃薯产业及产业价值链研究的意义在于:首先, 对于马铃薯产业价值链的分析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马铃薯产业价值链的分析从而大幅度提高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其次, 广泛研究马铃薯产业价值链还可以扶植一部分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马铃薯产业, 使其发展成为当地优势、主导性产业, 对地方发展和减少地区发展差距有重要的意义。最后, 对于种植马铃薯的农户来讲,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效确立农户们在整个价值链条中所处的位置, 从而可以通过一些政策建议来增加其收入、优化价值分配方案、减少收入差距, 以达到富国强农的目标。

由于以上特点, 学术界对马铃薯产业及其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较多, 但鲜有文献综述类的文章。因此, 本文力图对马铃薯产业及其价值链的研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文献综述, 希望为研究马铃薯产业及其价值链的学者提供借鉴。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 对中国马铃薯产业发展一般性问题的研究

1. 马铃薯产业现状分析

罗万纯 (2005) 研究了中国薯类的生产、消费和贸易, 指出中国是生产和消费马铃薯的大国, 但在马铃薯的出口上却没有显性的比较优势, 而出口量少的原因是我国目前的薯类加工业比较落后, 且薯类品种质量较差, 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陈华宁 (2008) 从生产、消费、加工、贸易多个角度对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且评测了未来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前景。孙东升 (2009) 在中国马铃薯加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分析了我国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现状、特点、制约因素及趋势, 得出虽然我国近几年在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成就, 但是在生产和加工环节上依然有一些诸如马铃薯产业科研相对滞后、生产水平低、加工专用品种少和科技创新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并且针对问题提出一些相关的发展趋势的结论。杨海鹰、云庭 (2010) 在分析我国马铃薯种薯生产与市场发育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潜力的基础上, 提出建立健全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和严格的质量检测监督体系;建设规模化、工厂化的原种生产体系, 建立规模化、机械化的良种良法配套的种薯繁育基地, 以提高种薯的繁育能力;建立种薯市场的准入制度, 规范种薯销售市场等种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初步思路和建议。

2. 影响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因素的分析

李勤志、马文杰、冯中朝 (2008) 利用1998-2005年这8年我国8个主要大中城市马铃薯产量及其相关生产要素数据,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构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固定样本数据模型, 分析了此8年间影响我国马铃薯产量的重要因素。杨勇、白永平 (2008) 利用2003—2005年全国20多个省 (区) 的数据, 以产量优势指数、规模优势指数、集中度优势指数和综合优势指数分析了我国部分省 (区) 马铃薯生产的比较优势状况, 从而得出了我国马铃薯在单产、规模、集中度、综合反映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省 (区) 。李勤志, 冯中朝, 李然 (2009) 采用DEA方法,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研究了我国马铃薯生产效率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3. 我国的马铃薯产业与先进国家的对比分析

李崇光, 章胜勇 (2008) 从马铃薯生产和产业结构两方面比较了中美两国的马铃薯产业, 认为从马铃薯产业的整体发展来看, 中国同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 而造成这一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马铃薯的商品化程度和加工比例都严重偏低。谢开云等 (2008) 比较了我国和一些先进国家马铃薯产业中的种薯质量、生产的投入、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专用品种的应用等, 得出我国马铃薯在生产上与先进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王伶 (2009) 以世界马铃薯生产、贸易的历史及现状为背景, 选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专业化指数和国际市场价格四项指标测算和分析了我国马铃薯的国际竞争力情况。

4. 马铃薯产业趋势分析

刘洋, 罗其友 (2010) 运用曼奎斯特指数方法, 从全国和主要城市这两个层面上测算了1998—2008年间中国马铃薯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其构成变化。

5. 我国马铃薯产业的优势分析

吴承金 (2009) 对中国发展马铃薯产业的优势进行了初步分析, 指出我国马铃薯产业在种植规模、经济效益、营养消费、粮食安全、食品加工和工业原料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李勤志, 冯中朝 (2009) 采用区域优势分析方法对各区域、各省马铃薯生产的地区优势进行分析, 指出我国马铃薯生产最具优势的省份集中在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 而中原二作区和南方冬作区在马铃薯生产的资源禀赋和生产实践方面欠佳。

(二) 对马铃薯产业价值链的研究

1. 我国马铃薯产业链的分析

王凯, 严加勇 (2004) 在中国农业产业链的组织形式研究中从农业产业链管理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农业产业链的组织形式, 并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各种农业产业链组织形式的形成动因、运行机制的对比分析提出建设农业产业链的基本原则、前提条件以及组织形式的发展形势。彭会萍 (2008) 分析了目前甘肃定西的马铃薯产业链物流体系, 指出了一些存在问题和认识上的误区, 提出了几种整合产业链的思路。

2. 我国马铃薯加工业价值链分析

秦建军, 马骥 (2009) 通过对马铃薯加工业价值链的分析, 从供应链利益分配的角度衡量了农户在利润分配中的地位, 得出在部分西部贫困农民的家庭收入中马铃薯种植收入占有很高比重, 而在马铃薯加工价值链中价值增值的部分, 农民所得份额较低的结论。秦燕, 姚永鹏 (2010) 以甘肃超兴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为例, 从企业纵向价值链角度进行分析, 得出在定西市马铃薯深加工企业的纵向价值链条上的伙伴关系不稳定、在应增值的原料采购环节上未能实现增值和价值链前向整合空间较大等特点。并提出增强与上游环节合作的稳定性, 进行纵向价值链前向整合和吸引外部投资以延长企业价值链等改进定西市马铃薯深加工企业的纵向价值链的相应措施。吕萍, 牛旭斐, 蒲明芳 (2011) 以甘肃定西为例, 根据调研所获的第一手资料, 对以马铃薯开发加工为核心的价值链进行分析并探寻马铃薯产业开发价值链运转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从而提出了延伸、优化定西马铃薯价值链的应对措施, 使其能够带动甘肃乃至全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三、国外研究现状

(一) 价值链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1. 价值链管理理论

价值链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 他将价值链描述成一个企业用以“设计、生产、销售、交货以及维护其产品”的内部过程或作业。约翰·沙恩克和菲·哥芬达 (1992) 扩大了价值链的范围, 认为“任何企业的价值链都包括从最初的供应商手里得到原材料直到将最终产品送到用户手中的全过程”。杰弗里·F·雷鲍特和约翰·J·斯维奥克拉于1995年提出了虚拟价值链的观点。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 (1998) 提出了价值网的概念。对价值链理论的研究为其应用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价值链应用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战略成本管理、业务流程重组以及确定企业利润增长区等方面。

2.. 价值链理论分析方法

价值链理论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波特价值链分析模型、价值链咨询模型以及层次分析法。国外学者利用价值链分析方法做了一些实证研究, 如安德鲁·希金斯等 (2007) 总结了糖业价值链研究的现状并分析了其研究前景, 罗伯特·格温 (2008) 研究了价值链如何影响智利葡萄酒生产部门。

(二) 对马铃薯产业价值链的研究

国外在产业价值链的研究方面, 有其一定的规模, 然而对马铃薯的研究则多为生物领域方面, 而对产业价值链研究方面的文献较少, 这可能和发达国家马铃薯产业发育较为完善, 价值分配问题不突出有关。

四、总结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10

虽然股权激励在西方国家企业内部, 早已成为非常有效的对管理层的激励工具之一, 但是直到在2005年底, 中国证监会才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 这使得产品市场竞争、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 在我国企业内部实施股权激励的计划, 却往往并未收到应有的积极效应, 其很大的原因在于忽略了企业生存的竞争环境影响。Alchian (1950) 、Stigler (1958) 提出的经济变迁进化论认为, 激烈的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会增加企业的清算破产风险。企业管理者迫于外部压力, 会不断地改进企业的生产力, 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更高的绩效, 并有效地解决由于两权分离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可见, 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可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产生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 将产品市场竞争、股权激励、企业价值三者结合起来, 研究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1. 产品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

目前, 很少有学者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之间的明确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出相应的结论。

在早期的文献中, Machlup (1967) 曾经间接提出激励的市场竞争可以减缓管理层懈怠。Hart (1983) 第一个通过建立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代理关系影响的模型, 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可以作为惩罚机制, 从而有效地监督管理层。他提出, 管理层在行业景气情况下努力工作的边际生产力与行业萧条情况下努力工作边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 由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而减少,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 管理层激励的“利益趋同”效果越好。Hart (1983) 认为, 当产品市场竞争很激烈时, 外部市场可以披露更多的信息, 并有效地评估管理层的行为, 即竞争向管理层提供了隐形的激励。可见, 产品市场竞争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替代管理层激励并降低代理成本。Schmidt (1997) 的研究发现,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将导致企业被清算和被接管的压力越大, 这将迫使管理者努力工作, 产生外在激励效应。

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国外以Scharfstein (1988)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 管理者将会面对更多外在选择权而导致管理层松懈, 因而需要更多的激励以维持管理层像之前那样努力工作。Defond、Park (1999) 通过研究也发现,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企业对管理层的激励程度会加大, 即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层激励正相关。这不得不让人从新的角度思考竞争与管理者激励的关系。Raith (2003) 使用产品替代性和市场规模测量产品市场竞争, 结果发现, 当竞争越激烈时, 即使企业的收益会变得更不稳定, 企业将向其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激励, 用以降低代理成本。国内学者谭云清、刘志刚和朱荣林 (2008) 通过Hotelling模型, 分析并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研究发现, 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者激励之间的互补关系对公司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 即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管理者激励的激励效果越好, 从而改善公司绩效。

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层激励的关系, 上述学者分别得出不同的结论, 很难最终确定究竟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层激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基于非信息效应视角, Schmidt (1997) 建立了一个多阶段博弈模型。其研究发现, 产品市场与管理层激励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一方面, 竞争会从企业外部产生清算风险向管理层施压而监督管理层, 即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层激励有替代关系;另一方面, 随着竞争的加剧, 会导致企业的利润下滑, 从而降低管理层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需要加大对管理层的激励程度, 即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层激励存在正相关关系。类似的, Beiner、Schmid、Wanzenried (2011) 利用一个古诺竞争的委托代理模型, 研究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激励与公司价值三者的关系, 并利用赫希曼指数, 测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发现, 产品市场市场竞争与管理层激励存在非线性关系。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发现, 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 即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由垄断向竞争转变时, 两者存在替代关系, 而随着竞争程度继续增加, 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互补关系。虽然在以往的大部分文献中, 大多数学者并未直接采用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 但是许多学者在研究管理层激励时, 会使用股权激励或包含其他激励方式一起研究管理层激励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例如, Karuna (2007)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就是直接采用管理层持有的股权比例, 衡量管理层激励程度。

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激励的关系, 同样适用于产品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

如今, 股权激励作为现代企业对管理层实施激励的有效工具, 具有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国内学者王希和徐慧玲 (2008) 研究了股权激励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交互作用, 认为产品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之间是互补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是激励, 股权激励的效果越有可能发挥正面效应。同样, 杜兴强和漆传金 (2008) 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相关, 公司所处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 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更好;而产品市场竞争越弱, 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越差。沈红波 (2012) 通过研究制度环境与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应发现, 产品市场竞争足够充分时, 管理层持股激励效果可以很好地发挥“利益趋同效应”;而在垄断性市场, 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应发挥得却不是很好。

2. 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效应:协同效应、堑壕效应。

国外学者Jensen、Michael (1976) 认为, 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 管理者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逐渐趋向一致, 从而有效降低了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成本并最终使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可见, 在一定条件下, 管理层股权激励比例与企业价值是正相关关系, 即增加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程度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Warfeld、Wild (1995) 等认为, 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上升, 管理层会减少操作会计利润信息, 并有效约束管理层投机行为, 有效减少代理成本, 从而改善企业的绩效。Zhang、Bartol (2008) 等研究发现, 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管理层会努力减少代理成本, 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

国内学者李善民和毛雅娟 (2009) 研究发现, 虽然我国企业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较低, 但是管理层股权激励确实有助于抑制管理层发生谋取私人利益的并购行为, 而损害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然而,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国外学者Fama (1983) 认为, 由于管理层拥有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严重不对称, 因此很有可能出现管理层会做出损害企业价值的投机行为。Morck、Shleifer (1988) 研究发现, 当企业管理者持股比例较高时, 意味着管理者拥有很大权力而得不到相应的约束, 管理层很有可能侵害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而导致企业价值降低。可见, 股权激励的幅度不是越大越好, 当激励程度超过一定范围时, 反而会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Mc Connell、Servaes (1990) 通过对1976年1173家样本公司、1986年1093家样本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某种函数关系, 即股权激励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

国内学者刘剑、谈传生 (2005) 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发现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管理层持股的比例在0%—0.1376%之间的时候, 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 企业的绩效不断下降;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1376%—0.7462%之间的时候, 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 企业的绩效不断上升;管理层持股比例超过0.7462%时, 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 企业的绩效不断下降。

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在不同激励程度展现出的两种效应, 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在不同的持股比例区间发生不同的效应。

大多数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认为, 股权激励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曲线关系, 因此, 仅仅通过线性关系, 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不适合的。

国外学者Morck、Shleifer (1988) 同时使用Tobin's Q和利润率指标, 研究了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发现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或较低时, 股权激励主要发挥协同效应, 而在中间区域主要发挥堑壕效应。Gul、Lai (2002) 通过研究利润信息含量与管理层持股之间的关系, 同样证实了Morck、Shleifer的观点, 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即在不同的持股比例区间, 发挥着不同的效应。

国内学者马晨和张俊瑞 (2012) 研究了管理层持股、领导权结构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 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重述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 即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范围内, 协同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管理层持股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 “堑壕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管理层持股反而会降低企业价值, 并侵害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3.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

国外学者Alchian (1950) 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可以向管理层施加一定的约束力, 促使管理层更加努力工作,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有助于提升公司绩效。然而, 目前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在实证方面的文献依然较少。Griffith (2001) 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表现为:一方面, 激烈的竞争增加了清算风险, 从而监督管理层努力工作, 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另一方面, 激烈的竞争会降低企业的收益率, 从而无法更好地激励管理层, 因而很有可能降低企业价值。

国内学者谭云清、刘志刚和朱荣林 (2008) 研究发现, 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者激励互为补充地作用于公司绩效, 增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对于企业产出增长率均具有正面效应。

一部分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效率其他方面的影响出发, 研究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国外学者Manuel、David、Markus (2011) 研究发现, 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有替代效应, 激烈的市场竞争可替代公司治理大幅度提高企业价值。

国内学者宋常、黄蕾和钟震 (2008) 认为, 增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有助于强化董事会的监管作用, 从而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 提高公司绩效。谭云清 (2008) 等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激励之间的关系为互补关系, 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管理激励越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这意味着, 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是正相关关系。姜付秀 (2009) 等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和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 认为加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有助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提升企业代理效率, 进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伊志宏和姜付秀 (2010) 等研究发现, 加强产品市场竞争, 将有助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治理效率提高了, 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企业的价值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林钟高、魏立江、王海生 (2012) 通过研究投资者法律保护、产品市场竞争、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 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价值正相关。谭庆美、魏东一 (2014) 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价值与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 认为提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能有效提高企业价值。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国外学者Schmid、Wanzenried (2011) 认为,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增加, 企业的收益率将越低,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国内学者谭庆美 (2013) 等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显著负相关, 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导致企业价值降低。

然而, Beiner (2011) 等研究的结论是,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转折点, 使得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变为正相关。

结论

通过以上对产品市场竞争、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文献回顾, 笔者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具有内生性关系。其中, 产品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有必要在未来进一步提出相关的理论模型, 并收集相关的经验数据, 验证三者之间确实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将对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笔者通过对产品市场竞争、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内在关系研究文献的梳理和总结, 认为产品市场竞争对股权激励程度与企业价值分别有着重要的影响。股权激励能否发挥“利益趋同”效应并提高企业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同时, 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也会对企业价值造成不同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未来实证性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产品市场竞争,股权激励,企业价值,关系

参考文献

[1]Alchian, A.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0, 58 (1) :211.

[2]Stigler, G.The Economies of Scale[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58, 1 (1) :54-71.

[3]Hart, O.The Market as an Incentive Mechanism[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14 (2) :366-382.

[4]刘剑, 谈传生.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深圳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 2005 (10) :112-119.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11

R ichard N ormann和R afael R amire (1993) 认为, 在当今如此易变的竞争环境下, 战略不再是沿价值链定位一套固定活动的事情, 成功的企业不只是增加价值, 而且是再造价值。由此, 他们提出了价值群的概念, 即以企业为核心, 以企业产品的流程为对象, 可以发散性地找出很多网状的价值链, 这种价值链系统就称之为价值群。 (1) 而且, 他们认为价值密度观点在任何文化中都有效, 价值群概念完全适合于制造业。事实上, 固定资产和成本越大, 通过价值群中的创新定位来调整就越重要。李垣和刘益 (2001) 在分析传统竞争逻辑通过价值链模型长期影响着企业思维时指出了价值链模型的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 他们提出了价值网络的概念, 并分析了它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影响的特点。 (2) 其价值网络概念与R ichard N ormann等的价值群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谢勇 (2005) 则认为, “价值群”是在信息技术和顾客价值急剧变化的新经济时代对“价值链”的重新诠释, 并针对动态价值群的协同问题进行了研究, 初步探讨了其模型和方法。 (3) 范晓阳 (2004) 从体验经济、个性化需求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论述了价值群的演变动因。 (4) 周爱香, 黄微平 (2005) 在揭示了价值群的社会意义上探讨如何优化价值群问题。 (5) 在实例方面申俊喜 (2001) 从IBM价值链的变迁中认为顾客也是价值的创造者 (6) , 杨爱荣 (2008) 则在医院中构建了价值群。 (7)

二、关于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

(一) 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分析

目前装备制造企业成本控制的不足有以下三点。

1. 仅重视了企业内部的控制, 对供应商的控制力度不够。

在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成本构成中, 物耗 (需要采购的材料和设备) 占整个产品成本的60%~70%甚至更多, 成本控制的重点在于物耗的成本控制。也就是说, 制造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幅度很小, 成本控制的主要对象是物料供应商, 而不是企业内部。

2. 控制起点太晚, 很多成本已经刚性化。

现行的目标成本控制方法的起点是从制造企业与用户签订制造合同后才真正开始的。但影响产品成本的两个法律性文件———《产品买卖合同》和《产品技术规格书》, 在合同签订阶段已经确定。这样一来, 虽然多数成本发生在采购阶段, 但形成于设计报价阶段。等到采购过程中再对这些项目进行控制, 从很大程度上讲已经属于事后控制了。

3. 诸多的经营风险也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 (陈占夺, 2008) (8) 。

对出口企业来说, 由于装备制造业的特殊性:订单式生产、制造周期长、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价款, 即先签合同后生产, 签合同日期早于交货日期很长一段时间, 签订合同日期与实际收汇日期有着很大的时间差 (最后一期款在交货时付清) , 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给企业带来了立时可见的巨额损失, 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更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另外, 钢材、关键配套设备的价格变化和供应困难不但增加了装备制造企业的采购成本, 还加大了企业的缺货风险, 这使得项目的建造周期延长和成本失控。

综上所述,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成本控制的目标在于整个产业集群创造价值最大化;控制的重点在物耗;控制的时间重点在销售合同签订阶段 (即设计形成阶段) ;控制的对象在于物资供应商;控制的方法应首选前馈控制, 然后综合应用事中控制的各种方法加以保障。

(二) 装备制造业的各种成本控制观

基于流程的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陈占夺 (2008) 提出了基于流程的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成本控制观。他以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流程为主线, 应用供应链思想, 对装备制造业成本进行控制, 将成本控制的起始点延伸到营销和研发阶段, 即主要成本形成阶段, 在成本的最佳可控时间点, 利用框架合同等方法进行控制。从根源上控制和降低成本, 做到全过程控制, 并有效地规避部分经营风险, 保证项目利润的实现。构建了基于流程的成本控制模型:设计产品的总目标———设计成本控制模型———设计成本控制———采购成本前馈控制———合同承接后的目标分解———合同执行期的成本控制和合同执行完毕后的成本分析。 (8) 并依据上述模型对船舶制造业全过程进行成本控制 (陈占夺, 2006) (9) 。

研发阶段的基本特征是, 现有产品技术资料和数据重复利用率低, 生产过程复杂, 难以实现良好的成本控制;产品研发周期长、技术新、耗资大、风险大, 零部件标准化程度低, 需求数量少, 质量标准高, 难以进行批量生产和采购造成零部件成本高;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高;生产过程中流水作业和协同程度低, 资源计划和生产调度难度大, 质量管控难以到位, 时常会出现返工现象, 这些都增大了成本控制的难度。王飞、魏法杰 (2010) 认为成本控制的关键在于前馈控制, 把装备的全寿命周期费用的标准作为目标来控制研发成本, 把研发过程的成本控制作为整个项目成本控制的起点。对大型复杂装备研发成本采用专家控制系统, 对装备研发成本进行实时监控和预测。对于输入的问题系统经过推理后给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为成本管理智能化提供可行依据, 解决了大型复杂装备研发成本难以控制的问题。其研究成果对大型复杂装备制造企业实现成本管理控制智能化、专业化、科学化以及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0)

装备制造业材料成本比重很高, 甚至超过90%, 成本控制最敏感的因素是材料成本, 加之直接人工和其他费用是不可控因素。王义洪 (2010) 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材料成本提出了措施:设计优化是降低成本的根本;采购“质优价廉”的材料是降低成本的关键;严格控制发料和科学用料是降低成本的重要保障。 (11)

(三) 其他方面

李卫娜、潘燕华 (2006) 在产品设计阶段引入供应链上的连锁成本管理方法, 从源头上进行成本控制;在生产阶段引入虚拟利润中心制度, 并与成本改进制度相结合, 以实现生产阶段有效的成本控制, 并最终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的成本控制。 (12)

吴君民 (2008) , 按“目标成本→设计成本→采购成本→生产成本→实际成本→成本分析→考核激励及反馈控制”构筑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和谐成本控制体系, 对船舶制造企业成本控制采用作业成本法和目标成本法结合的方法, 用低成本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 将“邯钢经验”的大量大批流程制造企业“生产周期间”成本控制拓展到大型单件小批生产的船舶制造企业的“生产周期内”成本控制。利用CAD/CAPP/PDM/ERP系统集成, 围绕“成本控制”、“交货期控制”、“质量控制”三个中心进行企业流程再造, 实现了交货期、质量与作业目标成本的联动控制。 (13)

李向阳等 (2003) 提出双基标准、双向编制调整执行的成本计划模式, 来解决大型离散制造企业直接编制成本计划的难题。双基标准是工序费用标准和零基预算标准 (简称零基标准和工基标准) 。零基预算标准指的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费用所引发的费用标准, 包括制造部门的成本份额, 通常体现为部门的费用总量由制造产品分摊。工基标准是生产设备、工作中心在满负荷条件下的单位加工工时的费用标准, 即工时价格。所谓工基标准, 仅与设备加工有关, 是占用设备每单位小时的加工费用。双向计划各自考虑影响成本的部门属性和任务属性, 通过差异分析调整, 形成执行成本计划。 (14) (15) (16)

从以上可以看出, 对装备制造业的成本控制还停留在就成本而论成本的阶段。

三、关于复杂产品成本控制

(一)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特性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是一种复杂产品系统 (Hobday, 1998 (17) ;陈劲, 2005 (18) ) 。复杂产品系统 (complex product and system, Co PS) 是由美国军事开发系统中大型技术系统演化而来的, 即使在西方, 复杂产品系统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复杂产品系统是指研发成本高、规模大、技术含量高 (技术密集) 、用户定制、单件或小批生产的大型产品、系统或基础设施, 包括大型电信通讯系统、大型计算机、航空航天系统、智能大厦、大型船舶、航天工程、海洋工程、电站等 (Hobday和Brady, 1998; (19) Hansen和R ush, 1998 (20) ) 。现有的文献对复杂产品系统进行了以下研究。如, 李新 (2009) 研究的是复杂产品系统的模型的构建, (21) 陈占夺 (2008) 提出了复杂产品系统环境下知识管理活动与研发绩效的关系模型, (22) 周勇庆和童亮都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进行研究, 周永庆 (2004) 侧重于复杂产品创新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 (23) 童亮 (2006) 则侧重跨组织知识管理机制的研究。 (24)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复杂性主要包括: (1) 生产类型和产品流程:属定购型, 先与用户签订合同再生产, 产品流程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区别很大; (2) 生产数量:为单件或小批量生产, 没有规模效应 (Hobday和Brady, 1998 (19) ;Hansen和R ush, 1998 (20) ) ; (3) 产品:技术密集型, 涉及多领域知识, 具有系统性、复杂的功能和界面, 研发成本高; (4) 组织:具有跨企业性, 需要多企业参与 (Hobday, 2000 (25) ;Prencipe, 1997 (26) ) ; (5) 风险:项目周期长、风险大, 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会有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 (6) 成本:产品成本高, 在成本构成中物耗费用 (配套设备、材料等) 占总成本的比例很大, 是成本控制的重点。

(二) 产品的复杂特性对成本控制的影响

1. 国外对产品复杂特性对成本控制影响的研究情况。

国外没有直接研究复杂产品系统成本控制的论文, 其中一些只能说间接与成本控制研究有关, 如:Sodhi Manbir S.和Lamond Bernard F.等研究的“柔性制造系统启发式经济生产批量的确定 (Heuristics for Determining Economic Processing R ates in a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 (27) N ishi Tatsushi和Sakata Akihiro等研究的“准时生产下计划自动编制系统 (Autonomous DecentralizedSchedulingSystemfor Just-in-timeProduction) ”; (28) Kamarajan Jawahar和Forrest Marion研究的“随机模拟应急和绩效改进:怎样平衡收益和成本 (Stochastic Simulation for CrashandO therPerformance Improvements-How to Balance Value and Cost) 。” (29)

2. 国内对产品复杂特性对成本控制影响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 专门研究复杂产品系统或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成本控制的也较少。目前关于复杂产品制造业的成本控制中, 有一些专门针对其中某些行业的研究, 例如, 战德臣教授提出的针对大型离散制造企业的基于工序费用成本控制方法;葛世伦教授提出的针对船舶制造业的目标成本控制方法, 但是, 针对复杂产品制造业的共性研究却不多 (李卫娜、潘燕华, 2006) 。 (12) 吴君民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成本控制的特点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由于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产品生产重复性差, 其成本控制相对其他制造业来讲, 时效性强, 必须控制在产品“生产周期内”完成, 难以或无法像大量大批生产那样进行产品“生产周期间”的成本控制。第二, 为了保证按期交货, 企业通常难以在产品技术资料全部准备完成后才开始生产, 而是边设计、边生产、边修改, 这意味着其生产组织过程中所用的制造信息MBOM是不确定性的、动态的、增量接收的, 所以其成本控制也是动态的。与其产品结构及产品生产过程标准化程度低, 工艺种类及工艺路线复杂多变, 需面向市场进行设计与制造, 传统的标准成本等很难满足管理的需要。相对说来, 目标成本法、作业成本法有较好的适应性。第三, 成本控制的目标是综合的, 交货期、质量、成本应联动控制。交货期、质量、成本控制是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三大管理目标, 三者间相辅相成、此消彼长, 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 一味地追求单一的成本最小化、最优化的目标, 往往会以牺牲交货期、质量等为代价。应综合考虑三者关系, 开展联动控制, 发挥综合控制的效益。第四, 随着需求个性化的发展, 单件小批制造将会成为未来制造业的一种主要制造模式。对于企业数据描述来说, 其它制造模式也可以被视为大型单件小批制造模式BOM与工艺线路动态复杂的一种特例。研究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对其他类型的企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但反之不然。 (13)

综上所述,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特性对成本控制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单件或小批生产:许多零部件没有可参照的标准, 使得定额无法准确确定, 标准成本难以制定, 目标成本缺乏最佳实践。由此造成标准成本无法应用 (梁娟, 2003) (30) 。第二, 多企业参与:由于网络组织中的各种利益竞争, 导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极为困难, 增加了项目过程中成本控制的难度。第三, 用户定制:用户要全过程参与的产品项目之中, 在技术指标的确定、设备选型、工程变更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这大大削弱了制造企业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第四, 产品技术的复杂性:许多配套设备都是专用的, 供货途径少, 这增加了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目标成本控制中流行的比价采购对这类设备没有明显的作用 (陈占夺, 2006) (9) 。

摘要：针对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的不足提出了不同的成本控制观, 而对基于流程的成本控制观存在一定的共识。产品复杂性对成本控制在单件小批、多企业参与、用户制定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随着价值群概念的提出, 价值群完全适用于装备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