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共11篇）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篇1

一、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看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因素

1.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表述。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述, 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价值其实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

2.影响商品国际价值因素。商品交换现在不仅是在一国国内进行, 而是已扩展到国际范围。那么从广义上讲商品价值这个含义就是商品的国际价值。决定这个国际价值的因素就是具有世界劳动性质的劳动,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但是, 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不同, 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不同。比如, 生产同一个商品, 可能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需要一个小时, 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则需要三个小时。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一些新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此种交换方式下, 每个参与方都是能获利的。但发展中国家在此交换中是受到剥削的。马克思说过:“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 两国都获利, 但是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生产效率和劳动强度小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二、劳动价值论中商品的国际价值理论在中国现实意义的思考

(一) 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困惑

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提高, 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 价值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在知识经济“大爆炸”的今天, 就有学者认为, “先进技术设备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它作为一代又一代的复杂劳动的积累和物化, 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 在生产中代替和节约大批活劳动, 从而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中, 产生放大效应, 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此观点有它的合理性。先进的技术, 信息在当今社会中毋庸置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的是除了劳动以外, 还有另一个因素———知识、科学技术创造价值, 而陷入劳动、知识“二元价值论”。这些简直就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颠覆。此外,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进“时间”因素, “在现实的世界里, 时间就是黄金, 利息率并不等于零”。还有其他的新变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也提出了挑战使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面临重重考验。

2.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分析。

那么, 今天的社会到底是什么创造价值呢?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价值我们又如何对其作出评价呢?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分析, 现代社会劳动形式在价值创造中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参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生产要素除了土地、资本、机器外, 又增添科学、技术、专利、信息等重要生产要素。但是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创造价值, 只是作为价值生成的必要条件, 提供价值增值的可能性。所以, 这些生产要素只有与劳动结合, 以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形式才能创造价值。

从价值分配的角度分析。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们把非价值创造要素参与分配视为是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 是无偿占有, 否认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但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 各种生产要素也参与价值和财富的创造。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只能按在创造价值和财富中所作贡献大小来参与分配, 而不能仅仅依据劳动时间来分配, 要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区别开来。

从价值评价的角度分析。在分析商品价值时, 要从现实的价值实效去考虑, 不能单纯地从生产者那里进行评价。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一旦劳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不能成交, 劳动产品也难成为商品, 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成为了无效劳动, 劳动产品就没有价值可言了。所以, 在评价商品价值时要充分考虑交换关系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这也给现代企业以及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提出了要求, 就是要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综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依然具有科学性, 非物质要素只是参与价值和财富的创造, 但是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最终都要通过与劳动的结合才能使价值增值。但是, 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它们的效用, 最大化地创造社会财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要深刻认识、补充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 随时代的发展赋予它新的价值。

(二) 中国加入WTO历程与商品国际价值理论的融合

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开放的经济, 特别是加入WTO后, 我们将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参与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 与进出口有关的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考虑一国商品的国别价值, 而且要考虑商品的国际价值, 并在此中处理好国际价值和国别价值的关系。并且通过国际成本比较和国际市场供求状况, 来确定其商品的价格。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延续和扩展。因此, 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的理论, 在现今对企业对国家都有重要意义。

三、坚持经济全球化思想, 解读中国的发展态

势,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把握商品国际价值, 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一个经济形态, 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也必然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

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 只有三十年。实践还不充分, 理论研究也还很不充分。所以, 我们不仅要研究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而且还要研究在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课题, 也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现在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把握好经济全球化下劳动价值论国际价值这把双刃剑, 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 加入W TO以后中国涉及商品国际价值的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以进出口总额相比, 已超过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位的贸易大国。但是, 距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目前, 中国外贸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增长, 出口的产品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少, 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多。这说明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正处在以我们的三个工作日同他们的一个工作日相交换的阶段。这也就是在国际交换中, 商品的国际价值不同与国别价值对我们的不利因素。而且目前, 随着中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的不断上升和能源供应紧张导致的各种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 中国即将告别经济增长的低成本时代, 这意味着对外贸易中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优势将逐渐丧失。

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途径。

“劳动消耗少于这个标准的是先进者, 而多于这个标准的是落后者。由此可知, 国际价值量是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生命线, 是催促各国的生产经营者不断前进的无情的鞭子。”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际价值理论说明, 由国际社会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国际价值量是世界市场上衡量商品经营者优劣、好坏的客观标准。我们借助它可以把各个国家的难以直接对比的劳动转化为可以直接比较的劳动。事实证明, 中国真正的强国之路是发展和依靠科学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同样的劳动时间创造出同它们一样的国际价值量, 进而达到真正的等价交换, 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促进中国的发展。对于贸易而言, 我们必须走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 走自主创新之路, 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水平。在现在和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尤其是自有知识产权的竞争更为重要。这取决于我们拥有的自有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也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取得相对优势的关键。

综上所述, 我们只有发展我们的科技水平, 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 才能在商品的国际价值中占优势, 才能实现贸易强国之梦。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提高中国各类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即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产品的出口, 并利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 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9-2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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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经济全球化大潮与中国对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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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4) .

[10]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经济全球化大潮与中国对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

[11]邓先宏, 傅军胜, 毛立言.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思考[J].经济研究, 2002, (5) .

[12]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J].经济研究, 2003, (2) .

[13]中国期刊网, http://www.myy.cass.cn.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篇2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是妈妈的节日，我想帮妈妈煎鸡蛋。早晨，闹钟响了，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就飞似的跑到厨房，妈妈也急匆匆的跟着我跑到厨房。妈妈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俪霖，今天你怎么起得那么早?”我一本正紧地说：“今天是您的节日，我要为您煎鸡蛋，厉害吧?”妈妈听了捧腹大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会煎吗?”我听了假装生气地说：“哼，我肯定能剪好。”说完，我回头暗笑了几下，因为妈妈每次煎鸡蛋的时候，我都站在她的旁边观看，早已学会了。

马上开始煎了。我找了两个圆溜溜的鸡蛋，朝锅沿一敲，然后赶紧拿出一个碗来，让蛋清，蛋黄流入碗中。我又拿起一双筷子，在碗中搅拌了起来，让蛋黄融蛋清之中。一切准备就绪，我开启火。先在锅里倒入少量的油，等油冒烟的时候，我赶紧把搅拌好的鸡蛋倒入锅中，只听见“嚓”的一声，鸡蛋锅里迅速泛起，它的边缘像小姑娘裙子上的花边。过了一会儿，我铲子把鸡蛋翻了个面，一分钟不到，鸡蛋熟了，我把鸡蛋盛到盘子上。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 篇3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

劳动价值论观点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后来，劳动价值论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得以发展，但是他们都没有建立完整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直到马克思，才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形式理论、价值规律五方面内容。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提出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适用。无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都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那么最根本的就是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价值规律是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的分配。新时期下，为了突出市场调节的重要性，习近平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当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也会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做到“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企业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改善管理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企业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就必须要缩短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新时期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就是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样企业才能获得超额利润，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现代社会的劳动形式也发生变化。物化劳动的比例增加，活劳动的比例减少；体力劳动变成了脑力劳动为主，社会的价值财富由脑力劳动创造。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成为參与生产的要素，在其他如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科技是创造不出来价值的，只有与劳动结合才能创造出价值。既然科技与劳动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价值，那就必须要求企业有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从事创新性的劳动，进而增加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带动企业的发展。对于国家而言，各国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管理经验，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大力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三、合理调整分配收入指导思想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为此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不仅仅依靠人的活劳动，还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参与，例如资本、技术、管理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要素在参与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越来越不可或缺，这就使得我们在分配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按生产要素分配。我国要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我们实行了按要素分配即按要素所有者的贡献能力大小参与分配的原则，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认识上的深化和创新。

四、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商品拜物教”带来的问题提供依据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私有制被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取代了物与物的关系，根本上消除了商品拜物教存在的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没有消除，依然存在，并且这种关系和作用越来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不仅限于生活必需品等物质产品，更加注重了精神产品的消费，并且精神产品的消费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商品拜物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存在的条件。在生活中，人们追求“名牌”、“流行”等来炫耀自己的财富，自称自己是“上流人士”。甚至在一些政府部门，也出现了花钱办事的情况，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出卖自己的良心，人格，把这些优良品德商品化，出现了拜金主义，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金钱的关系，对商品更加的崇拜、迷恋。

在当代，为了解决商品拜物带来的问题，必须要认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在其理论指导下，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创造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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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飞，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J]，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3]冯琳，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认识[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6月第27卷第6期

[4]于德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拜物教[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篇4

平凡孕育伟大, 劳动创造世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波澜壮阔的90年历程中, 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始终依靠的中坚力量。90年来,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紧紧跟随党的前进步伐, 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和蓬勃的创造力量, 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洪流,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历史雄辩地证明, 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之本。

当前, 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无论经济社会面貌如何改变, 无论科技进步和知识更新达到何种程度, 劳动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如果说过去是劳动者用自己的双手, 推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赢得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那么在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奉献与奋斗, 依然关系到国家目标的实现, 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关系到亿万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 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也必须奋发有为。新形势和新任务, 要求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 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 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发展新阶段, 以勤奋劳动成为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主力军;在价值追求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转型期, 以诚实劳动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内外环境、增长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 以创新劳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使命, 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 更好地发挥改革主力、发展动力、稳定基石的作用。

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步, 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创造力量;党的全部执政活动, 离不开强有力的群众工作。紧紧依靠和切实关心广大劳动者, 是党的群众路线最重要最根本的体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 始终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立场上, 切实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继续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篇5

当代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的本质及其实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我们应结合国情,与时俱进,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作 者：郭友聪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法学院经济哲学专业,新疆,乌鲁木齐,830046刊 名：新疆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年，卷(期)：200319(3)分类号：A811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价值 劳动

“剩余”价值论 篇6

6月21日下午4时，中国银行业风波未平，中国证监会以“有部分基金销售支付结算账户并未向监管部门进行备案，也未能向监管部门提交监督银行的监督协议，违反了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为由，紧急叫停备受关注的理财产品“余额宝”。

尽管支付宝及合作方天弘基金在最短时间内回应说：余额宝业务不会暂停，但此事也多少暗示出银行业对余额宝的隐忧。

这款由支付宝推出的产品于6月17日上线，不到6天，客户数便突破百万。它有两个益处不可忽视：余额不是存款，不需接受央行、银监会监管，也无需缴纳高昂的资本金，因此能给出比活期存款利率高出10倍的收益率；同时还能帮助基金公司得到淘宝的大数据，以及更便宜的发行渠道。

用户先从支付宝账户下导入资金，可在余额宝账户中实现两种功能：其一，依然可以像支付宝那样随时用于消费、转账等支出；其二，享受基金公司提供的货币基金投资收益，获得增值，且相比于其他基金产品的“门槛”，余额宝的用户1元就能起买。余额宝首期支持的是天弘基金的增利宝货币基金。

尽管该产品只是把基金直销系统内置到支付宝网站中，但由于在用户转入资金及购买过程里，支付宝需要和基金公司通过系统对接来完成，也就实质上将全新的互联网思维纳入金融业务之中。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对传统金融理财服务的“投入”和“产出”两个环节带来潜在冲击。

首先，在“投入”环节，大部分金融机构的短期理财产品均有5万元至10万元起的起步门槛，且一定期限内不可赎回。相比之下，阿里小微金服集团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一语道破余额宝的特点：“每个人哪怕只有一块钱，都可以平等地享有闲散资金增值的权利。”

这是在向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致敬吗？他曾宣称，PayPal要提供给全球公民更直接、平等的掌控自己账户的方式——自我的，个人的，平等的，这便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所在。

此外，在“产出”环节上，余额宝年度收益率与市面上其他货币基金一致，在3%至4%之间。对支付宝客户而言，有了一个资金投资的选择：原来支付宝资金没有收入，现在可以选择投资基金获得收益 。

这种高收益、高流动性的理财产品，能实现原来银行理财产品的“揽储”效果。但区别在于这是支付宝自建基金发行渠道。余额宝并非销售机构，因而不收取尾随佣金，在日后跟银行的“基金争夺战”中，似乎又多了一点优势：与银行渠道销售货币基金相比，支付宝让天弘基金增利宝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均较同类基金低，仅为0.3%和0.08%。

同时，天弘更看重的还有支付宝所提供的客户购物规律等数据，能帮助基金公司进行流动性管理。

过去三年里，阿里巴巴的金融部门一直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到今年年底时，其贷款余额预计将达到2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而其新推出的存款服务也使阿里巴巴在与商业银行竞争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考虑到支付宝有8亿注册用户，有关阿里巴巴涉足金融领域的担忧在中国银行业蔓延开来。此前，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就把阿里巴巴进军金融业称作是金融业的一大挑战。

就在证监会叫停“余额宝”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对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采访。其中，马云特别呼吁中国应进一步放松金融监管。“靠今天这样的机制，我不相信能够支撑30年后中国所需要的金融体系。”他说。

那么，是否有人为这种打通互联网和理财分界的新模式而欢呼？因为它不仅有望开启一个碎片化理财的新时代，还因为它有可能打破银行在理财产品销售和“揽储”上的垄断状态，进而加速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尽管短期内不会实现，但证监会一纸禁令，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篇7

一、把脑力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

劳动创造价值, 不同劳动由于复杂程度不同在相同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不等。马克思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把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把复杂劳动转化为倍加的简单劳动, 解决了两者之间的比较与交换。传统的劳动划分方法具有明显特征:其一, 这种划分具有历史性, 是对手工工场与机器大工业时期的主要劳动形式体力劳动的划分。当时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形式以体力劳动为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的一份资料中说, 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1800万, 其中有1100万人全部靠简单劳动为生, 这一比例占总人口的60%以上, 这其中还不包括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和非劳动人口, 甚至连瓦匠被当成复杂劳动者被排除在简单劳动之外;其二, 这种划分具有表象特征, 即根据劳动表面复杂程度进行粗略的划分, 不能体现各种劳动的本质特征。然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由于脑力劳动极少, 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划分劳动具有合理性。尽管如此, 马克思还是意识到这种划分的缺陷:其一, 这种划分经常含混不清, “是根据单纯的幻想, 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 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 其原因正是由于大多数劳动都是体力劳动, 尽管复杂程度不同但没有本质的区别, 以至于现实中常常粗分、错分;其二, 把脑力劳动简单地等同于复杂劳动, 容易低估脑力劳动的价值。由于把脑力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 人们常常是用脑力劳动力的价值衡量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 所以马克思认为“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 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脑力劳动的价值得不到真实体现, 从而压抑了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新经济的发展呼唤脑力劳动价值论, 要求从本质上划分劳动, 即根据劳动中耗费的主要成份, 把劳动划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是简单的倍加关系, 而是幂加关系。

二、混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价值实体的共性与个性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上把价值实体等同于抽象劳动, 混淆了不同劳动价值实体共性与个性的差别。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聚, 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 或一般人类劳动, 它无非是“人体的机能, 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 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所以, 价值实体本质上是凝聚在商品中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耗费, 它是一切劳动的共性。一切劳动无论它们的具体形式是多么的不同, 都可以转化为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耗费这一共同的东西, 从而进行比较、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价值实体等同于抽象劳动。

但是, 虽然任何劳动都要同时耗费一定的体力与脑力, 而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的体力、脑力耗费的比例不同, 即不同形式劳动的价值实体有各自的特殊性即个性。在体力劳动条件下, 脑力耗费极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即使是复杂体力劳动, 劳动中脑力耗费绝对小于体力耗费。统计数据表明, 即使在完全机械条件下, 复杂劳动中的体力与脑力耗费比大致为9∶1, 这恰恰证明经过训练的复杂劳动基本上也是以体力耗费为主。可见, 体力劳动形成的价值凝聚的主要是人类耗费的体力, 价值实体的基本构成是体力耗费。在脑力劳动中, 体力耗费微不足道, 价值凝聚的是人的脑力, 脑力劳动的价值实体可以近似地看成是脑力的耗费。因此, 不同劳动具有各自的个性:在体力劳动条件下, 价值实体是体力耗费;在脑力劳动条件下, 价值实体则是脑力耗费。

价值实体的差别在传统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中脑力耗费极少可以被忽略, 在新经济条件下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显得异常重要。正是由于价值实体的差别, 导致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价值尺度、价值规律的不同, 混同两者的差别则可能低估脑力劳动的价值量, 不利于脑力劳动的发展和脑力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三、把价值量等同于劳动时间

脑力劳动价值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潜意识中把价值量等同于劳动时间, 忽略了脑力劳动价值量的决定特点, 用劳动时间计量脑力劳动的价值量。价值量本身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衡量的。”长期以来, 人们毫无疑虑地把价值量等同于劳动时间, 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长, 产品的价值量越大, 反之, 则越小。其实, 马克思将劳动时间等同于价值量是有条件的。

首先, 马克思指出了价值量本质上是体力、脑力耗费量或劳动量, 而不是劳动时间本身。劳动时间只有当作衡量劳动量的尺度时, 才能与价值量划等号。马克思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是针对特定的历史阶段主体劳动形式即体力劳动而言的, 因为劳动时间是体力劳动价值量的自然尺度。离开了体力劳动的条件, 价值量的衡量尺度将会发生变化。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状态下, 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 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之所以对劳动时间的关心程度不同, 是因为在不同劳动形式中, 劳动时间对价值量的影响程度不同。在脑力劳动条件下, 劳动时间对价值量的影响在减小, 自然人们对劳动时间的关心在降低。可见, 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劳动时间对价值量决定的可变性。

其次, 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不是决定价值量的唯一因素。马克思说:“计量劳动时间的, 除了‘外延量’以外, 还有它的密度”, 即内涵量。这里的劳动时间是指劳动量, 决定价值量大小的因素既有外在因素, 又有内在因素。影响不同劳动价值量的外在因素是劳动时间;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劳动时间越长, 耗费的体力或脑力越多, 价值量越大。影响不同劳动价值量的内在因素则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 体力劳动表现为劳动强度、熟练程度等因素;脑力劳动则表现为能动性、创新性等因素。如不同的体力劳动, 如果劳动强度不等, 熟练程度不同, 那么, 相同时间内的体力耗费则不同, 价值量不等。而内涵量就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 只能近似地折算为一定的劳动时间。

最后, 劳动时间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因素是以平均内涵量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值量既包含外延量又包含内涵量,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是以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 即内涵价值量一定为前提条件的, 也就是说所有劳动不存在内涵价值量的差别。马克思之所以把影响价值量的内涵因素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作为前提条件, 其一, 在体力劳动条件下, 全社会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内涵因素在个体劳动者身上的差异不大, 假设为平均值具有合理性;其二, 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 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的差别引起的劳动量的变化也是有限的, 不足以使劳动量发生质变, 从而使不同的体力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产生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大的差别。相反, 当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一定时, 劳动时间可以无限延长, 价值量则可以不断增大。劳动中的体力耗费随时间的流逝成正比;其三, 劳动时间计算价值量不仅技术上方便, 而且符合人们的习惯。因此体力劳动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则成为前提条件。

脑力劳动的特点决定了内涵因素对脑力耗费的影响大大超过外延因素的影响, 因此, 脑力劳动主要决定于内涵量, 即劳动的能动性、创新程度, 外延量劳动时间只能作为前提条件。其一, 当不同劳动的创新程度和能动性一定时, 其价值量基本确定, 高级劳动是“幂加”的低级劳动, 低级劳动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价值量是有限的。一件脑力劳动产品, 虽然花费了很长劳动时间, 但由于劳动的能动性不大, 创新程度不高, 耗费的脑力不多, 社会所承认的价值量也就不会大;相反, 一件脑力劳动产品花费的时间不长, 但创新程度极高, 其价值量极大地超过前者;其二, 在劳动时间一定时, 价值量未必能确定, 因为通过提高创新程度和能动性能极大增加脑力劳动价值量。能动性越大, 创新程度越高, 意味着劳动中耗费的脑力越多, 其价值量越大。脑力劳动比较的不仅是劳动时间, 甚至主要不是劳动时间, 而是比较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一项专利其价值可达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千万元, 但生产这一专利并非要比生产某普通商品花费更多时间。

四、把劳动时间看成是永恒的价值尺度

用劳动时间衡量脑力劳动价值量是价值低估的直接原因, 而把劳动时间当成永恒的价值尺度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 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作为价值, 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了劳动时间是价值量的天然尺度, 充分肯定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必要性, 因为在体力劳动中, 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等内在因素受生理极限的制约, 对价值量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外延量对价值量起决定作用, 外延量又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 所以, 劳动时间是价值量的尺度。

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价值尺度只能是劳动时间。同样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又间接指出了劳动时间不是价值量的永恒尺度。他说内涵量与外延量“这种差别, 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 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 而部分地相互抵销。只有当劳动的内涵量和外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 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即当内涵量的因素对价值量的影响与外延量即劳动时间对价值量的影响相当甚至超过时, 劳动时间尺度的准确性必然受到影响。显然, 马克思在这里又承认了随着内涵价值量的增长与外延价值量的降低, 劳动时间尺度就有被其他价值尺度代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劳动时间价值尺度不是永恒不变的。实践证明, 当脑力劳动成为社会的主体形式时, 劳动时间的价值尺度已经不能准确地衡量脑力劳动价值量, 才导致脑力劳动价值量被严重低估。脑力劳动的价值量决定于内涵量, 即脑力劳动内在的能动性和创新性, 外延的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价值量的前提条件, 价值尺度自然由劳动时间转化为衡量能动性和创新程度的尺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89

[2]季正松:脑力劳动价值论[M].徐州:中国矿大出版社, 2006, 12.56

[3]季正松:新经济条件下的脑力劳动价值论的发展[J].理论导刊, 2004, (6) .37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篇8

1.1 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英国15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中, 大量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进入城市工厂, 也促进了城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生产和商业一体化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那种仅仅根据商品价格差来理解利润的方法存在着很多困难。人们开始从现实经济现象出发去寻求一种解释价格和利润的新方法、新理论。同时, 随着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 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一些经济思想家对劳动与价格和利润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他们认为, 商品交换时的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从而利润的源泉也必然是劳动。1662年,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著作《赋税论》中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后来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在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 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完善和发展, 最后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1.2 效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 欧洲大陆的工业化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 其中尤其以英国的工业化增长最为突出。为了摆脱由劳动价值论所带来的的阶级冲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 萨伊、西尼尔等人开始从主观心理和物品效用角度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 构建了效用价值论的基本框架, 到了19世纪70年代, 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各自同时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 标志着作为新古典主义核心的效用价值理论的形成。

2 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2.1 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代表人物及著作:威廉·配第《赋税论》、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国富论》)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马克思《资本论》。

威廉·配第在经济学说史上被视为最早研究并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他在1662年出版的著作《赋税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他将价值的源泉归结为劳动, 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 首次提出了所有生产商品的劳动都能创造价值的观点, 把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归结为一般的社会劳动。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国富论》) 一书中, 斯密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大卫·李嘉图在批判地继承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在其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 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更为深入和科学的论述。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指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 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在其代表著作《资本论》中, 继承了古典政治指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理论观点, 还首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学说, 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2.2 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代表人物及著作:边沁《道德和立法原理通论》、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

效用价值论以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的经济理论。效用价值论在19世纪60年代前主要表现为一般效用论, 自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表现为边际效用论。19世纪70年初期, 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各自阐述并建立了边际效用论, 标志着以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为特征来研究价值和其他经济现象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诞生, 也标志着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效用价值论的最终形成。

边沁在其著作《道德和立法原理通论》中提到“人类所有的动机都起源于对快乐最大化的追求”。边沁认为, 人们的一系列动机, 都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表现形式。边沁从效用论的角度提出“财富的大小通过价值大小的程度才能得以确定”。这意味着:效用的增加, 提高了商品的价值, 因此增加了所有者拥有的财富。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指出, 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 完全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 他背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 将价值的起源归结为效用。

19世纪70年代, 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这三部著作的出版, 标志着边际学派的诞生以及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效用价值论的形成。

3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两者历史观、人性观和阶级观的不同

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矛盾的论证。劳动创造价值, 不仅是劳动者社会作用的体现, 而且使人本质发展的展示, 是人类进步的根据。劳动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 使人存在的基本条件, 也是人本质的核心要素。

在人性观方面, 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 将人的本性看作是自私自利的, 每个经济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相同, 效用价值论在人性观上一样认为人是自私的。

在阶级观方面, 劳动价值论在劳动者的历史观的基础上论述了劳动者的经济观。马克思在继承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创立了科学的价值论, 并以此为基础, 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并由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 它使无产阶级看清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 共同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 争取自身的解放。

4 劳动价值观和效用价值观两者主要的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

两者主要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劳动价值论认为, 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因此, 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 即商品的价值来源于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而效用价值论则认为, 商品的价值就是财富的效用 (使用价值) , 因此, 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 生产商品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都是商品价值的源泉。

(2) 劳动价值论的立足点在于价值的创造, 效用价值论的立足点在于价值的决定上。劳动价值论认为, 由于劳动的二重性, 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 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效用价值论认为, 商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效用所决定的。在市场上, 某种商品是否具有效用决定了该商品是否具有价值。边际效用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心理评价, 商品最后一单位的效用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根据商品的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

(3) 劳动价值论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侧重于质的方面, 认为只有生产商品过程中的抽象劳动才能形成商品的价值。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后, 个别劳动时间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效用价值论对商品价值的分析则侧重于量的方面, 认为商品的效用也即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其需求程度的主观心理评价决定商品的价值。随着消费者消费商品数量的不断增加, 单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从而商品价值量也会随着效用的不断满足而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摘要：在经济学界, 有关劳动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的争论从未停息过。将从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著作、主要理论以及历史观、人性观和阶级观等角度对两者做出相应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发展历史,比较

参考文献

[1]邓春玲.经济学说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2]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3]罗英.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之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 2004 (11) .

[4]邓宏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比较[J].经济评论, 1998 (5) .

知识经济与劳动价值 篇9

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交换联系的唯一方式, 人也在劳动过程中把自己从自然当中提升出来, 人越是了解自然, 就越远离自然, 也就使人自身能力更丰富化.如果说第一次提升是把人从纯粹依赖自然的狩猎状态进化到农耕状态, 那么第二次提升就是人学会了利用自然力去克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时下, 人类理智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可以利用、消费、使用理智的成果——“知识”——就能创造价值的时代, 反映了人类从直接作用于自然对象的劳动, 向间接地利用自然对象之间的特性的劳动发展。人类之所以能够间接地利用自然对象之间不同的特性, 从事任何动物无法进行的创造性劳动, 就是因为人在劳动中会使用“脑力”, 人“脑力”的进化史, 就是人劳动发展史的写照, 正如人劳动发展史揭示了人的“脑力”进化史一样, 它们是“攀登与扶梯”的关系。而且人类进化史只要没有终结, “攀登与扶梯”就没有止境。

人类理智的发展集中表现在“知识”上, 因为人具有把社会生活中的经验记录下来、并传授给后代的独有能力。经过3到4万年人类劳动实践经验的积累, 特别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与此同时, 知识的积累和传授方式也获得了革命性飞跃。它突出表现在:一是科学性成为衡量知识价值的首要标准。人们对揭示自然规律、正确总结劳动实践经验的知识抱有真理性信仰。大量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建立使人类自信百倍增强, “知识就是力量”, 应该说是认识到知识价值的最早和最典型的表述。二是科研部门国家化。像欧洲诸国建立的皇家科学院, 国家图书馆, 包括像俄国这样的军事封建国家也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为确立科学知识的权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教育——知识传授的社会化迅速兴起。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理论, 培养年轻的科学研究者成为主要任务。同时, 不断出现的科学发明和发现所揭示出的自然界奥秘和生产能量, 刺激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学习的兴趣, 并形成一个国家完整的教育体系。四是应用科学知识在生产领域逐步利用。科学知识的巨大力量迅速表现在生产领域中, 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竟争, 使资本主义商品涌向了全世界,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可以这样说, 工业革命带来生产领域中应用科学知识的越来越广泛的利用, 是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出现的社会基础。不应该把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前此以往的经济形态割裂, 相反, 而是要从人类劳动方式的改变中去探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根本原因从劳动创造价值的形式变化中揭示出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方式的改变, 而不是试图证明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性质的改变。

2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劳动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一般劳动的看法, 它是肌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消耗, 那么,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一种劳动。因为, 在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中, 人的脑和神经, 乃至肌肉都有大量消耗, 特别是创造知识这类“脑力劳动”, 更需要付出巨大的脑和神经能量。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 我们同样得出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第一要素这样的结论。

从创造价值这个角度看,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 并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单个的行为, 而是动态的、主动的、合作行为;并不是一个人喜好、个性选择的结果, 而是社会需求、个人价值体现的要求;并不是知识无价, 全人类共享、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而是要负出代价、负出勤奋的劳动, 必须掌握基本的知识内容, 并取得社会认可的证书。这一切说明,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 或者说, 本质上是当代社会衡量社会一般劳动的必要条件, 社会在购买产品时, 其价格中就已经包含了形成一定合格劳动力教育培养的支出费用。这也才能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 具备一定知识的专门人才, 其具有的劳动力价值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原因所在。并不是知识本身创造了价值, 而是通过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的劳动, 使知识与劳动能力合二为一, 从而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中直接创造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作为当今社会必需的、特有的社会劳动过程, 形成了教育系统、信息系统、科学研究系统, 这三个系统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相对应, 并直接为整个社会“生产”、“提炼”、“造就”生产者。可想而知, 这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这才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为什么“知识就是财富”, “知识就能产生价值”的根本原因。

3“知识劳动”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劳动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 劳动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逐步扩大, 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相当时期里, 社会物质财富的实现是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而与物质财富增长相拌生的精神财富的实现却隐蔽在物质财富之后, 或以思想的物化成果形式流通于专门的市场, 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但只要是商品, 它就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高度发展的今天, 这两者在创造劳动价值上去金趋近合一, 而且无形的“精神”内容开始在一件商品中占有较大的价值成分, 按照OECD的计算, 当一件产品中知识的含量达到60%, 就属于知识经济的产品了。那么, 当知识成为劳动对象、劳动要素时, “知识劳动”本身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质, 它的特点是不在于这种特殊商品“有形还是无形”, 而在于它本身具有使用价值, 并因走向市场而具有价值。

可以肯定, 在未来世界中, 从事“知识劳动”的人将占到劳动生产者的绝大部分, 这一方面是因为维持整个社会良好运行的系统已达到如此高的科技程度, 以至离开“知识劳动”将成为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地球可直接利用的物质资源的减少, 使社会财富的创造转移到以知识的学习、使用和创造为主的劳动领域中, 并直接促进再生资源和新的替代方式的产生, 改变已有的生产或生活方式, 向更高层次的“自然化”回归。到那时, 表面上人们的生活简单了, 但其中所包含的每一件用品、每一个物件都是高科技的产物, 是与周围环境有机互换的部分。因此, “知识劳动”将是知识经济时代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主要形式。

4 结语

从劳动价值论角度分析知识经济, 我们的结论是知识创造价值, 首先它必须具有劳动的本性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源泉, 知识成为生产要素并直接创造价值的时代到来, 是人类长期劳动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知识经济时代,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都是一种劳动, 并体现为特殊的价值形态。

摘要：提出了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也是劳动的观点。指出其表现形式为“知识劳动”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并对知识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劳动,价值

参考文献

[1]OECD, 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M].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5.

律师制度价值论 篇10

关键词：律师制度,正义,民主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词汇。价值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 始于十九世纪下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的价值哲学, 此后价值成为了一个伦理性概念。按照哲学的一般说法, 所谓价值是一个表征关系的范畴, 它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 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 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结合、相接近的关系。价值反映着主体对客体的态度与评价, 也代表着客体对主体的一种有用性。在法学研究中,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可以因使用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般可从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和价值评价标准三方面来认识。所谓目的性价值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的价值。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保护、公民自由等, 它们是人们希望用法来实现的理想、获得满足的需求, 凡是可以借助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来加以保护和促进的美好事实, 都可以被视为法的目的价值。所谓工具性价值是指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 也可称为法的形式价值。如法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等。所谓法的价值评价标准是指法律本身即是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准则。其中法的目的性价值是基础, 最集中地体现着法律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和基本使命。

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律师制度的缘起过程, 表明律师制度最初具有可以提高司法诉讼效率和加快社会经济流转的可贵品质, 而后期发展的律师制度则逐渐成为人类追求社会正义、实现司法效益、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 成为判断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准之一。同时, 律师制度也具备所有法律制度所共有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等让人们值得珍视的品质。

一、律师制度的目的性价值

(一) 律师制度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秉赋各不相同, 人类为消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而选择正义的原则, 从全社会角度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存在的不平等, 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论证了人们原始地位下为消除最初的不平等而选择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1]。人类进行的各种社会制度建设, 从确立到执行均应体现社会正义原则, 即人类建立的就是社会正义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并存在的社会制度即为法律制度, 因此, 法律制度本身就具有着正义的内在价值。

律师制度的正义价值通过律师参与诉讼活动体现出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人们追求和实现平等、自由的形式往往表现为种种利益的冲突或纠纷, 而人们消除不平等、平衡利益的形式则表现为公正的解决冲突和纠纷。现代社会, 为了保证冲突和纠纷的公正解决, 设置了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公力救济等各种救济途径, 相较之下, 司法救济途径处于解决冲突的最后一道防线、支撑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地位, 而这一地位正是由司法制度所具有的正义价值决定的。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律师制度的作用, 与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避、公开审判等制度一起, 已经成为一国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在律师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 当事人的权利一旦受到侵害, 或陷入某种纠纷之中, 他们立即就会想到求助于律师, 请求律师以其法律知识和技能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 从个人角度来讲, 维护人权成为律师的重要职责。日本律师法第1条规定:“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我国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第2条第2款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可见, 从社会角度来讲, 律师更应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法律得以公正实施的维护者。律师在执业中, 应敢于维护法律原则、不畏权势, 明辨是非、善恶, 正确实施法律,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 律师对促进法制建设负有殊殊史命。“实现法律的目的, 光靠裁判所的努力, 显然是不够的。无论如何, 它是需要律师协助的, 特别是在诉讼外事件中, 有助于实现法律目的的法律工作者, 只能是律师。……律师的使命, 绝不只是为了实现法律。它在法律不完备或者法律内容上存在不利于国民的时候, 律师还应该要求制定或修改法律, 特别是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 律师应当提出该法无效的主张”[2]。

(二) 律师制度的民主价值

律师制度是国家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律师制度的存在以民主的发展、法制的完善为前提, 同时, 律师制度又以其自身的功能促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我国宪法及法律规定, 社会主义制度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制度。而民主、文明的本质特征应当是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和确切的实现。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人身权利、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及其他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要把法律上的权利和自由变成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 一方面, 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家, 因为受到人的独立社会地位与主体思想不健全的制约, 人们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启蒙较晚, 发展较慢, 往往只将犯罪视为违法, 把打官司视为不光彩的事情, 避之惟恐不及, 根本不认为法律是维护其民主权利与自由的武器;另一方面, 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错误执法与解释, 使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在实践中变形走样。律师制度保证了律师可以依法参与相应的法律事务之中, 尤其是行政诉讼, 使得一些法律问题的处理过程不再只受官方一种意见所左右, 从而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保护, 使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应有的惩处, 使民主得到发扬, 法制得到维护。律师职业为自由职业, 不代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律师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是法律制度民主性、广泛性、真实性的体现[3]。

(三) 律师制度的效益价值

效益是指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效益包括经济效益, 但并不限于经济效益。律师制度的效益价值, 是指律师制度能够使社会、国家或当事人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而获得较大的产出, 从而满足各方对效益的需要[4]。笔者认为律师制度带来的效益主要包括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从经济效益角度看, 律师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当事人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司法效率, 降低司法成本, 二者综合起来, 律师制度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从政治效益角度讲, 律师制度无疑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当事人情绪、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为国家创造了政治效益。

律师通过接受当事人的委托, 为当事人提供各种非诉讼法律服务和诉讼法律服务, 帮助当事人实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所期待的利益, 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从而直接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另外, 也因此调动了生产者更大的积极性, 使其不断地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经济的运转速度加快, 各种经济关系日益复杂, 人们的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经济, 因此, 经济纠纷常常更容易发生。随着社会法治进程的推进, 各种法律规定层出不穷, 几乎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立法技术的提高, 法律规范领域日益成为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法律条文的表述越来越不为专业外人士所理解, 更谈不上正确的掌握和运用。面对频繁发生的纠纷, 面对深奥莫测的法律, 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必不可少。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咨询、简单的代书, 可以为当事人答疑解惑, 解决简单问题。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参与民事诉讼、仲裁, 可以从实体及程序两方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帮助当事人实现最大利益。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 在诉讼、仲裁中可以根据律师的建议, 接受和解、法院调解等, 从而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 如此既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及时间, 又提高的司法效率, 降低了司法成本, 进而增加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在经济交往中, 律师还可以通过事前参与商务谈判、审查经济合同、为企业经营出具法律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意见等法律服务形式, 帮助当事人做到防患于未然, 帮助政府机关作出正确的行政决策, 可以进一步保障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将企业的经营风险、政府的决策风险降至最低, 如此可以避免损失的发生或减少经济损失, 也等于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

律师的法律服务不仅可以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同时也可以创造政治效益。律师因其自由职业者身份, 向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了对社会、对国家不满的当事人, 解释一些当事人不能理解的法律规定, 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消除当事人对社会的抵触情绪, 避免一些激烈的举动, 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 为国家创造了政治效益。律师还只向当事人收取咨询费, 国家不需要向其支付任何费用, 国家既收获了政治效益, 同时收获了经济效益。

二、律师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律师制度本身具有可以被人们实现社会正义、民主、效益价值所珍视的可贵品质。这一切是因为律师法界定律师为自由职业者。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律师职业的独立属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在律师与法院、政府的关系上, 律师独立执业, 不受法院、政府的干预;其次, 在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上, 律师活动独立于当事人, 不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第三, 律师执业活动为非官方活动, 不同于法官、检察官等公务人员的职务活动;第四, 律师工作方式、内容以及律师执业形式等由律师自主决定;第五, 律师行业实行高度自治原则, 具有超强自律性。律师群体是一种非官方社会力量。私权利与公权力相对, 相矛盾, 相冲突, 非公权力性质的力量就容易被私权利相容。司法机关相对于行政机关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但它毕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司法机关与律师相比, 它就体现的是公权力性质, 在我国司法独立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受行政命令干预现象比比皆是, 因此, 司法机关代表国家的色彩在我国更浓一些。而律师与当事人相比, 律师绝对不可能是公权力的化身, 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 不隶属于任何国家公权力机关, 其只要依法从事法律服务, 行政机关就无法干涉到律师的任何切身利益, 《律师法》规定的律师的权利, 虽然律师向当事人收取代理费, 律师也不可能完全听从于当事人的要求。律师法规定律师的职责一方面维护当事人利益, 另一方面规定律师要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且律师的收入不会被某一位当事人所支付, 律师面对的都是不特定、不相干、不是同一阶层的当事人, 所以律师也不会成为某一个、某一单位或某团体的代言人, 这一切都使得律师处于社会中立地位, 是社会中间阶层, 这一切都有利于其正义价值的实现。

三、律师制度价值评价体系

在律师制度实施过程中所促进的各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 在研究律师制度价值时, 必须分析解决这些矛盾的评价准则, 按照这一标准来确定什么样的要求、行为或利益是正当的、值得保护的, 并根据每种价值大小来确定其在价值体系中的位次;同时寻求各种价值得以共存的条件, 或者在价值发生冲突时确定如何取舍。比如, 在刑事诉讼中,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权利范围的确定, 直接反映了公民自由、权利和政治秩序稳定两项价值的排序。笔者认为, 现代社会基本人权保护应处于现代律师制度价值体系的首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和社会权等四方面就已构成罗伯斯比尔的人权体系。社会的发展本质就是人权的发展。社会制度的确立与变革自然应以实现社会基本人权保护为首要目标。律师制度也不应例外。律师的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不仅涉外律师个人人权的保护, 而且涉及社会群体人权的保护, 因此, 其完善与发展应与宪法、环境法等实现同步。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讨论起来很困难的问题, 但在法律史的各个阶段, 研究法律的价值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 它是法律科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使在经济发展与动荡交替出现, 导致调整关系的手段及内容反复无常的今天, 在这些调整关系的手段背后, 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完善律师制度价值问题研究是完善与发展现代律师制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龙:西方法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545、546.

[2][日]河谷弘之:律师职业[M].康树华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7.98.

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 篇11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裁员、减薪等劳工关系成为时下极为敏感的社会问题。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协调包括员工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和谐稳定的劳工关系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必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国际联盟附属机构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成立于1919年，其宗旨是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双方合作；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保证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可以说，国际劳工组织在推动企业平衡利益相关方关系，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创立目的符合CSR理念

国际劳工组织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天然的联系，其创立主要基于三个目的。

首先是出于人道目的，即为改善日益恶化的工人工作条件，制定规章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合理规范劳工关系框架。其次出于政治目的，即保障劳工关系有序进行，化解企业发展不利因素，进而维持社会稳定。第三是出于经济目的，企业改善工人工作条件，保障员工健康成长不可避免地对生产成本产生影响，这就需要一个合理的统筹或标准来进行规范。

从创立目的可以看出，国际劳工组织主要致力于解决劳动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健康合理的劳工关系是CSR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CSR运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因素。

“三方机制”有效平衡劳资关系

劳动关系的两个主体——雇主和劳工是劳动关系的主角，而作为劳动关系的监督、管理者——政府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形成了国际劳工组织平衡利益相关方所特有的“三方机制”。

雇主和劳工一般是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矛盾和纠纷，如果进一步升级，则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社会稳定，这就演变成一定领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三方机制”有关法律、法规有效平衡了雇主、劳工、政府这些重要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如规定雇主行使雇主权的范围、标准；劳工必须受到合法保护并承担相应义务；政府行使监督权应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轨道内发挥积极作用等。

“三方机制”的有效协调性使得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相关劳工标准被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引用为自己的责任准则，很多企业也大量采用、支持或遵守这些劳工标准。据悉，已经启动社会责任标准（ISO26000）程序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也与国际劳工组织就国际劳工标准签署了有关备忘录。毕马威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调查显示：在现有报告中所提及的各类标准和守则中，全球契约占35％，ILO占19％，而全球契约在劳工标准方面的四项原则直接引自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SA8000虽只占4%，也直接引用了国际劳工组织的14个公约，因此，可以说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支持率达到50%以上。尤其是国际劳工组织八个核心公约的内容被大量参考和引用。它们是《禁止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第29号）》、《结社自由与保障组织权利公约，1948年（第87号）》等。

公约和建议书联合确定责任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即制定国际劳工标准。国际劳工标准采用两种形式：国际劳工公约和国际劳工建议书。

公约即国际条约，以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表决通过的方式制定。此后，该公约由会员国自主决定，可在任何时间履行批准手续，即对该国产生法律约束力，对不批准的国家则无约束力。

建议书也以同样方式制定，但无需批准，其作用是供会员国在相关领域制定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时作为参考。

这两种方式互为补充，对企业规范劳工关系、确定责任标准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据了解，迄今为止，我国已批准了26个国际劳工公约。

鼓励引导跨国公司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上世纪60、70年代，跨国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国际劳工组织基于其独特的三方性以及在社会责任领域长期丰富的经验，在制订相关标准指导跨国企业平衡政府、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关系，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77年，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2006年至2007年，国际劳工组织实施了一项国际重点计划，旨在通过《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列明的原则促进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开展。该计划支持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和企业通过多种手段实施《宣言》，切实敦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活动。

这些手段包括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不同方面的知识；促进国际劳工组织内部对话，就构成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相关问题进行澄清并交换意见；开发和提供培训；就企业及其供应链如何在一国范围内通过社会责任活动落实《宣言》，发展优秀跨国企业责任实践模式；通过升级企业和社会计划数据库，出版工作文件和案例研究，以及支持国际劳工组织成员的活动收集和传播责任信息；与国际政府间组织建立对话并参与其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规划。

国际劳工组织跨国企业宣言的目的主要是鼓励跨国公司对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尽可能缩小和解决这些企业各类经营活动引发的社会问题；指导各国政府、雇主组织、工人组织以及跨国公司采取可能促进社会进步的，包括以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有关公约和建议书中规定的原则为基础的措施、行动和社会政策。

宣言的内容主要包括就业（促进就业、机会和待遇平等、就业保障）、培训、工作和生活条件（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最低年龄、安全和健康）、劳资关系（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集体谈判、协商、对申诉的审议、劳资纠纷的解决）方面的原则。宣言明确建议政府、雇主和工人组织及跨国企业自愿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执行宣言条款不应该对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产生的义务构成限制或影响，宣言通过后将定期进行修订和更新。

今天，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内化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推动机制，也成为与利益相关方互动中阐明企业原则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劳工标准不是一纸条文，它更多的是呼吁更多的企业自愿遵循。事实证明，合理稳定的劳工关系必将推动企业兼顾各方利益，切实履行责任，做到平衡、有序发展。

（作者系中国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副主任）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简称ILO）成立于1919年。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国际劳工组织成为其负责劳工事务的专门机构 ，是联合国中惟一具有三方（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性结构的机构，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劳工立法和开展合作，促进社会正义，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机构是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局。此外，其地区会议和产业委员会也是重要的辅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