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向（共4篇）
范式转向 篇1
1 引言
中西方翻译实践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翻译研究范式不尽一致。西方翻译理论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演进: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 从泰伦斯等古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 一直延续到当代捷克的列维和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另一条线从古罗马后期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 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 (谭载喜, 2004) ;而中国的翻译思想是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路线发展, 不管是西方的研究路径还是中国的研究路径, 走过的研究路径都属于文艺学和语言学范式, 都不能给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翻译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
2 文艺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文艺学翻译理论强调复制原作形式和风格, 以此来“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美感, 将原作者神圣化和权威化, 轻视或遮蔽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原文的“复制”, 译者的创造性被抑制, 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传话筒, 译者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翻译作品, 特别是翻译文学作品的价值得不到合理承认。译者只是原文作者的喉舌, 是原作者的仆人和奴隶, 对原文只能亦步亦趋, 这种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 无视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的存在, 译者在翻译中付出的艰苦和译者在跨文化创作活动的劳动没有彰显出来, 导致人们普遍认为, 翻译是纯粹的双语转换活动, 是对原文机械的“复制”, 作者是原创, 译者只能“模仿”, 造成译者的社会地位底下, 劳动成果得不到合理的认可。因此文艺学研究范式忽视了翻译实践者——译者的存在, 压制了译者创造性及其翻译作品的价值, 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3 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
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d de Saussure) 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为以原文中心向翻译转换过程为中心提供了理据。索绪尔将意义限定在语言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二元对立关系中, 使人们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句子结构的关系中, 同时乔姆斯基 (Norm Chomsky) 通过对世界语言共性的研究, 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 认为人类先天具有语言习得机制, 语言受一定的规则支配, 且语言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世界各种语言表层结构不同, 而深层结构是相同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语言在语义和句法上的相似性, 这使翻译研究有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支持。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各国处于和平建设期, 国际间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来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翻译活动, 翻译行业趋热, 翻译研究空前繁荣, 在1950-1960年代翻译研究者认识到传统基于翻译经验的印象式、主观式的翻译观点、感悟不能科学地解决翻译学科地位, 翻译研究需要吸收语言学理论来支撑研究的科学性, 于是, 翻译研究者借鉴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意义的转换问题, 开始注重分析句法结构, 强调用“对等”的语言成分和表达来进行语码转换, 试图寻找出一系列双语转换规则。他们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 如法国翻译理论家穆南于1963年出版了重要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 “书中讨论了翻译和语义的关系, 比较了各种语言, 指出句法并列、偏正和选择关系是具有共性的语言结构的基本关系, 翻译理论可以据此为基础等。” (谭载喜, 2004)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 于1965年出版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他借鉴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级阶与范畴语法 (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 来描写翻译, 阐述了翻译的性质、类别、对等、转换等问题;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翻译的科学探索》以及1969 年与泰伯合写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运用美国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流行的句法结构分析法、语义成分分析法和类同于乔姆斯基深层结构的核心句分析法, 从语言转换即语际转换的角度, 对语言表达形式以及翻译程序进行了结构层面的分析。但是, 翻译研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动摇文艺学研究范式下的翻译”忠实“评判观, 他们提出的语际转换的“等值”或“对等”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好的译文应该等同原文, 这跟文艺学派的翻译标准没有本质的不同, 只不过在语言学范式下从事的翻译研究避免了主观经验式的支言片语, 研究更为系统和理性罢了。
翻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之所以说有缺陷, 是因为这种翻译研究将句法和语篇结构作为语言研究的焦点, 割裂了语言同具体语境的联系, 把翻译活动当作是一种静态的、孤立的语言层面的转换活动, 将翻译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应达到的特定目的和翻译在构建译入语文化上的作用遮蔽了。如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 (译语) 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 (原语) 的文本材料。在这个定义中, 卡特福德认为“对等是个关键词……因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找目标语中的对等形式, 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在于解释对等形式的性质和条件”;奈达 (1969) 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 “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两个方面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在这个定义中, 有三点是关键:一是“自然”, 指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切近”, 指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 这是核心, “自然”也好, “切近”也好, 都是为寻找对等语服务的。“ (谭载喜 2004) 可见, 在语言学研究范式下, 翻译只是词汇、结构和语义之间的转换, 各种涉及翻译活动的文本外因素, 如翻译活动所处的语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诗学问题, 译者主体能动性问题、读者接受性问题等, 都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无法解释古今中外各种有悖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忠实“性原则和语言学派翻译标准的“对等”或“等值”原则的翻译作品, 如国内翻译界熟悉的林纾和严复的翻译, 庞德的诗歌翻译, 林语堂的汉语典籍英译等等。又如,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的中译本由翻译家傅东华先生翻译, 1940年首版, 后不断重印, 解放后虽有其他译者的全译版, 但200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仍重印了该译作, 可见傅先生采用了变译方法翻译的作品影响之大。傅东华先生在翻译时, 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接受性, 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对原文作了大量的删节与改动, 他在译序中说;“因为译这样的书, 与译classics究竟是两样。如果一定要字斟句酌的译, 恐怕读起来反而要沉闷, 即如人名地名, 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 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力气……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 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 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他整段的删节了……总之, 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 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可见翻译大家们在翻译实践中, 并不是都完全采用“忠实”、“等值”的翻译手段, 但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社会上很受欢迎, 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与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标准相悖的翻译现象是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说不清道不明的。
以上举的例子都是文学翻译范畴, 现看一则出自《北京周报》 (Beijing Review) 的非文学范畴的翻译实例:
原文: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 这里有冰山雪川, 江河峡谷, 湖泊草甸, 美丽而宁静。州内以藏族居民为主, 还居住着僳僳族、纳西族等20多个民族, 长期以来, 这里各民族和谐相处, 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 (贾文波用例)
译文: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scenery in picturequre Diqing, filled with glaciers, deep canyons, meadows, and lakes, remarkebly resembles that of the Shangri-la described in Hilton's novel. Residents here are mainly Tibetans wh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 over 20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Lili and Naxi groups, thus creating a rich and unique culture. (Bejing Review, 2001)
《北京周报》英文版是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办, 是中央级重点对外宣传刊物之一, 译风严谨。但对比中文和英文, 可以发现英文不是按中文亦步亦趋地全译, 而是重新调整了原文段落, 将段尾中下划线的“与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极其相似”提前, 删减了原文下划线中的“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丰富”, 译文第一句描述迪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 第二句讲述这里的藏族居民同20多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创灿烂文化, 把原段分为了两个逻辑层次清晰的句子。为什么要重新调整原文语序并不按“等值”原则来翻译?是翻译者英文水平不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翻译者为何要对原文有意不忠呢?这是文艺学研究范式和语言学研究范式所解释不了的。
4 结语
在全球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背景下, 面对大量的不“忠实”、不“等值”的翻译实例, 单从双语文本对照比读中是找不到合理解释的, 翻译研究者只能把研究视线从文本内移向文本外, 探寻文本外围因素对翻译者的影响和制约, 这就导致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继而引发西方各种文化派翻译理论的出现和催生出国内从文化层面对翻译变体现象的研究。
摘要：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范式和语言学范式的缺陷, 指出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是使翻译研究更为科学、对各种翻译变体现象更具解释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3]Nida, &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范式转向 篇2
1 关于档案管理的概述
所谓档案管理, 就是指档案馆直接对档案信息与档案的实体进行科学化管理以及提供有效服务的业务总称, 是我国档案管理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政治性、管理性以及服务性的工作。
2 针对档案管理中价值转向的研究
2.1 档案管理中价值取向的分类
由于我国档案管理的利益主体不同, 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可以被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以国家为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 它的利益主体呈现单一化的特征;另一种是以社会为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 其中, 这种价值取向包括除国家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 它的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2.2 判断价值取向的主要依据
判断价值取向的主要依据包括以下两点内容:一是对档案管理基本原则中的有关档案利用规定的定性描述可以充分体现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二是随着我国档案管理事业的发展, 在统一管理与集中管理原则的要求下, 包括档案的价值取向与档案利用在内的档案管理开始遵循国家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定, 其中这种规定的核心内容就是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 它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档案管理的主流价值观。
2.3 档案利用范围变化的特征
档案利用范围的变化主要是由“机关工作”向“国家内部各项工作”转变, 其所体现的特征包括以下两点:
一是随着档案利用范围的的不断扩大, 其所占据的利用领域也在逐渐地扩大, 在此基础上的档案利用群体也随之扩大。但是档案利用群体仍是由原先的公职人员组成, 利用档案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公职活动, 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因此, 在档案利用范围扩大的同时, 档案利用的利益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地变化。
二是档案利用的范围会随着档案外延的扩张而扩张。档案利用内涵的扩张, 不仅使得档案利用的利益主体发生了变化, 同时也使得档案管理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充分体现了档案管理向社会开放的创新精神。
3 针对档案管理中范式转换的研究
档案管理中范式的转换, 是档案管理中价值取向发生转向而引起的档案利用范围的变化所划分的两条路径。一条是扩张, 另一条是转型。这两种路径在管用关系与管理维度等方面的体现有所不同, 被映射到档案管理中, 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范式的转换。
3.1 针对档案管理中管理维度的研究
管用思维的轻重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管理维度的变化, 在管用并行的状态下, 档案管理主要是二维的档案开放利用与档案保管。但在轻用重管的状态下, 档案管理主要是一维档案保管。其中, 二维管理维度不仅改变了我国档案定义的性质构成,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档案保密问题提供了最新的视角。同时, 它也在最大程度上推动着档案管理中行政职能的转变, 由多元化的管理模式逐渐替代单一的管理模式。
3.2 针对档案管理中管用关系的研究
档案管理中的管用关系主要由管用并重与轻用重管两种方式组成。档案利益主体的变化是档案利用范围变化的核心内容, 利益主体的多与少使得档案管理在利用范围与方法上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因此, 当档案利益主体比较单一的时候, 档案利用主要由利益主体决定, 这时的档案管理发挥着保护者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轻用重管的方式成为了档案管理的主要指导思想。
4 针对档案管理中价值取向与管用关系的研究
档案管理中的价值取向与管用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相互联系, 相辅相成。
在档案管理中, 档案利用的范围成为了价值取向与管用关系之间有效的媒介, 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管用关系中的支配性因素。档案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档案管理状况与管用关系。
但管用关系位于档案管理系统的内部, 主要调整其内部的情况;而价值取向主要取决于档案管理的社会主体, 它和社会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 并将社会和档案管理联系在一起, 使得档案管理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进步。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 档案管理中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着转变, 而档案管理的范式也在逐渐发生转换。这样的转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虽然给档案管理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 但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要求。它不仅是抵御信息化社会冲击的有效手段, 而且是档案管理实现社会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地不断推进, 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逐渐发展转变。档案管理作为机关单位与企业强化人事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将从范式转换与价值转向以及档案管理的角度出发, 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变化进行研究。
关键词：档案管理,价值转向,范式转换
参考文献
[1]张莉.档案管理:价值转向与范式转换[J].档案学研究, 2008 (4) .
[2]丁华东.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型与社会变迁[J].档案学通讯, 2008 (6) .
范式转向 篇3
一、价值取向与管用关系
由于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受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所以在档案管理上, 管用关系的产生具有时代局限性。虽然我国在档案工作中一直把最终目的确定为利用, 但是在实际的发展中却存在许多问题。受传统历史的影响, 在进行档案的管理时, 由于重管轻利用思想的盛行, 所以造成了档案管理的整个系统工作无法正常运行。
根据相关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总结, 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与管用关系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档案管理工作中, 档案的利用范围与价值取向以及管用关系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必要的联系和区别。首先, 档案在利用上的群体和领域是价值取向与管用关系之间的发展媒介,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档案的发展区域。其次, 价值取向作为指导档案管理中的方向标, 直接影响着我国档案管理的管理状况。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管用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指导着管用关系的发展方向, 影响着档案管理内部的实际状况。
因此, 在档案管理中, 要正确处理好利用范围、价值取向以及管用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现档案管理的成功转型, 使档案管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上真正的事务。
二、价值取向
由于档案管理在利用群体和利用领域上不断变化, 所以直接影响着档案管理中的价值取向。根据相关的档案管理制度规定, 我国的档案管理由于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国家, 这种价值取向的利益主体是国家;二是社会, 价值主体存在多样化, 主要是国家和社会成员。这种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 直接着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进行。
在档案管理的工作中, 价值取向贯穿整个过程, 是一种精神观念很强的支配性工具。在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中, 价值取向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档案管理基本原则中的关于档案利用的规定, 这种描述性的直接规定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价格取向实质性的定位;二是国家制定的档案基本原则。在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中, 规定了档案的价值取向以及档案利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档案管理的价值观念。
同时, 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 档案的利用主体不断壮大, 档案利用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因此, 我国档案利用的范围开始由正“机关工作”向“国家各项工作”转型。这种转型发展, 存在着许多的特征。首先, 由于我国档案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利用, 所以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 利用的领域不断向多远化的方向发展。其次, 由于档案利用领域的不断扩展, 活动的空间不断延伸, 所以利用群体上也在不断壮大。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 壮大后的利用群体主要还是该领域的原班人马, 所以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利益的主体仍是国家。因此, 我国档案的管理并没有突破传统的模式束缚, 实现质的飞跃。在我国档案管理利用范围的扩张上, 要从根本上实现价值取向由“国家”转向“社会”, 必须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注意“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三、范式转换
由于受价值取向的影响, 我国档案管理在利用主体范围上由“机关工作”向“国家各项工作”转变, 所以在这种档案管理变革的影响下, 导致了我国档案管理的路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主要存在两种途径:扩张与转型。在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中, 这两种路径存在着许多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管用关系与管理维度上等。由于这两种路径相继被投放到档案管理的工作中, 所以顺应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 产生了范式的转换,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 管理维度
由于管用思想受我国历史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档案管理维度的变化,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维档案保管和二维档案保管及开放利用。这两种管理维度都有各自的产生背景, 一维管理维度主要产生在我国重管轻用的形势下, 主要为了更好地保管档案;二维的管理维度是一维管理维度的继承和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档案的保管和开发研究改变了我国的档案的性质构成, 推动着我国的档案行政职能的转型, 同时为我国的保密工作提供了依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二维的档案管理维度, 为我国档案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推动着我国档案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 管用关系
由于受档案利用范围以及价值取向的影响, 所以我国档案管理的组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管用并重, 二是轻用重管。在档案管理的工作中, 档案利用范围的变化与利益主体的变化存在着密切联系。首先, 档案利益主体的变化作为档案利用范围变化的核心内容。其次, 利益主体的变化影响着档案管理的范围, 使得利益主体在自主权上取得了相应的主导地位。因此, 只有在档案利益主体单一的形式下, 轻用中管的方式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总之, 从档案管理维度与管用关系这两种不同的层面上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 成为了范式转换的关键。
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 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 档案管理中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档案管理的范式也在逐渐发生转换, 我国档案管理正逐步从“国家”转向“社会”。在这种全新的发展局势下, 档案管理要真正实现社会化, 必须要实现价值转向和范式转换的突破发展, 接受当前信息化的冲击, 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档案管理越来越向科学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档案管理的工作中, 实现价值转向与范式转化, 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针对在档案管理中如何实现价值转向和范式转化, 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档案管理,价值转向,范式转换
参考文献
[1]周品.探讨档案管理:价值转向与范式转换[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2 (27)
[2]张莉.档案管理:价值转向与范式转换[J].档案学研究, 2008 (04)
[3]莉伟, 宋婉婷, 王颖.档案管理:价值转向与范式转换[J].内蒙古煤炭经济, 2012 (09)
范式转向 篇4
如同“文化”的多义性一样, “文化研究”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范畴。不能把“文化研究”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和彼德·塞奇威克认为,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包括两层含义[2] :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较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在此意义上, “文化研究”等同于“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社会学” (西方学者称之为“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早期的一些经典理论, 像韦伯、涂尔干对宗教现象的关怀等代表以社会学视角审视文化的一类。二是特指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最具批判性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此意义上, “文化研究”等同于“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文化社会学” (西方学者称之为“Cultural Sociology”) 。后来的甘斯、布迪厄和汤普森对社会分层的解剖, 则明显以文化为视域剖析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文化社会学已成为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社会学这一概念。
一直以来, 社会学家通常是带着结构色镜参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研究。比如,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学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但“它对文化社会学的影响却只是给了宗教社会学一种特殊的位置”。类似地, 对涂尔干而言, 宗教文化同样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成份。可是, 直到最近“涂尔干关于社会结构的著作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远大于他关于文化的论述”[3] 。 就是说, 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进行的文化现象研究, 只是促生了文化社会学内部一批亚领域的成长, 实际的文化社会学名目下空旷如野、形同虚设, 又好像是众多亚学科的集合……于是有“边缘性”的讨论, 有“从哪方面‘文化’都只是‘结构’之配角”的说法。
20世纪的动荡年代, 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等推动了文化的复兴, 文化视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势。尤其是80年代以来, 当文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概念时, 文化社会学经历后帕森斯时代的一系列“再造”之后, 将原本只作配角的被动, 转换为用文化语境直接参与研讨社会问题的主动。这时期, 无论是美国基于实证的文化社会学的中层研究, 还是欧洲基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化“高雅理论” (high theory) , 都强烈表现了这种主动。
近一二十年来, 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从原来的人格文化、宗教、艺术、流行文化、仪式、文化变迁等文化现象, 转而投向阶级分层、流动、性别和组织等社会问题。文化社会学已经不再是关于不同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 如对大众文化、艺术、宗教等的专题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或社会现象的研究, 正在实现Sociology of Culture向Cultural Sociology的转向[4] 。这种转向, 表明了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 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视野。
当接触并引介西方文化研究范式时, 尽管在中国存在“重新语境化”的必要性, 需要经历一个霍尔所说的“重新阐发”的过程, 但得到的绝不应仅仅是一全新的问题域或话语方式与言说方式, 更多的是应该进行一种本土意义的独特剖析与阐释。
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 文化社会学进入中国以后, 人们习惯把文化社会学简单地解读为“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 “Sociology of Culture” (以文化为研究对象) 、而文化社会学的精髓与要旨——“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Cultural Sociology” (以文化为研究策略) 被遮蔽。作为对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最具批判性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变形与错位。
由于误读文化社会学而造成文化研究的缺失与错位不可避免地波及大学文化研究。近年来, 大学的“全民关注”和“全面危机”使得高等教育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呈现多样性。大学文化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域之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文化进行探讨, 致力于其概念的界定, 大学文化内涵、功能、特性的廓清, 并从实践层面研究大学文化建设等问题。大学文化研究的问题域宏观上可以概括为三类: 一是基本理论, 主要讨论了大学文化的界定、本质、内涵、特性 (征) 、功能以及组织文化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二是应用对策, 主要探讨大学文化的实践和建设问题;三是中外比较, 主要介绍国外的大学文化, 并与国内情况做比较[5] 。
应该说, 大学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大学文化研究内容不断丰富, 认识逐渐深刻。但经过考察、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 人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大学文化, 教育学层面的大学文化研究“是我国大学文化研究最全面、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 “可以说, 迄今为止大学文化研究的所有问题, 基本上集中在教育学的层面”[6] ;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研究”解读为“大学文化的研究”, 就大学文化谈大学文化, 而没有把大学文化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剖析, 没有把大学文化研究视为对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 造成大学文化研究缺乏方法论的指导。
方法论指导的缺失使得大学文化研究显得仓促和浮浅, 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厚度。大学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文化研究”的本意, 甚至丢失了其原有的精髓与要旨,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或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与言说方式, 而作为其思想精髓的批判品性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却为我们所遗忘。大学文化研究更多的是理想化的、“应然”的大学文化研究, 更多的是体现了研究者心目中大学的“应然”状态。
研究者所面对的“大学文化”犹如镜中的影像, 看似真实, 实则虚幻。大学文化研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无论是关于“大学文化”所作的宏观论述, 抑或是关于具体大学的个案研究, 其结论往往是彼此雷同。大学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主题先行”式的研究:预先假定“大学”是卓然于世界之外的、具有超脱品性的场所, 从而将自己关于“大学”的种种想象加诸其上。在这类研究中, 价值理想和事实分析之间往往缺乏规范性论证的展开, 所展示的许多价值愿景不是法理性的, 而表现为单纯的审美主义的主观愿望, 无法在现实中得到确实的验证[7] 。
许多从事大学文化研究的学者意识到, 大学文化研究已不能仅仅局限在教育学的理论框架之内, 必须突破原有的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局限。“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 “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展开的广泛的论述, 为我们提供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们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 教育家们“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 丰富他们自己的见识, 提高他们对可能不被注意的微小差别的敏感性”[8] 。
应该说, 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研究范式是不可或缺的, 甚至是大学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如果把大学文化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大学文化的研究”, 大学文化研究范式势必存在一定的缺失与错位。突出表现为人们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 而没有把大学文化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剖析。
事实上, 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大学文化研究”:首先, 大学文化研究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研究, 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 或称之为“基于教育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 大学文化研究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 可以将其称之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 或称之为“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
研究立场与视角选择的不同意味着迥然相异的运思理路。由于对理论以及学科划界的固有偏好, 基于教育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大学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 以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话语系统为第一要务, 而对于大学文化系统内外所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如教育与政治的关联、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则缺乏必要的关心。
大学文化更为缺乏的其实是那种“作为研究策略的、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大学文化研究”。我们更为缺乏的其实是那种通过教育来透视社会、通过大学文化来透视社会文化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 而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 社会转型期大量时效性、消费性、功利性行为必然对大学造成极大的震荡;另一方面, 大学文化对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 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文化风尚的作用。
众所周知, 大学产生以来就是人类智慧和知识产生、汇集和向外辐射和传播的场所。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组织”和“动力站”, 大学的命运注定与整个社会连为一体。那种企图专注知识内在逻辑而不顾世俗文化的生存方式已不再可能。相反大学更多的可能则是寻找知识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连结点, 在服务社会, 满足社会需要基础上发展学术功能, 在对外思想交流中开拓服务领域, 拓展文化内涵。
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文化从属于社会文化、衍生于社会文化, 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社会文化。大学文化的个性魅力在于它崇尚理性、崇尚科学, 在于它拥有独立的判断力与合理的价值体系, 总是以理性的、反思的态度与主导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9] 。大学文化在与社会文化依附与独立两极间的摆动中, 渴求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以履行自己视为金科玉律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原则。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交流融汇的同时, 博弈与冲突也是其存在的常态之一。近百年来, 大学文化在大学世俗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围绕着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直存在着理性与功利、学术自由与文化专制、多元开放与闭关自守的激烈的冲突和斗争。
除却大学文化内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与冲突, 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博弈与冲突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大学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剧中人”, 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剧作者”。大学文化必须对社会文化表现出批判性和超越性, 否则便有可能由于与世俗合流而丧失自己的存在意义。这种批判和超越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紧张。实现大学文化的现代化, 既要改造传统大学文化、回应外来大学文化, 更要直面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 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将是一个相依相异、共生博弈的文化悖论。伴随着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文化繁荣等诸方面的进程, 在大学繁荣的背后, 大学文化隐藏着深刻的存在合法性危机。在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等文化观念的浸淫和影响下, 大学文化和高等教育本质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和损害, 进而导致了大学主体性的丧失和大学文化的式微等诸多弊病。大学的发展路径与大学所应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要求渐行渐远。大学文化困境的实质是某些社会文化对其的侵蚀和占领。“如不能有效脱困, 大学文化之基础将会被解构。”[10]
在这种现实图景中, 伴随着文化社会学的转向, 大学文化研究范式必须实现新的变革。从文化社会学 (Cultural Sociology) 的视角出发, 大学文化研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分析与批判的契入点, 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做出深刻理解和剖析;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 通过大学文化的研究与分析来把握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惟其如此, 我们才能探寻事物的真相, 看到大学文化的真实形态以及构筑这种形态的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大学文化研究才能有益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大学文化建设, 有益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摘要：伴随着文化社会学的转向, 大学文化研究必须突破原有的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局限, 实现新的变革。从Cultural Sociology的视角出发, 大学文化研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分析与批判的契入点, 通过大学文化的研究与分析来把握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文化社会学,大学文化,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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