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翻译研究（共7篇）

后殖民翻译研究 篇1

一、引言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异军突起,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批评话语, 首次将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之上, 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动向。后殖民主义理论侧重分析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干预, 以及关于种族、文化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 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 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被表述。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则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 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

二、后殖民理论及其发展

学界一般认为后殖民理论 (Postcolonial Theory) 发萌于19世纪后半叶, 在印度独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意识, 然后糅合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侬 (Frantz Fanon) 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 最后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话语。其理论的成熟以萨义德 (Edward W.Said) 的《东方主义》出版为标志,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等。事实上, 后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都属于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对所谓弱势群体的东方的一种操控。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将着眼点放在对现行西方文明的主流话语进行改写的目标上。该主义的多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 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研究者们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 一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采用文化霸权, 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判性入手, 纠正了20世纪中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 从而拓展了其文化视角及研究策略的空间。

在道格拉斯·罗比森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 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 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制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 从16世纪起到现在, 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 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 后殖民研究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以后的文化状态, 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由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 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野, 对后殖民理论源流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考察。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渗透, 许多学者通过后殖民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在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外部历史环境中的同时, 还将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文化霸权主义、语言殖民与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等对翻译的影响纳入翻译研究, 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及策略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 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 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 翻译难以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 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多个世纪以来, 翻译活动几乎是单向的, 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本质上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表现。而要打破这一局面, 建立起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翻译运作在自身领域应采取如下对策。

1. 重解原作与译作, 拟定新的翻译标准和策略

传统翻译观认为译作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 原作应优于译作。而翻译中原作的许多风格、特色不可避免地会失去, 无法完全传达原作的神韵。旧有的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是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 是殖民者对外扩张的需要。到了后殖民时代, 原作的重要性遭到了后殖民理论家的质疑。

重新阐释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必然带来翻译标准的革新。原作地位的下降使得几个世纪以来翻译中一统天下的“忠实”标准遭到瓦解。译者不再以原作束缚自己, 翻译不再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是以本民族的利益为需要, 译出有利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品。在后殖民语境下, 新的翻译标准应表述为: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模式和受其文化殖民的局面。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目的重合。凡能达到这一目的或符合这一标准的翻译策略皆可采纳。如增删、改写、加注、加评等方式, 这些都“非翻译之正法”, 但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非“正统的”翻译所能替代。

2. 译介第三世界民族文学以及西方作品

长期以来, 翻译实行的是欧美语言译成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这一单向操作, 在西方看来, 只有依靠西方先进文明的输入, 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才能得以发展。所以在殖民时期, 几乎就没有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被译为欧美语言的先例。在后殖民时代, 情况有了一些改观, 但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译入和译出的作品数量仍相差悬殊。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 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 第三世界国家应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大量翻译出来。在后殖民语境下, 第三世界译者应让自己的作品以新的标准、新的策略进入西方世界, 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从而消解西方世界的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建立起文化多元主义, 翻译文学在此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在西方世界推行文化殖民的历史语境下, 第三世界仍要译介其作品, 主动汲取其文化的精髓, 为我所用。翻译文学通过译介西方作品, 让第三世界国家了解西方文明的丰硕成果, 了解其怎样发展、成熟, 这有助于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其次, 通过对“后殖民”文本的译介, 可以了解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误解、偏见, 了解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文化渗透, 从而对症下药, 消除误会, 抵制文化霸权。

四、结语

后殖民翻译理论仅仅是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分, 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社会、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利关系导致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攻击。强势与弱势权利间的话语斗争、文化霸权、文化身份、东西方文化认同的问题阐述可以为我们对其研究领域和策略提供借鉴。对于后殖民翻译理论我们不能采取极端的方式, 要取其精华, 同时不断探索, 立足本国, 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摘要：本文概述了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 以及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讨论了在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历史语境下, 翻译担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应采取何种对策。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策略

参考文献

[1]Said, 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London:Routledge, 1993.

[2]Robinson, 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导读的中文翻译.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4]罗刚, 裴亚莉.种族、性别和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0 (1) .

[5]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J].中国翻译, 2001 (4) .

[6]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 2003 (4) .

[7]爱德华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2.

[8]张法.论后殖民理论[J].教学与研究, 1999 (1) .

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 篇2

20世纪中叶以来, 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 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90年代初Bassnett和Lefevere等学者把翻译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文化领域, 他们认为:“翻译的单位不再是词语或句子, 甚至不是语篇, 而是文化。” (Susan、Lefevere, 1990:8) 因此, “文化转向”和“文化派”开始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要求把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翻译的外部历史环境因素纳入研究范围, 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把理论的触角伸向西方以外的世界, 以其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 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郭澜、郭韵, 2006) 。采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 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视野内进行审视, 注重探讨隐藏于翻译文本下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语境, 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方向。

2.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概述

后殖民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 90年代中后期趋于成熟。“它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 (Frantz Fanon) 的民族文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又受到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权力话语理论的深刻影响” (吴琳, 2008) , 其理论成熟的标志是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

在《东方学》中, 萨义德讨论的并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 而是研究一种存在于西方人脑中、作为一种观念的“东方主义” (孙会军, 2005:29) 。一方面, 东方在他们眼中是一个神秘、具有浓郁异国风情、令人向往的国度, 另一方面, 东方文化在他们眼中又是愚昧、落后、缺少文明教化的代名词。对于欧洲殖民者主义者来说, 前者引起了他们对东方的占有欲, 后者又给他们带来了文化优越感。这样构建起来的东西方文化概念, 背后隐藏着的是东西方之间文化地位的差异, 以及文化间的权利斗争, 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问题。

对于后殖民主义这一学术术语, 道格拉斯·罗比森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一书中作了系统的归类, 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 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制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 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 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 后殖民研究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 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 (Douglas, 1997:13—14)

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 以其对文化、政治的批评性和对意识形态的解析来考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对其旧有殖民地文化、政治上的影响, 以及这些殖民地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3. 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问题

3.1 后殖民翻译研究。

随着翻译研究从最初的语言学转向, 之后的语用功能转向, 到如今的文化转向, 许多学者开始把注意力置于后殖民视角, 把翻译放在社会文化、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等外部环境中进行研究, 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反文化殖民主义抵抗运动等宏观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 由此“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利、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历史共谋关系” (郭澜、郭韵, 2006) 。

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翻译活动中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翻译就是帝国的殖民工具。世界各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差异性正是翻译存在的基础。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过程, 它不涉及价值判断, 只是一种以语言转换为手段、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活动。其实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在观念上已经“从独白走向对话”, 翻译过程也变成了“一种对话参与” (吕俊, 2000) 。“人们日益感到翻译不应局限于纯粹的语言转换而忽视其跨文化维度……翻译的功能相当于文化过滤器, 通过隐瞒和挪用的手段, 阻隔或进行更为直截了当的跨文化交流” (孙艺风, 2008) 。

如上所述, 后殖民主义视角使翻译研究由传统的技术层面走向了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合, 对翻译的外部宏观因素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种族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运作。它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 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由于权力的差异, 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对话, 而后殖民语境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利差异。来自弱势文化一方的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被删减、修改的情况, 这样就比较符合强势文化的审美心理, 而强势文化被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去时, 这种情况就较少出现, 更多是保留了其自身的特色, 以显示其标新立异。处于强势文化候中的译者在翻译弱势文化文本时, 由于自身的优越感和东方主义的影响, 会采取殖民式的翻译策略, 并且有目的地对弱势文化文本进行筛选, 这样一来, 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就不可能是平等对话的关系。由此, 就出现了“归化”和“异化”之争, 以及“他者”的概念。

3.2 归化、异化, 以及他者。

在翻译实践中, 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相反, 异化以源于文化为归宿。归化的翻译方法主张译文应该尽量适应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扫除异族语言文化的障碍, 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异化的翻译方法实际上就是韦努蒂提出的“抗式翻译” (龚雪竹, 2008) , 即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 使译者在翻译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制约, 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表达习惯, 更好地凸显源语的特点。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文化。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殖民地与前殖民地之间权利关系差异所照成的文化效果非常警觉一样, 韦努蒂对归化现象感到痛心, 因为这种策略“根据种族中心主义思想, 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 (Venuti, 1995:20) 。这就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 把译文的“异质”或“他者”成分减到最少。归化策略精心选择有利于采取这种策略翻译的文本, 从而更进一步掩盖了对本土化文学经典的遵从。另一方面, 异化要求选择一个外语文本, 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施莱尔马赫将其描述为这样一种策略:“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 使读者靠近作者” (Schleiermacher, 1813/1992:41—42) 。韦努蒂将异化方法视为“一种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种族偏离性的压力, 显示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特异性质, 把读者推到国外” (Venuti, 1995:20) 。

“异质”或者“他者”对应的英文是“otherness”, 代表差异或者不同。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 “他者”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们制造的一个词语, 用来专指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现在在翻译领域, 一切不同于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不符合目的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本土文化不相符的东西都属于他者的范畴 (王军平、史光孝、张德霞, 2010) 。所以, 后殖民理论下的他者, 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地位和话语权力不平等的产物。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 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的问题, 实际上都源自于如何对待这个“他者”的问题。在后殖民理论下, 各种文化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关系, 翻译从来都不是一个公平的文化竞技场, 它是西方殖民意识的输出渠道, 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

3.3 去殖民化

翻译的最原始初衷, 是引入他者, 表现不同的文化, 通过本土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对比, 来丰富本土文化, 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引入的他者文化又往往充满了殖民主义的成分, 过度引入可能会颠覆本身的主流文化。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翻译过程中, 主张保持本土文化的学者就主张用异化的策略来“去殖民化”, 所谓“去殖民化”, 是指的是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 从被殖民走向独立, 摆脱宗主国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殖民统治的过程 (王军平、史光孝、张德霞, 2010) 。然而一味使用异化翻译会使得译文生硬难懂, 不但没有传达原文的意思, 而且让读者失去了阅读兴趣, 从而丧失翻译的初衷。

4. 后殖民环境下的翻译何去何从

20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 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 更有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 而精神的自由往往比制度的变革艰难得多。这一过程中, 异化翻译策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借助翻译策略的文化社会功能来颠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不是归化异化非此即彼那么简单。任何翻译, 无论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归化异化, 还是体现为价值取向的归化异化, 都不可避免地会向目标语输入一种他者文化, 都是一种文化侵略, 因此都会对目标语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只不过异质成分的输人量不同、针对的目标文化不同, 所形成的颠覆力有所不同而已 (王东风, 2003) 。

翻译的美好初衷是积极吸收他者文化, 既可以给目的语带来新颖的语言表达方式, 填补其表达的空缺, 又可以通过引入他者文化, 领略异国文化的别样风情, 在交流的同时, 双方共同发展。如果一个民族为了抵制被文化殖民而处处以异化翻译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 就只能导致交流中断的悲剧, 即便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 最终会因为无法吸收到丰富的他者文化的养料而固步自封。所以在翻译时应该同时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和如何保留并展现本土文化的特点和丰厚文化底蕴, 保留本土文化的差异性, 确立本土文化身份, 抵制强势文化的霸权主义。

因此, 我们提倡翻译本土化而不是归化。对于翻译的本土化, 孙艺风指出:“翻译本土化不同于归化, 所涉及的翻译策略比归化更为广泛……本土化和归化都追求本土文化的整合, 但是归化的产物在本质上或相当程度上并未被改造。归化处理几乎不大理会文化协商, 主要是硬性替代。本土化则意味着两个文化体系间在价值、观念和经历等方面, 与归化相比进行更为系统的、概念性的和充满活力的互动和交流。” (孙艺风, 2008) 对此, 可以用著名的后殖民学者巴巴 (Bhabha Homi) 的文化“杂合”概念来阐释。他引入该词, 是用来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 他“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他者’与本土文化交流时, 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 是不可能获得互相理解的” (王东风, 2003) 。但是文化殖民意识和霸权意识伺机而动的当前历史环境, 还不是文化杂合最理想的“第三空间”, 因为他者文化中总是不可避免地附带殖民主义成分, 所以文化杂合的过程不可能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杂合的过程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去掌控, 广博地吸取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他者精华, 为自我的发展注入来自异域的文化养料, 同时又要为自我作新的定位。在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基础上, 用本土文化的策略来进行去殖民化, 然后再与外来的他者文化进行协商, 实现翻译的美好初衷。

5. 论语

后殖民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 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 (王东风, 2003)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更加突出了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强调抵抗强势文化, 目的在于提升弱势文化话语权力和文化身份认同。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要注意避免目光偏狭和思想过激的倾向。在选择翻译方法时, 不能简单地使用归化的手段, 而应该采取较为和谐的本土化翻译策略, 保持结构的完整, 突出民族的语言特色。因为倡导积极的本土化翻译策略, 争取获得对外翻译的主动权, 可以在避免被殖民的同时, 让西方听到真正的东方之音, 同时吸收借鉴外来的他者文化, 增强本土文化抵抗殖民文化的能力, 为积极参与更为激烈的文化竞争做好准备。

摘要：近年来, 翻译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后, 许多翻译理论家开始关注和重视隐藏在翻译文本中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 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关系等热点问题。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对外展示自我的窗口, 可是长期以来, 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东方只是透过窗口去欣赏西方文化, 而自我的展示却处处受制于人。而作为翻译学和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跨学科结合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为此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本土化翻译吸取归化和异化之长, 使“他者”文化和本土文化得以和谐共存, 为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平等交流带来了曙光。

关键词：翻译,后殖民主义,本土化,权利,差异

参考文献

[1]Douglas, R.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1997.

[2]Schleiermacher, F.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A].R.Schulte and J.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C].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Susan, B and Lefevere, A.Translation, History&Culture[C].London:Pinter, 1990.

[4]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

[5]龚雪竹.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天津外国语学院报, 2008, (3) .

[6]郭澜, 郭韵.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 2006, (1) .

[7]吕俊.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国语, 2000, (5) .

[8]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9]孙艺风.文化翻译与全球本土化[J].中国翻译, 2008, (1) .

[10]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 2003, (4) .

[11]王军平, 史光孝, 张德霞.后殖民翻译中的异质他者[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10, (1) .

后殖民翻译研究 篇3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弱势文化,强势文化,生存,危机

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文化之后, 翻译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两种文字之间的简单转换, 而是文字背后所隐藏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然而, 在交流的过程中, 两种文化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与冲突, 这种矛盾与冲突着重体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国家利益以及政治权力的较量与斗争。而后殖民翻译研究首次将翻译与政治和权力联系起来, 在这一层面上, 强势文化将翻译视为一种工具, 用来对弱势文化实施间接或直接的管理与控制。因此, 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 弱势文化的生存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1 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萌发于19世纪后半叶的印度。法侬 (F.Fanon) 分别于1951和1961年发表的《黑皮肤, 白面具》 (Black Skin, White Masks) 和《地球上的不幸者》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被认为是后殖民批评萌芽的先声, 为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而赛义德 (Edward W.Said) 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则正式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自觉和成熟。

而“后殖民翻译研究”最早是由道格拉斯·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在1997年提出来的。罗宾逊把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分为三个阶段, 包括:殖民主义结束后的各种文化 (20世纪下半叶以后) , 殖民主义开始后的各种文化 (自16世纪至今) , 以及人类整个历史上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 (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时期)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 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 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王, 2003) 。”在译文的背后存在着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 而这两种文化之间从来不会有真正平等的对话。

2 后殖民翻译研究下弱势文化的生存与危机

2.1 弱势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一方面, 当翻译作为一种工具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服务时, 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则会面临被同化的危险。由于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便会出现权力方面的差异, 翻译不但使两者之间的平等对话难以实现, 而且更会加剧弱势文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被殖民的程度。在此, 该文选取了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es) 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的两个版本, 对比分析后殖民翻译研究下弱势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例1: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红楼梦》第十六回)

Always“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 (霍译)

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pan. (杨译)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霍译)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杨译)

在霍克斯的译文中, 将锅和碗译为餐盘与长柄锅, 用面包代替了原文中的大米, 很显然译者是考虑到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力, 便于他们理解, 才将信息改写成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内容。但是, 如此翻译却未能将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传达出来, 让读者误以为中国古人跟西方人一样也是使用餐盘、刀叉, 以面包为食的。这无疑是将西方的文化强加渗透给中国, 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例2:刘姥姥道:“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 看菩萨的保佑……” (《红楼梦》第六回) Said Grannie Liu.“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It’s up to us to think of something.We must leave it to the good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 (霍译)

Said Granny Liu.“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杨译)

从霍克斯的译文中可以看出, 他将“天”译为“God”, 将“菩萨”译为“Lord”, 显而易见这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 译入语读者很容易就能理解。然而译者却忽略了中国是一个信佛的国家, 如此翻译, 西方读者都会误以为中国人也信奉基督和上帝。宗教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译者未能将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来, 而是将西方的宗教思想加以渗透, 这对作为弱势文化的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另一方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过分地强调权力的差异, 这特别容易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对西方文化产生敌视, 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刻意地采取异化策略, 以此来抵制西方文化, 从而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 最终将使自己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这便违背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初衷。下面本文将选取部分《水浒传》的译文来说明对西方文化的过分抵制也是不利于弱势文化的发展。

例3:史进领着一行人, 且杀且走, 直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 喘息方定。

(《水浒传》第二回)

After such a killing as this Shih Chin went straight to the mountain and to the lair and there he seated himself. (赛珍珠译)

在译文中, 赛珍珠将“山寨”译为“Lair”, 引起不少后殖民翻译研究者的质疑与诟病。Lair一词的意思为“兽穴, 兽窟;野兽躲藏处”, “这样, 原作中的英雄好汉在译作中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 沦为‘野兽’, 透露出译者对原作中英雄的蔑视和侮辱 (胡, 2006) 。”但是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lair”一词的定义是“A place where an animal hides or sleeps”或者“A place where somebody goes to hide or to be alone”。可见, lair也有人的藏身处之意, 由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 在英文中找不到与“山寨”这一蕴涵着浓烈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相对应的词, 被译成lair也许是无奈之举。而从后殖民翻译的角度来批评此译文, 着实略显牵强与苛刻。

例4:鲁达道:“洒家要什么!你也须认得洒家!却恁地教什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 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 (《水浒传》第二回)

Lu Ta said, “What do I want?You ought to know who I am!Why have you put someone next to us who sobs and cries and troubles us as we drink?I have always paid for my wine!” (赛珍珠译)

在胡天赋的文章中, 他指出这段翻译并没有将鲁智深焦躁、粗鲁的性格形象地翻译出来, 而是显得其说话有气无力、唯唯诺诺, 歪曲了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这种说法未免太过苛刻, 译文与译者的个人能力及风格紧密相关, 若是因为译者是西方人而非要给其扣上文化殖民的帽子, 实在太过极端。

2.2 弱势文化生存发展的机遇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文化殖民提供了理论武器, 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认清自己在世界翻译体系中的地位, 在抵制西方强大势力对本国的有意以及无意地进行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同时, 要积极发扬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使得自身的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发展。同时, 弱势文化也应当抓住机遇, 学习西方文化优秀的、先进的部分, 以改进自己落后的状态, 从而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壮大, 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

例5:你也须有耳朵, 好大胆, 直来太岁头上动土! (《水浒传》第一回)

“...haven’t you heard of me?Where do you get the gall to come and tweak the tiger’s whiskers?” (沙博理译)

在这句话中, “太岁”一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一种意象, 可是要将这一典故确切地翻译出来, 恐怕会有一定的难度。在这里, “在太岁头上动土”意为胆大妄为、胆大包天。因此, 译者不必要将“太岁”一词准确的翻译出来, 而选择用”tweak the tiger’s whiskers” (老虎头上拔毛) 来表述, 既形象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又易于西方读者理解。

例6:林冲听了便拜道:“有眼不识泰山, 愿求大名。” (《水浒传》第十回)

Lin exclaimed:“I‘had eyes and didn’t recognize mount Taishan!’Please tell me your name.” (沙博理译)

“有眼不识泰山”意为孤陋寡闻, 辨别不出本领高强或地位崇高的人物, 对西方读者来说, “didn’t recognize mount Taishan”这种说法难以理解, 但是译者并没有意译成“great person”, 而是直接译为“mount Taishan”, 这可以让西方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典故、成语里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该文建议, 在翻译这句话时可以用加注释的方法来解释“泰山”一词的深层含义。如此一来, 译文既能传达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 又能便于读者理解。

3 结束语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首次将两种文化间的政治、权力与关系纳入翻译的研究范围, 指出翻译就是帝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强势文化利用翻译向弱势文化宣传、渗透其统治思想, 从而将弱势文化本土化;而弱势文化本身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得不到保护和发展, 则很有可能会沦为殖民统治的奴隶。同时,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也揭露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平等的关系, 意在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 揭示并且努力消解这种不平等的差异, 从而达到各种文化在翻译中的平等与共存。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弱势文化应当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 要认识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所形成的权力差异不仅可以追究到其发展的历史, 也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第三世界不能利用后殖民翻译理论来一味地抵制西方文化及思想的进入, 在保护和传播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 也要顺应潮流, 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所在, 以此来稳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2]陈历明.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 (6) :110-114.

[3]胡天赋.从人物的再现看赛译《水浒传》的后殖民主义色彩[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5) :79-83.

[4]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5]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6]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 2003 (4) :3-8.

[7]吴文安.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8]Buck Pearl S, trans.All Men Are Brothers[M].New York:TheJohn Day Company, 1933.

[9]Hawkes David, 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M].Harmonnd-sworth:Penguin, 1973-1980.

[10]Robinson D.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Explain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11]Shapiro S, trans.Outlaws of the Marsh[A].Silk Pagoda, 2008.

后殖民翻译研究 篇4

詹姆斯·J·西格尔曾评论说:“翻译产生于个体利益间相互联系的需要, 它使对利益的正确解读成为可能。该种情况下的翻译已不仅仅是多语者展现才能的舞台, 它更需要参与者具备重塑思想行为模式的能力, 以合乎被接受的模式。因此它与臣服于既定惯例的需要不谋而合。……所以说翻译的宗旨是揭示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交际当中稳操胜券, 在语言、社会秩序所允许的界限之内认知他者同时也为他者所认可。也就是说,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是在一种预期语境中发生的:当参与者向他者俯首时, 其话语行为的价值也就得到了对方的肯定, 从而在社会体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众所周知的是, 西方殖民者们并没有朝着西格尔期望的方向去努力, 相反,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征服异己文化, 并强迫原住民遵从自己的意愿且向自己期望的目标发展。这种帝国心态已然根植于后期翻译思想之中;与殖民主义的典型表现所有权之争相似的是, 这种心态在翻译中表现为挪用和权威之争。本文旨在探讨该表现背后的隐义。

二.帝国翻译视角下的所有权之争

定义“后殖民”的方式有多种:在独立后期殖民地研究当中, 后殖民主义是观察前欧洲殖民地独立之后历史的一个视角;在后期欧洲殖民史研究中, 它又是探究欧洲历史及过去四到五个世纪以来其政治、文化影响的一条通道;在权力差异研究当中, 后殖民主义与跨文化权力密不可分, 着重考察征服与服从、地理语言变迁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力和社会心理变化, 强调研究翻译中通常被忽视的文化控制现象 (赵一凡:14-16) 。

多数后殖民翻译学者倾向于从第一种或者第二种视角来定义自己的研究方法, 将注意力更多地置于翻译实践对前欧洲殖民地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之上, 如以土著美洲人为研究对象的谢菲茨, 以印度为研究对象的尼南贾纳, 还有以菲律宾塔加拉族为研究对象的拉菲尔。当然, 也有一些重要的后殖民翻译研究归属于第三种类别。如瑞塔·科普兰就认为, 西塞罗通过创译法对希腊文化的挪用是西方翻译史的潜在语境, 应予以重视;理查德·雅克蒙德则从前欧洲殖民地埃及的后殖民研究着手, 为探讨文化表述变迁与翻译之间的明显联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拉塞尔·雅各比则另辟蹊径, 突出强调认清哪些国家和文化实体是真正的“后殖民主体”是一切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前提。虽然上述结论主要取决于学者个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 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 即所有参与争论的翻译学者都不自觉地注意到了翻译史上的权威之争, 尤其是在权力关系研究的视野之下。

道格拉斯·罗宾逊就是一例。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翻译与帝国》之中, 罗宾逊阐述了翻译与帝国相互联系的三种途径 (也可理解为帝国成为翻译语境的三种途径) :首先是通过圣杰罗姆对西塞罗和贺拉斯率先提出的“意译法”所进行的选择性的引用, 这一引用后来成为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主流理论;其次是通过西方理想化的“权力与知识迁移”论, 该理论认为世界权力与知识的中心往往会随着太阳向西移动, 换言之, 人类存在的中心所在, 无论是文化权力还是政治权力, 都难逃东升西落的运行轨迹;最后一则途径则是从俘虏原文的视角解读“意译法” (ibid:50) 。罗宾逊指出, 西塞罗和贺拉斯之所以鼓励罗马对希腊文化进行挪用实际上是为后殖民时期摆在所有罗马作家面前的复兴罗马的计划服务。这一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挪用希腊的文化、文学、哲学、法律等来割断强大希腊帝国昔日阴影的牵绊, 重塑罗马的创造力 (ibid:52) 。随后的西方译论家在解读西塞罗与贺拉斯时却无视了这一语境, 他们有意误读前人在改写历史时对创造力的着意强调, 片面突出意译法彰显个性的一面以致意译法显得过度自由。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帝国翻译史上一种本能的所有权意识。这一意识可溯源至殖民史中的“所有权”主题 (property) , 这一主题实际上也得到了谢菲茨的关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帝国翻译中此起彼伏的权威之争与“得体” (proper) 和“所有之物” (property) 这两个词密切相关。尽管在英语中“property”并非表示“得体” (proper) 的形容词的名词形式 (“propriety”是) ,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三个词却是拉丁语中的同源词。在拉丁语中, 他们同出自“propria”一词, 意为“ (某人) 自己的”, 或者“ (某人) 拥有的”。于是“property”便可理解为某人的土地或者财产, 而“proprietor”则是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所有人。谢菲茨探究了翻译中被标榜为“得体”用语的可接受程度, 发现它们不仅被认为是稳定的和安全的, 并且会引起翻译双方对土地、家园的亲密联想, 进而引申到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词义――就像经济学中所说的个人财产所唤起的安全感与归属感那样。事实上“得体” (proper) (不免使人产生准确、权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熟悉亲近的联想) 与“隐喻/翻译” (metaphorical/translational) (总给人一种见不得人的印象, 就像一个奇装异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引诱着你离开熟悉的故土, 向陌生、遥远的异域游荡) 早已成为谢菲茨帝国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 原因有二:首先, 新大陆上被征服的土著印第安文化中根本没有“所有权” (property) 这一概念。其次, 如何在不违背“文明世界”的道德准则和哲学理念的前提下满足占有土地的私欲, 对欧洲殖民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欧洲殖民者们如何将一片无主土地 (unowned land) “得体”地 (properly) 转化成有主财产 (property) 呢?如前所述, “隐喻的” (metaphorical) 或者“翻译的” (translational) 翻译用语带有一种疏离感和距离感, 暗示着译者和被译者间在场的交替 (amutualshiftofpresence) 。谢菲茨抓住了帝国翻译中这一微妙的关联, 从而指出这一转换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双重翻译过程来完成的:通过将印第安人的“无主土地” (unowned land) 翻译成“所有物” (property) , 欧洲殖民者们成功地将“土地”从被殖民者文化中疏离出来并将其纳入欧洲文化所熟悉的“所有物”中来 (有趣的是, 这一过程与英国普通法所规定的转移不动产的法定程序基本吻合) 。正如谢菲茨在他的《帝国诗学》中所指出的那样, 现代西方社会的财产所有权不仅是一种阶级标识, 更是一种存在论 (或本体论) 意义上的精神标识――或者说是一种主体在场的、个体存在的保证 (ibid:74-77) 。西方殖民者的圈地习惯也可理解为对遭遇不可译文化的不安与恐惧以及对封闭、稳定、安全、能够保卫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异域不致流失进而能够证明自我存在的所有物的渴望。同理, 贺拉斯建议将希腊视为无主地 (common ground) , 而将罗马视为私有财产所有者 (private rights) , 不仅仅是为了重塑罗马作家的创造力, 更是为了庄严宣告:罗马文学再也毋须仰视高高在上的希腊主子了;罗马人已经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希腊的文化遗产, 难道就不能尽情享用自己的财产么? (ibid:51) 这一所有权的转移同时也暗示了权威的在场通过帝国语境下的翻译实践从希腊转向了罗马。

在《“殖民”、对抗和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下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一文当中, 中国翻译学者陈德宏提出了翻译去殖民化的第三条途径, 即“零翻译”。与平时过度西化的后殖民视角不同 (如用于分析印度模型的后殖民视角) 的是, 陈德宏聚焦于中国的实际国情, 指出当谈及所有权和存在性问题时, 中国人是很难像西方人那样产生严重的危机感的。首先从本质上来讲, 除香港以外中国并未被外国殖民者侵占过领土 (Simon2007:65) 。其次, 中国与印度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同, 只是经历过一种文化和语言上的殖民, 尽管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帝国主义还是给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ibid:54, 66) 。除此之外, 汉语言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使中国自身也跻身于文化殖民者之列 (ibid:66) 。加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 农耕生活早已使劳动力和土地合二为一 (Zhaotrans.Fung2008:30-31) 。传统的中国人已习惯于一种稳定不变的生活模式, 而这种生活模式也为他们带来了安全感与存在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陈德宏看来, 面临欧洲殖民化翻译浪潮这一大敌, 汉语言文化有足够的魄力软化、吸收外来冲击力。

由此看来, 后殖民翻译中的所有权之争不仅反映了西方殖民者的存在危机感, 也揭示了中西思维与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

三.结语

霍米·巴巴认为, 随着民族边界的文化交集, 被本土化的西方世界越来越趋同于它的殖民地,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不再是单纯语义上的转化, 而早已成为权力差异间交互发生的基石。可以说西方翻译家们试图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征服、挪用和所有权 (或权威地位) 之争保障自我存在的努力是徒劳的。真正富有成效的文化交际是通过对他者 (Otherness) 的宽容和对学习、理解、交往的诚意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Ashcroft, Bill, Garet h Griffit hs, 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 es Back:Theory and Pract ice in Post-Colo-nial Lit erat ures, 2nd edit 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 2002.

[2]Cheyfit z, Eric.The Poet ics of Imperialism:Translat ion and Coloniza-t ion from t he Tempest t o Tarzan[M].Philadelphia:Universit 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3]Niranjana, Tejaswini.Sit ing Trans lat ion—Hist ory, Post-St ruct uralism, and t he Colonial Cont ext[M].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Universit 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4]Robinson, Douglas.Translat ion and Empire–Post 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C].Manchest er, UK:St.Jerome Publishing, 1997.

[5]Selden, Raman, Pet er Widdowson, and Pet er Brooker.A Reader’s Guide t o Cont emporary Lit erary Theory[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6]Simon, Sherry and Paul St-Pierre.Changing t he Terms:Trans-lat ing in t he Post colonial Era[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7]赵复三 (译) .中国哲学简史 (英汉对照) [C].冯友兰 (著) .天津:天进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后殖民翻译研究 篇5

后殖民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辜鸿铭和理雅各的儒家经典英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着重分析了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译作以及他们采取的翻译策略, 期望能够探讨辜鸿铭和理雅各的儒经英译在中国文化身份构建中祈祷的独特作用, 并为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和今后的中国古典典籍英译带来一些启示。

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萌发于19世纪后半叶的印度。法侬 (F.Fanon) 分别于1951和1961年发表的《黑皮肤, 白面具》和《地球上受苦的人们》是后殖民批评萌芽的先声。而赛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则正式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自觉和成熟。

2、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想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渗透, 许多学者从后殖民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在将翻译至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等外部历史环境中的同时, 还将帝国主义的侵略意识、文化霸权主义、语言殖民与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等对翻译的影响纳入翻译研究, 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

二、对两辜、李《中庸》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本节中我们将对辜、李二人的《中庸》英译本从语言、文化和风格3个层面进行对比研究。

1、语言层面

对一些关键概念理解的偏差会导致译文意义的巨大差别, 更会令目标读者的理解相较于原文原意产生较大的偏离。

例1:“故为政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 (20章)

Ku:The conduct of government, therefore, depends upon the men.The right men are obtained by the ruler's personal character.To put in order his personal character, the ruler must use the moral law.To put in order the moral law, the ruler must use the moral sense.

Legge:Therefo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lies in getting proper men.Such men are to be got by means of the ruler's own character.The character is to be cultivated by his treading in the ways of duty.And the treading those ways of duty is to be cultivated by the cherishing of benevolence.

“仁”是儒家经典典籍里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这个单字放在不同的上下文中, 往往代表不同的具体意义。理雅各的译文大多根据原意的变化做了不同的选词, 在原文中对“仁”的译文就有“kind and generous”“magnanimity”“virtue”等几种, 有的选词非常切合原意, 而有的词, 则不同程度改变了原意。而纵观全文, 辜鸿铭对“仁”的译文仅有“moral sense”和“moral character”两种, 虽然对原文意义略有扩大, 但却更贴近西方读者的价值取向和观念, 增强了译文的接受度。

2、风格层面

风格是文章的一个重要属性, 因此在翻译时是否应该在风格层面忠实于原文、怎样做到这一点, 都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例2:《诗》曰:“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乐且耽;宜尔室家, 乐尔妻孥。” (15章)

Ku:The Book of Song says:

"When wife and children dwell in unison,

'Tis like to harp and lute well played in tune;

When brothers live in concord and at peace,

The strain of harmony shall never cease.

Make then your home thus always gay and bright,

Your wife and dear ones shall be your delight."

Legge:It is said in the Book of Poetry, "Happy union with wife and children is like the music of lutes and haros.Then there is concord among brethren, the harmony is delightful and enduring.Thus may you regulate your family, and enjoy the pleasure of your wife and children."

在《中庸》全书中, 作者大量引用了《诗经》的内容。理雅各在整书范围内放弃对《诗经》引用部分的结构翻译, 而只是意译了大致的内容;而辜鸿铭则对每一处引用的《诗经》都在结构和意义上进行了细致的翻译;他将原文中的诗歌在结构上改写为被西方读者所熟悉的英文诗歌结构, 并且在韵脚这些细节方面都做了完美的处理。这一翻译策略无疑大大拉近了目标读者与原文的心理距离, 提升了译文的接受度和可读性。

3、文化层面

在中国古典典籍中有很多概念具有强烈的文化和民族色彩, 《中庸》也不例外。

例3:国家将兴, 必有祯祥;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见乎蓍龟, 动乎四体。 (24章)

Ku:When a nation or family is about to flourish there are sure to be lucky omens.When a nation or family is about to perish, there are sure to be signs and prodigies.These things manifest themselves in the instruments of divination and in the agitation of the human body.

Legge:When a nation or family is about to flourish, there are sure to be happy omens;and when it is about to perish, there are sure to be unlucky omens.Such events are seen in the milfoil and tortoise, and affect the movements of the four limbs.

“蓍”是一种草, 古人在占卜时将一把蓍草撒在地上, 通过散落的形状进行预测;而“龟”是指古人占卜时将龟壳放在火种炙烤, 从龟壳上被烤出的裂纹方向语言吉凶的行为。这两个概念都有极强的文化色彩, 辜鸿铭对其进行了意译, 虽然流失了一定的文化内涵, 但也是更好表意的权宜之计。理雅各则直接进行直译, 尽管忠实原文, 但却让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无法接受和理解, 丧失了可读性。

三、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翻译究竟是帮助殖民统治的工具, 还是瓦解殖民主义的利器?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出现后的近百年里, 学者们始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对殖民统治的协助作用方面。不可否认的是, 在二战前这段西方列强疯狂圈占殖民地的特殊时期内, 各个殖民国的统治者都采用了武力统治与文化侵蚀并用的殖民方针, 文化作品翻译在文化侵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殖民国将自己的文化美化、提高, 另一方面, 蓄意将被殖民国的文化妖魔化、边缘化, 这些都是将归化的翻译策略刻意极端化的应用在文化作品翻译中造成的恶果。

但利用翻译手段反抗殖民统治也同样是各种反抗方式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辜、理二人《中庸》英译本的成功就是有力的佐证。

与传统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得出的一般性结论相悖, 辜鸿铭,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 采用了归化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 在需要加强译文可接受性的前提下, 译文的一些地方不得不牺牲了对原文在意义和形式上的忠实, 以迎合目标读者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 拉近目标读者与译文的心理距离, 提升了译文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

理雅各, 作为一名接受传统西方教育的英国传教士, 却在通篇译文中都忠实贯彻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不论是意义上、或是形式上, 都最大程度的与原文保持了一致。虽然这样的忠实使得文章的相对生硬晦涩, 但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到最原始的中华文化的原貌。

四、总结

1、新的发现

从上文的比较和分析中可以看出, 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1) 传统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过于关注翻译对殖民统治的助力作用;而事实证明, 贯穿殖民统治和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后殖民时代, 很多翻译作品同样帮助弱势文化重新建立起了文化形象和身份。翻译在对抗殖民统治中起到的作用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2) 以往殖民地译者为了捍卫本国文化, 往往在译作中过分使用异化策略, 是译作极端化, 成为国家主义的代表。而辜鸿铭《中庸》英译本的成功告诉我们, 弱势文化想要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找回一席之地, 并非一定要建立在与西方文化对立的前提上。深刻理解本国文化、带着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和骄傲, 但是秉持和而不同、与其它文化形式共存的理念, 抱着坚持自己的文化、也让他人理解自己文化的信念, 适当在译作中对难以为其它文化人群理解的部分加以调整, 会更成功的捍卫本国文化。

2、局限性与启示

辜鸿铭和理雅各对儒家经典典籍的译作并不只有《中庸》一部, 而对《中庸》这部作品, 还有除辜鸿铭和理雅各外的其他作者的英译作品, 但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 本文不能横向和纵向的进行更综合的比较了。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是复杂的, 本文在传统的研究成果上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和丰富, 以期可以对今后的儒经英译和中国文化形象的建立起到一定的启示与作用。

摘要：文章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回顾, 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对辜理二人的作品进行了深层次的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论证, 作者发现了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两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 并认为这一发现对今后中国传统经典著作的英译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浅析 篇6

后殖民主义认为,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

后殖民理论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该理论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吸收了文学批评、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研究成果。该理论代表人物是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他们认为,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为了消解自己地位的边缘性,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进行改写,这种改写涉及话语权力,价值批判,文化策略,政治经济等众多方面。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后殖民话语理论中,主体性,其主要概念是:个人或群体自由、自主、自动地发起行为、发表言说、行使权力的能力。中国有几千年的佛经翻译历史,期间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视自己为文化强势力量,利用翻译这一文化传播手段,根据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对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进行过滤,加工。以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为例,著名的翻译家包括支谦、玄奘、鸠摩罗什等,将儒学道家的本土意识形态融入于浩瀚的佛经翻译中。到了唐代,玄奘充分运用省略法、补充法、还原法等多种翻译策略加工佛经,最终博得梁启超所推崇的“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的盛誉。佛经译者们除了在语言、概念层面上进行操纵与改写外,有时还需按照统治阶层的政治、宗教、道德等实际需要,在众多的佛经中仅仅选择有利于巩固主流价值与意识形态的佛学典籍进行翻译。这些都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改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译者的主体性。

三、翻译策略的选择

1、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

后殖民语境中,译者常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惑,译者在文化翻译中如果只诉诸本土策略,则不利于其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架桥目的;另一方面,译者又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成为他者发出异质声音的传声筒。为了挑战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归化法,韦努蒂在其所著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阻抗式”即异化翻译策略,通过这种翻译策略,从而使目的语读者和译者不再受制于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可以成为反殖民化的一种途径。具体来说,他呼吁英美翻译家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多选择与英美主流价值观有差异的外语文本,并在翻译中保留这差异,让占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英美文化也真正接触到来自于异族文化的不同的价值观。

2、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

霍米·巴巴是三大后殖民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巴巴看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两种文化并不是截然二元对立关系,往往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叫“第三空间”,这是空间是两种文化特质的文化杂合体,其中话语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均能在这个“第三空间”内部得到解释。他所强调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状态。同时,这个空间超越了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使得俩种文化差异能够和谐共存,而文化差异反过来又会影响这个“第三空间”的建构。霍米·巴巴认为翻译既不属于原文也不属于译文,而是介于两个空间的通道之间。

四、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翻译领域出现了盲目排斥西方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的“中国学派”。胡德香认为,中译英应以英语读者的接受为准则,不能纯粹以中文为衡量标准,否则这实际上依然是自我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东方人应当改变“自身东方化”的误区,而不应自认为是被言说者的弱势文化群体。受后殖民主义世界大气候的影响,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相对于西方主流文化国家难免呈现出弱势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本土文化已经“被殖民化”了。中国的翻译理论既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理论,也要避免妄自尊大,应该积极参与对话,采取交融、对话的态度。中国的翻译理论家可以借鉴巴西,印度在发展本国翻译理论上所做的努力,借助于本土文化或历史典故,从而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已成为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本文对后殖民理论及其翻译理论进行分析,旨在对后殖民翻译理论有更深刻认识,以期对我国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Cf.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8-9;

[2]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3]蒋林:《后殖民视域:翻译文化与译者的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49页。

[4]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第82页。

[5]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后殖民翻译研究 篇7

一.欧美鲁迅研究现状与趋势

美国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方面,美国在当仁不让地具备话语权。首推专家威廉·莱尔,他曾于1976年在伯克莱和伦敦出版著作《鲁迅的现实观》,可惜中国读者始终无缘见到中文译本,仅仅能在乐黛云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书中,管中窥豹其中一章《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巧匠》。然而该书在当代鲁迅研究中,尤其是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仍然颇有份量。因近代中国受到进化论思想传播影响,J.R.普赛也曾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九大章的《鲁迅与进化论》,主要探讨鲁迅与进化思想的关系。该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调查中国鲁迅研究界是如何评价和分析鲁迅与进化论的关系,并在其中穿插普赛个人的观点。普赛强调,中国学者一直主张鲁迅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是受了达尔文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然而根据美国著名的严复研究专家本杰明·施瓦兹的观点,普赛认为鲁迅青年时代所阅读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实际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攻击”。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鲁迅的思想是由进化论过渡到唯物论,但普赛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鲁迅思想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变化”,“真正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徒”。早在40年代,日本的竹内好曾提出过鲁迅的思想是一成不变的观点,70年代的林毓生也曾就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有所阐述。普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上述看法本无可厚非,但普赛在质疑、批驳中国学者方面笔墨浓重。普赛本人确实想努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但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导向多少暴露了他内心深处仍然为“冷战”思维所影响。其他的美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还有哈里叶特·米尔斯、帕特里克·哈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他们都创作有相当分量的鲁迅研究著作。

英国的鲁迅研究:英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数量虽不多,但字字珠玑,每篇都属精品。英国作家波尼·麦克道戈尔和凯姆·劳撰写文学史著作《20世纪的中国文学》,对鲁于迅的创作有详尽的解释。该文学史就《野草》一文,指出,“这些散文诗融记事、讽刺、怀旧、梦幻和短剧、打油诗等多种风格和技法于一体”,“《野草》在主观性、抒情性风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见的尝试”,“鲁迅对‘黑暗力量’的执迷构成《野草》的基本线索”。针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该著作评价更为全面,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从灵感和标题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篇同时使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小说,序言用文言写作暗示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读者群需要被启蒙。”然而该文学史也存在不足,比如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分析,依然没有跳出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这一桎梏,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影响。西方的鲁迅研究者们依然习惯于认为,鲁迅的小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反映,这个观念看来确实是根深蒂固难以完全摆脱。

欧洲诸国的鲁迅研究:相比英国,海峡对岸的法国在鲁迅研究上则相对显得步履艰难。虽然在引入鲁迅作品集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不尽人意,但这并没有磨灭米歇尔·露阿等“鲁迅小组”中的学者对鲁迅研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执着。米歇尔·露阿曾经把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考据性文章,如《敬隐渔名字的来源》寄给中国的刊物,对20年代初《阿Q正传》中敬隐渔姓名的法文翻译作出了解释。文章涉及到基督教背景因素的影响以及其姓名每一个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象征和蕴意。瑞士联合出版社曾在1994年出版过6卷本《鲁迅选集》,选集的主持者沃尔夫冈·顾彬为此撰写了长篇的后记。在后记中详尽地叙说了他本人从汉语入门开始,如何一步步走上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路,同时对欧洲学者翻译鲁迅作品的基本情况作了总结和论述。该书最大特色是采用细读法对鲁迅的各类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并在其间穿插对欧美鲁迅研究成果的评价。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语出版了《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它的作者张钊贻曾于1987年出版过英文著作《尼采和鲁迅思想的发展》,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师一职。该书始于尼采到东方的旅程和奴隶价值的重估,进而深入探讨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与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最后详尽论述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并得出“通过融和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力量’,鲁迅把尼采带给中国,把中国带向世界”这一结论。

二.东方主义与文学误读

东方对于西方而言,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神秘气息,其中更是蕴含极其巨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文学,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文化传承的最佳载体,东方文学———尤其是其中影响力巨大的作品和作家———也就成为了众多海外汉学研究者最关注的对象。鲁迅的作品在中国备受推崇,多篇小说、散文和杂文入选中学语文国家统一教材,数量之多至今无任何作家能与之比肩。他作品中的妙词佳句,但凡受过普通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能耳熟能详,可见他不仅仅影响了一个时代,更是指引着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前进方向。

鲁迅本人一直以来就是以爱国者的形象活在中国百姓心中,他勇于揭露恶势力却又关心民众疾苦。从传统研究角度看,作品中是绝不会出现敌视东方文明和东方民族的素材。然而鲁迅的作品却总是习惯性地将国人之短与丑暴露于外,仿佛其中蕴含有明显的东方劣质色彩,这就留给西方学者以误读的空间。纵观鲁迅一生,其所受日本的影响最大,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借鉴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文化。因此鲁迅的创作始终通过日本间接地与西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作品很容易被西方学界定义为是从西方的角度俯视东方文明。回顾鲁迅所处的历史环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时的执政党,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所代表的都是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和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对内残暴迫害、对外丧权辱国,加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势力残余与文化遗毒的影响,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实属一团乌烟瘴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鲁迅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从而成为了与中国旧势力文化角斗的利器。

从远渡东瀛到弃医从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和挫折后,鲁迅早已意识到在当前中国,改良是永远行不通的,唯有依靠革命,“先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请客”。这一点从他大力倡导新文化运动、破四旧树新风中可见一斑。鲁迅作品仅仅针对以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为代表的腐朽东方文化,旨在挑明唯有选择一个新角度,站在一个新起点,才能开创一个新历史。但其作品中的诸多元素往往招致西方学者误读,成为其敌视和矮化东方文化的借口。

摘要：西方对于中国作家鲁迅的研究始终保持较高热度,本文以海外汉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为切入点,汇总当下欧美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由此论证西方学者在解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也未能跳出旧思维窠臼,并由此产生明显的文化误读。

关键词：东方主义,文化误读,鲁迅研究,海外汉学

参考文献

[1]张西平.海外汉学:外语类院系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J].北京:中国比较文学,2005.02

[2]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戴侯建.国外学者看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物质供应社,1982

[5](德)卜松山,刘慧儒等译.与中国作家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