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精选12篇）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1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指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现代社会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首先, 随着机械化的飞速发展, 大机械化集约式的生产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方式, 因此会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 随着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国已经逐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 都经历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 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

2011年4月,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10年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 我国现有人口数量为137962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为8.3亿人, 农村常住人口为6.7亿,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8.5%。目前, 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与10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较, 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1.3亿。

我国1990年农业人口比重为71.9%, 2000年农业人口比重为66.6%, 2010年农业人口比重为51.2%。2000年与1990年相比, 农业人口下降了5.3%, 2010年与2000年相比, 农业人口下降了15.4%, 由此我们知道, 过去的10年里, 农业人口逐年减少, 并且减少速度大幅度增快。

我国农业人口虽然逐年减少, 但是我国农业人口与其他国家相比, 比重仍然较高, 占48.5%。依照发达国家相对科学合理的产业人口比例, 农业人口比例基本上为5%以下。我国目前距此标准仍高出43.5%, 要达到这一标准, 我们还需要完成数量为5.95亿人的转移工作。目前, 我国平均每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为1600—1800万人,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高峰期。

农业劳动力专业素质过低, 就业能力不足, 影响了农业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形成了“民工潮”。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 最近几年我国各地纷纷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令人奇怪的是在企业为招不到人而苦恼的同时, 却有大量农民工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 对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要求增高了, 然而农业劳动力人口专业素质过低, 不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要, 影响了农业人口的转移。

就目前研究来看, 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如粮食种植面积减少) , 但从长远看, 不论是对农民还是农业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 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 也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就目前现实情况来看, 更多的是兼业化。回顾过去30年的经验, 可以发现, 实际上并不存在选择兼业化还是专业化的问题, 事实上只有兼业化一条路。因为虽然农业劳动力有剩余, 城市和工业对劳动力有需求, 但此时我国无论是社会和经济能力还是制度条件都无法为大规模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像城市居民一样的保障, 农民无法离开土地, 兼业是唯一选择。但未来的发展方向, 正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 应该是专业化的道路。专业化意味着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生产, 意味着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要完全与耕地分割, 从事专业化的非农活动, 在转移的过程中实现“城镇化 (市民化) ”。因此, 如何使农业人口真正“城镇化 (市民化) ”将是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同时, 农村劳动力转移后, 农村留守人员 (如老人和小孩等) 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如养老和教育等) 也应加以关注。

摘要：大机械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必然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法, 从而保障平稳和顺利地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二元经济,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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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2

关键词：要素配置模型，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福利状况不仅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或要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资源或要素的配置状况。要确保农民的福利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优化资源或要素的配置。但是，如何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呢?阿瑟·刘易斯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输出过剩劳动力；西奥多·舒尔茨则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人口质量以及输入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客观地说，这两种模型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两种模式：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也是相辅相成的。

一、刘易斯与舒尔茨要素配置模型的比较 威廉·阿瑟·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是战后最早探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教科书之一。在这部著作出版的前一年，即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其独特的思想观点一直被大量文献所引用。时至今日，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说是以刘易斯这篇论文所形成的思想观点为基础的。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说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将会有效抵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此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就会上升，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就会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效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在刘易斯看来，这是一种只有正效应而没有负效应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是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与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特点相联系，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往往表现为潜在性的剩余或隐蔽性失业。之所以称之为潜在性的或隐蔽性的失业，是因为实际上很难分清楚哪些劳动力是剩余的或失业的。虽然有些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但因为所有农业劳动力平均产出为正数，平均净产出也可能是正数。然而，这并不排除存在着下述情况的可能性：即当一定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不仅不会引起总产量的减少，还有可能引起总产量增加。况且，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农业劳动成本的降低，还有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农村变化现实，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应当说是刘易斯模型在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的运用。

但是，刘易斯的模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不仅表现在这种模型一提出，就遭到包括戴尔·乔根森在内一些学者的抨击，而且也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际情况。客观地评价，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模型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比较效益趋于均衡，并没有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确认。实践向理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即对农民流动或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农民流动只是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农民流动不能仅仅考虑农民流动这一因素，还要考虑伴随着农民流动，其他要素(如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的配置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的配置状况，又会反作用于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形成一种系统反馈或循环机制。

如果说刘易斯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发展经济的问题，那么，舒尔茨的主要贡献则是创建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以他毕生的研究得出如下原创性的结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而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是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的突出贡献，特别是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精辟分析，使他和刘易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刘易斯创立的经济模型与舒尔茨创立的经济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是相反的。如果说刘易斯强调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是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那么，舒尔茨则断言，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人口质量低和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供给不足。1980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在上海聆听舒尔茨对这个问题的讲解。舒尔茨说，把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劳动力过剩，是用静态的观点看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就会自觉地用提高人口质量来代替人口的数量，使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质量的提高、智力的发展，人们就会有可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拐点，即由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这种态势必然会在未来的中国出现。舒尔茨由此断言：农民完全有可能在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下，实现尽可能高的产出。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要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的宏观条件。如果现实的经济运行不是这样，这不能归咎于农业劳动力过剩，而是由于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妨碍诸生产要素流向农业部门，妨碍了农民的经营自由及其经济理性的实现。舒尔茨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农村土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下降的，而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则是越来越重要的。舒尔茨认为，土地本身并不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人才是关键性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水平及改善穷人的福利。舒尔茨还创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人均高收入与人均低收入各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田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技能及知识的重要性上升。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劳动力过剩；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与人口质量低相联系的社会分工不发达以及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投入不足。换一种说法，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力数量过多；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质量太低。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模型，人们很难作出厚此薄彼的简单结论，因为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同时(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3

关键词：现状；劳动力素质；现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16.001

1农业劳动力的现状

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会的多少、转移层次的高低、转移领域的宽窄和转移速度的快慢。我国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居高不下，是经济落后的表现，也是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合理地利用剩余劳动力资源，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1.1农业劳动力素质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对教育事业的普及，农民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文盲半文盲仍占相当大的比重。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从事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更低，既难以向农外转移，也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落后的自然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落后思想意识年深日久，不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这种现象在贫困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1.2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大

据1992年我国人口普查资料，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7.71%，第二产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1.7%，第三产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59%。在农业中，劳动力又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农业劳动力占的比重大，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低、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村落后的重要表现。

1.3农业劳动力地区分布不平衡

我国各地的人口密度相差十分悬殊。西北部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52%，而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东南部，尤其是长江、珠江三角洲人口密度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仅0.1公顷，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

2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性

2.1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

在一些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中，农业有机构成与工业有机构成之间的差距小，甚至出现了工业有机构成高于农业有机构成的情况。因而对农业劳动力数量的要求越来越少，对农业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农业劳动者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并掌握新设备和新工艺。

2.2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

农业生产发展规律表明，农产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提高产量、提高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就不能只靠原有技术，同时要采用新的技术，改革耕作和饲养方法，增加外投能量，提高控制生物与外界环境的能力。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必须将现有生产力各个要素进行合理组织，选择最佳方案。

3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3.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普及教育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农村仍有一部分适龄儿童不能入学，一部分小学生、初中生不能进一步接受教育，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是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标志，要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必须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3.2强化农民职业技术培训

农村科普的主要任务是把科技人员和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科技培训、技术交流、科技咨询服务和各种科普宣传活动。农村科普工作的发展，将我国农民传统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同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的结合起来，大大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

3.3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方面要教育农民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重视自身和子女在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另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按照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需要，迅速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更新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有利于发挥农业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结语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从变革落后的传统观念开始，以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武装农民的头脑。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系统中唯一具有能动作用的因素，其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对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应当重视人的观点的变革，以新的经济文化意识唤起劳动者的聪明智慧与创造精神，促进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若干问题探讨 篇4

中国耕地面积总量排名世界第4, 属耕地总量资源大, 气候条件适宜, 农、禽品种丰富的国家, 但由于人口太庞大, 高山较多, 人均耕地面积却被甩在126位以后。每个人才只能种1.4亩耕地, 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而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国的18倍, 印度人均耕地是我国的20倍。

从粮食、油料、棉花、蔬菜和水果这4个方面来计算我国的农产品基本自给率。粮食:我国需进囗10%, 自给率90%, 播种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0%;油料和饲料作物:我国需进囗60%, 自给率40%, 播种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0%;棉花:我国需进囗40%, 自给率60%, 播种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蔬菜和水果:我国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的水平, 还有约10%出囗, 播种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结论是:一个中国农业劳动力只能供给4.57个中国人吃喝。

而在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情况显示就美国而言, 一个美国农业劳动力能够供给170人吃喝拉撒, 一个以色列农业劳动力能够供养90个以色列人, 一个德国农业劳动力能够供养60个德国人, 一个日本农业劳动力能够供养20个日本人, 一个巴西农业劳动力能够供养10个巴西人。由此可见,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供给能力还是相当低的, 农业产业整体缺乏科学技术的渗透和机械化功效的参与, 形成不了规摸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的运作。

2 我国耕地产出率现状及问题

耕地是关系到人类可否生存的根本问题, 我国的现实是人口密度大, 依赖土地的压力也很大。如今我国已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红灯线以下。耕地面积总量下降到18亿亩。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口有近10亿人, 其中有3亿人左右的农民工放弃土地到城里打工, 完全脱离了农耕行业, 从事务工谋生的营生;我国兼营农民工 (他们离家乡较近, 农忙时返乡劳作, 农闲时再回到城里打工, 这些人对农业耕种来说最多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少说也有1亿人;上学的孩子1.6亿人;老弱病残1.7亿人;共计7.3亿人, 结论是:我国务农中的主要壮劳力绝大多数都在城里打工, 从事低薪高危的行业, 而留守在家乡的老人和儿童缺乏对土地耕种的劳动力, 导致大量田地荒闲, 无人耕种, 产出率下降, 农产品数量锐减, 质量低下, 农业收入大幅度减少, 长此以往无法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 更无法保证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

3 对策与建议

一方面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少, 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务农的产出率低下, 今后农业应该向何处去?面对中国高密度的人群社会和少而有限的人均耕地, 什么样的人来种田更科学, 更能提高土地出产率。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思路。

3.1 承包土地重新洗牌, 给农民工重新定位

政府可否采用补偿的形式收回 (30年已到期的) 承包土地, 让不具备农业技能知识能力和规模化、产业化运作能力的农民进城学习其它的技能谋生, 如:第三产业, 长途运输, 房屋装俢, 商业职工和个体经营等。让我国10亿农民中的7.3亿人进城或迁往镇里定居 (其中在外打工3亿人左右、兼营农民工1亿人、上学的孩子1.6亿人、老弱病残1.7亿人) 。对他们因人而异进行技术培训, 待合格后重新走向工作岗位。享受城市市民同等的养老统筹、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真正变成市民。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在城里好好学习。让老弱病残的农民参与社区养老和去敬老院得到妥善安置。真正务农的农民也只有2.7亿人左右。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种植专业经营户、养殖专业经营户、农业大型机械化播种收割机专业大户、农产品附加值民营大户等, 他们通过长年的摸索实践和学习, 掌握了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机械化使用技能和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运作能力, 实际上已变成了农业经营技术人才。这批人可以继续留下务农兴农、长远发展。

3.2 全国一盘棋, 土地重新摸底排队

重新规划、谋篇布局、科学土地使用。建议可把我国的土地再进行一次彻底的摸底排队, 全国一盘棋进行分类。肥沃优质的土地分一类;已经过分透支贫脊沙化需要改良的土地分一类;新开垦的 (如:高山新垒的梯田、沙漠改良的新田) 分一类;草场沼泽分一类;湖泊堰塘分一类;浅海网箱养殖分一类;在这五大类的基础上再分出平原面积、丘陵面积、山地面积、水域面积、海养面积等, 并根据气候特征科学制定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植及养殖种类。对已经占用了的土地和水域 (正从事农业、养殖业经营并合格) 的专业大户, 进行政策、资金倾斜, 科学技术上门跟踪服务。把产出率低的土地和水域部分 (壮劳力在城打工, 田里只剩下老弱、儿童的承包经营户的土地、荒山、水域) 用补偿的形式收回国有。对收回土地的农民们采取负责的态度多渠道妥善安罝。然后再把收回的土地、荒山、水域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土地部分规定种植范围, 水域部分规定养殖范围, 荒山部分规定经济作物种植范围, 草原规定饲养种类范围等) 。投标者必须是具备农业高级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和资产达到规定标准的民营资本才有资格投标, 合同周期为10年, 10年后达到国家要求产出率标准的续签, 不达标者换人。

3.3 激活民营资本, 聘请农业专家

政府可通过政策优惠和资金倾斜调动民营资本、农业专家和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让民营资本有兴趣做农场主和农业专营大户;让农业专家走出多年的实验室到广阔天地去, 用农业高科技技术和世界先进管理模式去经营农业;让农业科技人员走出事业单位, 停薪留职去承包土地、荒山、农场、水域和草场。用掌握的现代农业知识、大型机械化种收技术和智能化控制科学系统去规模化、集约化地发展农业;人人争当粮食专业大户、畜牧专业大户、水果专业大户、蔬菜专业大户、棉花专业大户和新家庭农场主, 形成中国式的托拉斯体系。在我国农业战线的各个行当都涌现出很多像袁隆平那样的科学家, 极大提高土地产出率, 达到1个科学农民养活200人的新高峰。

同时实行两个转变, 其一是:家庭经营要向采取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其二是: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 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面对我国食用菌单产低、品质差、产业效益不断下降的问题, 农业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走出试验室在农村食用菌大棚产业基地启动了食用菌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分子机理及调控项目, 他们采用边科研、边生产的方式, 争取用5年时间, 完全解决食用菌几个环节上的进口问题, 为专家研农务农, 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利益最大化, 走出了一条新路。

3.4 做好农产品附加值这篇大文章

美国通过对农产品附加值环节上的开发, 价值远远超过了农产品总量本身的数倍, 是值得我国借鉴和效仿的。民营资本、农业专家、农业知识科技人员务农后, 为在农产品附加值环节上做文章提供了可行性。

依靠科技和文化创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举措笔者以为有以下两点。

(1) 加大资金倾斜, 走科学研发农产品附加值之路。农业专家和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种地务农是科学研发附加值的基础保证, 在种植过程中应始终贯穿农业科技含量为核心, 研究属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产品。通过精加工和深加提升附加值, 将增值后的农产品商品推进国内市场走向囯际市场出口创汇。

(2) 通过开发创意, 让传统的农产品变得时尚、时髦。如:在瓜果的种植过程中可利用光合作用, 剪出某某人生日和某某某新婚的祝福字样, 待瓜果成熟后祝福字样混然天成, 精美无比, 可极大提升该品种的附加值, 也拉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亲和力, 多花钱者情愿, 加工者获利。

3.5 农业合作社为精英们辅路搭桥

采用农业合作社的形式, 实现我国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摸化、产业化、立体化、集约化的先进格局。在自愿的基础上让农业专家 (大农场主) 和农科技木人员 (专业大户) 根据我国农业市场的多层次需求自由组合成农场主合作社、生产农业合作社、机械农业合作社、合作农业信贷体系、物联网销售农业合作社以及农村电力电话合作社等。入社社员即可进入享受金融借贷、信用保险、信息共享包括生产合作、销售合作、购买合作和服务合作等一条龙的产销合作快车道。基层合作社通过合作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 最终升级为中层合作社、地区合作社、全国性农业合作社, 达到跨地区跨省的合作效果, 实现信息平台快速共享, 智能农业物联网销售, 高效快速地把农产品运到它最需要的地方去, 彻底消除因信息不畅、重复过剩生产、运输跟不上造成的浪费等。

4 结语

2014年3月5日,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制, 今后一个时期, 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就是说不具备科学种田及提高土地产出能力的农民转移成市民已成大的必然趋势。

摘要：阐述了中外农业劳动力供给现状, 剖析了我国耕地产出率存在的各种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农民,人才,种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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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调查。 篇5

所谓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剩余,是指在确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下,与有限的农村生产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相匹配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超过合理劳动力需求规模①即导致劳动力绝对剩余。从总量上看,我国客观上存在着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剩余,大量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劳动力闲置的现象。绝对剩余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剩余劳动力继续参与农业生产,降低了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农业劳动力的平均贡献率,导致农业生产的非效率性。而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产组织方式中,市场竞争和劳动力淘汰机制被亲缘关系所替代,因而这种农业生产的非效率性通常被“合理地”掩盖,不仅客观上制约了劳动力价值的完全实现和转化,更是滞缓甚至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二是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维持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性,但由于失业劳动力缺乏贡献,结果也只是更多的成员分享等同的劳动成果,整体农村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因此降低。这两种情况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而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最终不利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化解。因而,将这部分绝对剩余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去,在非农工业、商业等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的领域重新择业,不仅符合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规律,而且也有助于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剩余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自身缺陷使其对劳动力的吸纳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决定了农业生产资源与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数量配置关系。换而言之,在农业生产资源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能够调节农业劳动力的适度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对适度农业劳动力规模的调节机理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实现:一是通过农业产业链的伸缩来实现对农业劳动力需求总量的调节。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可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剩余数量;二是农业产业内部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或对劳动力要素需求的密集程度有所差异,通过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可以实现对农业劳动力需求总量的改变。增强农业产业内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比重无疑会提高整个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总量,也能缓解农业劳动力相对剩余的压力;三是农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或资本有机构成实现对农业劳动力需求总量的调节。这一点与前两者的调节方向恰恰相反。某一特定农业生产环节技术进步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将导致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进而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也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农业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绝对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机理不同,因而针对两者的解决思路和战略选择也应有所差异。农业相对剩余劳动力是来自于农业产业内部生产经营方式的缺陷,由此导致的剩余劳动力应该通过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内部消化。而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则是在合理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经将其劳动力吸纳能力发挥到最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存量仍然超过了需求总量,由此导致的这部分劳动力剩余只能选择向非农产业转移。理论上,两种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存在一定先后次序的,即农业相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先于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或者说,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农业产业内部消化,再是农业产业外部转移。但从当前实践来看,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换进程的缓慢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数的庞大,这两种转移渠道基本是在同时进行。

三、农业产业链延伸:相对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化

我国大部分农村目前依然维持着传统的“独立投资(家庭投入物资和人力)→独立生产(家庭耕种)→独立经营(初级农产品直接销售)”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尽管灵活,但其缺陷在于缺乏经济规模,成本效益低,风险抵抗力弱,缺乏产品加工组织能力,许多农民只是依靠销售价值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获取微薄收益,在农产品的分散销售中还时常因相互竞价而亏损,这也是我国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这种初级的生产经营方式产业链条较短,尤其是缺乏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和经销环节。或者说,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下,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经营环节让渡于社会其他部门,直接导致了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剩。

针对上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对劳动力需求的调节机制,对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战略转变的主体思路应为:延伸农业生产经营产业链,由横向的、独立式、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向纵向的、组织式、集约型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即按照现代农业大生产的要求,对当地农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和经营,形成“联合投资(合作制企业)→专业化生产(规模耕种)→产品加工(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销售(劳动力密集型)→配套服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为主,“市场调查→资源和产品开发→项目投资→市场推广”、“农科技术研究→农业人员教育培训→劳动力资源组织与管理”等产业链为辅的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产业链组合。这种以专业分工为基础,将农业劳动力资源重新进行规模化组合的方法,可以多环节、多层次地将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或经营领域纳入其中,把剩余劳动力大量消化在农业产业内部。更为可取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进行的这正是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除了产业链条的延伸,农业产业内部的生产结构调整也是剩余劳动力内部消化的重要举措。生产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为前提的。例如,依据市场需求,加大对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经济作物的产业化生产和企业化经营,这只有在生产经营方式创新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利进行。

当前我国农村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开始形成,但有待加强。在保持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体制改革,尤其是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为农业产业内部的劳动力分工和规模经营奠定法律基础和体制保障。当前现代农科技术和农业机械在一些农村的适用性还不够,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延伸和调整的进程。目前已经涌现出不少联结市场与农户之间的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在产品加工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但在市场运作意识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待提高,以将其逐步纳入农业剩余劳动力内部消化的主渠道。

四、城乡过渡体系构建:绝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重点

托达罗(M.P.Todalo)从发展中国家城乡普遍存在失业的前提出发,提出了他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特别强调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失业问题的重要性,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然而,我国过去的实践表明,通过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农村就业压力也没有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获得缓解。原因在于我国农业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存在着大量超出农村经济承载力的绝对剩余劳动力,这部分绝对剩余劳动力无法仅仅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完全进行内部消化,而在当时的管制壁垒下又不能实现向农业外部的转移释放,导致了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过度积压。绝对剩余劳动力向外部即非农产业转移已不可避免。

基于以上原因,有些研究者就提出应该把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作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重点。其实,这一思想早在“托达罗模型”之前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1954)就已提出。③然而,“刘易斯模型”建立在诸如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前城市部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农村零值边际生产力的剩余劳动以及城市工业的就业创造率与其资本积累率成正比等种种严格的假定之上,这显然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符。最为明显的是,目前城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已经涌现出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当前城市经济体系所能创造的有限就业需求空间与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规模之间所形成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缓解。另外,大部分能够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领域也仍然集中在建筑施工、手工装配、餐饮服务等行业。这部分群体具有职业流动性大、季节性强、居所不固定、缺乏历史工作记录等特性,在现阶段要大批量地赋予他们城市居民身份和待遇(城市医疗、社保、教育等),操作难度显然相当之大。

现阶段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转移之所以处于尴尬境地,其直接原因便是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没有形成具有强大劳动力吸纳能力的过渡带。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且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的国家,城乡过渡体系的欠发达使得城乡一体化的内部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城乡过渡体系的就业机会创造功能薄弱,农业劳动力又不可能大规模地跨越“过渡带”迁往城市,必然导致绝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瓶颈。因而,在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和城市就业空间又极其有限的双重压力下,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并壮大城乡过渡体系,在承接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增强城乡过渡体系的就业创造和劳动力吸纳能力。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提及的“城乡过渡体系”不仅是地理意义上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区域,它是一项通过衔接城乡断层,缩小城乡之间在生产力、经济形态、要素配置、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差距,从而创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和条件的系统工程。其重点应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在劳动力转移目标区域方面,允许部分农业人口向大中城市适度分流的同时,让乡镇、中心镇、县城以及部分小城市等中型行政区域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阵地。较之大中城市,这些区域对于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具有收入落差小、生活成本低、生活适应性强以及城区扩容空间大的优势。同时,由于迁入这些区域的农业劳动力一般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在此基础上再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并将这部分群体真正纳入城镇居民管理体系,给予平等的城镇市民待遇,这显然比在大中城市解决同样的问题更具操作性。

第二,在主体经济形态方面,利用自然农业和城市大工业之间在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促进农村和城市在生产资源和产品之间的互动,因地制宜地发展城镇经济和县域经济,培育符合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使之成为衔接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中间平台。其中城镇加工业和城镇商业将成为“过渡带”经济形态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农村生产加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相当部分农产品加工及其它自然资源或能源型工业需要在城镇区域完成。随着我国农村消费市场重要性的日益强化,更多的城市工业制造品将以城镇为商贸中心向农村市场疏散。这些城镇经济实体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必然释放出巨大的就业空间,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载体。

第三,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我国一些大中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已相当充裕甚至出现资源闲置的现象,相反,大多农村地区由于高端要素自我供给能力较弱而又缺乏流通渠道,致使生产要素投入相当匮乏,城镇区域应该发挥城乡要素流动的中间桥梁作用,成为激活城乡要素链条的核心环节。我国农村地区存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生态资源,由于缺

乏要素投入,许多具有良好前景的开发项目无法实现。加之我国农村资源分散、规模不均的特性,发达城市的优势要素很难直接进入农村地区。而以中心城镇作为这些要素流转和投资中心,一方面解决了这一现实矛盾,另一方面也发挥了“过渡带”衔接城乡的先天优势,例如城镇对农村资源储存及其开发条件更为了解,中心城镇管辖若干行政村的组织体系使得“要素分散(各发达城市)——要素集中(中心城镇)——要素分散(各村)”的要素流动链条更具可操作性。

第四,在社会发展方面,我国城市与农村在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具体方面存在巨大落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向“过渡带”转移是提升我国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限于我国农村地区社会发展事业的滞后,大部分农民未能享受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成果,大批涌入有限的发达城市社会也不现实。而以城镇等为主体的城乡过渡带在社会发展事业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仅能够为转移劳动力提供更切实际的社会服务条件,而且在供给规模上具有较大的承载力和发展空间,在逐步填平城乡社会发展沟壑的同时,也提升了我国整体社会发展水平。

五、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城乡过渡体系构建的结合从上述分析可知,相对剩余劳动力必须依靠农业产业链的延伸进行内部消化,绝对剩余劳动力向外部转移的战略重点在于构建发达的城乡过渡体系。然而,这两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严格区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构成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完整战略体系。

农业产业链延伸在地理空间上应向城乡过渡带渗透,或者说,城乡过渡带应是承接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战略要地。提出延伸农业产业链,并不是机械地要求把所有的农业产业链条都集中在农村地区,而是应配合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向城乡过渡带转移,可以将某些更适宜在城乡过渡带(主要是中小城镇)发展的农业产业环节向城乡过渡带转移。一般而言,农村具有水土资源丰富且成本便宜的比较优势,适合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的种植生产,而中小城镇则具有市场信息较为发达、商品交易环境较为理想的比较优势,适合进行规模化的产品加工和销售。因而,把农业产业链的下游环节向城乡过渡带转移,并使这部分产业环节所创造的就业供给与移居中小城镇的劳动力相结合,不但可以分别利用农村和城乡过渡带的优势资源,以提高农业产业链整体营运效益,而且通过产业链向中小城镇的渗透,减少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乡过渡带转移时给城镇带来的人口就业压力,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农村劳动力移居城镇后难以获得合适工作岗位的难题。由此,可以发现,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民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更多的让度于社会其他群体。而在经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链向城乡过渡带延伸两个调整过程后,从农村移居到城镇的劳动力则可以在粮食加工和产品销售环节重新获得更多的机会。农业生产方式的调整与农村人口结构的调整在互动中促进。

城乡过渡体系的构建需要与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为依托,两者的结合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更好的条件。构建发达的城乡过渡体系,增强城乡过渡带的就业创造功能,最后都需要以一定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实体为支撑。农业产业链向中小城镇的延伸是以成立各种农产品加工厂、销售公司、进出口公司以及为此提供各种经济和社会服务配套的机构为基础的,这些都将构成城乡过渡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城乡差距还在扩大的情形下,以中小城镇为主体的城乡过渡体系的发展在减少城乡落差、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农产品生产和经营实体在这些中小城镇内不断规模化和专业化,加速了城乡过渡体系的成熟。另外,城乡过渡体系的构建也是以人口的集中为条件的,在城市——中小城镇——农村这三级人口分布链中,中小城镇的人口扩容潜力最大,我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还不可能向中小城镇回流,因而,农业产业链向城镇的延伸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小城镇的转移成为中小城镇人口聚集的必然之路,这也是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方向。

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

1.1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一阶段是1949-1957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自发进行的,没有受到政府经济力量的控制,在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享有较充分的自由迁居城市的权利,农村居民子农村内部也有充分选择就业的权利。

第二阶段是1958-1963年,政府开始干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巨大的波动。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经济建设规模虚假的急剧膨胀,从而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然而经过1961年开始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大批劳动力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务农,到1963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又陡升到82.5%。

第三阶段是1963-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基本上被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国家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制度,把农村劳动力固定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村就业基本上就剩下从事这一条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处于萎缩状态。

1.2改革后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在改革以后开始出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得以在农业外谋求就业。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转移。

1978年之后,农村的率先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从而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978-1999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1.18亿迅速升至3.51亿,21年中增加了

2.32亿,是改革开放前26年增加总数的2.7倍,年均增长率为5.3%。1999年,中国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0.3%和49.7%。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2.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增速快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地需求,劳动力明显过剩。

2.2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低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一下文化程度的占总数的23.5%,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总数的62.9%,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是10.2%,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占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也只占12.7%。这样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低级的劳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劳动力将逐步被淘汰。

2.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波动性较大

从1979年起,我国劳动力转移开始打破长期停滞的局面,1983年以后,国家取消了限制农民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的一些制度障碍,制定了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进入了快速转移的阶段。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

4.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资源配置制度。比如,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就业制度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同的社会身份不仅使农民无法在社会福利和生活上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而且使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就业。

(2)土地流转制度的制约。现阶段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法规规定了土地经营承包30年不变。我国耕地资源的相对稀缺和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建设用地供应缺口巨大,加之缺乏对转让或放弃土地承包使用权者进行合理经济补偿的规定,致使离开土地的剩余劳动力选择“兼营”的经营方式。影响失地农民的生存和身份的转换,必将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3)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缺乏技能。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4)社会服务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孺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目前宁夏各级政府的这种职能机制尚未健全和完普,此项工作在许多方面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由于缺少政府的信息服务和支持,农民对转移就业的形势、成本、收益、风险很难作出正确判断,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5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改革教育制度。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的现状,调整农村教育目标,实现农村教育目标的多元化,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稳定转移储备人力资源。

(2)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人口流动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户口迁移决穴人口流动,要逐步实行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监人口的新型户籍登记制度。

(3)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根据文中数据显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大多是30岁左右,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就忽视了小孩的教育问题,导致农村小孩过早错学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抓好农村的教育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将农民纳人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建立进城农民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城就业困难的农民工的扶助制度,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优。

(5)职业培训。大多农民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在城市很难生存,我们必须建立一些专门培训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构,让农民们能都有一技之长,能在城市有一席之地。

6结

河南省农业劳动力状况初探 篇6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存在问题影响解决思路和办法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是河南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黄金机遇期。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业人员素养的现代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都迫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和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据河南省统计局2012年上半年对河南省300户农民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河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综合素质明显偏低，严重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顾客满意，那些感到满意的顾客会将组织良好的声誉和口碑传到他人耳中，成为最好的广告，让组织更具影响力，更为高效，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

有一点必须认清，不能因为非营利组织纳入营销理念进行管理就被认为失去了“非营利性”。非营利组织要始终坚守自己的“非营利性”不变，但这并不是说非营利组织不能通过营销策略来获得利润，只是这部分利润不能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非营利组织可以用这部分收入来扩大组织的规模，促进事业的发展，从而更好的造福社会。

非营利组织必须在经营理念上进行全面创新，在管理模式、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变革，创建自己的营销部门，组建高效的营销团队直接面向市场，彻底改变传统封闭式的经营模式。作为组织职能，营销是这样一种过程，非营利组织必须遵守：运用科学的调查与预测方法识别顾客的需要和欲望，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自身的特点确定组织所能提供最佳服务的目标市场，设计适当的产品或服务并采取策略性的行动向目标市场推广，通过与重要的顾客建立有特定价值倾向的关系，可获利地使顾客满意；在争取更多公众理解、支持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组织多重目标。

2.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公信力建设

非营利组织在向社会公众营销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营销自身的公信力以得到社会公众、服务对象、政府、捐赠者的信任和认可并以此进一步吸引志愿者和获得社会各界的资助而最终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公信力不仅代表了非营利组织的品牌信誉与核心竞争力而且应视之为组织的生命。

针对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缺失的现状，从组织内部管理来讲，要想走出公信力不足的困境关键就在于“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是实现非营利组织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与组织自律的重要方法。加强信息公开透明，非营利组织可通过各种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各界主动、及时、准确地披露营销过程中组织的运作、服务、资金使用情况，可建立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对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薪酬及其他有关的重大活动事项进行真实的交代和承诺。不仅将组织内部管理信息而且将财务信息成为社会公开可以获得的信息，只有信息公开，提高非营利组织营销的透明度才能够保障公众对组织经营过程的知情权，并有利于公众对组织活动的理解和支持进而提高社会公信力。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是完善组织自身制度建设和最终实现组织自律的一个重要环节。非营利组织可设立专门的监事会和专职的监督员对信息公开制度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考核与评估。我国非营利组织只有通过这种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才能够起到让公众监督、去官僚化作风、防止腐败行为发生，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化利用，争取社会公众的信任，才能建立起自身的诚信基础。

3.筹资多元化的渠道战略

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构筑自己牢固的经济平台，但靠政府财政拨款和补贴将不再是主要的筹资渠道。随着资源获取难度加大的必然趋势，为弥补经费不足，非营利组织只能依靠筹资渠道多元化、开发营利项目以弥补公益支出。所以组织必须加强其营销功能，走向商业化，提高自创收入。例如非营利组织在对其顾客提供某些特色的商品或服务时，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营利性经营活动并获取利润，利润用于组织发展资金，其目的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还可以进行商业投资，例如慈善基金会可将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股票或期货市场去实现资金的保值与增值。当然，非营利组织进行商业投资必须以遵循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和合法性的原则为前提。

筹资渠道多元化，从世界范围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实施营销联盟战略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即可以和营利性机构合作，采取交易营销、观念促销或者特许经营，在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社会效益。例如“希望工程”与农夫山泉公司曾经合作，实施联盟营销，“每喝一瓶农夫山泉，您就给希望工程捐一分钱”的广告语深入人心，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同时，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还能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除了和营利性组织联盟，非营利组织还可以和政府联盟，例如可通过承担政府外包的公共服务项目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联盟也将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取资金的战略渠道。

最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非营利组织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进行营销的尝试，奠定自身雄厚的资金基础，打造良好的社会公信力，才能真正成为“服务于社会、满足于社会、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效益俱佳”的社会良性组织。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卿惠.我国非营利组织营销的思考[J].企业家天地，2006.4.

[3]李长江、徐静.非营利组织的营销观念及策略更新[J].经济论坛，2004（24）.

[4]李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缺失的表现及其治理对策[J].行政与管理，2010.10.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7

(一) 数量上持续增长

近几年陕西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持续增加, 2011年非农业劳动力的总数量达到636.6万人, 比上年增加25.6万人, 增长4.4%。其中, 外出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356.5万人, 增加12.8万人, 增长3.4%。住户中外出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283.9万人, 比上年增加6.7万人, 增长2.6%;举家外出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72.6万人, 增加4.2万人, 增长6.8%。本地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215.9万人, 增加12.3万人, 增长5.9%。

(二) 性别上以男性为主, 且年长劳动力比重逐年增加

从性别上看, 男性劳动力占65.9%, 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 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 16-20岁占6.3%, 21-30岁占32.7%, 31-40岁占22.7%, 41-50岁占24.0%, 5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14.3%。40岁以上劳动力所占比重逐年上升, 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 3年中劳动力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

(三) 文化程度逐步提高

在非农业劳动力中, 文盲占1.5%, 小学文化程度占14.4%, 初中文化程度占61.1%, 高中文化程度占13.2%,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外出非农业劳动力和年轻非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88.4%和93.8%。外出非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本地非农业劳动力, 青年非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最高, 也是最具潜力的劳动力群体。

二、陕西农业发展现状

陕西农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农业总产值和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不稳定, 农业总产值从2006年的532亿元提高到2012年的865亿元, 提高了333亿元, 增长幅度为38.5%, 但年增长率仅为3.43%, 并且增长幅度不稳定。自然环境方面除关中断陷盆地农业生产环境相对较好外, 其余陕北沙漠高原、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秦巴山地等地貌粮食种植环境较差。由于受农业发展体制、历史、农业技术、农业基础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农民缺乏提高种植技术、采用机械化生产的动力, 农业生产大多仍处于人力加少量农机的阶段, 农业无法实现规模经营、无法提高生产效率, 发展模式总体上还属于小农模式。

三、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影响的分析

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及农村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们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

假设陕西农业生产函数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 其形式为:Q=ALαKβDγ

式中, Q为陕西农业的产出, A为技术投入, L为劳动力量, K表示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 D为耕地面积, α、β、γ分别为劳动、资本、耕地的产出弹性。农业资本投入包含的要素比较多, 其中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为农业机械投入和化肥投入, 因此可将农业机械以及化肥投入作为资本投入的替代形式。这样, 陕西农业产出模型形式就为:

式中, M表示农业机械化投入, F表示农业化肥投入, β1、β2分别为机械化投入和化肥投入的产出弹性。取其对数形式如下: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描述

1、变量说明。

Q表示农业总产出, 为被解释变量。农业总产出水平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 实际农业总产值取2003-2012年内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消除价格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以2003年为基期的GDP折算指数为依据, 经过相关计算得到陕西农业可比产值。L表示为劳动力, 为解释变量。通过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乘以农业总产值在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中的比重, 得到农业劳动力投入数据。M表示农机总动力, 解释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农业机械投入。F表示化肥投入量, 为解释变量。化肥投入量即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化肥数量。D表示农作物播种面积, 为解释变量。耕地面积以陕西农作物播种总面积表示。

2、样本总体描述。

表1至表3分别给出2003-2012年陕西各地级市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农业机械投入数量、农作物化肥投入数量的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中值和方差。分析中分别将6个地级市的数据两两相加来分析, 即陕南代表汉中和安康的数据加总, 关中代表宝鸡和咸阳的数据加总, 陕北代表延安和榆林的数据加总。

3、模型估计及分析。

分别以2003-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 使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7.1对上文公式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结果如下:

(1) 陕南地区

模型回归结果描述:R2=0.7329, 调整后的R2=0.7286, 模型拟合优度不是很高, 但是从实际数据角度来讲, 0.7以上的拟合优度可以通过, 而F值高达56.2981, 并且P值0.0031, 说明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另外, T统计量以及D-W检验值通过, 可以排除自相关的可能性。

从回归结果来看, 农业劳动力投入对陕南农业总产出的影响, 在1%的水平上显著, 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 农业产出会提高0.214%。可以看到0.214%相对来说较大, 说明陕南农业总产出的提高对劳动力投入量的依赖较大, 说明在陕南山区环境下, 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 农村劳动力投入对农业产量具有显著影响。

农机投入每增加1%, 农业产出将提高0.224%, 化肥投入每提高1%, 农业产出将会提高0.2354。由于地形的限制, 陕南无法大力推进机械化生产, 化肥的技术作用就超过了农机, 而农业播种面积增加会直接影响到农业产出的提高, 因此, 陕南地区农业产出并不会过多的依赖于技术, 这就要求农村要有适当数量的劳动力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劳动力数量严重影响到农业产出。

(2) 关中地区

模型回归结果描述:R2=0.6741, 调整后的R2=0.6629, 模型拟合优度不是很高, 接近0.7, R值较低说明存在其他没有考虑到的主要因素, 或者有外力干预, 致使数据失真。而F值高达56.2981, 并且P值0.0000, 说明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另外, T统计量以及D-W检验值通过, 可以排除自相关的可能性。

从回归结果来看, 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关中农业总产出的影响, 在1%的水平上显著, 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 农业产出会提高0.173%。可以看到0.173%相对来说较小, 并且关中地区的劳动力投入量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相比陕南、陕北来说要小, 但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依然较大, 是因为人多地少的关中平原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 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受阻, 小农经济对技术成本的负担能力较低,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农业技术在提高农业产出中的作用, 所以关中地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农机投入每增加1%, 农业产出将提高0.264%, 化肥投入每提高1%, 农业产出将会提高0.273%。说明关中地区农机和化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比劳动力投入量的影响要大。而农业播种面积的影响远高于陕南和陕北, 说明关中地区农业发达的程度要高于陕南陕北, 并且说明农地相对短缺的现实, 关中地区适合发展现代农业, 劳动力数量对农业产出影响较弱。

(3) 陕北地区

模型回归结果描述:R2=0.7734, 调整后的R2=0.7538, 模型拟合优度不是很高, 但是从实际数据角度来讲, 但0.7以上的拟合优度足以解释现实问题, 而F值高达55.4389, 并且P值0.0000, 说明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另外, T统计量以及D-W检验值通过, 可以排除自相关的可能性。

从回归结果来看, 农业劳动力投入对陕北农业总产出的影响, 在1%的水平上显著, 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 农业产出会提高0.196%。可以看到0.196%影响较大, 但是低于陕南又高于关中。

农机投入每增加1%, 农业产出将提高0.206%, 化肥投入每提高1%, 农业产出将会提高0.2234。由于地形的限制, 无法大力推进机械化生产, 化肥的技术作用就超过了农机, 而农业播种面积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最低。

因此,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陕北耕地的产出要低于陕南和关中, 在山区地带, 由于农机不便大力推广, 化肥的技术作用就超过了农机。但是, 由于当地地理环境和农业作业环境的限制, 现代农业技术及农机无法有效的应用。耕地影响回归结果为0.1913%, 说明现有农业生产并没有达到饱和, 所以陕北需要继续投入劳动力来提高农业总产值。

四、结论及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陕西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对农业产出具有正向作用, 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降低农业产出。要实现农业与非农业均衡, 促进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后的农村经济发展, 理论上必须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能补偿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人力资本降低导致农业产出的减少。鉴于此, 必须促进农村劳动人力资本形成, 加快土地流转, 加大投入, 加快非农投资和创新, 加快农业和非农均衡的尽早实现, 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一) 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

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 健全农村人力资本多元化投资主体, 特别要体现公共投资主体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 要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实施倾斜政策。拓展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途径, 同时要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就业环境, 在农村创造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

(二) 促进耕地流转制度的改革

建立耕地流转制度和土地流转市场, 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的基础上, 鼓励农户自愿、依法、有偿流转土地承包权, 并建立土地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机制, 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的使用权或经营权集中起来, 通过资源的合理再配置, 解决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农业粗放化经营、农地抛荒闲置等问题, 解放农村劳动力, 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提高农地经营规模, 促进土地与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三) 加大农业投资, 提高农业生产率

一是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的投入, 依靠科学进步实现有限土地面积下的最大经济产出。二是加大对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为农业生产和先进技术应用提供条件。三是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 运用税收、担保、参股等手段, 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农业。四是要增加农业的比较收益, 提高农户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四) 增加非农投资和创新

二元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是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收率必须大于总劳动力的增长率。农村劳动力能够成功的转移, 不仅仅是能否放下农村“包袱”的问题, 更要求非农行业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消化进城务工人员, 对其提供直接的技术培训, 并相应增加非农投资和创新, 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摘要：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末,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 开始出现“民工潮”, 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民就业转移, 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 对于劳务输出地——农村也带来了极大影响。从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当地农业产出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以促进劳动力转移后的农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产出,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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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振华.农户外出、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效率[J]1.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4) .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8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阶段, 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流动, 到2009年人数已达到2.3亿, 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0%。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这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者认为影响是正面的, 如杜鹰、白南生 (1997) 等人研究认为在资金不足的地区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 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肯定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赵树凯 (1997) 研究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效应明显, 对农业没有消极影响。蔡昉 (2003) 等人研究认为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才能实现土地的有效集中,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观点。黄平 (1997) 认为青壮年和高素质劳动力外流造成的“精英流失”对农业发展不利。曾绍阳等 (2004) 认为流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 导致土地撂荒和忽视农业的现象出现。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缺乏连续性,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具体的时期, 没有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不够全面, 一般集中于对农业发展某个方面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系统性的研究还很缺乏。对此本文将系统地探讨各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程及阶段特征

1.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

20世纪80年代, 劳动力流动的主流是由农业流动到农村非农产业。改革开放后农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情况也不断加剧。此时蓬勃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为剩余劳动力就业找到了出路, 大批农民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或者个体从事商贸、运输、建筑等行业。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仅为2827万人, 到1988年增加到9545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9%, 流动人数占到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80年代流动的主要特征是“离土不离乡”, 劳动者农忙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农闲时间到附近乡镇企业打工或者从事个体经营。

2.20世纪90年代:人离家不离。

20世纪90年代, 农村劳动力开始更多地流动到外地打工。到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跨省及本省跨县市流动的人数达到7876万, 占到当年农村流动劳动力总数的52%。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发展趋缓对劳动力的吸纳减少, 而同时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其次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和跨区域流动的诸多限制。90年代流动的特征是“人离家不离”。农村流动者常年在外, 逐渐成为专业打工者, 家庭其他成员仍然留在农村, 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3.21世纪初至今:彻底流出与市民化。

进入21世纪, 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 流动人数的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数增加436万人, 年增长率仅为1.9%。蔡昉 (2007) 等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结束, 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其次, 本地流动的劳动力比例继续下降, 外出流动的比例持续上升。2009年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农民工8445万人, 在农民工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36.8%;外出的农民工14533万人, 比重上升到63.3%。最后,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占据劳动力流动的主体。2009年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总数的58.4%。

进入21世纪以来, 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呈现“离土又离乡, 人离家也离”的特征:一方面, 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候鸟”式的外出方式, 劳动力外出流动变得更加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年平均在外就业时间达到9.4个月。另一方面,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同农业更加疏远, 大量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 占流动总数的20.4%。可见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彻底性的流动, 农民工市民化初现端倪。

三、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直接引起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引发农村其他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 对农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1. 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促进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 带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对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 农村劳动力向本地非农产业的流动, 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农民收入, 但并未改变农业生产方式。首先, 农闲打工、农忙种地的流动模式下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 非农收入有助于农业流动资金的增加, 但对劳动力没有明显的替代。其次, 农户生产主要为了满足自家消费, 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 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出售量与占有量之比为0.34, 自给自足特征十分明显。所以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土地分散下的小农经营。

20世纪90年代, 小农生产方式依然在延续。首先, 农业生产仍旧是分散小规模的, 农业劳动力始终保持在3.2亿左右, 农户土地规模几乎没有变化, 人地矛盾依然存在。其次, 虽然部分流动收入转化为农业资本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 但这种替代局限在家庭小范围内。最后, 农业商品化率依然较低。1995年农业人均粮食出售量和占有量之比仅为0.46。可见这一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小农经营格局。

进入21世纪, 劳动力彻底性流动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农户分化和土地流转。首先, 农村生产者一般由农业户、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构成。当新一代流动者彻底的流出后, 兼业户大幅减少, 非农户倾向于退出农业生产, 农业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次, 据笔者调查显示非农业户34.2%选择将土地流转, 是所有类型农户中最高的, 所以当新一代流动者完全脱离农业时, 自然而然的会将土地流转出去。截至2011年上半年,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2亿亩, 占总承包面积的16.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 2010年总数达到22.4万, 带动农户1.03亿, 参与农户的市场意识、专业化水平和经营能力明显提高。

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改变加快了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构建。首先, 随着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出, 专业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土地、资源逐渐向这类农户集中, 这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其次, 由于农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仅仅解决温饱, 而是如何获取更多的收益, 所以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 且生产过程必须把握市场需求脉络, 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最后, 由于市场竞争下的农业生产存在着高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单个农户难以应对, 所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统筹生产销售、保障个体利益就成了农户的现实选择, 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和组织化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特征, 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2. 对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农业生产主要由2亿多小农家庭分散承担, 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相当有限, 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 因此农业产出结构以种植业为主, 呈现出“吃什么、种什么”的典型细碎化、分散化特征 (张永丽, 2005) 。20世纪90年代,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兼业农户比例提高, 但这类农户以非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农业生产保持自给自足的特点, 产品商品化率依然不高, 所以与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农业产出结构变化不大。

进入21世纪,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目的和产出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更加明显。调查显示:农业户有83.6%是吃饭挣钱都要靠农业;非农业户和兼业户有75%以上是为了吃饭;农业户产品商品化率为62.3%, 明显高于兼业户的45.2%和非农业户的39.1% (张永丽, 2009) 。可见非农业户和兼业户生产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所需, 其商品化率较低;农业户追求收入最大化, 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方向, 其产品商品化率较高。农户分化后农业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这会影响到农业总的产出结构。首先, 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提高。2005年农村粮食人均出售量超过占有量, 2009年其比值达到了1.2。其次, 粮食作物在生产中的比重缩小, 经济作物比重扩大。2009年全国小麦和稻谷的种植比重下降到49%左右, 经济作物则上升到51%。最后, 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同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商品化率较低的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2009年的50.7%, 产品需求弹性大且商品化率高的林、牧、渔业产值比重相应提高。

3.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技术的影响。

以往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严重阻碍着资本向农业领域的渗透, 使农业技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 形成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20世纪80年代, 农业生产并不缺乏劳动力, 因此流动未能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但非农收入增加了农业流动资本, 对农业增产有重要意义。进入90年代, 青壮年的流出使得农业劳动力偏向老龄化、女性化, 这时非农收入转化为农业资本替代了不足的劳动力, 这产生一个明显结果就是小型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以农业拖拉机拥有量为例, 1980年到2000年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年均增长率为10%, 农业技术有所进步。但更先进且适合于规模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均增长率仅为1.4%, 小农生产格局的存在使得这种替代和进步局限在农户家庭范围内, 农业技术进步遇到了瓶颈。

进入21世纪, 劳动力流动作用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为农业技术进步突破瓶颈提供了必要条件。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使得技术含量更高、技术更为先进的大型农业设备开始被广泛使用。从2000年到2009年小型拖拉机年增长率回落到3.7%, 适宜于规模化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上升到15.3%, 比前期大幅提高, 农业机械化程度加深。这表明在农业产业化的背景下资本对劳动力开始出现大范围的替代, 农业技术水平开始向新的更高的层次提升。

4. 流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是农业生产效率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 农村制度改革使得农业土地生产率明显提高。1980年全国平均粮食产量为2.73吨/公顷, 1990年为3.93吨/公顷, 十年增长44%。但这一阶段由于流动劳动力兼顾农业, 并且农村劳动力仍在自然增长, 所以农业劳动力仍在增加, 劳动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同期人均粮食产量仅增长了4.5%。90年代,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 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女性化倾向开始出现。此时流动收入部分转化为农业生产投资, 增加了农业产出, 所以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没有降低农业生产率。2000年全国平均粮食产量4.26吨/公顷, 比1990年增长8.4%;人均产量1.28吨, 比1990年增长11.3%, 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率都有提高但幅度均不大。进入21世纪, 农业固定资本对劳动力大范围的替代引起了高层次的农业技术进步, 这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出很强的促进作用。200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1.79吨, 比2000年增长了39.8%, 劳动生产率有十分明显的提高。另一方面, 随着农业户专业化倾向的增强以及生产投资的增加, 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的效果也开始显现出来。2009年平均粮食产量4.88吨/公顷, 比2000年增长14.6%,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也很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二元结构, 并受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各个阶段的行为和方式存在差异,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20世纪80和90年代, 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业的资本, 农业技术和产出效率获得一定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受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的影响, 本地流动和外出流动均未能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资本替代劳动而引发的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也被限定在小范围内。从21世纪开始, 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引起农村要素结构的重大转变, 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产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迁, 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农业产业化初具规模。总的来说, 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冲击并瓦解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资源结构, 最终为现代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 农户分化缓慢, 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农民工市民化缓慢主要是由相对滞后的迁移政策和高昂的迁移成本造成的。对此需采取积极措施:在城市应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的支持;在农村应明确认识农户分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因势利导, 积极扶持专业农户和非农业户在各自领域的发展。

第二, 农业成本增加, 影响了农业生产。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成本增大, 同时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波动变大。对此, 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大资本投资力度, 满足农业生产对资本的需求。其次, 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应当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创新-教育-推广体系, 通过科技创新改善农业技术条件, 并推广适宜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 制度不完善, 阻碍土地流转与集中。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比例明显低于劳动力流动比例, 其原因是:一方面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方式也不够规范, 土地流转的收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的积极性不强。另一方面当前土地收入的保障作用对部分低收入农户还很重要, 使得部分土地无法参与流转。因此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 方便和规范流转过程;并健全法律法规, 保障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其次, 应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减轻低收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促进更大范围的土地流转。

第四,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影响农业收益。这主要是劳动力大量流出后农业设施缺乏建设主体而造成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 而且属于投资大、见效慢的公共产品, 不应私人垄断。解决这一问题, 应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探寻新的建设机制, 充分发挥各种农户合作组织的功能来整合分散的农户, 共同出资、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共同受益。

摘要：本文结合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数据, 概括了各个时期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归纳总结了各个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变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产出结构的变革, 提升了农业技术和效率, 对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9

一、理论或假设

灰色预测模型是预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想工具。该模型以灰色系统理论为依据。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 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 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这种只有部分信息是已知的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影响农村劳动力供求量的因素很多, 且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无法用明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 如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 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预测因此可以用灰色系统预测法来预测。灰色系统预测方法与传统预测方法相比, 具有明显的优点。如预测所需的信息较少、方法简便、易于掌握, 计算也不太复杂, 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等。

需要澄清的概念有以下方面:第一, “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本文所说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应该是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第二, “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从业人员”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同样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从业人员。除此之外, 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立足“从业”, 把乡村待业人员排斥在外。第三, 本部分的农村留守人员, 指的是农村留守农业 (广义) 的劳动力。第四, 劳动力流动, 指举家外出住户的劳动力和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 或为外出从业, 但在本乡镇地域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由于婚姻关系而引起的地域变化, 以及由于考取大学、中专等院校和参军而离开原居住地的, 都不应视为流动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的预测

(一) 农业需求指标的确定

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农业是指, 利用动植物的生活机能, 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通常可分为种植业和畜牧业两个部门, 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狭义的农业仅仅指农作物栽培。

测算狭义的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人数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调查得来的。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 就是每个农村劳动力一年能够耕种多少亩土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土地情况来看, 有水田、旱田、丘陵、平原等;就作物种类来讲, 有玉米、水稻、棉花、蔬菜等;就劳动力状况来讲, 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的差别……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耕作水平的数据测算, 条件微殊, 结果迥异。本文以《河南调查年鉴》上的“常用耕地面积”为依据, 运用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为6.80亩/年/人, 计算、推导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数目。测算农村劳动力的林业就业状况时, 主要考虑以下3个因素:林业用地中一部分平原经济林已经统计入农业耕地面积, 因此不应重复计入吸纳就业的林地面积;经济林从业人员中每年林业劳动时间约半年左右, 其余时间从事其他劳动;林地分为经济林、苗圃和一般林地共3类。人均管理定额为经济林8亩/人, 苗圃6亩/人, 一般林地2000亩/人。

广义的“畜牧业就业”, 除了包括畜禽饲养领域的就业之外, 还包括畜禽屠宰、加工等领域的就业。这是畜牧行业对这一概念的一贯理解。本文所称“畜牧业就业”是狭义的畜牧业就业, 仅指养殖业就业, 即从事畜禽饲养的就业情况。畜禽屠宰、加工领域的就业人员被看作已经流动的劳动力, 不在畜牧业就业人员之列。农村渔业劳动力包括专业劳动力和兼业劳动力。按照“新渔业指标体系”的界定, “兼业劳动力”指全年参加渔业活动时间累计3个月以上, 不足6个月。这部分人员基本上以农业从业为主, 可以不把这部分人员计入渔业劳动力之内。“专业劳动力”中, 有捕捞专业、养殖专业和其他专业劳动力, “其他专业劳动力”中, 有少量渔业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不属农村户口。但这部分人员为数极少,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资料来源:河南调查年鉴 (2006)

备注:根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河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状况调查报告,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人均年耕作能力为6.80亩, 本表第一项除以6.80, 等于第二项资料来源:河南调查年鉴 (2006)

(二) 数据收集

(见表1)

(三) 农业需求的预测及结果

1、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广义农业需求的灰色预测

应用灰色预测方法可以获得如下预测模型。乡村从业人员中农林牧渔的需求预测模型为:

该模型的平均模拟精度为99.71%, 可以预测2006-2008年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

2、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见表2)

从2002年开始“年底实有耕地面积”改用“年底实有常用耕地面积”, 统计口径不同 (下同) 。常用耕地, 指耕地总资源中不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陡坡低;在河套、湖畔、水库区临时开发的成片或零星土地;也不包括扩列为国家和省区市退耕计划但临时耕种的土地。

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1563%。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1609.8万人、1621.1万人、1632.4万人、1643.8万人、1655.3万人。

三、农村劳动力农业供给的预测

(一) 农业供给指标的确定

农村劳动力指的是具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农村劳动力广泛分布在工、农、商等领域内, 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给指标定义为农村劳动力总人数, 减去流动出去的农村劳动力 (既包括异地流动的农村劳动力, 也包括就地流动的) , 剩下的农村劳动力数, 即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

(二) 数据收集

(见表3、表4、表5)

(三) 预测的实施及结果

1、农村劳动力总资源预测模型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86%。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4905.0万人、4884.4万人、4863.9万人、4843.5万人、4823.2万人。

2、农业人口数预测模型

备注:据统计, 截止到2005年底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为64.58%, 据此推算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所以本表第二项乘以64.58%等于第一项数据来源:河南调查年鉴2006

备注: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等于农村劳动力资源数减去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 本表中, 第二项减去第一项即得第三项数据来源:河南调查年鉴2006

数据来源:河南调查年鉴2006, 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富余数量等于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 减去农村劳动力的农业 (狭义) 需求人数, 本表中的第一项减去第二项等于第三项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59%。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7595.2万人、7563.4万人、7531.7万人、7500.2万人、7468.7万人。

3、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预测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3.15%。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2760.15万人、2555.68万人。

4、农村劳动力的侠义农业富余数量预测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9429%。

对未来5年的预测:1935.87万人、1713.98万人、1517.53万人、1343.59万人、1189.59万人。

四、农村劳动力农业供求预测的分析与结论

(一) 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求分析

如果按已有的经营水平预测, 2006-2008年农林牧渔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同一个时期, 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从两个数据的比较来看, 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大于实际需求人数, 即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 2006-2008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数量分别为:413.48万人、233.13万人、69.93万人。

如果按标准的土地耕作标准 (6.8亩/人) 和狭义农业在广义农业中所占的比重90.84%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调查数据) 计算, 2006-2008年农林牧渔的需求可通过农业需求人数除以90.84%分别求得。根据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人数未来五年的预测:1609.8万人、1621.1万人、1632.4万人、1643.8万人、1655.3万人, 计算得出:2006-2008标准的农业需求人数分别是:1772.13万人、1784.57万人、1797.01万人。把这组数据和同一个时期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比较来看, 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仍大于实际需求人数, 即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 2006-2008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数量分别为:1704.97万人、1434.92万人、1183.98万人 (见图1) 。

(二) 研究结论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10

现代农业的发展从宏观层面可以理解为农业社会变迁的过程,具体包括农业现代技术的升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业组织体系的现代变迁。〔１〕〔２〕从微观层面看,现代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户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然而,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农户的专业合作组织参与意愿不强等现象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并不高。

国内外对现代农业已有大量研究,并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首先,在改造传统农业方面,舒尔茨〔３〕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并通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其获得并使用优良的现代生产要素。蒋和平〔４〕认为,现代农业既包含诸如现代科技、现代装备等综合生产能力的创新,又包含市场化、组织化等现代农业制度的创新。由此可知,仅仅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几无可能,因而引进先进的现代要素是必然条件。其次,对于如何发展现代农业,陈锡文〔５〕认为,一要靠人口流动扩大经营规模;二要靠现代物质技术提高效率;三要靠通过合作与社会化服务弥补小农经营不足。盛来运〔６〕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劳动力流动带来农业资本积累、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从而实现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替代以及小农生产的自我改造,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黄祖辉〔７〕则强调了农村合作组织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肯定,劳动力流动以及反映社区资源的资本和组织对促进现代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的发展必然需要现代要素的投入与之相匹配,而劳动力流动和社区资源有利于现代要素的获得。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阐释现代农业的内涵以及关键因素,很少从微观层面分析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本文将从微观农户的角度解释现代农业,分析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并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劳动力流动和社区资源如何影响农户获得并利用现代要素, 从而提高其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二、分析框架

传统农业的特征是 “生计维持型”农业,〔８〕其特点是 “自给自足”, “自给”是指农户利用自家的传统生产要素,“自足”指的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农户家庭的消费。而现代农业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产生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对农业的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工业化、城镇化引发的的劳动力流动改变了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使资本替代劳动成为可能;第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第三,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所引发的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农村社区内部的社区资源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农村社区内部旧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初级社区资源的消弱,另一方面是现代社区资源(如现代学校、各种合作组织)和市场观念的引入。因此,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的过程,就是农户逐渐告别传统的 “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和新的组织资源,采用现代技术与现代经营方式,并最终把追求市场利润作为目标的过程。〔９〕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农村社区资源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起着重要的影响。

1.劳动力流动与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村劳动力流动除了带来资金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带来农户在价值观念方面发生改变,他们的传统性不断减少,现代性不断增强,从而不断具备“现代人”的特点。〔１０〕当农户的价值观念从传统的保守、因循守旧逐渐演变为具有现代性的敢于冒险和尝试时,对于农业生产的现代要素,农户的参与意愿也会更加强烈。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劳动力流动本身就体现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建立和运行,并且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食物结构交流,带动各地农产品销售到流入地,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市场的发育,这有利于促成农户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联系成为可能,这种联系必然带来乡村与城市价值观念的交流,新的思想被流动劳动力接受,并带入乡村在农户之间蔓延,提高了农户对农村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和融入程度;第三,农户的城市体验,能够提升农户的自身素质并且获得先进的城市价值观念,城市价值观念影响农户的行为方式,使他们更乐于接受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并加以使用,并且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开始注重自身的继续社会化,通过有条件的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不断积累自身的 “现代人”特性;第四,劳动力流动将会有助于树立农户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将会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不再持有消极悲观的情绪,而会更加积极主动,对于不断涌现的现代农业要素,其获得并使用的积极性也会越高。因此,劳动力流动将会通过改变农户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得农户具有 “现代人”的特性,并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引下,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2.社区资源与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村社区资源包括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生产资本和组织资源,它们是现代农业发展赖以支撑的基础。社区资源的丰富性将有利于农户现代生产要素的获得,从而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资源,〔１１〕丰富的农村社会资本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获得现代农业信息,节约讯息成本,从而提高农户对现代农业认识的可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户积极合作,注重集体行动,这必然都将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的程度。农村社区的生产资本是通过大量投资,使稀缺资源聚集起来并加以利用的产物,〔１２〕它是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投资于农村社区的大型农业项目是农村社区生产资本的标志之一,它的存在使社区内的农户可以有效便捷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包括物质设备、农田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等等,促进了传统农村社区向新型现代化农村社区变迁,同时农户的现代性不断增强。农村组织资源通过社会化服务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一方面,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结合,产前、产中、产后的结合,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和社会化程度,同时,组织资源可以为农户提供专业的技术、信息服务,从而提高农户使用现代科技水平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市场体系相当薄弱,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为农户提供了同外部市场相互作用的一种中介,引导农户进入市场体系,为发展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社会服务支持,农户利用组织资源,必然可以从生存农业阶段进入到商品农业阶段,积极促进农户的现代化改造,提高了农户的现代化参与程度。

综上所述,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改变农户的价值观念,从价值观念引导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的意愿,丰富的社区资源无疑为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提供了物质保障,为农户的现代要素的获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说明

1.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2013年对江苏省宿迁市3个县域的农户实地调查,采用分层抽样,选取沭阳、泗洪和泗阳及其所辖的6个镇,每个乡镇选取3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选取40个农户左右,剔除明显错误或质量较差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634份。

2.模型

由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并非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影响农户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现代农业参与,若采用一般回归模型,不但不符合理论逻辑,还有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可知,农户的价值观念、社区资源是影响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的重要因素。此外,代表家庭农业生产规模的耕地面积,以及反映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家庭拥有地块数同样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所需的生产手段和方式,这也成了阻碍传统农民改造,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１３〕家庭的收入是农户参与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本文选取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

除了劳动力流动会对农户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外,作为个人特征变量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层级也会对农户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一般而言,低龄、男性、高教育、高收入、高职业的农户更容易接受先进的城市价值观念,从而更容易具备现代性价值观。

因此,本文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设定为以下因素的函数:农户价值观念、社区资源包括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生产资本和组织资源)、土地生产规模和细碎化程度以及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将农户价值观念设定为以下因素的函数:劳动力流动、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层级、年龄以及性别)。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Y、value分别表示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和农户价值观念,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数值越大表明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越高,农户的思想观念越具有 “现代性”。coresource是反映农村社区资源的变量,具体包括: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用村庄外出务工比例和社区社团数量表示,一般而言,外出务工比例越高的村庄社区,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而社团数量反映了村庄结构性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的生产资本,用农户所在农村社区是否有大型农业项目反映;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用农村地区是否具有专业合作组织表示。表示劳动力流动,用农户年均外出务工时间衡量;abe、sex、deu、income、job分别表示反映农户个体特征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层级变量;gro_s、simpson表示反映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和细碎化变量,分别用耕地面积和耕地地块数表示;fincome表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μ表示随机扰动项。

对于联立方程的求解, 因为无法确定方程(1)、(2)的扰动项是否具有相关性,因此,方程可能存在内生变量,采用OLS估计将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偏且无效。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本文将采取3SLS方法估计联立方程。

3.变量

(1)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变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市场化、组织化、技术化以及农业知识获得4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得分,具体指标构建和权重(如表1所示)。

(2)农户的价值观念变量。由前文分析可知, 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改变农户的价值观念,并进一步对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农户价值观念变量。参考叶南客、陈晓萍等人的研究,本文构架 “现代农民”的价值观念指标,具体包括:认为男女应该平等 (0.469),认为应以集体利益为主,兼顾个人利益 (0.201),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 (0.201),采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086),认为农民是一种职业、并不是一种 “身份” (0.043)。其中括号里表示各个指标的权重,可通过层次分析法测算得到,判断矩阵的CR值为0.028,通过一致性检验。

注: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该指标对前一指标的权重;二级指标的四个判断矩阵CR值分别为0、0、0.007、0,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的CR值为0.003,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3.自变量

相关变量的含义、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数据显示,不同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及价值观念存在差异,但是异质程度并不高,变异系数仅为0.168和0.214;农户平均外出务工时间108天,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并不高,从实地调查中了解到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程度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这部分劳动力在流入城市期间,没足够的就业机会或就业量使劳动力持续从事非农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机械化外包服务程度低,需要这部分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定期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在农村社区资源变量中,反映农村社会资本变量的外出务工比例以及社团数量分别为0.324和4.521,与理论最高值存在一定差距,而反映农村社区生产资本、组织资源的的大型农业项目和专业合作组织均值分别为0.446和0.379,说明还只有少部分农村地区拥有大型农业项目,只有少部分农户享受到专业合作社提供的社会化服务。以上数据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社区资源匮乏。

表2数据还表明农户的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6年,仅达到小学水平。从农户的职业层级看,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基本上以兼业农户为主,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已经不仅仅通过从事农业来维持生计,非农就业趋势不断增强。农户年平均收入水平为7700元,但不同农户间的差异不大,变异系数是所有变量中最小的,为0.069。另外,以宿迁为代表的苏北地区普遍呈现出耕地规模较小、细碎化程度较高的情况。而从整个调查样本看,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并且年龄偏向中老年,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特征。

注: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用于比较不同量纲数据波动情况。

四、实证结果分析

1.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描述分析

(1)劳动力流动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农户年均外出务工时间小于100天时,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均值仅为2.789。随着农户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达到100~200天时,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也随之增加到3.205,当外出务工时间进一步增加时,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更是达到3.838,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农户的性别、年龄差异在不同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水平上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农户外出务工时间小于100天的群体中,女性、年轻的农户参与程度更高,外出务工时间在100~200天时,男性、中老年农户参与更高,而当外出务工时间超过200天时,男性、中青年农户呈现出更高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

(2)社区资源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分析。数据显示,社区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产生影响。其中,对于拥有高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达到3.916,明显高于其他农户群体,对于拥有低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参与度仅为2.992。进一步分析性别、年龄的影响,可以看出,中低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中,女性更容易参与到现代农业中,而在高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中,男性的参与程度更高,但是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并不大。年龄层面,呈现出低资源禀赋群体中青年的参与程度更高,而高资源禀赋群体中老年参与程度更高的趋势。

2.回归结果及解释

本文使用Stata11.0软件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为了避免内生性带来的非一致性以及无效性问题,采用3SLS估计方法,具体运行结果如表3所示。从模型整体运行结果看,现代农业参与方程和价值观念方程的χ２统计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模型并不存在设定偏差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1.劳动力流动、价值观念与现代农业参与的关系

反映劳动力流动的外出务工时间对农户价值观念的影响系数为0.002,而价值观念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影响系数为0.373,并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简单测算可知外出务工时间每增加10天,在农户价值观念指引下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将会提高0.007的水平。该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充分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由于外出务工的农户可以体验城市生活,接触到了具有较高现代性的非农组织和环境,同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会注重自身的继续社会化,不断积累自身的“现代性”,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农户价值观念的改变。价值观念会影响农户的行为方式,因此,农户在价值观念的引导下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业的参与意愿,最终表现为现代农业参与程度的提高。

注:*、**分别表示在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社区资源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

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生产资本以及组织资源均促进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并在统计上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具体来说,反映农村社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村庄外出务工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提高0.0178,而反映农村社区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社团数量 对农户的 现代农业 参与的边 际作用为0.054,这都表明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以及社团数量都将丰富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并最终显著提高现代农业参与水平。反映农村社区生产资本的大型农业项目以及反映农村社区组织资源的专业合作组织对现代农业的参与作用分别为0.163和0.112,农村社区的大型农业项目为农户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为农户更好地参与现代农业提供了必须的物质设备、农田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等资源,而农村社区的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户融入市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和渠道,促进农户从生存农业阶段进入到商品农业阶段,这无疑都有利于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3.其他变量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

土地细碎化变量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耕地地块数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降低0.017,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农业生产条件给定的情况下,通过选择生产要素组合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农户家庭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机械化操作难度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机械操作的生产成本,理性的农户会偏向于选择传统的劳动替代型生产,因此,细碎化程度高的农户其耕作方式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阻碍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现代农业的参与是间接的作用。农户通过教育,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并在价值观念方面更能体现 “现代性” 特点,在 “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指引下,使得农户现代农业参与意愿增强,提高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将会提高0.006,并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也充分说明了教育对改变农户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对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在2013年江苏宿迁4个县域的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从市场化、组织化、技术化和农业知识获得4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采取层次分析法计算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得分,引入农户价值观念作为中间变量,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不同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存在差异,但农户间的异质程度并不高,变异系数仅为0.168。而从整体上看,宿迁市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一般,平均得分3.357,与存在的理论最高值5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第二,劳动力流动通过改变价值观念进一步促进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而以社会资本、生产资本以及组织资源为代表的农村社区资源显著增加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

第三,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是塑造农户 “现代性”价值观念的重要因素,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有间接的促进作用,而农户家庭的耕地细碎化程度显著阻碍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为了提升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打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并且通过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有效转移; 其次,政府要实施扶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社区的社团以及合作组织建设,不断丰富农村社区资源;最后,还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改革农村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文化水平,通过教育的方式和渠道引导 农户价值观念转变,不断塑造农户的 “现代性”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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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11

[关键词] 现代农业 内涵 特点 动力

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与方向。为了把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好，首先，我们必须对现代农业的内涵、特点与发展动力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与理解。

一、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点

1.现代农业的内涵。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期。但是，由

于各国的国情条件、农业科技水平与农业发展状态的诸多差异，各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与理解也略有不同。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前，一个是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内外建设现代农业的经验，我国把现代农业定义为：现代农业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构成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2.现代农业的特点。与以往的农业发展形态相比，现代农业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产业结构由传统的小农经济向规模农业经济方向转变。现代农业不仅包括第一产业，而且还包括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农村工业、社会服务、文化产业等多种产业集群。它已经不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产业，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系统；第二，产业目标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传统农业以满足人的食物需求为目标，追求数量增长。现代农业则在保障必要的数量平衡的基础上，追求质量、效益，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第三，产业功能由单一生产功能向生产经营一体化方向转变。现代农业除了从事初级农产品供给和原料生产外，还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第四，生产要素投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现代农业注重集约投入生产要素，比如，资金、技术、土地、装备、管理等，以此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粗放型农业主要是以增加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为主，其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第五，生产动力从人力、自然力向科技力方向转变。现代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主要来自科技进步与创新，其整个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用现代农业科技及装备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是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的过程。它在生产、加工、运销等各个环节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农业生产普遍实现了机械化，而且部分实现了现代化。

二、现代农业的发展动力

通过对现代农业的内涵和特点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本质上讲，现代农业就是一种高科技产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才是现代农业的真正动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怎样才能使科技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据此，笔者认为 ：

1.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国应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国家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创新能力建设。启动农业行业科研专项，支持农业科技项目。着力扶持对现代农业建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技术研发，继续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引进资金。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采取综合措施，优化农业科技资源，努力提高与现代农业相关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大能力。建立鼓励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大专院校在农业科技研究中的作用。引导涉农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鼓励企业与科研单位进行农业技术合作，向基地农户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2．建设农业信息化工程。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对农业发展意义深远。当前，各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整合涉农信息资源，推动农业信息数据收集与整理工作。加强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深入实施“金农”工程，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农业信息网络互联中心。加快建设一批标准统一、实用性强的公用农业数据库。加强农村一體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启动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为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多种实用技术。

3．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形成以技术指导员为纽带，以示范户为核心，连接周边农户的技术传播网络。继续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健全公益性职能经费保障机制，改善推广条件，提高人员素质。推进农科教结合，发挥农业院校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积极作用。增大国家富民强县科技专项资金规模，提高基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继续支持重大农业技术推广，加快实施科技入户工程，着力培育科技大户。

4．普及农业机械装备。农业机械装备是大规模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前提与基础。当前，应率先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走符合国情、符合各地实际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各地要因地制宜地拓展农业机械化的作业和服务领域，在重点农时季节组织开展跨区域的机耕、机播、机收作业服务。鼓励农业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合作经营农业机械，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产业化。

农业劳动力的价值 篇12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也离不开中国农民这个关键问题。“不了解中国农民, 就不了解中国社会”。这句名言精辟地概括了在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农业大国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困境并不在于能否多建几个工厂, 而在于如何把日益增多的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城市人口。因此, 我们在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时, 认清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这些年来我们也得出了这样的共识, 即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在一定意义上讲, 实质上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 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因此, 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部分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趋势。

一、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大规模、有规律的人口迁移活动, 特别是农民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大规模的流动, 其历史和逻辑的起点都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农民进城务工并向城市迁移, 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 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从农村文明转向城市文明, 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无疑中国也要走这条路子。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人口多, 主要是农民多, 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在7 0%左右, 又加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搞计划经济、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政策, 使农民的这种转移带有中国特色, 因而解决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战略任务。

二、农业劳动力的转型是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1.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产生当代中国农业劳动力转型的体制性根源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二元经济, 是指在本国落后历史传统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现实共同影响下, 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传统生产部门基础上, 逐步发展起一个日益强大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化的现代生产部门。按照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发展的进程就是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直至保持一个很小的比例, 而现代化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直至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这种结构转变的最显著特征是人口流动。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最早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根据这一理论, 他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创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刘易斯模型、之后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有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 他们都阐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对于我国来说, 无论用那种模式计算, 农业剩余劳动力都在2亿人以上。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的数据也证实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人数约为2亿人。因此, 可以说,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型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它符合经济学中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传统和社会学中城市化理论的传统, 也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转型创造了先决条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顺利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使2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为农民进城创造了先决条件, 这使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开始了松动。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 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对农产品流通和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改革, 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农民创造了“离乡不离土, 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的神话和奇迹。这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 也为农业城市化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

从十四大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到现今, 改革的重点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市场。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第一次提出了农户是独立的市场的主体的观点, 极大地解放了被束缚的农业劳动力, 突破了劳动力配置的城乡分割的模式, 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条件。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在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 “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逐步发展规模经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再次强调了“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完善流转办法, 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十六届五中全会继续强调“稳步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 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这为农民自觉自愿的联合经营并逐渐走向现代大农业提供了制度保证, 也为农民工加快城市化转型进程提供了先决条件。

3. 科技进步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力

科技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的影响是长期的、渐进的。科技进步和人们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第二、第三产业将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劳动力从低效益的第一产业向效益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是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结果, 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到2003年年底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的数量远远超过城镇户籍的职工, 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人数占82.7%。科技的发展必然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也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 使农业生产中对劳动生产力的需求减少。这就要求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出去,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能充分就业的领域, 包括工业、第三产业、城市和农业大生产内部。

4.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农业转变为以现代科技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就是用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过程, 是集约经营代替粗放经营繁荣过程, 是规模经济代替分散的小农经济过程, 是农业产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的社会后果即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5. 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我国应经进入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客观上要求降低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 而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 使农业滞留太多的剩余劳动力, 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被抑制。因此, 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的经济结构, 建立现代农业, 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6.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 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 对劳动力将持续产生较大需求, 对农民外出务工产生巨大拉力;我国耕地资源少, 承载农业劳动力有限, 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形成巨大推力;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城市现代文明的呼唤, 也对农民进城就业具有巨大引力。这就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 “九五”时期, 农村劳动力年均增加584万人, 年均增长1.3%;“十一五”期间, 我国正处在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迎来一个高峰。预计到2010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将从“十五”末期的42%上升到47%。经验数据表明, 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将有1000万~1500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5年共将有5000万~75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摘要：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转型问题。“十一五”期间, 我国将是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迎来一个高峰。本文阐述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型是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的理论依据和转型原因。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型,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刘怀谦:《中国农民工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2]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

[3]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002年版

[4]《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年, 人民出版社。

[5]罗德明.《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