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共9篇）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 篇1
摘要：城市经济国际化水平不仅反映区域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 更标志着城市竞争能力。价值链与供应链为当今研究城市经济发展的又一视角, 有利于从产品增值与产业整体方面把握研究脉络, 为城市国际化水平另辟蹊径。文章首先阐述价值链、供应链视角, 并分析其特征, 其次描述扬州经济国际化现状, 并提炼城市经济国际化水平衡量指标, 最后从价值链与供应链两者视角下提出扬州经济国家化水平提升途径。
关键词：价值链,供应链,国际化
一、价值链与供应链视角分析
(一) 价值链
价值链一词率先由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在1985年提出, 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简言之, 企业创造价值是通过其基本活动与辅助活动来进行, 这些活动是紧密联系且难以分割的整体, 并构成企业经营活动的动态过程。此外, 波特教授提出的价值链分析法主要是将产品的生产运营过程分解为一系列战略活动, 分析成本性质及变化原因, 从而确定公司竞争策略。主要包括内部价值链分析、横向价值链分析及纵向价值链分析。
(二) 供应链
供应链最先由赖特教授应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分析过程中, 主要是指围绕核心企业, 通过对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的控制, 从采购原材料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 最终通过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并由此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及最终用户连成整体的链状结构。从供应链发展历程来说, 其最初起源于彼特·德鲁克教授提出的“经济链”, 然后延伸出波特教授的企业“价值链”, 接着发展到行业“价值流”, 最后物流管理理论接受了上述观点后产生了“供应链”理论。此外, 供应链分析法主要是从产品或服务的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等方面进行系统整合,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总体成本。主要有全面质量分析、ABC管理法及系统分析法等。
(三) 特点分析
价值链与供应链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因为上述理论阐述中提到供应链是在价值链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来的。但两者又具有一定的差异, 主要有:
1. 分析对象不同。
价值链以企业个体为研究对象, 将运营管理流程进行细化, 逐项找出价值增长的环节, 从而勾勒出价值空间与价值流程;供应链以产品或服务个体为研究对象, 将原料到最终用户涉及的所有单元联系在一起构成网状结构, 整体与系统的分析降低总成本, 提升效率的途径。
2. 分析方法不同。
价值链分析方法与模型主要是以定性为主, 区别价值与非价值环节, 并与企业战略发展相结合。上述提到的内部价值、横向或纵向价值分析等都是建立在价值衡量与确定基础上;供应链分析方法与模型主要以定量为主, 通过成本与质量等数据, 围绕产品或服务分析成本上升或质量下降的原因, 提出改善之道。
3. 分析目的不同。
价值链分析目的是价值增长为关键要素, 剔除或减免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环节, 优化价值流程;供应链分析目的则以成本降低为关键路径, 降低与减少产品或服务发生成本, 并提高运营效率。
二、扬州经济国际化现状
自古以来, 扬州经济发展与外界的联系密不可分, 从省内到省外, 乃至国外, 凭借京杭大运河与长江入海口的交通优势, 建立了中外友好城市、中外合作医院与组织及中外合作企业等。目前, 扬州市大力搭建外资引进平台, 着力开发技术创新型项目, 积极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多方沟通对外合作与联系, 提升城市竞争力水平。主要表现在:
(一) 企业国际化显著提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 我市企业必然面临“走出去”战略选择, 尤其对大型企业而言, 包括产品与服务的国家化、企业战略的国际化、金融投资的国际化等。近几年来, 扬州以牧羊集团、潍柴动力为首的集团公司逐步提升对外服务能力, 将产品与服务推向国外市场, 并以此为契机, 修订行业与产业标准, 显著增强了企业国际化水平。
(二) 城市进出口效益逐年增长
截至2014年前八个月, 扬州市外资到账11.5亿美元, 同比增长24.39%, 高于全省24个百分点, 此外, 面对近几年国际市场的萎缩, 扬州市出口产品结构更加优化,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幅度达到10.3%。
(三) 中外合作交流活动日益增加
京杭大运河论坛是扬州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中外运河城市合作交流活动, 共同研讨城市经济发展, 及运河文化, 并达成一系列的城市合作成果。近几年, 烟花三月旅游月及城庆2500周年的成功塑造对扬州成为国际化都市的关键步骤。据统计, “扬州2500周年城庆”公众微信号被美国纽约州近12万人关注。
(四) 人才国际化效果明显
人才国际化是城市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既包括“走出去”的人才, 也包括“引进来”的人才。扬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引进国际化顶尖人才, 服务高新技术创新项目, 优化产业升级。同时, 利用国家人才培养政策, 遴选优秀人才到海外研修, 进一步夯实行业发展基础, 积蓄经济发展力量。
(五) 结论
通过对扬州市经济国际化现状的分析, 笔者提出衡量城市经济国际化水平的指标有:一是企业国际投资额;二是城市进出口贸易额;三是中外合作交流项目数量;四是人才国际化数量等。
三、价值链视角下扬州经济国际化水平提升途径
价值链的研究对象为企业单元, 结合上述城市经济国际化水平衡量指标,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 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化
培育、遴选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国际战略,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开发国外市场, 尤其是非洲地区, 并凭借中非地区长期且稳定的合作关系, 入驻经济开发区, 设置海外办事机构或分公司, 扩宽目标市场, 加大对外投资力度。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对此类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 共同打造参与国际竞争的城市一流企业。
(二) 鼓励企业加大进出口贸易量
众所周知, 扬州市的传统产业出口对象是毛绒玩具, 高新技术出口对象是光伏晶体管等产品。笔者认为, 企业产品不仅要走出去, 同时应扩大原材料的国际化采购范围, 进一步降低成本, 提高企业效益。
(三)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
技术创新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 也是企业能够获得“常青树”状态的重要保障。以技术创新为核心, 以项目合作为载体, 企业可将技术难题或困难推向国外, 建立中外技术创新研讨会, 定期或定向的研究某一高新技术攻关项目, 提升自身国际化的创新能力。
(四) 鼓励企业提高人才国际化水平
人才国际化不仅是引入国际人才, 更要培育本土人才迈向国际。制定长期的人才国际化计划, 形成企业人才培育机制与文化, 加大人才培养经费投入, 既能使企业时刻保持与国际领先水平的一致, 又能充分调动员工工作激情, 从而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五) 结论
企业应将自身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结合起来, 对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价值分析, 找出主要价值环节, 实施价值效应扩大化, 保持并提高自身产品或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此外, 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化战略已成为当前企业发展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 并对企业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 保持优势起到重要作用。
四、供应链视角下扬州经济国际化水平提升的途径
供应链的研究对象为网链结构, 结合上述城市经济国际化水平衡量指标,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 推动产业国际协同
供应链中的产业是以核心产品或服务为网链中心, 互助合作, 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传统的供应链受限于竞争范围、环境与其他因素, 仅局限于地区或国内, 难以获得最佳产业协同程度。先进的供应链应从全球角度出发, 选择最佳原材料、最佳生产系统、最佳人力资源等共同构成产品或服务的供应链。因此, 产业的地区协同演变成国际协同, 地区供应链演变成国际供应链, 从而进一步带动城市经济国际化进程。
(二) 推动资源国际共享
资源的竞争是新世纪以来的重要问题, 石油、稀有矿产等都是先进技术发展的根本资源载体。轻、薄、小等成为今后有形产品的发展方向, 而优质、贴心、舒适等又是今后虚拟服务的发展方向。资源的替代与共享也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当前, 资源利用率低、低水平重复及环境污染是资源开发应用中的突出问题, 而深化资源共享面与度,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靠途径。
(三) 推动项目国际合作
城市国际化程度不仅是贸易、经济、文化, 还包括各种项目论证、计划、实施与反馈等。纵观我国城市化进程, 基本能够反映出城市发展格局的相似性, 难以保持原先的特色与传统。因此, 城市国际化不是同一化, 不是都成为外在表现形式相似, 诸如城市夜景、步行街道等, 而是对各种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城市规划等实施国际合作, 借鉴城市发展经验, 从而提高城市国家化水平。
(四) 推动人才国际交流
人才国际交流是城市经济国家化的重要一环, 也是供应链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学历、知识、学习与创新能力既是供应链发展与更新中的潜在因素, 又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 从供应链视角来看, 人才是与产品或服务的各个生产制造环节, 与各个涉及企业密不可分。相应的, 提高人才国际化程度, 也是提升供应链国际化层次, 丰富供应链的组成部分, 拓宽供应链的网链范围, 并能够促使供应链总成本的进一步优化。
五、总结
扬州经济国际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仅以四个明显表征为对象进行分析, 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扬州经济国际化的真实水平, 但是从文章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国际投资、进出口额、合作交流项目及人才国际化是当前扬州市委市政府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项目内容, 也是提升扬州城市影响力的重要方面。此外, 以价值链与供应链为研究视角, 笔者对企业与产业进行对应分析, 提出城市经济国际化途径。因此, 该项课题对扬州城市扩大国际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陈伟.现代企业价值链管理 (第1版) [M].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5.
[2]苏尼尔·乔普拉, 彼得·迈因德尔.供应链管理 (第5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邵波等.我国城市国际化水平比较研究[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07, (02) .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 篇2
【关键词】国际价值链移动;TEMPOL模型;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产业分工趋势趋于明显，会产生和加深产业边缘化和空洞化的疑虑，所以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变化与国际价值链移动，便成为产业发展最严肃的课题。本文希望通过“产业价值链移动分析模式”的建立，了解国际产业价值链移动的决定因素，让产业可能移出移入的变化具有可以找到的脉络，及早预测产业竞争环境的变化，提供政府或相关单位拟订应对策略的参考。
随着企业全球化、厂商价值活动外包趋势的发展，跨国企业依照跨国价值活动的比较利益来决定价值链移动布局;然而，对政府政策而言，跨国间价值链的移动是重要的课题，必须对于移动的原因、时间等影响因素予以解构，才有办法进一步预测哪些价值活动会移动、移动到哪些地方去。因此，国际价值链移动研究考虑重点在于“国际价值链移动是否可能导致产业空洞化及竞争力下滑”，“产业价值链移动是否恶化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一国是否有机会引进关键国际价值链区段，带动另一波产业发展高峰”等等。
一、价值链移动分析模式-
TEMPOL从影响国际价值链移动模式的六个要素，建立国际价值链移动分析模式，取此六个要素的第一个字母，形成TEMPOL模型，其中包含：
(一)技术成熟(Technology)：成熟的技术发展，是价值链开始移动的必要条件;“技术成熟”代表产业价值活动降低复杂度，因此更多业者有能力投入，形成移动的可能性，通常以标准化或模块化为指标。技术成熟不一定会造成移动，但技术若不成熟则必然不会移动，这一因素是国际价值链移动的必要条件。
(二)扩张市场(Expansion)：市场的扩张，为第一波移动的主要原因;全球市场增长，通常为国际价值链第一波的移动原因。企业为了提供市场增长的需求，移动价值活动以就近供应，或将价值活动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企业，以快速增加产能达成扩张市场的目的。
(三)利润/成本(Prof it/Cost)：利润(降低成本)的提升，为第二波移动的主要原因;成熟市场所导引的降低成本以提升利润，通常为国际价值链第二波的移动原因。企业为了对付成熟市场的利润下滑，获取低成本人力、原材料等原因，将造成国际价值链的再次移动。
(四)吸引力(Motivation)：即地点所提供的诱因，决定国际价值链移动至何处;“吸引力”代表地点所提供的诱因，无论是因为市场增长、降低成本还是接近人才等因素所造成的移动，移动至何处决定于地点是否能够满足移动的原因。例如，如果移动是为了接近产业上下游群聚，则移动地点为群聚的所在之处。
(五)洗牌机会(Opportunity)：这是成型价值链重整的契机，可能源于破坏性技术的出现、或政策法规面的影响等;既已成型的价值链会再次移动，主要在于技术与政策面的影响。例如破坏性技术的出现，表示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已外包出去的活动可能会收回，或由其他企业取得领导地位，造成价值链的重新洗牌机会;除此之外，政策的改变同样会造成洗牌机会，全球产品配额或关税的的调整，都会造成市场和成本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价值链的移动。
(六)成型价值链(Leverage)：运用已成型的价值链，将加速或影响另一价值链的移动;成型价值链代表不同产业间的影响力，促使价值链的移动加速或改变。
二、TEMPOL模型的观测指标
在运用TEMPOL模型分析国际价值链移动时，各产业必须试图寻求不同观测指标来证实，所以不同产业的实务案例验证中，所使用之六个要素的内涵不尽相同，下列面为TEMPOL模型常用的观测指标：(一)技术成熟度：制程标准化、零组件模块化、同型产品厂商数、产业标准共识…等等。
(二)市场扩张：未来市场增长率(Compound AnnualGrowth Rate;CAGR)、增长量;现有厂商的产能、市场全球化、区域市场增长大于母国市场、主要客户移动、新产品上市的速度…等等。
(三)利润/成本：毛利率遽降四成以上、未来平均销售价格持续下降、低价竞争者加入、主要客户压力…等。
(四)吸引力：市场诱因、资源比较利益(原料、土地、零部件等)、经营环境(税率、人才、政府效率等)、成本比较利益(交通、运输、销售成本)、生产能力(产能、质量、时间等)、投资报酬…等等。
(五)洗牌机会：重大新材料、新标准、新技术、新规范、新法规、新政策、新营运模式、新市场…等等。
(六)成型价值链：效益规模、模块化同构型、投资报酬、成本差异、客户变异…等等。
通过上述TEMPOL模型所指出的六大要素，预测价值活动是否移动?何时移动?以及移动至何处?以“技术成熟”判断是否具备移动条件：从“扩张市场”与“利润成本”判断何时移动;通过“吸引力”分析来判断移动至何处;以及从“洗牌机会”与“成型价值链”判断下一波移动的机会。因此，政府与厂商可以从整体产业的价值活动(研发、制造、采购、营销、服务)的变化，来把握产业发展的方向，进而进一步掌握价值链移动的机会。
三、三波段价值链移动模式与产业生命周期
研究发现TEMPOL作为分析国际价值链移动的模型时，六大因素之间并无特定的优先分析次序，但它却与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息息相关;虽然某特定产业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价值链移动模式，并无没有其先后依序发生的关系，但属于不同波段价值链移动的六个因素的解析重点与次序会截然不同;投稿信箱：zgzqqhzz@163.com理论?Theory因此，当搭配产业生命周期的确认，将更容易观测到国际价值链的移动重点、时机与原因，价值链移动分析模式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为：
(一)萌芽期：产业发展初期，观测指标通常为标准化或模块化程度，如果产业技术发展成熟，并有多家厂商投入，则代表移动的必要条件成立。所以观测重点依次为“技术成熟”、“市场扩张”、“吸引力”等等，所以六大因素的解析重点与次序为TEM;在萌芽期的价值链移动，称为第一波价值链移动模式。
(二)成长期：产业进入成长期，观测指标通常为全球市场的大幅快速成长，此时企业为提供市场需求，扩充产能或将价值活动外包，都容易产生移动的现象;而移动至何处，则取决于移动地点是否能满足市场成长的需求。所以观测重点依次为为“利润成本”、“扩张市场”、“吸引力”与“成型价值链”等，所以六个因素的解析重点与次序为PEML;在成长期的价值链移动，称为第二波的价值链移动模式。
(三)成熟期：产业进入成熟期后，市场利润微薄，这时产业持续以利润成本为主要考虑因素。这时产业发展趋势稳定，但某些因素出现可能造成洗牌机会，这足以造成新一波的产业发展;这可能是破坏性技术、新标准、新技术、新法规、新政策、新营运模式、或新市场等。所以观测重点依次为“洗牌机会”、“技术成熟”、“扩张市场”、建立国际价值链移动分析模式“吸引力”与“成型价值链”等，所以六大因素的解析重点与次序为OTEML;通过“成型价值链”的价值链移动，称为第三波的价值链移动模式。
四、结论
1932年日本经济学者赤松要提出“雁行理论”(The Flying-Gees Model)，该模型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后发展国家如何追赶进入工业化：
第一、从产业内的角度，描述一个国家某产业如何从进口变化为本土生产;
第二、从产业间的角度，说明某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少数产业依次发展成为上下游、多元化产业;
第三、从跨国的角度，解释产业如何通过生命周期不同的阶段，从先进国家迁移至发展中国家。
另外，日本学者小岛清基于雁行理论，于1978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研究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厂商对外之投资的行为，发现日本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并非因为扩张厂商的独占性竞争优势，而是因为厂商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作为的防御性行为，他认为当一国的生产环境恶化以至于厂商失去国际竞争力时，厂商便会向外寻求发展，利用海外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来提升厂商的竞争力，因此他将海外直接投资动资源区分为自然资源导向、生产要素导向与市场导向三种。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对外投资，乃是将本国某些生产因素如资金、技术与管理能力转移至另一国家，和被投资国当地较有效率的生产因素相结合，如此可使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亦即边际产业)，而对被投资国具备优势的产业进行，即以互补性比较优势进行对外投资。
“雁行理论”发展至今已有八十年历史，已可以适用于解释过去亚洲区域的经济和产业发展，要注意一国产业被迫从价值链退出而产生的断链现象。所以要提升产业竞争力亟待解决的挑战。其实“雁行理论”也是一种国际价值链移动现象;但由于在各种复杂因素驱动下，飞雁阵列排列顺序不断调整，成员不断增加，递移的产业范畴持续扩大，单纯用雁行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国际价值链移动因素等已力不从心;因此，本研究论文上述“六大要素”构成的TEMPOL模型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可以就在于用来尝试作为产业国际价值链转移的分析模型。
参考文献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 篇3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10月,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广播电视模数转化,另有32个国家正在模数转化过程中,其中很多计划2015年之前完成模数转化过程。《我国地面数字电视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完善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关闭地面模拟电视信号,完成地面电视向数字化过渡。伴随而来的数字红利将给无线通信领域带来新的频谱空间,从而提供巨大的发展前景和社会影响。同时,炙手可热的数字红利频段也成为各方争夺的重要资源。
1 数字红利频段的特点和优势
30～1 000 MHz频段一直被视为无线频谱中的“黄金频段”。从电视发射VHF/UHF频段的划分和使用的角度来看,此频段具有发射功率覆盖效率高的优势。下文进行了数字红利频段与各频段的覆盖范围对比。在本文中,频率的覆盖范围定义为:以发射站为圆心,以发射站能接收到的最远终端发出信号的距离为半径,所形成的圆的面积为该频率的覆盖范围。
实际电波在复杂的无线环境中传播,无法建立精确的理论模型,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应对应不同的传播环境选择适当的传播模型。各频段的覆盖范围测算采用奥村-哈塔(Okumura-Hata)模型、COST-231模型和FuTURE 4G TDD路损模型[5,6]。其中奥村-哈塔模型适用于150～1 500 MHz频段,COST-231模型适用于1 500～2 000 MHz频段,FuTURE 4G TDD路损模型适用于2 000 MHz频率以上。
1.1 奥村-哈塔(Okumura-Hata)模型
奥村-哈塔模型是规划软件通常采用的传播模型,奥村-哈塔模型适用条件:频率为150～1 500 MHz,发射站天线有效高度为30～200 m,接收机天线有效高度为1～10 m,监测距离为1～35 km。奥村-哈塔模型计算路径损耗的公式为
式中:Lb为电波经过距离d后的路径损耗,d表示距离,单位为km;f为中心频率,单位为MHz;hb,hm分别为发射站和接收机天线有效高度,单位为m;a(hm)为被监测台站高度修正因子,即
1.2 COST-231模型
COST-231模型是在奥村-哈塔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根据实测数据建立的模型,通过对较高频段的传播曲线进行分析,得到所建议的公式。模型适用条件:频率为1 500～2 000 MHz,发射站天线有效高度为30～200 m,被接收机天线有效高度为1～10 m,传播距离为1～35 km。该模型的特点是:以准平坦地形大城市地区的场强中值路径损耗作为基准,对不同的传播环境和地形条件等因素用校正因子加以修正。COST-231模型计算路径损耗的公式为
式中:d表示距离,单位为km;f为中心频率,单位为MHz;hb,hm分别为发射站和接收机天线有效高度,单位为m;a(hm)为接收机高度修正因子,表示为
Cm为校正因子,表示为
1.3 FuTURE 4G TDD模型
针对于2 GHz以上频段,奥村-哈塔模型和COST-231模型已经不适用,因此采用由北京邮电大学无线新技术研究所研究,我国4G移动通信研究FuTURE计划(863计划)已经成功实现了3.5 GHz频段的宽带移动通信现场试验的路径损耗模型,即
式中:Lb为电波传输经过距离d后的路径损耗,单位是km;λ为波长;d0为参考距离,在测算中设定参数为10 m。在实际计算中,测量路径损耗因子n在城市热点地区路以4.1代入,农村路径损耗因子根据经验数据以2.7带入。
1.4 在典型参数下各频段的传播范围
固定发射站和接收机的典型参数,包括发射站发射功率、接收机灵敏度、发射站天线高度和接收机天线高度4个参数,设置其为典型数值,通过链路预算对比在相同条件下不同频段的覆盖范围。发射站和接收机典型参数如表1所示,其中没考虑天馈线、阴影衰落的影响。
根据奥村-哈塔模型和COST-231模型,发射站和接收机的参数设置,测算得到各频段覆盖半径和范围,如图1和图2所示。
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发射站覆盖在城市和农村的改变趋势相同,随着频率的提高,发射站覆盖面积减小。如图2所示,发射站在700 MHz频段时,农村覆盖面积为相同频率城市覆盖面积的38倍;发射站在700 MHz的城市覆盖面积为2.6 GHz时的18倍;在农村700 MHz的覆盖面积约为2.6 GHz覆盖范围的8倍。广播电视频段中790～862 MHz频段能够提供良好的大面积覆盖,使用700 MHz在城市和农村建设移动通信网,在相同发射功率和覆盖条件下,建设成本是2.6 GHz网络的1/18和1/8。因此数字红利频段应用于移动通信将对增加移动宽带互联网普及率有重大的、积极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有利于在提供低成本的通信和服务方面促进创新。
2 国际数字红利频段分配和规划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10月,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广播电视模数转化,另有32个国家正在模数转化过程中,其中很多国家计划于2015年之前完成模数转化过程。截至2012年8月,已有8个国家发放了数字红利频段用于移动业务牌照,在未来3年内,至少有39个国家计划将数字红利频段分配给移动宽带。
通过研究国际上规划数字红利频段的进程,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提前4～6年进行数字红利频段的规划,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前10年以上规划数字红利频段,典型国家均于2010年前启动数字红利频段的规划(见表2)。根据各国经验,建议我国应提前至少5～7年启动数字红利频段的重规划/预规划。
2.1 美国数字红利频谱给多种无线技术带来发展机会
美国积极推动无线技术在数字红利频谱中的发展,在模数转换进程后,电视频段需求减少了34%[7]。目前,美国已先后于2008年3月、2011年7月完成了两次频谱拍卖,并且从数模转换后腾出的698～806 MHz频段中拿出88 MHz用于移动宽带业务的发展,并且将逐步扩大到120 MHz。
目前美国将移动宽带已分配的700 MHz频段用于发展长期演进技术(LTE)。自2010年底起,以Verizon、AT&T和MetroPCS为代表的运营商已先后在700 MHz频段推出了基于LTE技术的宽带移动服务。
2.2 欧盟统一规划数字红利频段
欧洲各国的数字红利频谱分配工作正在陆续展开。截至2011年6月,德国、瑞典两国已经率先完成频谱分配工作。欧盟成员国于2012年完成模数转换进程,并将转换后释放的“数字红利”频段用于发展无线业务,将790～862 MHz频段,用于3G/4G手机视频上网、下载等无线业务。2013年是欧洲数字红利频谱分配的密集期,多数西欧国家将在这段时间内完成分配。其余的欧洲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模拟向数字电视的转换时间较晚,将在晚些时候对数字红利频谱进行分配。
3 数字红利频段发展移动宽带业务将产生巨大经济收益
数字红利频谱用于移动业务将会产生比地面电视业务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以咨询公司TAS对南美地区数字红利频谱带来的潜在经济价值研究为例,TAS预测:分配700 MHz波段数字红利频谱用于移动服务部署能为拉美地区GDP带来将近150亿美元的增长,而广播电视业务只能带来35亿美元的GDP增加值;GSMA预测:将数字红利频段应用于移动对GDP的贡献是广播业务的7倍。美国700 MHz数字红利拍卖后,频谱平均估价为1.28美元/MHz-pop(频谱单价除以频谱覆盖人口总数),而如果用于广播电视业务则市场价值范围只有0.11～0.15美元/MHz-pop。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对亚太地区的测算:若将700 MHz频段分配给移动业务,2014—2020年期间GDP贡献为9 392亿美元,政府将从中获得1 809亿美元的税收;而如果仍用于广播电视业务则只能产生1 108亿美元的GDP产值,税收也只有432亿美元。GS-MA预测:亚太地区将数字红利频段应用于移动宽带对GDP的贡献是广播业务的8.6倍,欧洲地区将数字红利频段应用于移动宽带能够产生的经济价值是广播业务的4.8倍,如图3所示。
3.1 移动业务和广播业务的收益对比
统一的IMT频谱使用具有以下优点:可利用规模经济带来价格优势,有利于生产制造企业降低成本、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同时也有利于终端用户漫游通信并享受低价格产品所带来的好处。对于运营商来讲,统一的频谱使用可以满足跨境协调及互操作性要求,将非常有利于保证频谱资源的有效使用。
以咨询公司TAS对南美地区数字红利频谱带来的潜在经济价值研究为例,TAS预测:分配700 MHz波段数字红利频谱用于移动服务部署能为拉美经济带来将近150亿美元,并能将移动宽带覆盖率拓展至其人口的近93%。从拉美地区数字红利频段分别用于发展移动宽带业务和广播业务的收益预测来看,数字红利频段用于发展移动宽带业务要比传统广播业务增加收益近5倍,如表3所示。
3.2 各国数字红利和其他频段的拍卖价格分析
数字红利频段用于发展无线通信业务将带来巨大收益,预测其产生的经济价值将是传统广播业务的5～9倍。面对数字红利频段如此大的收益吸引力和频段本身的优质特性,数字红利频段的拍卖价格也必然是水涨船高。各国对数字红利频段的拍卖价格均高于其他频段,如图4～图7所示。
图4～图7为国际上对800 MHz,1 800 MHz,2.1 GHz,2.6 GHz频段的拍卖价格比较。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频率越高,拍卖的单价(欧元/MHz/人)就越低。对比美国、德国、西班牙和瑞典800 MHz频段的拍卖收益,美国的拍卖成交价最高,单价为成交价最低的瑞典拍卖价的2倍。对于相同频段,根据各国的情况差异,拍卖单价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如1 800 MHz频段的拍卖价格,韩国为德国、西班牙的十多倍,是丹麦的60多倍。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国际上频率拍卖的价格,对比出数字频段的优越性,下面将详细分析各国的拍卖价格。
3.2.1 德国开放数字红利频谱
德国是欧洲第一个完成数字红利频段分配的国家。它于2010年5月通过拍卖的方式完成791～821 MHz和832～862 MHz的分配,Deutsche Telecom,KPN/E-Plus,Telefonica O2和Vodafone共4家运营商参与到此次拍卖。经过28天的拍卖,Telefornica O2、Vodafone和德国电信三家运营商各获得2×10 MHz的频谱。
本次拍卖同时还包括了1 800 MHz,2 100 MHz和3 500 MHz频段。相比其他频段,数字红利频段的拍卖价格达到约49.5亿美元,针对各频段拍卖单价,700 MHz频段为0.729欧元/MHz/人,2.1 GHz频段为0.107欧元/MHz/人,2.6 GHz频段拍卖价为0.023欧元/MHz/人。700 MHz频段价值是2.1 GHz频段的7倍、2.6 GHz频段的32倍,如图8和图9所示。
3.2.2 美国数字红利频段拍得近200亿美元
美国积极推动无线技术在数字红利频谱中的发展,目前已先后于2008年3月、2011年7月完成了两次频谱拍卖。第一次拍卖于2008年3月18日进行,最终99家竞拍者获得了700 MHz频段的1 090个无线频谱中的754个,拍卖所得为195.9亿美元,比美国政府的预期高了1倍。2011年7月FCC又组织了第二次拍卖,对2008年拍卖的1 098张700 MHz牌照中由于搁置未出售和竞标成功者违约等原因仍处于空闲状态的16张频谱进行重新分配。第二次拍卖的金额达到1 977万美元。
3.2.3 澳大利亚近期将拍卖700 MHz及2.5 GHz频段
澳大利亚通信及媒体管理局日前公布了未来移动数据服务频谱拍卖的最终条款、条件和定价,并规定移动运营商应在2013年1月24日前报名参加拍卖[9]。该管理局公布的2.5 GHz频段的拍卖底价为0.03澳元/MHz/人,为700 MHz频段设定的底价为1.36澳元/MHz/人,这一价格目前已被用于提供模拟电视服务的运营商。为澳大利亚政府带来最少28亿澳元的收入,而2.5 GHz频段将创造700万澳元的收益,如图10所示。
从澳大利亚对数字红利频段和2.5 GHz频段拍卖的底价和产生的收益来看,数字红利频段的拍卖底价为2.5 GHz频段的45倍。但数字红利频段将产生的收益为2.5 GHz频段的400倍。因此数字红利频段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3.2.4 加拿大将于2013年11月19日拍卖700 MHz频段
加拿大工业部近期发布了数字红利700 MHz频段用于发展4G移动宽带业务的拍卖时间表,拍卖将于2013年11月进行。拍卖从征集问题到出价的整个流程将从2013年3月27日持续至11月19日。加拿大工业部称将划分700 MHz频段到14个地域,每个地域提供5对成对频谱和2个不成对频谱执照,共提供98个执照。加拿大政府新发布的“商用移动频谱展望”预计在2017年至少需要473 MHz频谱用于商用移动业务,这些频谱来自将要进行拍卖的700 MHz和已经发布拍卖信息的2.5 GHz频段。
4 小结
目前,国际上正在积极规划数字红利频率的重新分配。文中分析了数字红利频段在传播特性和覆盖范围的优势,研究国际上对数字红利频段的规划现状,对比数字红利频段和其他频段的拍卖和收益情况,数字红利频段的拍卖价格为2.6 GHz等高频的30乃至40倍,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也是广播电视业务的5～10倍。使用700 MHz建设移动通信网,相同覆盖,建设成本是2.6 GHz网络的1/8。因此,若将数字红利频段重新分配,用于宽带移动业务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本文对我国数字红利频段的规划起到了参考作用:首先,要跟踪并研究国外数字红利频谱释放和分配的最新动向和政策;其次,要对数字红利频谱释放法规和政策进行研究,并研究国外数字红利频谱拍卖机制和收益;最后,在分析国外经验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摘要：广播电视经过模数转换后带来数字红利频段。分析了数字红利频段的传播特性和发射功率覆盖效率。使用700 MHz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在相同覆盖条件下,建设成本约为2.6 GHz频段的1/8。通过研究国外数字红利频段的规划,对比数字红利频段与其他频段的拍卖和收益情况,数字红利频段的拍卖价格为2.6 GHz等高频的3040倍,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也是广播电视业务的510倍。将数字红利频段应用于宽带移动业务将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对我国数字红利频段的规划和使用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数字红利,经济收益,频谱拍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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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允价值会计论争的思考论文 篇4
摘要:公允价值会计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同的声音。本文在分析近期国际上有关公允价值会计论争的基础上，得出公允价值的确定是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并总结了这场论争对坚持完善公允价值会计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论争;公允价值确定;启示
所谓公允价值会计，是指以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公允价值会计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同的声音，支持者多来自于以投资者为代表的SEC、FASB 等会计界，而以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金融界为代表的企业界对公允价值会计持谨慎乃至反对态度，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仅缺乏可靠性，而且将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巨大波动，促使金融机构的借款决策短期化。此次世界发生的金融危机更使公允价值会计成为经济界与政界争论的焦点。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几个主要的经济体都暂停或者修改了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主要原因是其中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急需遏制不断下滑的经济信心指数。从结果看，反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人们是“胜利者”,一些支持这项准则的人士与机构迫于现实压力,也放弃了原有的政策主张。本文在简要回顾这场争论的基础上，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与焦点及给我们得启示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国际公允价值会计的论争
公允价值会计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和房屋借款危机。80年代，美国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但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上的财务报告在这些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之前，往往还显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历史成本计量使大量参与金融工具交易的企业、机构的财务报表的信息失去透明性、相关性。以美国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迅速反应，FASB于1984 首次将公允价值运用于金融工具会计并发布了FAS80(远期合同会计)。1990年9月，当时的SEC主席R ichard C B reeden
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指出了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并首次提出应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FASB从1990年12月至2006年9月发布的55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中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约占75%(夏成才,2007)，2006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SFAB第157号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
在美国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中，一些银行家、金融人士、国会议员将矛头指向美国会计准则。面对金融危机中飞流直下的金融资产价格，他们认为第157号会计准则要求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使市场陷入金融工具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7000亿美元紧急经济救援法(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EESA)中，允许SEC 暂停存在争议的公允价值计量权利。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盟议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日本等相继作出了修改或暂停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建议或决定。
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人士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性，即经济繁荣，市场高涨时，容易造成相关金融产品的高估，从而公允价值会计成为金融泡沫的发生器;反之，经济衰退，市场低迷时，容易造成相关金融产品低估，从而公允价值会计成为金融危机的助推器。二是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估值风险。主要是指责当金融工具缺乏活跃交易市场时，由于流动性极低，不存在市场交易价格和类似市场价格，需要借助各种模型来估计其公允价值，模型选择具有随意性，而不同模型所设置变量(利率、风险系数、相关性、信用基差)又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因而相关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缺乏客观性与可靠性。
以准则制定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为首的一派则认为，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公允价值才是最能体现公司财务状况的计量方法，尤其适用于金融衍生产品。他们反驳说，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不仅没有火上浇油，反而使危机更快地得到暴露，让投资者尽快看到真相。取消公允价值计量，是历史的倒退，无异于掩耳盗铃。他们反对全盘否定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考虑的是应该如何完善公允价值计量，以更好地体现特殊情况下的金融产品的价值。
二、国际公允价值会计论争的实质：公允价值的确定
理论上公允价值的确定， FASB第157号公告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的交易中，因某项资产将收到的价格或转让某项负债将支付的价格”，这个定义明确使用了“退出价格”(exit price)确定公允价值，而一般意义上购置资产支付的交易价格或承担负债收到的交易价格则是一种进入价格(entry price),很多情况下两者存在差异。《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SA39)明确规定使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通常是指已持有资产在市场中的出价、已承担负债在市场中的要价，其要求是与退出价格的内涵相一致。退出价格能够提供有关资产或负债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或流出的客观、以市场为基础的预期。
实务上公允价值的确定，根据美国SFAS157号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估值的相关规定，大多按优先顺序划分为三个层次：市价法、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即存在活跃市场时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公允价值(市价法);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参考类似项目市场价格确定公允价值(类似项目法);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市场价格信息时，则采用估计技术对项目的公允价值做出估计(估价技术法)。
从上述国际有关公允价值会计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支持公允价值会计的一方显然认为会计核算项目的公允价值具有可靠依据或能够被合理估计，因此，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更相关有用的经济决策信息，可以达到防范、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反对的一方理由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性和估值风险。顺周期性针对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产品，当市场高涨和低迷时，市场价格不能代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即除非市场处于正常状态，市价法和类似项目法是无效的。估值风险针对缺乏活跃市场的项目，说明估价技术法一般也是无效的。因此，反对一方提出的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性和估值风险的实质就是认为会计核算项目的公允价值一般不具有可靠的依据，也不能被合理地估计。综上所述，国际公允价值会计论争的焦点与实质是核算项目公允价值的确定问题。支持和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分歧的核心是会计核算项目的公允价值是否具有可靠依据或被合理估计。
三、国际公允价值会计论争的启示
事不辩不明，国际公允价值会计论争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1.由于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即经济社会主体通过利用会计信息在他们之间进行财富的非公平转移而带来的社会后果，换言之，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决策，而不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会计作为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进行经济决策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理应提供具有相关有用、及时可靠地经济信息。在资产价格随机波动的市场经济下，公允价值计量显然比历史成本计量能够提供更相关有用的会计信息，因此，公允价值会计不能废弃，只能坚持和完善。
2.市场价格并不一定是公允价值。公允价值要求市场交易主体是独立的、具有熟悉交易的广泛知识，并能够合法和有经济能力自愿地进行交易。当市场处于高涨和恐慌的非理性状态时，交易主体失去了理性，缺乏应有的知识，或被迫交易。因此，市场价格并不一定是公允价值。
3.合理确定核算项目公允价值是公允价值会计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政府应保证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使市场交易尽量处于正常状态，为公允价值会计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应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公允价值的估计技术，使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或项目缺乏活跃市场时，能够合理估计相关项目的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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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 篇5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全球分工日益加深和加剧,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不断完善,并将某些产品的部分生产工序或价值链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安排和布置,为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全球资源、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机遇[1],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提升其国际竞争力(Ernst and Kim,2002;Schmitz,2004;Giuliani,Pietrobello ,Rabellotti,2005),达成其国际化成长的梦想。一些学者(Lazzarini,Chaddad,Cook,2000)将全球生产和价值链体系称为“网络链”。但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并非不区分区域差异而机会均等,跨国企业将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安排在国内,其他相关环节则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或竞争优势进行安排布置。我国由于改革开放较晚,中小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业为主,缺乏对核心和关键技术的掌握,进入国际市场的信息缺少和渠道有限,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常常受到主导企业的牵制,自我创造力不足,因此向全球市场拓展机会较少。同时,我国中小制造企业仍主要被定位于GVC的低端环节,所提供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偏低,在全球市场中主要依靠低价格进行竞争[2],这进一步制约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3],如何突破“低端锁定”和“悲惨增长”的困境,成为当前特定情境下我国外贸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4]。即使有机会全球突围并成为了国际企业的中小企业,也难以在全球市场长期生存并做强做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必须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及其相关知识,知识学习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序列模式的重要决策因素,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就是不断获取和积累知识的过程[5]。因此,关于中小企业通过借助全球分工的历史机遇,主动寻求全球价值链的纵向和横向关联,积极开展知识学习,积累知识资源,利用创新资源,加以吸收和创新整合,从而实现中小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增强其国际化成长能力等的相关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知识学习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机制及相关假设,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全球分工背景下知识学习影响因素及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影响度,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知识学习提供了知识池
企业的知识是企业获得持续的国际化竞争优势的源泉(Grant,1996)。全球分工加速了价值链的整合,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不同企业和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协同(Tallman,Fladmore-Lindquist,2002;Sam Palmisano,2006),是企业早期国际化的推动者(Kiss,Danis,2008)。在全球分工体系下,知识资源嵌入全球分工所形成的价值链互动网络中,并在网络中相关主体及其关联机制作用下,激活分布在网络中、嵌入网络内的累积性知识资源,加强不同区域间、不同产业间、不同企业间的多种形式的互动链接,促进知识的有序、有效扩散和转移。同时,中小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其拥有的经营资源有限,全球价值链为不同工序、不同区域间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合作和学习机会,凭借全球价值链网络以整合外部知识资源,丰富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构建了国际化竞争优势。根据知识的流向,可把知识流动定义简化为从知识源到知识接受者间的转移过程,即在一定的情境中,知识从源单元到接收单元的传播或者转移的过程,由于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源单元与接收单元可以互换角色。全球价值链就是一个全球知识流动平台,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提供了较好的知识源单元,通过全球价值链的联系,更容易促进价值链上下环节间的中小企业的“无摩擦”对接,知识的无缝连接。从全球价值链中知识源的角度看,知识流动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中小企业内部的知识流动,以及中小企业所在区域构建的模块型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可以概括为中小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如部门内部和研究开发部门生产制造部门、供应和销售部门之间对知识的共享和转移,以及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企业与外部的知识流动,包括中小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或其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知识流动。以上两方面的知识流动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同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基于合作和互动的频繁性、经常性,可以深化价值链内企业间互动和信任,有利于价值链形成“知识池”。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1:全球价值链内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提供了知识库,价值链内知识源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1a:全球价值链内中小企业内部组织间的知识流动正向显著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1b:全球价值链内中小企业间的有效的知识流动正向显著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二)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知识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又非等级制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特的网络经济型组织模式,有利于形成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分享环境和机制,主要表现在,第一,节约了知识交易成本。跨国公司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的重要驱动力。跨国公司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东道国的中小企业,由此,相应的知识、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也随之流向东道国中小企业[6]。另外,跨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的产品,是知识溢出的重要介质,有利于东道国中小国际化成长中模仿创新,带动中小企业的知识学习,推动中小企业产品创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企业中的人员流动和交流,也为中小企业创造了知识学习的机会,只要在东道国有生产合作、人员流动和商品贸易,就存在知识的溢出。由于同处一个价值链,承接跨国公司的生产安排,价值链邻近环节的相关企业也会相互沟通、切磋和互动,经过横向和纵向的长期合作,有利于减少国际市场知识获取和取得的交易成本(Uzzi,Lancaster,2004)。第二,提高了学习效率。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相互关联的中小企业,围绕同一产品形成一个生产体系,由于组织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和认知邻近性,上下游企业间为确保产品质量和数量,以及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它们通过资源共享、技术转移和外溢等进行生产协同、组织协调和知识共享,同一环节企业之间的国际化成长相关知识和经验,不再是秘密,而是公开的。由于技术和知识的差异性,同一价值链内的企业,存在“拉拨效应”,通过价值链环节的频繁的交流和知识溢出,促进更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交换,提高中小企业整体的学习效率,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所在价值链的知识创新,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2:全球分工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知识共享环境,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2a:全球价值链作用下节约了学习成本,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2b:全球价值链作用下提高了中小学习效率,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三)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学习提供了中介组织
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型活动的全部主体(Sturgeon,et al.,2001),由于高度专业分工,存在着大量的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种类繁多,有利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和信息扩散,节约了交易成本。
知识学习资源分布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位置,中小企业在参与全球分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介组织对中小企业国家化成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左右。Howells(2006)指出,中介组织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知识,具有诊断和预测、信息搜索和筛选、知识处理和整合、守门把关和连接、鉴定等10 个作用。中介机构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搭建了各种平台,促进国外市场知识向价值链渗透,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相互学习,也可以孵化国外市场知识,为学习和积累知识的双方建立外部对话平台。
同时,中介组织既可以反映供应商的知识和信息,又可以反映购买商的国际市场信息,为处于中间环节的中小企业生产和学习提供指导,而且有的中介组织就是专门负责技术咨询和知识服务的,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重要的知识源。中介组织通过自己的技术网络和研究,从不同层面对显性知识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国外的交流和合作,传播隐性知识,譬如,国际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经销商等,既反映了市场信息,也反映了生产技术信息,这些都有助于中小企业知识学习和资源共享。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3:全球价值链有益于中介组织的诞生,中介组织促进了全球分工体系企业间知识的交流与互动,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3a:全球价值链下的中介组织搭建了中小企业交流平台,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3b:全球价值链内中介组织能提供丰富的知识学习资源,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四)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知识学习构建了知识学习通道
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全球网络中的龙头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是中小企业实现创新升级的重要知识源[7],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一个强有力的知识携带网络,能够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提供相关技术和市场知识(Yang ,2006),全球价值链是对分散在全球的地方生产网络进行整合后形成的知识通道(文蟾等,2005),为企业间相互学习提供了知识通道。第一,一个区域内总存在着国际化成长的先行企业,它与后发企业要么存在合作或竞争的关系,这都能为后发企业带来国际化成长的显性或隐性知识,减少中小企业国际知识的学习成本。先行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中,通过多种渠道较早学习和掌握特定市场的先前的国际化经验和知识,并与国际市场建立了的国际市场网络关系,通过与中间机构、国外市场或合作企业的联系,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学习到特定市场知识和经验知识,逐步构成了“开展国际业务→学习→反馈→学习创新→开展新业务过程”等知识学习循环活动。先行企业国际化知识,对处于同一地区的中小企业来讲,可以减少邻近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加速国际化成长的过程。第二,全球价值链的先行企业可以丰富本地国际化知识。先行企业国际化成长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网络之中,处于同一区域的价值链上的企业存在较强的多维邻近性,它们通过产业内部存在长期的横向和纵向上的关联,对区域内进行知识的溢出,尤其是全球化较高的多国企业,不仅包括市场、管理、技术、营销等知识,还包括不同的国际市场的信息和知识,有利于提升本地中小企业或集群中小企业的产品国际化竞争力,由于本地也存在价值链关联,产品的生产环节必然带动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联动,并不自觉地带动所在区域国际化知识的积累。区域内价值链内其他企业在学习中通过结合自身实际,消化、整合和创新并加以利用,也会在区域内反复进行回流、循环,这也有助于本地国际化知识的提升。第三,全球价值链先行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集体学习。集体学习是指相邻空间中的行动者行动、劳动力流动、供应商及客商互动以及面对面交流等活动,先行企业的知识创新,必然带动价值链的集体学习和价值链整体知识的提升,有助于产业的知识学习和产业创新,增强产业的国际化竞争力。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4: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信息通道,有利于国际化知识的流动,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4a: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化先行企业的知识溢出,降低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学习成本,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4b:全球价值链下丰富了中小企业间的知识域,有利于形成国际知识场,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4c:全球价值链下先行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集体学习,提高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五)全球价值链提高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在全球化竞争的市场上,创新意味着创造或改进产品和过程[8]。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快速变革的今天,中小企业由于资源有限性不可能依靠单打独斗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生成是以企业现有技术为基础,内外部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9],中小企业嵌入全球网络,全球价值链网络为中小企业编织了一个多样化异质性知识流动的个体网络,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向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布各种最新产品的相关知识,为保证产品质量,以及规定的交货期限,跨国公司通过生产手册、产品规程甚至派往技术人员进行知识的传递,中小企业通过学习,改进自我的技术知识结构,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资源,提高自我的创新能力[10]。同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了持续创新,中小企业通过创建新的利基市场,提高自己的国际化竞争力(Brok,Evans,1989),并以国内市场和国内研发为起点,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国际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分工体系对国际市场的反应异常敏捷,中小企业可以有效把握同行最新生产的产品及所适用的工艺,这些信息和知识总是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外溢出来,就像弥漫在本地的空气,并通过逆向工程的研究和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创新,内化为企业自身价值,提高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和获得较高附加价值,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5: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创新力,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5a:全球价值链下中小企业具有生产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知识,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5b:全球价值链下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反应和创新能力,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二、数据与变量测度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采取调查问卷方式收集相关数据,发放对象是具有国际化业务且参与了全球分工的中小企业。样本主要以浙江和广州等国际化中小企业发达地区中所调查中小企业为主,行业主要涵盖纺织、农林牧渔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制造业、电子信息、计算机和软件业、化学纤维等。采取随机抽样,通过实地走访、通过校友、同学以及E-mail等方式发放问卷,时间为2012 年7 月至2013 年6月。本文发放问卷252 份,回收问卷223 份,回收有效问卷185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82.9%。主要以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概况非常了解的资深员工,能够对本研究所调查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二)变量与测度
全球分工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影响,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和调研问卷,本文将企业能够了解行业内国内外知识学习资源的最新进展;企业能够将国内外先进技术知识或科研成果投入商业化运营;企业在价值链中能获得国际化成长的技术和知识;企业在价值链中通过知识学习能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熟悉东道国的政策、金融、法律等的知识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定义为知识学习对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贡献绩效,并将此定义为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
本文将全球分工下形成的中小企业内部组织间的知识流动;中小企业间的有效的知识流动;节约了中小企业国际知识学习的成本;提高了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效率;搭建了中小企业交流平台;中介组织搭建了知识学习交流平台;国际化先行企业的知识溢出;丰富了中小企业间的知识域;先行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集体学习;中小企业具有生产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知识;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反应和创新能力等这11 个方面定义为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在回归分析表中依次以D11、D12、D21、D22、D31、D32、D41、D42、D43、D51、D52)。
三、实证分析
(一)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的目的在于衡量测量结果稳定性或一致性。在量表正式测试前,由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以及湖南省内12位专家开发的量表进行了评测,并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对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完善,然后实施了预调查,对相关表述和条款进行了改进。本文采用Cronbach's ɑ 系数来检验信度。信度系数的值越大,则测量的可信度也就越大。各变量的Cronbach’s ɑ 值都均大于0.7,这说明本问卷设计在内容一致上的可信度良好(见表1)。
根据Bartlett球体检验,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进行KMO值判断,当KMO在0.5~0.6 之间时是能够接受的,当KMO在0.6~0.7 之间时是可以接受的;当KMO在0.7~0.8 之间时是相当好;当KMO在0.8~0.9 之间时是非常好。由SPSS20.0数据统计软件分析,KMO值都为0.6 以上,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0.005(见表2)。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二)统计描述及变量的关联度
首先,分析F值和调整的确定系数R2,若F值对应的Sig.值是0.000<0.05,说明回归模型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较好,即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见表3)。
运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本文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见下页表4)。
由下页表4 可以看出,调整的确定系数R2为0.405,F值为10.716,达到了较显著的水平,这表示11 个预测变量共可解释“贡献绩效”变量40.5%的变异量。常数项t值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均大于0.05,这说明其和0 没有显著性差异,不可出现在回归方程中。从回归分析表中可以看出,11 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大于0,这说明各个自变量对贡献绩效即对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本文所提出的假设相符。通过以上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如下标准回归方程(Y为贡献绩效即知识学习对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作用;X1~X11依次为D11~D52的自变量),见式(1):
注:1.被解释变量定义为:作用绩效。
Y=0.216X1+0.344X2+0.292X3+0.026X4+0.389X5+0.364X6+0.137X7+0.046X8+0.139X9+0.354 X10+0.065 X11(1)
从以上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之前所提出的11 个假设得到了验证,从表4 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形成了知识池、中介组织搭建了知识学习交流平台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起到了最大的作用,而知识合作共享机制提高了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效率对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所起的作用较小,创新能力还不强。
结论及建议
全球分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建立,构建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的过程与机制,对中小企业来讲,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网络,充分学习各种知识,来提升自我的国际化竞争力,实现国际化成长,是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中,中小企业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较弱,不能对国际知识有效的吸收并加以创新,是难以实现国际化成长的。其次,同一价值链内企业间的合作是获取知识和技术的主要方式,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合作企业间的信任水平,是提高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竞争力的关键,尤其全球分工背景下,集群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特征,有的甚至以集群形成的价值链模块嵌入全球价值链网络,促进了中小企业间的交流互动,降低了中小企业间的学习成本;再次,中介组织在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化,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国际化服务平台逐步完善,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信息平台的建立,大大提升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服务效果;最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不能总是位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全球价值链,搭建了知识学习交流平台,促进了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创新成长。
从实证研究来看,有两点值得进一步讨论:(1)中小企业的学习效率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成长的问题。本文不支持相关假设,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在调查的相关中小企业,大都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很多工人多为外地劳动力构成,外地劳动力由于从事一线工作,流动性大,跨区域、跨产业流动分散,给企业的员工培训带来困难,相应地削弱中小企业的学习效率,从而影响中小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二是中小企业大都贴牌生产,大都不需要进行太多的知识更新,影响了知识的学习效率。(2)中小企业间的知识域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问题。本文也不支持相关假设,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先行企业可能对相关的国际化知识进行保密,自己具有较大的生产和配套水平,难以进行知识溢出,不利于中小企业间知识水平的提升;二是价值链内中小企业地理邻近性较强,然而过度的组织邻近,使得中小企业间的知识差距缩小,意味着企业间相互学习的知识减少,不利于中小企业间国际知识的提升。
摘要：全球分工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带来了机遇,许多中小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走出去”战略,但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现状并未改变,只有主动学习,不断提升其国际化竞争力,才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越并在全球竞争中做到可持续发展。分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国际化成长的机制,构建理论模型,利用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中小企业在其国际化进程中知识学习的相关因素对其国际化成长的不同影响度,并提出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加强知识学习、增强其国际化竞争优势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全球分工,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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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 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国际化,发展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思路的改变与调整, 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在新世纪与新形势下, 我们要加快把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圈, 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和新的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发展空间, 打破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思维定式, 坚定不移地选择并确立国际化的操作对策, 促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
一、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必要性
区域经济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 通俗地讲, 区域经济国际化是指一国或者地区某个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发生互动的一个过程。
首先, 这是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 区域经济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它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元素纳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中, 要求世界各国商品、资本、人才和技术等在全球范围这个大市场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它促使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加强, 各国的经济不在孤立的发展, 而是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因此, 作为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 特定区域经济国际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 中国只有顺应全球化的潮流, 走区域经济国际化的道路,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其次, 区域经济国际化也是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其实就是融入世界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国内市场对外部的开放, 允许外国的资本、商品、技术、人才进入国内市场的经济运行中去, 同时也鼓励国内各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要放眼世界, 到世界经济的舞台中去发展壮大自己。这就要求区域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接轨, 一方面把要求区域内的企业、产品、科技等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 另一方面我们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人才和资本等, 从而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实现在世界范围内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 提高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发展思路和战略
国家及其内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没有国际化的发展思路战略, 都是很难成功的。因此, 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正确的思路, 要有合乎地区实际, 与时俱进的战略。
1. 要发挥区域优势和培养区域品牌与产业。
一个区域的特有优势, 对于快速提升本区域竞争力, 促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重要动力。每个区域都有自己不同的优势, 如何发挥或者创造本区域特有的优势至关重要。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所能发挥的区域优势并不尽相同, 但是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种:固有优势, 比较优势, 创造的优势或者后来优势。固有优势, 即指本区域因地理区位、地质或者其他因素形成的本区域特别突出的, 而且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 具有明显特色或者绝对性的优势。如丰富的矿产资源, 水能, 便利的海运与河运交通。比较优势, 一般是指本区域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优势, 但是本区域内某一资源与区域内其他资源相比, 优势要明显一些, 这种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开发出来。创造的优势或者后来优势, 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优势, 而是通过地区本身的努力或者某些外因推动下而形成的优势。区位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区域的优势才是最终目标。
区域经济要在经济国际化的浪潮中获得竞争优势, 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优势品牌和产业。优势品牌和产业的培植以下几点不可或缺。首先, 企业的观念要转变。在当前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 企业或产业面临竞争更加残酷, 不仅要面对国内企业的竞争, 还得接受外国公司的挑战。如果没有优势品牌和产业的话, 就会被淘汰。所以企业必须走出去, 接受国际市场的洗礼, 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样, 区域还必须培养自己的产业优势。
2. 跨国公司合理的互动。
合理有效地利用跨国公司的优势, 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 也是区域经济加速国际化进程以及增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 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生产, 经营、投资能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 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 它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上层位置, 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拥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 本区域的企业或产业应该尽可能地与跨国公司进行合理的互动, 吸收他们先进的管理经营经验和技术等, 以提升企业或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 由于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 有时往往不遵从于东道国的政策导向和受资方的主观意愿。因此, 要建立与跨国公司具有互补性和相匹配的生产要素系统, 确立与跨国公司共同成长的指导思想, 为本区域的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1]。
3. 要转变观念。
政府观念要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 促使政府在面对区域经济国际化时要与时俱进, 更新观念。过去,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具有绝对的权威, 市场应该有政府主导。然而虽然改革开放后, 中国政府的某些观念已经发生变化, 但是仍未完全转变过来, 这很有可能会造成改革的停滞, 从而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也会影响区域经济国际化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发展。因此而在新的形势下, 区域经济国际化应该开始探索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发展策略。因此, 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 进一步改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运作机制, 做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 以更开放的姿态适应新的形势[1]。
公众观念要转变。当今, 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已是时代所向。而且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自我封闭搞经济发展已经没有出路, 公众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心态来迎接全球化的浪潮, 区域经济的国际化才能成功, 中国的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 公众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 积极应对新形势, 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4. 要继续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
虽然, 经过多年的改革, 政府的职能观念和工作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 但是仍有很大的缺陷。因此, 要更新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 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 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能, “有所为, 有所不为”。促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 使政府从什么都管到有限管转变, 从“管制者”到“服务者”的转变。因此, 政府应该为本区域企业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特别是要促进经营机制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使企业具有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灵活经营机制, 从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走好区域国际化的路程[1]。
5. 要独立自主。
中国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即中国实行对外开放,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不是盲目排外, 而是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要遵循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区域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 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享受国外广阔的市场资源, 必然会遭受各个层次的风险和阻截, 甚至有可能丧失自身的原则性, 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独立性;而“引进来”战略的实施, 会让许多国外资本, 跨国公司进入区域经济的运行中去, 有可能会影响本区域经济的安全 (跨国公司具有无政府性质, 有可能会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当地的经济命脉, 进而影响政府行为) 。因此, 政府应该紧紧抓住本区域的经济主导权和独立权。
6. 企业必须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主研发和创新。区域经济发展千方百计增强本区域的创新能力。如积极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向本土企业流动;政府通过政策建立外资技术引入的机制等等。此外, 在自主研发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的升级和产品创新,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并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品牌。所以, 政府应加强提供有关创新的公共产品, 特别是支撑着产业技术创新的区域性的关键性公共创新基础设施[2]。另外, 促进区域经济国际化发展还必须始终抓住人才培养和引进。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在现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国家和地区要经济国际化中取得竞争优势, 必须大力吸收和培养相关产业的人才, 合理利用人才, 从而实现人力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7. 要注意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地域和结构来看, 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如东西部之间, 不同产业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协调, 而且不同区域的经济开放水平不一样, 不同产业的结构不合理, 这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区域国际化过程中, 要注意经济发展的协调与平衡, 提高落后区域和产业的经济开放水平, 从而在区域国际化中取得优势。
总之, 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垒球化的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及时调整发展取向。在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最终目标的指导下, 把政府、企业、公众、跨国公司等各方面整合成一个有机体, 促进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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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 篇7
随着国际化资本市场的发展,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不断发展与融合, 人民币早已经跨越国界, 实现在境外流通。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深入, 国际经济不断的走向统一化的道路, 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接轨带来了契机;二是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的现金在国际上能够顺畅流通, 为促进商品交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交易的便利, 促进了中国金融走向全球化;三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 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 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的计算模式受到一定的影响和改变, 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后, 人民币的国际化对巩固价值的计量模式以及通用标准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衡量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之一就是公允价值, 通过公允价值的计量, 使得交易双方在熟悉市场情况下, 通过确定的价格和公平交易的条件, 结合货币金融市场的国际会计准则, 根据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1,2,3,4]。人民币的国际化表明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情况, 受到了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认识的关注。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推动人民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 未来人民币将会进入SDR、推动中国碳金融发展, 引入更多机构投资者通过使用人民币进行货币结算和资金融合。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过程必将推重公允准则的计量模式的转变, 随着全新的《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掀开了神秘面纱, 新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推出,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是财政部针对人民币国际化推出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准体系, 《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掀开了神秘面纱, 惊艳亮相[5,6,7]。在《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中, 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这项全新的准则由财政部正式发布, 自2014 年7 月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新的公允准则采用当前市场条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货币交易或市场信息, 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持续趋同, 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产物, 人民币国际化将对公允准则的初始计量、估值技术、公允价值层次等计量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 为市场参与者在资产定价和境外上市的执行方面提供会计准则, 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体系进一步完善。可见, 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将对公允价值的国际准则驱动带来强大的推动力, 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实践中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 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 基于市场的计量, 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和级次, 通过优化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 使得会计处理相关事项有了指导性的操作规范。
1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及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1.1 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及对我国经济的有利影响
本文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 需要首先分析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及发展现状。随着国际的不断发展与融合,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地位日益重要,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逐渐走向世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经济和公允价值的计量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影响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 推行走出去和走进来的政策, 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行业的壮大, 中国的金融行业的发展历程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历程。人民币的国家化有利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使得在当前国际经济紧张形势下, 能有效保障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能顺利畅通。当前, 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达到了一个较大的比重。当前国家间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和货币的竞争, 人民币国际化无疑会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8,9,10,11]。在此, 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第一, 人民币国际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 美国次贷危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给金融市场带来了较大的波动,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中国能够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在供给方过剩生产能力过度的情况下, 美联储为金融市场提供的杠杆式操作。西方资本市场的混乱和缺乏监管,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使得“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中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可见, 人民币国际化, 能使中国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同时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 有效规避了经济下行风险, 通过政府与国际市场的动态博弈, 确保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平稳运行, 避免了陷入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
第二, 人民币国际化对全面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管理和金融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 使得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承担的职责和使命更为重要, 人民币不再是一个货币的衡量工具, 也是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转变了国际市场对单项的金融工具使用的计量方式。对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提出新的思考和模式转变。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 对于已持有资产或将发行负债, 公允价值计量对于已持有资产或将发行负债是通过交易发生地为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进行衡量的, 当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互抵消, 即买入或卖出价与市场中间价的差额得到合并, 由此催生的新的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通过公允价值模式的转变,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激发最高水平活跃程度的市场
第三, 人民币国际化在我国经济管理活动中起重要作用, 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互补性合作博弈, 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的投资工具。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在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深入的进程中, 在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中使得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取得一定的主动权,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 分析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转变方法, 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的背景下, 人民币国际化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正确认识人民币国际化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和作用, 妥善处理全球性金融市场与资本制度调节市场的作用和关系。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演变, 通过运用价值杠杆和国际货币市场的竞争机制, 通过公允价值的优化调度和计量模式的转变, 通过优化的计量模式, 结合《39 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运用价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 调控经济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示意图如图1所示。
1.2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提出了更为详细和苛刻的要求, 公允价值计量作为金融计量工具, 采用当前市场条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货币交易或市场信息实现对市场产品的计量和金融商品价值的衡量。当前, 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主要采用的是价值评估模型, 具体方法是建立计量日的可能交易价格, 考虑资料输入的使用、可观察的市场信息, 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 调整信用风险贴水, 确定合理的公允价值。根据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通过市场机制,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 基于事实性交易的真实市价进行公允价值的计量。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参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市价和未来现金流量贴现。根据公允价值信息的获取条件, 在公允价值估计数变动区间内, 分析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 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因素增多, 相关的考虑因素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变得越来越复杂, 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的基本属性, 公允价值的来源应该是两种:市价和未来现金流量贴现, 公允价值对历史成本、货币的国际化水平等因素具有很高的敏感性, 公允价值在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方面具有积极重要性。“IAS39使用指南”提出了采用评估模型确定公允价值的条件, 采用价值评估模型进行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如图2所示。
当前,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深入, 商品市场的交换机制和商品价值受到国际化冲击影响加大, 传统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不能满足准确的商品衡量的需求, 有需要对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进行优化改进,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单签, 公允价值计量假设资产或负债的交易发生在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进行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实时摊销, 在资产收益期内, 按账面价值入账, 避免人民币的国际化对资产的折损和权益的损害。
2 人民币国际化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优化
公允价值是基于市场的计量方法准则,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 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 市场发生了变化, 对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发生了转变。为了提高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准确性, 需要进行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根据39号准则, 公允价值被定义为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产生的资产收益和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公允价值是对某些资产和负债而言的有效计量工具, 保障了商品的流通和货币市场的秩序, 公允价值的计量是会计计量商品价格的基本方式, 公允价值的计量受到货币国际化的影响较大。近年来, 随着各类资产市场交易条件的日趋完善, 公允价值计量规则细化, 公允价值计量的体系日渐完善。
财政部近日发布正式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 随着货币的国际化,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办法使得国内的会计准则和国际准则趋同, 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深入下, 新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和分析, 对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清楚的衡量。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自身价值, 确定价值的公允值, 结合市场的影响因素, 根据市场环境、市场供求关系和人的主观意识, 得出商品在交易市场中的价格, 实现对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的改进, 人民币国际化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参考因素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
结合图3给出的人民币货币国际化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参考因素, 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 并给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计量模式改革的建议:
首先,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作为会计准则, 必须根据市场存货、资产减值、股份支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及价值进行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改变, 在计量方法和参考因素方面进行多方面的考量。进一步规范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法规制度, 国内的会计准则就公允价值计量单独进行规定, 根据《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报送财务报表, 在公允机制的计量和财务报表的核算中, 更加需要重视实质, 轻于形式。在公允价值计量中, 充分纳入“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考虑, 在风险观测和风险控制方面加强管控, 细化和强化了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国际货币和期货市场的风向能力方面的防御。
其次, 完善各类资产市场交易市场的会计准则, 在各类资产市场交易市场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在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公允价值的计量在国际资产交易中的重要性得以体现, 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 需要完善各类资产市场交易市场的会计准则, 在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上朝着全球会计准则趋同目标迈进。明确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和级次, 在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重要信息的披露和数据的共享。随着未来将在人民币进入SDR、推动中国碳金融发展, 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将受到国际会计学界的关注, 因此,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 需要就国际市场的存货、资产减值、股份支付等多领域多方面进行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规范, 为会计提供指导性的操作规范。
再次,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下, 通过采用多元成本计价模式进行公允价值计量。在人民币国际化环境下, 对公允价值的计量需要谨慎使用价值评估模型, 了解各种金融商品的特点, 更加关注于国际的风险管理和其他控制。在公允价值计量中, 风险管理和其他控制, 利用专业判断和评价技术, 充分分析影响货币市场公平价值的市场因素, 用贴现法估计当时价格, 对预期市场进行有利推测, 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设计中, 对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的披露做出具体要求, 充分可供利用的市场交易或市场信息, 尽可能多地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 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
结语
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得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 在境外流通, 人民币国际化活跃了市场金融资产, 为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和金融控制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优化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 使得国内的会计准则和国际准则趋同, 保障有序交易。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 篇8
价值链管理就是怎样将企业的生产、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有机的整合起来, 做好计划、协调、监督和控制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使它们形成相互关联的整体, 真正按照链的特征实施企业的业务流程, 使得各个环节既相互关联, 又具有处理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 使企业的供、产、销形成一条珍珠般的“链”——价值链。完整的汽车产业链至少包括产品设计研发、零部件制造、整车生产与组装、汽车销售以及汽车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环节, 其中产品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和汽车售后服务等环节附加值较高, 低端零部件制造、整车组装以及销售等环节附加值较低。对这些环节的管理和控制, 决定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企业价值的链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各个环节必须紧密相连, 才能形成资金、信息的顺利流动, 完成资本增值的过程。汽车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关键取决于对企业价值链的管理。
一、优化价值链管理有助于解决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问题
2007年是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年, 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正由“市场拉动型”向“市场拉动型”和“创新推动型”的两驱方向转变, 由满足国内市场向出口和“走出去”国际化方向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能力颇弱的现状不容忽视。早在2005年商务部出炉的《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中就指出, 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开发较差, 与汽车产业强国的差距很大, 不及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平均值的一半, 中国汽车品牌缺失的现象也很严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08》就尖锐地指出:我国汽车产业环境竞争力的分值为59.13、产业创新竞争力的分值为38.68、而产业国际绩效竞争力的分值仅为10.01。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尚不及发达国家相同指数最大值的一半, 表明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总之,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出口竞争力低下, 除了人力成本的优势, 在其他几方面, 如技术研发、设计、管理、销售、营销传播, 都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对于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而言, 如果要提升出口竞争力, 改变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国际竞争力低下的局面, 就必须以对国际市场信息的快速敏锐应对及产品价值增值为目标, 将不同经营主体的核心竞争力融入一条有机完整的价值链内, 围绕自主品牌汽车出口业务, 通过对汽车产品设计研发、零部件制造、整车生产与组装、汽车销售以及汽车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环节等环节的控制, 将自主品牌汽车出口的国际市场经营者、产品设计者、产品生产者、产品物流经营者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 对于各个不同的自主品牌汽车出口企业而言, 应该从优化价值链管理的角度出发, 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确定其应有的价值定位, 剔除那些还形不成竞争优势的一般环节的业务, 将主要精力放在企业核心业务上, 充分发挥其在产品价值链的特定环节上所具有的竞争优势。通过“横向一体化定位”充分发挥核心竞争优势, 通过“纵向专业化延伸”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从而提升自主品牌汽车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整体优势。
二、优化价值链管理的具体内容
今后企业的竞争将逐步发展成为价值链的竞争。只有对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实行有效管理的企业, 才能在海外市场上真正获得竞争优势。从中国汽车企业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 进行价值链优化, 培育和加强企业的核心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整合产业价值链能力、聚焦核心价值环节。
国内重要科技业者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 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基”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 (Smiling Curve) 理论。微笑曲线是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 两端朝上。微笑曲线表明在产业价值链链中, 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 研发、营销和服务, 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 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目前, 自主品牌汽车产业价值链处于离散状态, 产业关注重心在制造业, 对价值链下游的服务、贸易、物流、金融领域缺乏整合能力。因此, 中国汽车出口企业应重新审视产业价值链, 整合价值链各环节。同时, 应努力实现制造业与服务、服务、贸易等对接, 提高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控制产业价值链的能力。另外, 中国汽车出口企业应将资源和能力集中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以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 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企业规模扩张。
2、加强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盟
汽车产业与其相关产业间存在着资源、产品与服务的相互依赖, 这势必为汽车企业战略联盟创造有利的条件。在联盟目标的基础上, 对联盟伙伴的选择是关键, 要通过对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充分的市场分析、资源分析和充分考虑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是否一致的基础上, 从中选择合适的、能提供互补性资源的战略联盟伙伴, 并根据联盟目标选择合适的联盟形式。目前, 我国汽车工业的战略联盟主要有合资企业、技术转让协议、联合开发、产销联盟等。除了这些联盟形式以外, 国际上运用较多的其它联盟形式, 如互相持股和零部件原产供应协议, 可为我国汽车工业企业采用。另外, 国内汽车产业重组与国际战略联盟应相互结合。汽车业重组与联盟在国内和国际应各有侧重, 国内应重点进行并购, 国际方面应侧重战略联盟。战略联盟可以搞国内企业的联盟, 但更主要的应该与国外企业的跨国联盟。组建跨国联盟, 可以是直接式的, 也可以是间接式的。以间接方式联盟的有效途径是汽车工业在实现对国内企业重组的同时, 与国际企业建立合资等形式的战略联盟。战略联盟还应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企业行为。联盟与否, 与谁联盟, 怎样联盟, 应由企业根据竞争需要作出决策, 战略联盟不应是政府行为。中国汽车出口企业应重视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和运输、保险部门的战略联盟。我国汽车工业的战略联盟不但应有现存较多的整车与整车、零部件与零部件的横向联盟, 还应有基于产业链上下游专业化协作关系的整车与零部件、整车与运输、保险部门的纵向联盟, 形成基于各自核心能力的以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共对市场、同获利益见长的供应链伙伴关系。
3、把握参与国际重组的机会, 以战略集群的形式加入全球价值链
中国未来汽车市场的发展, 牵动世界汽车产业链分工转移大潮中的流向, 给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要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汽车就必须顺应汽车产业链分工转移和全球采购的发展趋势, 必须融入全球汽车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一是要提高合作层次。彻底改变以往“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策略, 逐渐改进我国汽车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之间低层次和低水平的合作。二是加快产业升级, 分阶段向产业增值链高端过渡, 逐步实现价值链升级的阶段性发展战略, 近期着重以提高生产效率, 建立高效的规模生产为目标, 尽早实现规模经济;中长期以提高产品开发能力, 提高技术竞争力为目标。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海外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残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汽车企业如何进行管理, 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调整企业核心能力和主营业务, 动态地实施价值链管理。它是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海外经营环境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邱国栋, 李作奎.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分析与策略[[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 (1)
[2]曾铮, 张亚斌.价值链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政策借鉴[J].中国工业经济.2005, (5) .
国际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篇9
关于国际价值, 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论述:“国家不同, 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 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 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 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 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 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 有不同的国际价值, 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 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国际价值”的范畴, 并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
国际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以国际价值论为基础, 研究国际贸易成因及贸易利益分配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 这方面的研究仍不完整, 观点仍不统一。本文就国际价值理论的各种文献观点进行了总结。
1国际价值论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运用的修正的研究
国际价值是否是价值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简单套用?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多次指出国际价值是对价值规律的修正。在论述生产力不同的两个国家商品交易时, 马克思指出“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 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在讲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商品交换问题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看来,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国际条件下, 价值规律会发生新的变化, 出现许多新的特点, 那么这些新的变化是什么?如国际价值量由什么决定?是否具有国际平均利润率, 是否存在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规律等问题呢?
1.1国际价值的决定
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关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一国际价值的计量单位, 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王天义 (2002) , 崔向阳 (2004) 认为“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即在世界现有的一般生产条件下, 在各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 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杨国昌 (1999) 把“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看作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或该商品国别生产价格) 的加权平均。任立, 王宁宁 (2006) 分析到, 计量国际价值量的劳动强度不是各国的中等劳动强度, 这里只强调“劳动强度”的大小, 而不提“劳动熟练强度”的高低。可见, 马克思采用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的提法不同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他们认为国内劳动强度的分布类似正态分布, 即大多集中在中间, 而两头少;而在国际上, 强度分布可能是均匀分布, 呈现中川信义所讲的“位阶” (1983) , 而非中间大, 两头小的情况。因此, 计量单位只能用“世界劳动强度的平均单位”。因此国际价值是参与交换的国家的商品价值的加权平均, 每个参与国都是其中一个“权重”, 参与国的多少会影响“权重”的大小, 所以在一定时期国际价值并非固定不变的。李水蓝, 邓路 (2007) 认为, 假设n个国家从事该商品的生产, 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为各国的国别价值为, 为i国产出占世界总产品的比重。并且说明国际价值除了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影响外, 还与贸易国的贸易量即世界市场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相关。如果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商品由大致相同劳动生产率国家生产出来, 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将十分接近。何小锋, 来有为 (2003) 则认为国际价值概念是以各国生产数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李荣林, 史祺 (2000) 将“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理解为:国别价值的平均数, 商品国际价值或世界平均生产成本都是由在国际生产中占绝大多数的商品生产国的国别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是一种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价值的增值过程。
1.2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
关于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点的研究, 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在国内市场上, 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
而在国际市场上, 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被看作强度更高的劳动, 强度较大的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 在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转化的过程中,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会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得到更多的国际价值,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且国际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变化。对于这个问题, 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2) 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环境的认识。
在国际市场上, 参与交换的主体通常代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标准或者准则、技术水平, 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关税及贸易壁垒, 各个国家的政府主动出面干涉商品交换, 以维护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这种环境上的差异使价格对价值产生更经常、更普遍、幅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偏离 (任立、王宁宁, 2006) 。在国际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障碍, 不能自由流动, 进而影响了要素价格的均衡化过程, 要素收益产生差别, 使得利润平均化的过程更加曲折, 这会导致国际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化与时滞 (林叶环, 2007) 。
(3) 国际价值的转型——国际生产价格。
国际价值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观点有分歧。陈永志 (2009) 认为在国际市场上, 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依然要发挥作用, 激烈竞争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 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尽管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但从长远看, 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但是也有的学者分析到, 由于国际市场的复杂性, 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情形并不真正存在, 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自由流动, 各国别价值不能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那么国际贸易中的生产价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认为, 生产价格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特定目的采取的垄断定价法, 即在商品价值的基础上, 采取垄断高价或者垄断低价。二是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下, 由于区域性资本与劳动的自由流动, 区域性的国别价值可以转化为区域性的国际生产价格 (任力, 2006) 。
1.3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
现在有些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者都在探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剥削问题, 结论不大相同。国际贸易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实现形式。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这是经济理论界公认的事实。但是衡量等价或不等价交换的标准是什么?引起不等价交换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价值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变化,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不等价交换, 后者创造的价值向前者转移, 因而前者剥削了后者。还有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以国际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国内学者对国际价值实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上。
赵战波 (1998) 认为在国内商品交换中, 不存在因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引起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同样在世界范围内, 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同种商品的国别价值是不同的, 国际间商品依据国际价值进行交换。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 使商品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 通过商品的国际交换, 就能得到一部分超额利润, 这部分超额利润是本国人民创造的, 不是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转移过来的。所以, 按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不存在价值转移的问题, 因为并无“价值”可以转移, 也就不存在剥削。何炼成, 何林 (2003) 认为二战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际经济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的新秩序, 如果国际贸易能基本上按照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交换, 则剥削和被剥削的程度将逐步降低, 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等价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在世界市场上, 等价交换不是指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 而是指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依此, 国民价值相等的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而国际价值相等的交换一般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正是这一价值规律使得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变得不平等起来, 剩余价值从穷国转移, 这样就出现了三个劳动日和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情形 (吴颖华、刘海超, 2007;杨圣明, 2005)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和人均资本存量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交换时, 受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 其能获得的国际支付只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有酬劳动和一定量的无酬劳动, 而不是包含全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国别价值 (杨国昌、钟伟, 1999) 。
2国际价值理论对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 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因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外贸方面, 要真正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提高我国各类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 (杨圣明, 2005) 。应改善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 合理地、交替地使用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手段, 既要为在开放经济下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业争取宝贵时间, 又要同时加速内需市场建设, 避免对世界市场过渡依赖而造成我国经济的依附型增长 (杨国昌、钟伟, 1999)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 我们应注重利用外资的风险性, 注重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平衡增长, 防止后者的无度膨胀;在强化对资本项目下监管能力的同时, 也宜谨慎有序地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进程, 为我国利用人民币进行国际支付争得主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 (张雷声, 2002) 。加强企业管理, 提高职工素质, 降低出口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以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搞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反对国际市场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垄断等超经济强制, 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积极斗争 (董洪日等, 2003) 。政府应将保护、扶植民族产业和民族企业作为重要工作, 在国内以及国际上从各方面给予民族企业以尽可能的支持 (吴宣恭, 2007) 。对出口不应采取人为的鼓励措施, 国家应该更积极地鼓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进口, 发挥消费品进口在扩大内需方面的积极作用 (杜亚斌, 2001) 。
摘要：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无论对国内的商品价值问题, 还是对国际上的商品价值都是适用的。马克思对国际价值的论述并不多, 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更深入研究, 国内学者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通过对国际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及作用后果理论的文献回顾和评价, 提出怎样利用国际价值规律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以增加国际贸易利得。
关键词：国际价值劳动价值论,国际贸易,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1988.
[2]杨圣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 (6) .
[3]张雷声.国际价值的研究与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J].学术界, 2002, (5) .
[4]董洪日, 郝克宁, 王保谦.关于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几个问题[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