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值

劳动力价值（共12篇）

劳动力价值 篇1

光荣属于伟大的劳动者。今天, 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向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平凡孕育伟大, 劳动创造世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波澜壮阔的90年历程中, 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始终依靠的中坚力量。90年来,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紧紧跟随党的前进步伐, 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和蓬勃的创造力量, 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洪流,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历史雄辩地证明, 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之本。

当前, 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无论经济社会面貌如何改变, 无论科技进步和知识更新达到何种程度, 劳动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如果说过去是劳动者用自己的双手, 推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赢得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那么在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奉献与奋斗, 依然关系到国家目标的实现, 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关系到亿万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 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也必须奋发有为。新形势和新任务, 要求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 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 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发展新阶段, 以勤奋劳动成为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主力军;在价值追求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转型期, 以诚实劳动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内外环境、增长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 以创新劳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使命, 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 更好地发挥改革主力、发展动力、稳定基石的作用。

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步, 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创造力量;党的全部执政活动, 离不开强有力的群众工作。紧紧依靠和切实关心广大劳动者, 是党的群众路线最重要最根本的体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 始终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立场上, 切实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继续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生活的美好, 社会的进步, 源于平凡艰辛的劳动。回首过去, “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国震撼”的交响, 无不凝聚着广大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在历史的新起点上, 以更大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必将书写更加灿烂辉煌的篇章。

劳动力价值 篇2

当前大学生群体与以往的大学生有所不同，他们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生长在一个特殊环境中，一般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交往，但生活条件比以前的大学生普遍优越。由于他们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两代人的溺爱，其自我意识、自我中心意识更加强烈，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他们身上滋长。他们不仅劳动观念、集体主义观念及艰苦朴素的作风比较淡薄，普遍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而且鄙视体力劳动，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比吃比穿，花钱大手大脚，不爱护公物，浪费水电、粮食等。他们在劳动价值观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上的功利性日益明显，物质需求日趋强烈，超过了对精神的需求，而对集体，对国家的责任感淡化了。那些可直接用于生产、生活能很快产生“效益”的知识受重视，那些“实惠”的工作受欢迎。大学生的工作选择更看重的是待遇，而不是专业对口，就业口号由原来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变成了今天的“到外企去”与“到赚钱最多的地方去”。“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价值观也被大多数学生认同，大学生价值观的功利性倾向曰益彰显。二是价值判断多元化。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是整齐划一的，当时的主体价值就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大学生认同的价值尺度就是社会贡献。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容易诱发“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出现，腐蚀人们的头脑，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到大学校园，使大学生的劳动价值判断也呈多元化:一种是盲目夸大自我价值的“自我型”，认为人的劳动价值在于自我奋斗，注重个人发展、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社会利益和整体利益，甚至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一种是“金钱型”，认为金钱就是力量，人的劳动价值在于钱的多少，钱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另一种是“创造型”，这些大学生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创造金钱的多少不同的劳动价值观，在大学生中形成价值判断的多重标准。三是大学生价值主体的个体本位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是多元的，个人、企业都成为利益主体，都有着自己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作为利益主体都可以为价值目标的实现自主地做出努力。这使得青年学生意识到，自我作为独立的价值单位有着更加明确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再加上大学生活自身的特点，更增强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在价值观上，追求自我为中心和自我为本位。表现为过多的要求社会对个人的满足，但自己为社会尽义务的观念却比较淡薄。缺少对集体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缺少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

二、当代大学生劳动价值观产生的原因

纵观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不难发现他们的劳动价值观产生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学生们虽能清楚地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新旧观念的冲撞、新旧体制的更替，使一部分人不能正确地理解市场经济，以为发展市场经济就是“一切向钱看”。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想法在一些人心中滋长，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在一些人头脑中膨胀，社会腐败现象滋生。大学生们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价值取向趋向功利化、在劳动价值观上讲奉献的少了，讲索取的多了，急功近利，以“自我”为中心，金钱意识急剧膨胀。部分学生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显得焦躁不安，充满困惑与苦恼，在择业的知与行的矛盾中进行着痛苦的选择，甚至徘徊和迷惘。二是家庭小环境的影响。家庭对子女的宠爱，导致家庭教育失范，加之“隔代抚养”，使父母与祖父母在孩子的管理上易产生分歧。家庭教育的失衡，影响了对独生子女的劳动教育。有些家长为了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只要子女们愿学习，劳动方面都由自己包办，几乎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带到社会中表现为自负、自私、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三是学校的影响。近年来学校逐渐淡化了对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意识和艰苦朴素精

神的教育，致使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他们缺乏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往往只注重理论、轻实践、轻视工农、厌恶劳动、贪图安逸、不珍惜劳动果。四是大学生自身的原因。我国大学生中的大多数是由中学毕业直接进人大学，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不足，社会实践少，因而自我评价不够成熟，整体上心理状态还不成熟，对如何就业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充满困惑。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做，择业也就自然是高不成，低不就了。

大学生应如何正确树立自己的劳动价值观呢?

首先，应坚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人的价值实现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二者的有机结合体。前者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即个人对社会的正当索取;后者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大学生应自觉处理好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关系大学生选择和确立劳动价值目标时，必须坚持个人、集体、社会三者利益统一的原则，做到既承认人们通过正当途径追求自身价值的道德合理性，又要提倡和发扬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精神;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

其次，应坚持理想追求与求真务实的统一每个青年学生的理想追求与职业选择都必须与客观实际相适应，并围绕客观实际展开，只有这样，理想追求才可能成为个人于好仁作.实现自身价值的动力源泉。有些青年学生在确立职业理想追求时，往往掺杂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好高鹜远，眼高手低，使自己的职业理想与客观现实一时难以统一起来。所以青年学生择业时既要看到自身的优势，又要看到社会的需要，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发展，从而把个人理想与社会需要较好地统一起来，先有位，然后再谈有为

再次，应坚持艰苦奋斗与合理享受的统一。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表明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合理的享受并不矛盾，而且劳动、创造与享受的关系是统一。一个人在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得到一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但是一个人追求正当享受的满足程度，应该与他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与社会上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相适应:提倡艰苦奋斗，并不是连正当的物质追求和生活消费也不要，而是强调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应坚持“义”与“利”的统一。“义”与“利”都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十分必要:当代大学生应树立“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利”，主要是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以及在此前提下合法正当的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的“义”，主要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行为，一切有利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即为义。社会主义义利观强调义利并重，以利显义，以义促利，它鼓励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追求道德的进步，只讲义，不讲利，义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就会无所依托;而如果只讲利，不讲义，人人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社会就无法健康发展，利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劳动力价值 篇3

问题诊断与分析

通过对B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专家从组织结构、组织文化、运行控制、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配置、员工培训、职业发展、业绩管理和薪酬激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诊断与分析,发现B企业存在大多数国企都存在着的问题。如部门职能定位不明确,或者部门的一些关键职能缺失;“小社会”、“人情化”的文化特征使得员工对薪酬差距拉得太开认同程度不高;运行控制执行不佳;缺乏人力资源管理总体战略和总体规划;职位设置及人员编制不够合理;很少有外部招聘,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引入;缺少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和相应的辅导,晋升通道单一;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业绩管理体系;岗位薪酬层级没有拉开,未向关键岗位/骨干人员倾斜,在奖金分配上倾向平均主义,缺乏激励性。

总体思路与目标

通过对B企业现状的诊断分析,并参考了一些先进汽车企业的做法,太和顾问确定了此次B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与目标:为B企业构建专业化、制度化的管理平台,实现管理优化,同时重塑新的价值理念,形成以“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为基础的良性互动效应,以上两个层面的关键问题之间类似“硬件”和”软件“的关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促进B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

导入新的薪酬支付理念。确立“为岗位价值付薪、为个人技能付薪、为业绩表现付薪”的薪酬支付理念,理顺分配关系,合理拉开差距,有效吸引、保留和激励优秀人才。建立新的职位价值体系。通过组织设计、职位重新设置、梳理、明晰职责权限和价值评估，构建新的职位级别体系,弱化原有的职务级别概念，突出不同职位之间责任与贡献的差别,实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合理拉开薪酬差距,达到真正的内部公平。建立“六能”机制。根据员工技能和业绩表现进行薪酬动态管理,建立“六能”机制,实现收入能高能低、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是否能真正建立“六能”机制除在薪酬激励上有所突破外,还需建立“相马”和“赛马”相结合的规则,建立“退出通道”和“分流机制”,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制度改革,使人员合理流动。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根据B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分析企业战略对人员数量和素质的需求,了解不同类别员工的数量和素质的现状,根据二者之间的差距,制定B企业整体人力资源规划方案,包括未来需要的人力资源数量、质量、配置方式、对于差距的弥补方式等。在人力资源规划的指导下,统筹设计招聘计划、培训计划、职业生涯发展计划等整体管理方案。

方案思路

由于B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盘根错节,较为复杂,故此次改革采用了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是设计一个先进科学的体系,第二步再考虑个人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不能违背基本的原则。两步走能够保证B企业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避免使改革在原有思路上停滞不前,有助于摆脱人为干扰因素。

组织结构设计。通过对B企业活动价值链的分析及集团战略规划,以3～4年的中长期需要为目标,在可操作性和一定前瞻性的要求下对其各部门的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并进行了详细的职能梳理,突出了各部门的关键职能,为职位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根据部门定位及职能分解结果,太和顾问采用汽车行业通用的评估工具,以职位说明书为依据,组织B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就学历、经验、工作危险性、工作强度、协调责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复杂度、决策程度等因素对所有职位进行了价值评估,重新构建了以职位价值为导向的级别体系,拉开了原有的同一职务级别之间的薪酬差距,改变了岗变薪不变的职务级别体系。

薪酬体系设计

1.薪酬序列的划分。薪酬结构随岗位特征及工作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根据B企业的特点,将所有岗位划分为管理、技术、生产操作三大序列,在薪酬结构、构成比例、发放办法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和管理。

2.宽带薪酬的采用。根据职位评估划分的职级是一种针对职位的相对价值而形成的分布结构,它可以客观、科学地反映各职位的价值。然而,在实际工作岗位中,实际在职者会因为学历、工作年限、技能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需对职级进行职档划分,各级别从低到高划分为适应期、成长期、贡献期、变革期四个职档,以区分出不同任职者的能力及业绩水平。任职者所处档位体现了其个人对岗位要求的胜任程度。

3.对车间二次分配的控制。根据新的薪酬体系,B企业对车间统一进行了固定薪酬及浮动薪酬的管理,改变了原有的二次分配方式,各车间管理人员将根据管理办法进行人员绩效考核并上报考核结果,由B企业管理部门进行薪酬支付,即考核权下放,薪酬发放权统一。

4.薪酬成本与企业效益同步变化。审计B企业总体人工成本,建立成本与利润挂钩的机制,保证人工成本增长低于企业利润增长,使员工收入与企业效益变化保持一致性。

绩效管理体系设计

由上至下进行绩效目标的设定和绩效指标的分解,由下至上进行信息的反馈收集,通过反复的沟通,确认各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及相应的评价标准,为浮动薪酬的发放提供客观依据,以下为某部门的指标示意图。

对于B企业来说,薪酬制度改革刚刚迈出第一步,只是初步建立了基于岗位价值和贡献的收入分配机制,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转入用工形式改变,即打破 “无固定期”形式,形成多种用工制度,逐步推行面向市场、适应竞争的聘用制,特别是在适当条件下,实行内部“竞聘”制度,以推动人员素质与岗位要求的匹配,建立起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何谓价值创造价值? 篇4

许多公司都在讨论其核心价值。如果客户无法从中受益,这些价值有何意义?在世伟洛克,我们不仅强调高品质的价值,我们以超出您想象的繁复过程测试每个产品。我们不仅崇尚创新的价值,我们已在全球创造超过200项专利技术。在世伟洛克,“客户至上”不仅是“当您需要时才出现”;我们主动探索能为您创造附加价值的可能所在,提出如集成、能源管理、寄售库存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世伟洛克所认为的“价值创造价值”不仅让我们多年来持续成长苗壮,更令我们超越客户的既有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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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价值 篇5

当代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的本质及其实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我们应结合国情,与时俱进,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作 者：郭友聪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法学院经济哲学专业,新疆,乌鲁木齐,830046刊 名：新疆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年，卷(期)：200319(3)分类号：A811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价值 劳动

价值投机与价值投资 篇6

2004年，高成长下周期性收益的价值投机

2003年底~2004年初，在业绩向好的预期下，以周期性行业为主导A股市场走出了一轮上涨行情，由此引发了对周期性行业的再估值。

观察几个典型周期性行业近年来的业绩和股价波动图（图1），可以发现，一向对业绩不敏感的A股市场在2003和2004两年突然对业绩高度敏感起来，甚至出现了股价对EPS变动的放大效应：

★钢铁行业，2003年末行业平均每股收益同比增长54.5%，2004年中期同比增长为36.9%，而同期股价（03年末到04年中期）超越大盘，平均获得了122%的超额收益；

★有色金属，2003年末行业平均每股收益同比增长14.4%，2004年中期同比增长28.3%，同期股价超越大盘获得100%的超额收益；

★石化行业，2003年末行业平均每股收益同比下降5.7%，2004年中期业绩转好，同比增长18.9%，同期股价超越大盘获得130%的超额收益。

那么，该如何认识这种放大效应呢？是否是A股市场价值投资的开始呢？

一般认为，股价与业绩相关度的提高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但2003年末~2004年初的A股行情与其说是价值投资，倒不如说更象是价值投机，因为对周期性行业来说，股价对业绩的过度敏感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定价机制中蕴涵的非理性成分，或者说投机性成分。关于这一点国外有比较充分的研究。

成熟市场上的周期性行业估值

理论上讲，由于股价是建立在对业绩长期预期的贴现基础上的，因此，根据DCF的定价原则，对于长期趋势不变的周期性行业，其股价应保持相对稳定，不随单期业绩的波动而波动（如图（2）中的黄色曲线）；而现实中，由于在周期性行业的每个波峰处确实存在着行业从此进入上升通道的可能（长期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价格会随业绩的波动而波动，但波幅小于单期业绩波动（如图（2）中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真实股价波动）。

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如果将公司EPS分解为趋势性收益（长期收益中值）、周期性收益（随产业周期有规律变动的收益，可以为负）和随机性收益（受当期环境因素冲击而产生的正（负）收益）三部分的话，那么，股价对这三部分收益的回归结果显示：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对股价形成都有显著贡献，即，股价不仅是基于趋势性收益的长期贴现，而且也确实根据短期业绩波动对长期价值预期进行调整；但另一方面，实证结果也显示，投资人对趋势性收益的估值显著高于周期性收益——1单位趋势性收益所能支撑的股价约为1单位周期性收益的两倍（是随机性收益的四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市场周期性行业的股价波动幅度要小于业绩波动幅度。

2004年上半年，A股市场周期性收益的价值投机

在A股市场上，情况并非如此，在“价值投资”理念的主导下，周期性行业的业绩波动不但没有被平滑，反而被放大了——股价波动超过了业绩波动。以有色金属行业为例，通过对其行业收益的分解及股价回归，我们发现在2004年上半年股价与趋势性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却与周期性收益高度相关（5%置信区间下显著）——周期性业绩解释了股价中将近37%的部分；而在2003年中期周期性业绩与趋势性业绩对股价的解释力度相当，各为13%左右。在对石化等其他行业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即周期性收益的股价影响力在2004年上半年被显著加强了——对周期性行业、周期性收益的夸大反应推动了年初的上涨行情。

对于这一现象，一种解释是成长中的周期性行业有其自身的定价规律——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下，中国的周期性行业整体处于一个波动上行的通道中，以钢铁行业为例，2003年以来业绩的创纪录增长使我们很难清楚界定行业的趋势性收益与周期性收益（见图（3））；但无论如何股价终究是对长期业绩预期的贴现，而作为一个成熟产业，这种长期价值的提升应是逐步的，股价的向上漂移应慢于短期业绩的提升。因此，我们认为年初周期性行业的估值调整带有较强的价值投机味道。

2004年下半年，A股市场周期性收益的估值回歸与价值投机的调整过度

2004年下半年，随着投资人对周期性收益的重新认识，A股市场进入了一个对前一阶段价值投机的矫正阶段。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到2004年末周期性行业的超额收益已归零——这标志着从2003年末开始、历经2004年初的价值投机和2004年下半年的价值回归后，A股市场完成了一轮对周期性行业、周期性收益的估值讨论。当然，价值投机的必然结果是双方向的过度反应，从年初的高估到年末的部分低估，价格围绕长期价值上下波动，从而使价值投机成为市场恒久的组成部分；但在一个风险规避的理性市场上，趋势性价值投资必将成为市场的主流。

2005年，全球视野下趋势性收益的价值投资

随着2004年末对周期性收益估值讨论的落幕，2005年的中国股市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03年以来的“价值投资”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使得“价值”理念深入人心；但是经历了一轮“价值投机”的风潮后A股投资人开始区分“价值”，人们的视野从周期性收益更多地转向对趋势性收益、或者说持续性收益的挖掘，从而将开启2005年以趋势性收益的再理解为特点的新一轮价值投资。

那么，综观中国经济，趋势性收益的增长源泉在哪里呢？

浅析价值与价值评价 篇7

如何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价值, 来界定价值的基本内涵, 不仅国内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而且国际学术界也是观点各异。笔者认为所谓价值, 就是指事物的存在及其属性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 或者说是客体的存在及其属性同主体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而价值评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经常进行的精神活动, 表现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到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价值和价值评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淆使用, 价值表现的是客体的属性与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 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因为, 作为价值客体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产品是客观的, 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及其需要是被社会历史客观地决定了的, 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的。价值或价值关系的客观性是我们把握价值与价值评价的区别的根本点。

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体是否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及其程度的评价, 它是价值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是一种主观形态的东西。如当我们对某一个事物表现出来的喜欢或厌恶、赞赏或批评、亲近或排斥态度时,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评价。从表面上看来, 对于同样一个价值评价客体, 不同的评价主体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这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感觉, 价值评价是评价主体主观自生的, 是随心所欲的, 它完全取决于评价主体人的评价标准。那么, 价值评价有没有客观内容, 或者说有没有客观确定性呢?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价值与价值评价的关系问题。

就价值与价值评价的关系来看, 价值作为人们的一种价值意识潜在地决定着人们评价活动的全过程, 即人们往往以它的价值意识为根据来确立价值评价标准、选择价值评价方式、制定价值评价原则、设计价值评价程序、实现价值评价过程。也就是说, 价值决定着价值评价。具体地说, 首先, 价值评价客体的存在, 决定着价值评价才有可能进行;没有价值客体的存在, 就不会产生或形成价值评价。否则, 这种价值评价就会是纯主观自生的东西。其次, 价值评价客体的客观性, 决定着价值评价必须按照其本来面目进行评价;否则, 评价主体根据主观愿望赋予评价客体本来不存在的意义, 这种评价就不会是正确的评价。那么, 不正确的价值评价对于人们的价值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会把人们的价值活动和实践活动引向歧途。评价主体只有按照真实存在的价值评价客体的本来存在状态进行认识和评价, 才能获得对价值评价客体的正确的评价。并且在这种正确评价的指导下进行价值选择等一系列价值活动。由此可见, 价值评价是价值评价主体在一定价值观念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价值评价客体所做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反映;一般说来, 有什么样的价值评价客体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评价;当价值评价客体发生变化时, 价值评价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价值和价值评价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价值论上的反映。正是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构成价值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说价值决定价值评价, 并不是说人们所作出的所有的价值评价都是对价值评价客体的真实客体的反映, 而只是强调价值评价绝不是主观自生的东西, 价值评价的发生、内容、方式等都是由价值客体决定的。在日常工作中, 由于价值活动的复杂性, 人们完全有可能发生价值评价上的偏差, 如把有价值的评价成无价值的, 把无价值的评价成有价值的;把小价值的评价成大价值的, 把大价值的评价成小价值的。但无论是人们的评价怎样, 它并不能真正改变价值评价客体本身的真实的价值, 而只会影响人们对价值评价客体本身真实价值的认识和实现。中国古语有“吴之西施, 善毁者不能闭其美;齐之无盐, 善誉者不能掩其丑,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肯定价值决定价值评价的同时, 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即只有通过价值评价, 人们才能认识价值, 把握价值、创造价值, 进而消费价值。因为, 价值评价实际上是价值评价主体对价值评价客体有无价值及其价值大小所作出的判断。所以, 没有必要的价值评价, 人们决定是否要去进行认识价值, 创造价值和消费价值等价值活动就缺乏充分的根据。在《战国策·燕策二》中有一个“伯乐一顾”的故事。相传伯乐是神话中掌管天马的星名, 春秋时有个叫孙阳的人善相马, 人们就以“伯乐”相称。有一匹骏马三个早市都没有卖掉, 被孙阳誉为“千里马”之后, 立即以十倍的价钱卖出去了。当一匹马呈现在人们面前时, 在普通人眼里, 只是一匹普通的马, 而孙阳却运用独特的价值评价标准把这匹马实际上所具有的“千里马”的价值揭示出来, 使拥有这匹马的人能够按照“千里马”来使用它, 从而实现“千里马”的价值。如果没有独特的“千里马”的价值评价标准, 人们就不可能认识“千里马”的价值。可见, 在现实的价值活动中, 人们进行价值评价, 主要不是确认已有的价值, 而在于揭示客体潜在的价值和预设将来的价值, 指导人们去创造和实现这些价值。因此, 价值评价虽然不构成价值的内在要素, 但它是发现价值、把握价值和表现价值的重要手段。没有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 人的各种活动就将因为失去价值指向而成为盲目的活动;价值评价出现失误, 人们的活动往往会因为价值指向错误而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在日常价值活动中, 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种虚假的价值评价。有些事物本身实质上根本没有价值, 甚至还有负价值, 比如现在某些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而搞的“形象工程”, 某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搞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这种“形象工程”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仅不能造福于民, 而且劳民伤财, 无疑具有负价值。

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价值与价值评价一直是人们探讨的重要话题。本文主要论述了价值与价值评价的含义及其关系。

关键词：价值,价值评价

参考文献

劳动力价值 篇8

一、把脑力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

劳动创造价值, 不同劳动由于复杂程度不同在相同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不等。马克思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把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把复杂劳动转化为倍加的简单劳动, 解决了两者之间的比较与交换。传统的劳动划分方法具有明显特征:其一, 这种划分具有历史性, 是对手工工场与机器大工业时期的主要劳动形式体力劳动的划分。当时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形式以体力劳动为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的一份资料中说, 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1800万, 其中有1100万人全部靠简单劳动为生, 这一比例占总人口的60%以上, 这其中还不包括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和非劳动人口, 甚至连瓦匠被当成复杂劳动者被排除在简单劳动之外;其二, 这种划分具有表象特征, 即根据劳动表面复杂程度进行粗略的划分, 不能体现各种劳动的本质特征。然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由于脑力劳动极少, 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划分劳动具有合理性。尽管如此, 马克思还是意识到这种划分的缺陷:其一, 这种划分经常含混不清, “是根据单纯的幻想, 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 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 其原因正是由于大多数劳动都是体力劳动, 尽管复杂程度不同但没有本质的区别, 以至于现实中常常粗分、错分;其二, 把脑力劳动简单地等同于复杂劳动, 容易低估脑力劳动的价值。由于把脑力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 人们常常是用脑力劳动力的价值衡量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 所以马克思认为“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 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脑力劳动的价值得不到真实体现, 从而压抑了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新经济的发展呼唤脑力劳动价值论, 要求从本质上划分劳动, 即根据劳动中耗费的主要成份, 把劳动划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是简单的倍加关系, 而是幂加关系。

二、混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价值实体的共性与个性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上把价值实体等同于抽象劳动, 混淆了不同劳动价值实体共性与个性的差别。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聚, 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 或一般人类劳动, 它无非是“人体的机能, 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 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所以, 价值实体本质上是凝聚在商品中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耗费, 它是一切劳动的共性。一切劳动无论它们的具体形式是多么的不同, 都可以转化为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耗费这一共同的东西, 从而进行比较、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价值实体等同于抽象劳动。

但是, 虽然任何劳动都要同时耗费一定的体力与脑力, 而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的体力、脑力耗费的比例不同, 即不同形式劳动的价值实体有各自的特殊性即个性。在体力劳动条件下, 脑力耗费极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即使是复杂体力劳动, 劳动中脑力耗费绝对小于体力耗费。统计数据表明, 即使在完全机械条件下, 复杂劳动中的体力与脑力耗费比大致为9∶1, 这恰恰证明经过训练的复杂劳动基本上也是以体力耗费为主。可见, 体力劳动形成的价值凝聚的主要是人类耗费的体力, 价值实体的基本构成是体力耗费。在脑力劳动中, 体力耗费微不足道, 价值凝聚的是人的脑力, 脑力劳动的价值实体可以近似地看成是脑力的耗费。因此, 不同劳动具有各自的个性:在体力劳动条件下, 价值实体是体力耗费;在脑力劳动条件下, 价值实体则是脑力耗费。

价值实体的差别在传统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中脑力耗费极少可以被忽略, 在新经济条件下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显得异常重要。正是由于价值实体的差别, 导致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价值尺度、价值规律的不同, 混同两者的差别则可能低估脑力劳动的价值量, 不利于脑力劳动的发展和脑力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三、把价值量等同于劳动时间

脑力劳动价值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潜意识中把价值量等同于劳动时间, 忽略了脑力劳动价值量的决定特点, 用劳动时间计量脑力劳动的价值量。价值量本身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衡量的。”长期以来, 人们毫无疑虑地把价值量等同于劳动时间, 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长, 产品的价值量越大, 反之, 则越小。其实, 马克思将劳动时间等同于价值量是有条件的。

首先, 马克思指出了价值量本质上是体力、脑力耗费量或劳动量, 而不是劳动时间本身。劳动时间只有当作衡量劳动量的尺度时, 才能与价值量划等号。马克思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是针对特定的历史阶段主体劳动形式即体力劳动而言的, 因为劳动时间是体力劳动价值量的自然尺度。离开了体力劳动的条件, 价值量的衡量尺度将会发生变化。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状态下, 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 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之所以对劳动时间的关心程度不同, 是因为在不同劳动形式中, 劳动时间对价值量的影响程度不同。在脑力劳动条件下, 劳动时间对价值量的影响在减小, 自然人们对劳动时间的关心在降低。可见, 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劳动时间对价值量决定的可变性。

其次, 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不是决定价值量的唯一因素。马克思说:“计量劳动时间的, 除了‘外延量’以外, 还有它的密度”, 即内涵量。这里的劳动时间是指劳动量, 决定价值量大小的因素既有外在因素, 又有内在因素。影响不同劳动价值量的外在因素是劳动时间;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劳动时间越长, 耗费的体力或脑力越多, 价值量越大。影响不同劳动价值量的内在因素则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 体力劳动表现为劳动强度、熟练程度等因素;脑力劳动则表现为能动性、创新性等因素。如不同的体力劳动, 如果劳动强度不等, 熟练程度不同, 那么, 相同时间内的体力耗费则不同, 价值量不等。而内涵量就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 只能近似地折算为一定的劳动时间。

最后, 劳动时间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因素是以平均内涵量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值量既包含外延量又包含内涵量,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是以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 即内涵价值量一定为前提条件的, 也就是说所有劳动不存在内涵价值量的差别。马克思之所以把影响价值量的内涵因素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作为前提条件, 其一, 在体力劳动条件下, 全社会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内涵因素在个体劳动者身上的差异不大, 假设为平均值具有合理性;其二, 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 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的差别引起的劳动量的变化也是有限的, 不足以使劳动量发生质变, 从而使不同的体力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产生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大的差别。相反, 当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一定时, 劳动时间可以无限延长, 价值量则可以不断增大。劳动中的体力耗费随时间的流逝成正比;其三, 劳动时间计算价值量不仅技术上方便, 而且符合人们的习惯。因此体力劳动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则成为前提条件。

脑力劳动的特点决定了内涵因素对脑力耗费的影响大大超过外延因素的影响, 因此, 脑力劳动主要决定于内涵量, 即劳动的能动性、创新程度, 外延量劳动时间只能作为前提条件。其一, 当不同劳动的创新程度和能动性一定时, 其价值量基本确定, 高级劳动是“幂加”的低级劳动, 低级劳动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价值量是有限的。一件脑力劳动产品, 虽然花费了很长劳动时间, 但由于劳动的能动性不大, 创新程度不高, 耗费的脑力不多, 社会所承认的价值量也就不会大;相反, 一件脑力劳动产品花费的时间不长, 但创新程度极高, 其价值量极大地超过前者;其二, 在劳动时间一定时, 价值量未必能确定, 因为通过提高创新程度和能动性能极大增加脑力劳动价值量。能动性越大, 创新程度越高, 意味着劳动中耗费的脑力越多, 其价值量越大。脑力劳动比较的不仅是劳动时间, 甚至主要不是劳动时间, 而是比较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一项专利其价值可达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千万元, 但生产这一专利并非要比生产某普通商品花费更多时间。

四、把劳动时间看成是永恒的价值尺度

用劳动时间衡量脑力劳动价值量是价值低估的直接原因, 而把劳动时间当成永恒的价值尺度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 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作为价值, 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了劳动时间是价值量的天然尺度, 充分肯定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必要性, 因为在体力劳动中, 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等内在因素受生理极限的制约, 对价值量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外延量对价值量起决定作用, 外延量又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 所以, 劳动时间是价值量的尺度。

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价值尺度只能是劳动时间。同样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又间接指出了劳动时间不是价值量的永恒尺度。他说内涵量与外延量“这种差别, 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 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 而部分地相互抵销。只有当劳动的内涵量和外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 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即当内涵量的因素对价值量的影响与外延量即劳动时间对价值量的影响相当甚至超过时, 劳动时间尺度的准确性必然受到影响。显然, 马克思在这里又承认了随着内涵价值量的增长与外延价值量的降低, 劳动时间尺度就有被其他价值尺度代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劳动时间价值尺度不是永恒不变的。实践证明, 当脑力劳动成为社会的主体形式时, 劳动时间的价值尺度已经不能准确地衡量脑力劳动价值量, 才导致脑力劳动价值量被严重低估。脑力劳动的价值量决定于内涵量, 即脑力劳动内在的能动性和创新性, 外延的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价值量的前提条件, 价值尺度自然由劳动时间转化为衡量能动性和创新程度的尺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89

[2]季正松:脑力劳动价值论[M].徐州:中国矿大出版社, 2006, 12.56

[3]季正松:新经济条件下的脑力劳动价值论的发展[J].理论导刊, 2004, (6) .37

泥鳅的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 篇9

泥鳅性味甘、平、无毒, 常用于治疗传染性肝炎等疾病。一般取活泥鳅放在清水中养一天, 除尽肠内脏物, 再将其烤干, 研为细末, 服之。可使肝炎患者乏力、厌食油腻、恶心等症状消失, 特别是对于急性肝炎患者疗效更为显著, 可以促使黄疸迅速消退, 降低转氨酶。值得提醒的是, 因为活泥鳅体内可能有寄生虫等病原体, 所以不能生吃泥鳅。

泥鳅身体之所以光滑, 是因为其皮肤中可分泌一种黏液, 即“泥鳅滑液”。这种黏液有较好的抗菌消炎作用, 用它水饮可治小便不通, 用它拌糖抹患处可治肿痛, 还能滴至耳朵里治中耳炎。

除了这些药用价值, 泥鳅的营养成分更受人们的青睐。泥鳅的肉质十分细嫩, 味道鲜美, 且富于营养。据营养学家研究测定, 泥鳅可食用的部分每100g含蛋白质9.6g, 远比一般的鱼、肉类要高, 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如赖氨酸等含量则更高, 还含有大量维生素, 与其它鱼类相比较高。因此, 高血压等心血管病患者、贫血、肝炎等患者, 多食用更适宜。

泥鳅经过春天的养育, 到了夏末初秋的天热时节, 肉质最为肥美。泥鳅性平, 什么时候食用都可以, 但是秋天是适宜进补的季节, 因此这个时候食用较为合适。

传播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 篇10

传播者与受众生成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关系

价值关系离不开主体与客体。主体不同, 价值客体不同, 主体追求的价值不同, 形成的价值关系自然不同。

首先, 从价值主体角度看, 传播者和受众是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

传播者与受众是传播活动中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受众是信息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受众追求的是高质量的信息产品;传播者是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传播者追求的是良好的传播结果。所以受众关心的自然是信息产品的质量, 而且这种关心, 往往表现为对现成的、个别的信息产品质量的关心。与受众不同, 传播者不仅长期地、始终如一地、全方位地关心自己生产的所有信息产品的质量, 也关心信息生产的整个过程。因为良好的传播结果, 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连续不断的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广泛传播带来的。因此, 传播者总是积极地对整个新闻传播活动进行规划、协调、引导、把关, 既在宏观上掌控新闻传播活动的大政方针和运动方向, 又在微观上对传播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环节进行精耕细作。比较而言, 作为传播者服务对象的受众, 既不像传播者那样积极主动, 也不像传播者那样全方位投入。

此外, 由于职业传播活动是一个涉及面广、流程复杂、需要协作完成的系统工程, 所以传播者总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而明确的、共同的价值目标, 则是团体存在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受众不同, 受众总是以分散的个体形式参与传播活动, 这种个体性, 使受众整体的价值目标显得模糊、不明确、不自觉。这也是传播者与受众作为主体的重要区别。

传播实践和大量的理论研究也表明, 传播者不是受众的附庸和尾巴, 受众也不是传播者百发百中的靶子。作为利益不同的价值主体, 在某种意义上, 如同商家与消费者, 双方既相互依存, 也各自独立, 构成一种平等的关系。

其次, 从价值客体角度看, 传播者与受众各有自己的价值客体。

传播者与受众涉及的价值客体, 均可分为三类, 如下表:

价值客体相同,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客体相同;二是该客体承担的价值相同。据此判断, 二者的第一类价值客体明显不同, 无须赘述。第二类、第三类客体相同, 但承担的价值不同。

众所周知, 新闻信息是传播者为满足受众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精神产品, 正如厂家生产的商品, 受众作为顾客, 获得的是这种产品本身的价值, 即新闻价值, 也即消除某种不确定性的价值。传播者获得的则是这种产品的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很明显, 对传播者与受众, 新闻信息承担的并不是同一种价值, 显然不能视为相同的价值客体。

传播结果作为价值客体, 与新闻信息类似, 但内涵更加复杂。

所谓传播结果, 指的是传播者主动、具体的传播行为结束后受众对信息的接收和消费行为产生的结果。对传播者来说, 传播结果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受众获得新闻价值满足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认识、思想、情感或行为上的变化, 尤其是沿着传播者引导方向的变化, 具有实现传播者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意义。也就是说, 受众在享用传播者创造的新闻价值的同时, 又创造了传播者所需要的社会价值。第二, 受众获得信息满足时的经济支出, 为广告耗费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等资源, 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传播者所需要的经济价值。因此, 传播结果对传播者来说, 既具有社会价值, 又具有经济价值, 它直接满足了传播者的需要和最终的价值追求。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传播结果中的两种价值统称为传播价值, 因为它是通过 (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传播带来的价值。对受众来说, 传播结果既是价值享用的过程, 又是价值付出的过程, 但无论是享用还是付出, 都在创造传播者所需要的价值客体。如果说新闻信息是传播者的直接劳动成果, 那么传播结果就是受众的直接劳动成果。新闻传播活动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传播者与受众交换直接劳动成果的过程。因为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 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通常不能直接满足自身的需要, 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 才能获得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像企业制造的产品、农场主生产的粮食、饭店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等, 无一不是如此。所以, 传播结果对于受众, 正如新闻信息对传播者一样, 是一种具有交换价值或手段性价值的客体。可见, 传播结果同样不能视为相同的价值客体。

另外, 两种不同的价值关系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是两个主体追求的价值不同。

作为主体, 受众追求的是新闻价值, 传播者追求的是传播价值。所谓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信息自身所具有的符合受众需要的属性或功能, 即消除不确定性的价值。传播价值 (新闻信息的传播带来的) 是传播结果所具有的符合传播者需要的属性或功能。具体讲, 就是传播结果具有的实现传播者的社会理想、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价值, 提升传媒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的价值, 获得传媒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价值。总之, 传播结果具有满足传播者社会理想和物质追求的双重功能, 这种功能的实现,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 新闻价值与传播价值是两种不同的价值, 其区别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价值的主体和承担价值的客体不同。新闻价值的主体是受众, 客体是新闻信息;传播价值的主体是传播者, 客体是传播结果。第二, 价值的本质内涵不同。新闻价值本质上是信息价值, 是精神价值。传播价值既包括精神价值, 也包括经济价值。而且经济价值在传播价值的构成中, 或者说在传播者的价值需要中, 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因为它是媒体及传播者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一些商业媒体中, 甚至视之为首要目标。第三, 价值的尺度不同。新闻价值的尺度是受众的需要, 传播价值的尺度是传播者的需要。第四, 价值实现的方式不同。新闻价值实现的方式比较简单, 受众个体通过视听或阅读信息, 新闻价值即可实现;传播价值通常是通过收视率、发行量和广告量, 以及受众热线反映、受众市场调查等方式来表征和体现。和新闻价值的实现方式相比, 传播价值的实现方式要复杂得多。一是因为受众是模糊分散的, 因此传播结果就具有模糊性和分散性, 传播者要准确地把握传播结果、充分挖掘传播结果的价值, 必须进行成本高且复杂的市场专业调查;二是由于受众的新闻价值满足是可以间断的、不连续的, 而传播者的价值满足必须通过长期连续的方式才能实现。这些都导致了传播价值实现方式的复杂性。

两种价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新闻价值的实现就是传播结果, 传播 (结果) 价值的实现就是传播效果。

根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受众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是新闻价值关系, 传播者与传播结果之间形成的是传播价值关系, 而不是新闻价值关系。新闻传播活动就是两种价值关系的展开。

区别两种价值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区分传播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 区分两种价值关系有利于澄清新闻价值理论的基本内涵。诸如什么是新闻价值关系, 什么是新闻价值主体与客体, 什么是新闻价值及其尺度等。目前, 有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膨胀新闻价值理论的倾向, 不仅把传播者和受众均视为新闻价值主体, 而且把新闻信息之外的新闻事实、传播效果, 甚至还有新闻传播业均视为新闻价值客体, 企图借此构建宏大的新闻价值理论体系, 其结果只能丧失理论的明确性和指导意义, 成为自我颠覆、自我解构的一场学术游戏。

区分两种价值关系, 也为合理解释传播现象, 深入把握新闻传播规律, 提供了理论基础。很多论者在突出受众中心论的同时, 忽视甚至否定了传播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立的价值追求, 只强调传播者的价值创造、价值贡献, 而对传播者的价值满足、价值实现的独立性、正当性含糊其辞。此外, 我们总是习以为常地反复从党和人民的要求等角度, 强调媒体的舆论引导责任, 而没有从传播者内在的价值追求中寻找理论根据。所以在现实中, 管理者不断地反复地对传播者施压, 以增加外在强制, 而媒体引导舆论的内在追求反而受到压制和挫伤。因此, 我们不仅要承认传播者对精神价值追求的内在性、独立性, 也要承认传播者对经济价值追求的正当性、独立性。当年曾一度覆盖全国重要城市的《北京青年报》和一度覆盖上海周边城市的《新民晚报》, 都因考虑到经济效益而对发行空间进行了主动收缩。尽管其结果必然影响新闻价值的充分实现, 但我们仍然认为这种调整是对传播价值与新闻价值的合理调整, 是对传播价值中的经济价值的正当追求。

既然两个价值主体的价值追求不同, 如何在实践中合理地把握传播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平衡, 妥善协调两种价值追求, 直接关系传播活动的健康发展。

由于传播价值关系在传播活动中起着导向和框架作用, 所以在媒体创办之初, 面对极其广泛的社会需要, 传播者必须从传播价值的视角考量, 把传播价值凝结为本媒体的传播宗旨和方针, 在此方针的指导下, 确定本媒体的目标读者群体, 规划本媒体的报道领域。在媒体的重大调整中, 同样离不开传播价值的考量。否则, 不仅自身难以生存和发展, 而且整个价值活动就会丧失灵魂和方向。难以想象, 没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和“文人论政”的价值追求, 《大公报》怎会有日后的辉煌。

在媒体的日常运作中, 传播价值的考量与新闻价值的考量必须维持一个适当的平衡, 长期伤害任何一种价值追求, 都会妨碍新闻传播活动的健康持续发展, 甚至导致传播活动的崩溃。

一般来说, 新闻价值与传播价值是正相关的关系, 新闻价值高, 传播价值也高, 不论是传播价值中的社会价值还是经济价值, 这是一般规律。但是新闻价值与传播价值毕竟是两种价值, 是两个主体的价值追求,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因为传播价值的大小, 不仅仅取决于新闻价值的大小。传播结果如何, 价值高低, 还跟发行与传输的质量、受众的认识能力、受众市场及广告市场的开发, 甚至天气条件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新闻价值高并不意味着传播价值中的两种价值都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两种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经常表现为传播价值内部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受众获得信息满足本身, 广义上讲, 就是传播价值中的社会价值, 通常称之为社会效益。因此受众追求的新闻价值, 与传播者追求的社会价值、精神价值具有更直接的正相关性。而新闻价值与传播者追求的经济价值, 从长远看, 同样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但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 关系就曲折复杂得多。如屡见不鲜的新闻炒作, 就是想制造轰动效应, 吸引眼球, 吸引广告投入。这种对经济价值的不正当追求, 既是对受众追求的新闻价值的扭曲和损害, 事实上也是对传播者追求的精神价值的扭曲和损害。

携程：服务价值超越产业价值 篇11

携程模式的核心是“中介”，面对上游供应商溢于言表的不满，携程能挺住吗？

携程当然希望自己跟家电零售行业的渠道终结者国美、苏宁一样，只要有下游消费者，就不怕上游供应商。但问题是，携程的所谓强势仍处较低能量级，议价能力尚有不足或不稳定。

航空公司为携程打工

客观地说，航空公司为携程打工，这是一句实话，所以刘绍勇才会显得有些抓狂。

目前航空公司的机票销售方式主要分为三种，中航信分销代理渠道，携程、e龙等电子商务平台，以及航空公司直销。数据显示，携程在中国各主要航空公司的销售量都超过了总量的8%，占东航票务收入则在5%～6%之间。以东航2007年385亿元的国内国外客运总收入来计算，携程的销售额约占将近20亿元。按照4%的代理费测算，携程2007年直接或间接从东航拿到的代理费收入约0.8亿元。

最令东航耿耿于怀的数据应该是，2008年国内民航业年亏损额高达282亿元，而携程2008年净利润比2007年增加10个百分点以上，构成鲜明对比。

包括刘绍勇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形成这样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携程在信息技术上领先一步。携程业务运营高级副总裁朱剑岷也曾经说，“很多人认为携程是一家旅游中介，但其实我们是一家技术公司。” 的确，无论是酒店、机票预定，还是度假、商旅等新业务的上线，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携程在提升企业技术方面也不遗余力，自行开发了客户管理系统、呼叫排队系统、订单处理系统、电子地图查询系统等软件。

所以航空公司也动起来了，越来越重视直销渠道的销售和IT方面的建设。包括上航、海航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也在投入巨资扩容航空公司自己的呼叫中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只是前提和手段，并不是目的。携程网自200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获得63%的年复合增长率，当前市场占有率高达57%，稳居绝对优势地位，靠的是“鼠标+水泥”，成功整合了高科技产业与传统旅行业。携程向超过2000万会员提供集酒店预订、机票预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特约商户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只有搜集和组织到足够的需求，信息技术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仅仅是华丽的道具。

“鼠标+水泥”重点不是鼠标也不是水泥，是中间的“+”。由于专业分工的缘故，在搜集消费者需求方面，携程的优势是上游供应商所不具备的。航空公司和酒店加强直销能力虽然有必要，但很难因此完全替代携程。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携程的商业模式其实很简单，只要办一张携程卡，它就可以让散客享受团购价格。一方面发展庞大的会员用户“跑马圈地”，另一方面又借助用户群向上游的酒店、航空公司等获取更高的折扣，赚取高昂佣金，最后再反过来用高折扣吸引更多的会员用户，形成一个良性的盈利循环。

这些实实在在的消费者，是站在携程背后的钢铁长城。掌控需求的能力是携程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模式可以抽象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消费者的“前置-规模”需求为中心。首先，只有将需求前置，放在生产之前，才能对减少产能的浪费，降低生产成本。据统计，携程70%的订单来自预订中心，这是“先需求、后资源”的模式。其次，只有需求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才有能力对生产方产生影响力。

两个基本点的第一点是“不做厂商代理人、只做消费经纪人”。作为消费经纪中介，携程赚取的是服务佣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的差价。经纪人和代理人的概念虽然被广泛使用，但是意义比较含混。只有保险行业的用语是比较准确的，保险代理公司就是帮上游卖产品，而保险经纪公司正好相反。其中的关键就是，看你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目前正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时代，虽然都是一手托两家的中介，但是代表上游生产和流通企业的代理人，话语权显然不如代表消费者的经纪人。

第二点是必须提供针对性优惠（货现率）。因为是“前置-规模”需求，本身就可以拿到应该的货现率优惠。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会员提前好几个月就决定在携程的商户处订票、住店、度假等，相当于用子币购买了货权，当然要得到一定程度的额外优惠。实际上，携程的VIP会员可在全国主要商旅城市的近3000家特惠商户享受低至七折的消费优惠。

同时，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会员，加在一起，共同向商户购买产品或服务，相当于团购，优惠幅度进一步扩大了。所以携程能够拿到相对高昂的佣金。年报显示，携程2005、2006、2007年的预定酒店客房佣金为每间每晚66元、70元、70元。携程对机票预订收取的佣金，2005、2006和2007年的平均水平依次为每张44元、46元、47元。

对消费者来说，理性的他们因为优惠而选择携程，固然牺牲了一些选择权，但是有限的选择权已经足够充分。携程拥有国内外5000余家会员酒店可供预订，每月酒店预订量达到50余万间。携程机票预订服务平台覆盖国内外所有航线，并在43个大中城市提供免费送机票服务，每月出票量40余万张。携程度假超市提供近千条度假线路，每月为万余人次提供度假服务。

尽管携程抽取的佣金比较高，但是包括预订客服人员和机场交通要道发卡人员工资、电话通讯费用、预订中心租金分摊等相关服务成本也居高不下。资料显示，2004、2005、2006年，携程完成每间客房每晚的订单平均成本是16.4元、23.5元和31.7元。

因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携程一直在努力开源。一方面通过封杀、诉讼等方式继续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另一方面则开始将业务渗透至上游的酒店服务业——增持关联企业如家的股份，组建“星程酒店”联盟等等。

鼠标+水泥+金融

不到10年时间，携程已经从当时的草根挑战者，成长为行业龙头，开始接受后来者的挑战了，比如搜索引擎“去哪儿”旅游网和“快乐e行”商旅网站。随着竞争对手的大量增加和信息技术的普遍进步，高度依赖从上游旅游产品供应商获得佣金收入的模式，遭遇很大的变数。

未来的突破口就在于摆脱单纯的佣金收入模式，继续做加法，增加服务的含金量。从标准化的酒店和机票预订演进为个性化的度假产品和商旅管理。标准化产品不需要特别仔细甄别和挑选，几乎必然导致价格战盛行，而个性化产品则模式多样，消费者满意度高，能够收取服务费、交易费和其他服务费用。

眼下恰逢经济寒冬，企业需要制定更高效的差旅政策，选择合理范围内最优惠的机票和酒店来有效降低差旅费用，这为专业商旅管理公司提供了市场机遇。

日前，携程旅行网与山东省旅游局正式签署协议，自2009年开始，山东省旅游局机关及事业单位率先将国内差旅等公务活动委托由携程旅行网商旅管理部门办理。携程表示，引入携程商旅管理服务，客户费用平均可节省25%以上，有的企业甚至可节省30%以上，这对于年度差旅支出在几百万、上千万的企业来说非常可观。

携程的价值除了节约差旅费用以外，还能够通过大型差旅系统管理平台，使差旅变得透明，杜绝了管理漏洞。此外，携程也可以在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增加金融信贷的服务。比如同银行合作，为企业客户授信，让企业按月还款，节约现金流，提高财务管理效率。

“票务—酒店—景点—租车—在线旅游—旅游产品提供—金融服务”是一个从低到高的产业链条，初始阶段的佣金收入，必将被各环节的增值服务利润所代替。

目前携程商旅管理市场份额已跃居国内第三，第一名则是美国运通。携程再一次成为挑战者。

美国运通公司简介

国运通公司创建于1850年，美国运通公司总部设于纽约市，是国际上最大的旅游服务及综合性财务、金融投资及信息处理的环球公司，在信用卡、旅行支票、旅游、财务计划及国际银行业占领先地位，是在反映美国经济的道琼斯工业指数30家公司中唯一的服务性公司。

美国运通向个人客户提供签账卡、信用卡以及旅行支票，同时也向公司客户提供公司卡和开销管理工具，帮助这些公司在管理公干旅行、酬酢以及采购方面的开支，公司同时还向世界各地的个人和公司提供旅游及相关咨询服务。

“商业劳动创造价值”的现代分析 篇12

从商品资本(产业资本的一个形式或亚种)的职能出发考察商业,马克思认为商业“是以商人的活动,即商人的买卖行为为媒介的,于是这种活动就形成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生产资本职能和货币资本职能——编者著)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分本来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的职能,现在表现为一种和生产者不同的、特别的流通当事人的专门职能”[1]。

我国对商业的传统定义同马克思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商业是专事商品流通的国民经济部门或经济活动。但是,若是按照国际习惯划分,商业行为分为四种,商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同马克思的商业概念和我国传统的商业概念差别很大。

第一,直接媒介商品交换的活动,如批发、零售、连锁、代理商业等,它们直接从事商品的收购和销售活动,称为“买卖商”,也称“第一商”。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商业的本意或商业的专门职能,也是我国的传统商业所指。

第二,为物质生产机构、买卖商等直接服务的商业活动,如运输、运送、仓储、加工整理、传播商品信息、居间行为(经纪)等,称为“直接辅助商”,也称“第二商”(但是在我国,由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工不很充分,某些机构的商品运输、运送、仓储等非核心业务仍然部分“宿主”于本生产商或买卖商等——见下文)。

第三,为生产商、买卖商等间接服务的商业活动,如金融、保险、信托、租赁等,此种行为只是为生产商、买卖商等的生计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解决后顾之忧,并不直接作用于交易的对象——物质商品,称为“间接辅助商”,也称“第三商”。

第四,具有劳务性质的商业活动,如旅店业、宾馆业、餐饮业、娱乐网吧业、影视戏剧服务业、旅游业、洗浴业、美容美发业、保健业、邮政业、电讯业、修理业、家政业、婚介、咨询业等等劳务,它们统称为“服务商”,也称“第四商”。

按现在国际上的商业概念,后三者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商业和我国的传统商业所指(但有的劳务活动归政府贸易职能部门管理),以上四种商业行为在我国均归为第三产业。买卖商“不愧”为商业的主体和核心,但是部分其他商(如金融、保险、信托、租赁等)的“商业劳动”跟买卖商交易的物质商品不发生任何直接的关系,只是帮助生产商、买卖商等执行其职能,这些“商业劳动”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实现价值;另有部分其他商(如运输、运送、仓储、加工整理、餐饮业、修理业等)的“商业劳动”,创造价值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和过程很相似。因此,本文“商业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商业”指向也仅仅限于“买卖商”。

商业劳动是指从事买卖活动所耗费的劳动,是在商品流通领域起联系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作用和提供商业服务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社会再生产大链条需要“买卖商”这个环节,这就决定了商业劳动的社会必要性和必然性。所以,商业劳动同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劳动”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

第一,商业劳动是一种服务性劳动,主要的是为商品的买卖付出的劳动。它不仅直接作用于商品实体,而且要作用于商品出售者和购买者即消费者,特别是后者,尤其是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后者更是“上帝”。要“一分钱,二分货,三分心”,围绕商品买卖过程出现的为对方服务的各种活动,需要花费大量劳动。

第二,商业劳动具有很大的弹性。商业部门的劳动耗费多少,劳动成果和劳动力的发挥,不仅决定于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状况及劳动力素质,还决定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外界因素。比如生产者能否提供数量充足、价格合理的产品,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有效需求和预期收入情况,国家的政治经济现状和预期情况,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障现实和预期水平等,都对商业劳动有不同的影响。另外,商业企业内部状况也受外界干扰,这就决定了商业劳动量和难易程度、劳动成果有很大弹性。

第三,商业劳动是复杂性劳动,这个复杂性取决于生产过程、品种繁多、档次不一的复杂性,更取决于消费主体的复杂性(所有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团体、企业都是消费主体)、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复杂性。这就要求商业劳动者不仅要掌握生产知识、消费心理、社会风俗等社会知识,还要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要。要根据不同环节、不同商品以及不同的消费主体,采取不同的劳动方式和服务方式。

第四,商业劳动还是一个主观能动性极强的劳动,伸缩性大,其成果不完全决定于客观环境,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努力,取决于每个从业人员尤其是经营层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取精神与综合素质。

二、商业劳动能否创造价值的现代分析

(一)商业劳动的类别

对商业劳动予以分类,是分析商业劳动能否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创造价值的前提。商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运动,分为商品使用价值及价值增殖与商品价值形态转化两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支出的劳动可分为三类:

1.在流通领域内继续进行的商品生产过程中支出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产业资本时代,“运输业以及处于可以分配的形式中的商品的保管和分配,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看作是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1]。马克思还把此过程视为产业资本时代的“商品资本流通中的这些附带的事项”[1],在商品资本独立为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后,尤其是现代,此过程已扩展为商品的运输、补充性加工、保管、分级、分散、包装、仓储、运送、售后服务(安装、调试、改进、培训、回访、维修、保养、零部件简单再制造、换件、废旧品回收)等一系列项目(但是在我国,随着社会分工与机构服务外包的兴起和深入发展,许多项目已成长为现代独立经济部门——见上文)。在此过程中支出的劳动,“部分地同商人资本或商品经营资本的独特的职能混淆在一起;部分地同这种资本的独特的专门职能实际结合在一起”[1]。我们暂且称之为“附带的生产性劳动”。这类劳动与商品使用价值的形成和保存有关,它是生产过程的追加,是被流通掩盖起的生产性劳动,它们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追加着商品的价值量。

2.为实现商品价值形态转化而支出的劳动。现代的劳动形式大体包括商品的买卖、簿记、企业核算、出纳、通讯、交通、应酬等,这部分劳动同价值的计算和价值形式转化有关。马克思对此的观点是:从劳动内容看,它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2],“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不直接创造它们”[1],它们是非生产性劳动。为使这种劳动与“附带的生产性劳动”相区别,可以称之为“纯商业劳动”。它的意义就是执行商业资本的独特的专门职能——实现商品价值形态的转化。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或相反(在买方市场上,主要是将实物转化为货币;在卖方市场上,主要是将货币转化为实物),实现商品实体和商品资金的相向运动,实现商品的等价交换和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使“惊险的一跳”成功。马克思曾把这种劳动称为“燃烧劳动”,认为“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上一个必要的要素,但不会生出热来”[2]。因此,这种劳动同样是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3.事务管理性及开发性商业劳动,分为事务管理性商业劳动、开发性商业劳动,事务管理性商业劳动的主要形式是人员组织、任务调度、对商业劳动过程和结果的监督,其意义在于对本企业的生产性和纯商业劳动进行程序化、规范化、常规化的管理,以保持二者的有序性和科学性。开发性商业劳动是一种创意劳动,主要是一种高智商、复杂、弹性极大、能动性极强的脑力劳动,其劳动成果是思想和理念,是通过预见、调查预测、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企业设想策划、决策和控制、企业文化(物质层次、企业制度和企业精神)和艺术的构思设计等劳动形式再现的思想和理念,其意义在于综合分析企业内部现有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前提下,躲避和化解经营风险,抢抓经营机会,以达到对本企业现有的全部元素的充分、深度、恰到好处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大力培育新的元素,改造和提升内部条件,极大地提高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和素质,培育新的增长极,为企业发力高端市场或更大经营规模搭建平台,最终实现企业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

开发性商业劳动过程包括:(1)通过全面缜密考察、深入分析研究本企业现有内部条件及外部环境(微观和宏观环境),对本企业经销的商品的品质(内在素质及外观的综合)、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技术与信息、资本、买卖市场、财务、设备物资和房地产、企业结构与组织、企业文化、营销战略和策略、企业推介上市和股市运作等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筹划、整合、包装;(2)对企业的危机管理、绿色管理、人性化或人格化管理等新兴管理模式进行构思与制度设计创新;(3)培育学习型企业;(4)根据“模块化法则”实施企业再造运动。以实现企业的成倍速改变、跳跃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内外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高屋建瓴,前瞻未来,运筹帷幄,科学决策,宏观谋划,抢占生机,决胜于千里之外,决胜于将来某个时日。管理性、开发性商业劳动尤其是开发性商业劳动,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高新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安全合作化既成定局并加快发展的当今世界,在我国齐并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大背景、新视角下,难度空前,并且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论及此类劳动。

(二)商业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现代分析

商业劳动能否创造价值,如果创造价值,又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狭义上讲,对经营的单个商品来说,对商业企业的价值总量来说,商业劳动有创造价值与不创造价值之分;从广义上讲,对全社会来说,所有的商业劳动都创造价值。

1.从追加单个商品的价值量这个层面上分析,“附带的生产性劳动”将直接、不同程度地追加着单个商品的价值量,无疑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对单个商品来说,“纯商业劳动”不会追加价值量,是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但是,“管理性劳动、开发性劳动”需要分而论之,由于“附带的生产性劳动”的管理直接作用于生产性劳动,甚至有时跟生产性劳动难分难解,并同生产性劳动一起增加着单个商品的价值量;而对“纯商业劳动”的管理,则不创造价值。“开发性商业劳动”,如果涉及到单个商品,或是在商品上作新的设计,以致增加、改变或提高了其服务功能,增加了商品的服务项目,或是改善和提高商品的服务水平,同实现此设计或提高服务水平的脑力体力劳动一样,应视为创造价值,否则亦然。

2.从增加本商业企业的价值总量这个层面上:“附带的生产性劳动”及其管理性劳动,通过追加单个商品的价值量直接创造价值,增添商业企业的价值总量,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纯商业劳动”及其管理性劳动不追加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一般也不增加企业的商品买卖总量,也不增加企业的价值总量,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开发性商业劳动”对本企业最终一般会产生物质结果,无疑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另外,有的管理性劳动(如对“纯商业劳动”的管理),虽不增加商业企业的价值总量,但通过科学管理减少了纯商业劳动支出,使它低于“社会必要支出”,能够能增加商业企业的“剩余价值总量”和利润总量。

3.从广义上讲,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层面上说,所有的商业劳动都创造价值。

第一,从现代社会的社会再生产依赖商业劳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商业劳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价值。高度分工的现代经济社会离不开商业资本,离不开商业活动,离不开商业劳动,它不可能离开商业而存在。现代经济社会的绝大多数商品一般要通过商业劳动,完成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或另一生产领域的转移,实现最后的“惊险的一跳”,否则就要退回产业资本时代。因此,任何类别的商业劳动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产业劳动这个中介)创造价值。

第二,作为整体出现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全社会可以相对节约许多用于物质流通的非生产性劳动耗费(人、财、物力),商业劳动是直接创造价值的。这种节约来自社会分工和它的职能专门化。商业劳动的职能专门化和高智能化,使得商业机构销售同质等量的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直至个别劳动,一般要比生产机构自己营销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直至个别劳动相应的低许多,其节约下来的“物化劳动”在理化指数上、在使用功能上无异于产业劳动即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因此,所有的商业劳动都是直接创造价值的。

第三,如果商业劳动节省下来的非生产性劳动耗费作为产业资本,用于扩大社会再生产(“物化劳动”不是作为消费资料消费掉),将大大增加产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将增加大量的社会价值。因此,商业劳动可以通过节省下来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参与社会再生产而间接地创造价值。所以,商业资本“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就会提高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会把资本的一个较小的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会扩大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1]。

第四,从商业资本的“独立”和商业劳动节约物化劳动、增加经济净福利讲,商业劳动更能够直接创造价值。“经济净福利”是现代经济学上的重要概念,它是指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部经济福利,减去补偿伴随经济增长和发展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所消耗或应该消耗掉的那部分经济福利后的剩余部分。有效的产业劳动创造出价值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前提是不减少原劳动时间),一般能够带来经济净福利的增加,而节约物化劳动照样能够带来经济净福利的增加,而且相比较而言,节约物化劳动形成的那部分福利几乎完全是经济净福利(因为“节约”过程基本不产生负面效应)。就此意义而言,商业劳动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因为比同样的产业劳动更能够增加经济净福利,更能够直接创造价值。

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不发达的经济社会时期商业劳动的规律,而在发达的经济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较高,既有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需求,商业劳动节约的往往是资源和能源,是“净资本”。这些资源能源可以在将来稀缺资源更具有使用效率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水平更高的情况下,增加生产规模,形成更高的价值,形成更多的经济净福利,造福于子孙后代。

第五,基于运输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比较,商业劳动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的统计理念和操作层面上,运输业(物流业)的劳动被认定为生产性劳动,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运输业也是直接创造价值的产业。运输业的劳动无非是以运输工具为载体,把物质产品从一地移至另一地,它丝毫不改变产品的理化指数、性质和功能,就这样在原产品上增加了价值。撇开“附带的生产性劳动”和“管理性、开发性商业劳动”不论,单就执行商业资本独特专门职能的“最不可能创造价值”的“纯商业劳动”来说,在创造价值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于运输业的劳动。它是把物质产品买进来,然后卖出去,实现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生产消费者和生活消费者)的“位移”,也是一点儿都不改变其性能。运输业需要投入一定的劳动资料即物化劳动,商业也需要。根据以上两点可以断言,商业劳动也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它是商品价值增殖链上的一个环节。

“商业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和理念,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世界各国现在和将来均不同程度地遭遇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的瓶颈制约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奋力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展目标,废止“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其实践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这项研究完全能够通过思维方式和理念的更新、产业规划和制度设计、硬件设施建设等人财物力的投入,极大地促进商业的发达和升级,促进全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进程,大幅度降低全社会的社会再生产成本,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摘要：商业劳动包括附带的生产性劳动、纯商业劳动以及管理性、开发性商业劳动,其中开发性商业劳动是最高级的商业劳动。商业劳动能否创造价值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经营的单个商品来说,对商业企业的价值总量来说,有创造价值和不创造价值之分;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来讲,所有的商业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因此,“商业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且具有重大、深远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商业劳动,价值,纯商业劳动,管理性商业劳动,开发性商业劳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8,30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