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范式（精选8篇）
生态范式 篇1
一、前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 21世纪将会有两件大事影响人类的进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目前, 世界人口年增长量的88%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世界人口约85.4%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按照联合国2008年7月数据和HDI指数估算) 。生态城市的理论和实践是关系到35亿人和全球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2/3的[1]一项全球化战略。生态城市的发展既是发达国家在经历逆中心化之后城市复兴的重要策略, 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压力下迅速实现城市化升级的重要出路。而回顾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不少生态城市, 值得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推动了生态城市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社会的普遍认知水平已经达到并接受中国必须发展生态城市, 还仅仅是一场以“生态之名”的轰轰烈烈的城市营销秀?
二、世界生态城市发展阶段及类型
第一阶段:概念形成期1970—1992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发起的“人与生物圈 (MAB) ”计划中, 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 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 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Richard Register在生态城市艺术中提出城市生态学的研究纲要, 并由此导致了1990年伯克利大学的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在此期间, 生态城市主要停留在概念阶段, 试图将城市规划, 交通, 住宅开发, 经济发展, 公众参与和社会公平性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整合和思考。
第二阶段:概念发展期和雏形期1992—2005
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的召开并签署21世纪宣言可以视为生态城市发展第二阶段的标志性里程碑。在此阶段, 生态城市的概念在全球快速蔓延并有大量城市进入了实施阶段。库里蒂巴由于其整合型的公交系统成为生态城市的最早现代模型之一。这一阶段侧重改变工业化城市的弊病, 并为一些新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施平台, 可视为是生态城市发展的雏形期。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期2005至今
2005年以来, 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和生态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逐渐成为全球在城市政策和规划方面的主流语汇之一。生态城市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球迅速蔓延, 一些具有高度政策导向性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生态城市, 例如克林顿气候行动计划 (克林顿基金会和C40气候领导者集团) , 欧盟生态城市计划和世界经济论坛的Slim City知识交换行动计划等。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注重实施性和技术转化性。[4]
三、研究方法综述
从国内外现有研究上来看, 生态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1) 生态城市理论, 历史和方法的研究2) 生态城市案例和技术研究和3) 生态城市定性定量的评价体系及其应用。
1) 类研究对于规划学科内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相对成熟, 并提出了大量创新的理论和方法, 和整体性的操作思路。吴志强提出建立“包括以检测、评价、预警、案例整合而成的Integrated System of Urbanization Monitoring, 简称CISUM。”[5]来引入生态学系统方法。但是在整体框架之下, 如何与生态学及经济学的学科交融及其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借鉴和整合不多。2) 类研究在国内外都侧重于政府主导型的新城市开发, 而往往忽略了生态“老”城/区的研究。这显示了对于生态城市这一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其根源在于生态城市理解上缺乏共同标准。3) 类研究往往集中在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等子系统出发, 采用专家咨询的定性和定量 (社会学实验认为专家咨询评价的结果并不明显优于其他群组) 信息, 结合城市规划来评价和反映生态城市的内涵和衡量生态城市各子系统的状态、动态和实力。[6]仅从城市规划的定量规划指标比较出发, 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评价, 具有可操作性强的优势, 且往往容易得出较优良和乐观的评价结果, 却容易忽视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累积效应。
四、中国式城市化对生态城市研究的特殊挑战
据联合国估计, 截至2010年, 全球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非城市人口, 其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化速度世界第一。目前, 全球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是中国的城市居民, 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 有四分之一在中国;到2030年, 中国的城市居民将从6.2亿人口激增到约10亿人口。[7]
众多学者都指出了中国城市化的根本性特点:陈秀山指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 是二元结构下推进的城市化;黄亚生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是户籍的城市化;城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往往导致土地的城市化远远大于人口城市化速度。
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特殊挑战在土地制度、劳动力结构、人口老龄化、资本配置、资源利用方式、环境生态、空间集聚等社会的诸多层面不断展开的同时, 众多学者也认识到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背景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高潮时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态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8]生态城市的研究应当将规划设计——生态——社会——经济四个学科进行整合和协同发展。因此,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应当充分关注以下三点。
1. 生态城市的研究方法必须与时俱进。
基于传统生态学观点的传统城市规划着重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城市环境内通过相对短期的控制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亟待转变。生态城市的发展必须摒弃生态学发展已经被论证为错误的结论和方法。
2. 生态城市的研究方法必须强调长期性和科学性。
长期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将可以改善以换届制政府为主体的短期决策推动性, 避免社会资源的重复浪费, 为制定动态化的规划提供定性定量的科学依据。3.生态城市的研究方法必须强调本地性。在国际理论的平台上, 从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入手寻找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化之路。
五、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打造具有范式意义的生态城市具有明显的优势:国际理论研究的参考和借鉴、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后发优势、相对快速的决策系统、文化开放性、城乡规划法规制度、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带来的新产业和新技术的支持和依托等。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的研究劣势:本地化基础研究的严重缺乏、历史数据的齐备性、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城市化的长期性和沉积性问题不够关注、满足生态城市发展的居民行为模式尚未形成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结果如何, 中国的城市化作为本世纪重要的人类生态进程之一, 为了自身和全球的和谐发展, 其生态城市化的过程必将成为“中国范式”。
生态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研究网络, 既需要区域生态及其承载地的大尺度研究也需要小至绿色建筑体系中的详细节点设计, 透水性地面和暴雨管理等技术层面的支持。国内外在生态学界与城市规划及其相关学科的整合性研究仍处于发展期, 架起生态学和规划、建筑学科的桥梁, 建立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生态城市的推广和理论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有效的科学研究之上, 而只有长期性的综合研究才能逐步解释生态系统的累积效应和相关性, 才能体现“生态”的时空特性。生态城市的含义不仅仅在于减少非可持续发展, 有限的提高环境质量的表层, 而是全面提高生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这需要通过规划平台综合生态学, 社会学, 经济学等跨学科专家和学者的智慧。既需要科学的解释和论证也需要具有想象力的假设和创新, 更需要各专业人士了解到城市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和长期效应。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范式及其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一项影响着中国乃至全球的重要研究, 更是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生态城市的深入研究亟待获得社会的认识和大量基础研究支持。
注释
1[1]WIT, Transactions o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0.129:p.239-250.
2[2]沈清基, 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1998:同济大学出版社.
3[3]黄肇义, 杨东援, 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综述.城市规划, 2001 (1) :p.8.
4[4]Joss, S., Eco-cities:a global survey2009.Sustainable City Vi:Urban Regene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2010.129:p.239-250.
5[5]吴志强, 新时期我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展望.城市规划学刊, 2008 (1) :p.7.
6[6]吴琼, 王如松, 李宏卿, 徐晓波, 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生态学报, 2005.25 (8) :p.6.
7[7]Somik Lall, H.G.W., An Eye on East Asia and Pacific--China Urbanization Review:Balanc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Inclusion., 2010, The World Bank.
8[8]周蜀秦, 中国城市化六十年:过程、特征与展望.中国名城, 2009 (10) :p.7.
生态范式 篇2
关键词地名转译与管理；《徐霞客游记》；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9—0018—06
众所周知，作为旅游业三大支柱之一的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我国将于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游记类典籍中地名记述数量众多，虽然并非专业文献，追溯所到之处的“得名之由”及探求所涉地域的命名理据也原非游记一定要包含的内容。尤其是中华游圣徐霞客(1587—1641年)所撰奇书《徐霞客游记》(现存60多万字)，据权威数据统计所载行经地名就有1万多处。旅游地名记录遍及每页每段，有些段落甚至每一行都有，几乎举目皆是，因而在《徐霞客游记》的典籍外译、研究与评估中不可小窥。出于对传统地名翻译不足(即对语言转换的理解存在表征性偏狭，竟至“忽略语境，只顾为单词、词组和句子贴等值标签”)的认识，笔者拟以徐霞客研究为切入点，从美籍华人李祁的《徐霞客游记》英文节译本的不足或缺憾谈起，通过汉语拼音方案的运用(之于国家统一形象)、地名翻译的范式及其变通以及音译、直译与文化传神意译原则(之于国际交流意象)，探讨广泛意义上旅游地名翻译规范管理可能的向度。并以此顺势说明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语言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的意旨所在，以期从全球文化生态的角度阐发其中蕴涵的旨趣意义与文化“软实力”。
一、《徐霞客游记》英文节译本信息概述
与其他任何古典名著研究一样，《徐霞客游记》版本与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十分重要，专家们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可以说，徐学研究方兴未艾，正在并将得到海内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遗憾的是，就《徐霞客游记》文本本身的外译情况而言，选译精本居多，如汉学家雅克·达教授(汉名“谭霞客”)20世纪90年代就曾出版了法文选译本。直至当下，尚还未能找到英文全译本。而英语世界唯一的节译本，是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Travel Diaries of HsaHsia-k'o(Li Chi著，以下简称“节译本”)。这一不争的事实，在《汉籍外译史》第五章“中国自然科学著作的外译”第九节“《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的翻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节译本作者Li Chi，即美籍华人文学家李祁(1903—)，祖籍湖南长沙，获得金陵大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66年又出任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1971年荣任名誉教授。她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擅长新儒学文学批评。节译本的第一篇导言是完全没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亨利·斯瓦茨所写，题为“对大自然之爱：徐霞客及其早期的旅游活动”；第二篇导言则是李祁自己所写，题为“徐霞客生平”。正文部分，共包括14篇译文(主要是名山游记)，是将《徐霞客游记》中的部分篇章拆分组合而成的。如分别把《游天台山日记》与《游天台山日记后》、《游雁宕山日记》与《游雁宕山日记后》中的3次游历合并放在了一起，而把《楚游日记》拆开来，将衡山(HengShall，Hunan)单辟一节，使之与恒山(Heng Shan，Shanxi)一节比照对应。单从语言层面上讲，李译《徐霞客游记》还是不愧于原文的文笔生动、记叙精详的。但具体到地名细节来说，包括正文主体以及最后的注释与地图索引部分，全书翻译模式之单一，因客观历史条件所限引发的不合规范或错讹之多，令人始料未及。因篇幅有限，笔者仅根据旅游地名翻译的基本范式，结合相关例证作简要的分析点评，并依此说明其文化生态内涵及软实力何在。
二、语言转换(1)：汉语拼音方案的运用与地名的翻译
交际是有关编码与译码的心理活动过程，其主要目的是意义的获得，交际规范或符号译码代码系统的共享对跨文化交际非常重要。而实行代码系统共享，首先必须依赖一套约定俗成的系统。不规范或错误的拼写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诸多困难，并对拼音规范化这一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也是与译者的专业素质相违背的。
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中国地名，不仅是国家统一的标准，而且也是遵照国际标准的做法。《徐霞客游记》节译本中，仅以提到的两篇导言为例，旧式拼音比比皆是。标题Hsti Hsia-k'o拗口不说，内文中山川湖海方面，无论是Pei-p'an Chiang(北盘江)、Ch'ien-t'ang(钱塘江)、Lake T'ai(太湖)，还是LittleCold Mountain(小寒山)、Sha-shan(沙山)、Chi-tsuMountain(鸡足山)，专名与通名部分一律沿用历史上遗留下的、外国人根据自身语言习惯制定的“威妥玛式”(Wade System)旧拼法，如不看上下文连国人回译还原起来都非常困难。
威妥玛式是1867年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 Wade)拟订的汉字注音方案。1912年翟理斯(H A Giles)编的《中英字典》采用了“威妥玛式”并略加修改，成为后来英文的常用拼法，称为“威特一翟理斯式”(Wade-Giles Modified svstem)。威妥玛式旧拼法等虽保持了接近英文拼法的一些特点，但并不完全迁就英文的拼写习惯；语音系统又不符合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规律，且极不科学。它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考虑汉语的语音特点，拘泥于国际习惯，沿袭了前人使用送气符号来表示声母的办法，在汉语普通话400多个音节中就有160多个音节带有各种附加符号，造成书写方面诸多困难。而在实际应用中送气符号常常被省略不用，因而造成极大的混乱：导致许多不同读音的汉字都拼成了同音字，如张、常都拼作Chang，于、尤都拼作Yu，朱、储、居、瞿都拼作Chu。相同的汉字却有可能有不同的拼法，如河北拼为Hopei而湖北拼为Hupeh，同为“北”却有Pe、Pei、Peh几种拼法。再如青岛拼为Tsingdao，而青海拼为Chinghai，同是“青”拼写也不同。而南方方言的引入，更是增加了拼写的混乱，如厦门(Xiamen)依闽南方言借用葡萄牙文Amoi的写法就有了英文变体Amoy。
因此，继1958年颁布《汉语拼音方案》后，考虑
到威妥玛式拼音方案其海外影响甚远，1975年与1977年我国政府先后组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地名专家组会议和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明确提出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并得到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批准。1978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测绘总局、外交部、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从1979年1月1日起我国对外文件、书刊中的地名罗马字母拼写一律改为汉语拼音，结束了百余年来的混乱而进入了统一而科学的新时代。继1981年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第19次会议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标准之后，1984年12月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国家测绘局联合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部分)》，使我国汉语地名的具体拼写更趋完善，并进一步应用到设计盲文、手语和旗语中来。
从《徐霞客游记》节译本的出版年代推断，成稿日期自当早于20世纪70年代。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以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眼光苛求作者“跨越未来”；另一方面，现在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都应扬我国威，宣扬拼音使用的规范化。否则，可能更为严重的是，除英语使用“威妥玛式”外，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使用罗马字母的语言都可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各有不同的拼写法。这样一来，同一个中国地名在不同的罗马字母语种里拼法就会不尽相同(更不用说还有另一套斯拉夫字母体系)。如“北京”汉语拼音为Beijing，英文、德文拼作Peking(音近皮坑)，法文拼作P6kin(音近白干)，西班牙文拼作Pekin(音近皮干)，极其混乱。现在，城市代号(city code)规范为BJS(Bejiing)，国际各航空公司也早替换掉PEK(Peking)一词。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地名词典Merrian Webster's Geographical Dictionary(3edition)里，采取的就是“名从主人”的原则，将规范汉语拼音的中国地名作为正选条目，如查得旧拼法的Pekin／Peiping，词典均告知参见主词条的字样“See BEIJING”。这不仅是一个地名的拼法更改，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换。
上述地名的音译不只是简单的拼音拼写问题，还涉及下述更复杂的情况。
三、语言转换(2)：地名翻译的范式及其变通
根据国家标准中的《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GB／T17693.1—1999)(英语)与中国地名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上述《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汉语地名中的专名一般音译，按汉语拼音方案处理，首字母大写且连写(但不需连接符)，通名则一般意译，人名派生的地名原则上也依其同名同译。这是业内公认的地名翻译总则，并随之衍生出如下四大范式：
扩展开来，不外乎音译、直译、意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直译、直译加意译等几种，但无论如何，通名部分(即类别名词)是应该意译而不应一味地音译处理(比如“莲花峰”中的“峰”就是表示景点类别的通用名字)。如果站在历史的今天重译《徐霞客游记》，也就不该通篇全是Ling(岭)、K'eng(坑)、Yen(岩)、Ch'i(溪)、T'an(潭)、Ch'iu(湫)、Chang(嶂)、Tung(洞)、Shih(石)、T'ai(台)、An(庵)、Ssu(寺)、Kung(宫)、Yiian(园)、Ch'iao(桥)、Ch'ieh(街)、Ko(阁)这样偏狭的“贴等值标签”的举措，这是其一。
其次，从操作层面看，无论地名是什么，类别往往具有共性。根据地名通名轻易就可判断其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名字往往由表示地理或地貌特征的词语组成；人文景观则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色彩，是历史发展的物证。《徐霞客游记》中出现的自然景观名字中一般包括山(mountain；mount；hill)、岩(rock；crag)、峰(peak)、崖(cliff)、沟(ravine)、溪(stream)、岭(ridge；hill)、潭(pool；pond)、瀑布(waterfall)、泉(spring)、湖(1ake)、洞(cave)、池(lake；pond；pool)、峪(valley；ravine)等，人文景观的名字中一般包括寺(temple)、塔(pagoda)、楼(tower)、宫(palace；hall)、庙(temple)、陵(tomb；mausoleum)、祠(shrine)、园(garden)、山庄(villa)、亭(pavilion)、庵(convent；nunnery；temple)、台(altar；telTace)、阁(hall；pavilion)、斋(house；hall；study；loom)、石窟(grotto)与园(gardens；park)等字眼。
《游记》中较难翻译的是景点类别前面名字的翻译。单纯采纳拼音的译法不是不可以，为地名的翻译可以说是确定了“基准点”，但它尚不能满足我们处理生动、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的需求，也不能讲出地名的来龙去脉，因而往往是不够的。笔者搜集汇总情况如下所示，变通套用后可基本满足需求：
1、类别名词+of+(形容词+)专有名词，如国清寺(Monastery of Serene Realm)、真觉寺(Monastery ofTrue Awakening)、独秀峰(the Peak of Unique Beauty)。
2、类别名词+of+数字+专有名词，如千佛阁(the Pavilion of a Thousand Buddhas)、万春亭(thePavilion of Ten Thousand Springs)、五百罗汉山(theMountain(Five Hundred Arhats)。
3、修饰语+类别名词+介词短语，如鹿岩精舍(the Fine Villa on Deer Cliff)。
4、名词+－ing短语，有些表示动态的景点名称往往使人浮想联翩，是对该景点极其形象的描述，如盼客松(the Guest Expecting Pine)、三潭印月(theThree Pools Mirroring the Moon)。
5、－ing短语+介词短语，如花港观鱼(ViewingFish at Rower Harbor)。
6、类别名词+动词不定式，如镇海寺(theTemple to Guard the Sea)。
7、(类别)名词+定语从句，如鬼见愁(sightsThat Discourage Devils)、飞来峰(the Rock That HewHere)。
四、文化转换：音译、直译与文化传神释译原则与地名的翻译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说：“原作的语言和内容，像果皮和果肉一样浑然天成”。借用本雅明这个比喻，语言载体与所载信息也是果皮和果肉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载体的转换与所载信息的转换永远都该同步进行。至于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译法，笔者以为，就需要译者坚持“以读者为中心”和“内容优于形式”两大翻译原则——所谓“以读者为中心”，是指面向海外的大众，提供的信息资讯要全面，译文文本要通俗易懂；“内容优于形式”则是指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在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可对原文进行释义、增补、删减、类比或再创造，从而提高可读性和易接受性。
源语地名文本译出后如希展现得像湖光山色那样清晰，则需避免望文生义，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还要对源语文本“体贴入微”。关系到具体的“体贴”方式和程度，务必要查阅相关资料再确定译法。一概采取音译往往不能给人带来新奇感，更不能充分反映一国的地学文化。异化法在地理翻译中较常见，目的就是尽可能保留地名的原貌和特色，又不必完全迁就外国人而因此丧失中国文化特色。如何保留原文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当是题中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诸如对黄山不能望文生义就认为是“黄色的山”的问题。再接前面所讨论的意译不该过度的LittleCold Mountain(小寒山)：《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游“游天台山日记”中不只有小寒山，还提到了国清寺与寒山、寒山湖等，这是因为高僧寒山(与拾得同被尊为和合二仙)在此居住70年之久的缘故。另外，对苏州的寒山寺，也有的将其译成了the Bleak／ColdMountain Temple。而根据历史资料，寒山寺始建于南北朝，唐太宗在位期间寒山曾担任寺庙住持，因而得其名为寒山寺，所以最好采取汉语拼音加直译的方法译成the Hanshan Temple。
再如前边提到过的武夷山上的狮子峰，如果将其单纯地音译，对于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旅游者来说都只会片面地知道这是一座山峰，但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得而知。只有使接受者产生相关联想，充分利用在西方世界狮子是百兽之王的背景知识，才算得上是成功的语言交换。否则的话，就等于是放弃了这笔财富，势必会影响译文的阅读效果，无谓地增加读者的认知成本。在这个认知范围不断扩大、认知内容不断增多、而上天却仍不“加我辈以年”的全球化时代，选择翻译策略时自然应考虑如何做才能达到所谓的“读者友好型”的标准。
宗教方面的地名，如观音岩依照选取常用词原则表达为Goddess of Mercy Rock众人可以理解，把观音说成Bodhisattva(菩萨)勉强说得过去，用梵文Avalokitesvara则最为恰切。同理，节译本中的Chi—tsu Mountain，即徐霞客应丽江木增土司之请留修而历时三月才告成的《鸡足山志》四卷(历史上第一部)中涉及的鸡足山，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传说为摩诃迦叶尊者入定之山。如译为Chickenfoot-shapedMountain是取其形；而只有译为Mount Kukkutapada(梵文kukkuta义鸡而pada义足，即《大唐西域记》卷九之屈屈吒播陀山)，才与其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国家级风景名胜、大理景区主要景点的地位相配。
徐霞客提到这些地名时，自然对这些地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意蕴了然于胸。但因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人的认知范围，译者的学识才情即便与原作者接近也难以完全重合。所以，准确翻译这些地名正是转换其文化意蕴的前提。正如同旅游观赏并不排斥对所观景物有关知识的探寻一样，翻译工作时的探寻越深入，决定翻译产出方式的活动余地就越大，准确率就越高，对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给潜在介绍对象带来的审美享受也就越有益。联系到《徐霞客游记》文本的翻译转换和传播流布来说，地名的“隔”与“不隔”及语言的“隔”与“不隔”(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术语)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说是翻译时应当不断追求的崇高目标。
五、外译管理的意涵
开放的中国、逐步走向富强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要想走向和平、稳定、幸福，也需要和中国人在心灵上沟通。回顾人类近代200年的历史，凭借着首先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优势和先进的杀人武器，欧洲(后来扩展到北大西洋两岸)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人类文明的唯一拥有者(认为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是愚昧、荒蛮、落后的)、绝对真理的持有者和传播者。直至现在，世界的思想界都有着两个截然对立的思潮：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文明冲突论的实际后果已为全世界人民所目睹；文明对话论还局限在学术的范围内，但是却越来越深入人心。文明对话才是拯救人类唯一之道。要对话，要让被地域隔开的不同地区、民族的人们沟通，就急切地需要语言、翻译这座文化之桥。毋庸讳言，由于中华文化长期被无情地打击，也由于自身的封闭以及种种文化的、政治的原因，我们通往世界的桥梁太窄、太少了。一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极为困难，在各个领域能够用外语交流的人太少。这在汉语还没有足够的世界话语权的当前，尤其显得跟不上时代。另一方面，对话机会的坐失，又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放缓了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速度。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当生活在“文明中心”中的人们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应该提倡多元对话，特别是希望和中华文明对话的时刻，这一局限的后果愈发显得严重了。
“语言这只变幻不已的蝴蝶，只有通过译者耐心的捕捉和展示，才会获得不同国度和语言的人们的青睐与欣赏。”国际译联主席毕德以此表达自己对构筑异质文明之间桥梁的同行们的期盼。就在今年5月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国家外文局副局长兼中国译协秘书长黄友义先生发表署名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小段话：
国际翻译界公认，翻译工作者最擅长做的事是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而要把母语翻译成外语对每一个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但是，由于当前中国发展的需要，也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等多种原因，世界上目前没有足够的翻译人员能替中国承担庞大的、日益增长的中译外任务。中译外的翻译工作不得不主要由中国翻译工作者承担，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都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当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顺畅交流，是时代赋予中国翻译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在21世纪初的一次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也说过如下话语，得到了各国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上帝犯了一个‘错误，让各地区、各民族的人语言不通；我们就是要建起语言之桥，纠正上帝的‘错误，让人类互相了解，友好相处，只有这样，世界才可能和平、繁荣”。
地名翻译及其管理，就是应该着力建设的众多语言之桥中重要的一座。提起地名工作，专业领域
的学者定义说地名是区别各种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代号。而笔者则认为，地名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它从历史中向我们走来，又从我们身边缓缓流过。如将语言翻译拿“构筑人类心灵之桥”作比，依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我国的地名翻译这座桥刚刚开始筑基，还远没有铺到桥身!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近期预测：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与国际化城市建设相结合，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一项伟大的事业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心血，每一位“一字不苟，千金之诺”的奉献者都是应该受到尊敬的。地名翻译及其规范管理的进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的过程，是对时代的感悟和工作经验的有机结合；它需要多学科的合作，需要社会对地名认知水平的提升。它终将展示给世人的，是一个融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方式，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六、结语：前景展望——“景清意明”的旅游目的地翻译
综上所述，汉语拼音方案的运用之于国家统一形象、地名翻译的范式及其变通以及音译、直译与文化传神意译原则之于国际交流意象的意涵均已不言自明。
何谓对原文语境关注充分、对源语文本体贴人微?如何才能做到转换后的果皮和果肉依旧浑然一体?或者说，怎样才能让语言载体之转换与所载信息之转换同步进行?或者甚至包括李祁(如果依然在世)在内的翻译实践者会问：翻译一个个小小的地名，有必要了解这么多条条框框和历史文化背景吗?
笔者的回答是，绝对必要，而且越多越好。这是因为：首先，只有当你对原文做到了体贴入微、尽窥其妙，译文才有可能做到用字不妄，也才有可能保障句子与语篇层面的正确性。虽然说所了解的语言规范或历史文化背景不能直接转换成译文，却会像原文一样在译文的字里行间留下语迹，减少译文读者的认知成本。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译者仍然是一种学者。他可以不落言诠，可以述而不作，却不能没有学问；不过他的学问已经化在他的译文里了”。为了译文读者能以最低的认知成本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译者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认知成本。其次，文化传统的翻译，究其本质，事关文化生态体系的构建。文化要素既有共通性、一致性，也有独特性、多样性。文化要素的共通性、一致性，是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载体；而独特性、多样性则是全球文化生态系统健康存续、稳定发展的前提。因此，文化生态绝不仅是一些概念、规则、结构、模式。它更是一种姿态、一种信仰和憧憬，是一种精神的礼节和宇宙的风度。地名的记叙与转译，循此宏观层面大而化之，目的也就不仅是对过去的简单记忆，更是促进今天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自信心，乃至文化自觉与文化建国的手段。而只有当译者付出了足够的认知成本，源语文本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才有可能随着语言转换进入目标语文本，也才有可能达到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时有发生、屡见报端的事实也证明，沿用旧译称谓、一名多译、译音不准、音译与意译混淆(译界常举的反例如Leeward Islands“背风群岛”译为“利华德群岛”)等现象的发生，说明地名转译的准确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语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衷心希望借此篇与大家共勉，充分意识旅游地名英译景清意明的旨趣所在：全球文化生态之语境与民族文化的“软实力”，不仅在语篇之中，同时也在语篇之外。如果借用德里达的名言“Ⅱn'y a pas dehors-texte”，那就是“文本内没有插图，文本外也没有?”思虑体悟之后，不妨我们都知行合一，见行、见心、见未来!
信息生态位视野下读者权范式分析 篇3
一、读者权范式分析的新视角：信息生态位
本文借鉴生态学中的生物生态位原理，从理论上对信息生态位的维度与宽度进行探讨。
（一）信息生态位之维度。
信息生态位是多维度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信息生态位归纳为三个维度，即功能维度、资源维度和时空维度，其分别对应信息功能生态位、信息资源生态位和信息时空生态位三个方面。
1. 信息功能生态位。
信息功能生态位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所充当的角色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反映的是信息人在信息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和信息人之间的职、权定位。在信息环境中，信息人可以是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或信息消费者。信息人的信息功能生态位主要是由其信息素质和社会分工决定的，而信息人的信息功能生态位又决定了其工作任务、活动内容及对信息资源的需求。
2. 信息资源生态位。
信息资源生态位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占有和利用信息资源的状况。这里所谓的信息资源是指广义的信息资源，主要包括图书和情报知识信息内容资源、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客户资源等。由于信息资源总是稀缺的，因此，信息人必须获取、占有和利用相应的信息资源，在信息环境中取得相应的信息资源生态位。信息人的信息资源生态位主要是由其信息资源需求、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能力决定的，而信息人的信息资源生态位又决定了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3. 信息时空生态位。
信息时空生态位也是复合生态位，包括信息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空间生态位。信息时间生态位是指信息人的信息活动占用的时间段。信息空间生态位是指信息人生存空间(信息人所在地)和活动空间(即信息人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和提供信息服务的空间)的类型(现实空间或虚拟空间)与区位。信息人的生存和活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必须取得相应的时空生态位。信息人的信息时空生态位主要取决于信息人的信息活动性质和信息时空占有与适应能力，又决定了信息人的信息活动效率和效益。
（二）信息生态位之宽度。
在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生态位宽度是指信息人在不同的信息生态维度上对多个信息环境因子适应、占有和利用的范围与数量。信息生态位宽度表示信息人具有信息功能和利用信息资源多样化的程度，也反映了信息人信息资源利用能力和竞争水平。在不同的信息生态位维度上，有不同的信息生态位宽度的概念，其含义有所差异。
信息功能生态位的宽度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充当信息角色的类型和承担信息职能的多少。如前所述，信息人在同一时期内可以只充当一种信息角色，也可以充当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角色，充当的角色越多，其信息功能生态位就越宽，只充当一种角色，则其信息功能生态位较窄。即使是同一信息角色，承担信息职能多的信息人的生态位比承担信息职能少的信息人的生态位宽。信息资源生态位的宽度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占有和利用信息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信息时空生态位的宽度主要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占用空间类型的多少与占用空间的大小及占用时间的长短。如果某信息人占用了多处信息空间且每一处空间都较大，或只占用一处信息空间但该空间很大，则该信息人的信息空间生态位较宽;如果某信息人只占用一处信息空间且该空间不大，则该信息人的信息空间生态位较窄。一个信息人占用的信息活动时间越长，则其信息时间生态位越宽。社会分工的粗细程度、信息资源的丰乏程度及信息人的生存竞争能力等对信息生态位宽度有重要的影响。
生态位现象对所有生命现象而言具有普遍性，生态位原理不仅适用于生物界，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信息时代，人类的各项社会活动都与信息有关，信息生态位是人类社会活动最基本、最基础的生态位。因此，借鉴生态学中生物生态位的原理，研究信息生态位理论对丰富信息科学和生态科学的内容，指导人们在信息社会中和谐而有效地开展各项活动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信息生态位中读者权的范式转换
（一）式微到正统，读者的从属性地位到读者至上的理念转换。
读者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是随着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受到重视的，确切地说，是图书馆私立性、封闭性与少数人专用性向图书馆的公众性、开放性和民主性的转变而形成的。
考察我国图书馆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先有图书，再有图书馆收藏，图书馆收藏起源于官府，据《史记》记载，老子就做过“周守藏宝王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图书的收藏也从官府发展到民间。孔子、墨子为了办学的需要，收藏图书作为教材，如孔子就收藏和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商周至清朝，中国图书馆虽已发展了两千多年，但图书资源基本上为奴隶主或封建朝廷和官府所有，民间图书资源也只为少数学者作为私家藏书。这些藏书，无论哪一种形式均不对民众开放，而只为特定对象服务，也就无读者权可言。到清朝末年，由于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图书馆应面向全体民众的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图书馆应以教育民众、启迪民智为宗旨，允许并吸引人民入馆读书。由于民主思想的推动，清朝廷被迫废止科举，兴办学校和图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长沙建立我国第一所现代公共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宣统元年(1909年)在北平建京师图书馆，即现在北京图书馆前身。随着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和开放，普通民众才有入馆利用图书资源的机会，也才有人民利用图书馆藏书，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图书馆思想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图书馆应面向全体民众开放，赋予人民利用图书馆藏书的权利，是读者权的萌芽，但还不是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读者权。
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机构之一，其职责是收集、整理、汇编图书资料，向社会公众提供图书馆服务，帮助学习，鼓励创新，使读者权能充分实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求，我国图书馆积极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模式，尤其是服务理念方面，把“读者至上，以人为本”作为办馆的理念和指导思想。
（二）从边缘到中心，借助公民文化权利，读者权利正在引起关注和重视。
在我国图书馆界，正面提出保护读者权的文章著述几乎没有，这与我国尚未制定图书馆法不无关系。我认为，日本学者森耕一和佐佐木顺二在《图书馆法解读》和《图书馆利用者权利宣言》中对利用者权利所作的概括，仍值得我们借鉴。结合我国的实际，读者权归纳起来大致有七项：
1. 接受“最好图书馆服务权”。
什么是“最好图书馆服务”?佐佐木顺二解释道：不是指服务的数量指标，也不是仅仅和图书馆的经费状况相联系，而是指和国力与经济力等相适应的图书馆服务，包括接受最好的图书馆员提供的服务。笔者认为，最好的服务，既包括图书馆的硬件，如图书馆的建筑水平、藏书内容、借阅设施等应是最好的，又包括国图书馆的软件，如馆员的服务素质、服务态度等都是最好的。
2. 不接受区别对待的权利。
任何读者在利用图书资源和图书馆设施的过程中一律平等，不能将读者分为三六九等，划分“专家”、“学生”借阅室，区别对待，甚至规定图书馆的设施什么人能使用，什么人不能使用，等等，对读者不能一视同仁。这是对读者权的侵害，读者有权拒绝。
3. 阅读自主权。
读者为了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和提高自身素质，对阅读内容和方式有自主决定权，不应受别人支配和安排，更不允许人为地设置障碍进行阻止。如古代的“焚书坑儒”、现代的“文化大革命”大肆禁锢书籍，以及现在有些图书馆打着市场经济的幌子，对读者阅读图书资料设置名目繁多的收费服务等，都是有损读者阅读自由权的行为。
4. 咨询权。
咨询权是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料向图书馆工作人员询问图书信息的权利。日本图书馆法在图书馆服务的法定内容中明确规定：图书馆员具有丰富的有关图书馆资料的知识，能够承担利用者的咨询。通过咨询，读者能快捷地了解新的图书资料信息，节省个人查找的时间，提高阅读效率。
5. 读者阅读秘密被严守的权利。
时下，人们热衷于讨论“隐私权”问题。个人对图书资料的利用范围和借阅登记也是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却是鲜为人知的。1979年日本改定的《图书馆自由宣言》明确规定了“图书馆为利用者保守秘密”的内容。读者阅读什么图书，属于利用者的个人秘密，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图书馆不能将利用者的读书事实向外部泄漏。跟日本相比，我国图书馆在保守读者秘密方面几乎是空白的。
6. 读者人格尊严权。
读者人格尊严权是指读者在利用图书馆资源获取知识和信息时，享有其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这是读者权精神权利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某些图书馆和某些图书馆工作人员，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淡薄，不是以服务者，而是以读者的领导者自居，对读者某些“不规范”的借阅行为进行训斥，动辄实施“罚款”，甚至怀疑读者窃书，对读者进行非法搜身，责令读者写书面“检讨”，并张贴公示，这是违反图书馆服务宗旨，有损读者人格尊严权的行为。
7. 图书馆管理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如何保障提供最好的图书馆服务，满足不同读者的利用要求，其运作和管理应该采用召开听证会的形式，经常听取读者的建议，引导读者自觉为图书馆的管理献计献策，允许读者“参政议政”。因为，图书馆经营管理直接关系到读者权利的行使和实现。
综上所述，读者权是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图书资源获取科学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是读者受教育权的权能之一。读者权具有权利义务的统一性，它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读者权的内涵将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图书馆法》保护读者权，我们在谈读者权的法律保护时，只能在宪法、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中寻找法律依据，这虽然不影响读者权作为公民文化权的存在，但我国拟制定的《图书馆法》中很有必要设专章规定读者权。
摘要：文章以信息生态位理论为视角, 展示了读者权利范式分析新维度。从几个不同方面论述了读者权, 包括功能生态位、资源生态位、时空生态位等。强调人即读者是信息生态系统的主体, 人的积极态度是系统进化的先决条件, 要重视人的认知程度。
关键词：信息生态位,维度与宽度,读者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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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范式 篇4
关键词：技术生态,技术范式转换,技术预见,展望
1问题提出
2012年1月19日,长期处于胶卷行业领先地位的柯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2012年上半年,中国彩电业的龙头老大长虹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5. 71% ,市场份额丢失严重,没落迹象明显; 2012年4月,手机行业的领导者诺基亚的股票暴跌17% ,2013年诺基亚在中国市场份额沦为0. 6% ; 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数码技术快速发展之际,柯达公司仍不舍传统胶片业务; 在 “液晶为主,等离子为辅” 产业趋势已相当明显的情况下,长虹仍把大量资金砸向 “等离子阵营”; 在通话质量早已不是手机用户关注的重点,用户体验及拓展功能才是新方向的格局下,诺基亚仍不舍功能手机业务,死守Symbian系统。这些被称为 “技术范式转换”的事件正以剧烈的方式创造着全新的产业及产业发展模式。反应迟缓的企业会因为忽视新技术的市场潜力而错失良机,对技术发展趋势判断错误的企业会被掌握新技术和新机遇的企业所取代。相反,企业如果能够预见到新的技术范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就有可能赢得在新范式下继续生存的机会。那么,企业如何预见到这种挑战呢?
技术预测/预见活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以德尔菲法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然而,已有方法多基于线性思维［1 － 3］,对范式内的持续创新能取得较好的预见效果。而技术范式转换伴随的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并不明确,市场边界、 参与者乃至整个产业都处于模糊和变化状态［4］,充斥着大量的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现有的预见方法尚难处理这类问题。
与技术创新、技术进化类似的是生物的进化, 因此,本文拟在深入剖析技术范式及技术生态内涵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寻找两者的内在逻辑。并试图从技术生态的角度解释技术范式转换。最后, 根据技术范式体系的相关特点,结合相关研究启示, 对本文的后续研究做出展望,试图架构技术范式转换预见的可行途径。
2技术范式内涵及发展
托马斯·库恩［5］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 “范式”一词,随后Dosi借鉴 “科学范式”提出了 “技术范式( Technology Paradigm) ”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 “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立足于自然科学原理”。 然而,多西对 “技术范式” 的引进忽略了 “范式” 的复杂内涵,机械式地照搬了库恩早期的 “科学范式”概念,而后期库恩对 “范式”概念进行了多番修订。因此,多西的 “技术范式”理论虽在认识技术创新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但若融入到 “技术—经济”系统中用以描述具体的创新过程,则存在缺陷。 从 “技术范式”定义可看出,其主要注重技术的客观发展规律,从技术结构本身描述技术演化,没有过多关注技术范式的主体属性———如技术共同体组织,及技术经济系统中其他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技术 “黑箱”同人的大脑、密封的仪器及地球一样, 我们只能从外部观测和试验认识其功能与特性,其内部真实构造是一个未知的探索过程,技术创新管理研究陷入瓶颈。因此,亟需对 “技术范式”建立一个新的认识,以帮助理解技术创新的类型、创新过程中各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创新动态过程的具体内容。
我国学者郑雨［6］曾借鉴了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 “科学范式”二层结构,从 “技术硬核”和技术 “保护带”定义了 “技术范式” 结构,将其放入一个既能够涵盖技术本身,又包括经济市场因素的理论中来解释技术变迁,从剖析技术范式结构的角度来解释技术变迁的原理,但随后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后期也没有学者再继续这方面的讨论。本文借鉴该研究的部分观点,引入 “技术硬核”和技术 “保护带”概念来定义 “技术范式” 结构,以期助于认识技术范式转换过程。
技术范式结构可分为核心层和外围层( 如图1) 。核心层即 “技术硬核”, 是技术范式结构的 “心脏”,其内在逻辑隐秘性地决定了技术发展的轨迹。 “技术硬核”包括范式的核心技术及该技术所限定的与其他技术因素耦合的方式,它往往是一个技术范式所特有的, “技术硬核”改变即意味着放弃整个技术范式的路径。技术范式外围层便是技术 “保护带”1,它是各种辅助性技术,行使着技术硬核赋予它的功能,一旦离开技术硬核,其功能及价值将不存在。当然,若失去 “保护带”技术的辅助价值,减少对硬核技术的包装及组合,硬核技术也无法实现大规模市场化。例如: 在一台智能手机中, 如果将手机内核、软件系统等视作其硬核技术,那么听筒、触摸屏、蓝牙等则为 “保护带” 技术。技术硬核与 “保护带”技术相辅相成,形成具有产业标准的技术生产线。在各范式体系中, “技术硬核” 决定了 “保护带”技术组成成分及地位,通过差异化的技术组合实现不同的功能。
3技术生态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
3. 1技术生态研究
生态学( Ecology) 主要研究生物体( 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 间的相互关系。近代生态学研究不仅包括生物个体、种群、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 还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类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由生物群落和环境在一定时间及空间内组成的具有一定大小及结构的整体。其中生物间通过物质循环、 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相互依赖与作用,最终形成自组织、自适应及自我调节的复合体［7］。生态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被应用在了其他领域,例如: 环境生态学用以研究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及水生态评价［8］; 社会生态学、人类社会学用以说明外在环境对人类身心的影响［9］; 组织生态学用以阐明产业环境如何对组织成长及衰败产生影响［10 － 11］。自19世纪70年代创新进化论提出以来,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技术创新成为一种趋势。作为解决社会和自然问题手段的技术,其存在机制与生物具有许多相似性,如竞争、 合作、共生、寄生等,例如,电子管技术与晶体管技术、手机行业的通讯技术与触摸屏技术、造车技术与轮胎技术等。其次,技术与所处环境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的关系,例如,智能手机与非智能手机、3G三大技术标准( WCDMA、 CD- MA2000、TDCDMA) 等,都在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而竞争。因此,学术界借鉴生态学思想来探讨技术进化,产生了技术生态理论。
技术生态不同于生态技术或技术生态化,它是一种与生物存在规律相类似的生态现象,是技术与技术、技术与环境间的相互依存、制约关系［12 － 14］。 技术的演化与发展脱离不了技术生态,技术发展总是呈现共生状态［10］。技术的发展也离开不了生境, 技术生境为技术的自组织演化提供了物质、能量及信息［15］。从系统的角度看,技术生态即是技术生态系统,它与技术系统相当于 “生态系统”与 “生态群落”的关系。结合相关学者的观点［14 － 16］,本文认为技术系统通常包含技术知识内核、物化技术群落、 工艺性技术以及人员与组织。其中,物化技术、工艺性技术往往与组织共同进化,因此,承载着信息、 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人员与组织应属于技术系统的一部分,而不能当成系统的环境来看待。基于分析, 可从三方面来理解技术生态内涵: 技术系统内部技术与技术间的制约、耦合关系,通常称为内生态; 技术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亦称为外生态; 最后,无法忽视承载着信息、知识、经验和技能, 及发挥着能动调节作用的人员与组织。
技术生态系统源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却高于自然生态系统,它是一个由人参与的系统,因此,其内部作用并不是机械的过程,它具有能动性、组织性及差异性的认知选择。技术生态演化受人的思维、 判断、偏好、认识影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及模糊性特征。作为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系统,技术生态从本质讲也是一个耗散结构。 而耗散结构特有的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及开放性又为技术系统内各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各技术、技术因子及生境因子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及演化过程中正负反馈机制的筛选是技术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根本内在机制［15］,因此,多因素、多目标和非线性分析方法乃是技术生态分析的主要手段。 其中,分析内容不仅包括易于量化的要素层面及量化特征不明显的结构和功能等层面; 易于量化的物化要素及难以量化的智能、工艺等要素; 还包括不同层面技术的交互作用,及与其他技术体系的技术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等间的关系等。
3. 2“技术范式” 生态系统
在复杂的技术经济背景中,技术范式转换不只是技术范式结构本身的变化,还包括技术共同体的替换,及环境、管理等诸多因素。技术范式跃进的全程充斥着大量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因此, 认识新主导范式的形成需建立复杂性科学思维。随着技术范式转换现象越发频繁,关于技术范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更多是从技术范式转换的影响因素、特点及企业如何通过战略调整来应对可能的、 新的技术范式入手,从组织学习、知识管理及动态能力培养等方面展开［17 － 20］,少有在新技术范式呈现或大规模市场化前发现新范式端倪的研究。
从范式结构来看,技术范式是多个子技术系统整合的复杂系统,它包含赋予产业标准的主导技术, 以及促进产业化、市场化的辅助技术、配套技术。 但该系统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它独有 “技术内核”, 赋予各子系统标准与功能,为技术发展轨迹树立了标杆,进而确立其主导技术范式的地位。技术范式跃迁及主导范式形成不是单个技术作用的结果,此过程中伴随着已有耦合关系破裂与重组,外部环境也不断为技术范式发展与演化提供物质与能量,对范式发展轨迹有着促进、适应、抑制等作用。此外, 该过程不能忽视技术共同体组织发挥的感知及捕捉信息、适应及征服变化环境的能动作用。新、旧范式共同体成员来自不同的科学理论背景或者基础研究,双方对技术的认知及价值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即使捕捉相同现象也会解读出不同有价值的信息。 技术范式存在与发展得益于内外呼应的生态行为机制。没有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及技术共同体的能动整合,技术范式不能实现其存在意义。因此,只有将技术范式置于技术生态系统中讨论才合理。技术生态强调从“技术—环境—组织”多层次来认识复杂系统,对研究问题情境设定更为合理与科学,为研究技术范式转换提供了动态描述的基础及认识思路。
3. 3基于技术生态的技术范式转换解释
技术生态系统内寄存着大量的技术、技术生态因子( 知识、信息、技术元、智因) 及技术生境因子。生境是变动不居的,技术生态系统会通过自我调节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一旦出现如重大社会变革等生境变化,技术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状态便会被打破,此时,技术生态内差异化的知识、信息与技术发生相互碰撞产生新技术。在技术范式自身发展及转换时,可能会分别出现下列情况:
首先,技术范式发展刚开始是连续、渐变的, 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技术水平同时呈现快速增长、平缓增长及趋于稳定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可能基于原有技术原理, 只提供了新的体验功能。此时,旧 “技术硬核”选择按照旧保护带中的内容进行改造,吸纳新技术, 其他技术做适应性调整,实现同一范式路径上的渐进性创新。以目前市场上光电有线鼠标与无线鼠标为例,实质上两者的基本原理一致,均基于光学原理,通过传感器成像识别光标的移动,主要区别在于数据传输方式,有线鼠标通过PS /2或者USB接口的数据线传输信息,而无线鼠标则采用红外、蓝牙等无线传输技术发送数据。无线鼠标为人们带来了新体验,但有线鼠标没有被摒弃,两者均保持自身优势,以竞争的关系同存于技术生态中。
接着,技术范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被突破性创新打断［21］。此时的新技术可能替代或者终结原有技术,并能够解决旧技术的核心问题。新技术在被培育投放市场后,与市场行业发生连接,期望逐步吸收旧技术范式中已有的成熟技术。由于资源稀缺性和市场有限性,即使是同一技术范式下的技术生态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此重叠性带来了技术间的竞争。保护带技术并不是单一技术范式所特有的,例如,许多新技术在渗入旧技术生产环境时, 为了节约成本,它必须借用旧技术的辅助技术。这就如一个以火箭推进装置为核心的航天制造业的技术范式,它在技术展现过程中,可能需要机械制造技术、制图技术、CAE计算机技术、技术人事生产组织管理等,这些技术只是作为旧技术的配套技术, 并不构成技术范式的核心。因此,新技术在吸收成熟技术逐步壮大后,逐渐通过利基市场渗透,吸纳更多辅助性技术并得以整合。若该结构在不断变动的生境中也能实现自我调节,使得新系统获得更高的经济和生态效益。那么此时,新主导技术范式得以确立,并且整个技术范式体系的生态位得以跃迁, 能够获得更多更有益的资源。
那么,突破性技术是如何产生的? George Basal- la［22］认为任何新产品只能脱胎于原有的老产品,简陋的石器处于人造物系列排列的最前端,石器技术为以后的复杂技术提供了遗传变异之母。布莱恩· 阿瑟［23］说: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来自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的组合及对自然现象的捕捉和征服。没有一类技术是凭空产生出来的,之前的技术形式被当作现有技术的组分,当代的新技术成为构建新的技术的可能的组分。现有的技术为新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因此,新范式的主导技术轮廓开始没有那么明确。首先,旧范式体系中技术A ( 辅助技术) 与其他技术B相结合( B为已存在的技术组分,它可能来自旧技术范式所在系统,也可能来自其他系统) ,慢慢形成一个异于现有体系的功能。 但该功能开始并不明显,只是某一方面的简单的组合与优化,没有形成标准的技术体系,也无法对旧范式体系构成威胁; 此后,该组合再吸收其他技术组分,主要功能也逐步隐现,并形成一个能发挥市场功能的技术标准。核心技术一开始并不明确,而是在技术的组合进化中逐步筛选,逐渐由小的功能优势发展成为明显的功能定位。此时,该功能可能解决了旧范式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能仅仅简化了解决问题的步骤,如图2所示。
4研究启示与展望
4. 1研究启示
技术范式转换是一个复杂过程,只有把握新技术涌现的机理,明确主导性技术选择的根本途径, 才能够有效预见新的技术范式。虽然复杂性理论及相关分析方法( 如非线性动力学、突变论及不确定性系统理论等) 的发展为探讨技术范式转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基础,但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只有零星展开,缺少系统的认知与实践。
此类研究该如何着手? 相关研究的涉入为我们提供了指导。相关研究借助描述性语言及案例研究的方法来界定和描述了影响技术范式变革的突破性技术,主要从技术演化、市场绩效、专家评价及专利引用等视角来具体描述突破性技术如何成长为主导技术的［24 － 27］,如陈傲、柳御林等［27］对心脏起搏器行业突破性技术创新涌现轨迹的案例研究。然而, 目前类似研究尚属零星出现。新技术的出现是一个 “组合”与 “递归”的过程［23］,是什么力量促进了这种组合,又是什么力量让主导性技术在众多竞争性技术中脱颖而出,则需要进一步地借助案例研究的方法及扎根理论方法以慢镜头的方式剖析该过程［28 － 29］。阿瑟［23］说: “科学与经济的发展都是由技术所驱动的,而我们通常是倒过来思考的,实际上, 人类解决问题的需要,才是推动人们重新结合现有技术,进而促进新一代技术出现的动力”。如何验证阿瑟和George Basalla的观点,只有回归到技术最初的状态,不断往前追溯,它是一种组合延续,还是一种突然创生。希望正如凯瑟琳教授在李平、曹仰锋编著的 《案例研究方法: 理论与范例———凯瑟琳· 艾森哈特论文集》中所述,案例研究能将这个真实世界动态情景整体全面的剖析出来［30］。换一个角度,使用具体的案例研究,目的不是用更详细的经验案例研究来描述或验证现有的哲学观点,也不是把哲学观点或结果应用于技术,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技术的现实实践提供一个稳固的经验基础［31］。因此,探讨技术范式转换预警方法的第一步便是识别出技术范式在 “社会—技术—自然”复杂系统中的转换特征。
4. 2研究展望: 一个可能的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启示,本文对未来研究作出了展望, 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研究思路。
首先,通过案例研究及扎根理论方法对技术范式转换机制及过程进行特征识别与刻画。通过理论抽样,选择典型案例,例如胶卷、电视、手机等典型产业技术范式,对其主导范式技术的产生及发展特征进行刻画,主要描述其技术原型到现有技术再到未来技术的可能路径。通过各案例间的比较分析与归纳,挖掘出大量的相关数据及因素,但描绘的过程并不需要寻找到它们与范式转换的 “正相关”、 “负相关”或者 “是”、 “不是”的关系,而是 “如何”的关系。此过程十分复杂,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只能从一个全局的视角,回归到技术最开始的状态,从描绘它每阶段每步创生的路径及作用因素的特点,来刻画该阶段技术范式转换因素特征。 例如,在刻画 “技术本身”特征时,可从技术成熟度、技术承载的生产迂回度及技术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等方面着手分析其所处的技术格局,也可从更微观的概念如技术生态因子、生境因子等来识别。
技术范式是一个拥有诸多因素的复杂整体,作为一个自组织耗散的复合系统,人、技术及环境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关系,涉及大量不确定信息,具有多变量、多阶次的非线性信息反馈特征。可设想对上述特征变量进行层级分类,对每个阶段的因素进行划分,每个因素在不同阶段、不同行业所处的地位可能存在差异,但每一阶段会凸显部分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对技术范式转换过程的处理需要借鉴不确定性分析、系统动力学及突变论的分析方法。
生态范式 篇5
一、塑造“花园式”环境, “赏”在优雅深意中
环境教育论者认为, 对青少年进行德育工作需利用积极的情感和环境因素。那么, 积极的情感和环境因素如何创造并利用?朝晖小学的举措之一就是在厚化校园文化中精心塑造“花园式”环境, 让学生的校园生活成为一种艺术享受、一种美的感知, 让他们每天在学校里的生活达到“美”和“审美”的境界, 一边吃、喝、玩和学, 一边可以欣赏美如花园的风景。
1.蕴意深刻的“石刻文化”:美丽石头会说话
置于校前广场及学校教学楼附近的巨石上, “精彩朝晖”四个行楷刻画出朝晖人永恒的追求和自信的豪迈;“天天向上”四个篆文寓含着朝晖人每天追求进步不忘“还能更精彩”的教学理念;“大气做人, 精细做事”字样的行草, 更是如鲁迅先生那个“早”字, 提醒朝晖人开阔胸襟、精进谋事、通达处世、锐意进取……简洁的字词是励志的清泉, 给师生几多殷殷教诲, 养就浩然正气, 催人搏击翱翔。
2.生动励志“果木文化”:花草树木能励志
学校近年来充分利用学校的绿化资源, 进行“果木文化”开发, 寓教学于果木种植活动之中, 校园内果树飘香的同时, 亦是对学生进行“无痕德育”的最佳时机, “植树节”“采摘节”“成长林”“毕业林”等带来了极佳的成长效应、情感效应。在日积月累的施肥锄草、观察思考之中, 自然而然就建立了“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高品位生态化生存理念。在与小树共成长之中, 在果林树木成长离不开园丁浇灌等自然细节中, “感恩情结”自然生成, 而“毕业林”的建设, 更是种下一颗未来“怀念师恩”“回报母校”的深渊情怀。在朝晖小学, 对果木的种植和养护成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它的外延在不断扩大———果木的品种不断翻新, 果木的数量不断增加;它的内涵在不断加深———种养的知识日渐系统化的同时, 果木的教育意义走向更深更广, 其文化性特质日益彰显和突出。
3. 独具匠心“镜子文化”:镜子有语暖人心
一面面镜子也是别出心裁。镜子虽是玻璃做的, 不仅提醒师生注意仪表礼仪, 更能引导朝晖人赤诚以待。镜面上, 一个个或经典或平淡的语句, 澄澈心身, 卸下师生教与学的疲惫, 引导师生人际“从内心中来, 到内心中去”的优良风范。
“石刻文化”“果木文化”和“镜子文化”构成了诗意的环境。诗意的环境催生无尽的教与学的灵感, 突破了许多教条化的 (美育) 德育困境。朝晖校园文化中所塑造的“花园式”环境显得大气精湛, 自然地在潜移默化中施行着教化。在朝晖, 德育寓于美育中, 不说教的环境育人更能让学生受到启发, 这种德育于无痕中教化人, 高效且低负。
二、打造“果园式”教育, “劳”在生活创造中
“成就意识”和“享受的美感”是现代人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的重要指标, 要高品位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有所“果”有所“得”。而种植果树可收获硕果——品之有味, 得到启发——劳可有得。基于这种思考, 我们在校园文化建构中注意到环境的“果园式”, 形成“果树”德育 (教育) 系列。“果树”教育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系列教育。朝晖小学一年一个序列, 一年植入两个品种的果树。从孩子们自主爱心捐钱, 筹集资金买树装扮校园, 到植树节开开心心劳动植树, 进而进行长期的果树培植、养护, 以及中途系列命名、许愿、观察、记录、摄影等活动, 到最后果实累累甜甜蜜蜜齐分享的欢乐场面, 都能在无痕之中让孩子们体验、感悟、成长、内化许多原本用说教说服等形式的德育。
1.“快乐之果”让学生充分享受“收获之美”, 牢固树立“劳动创造”观念
普通的桃子、石榴、橘子、葡萄、枇杷、香泡, 如今在同学们眼里却成了“快乐之果”——在采摘节里, 孩子们体悟到“品尝绿色, 共享收获”的独有快乐。“春天是花园, 夏天是林园, 秋天是果园, 冬天是公园, 一年四季是乐园和学园”。在朝晖小学校园里, 花果飘香, 书声琅琅, 笑脸盈盈, 朝气蓬勃, 肆意尽享“收获之美”, 执着立足“劳动创造”, “乐奉献共享受”的人际观于无声处得到强化和落实。
2.“文明之果”让学生懂得共同分得享受, 懂得共同担当
学生们都不会摘没有成熟的果子, 如果果子熟透了落在地上, 都会自觉地捡起来交给学校。果子成熟时, 学校会举办采摘节, 派“水果使者”把果子分给大家, 但大家都舍不得吃。这些普通的桃子、石榴、橘子、葡萄、香泡, 让学生自动生成“珍惜劳动成果”“共担当共分享”的行为意识, 在同学们眼里已成了“文明之果”。
3.“成长林”“毕业林”让学生养成完整做事习惯、懂得感恩
一朝树木, 十年成材, 每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 都会在家长和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 在校园角落里种下一批果树。数年过去, 果树绿意盎然, 蔚然成林。这是一片见证孩子健康成长的“成长林”。家长、孩子、教师和学校的花工一起养护着这些珍贵的果树, 家长说:“成长林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做事有始有终。”“孩子将来总要离开学校, 但这棵果树还存在校园里, 等他长大了, 回到校园看到自己亲手种的这棵树, 很有意义。”毕业离校, 难忘师恩。每年, 六年级的毕业生们也会赠送给母校一份“毕业礼物”——在学校里种下果树, 建造出一个个“毕业林”。师恩难忘, 梦想起航, 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一棵棵果树, 寄托着学生6年的童年时光, 承载着孩子对未来的憧憬。由此, 果树成了活教材。
三、营造“学园式”氛围, “智”在探究互动中
“尚学精神”的养成是学校德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引领下一代学会生存发展的诸多常识和方法, 这就势必要求学生在校有所学有所识, 教师须有所教有所授。由此可知, 学校应有较浓厚的“学”的气氛。基于此, 我们组织精巧的课堂文化学习, 努力营造“学园式”氛围, 并强调学生在“探究活动”中“求智”。
1. 直接侧重于“学习者” (学生) 成长角度
“学园式”氛围要求学习的模式是特色个性化的, 要求学校构建彰显童心的阳光课堂, 探究构建理想的课堂教学, 做到“超越知识”“走向智慧”“激发创造”“健全人格”, 为学生将来拥有终身幸福的精神生活打下坚实的知识能力的基础。
(1) 实施有效教学策略, 优化课堂生态
在课堂教学中, 努力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的整合, 用探究性学习氛围让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发展;追求民主精神, 以人为本、把“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体现于教学的全过程;追求开放性, 注重实践性, 与生活相联系, 与社会相沟通, 使学生关注窗外的世界、校外的天空;面对个性没有失败, 努力做到“因材施教”, 让学生快乐地学习, 让每个学生体验学习的成功, 享受学习的快乐;一流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为达成快乐教学创造了条件, 充分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更新学习工具, 拓宽智育途径, 让学生在网络世界的时空中纵横驰骋。
(2) 优化作业设计, 保护学习积极性
做好提质减负文章, 使作业形式多样化, 动手动脑动情多元齐动, 趣味性、自觉度较高, 减少和杜绝生硬死板、重复低效的作业。
(3) 改革对学生的评价制度, 保护学习积极性
走出分数误区,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使学生成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薪者。
2. 间接借助于“教育者” (教师) 成长角度
学校建立了“同心同荣”“合作互助”的教研模式, 全力打造“同心同荣”教师成长团队, 构建“青年教师拜师成长制度”, 让朝晖团队的每一名成员都赢得发展机会, 都保持阳光心态, 都努力追求永葆童真的心灵境界。让教师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树立健康合理的奋斗竞争意识, 然后以身教影响学生。具体做法有:
(1) 构建健康向上的校本研修制度
学校在原有的校本培训方式——“朝晖百师讲坛”基础上, 又细化升级出“朝晖百师观点报告”这一模式, 让每位教师在思想上肯定自我价值, 从理论上提升文化素养, 从技能上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 并通过交流培训、专家指导、学术俱乐部等形式引导教师合作学习、开展研究, 用群体的力量影响个体, 以个体的发展促进群体的进步, 营造“大家教大家”的合作学习氛围, 形成了“一荣俱荣、互助共荣”的团队精神。
(2) 确定重点帮扶对象, 改革评价考核制度
针对学科优秀生不突出、教师专业水平不够均衡的现状, 也针对确实存在的学困生存在心理障碍的现状, 学校成立了优秀辅导教师团队, 制定了重点帮扶制度。在教师绩效评价中, 学校重视年级组、教研组、备课组、科学团队的合作发展, 加强“教研组文化建设”, 特意制订了师生“乐学”指数的相关评价条目。
通过上述两个层面营造出“学园式”氛围, 充满了人文温馨, 让激烈和紧张的学习环节多了润滑剂的调节, 化“艰难”为“苦中有乐”, 化“枯燥”为“魅力无限”。这正是朝晖办学中“新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它让朝晖人 (师和生) 在探究互动中“快乐求智”“自然求智 (知) ”, 在“轻负提质”的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突破。
四、创造“乐园式”校园, “笑”在群体活动中
美好的物质环境可以用来怡情, 精巧的课堂文化可以用来睿智, 而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更能将怡情与睿智完美结合, 在“乐”境中达成包括德育在内的多重育人功能。
“乐园”从现象上来说是指学生喜闻乐见的社团文化。如果说校园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起着一种直接的精神导向作用, 可以对学生起激励和鞭策的作用, 那么社团文化是一种群体活动, 它对于现代人团队意识、合作协同理念的培育作用显然是非常强大的。通过几年的艰苦创业, 朝晖小学校园社团文化已经形成了内容丰富全面发展的大格局。艺术类社团以陶艺为龙头, 另有合唱、书法篆刻、舞蹈、打击乐、中国画等;体育类社团以独轮车、乒乓球、篮球、足球为重点, 更配有击剑、排球、长短绳、毽子、牛筋等小项目社团;科学类社团以“科学探究”为主题, 建立了“科技三小创新社团”“空海车三模社团”“科学实践活动社团”为主体的科学研究性社团。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 这种社团很好地愉悦着学生的身心, 丰富学生的生活, 对加强同学间的团结, 培养健康、高雅的情趣, 激发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集体情怀等产生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把社团活动做精、做细的研究中, 我们刻意于绘制“艺术墙”“体育墙”“科技墙”, 甚至还有别具一格的靓丽个性的朝晖学子“笑脸墙”, 以此达成“自我赏识”“互相欣赏”的人文气氛和精神气场。我们努力使学生们在充满情趣的活动中, 笑着强身, 笑着歌舞, “愉快学习”“快乐成长”的新教育理念得到了落实。
生态范式 篇6
生态心理学研究特征
(一) 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秦晓利在《生态心理学》一书中, 定义生态心理学为“运用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 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并把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生态学的生态心理学, 主要以吉布森、奈瑟、巴克为代表, 强调在非实验室的情景下研究生态心理学;另一种是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 这更趋向于问题型的心理学研究, 针对的是生态危机的现象, 其代表人物有温特、霍华德和罗杰克, 他们试图用心理学的方法, 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不适当的行为。
(二) 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
强调自然情景的生态效度的研究。传统的科学心理学研究, 采用还原的方法, 将现实生活简单化, 讲究在实验室环境中, 通过变量控制, 消除无关变量的影响, 以线性方法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求达到实验的效度。虽然, 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强调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的达成, 然而, 生态心理学认为, 影响实验效度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变的, 静态的变量控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巴克、奈瑟等力图在现实生活中研究知觉现象, 立足于生态世界观, 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心理学家使用“生态效度”一词, 来强调与传统的实验室心理研究的区别。“生态效度”最初是由布伦斯维克 (Brunswink) 提出的一个术语, 指“远近距离的协变程度”。[2]
对还原论和元素主义的批判。来自经典力学的还原论认为一切高级的运动形式都可以转换为低级的运动形式, 我们可以把整体性的现象分解为具体的组成部分, 从低级的、简单的形式中分析复杂的整体。与还原论相类似, 元素主义, 也是与简单性相联系, 牛顿的机械世界具有因果决定性、统一性、可加性、简单性, 因此用分析的方法是可行的, 在心理学上体现为将心理和行为分解为基本的元素。生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到作为部分来研究整体以及强调整体、忽视部分的局限性。吉布森的“生态光学”理论, 把对视知觉的研究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 关注来自环境对实验的影响, 在实验过程中, 他允许被试的头部摇动。吉布森的生态光学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一体的光学。
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生态心理学采用具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法, 行为样本记录法、行为背景调查法、档案法来实施具体的研究。生态效度实验法与传统的实验法有所区别, 在实验的取样、设计或者是实验场的选择方面都尽量靠近真实的环境, 以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真正的心理状态。样本记录法, 指在自然环境中对人或物的行为进行直接观察、记录, 而后分析解释从而获得行为变化的原则。[3]行为背景调查法通过K-12量表, 对处于各个不同行为背景的被试进行分类, 设定边界, 在各个边界中探究行为的差别。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 包含描述法、自然观察法等;巴克强调进行生态行为科学研究必须注重对生态数据的搜集, 以及如何在档案中保存这些数据, 以便容易接触这些数据。
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的视角
(一) 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 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把我们作为媒介之外来看问题, 我们使用媒介来进行传播。第二个是媒介环境学的观点, 是把环境当做媒介来理解, 或是把媒介当做环境, 我们参与到媒介中达到媒介交流的目的。
我们把媒介定义为“在自然中起中介作用的事物或者物质, 通过空气的力量产生了一个效果” (Random House/Reference Software, 1993) , 媒介的这个观点强调了技术使用和作为发送传递信息的通道。与此同时, 认知主义把认知描述为信息处理, 信号通过转换进程、暂存器和处理模型传输。依照这样的思路, 人类使用电脑工作的方法就是通过信号和机器语言与电脑的相互交流。然而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和开发中, 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地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一种交流?
传统媒介知觉隐性的我。生态心理学认为, 知觉环境就是知觉自身, 我们与环境是一种交互的、互补的关系。当我们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时, 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知觉或者思维模式赋予对媒介的理解, 当媒介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时, 又体现了我们的知觉形态。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也就是与自身的知觉进行交互。在传统的媒介形式中, 我们的交互是“我-媒介-我”的转换, 另一个我依旧存在于我的思维中。
新兴媒介知觉显性的我。尽管媒介环境学的理论不只是针对新兴的媒介形式, 但在一定程度上, 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正是顺应了新兴媒介的发展。新兴媒介的发展集合了我们人类本身复杂时空与准社会环境中的优良交互传统, 不管是对人类认知环境的模拟还是对人类认知模式的模拟, 抑或是媒介界面的设计等, 越来越顺应了我们的认知模式, 根据人类认知处理的差别, 跟随适应我们的认知模式, 相比传统的媒介环境, 无处不在的关怀体验显性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如果说, 传统的媒介交互是与隐性的我们进行交互, 那么新兴的媒介交互形式, 体现为显性的交互形式。这种交互模式体现为“我-媒介-克隆我”, 这与生态心理学的“知觉环境即是知觉自身”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人与环境的关系
进化论的观点。现代人类与前冰川时代的祖先的区别是我们的适应性是重要的文化, 自然选择的许多进程被快速的适应机制代替, 塑造了智慧的人类。但是人类的进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放慢, 因为, 选择的压力可能由技术和社会政策来调节而不是自然选择来调节。[4]诺曼 (1993) 曾简洁地总结了信息外化的主题, “事物使我们变得很聪明”。他认为, 人类的认知大多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或者记忆能力中, 而是我们构建外部认知事物, 并使用它们去补偿我们工作的限制和长期记忆。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自组织, 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媒介不断补救的过程就是媒介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 甚至是模拟和复制人的感知和认知模式。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论认为, 人好比是“自然环境”, 人们选择技术和媒介, 用以维持、发展自我, 改造世界。[5]
系统论的观点。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观点指出, 机械论有三个错误的观点:一是, 简单相加说明有机体的观点;二是, “机械”的观点, 把生命现象简单地比做机器;三是, 被动反应的观点, 有机体受到刺激才做出反应, 否则就静止不动。[6]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整体的、动态的、等级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强调, 不仅要通过部分解释现象, 还要估计它们之间联系的总和。动态的观点把有机体看做是保持动态稳定的开放的系统, 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异因同果率。等级观点认为, 有机体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 具有层级性, 生物学的任务是发现在生物系统中起作用的规律, 建立机体论代替机械论。
(三) 媒介与环境的关系
说到媒介与环境的关系, 不得不提到媒介环境学。波斯曼说, 媒介环境学主要探讨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 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 如何帮助和阻碍我们的生存。[7]52麦克卢汉 (1962) 也指出, 一旦世界的主导传播媒介变化了, 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人们依靠媒介进行交流时, 感官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1]媒介环境学把“媒介本身”作为变化之源、立论之本, 不从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内容、影响媒介传播的各种噪音, 也不从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来分析, 而是肯定传播形式的重要性, 在它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媒介史”[7]15。
4.生态心理学知觉与媒介环境的关系
生态心理学认为, 知觉和行为不能分开, 知觉包括选择和牺牲其他来处理一些信息资源。奥卡姆的剃须刀理论, 要求我们用最简略的途径达到解释的完善。我们的认知过程也是在修剪的过程中处理信息资源, 这必然要牺牲其他的一些信息。作为环境的媒介, 不能简单地模型化, 因为环境中包含了大量独立的信息资源, 也就是生态心理学中的“生态位”的影响。
媒介环境设计对认知的支持。哈肯在热力学内容中提出, 有机体花费少量的能量去处理环境的某些方面, 可能会产出大量的回报。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 改进媒介环境方面的建设, 可以减少我们认知的消耗。举例说, 新的写字楼的员工即使住了几个星期也不能画出整个楼层的布局,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这栋楼里工作, 因为写字楼详细的导航保证了员工行为的正常进行。在这个媒介环境中, 我们通过外化的媒介环境, 增长了热力学效度, 减少了有机体认知的消耗。而香农-韦弗的传播信道的模式, 简化了我们的认知模式, 哈肯因此拓展了香农-韦弗的观点, 认为他们的联结的观点是机械的、决定论的, 热力学的联结是多对多的联结。要想概括联结和信息转换的讨论, 我们应当通过媒介技术来理解人类知识的外延, 通过分配人类和他们外化的环境之间的表现工作, 减少有机体认知的消耗。
知觉对环境的适应。还是以写字楼为例, 如果一组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奉命在黑夜中潜入写字楼里窃取情报, 黑夜中导航对其失去效用, 这时, 突击队早在行动之前已经费神地记住了该楼的环境。换句话说, 人们有对环境的自适应机制。生态心理学假设大部分信息不要求引导日常情境有效的行为, 个体能够直接感知情境来适应那些环境。简单的环境能够避免选择复杂的感知能力, 甚至促进这些能力的分解。
参考文献
[1]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何道宽,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7-30.[1]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何道宽,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7-30.
[2]秦晓利.生态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7.[2]秦晓利.生态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7.
[3]Barker.R.G.Eeologieal Psyehology:ConcePt s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 of Human Behavio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 1968.[3]Barker.R.G.Eeologieal Psyehology:ConcePt s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 of Human Behavio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 1968.
[4]Brockenbrough S.Allen Richard G.Otto.Handbook of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M],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8.2.[4]Brockenbrough S.Allen Richard G.Otto.Handbook of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M],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8.2.
[5]邵培仁, 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40.[5]邵培仁, 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40.
[6]魏国森, 曾国屏著.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90.[6]魏国森, 曾国屏著.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90.
生态范式 篇7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概念的考察入手,旨在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特征以及它与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范式的渊源关系。
1 系统
在弗斯语言学中,“系统”概念被重新定义为与结构组合关系相对立的聚合关系(胡壮麟,2008)。他的这一概念后来被发展为系统语法。根据韩礼德(2008),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描述应该关注系统资源而非结构。语言既被看做符号资源,对语言的描写实际就是对语言的选择(Chapelle,1998)。进而,他指出聚合是第一性的;组合是系统选择的表现,是第二性的(胡壮麟,2008)。这一关系的变化促使语言学家开始重新考虑语言与环境的问题,关注环境问题研究中的语言。
韩礼德(1990)认为,语法根据普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组构现实,即现实是从处于聚合关系的普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选择出来,并以组合关系呈现的,而选择的改变又会引起现实的变化。此外,从语际的角度看,系统的聚合关系实际预设了语言的多样性,由此又可以类推出词汇、语用形式等的多样性。因而,语言的生态系统应该是动态平衡的,不同的语言可以共存其中并相互产生影响。实际上,语言的多样性是和生物多样性相似的,并对后者有着重要作用(Miihlhausler,1994)。因而,面对当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语言学家也应增强自己的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由于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同构(李国正,1991),语言系统对世界的构建就应体现出对生态的关照。然而,聚合关系只发生在系统或系统间的层面,而不是在结构层面,语篇就是在一个很大的系统网络中选择的产物(韩礼德,2008)。这种选择的实现源于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层级化的系统。语义层是语言与非语言世界接触的界面。由此映射到生态语言学,语言作为一种交流方式也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同时无碍地进行。但为了理解相互的经验,与他人交流,语法不得不与语言外的世界相联系:与世界的事、态相联,与人类所涉及的社会进程相联。同时语法又必须组织对经验的识解和社会进程的实施,以便使它们以言语的方式呈现(韩礼德,2008:24)。
2 语境
韩礼德接受了弗斯关于“情境语境”的观点,“情境语境”强调语言与生态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并受后者的影响(刘润清,2007)。弗斯这一观点可能受生态环境理论的影响。韩礼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语言存在于语境当中,人们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交换意义(胡壮麟,2008)。此外,语篇会因语境赋值的变化而变化(韩礼德,2008)。因而,语言研究有必要从语言外部进行,因为语法,尤其是句法和语法,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Siewierska,2011)。与系统和语篇的关系相似,生态系统与语境也是处于示例的连续统中。因而,生态本身是具有处境性的,语言的意义由其所处的语境决定。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的一方必须参照语境因素才能实现与另一方的交际。因此,语言学研究有必要观照到与语言相关的心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
“情景语境”概念一方面体现了生态社会环境间的常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从功能上组织了语言(韩礼德,2008)。此外,他把语境被分为了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方面。这意味着语言使用及其意义(例如:意义潜势)是有规则可循的。这种规则以语法规则占主导,但规则的真正实现则有赖于交际能力,即说话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性别、宗教等因素(Halliday,1990)。意义由个体在语言使用中创造,它遵循一定的规则,但又根据具体情境的不同进行修正(杨朝军,2008)。因而,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们对语言所在语境的挖掘。
3 功能
在生态社会环境下,语言的功能是什么?20世纪60到70年代,韩礼德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Halliday,2008)。每一个元功能都可以反应语言在生态社会环境中的使用情况。既然语言在完成元功能时得到进化,其社会功能无疑会影响到语言本身的特点。例如,小句的及物性会受到参与者、过程和环境的影响;主位结构由主位和剩余成分决定等等。因而,这再一次证明了语言功能与语言系统的直接关系,同时又意味着语言与生态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
此外,“这三个元功能是意义潜势的组成构件”(刘润清,2007:46)。语言对于文化的传播和社会变化有着重要作用,而社会和文化又反过来在多方面影响着语言,因而韩礼德(转引自刘润清,2007)提出,意义潜势是对语言中行为潜势的实现,而行为潜势实际上是预设了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进而,在弗斯“典型情景语境”的基础上,韩礼德指出行为和语言形式的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环境。因此,这就要求语言学家将生态社会环境与语言系统、语篇和社会系统联系起来。情境语境应当被视为一种符号结构,一种构成社会系统的意义,以及一个抽象的环境范畴。语境由语场、语旨和语式在这里构成了语言的背景,它们将决定较集中应使用何种语言变体,对情境语境中任何部分的滥用都有可能导致语言分生态现象的出现。
4 语篇
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术语,语篇指在情景语境中具有意义或功能的语言(Halliday&Hasan,1976)。韩礼德(2008)指出,构成语言的是语篇而不是句子,对于语言学家而言,单纯地描写但不解释语篇以及单纯地描写语篇而不参照语言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有鉴于此,生态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吸收了当代批评语言学的观点,从生态学角度对社会化的生态意识及其行为进行分析(范俊军,2005)。语言是社会秩序强有力的介入力量。它可以从多方面反映现实,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呈现等方式对社会施加影响。而语篇就是语言实现这种力量的工具。语篇结构的选择和使用往往由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以实现特定的控制目的。这促使生态语言学家展开了针对与生态问题相关的语篇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了环境、动物、植物、食物等,旨在阐明生态意识如何通过语言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操控和控制。
5 结束语
通过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个别基本概念的考察可见,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范式继承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部分核心概念。换句话说,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范式可以被视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路。但这并不是说生态语言学就可以等同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因为二者都已成为相互独立的学科,拥有各自的学术目标和风格有别的研究理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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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范式 篇8
一、范式与命题范式
范式(Paradigm)概念和范式理论是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他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1]”。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普遍观念、一种分解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法[2]。范式概念和范式理论自提出后,在教育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研究的范围包括:教育研究范式的种类[3]、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4]、教育学范式[5]等。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比较宏观的层次,关注的多是教育科学,关于高考命题范式还缺少系统的归纳和深入的研究。高考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着为高校选拔人才,引导中学教学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高考的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命题。命题是一项由众多研究者参与的科学,这些研究者聚集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形成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命题理论、研究规则和工作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命题领域是存在范式的。由于命题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实践的特点,这决定了命题与一般自然科学研究有着较大差异。具体地讲,在命题领域,范式是指所有命题人员共同的测量目的和技术方法体系,它以原则形式规定了命题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成为命题的基础和指导思想。
高考命题是为选拔人才服务,这就决定了命题范式是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同而发生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人才培养目标、个人素质的发展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变化而有所不同,根据这样变化,高考命题范式也随之变化,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按照范式理论划分,命题范式主要包括命题中的命题意图、试题呈现形式和评价细则三个方面。命题意图是指试题考查的目的和知识,其始终贯穿在命题的全过程中。在命题伊始,命题人员需要明确命题意图,在试题的研磨中,须按照命题意图修改、打磨试题,最后制定的试题评价细则也需要能体现出命题意图。试题呈现形式是试题的情境和题型,不同的试题有着不同的考查功能, 有的功能是题型自身所固有的,而有些功能是根据考查目的延伸进行挖掘的。试题情境则更为丰富,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表信息、符号代数等载体表达试题的题意和设问。评价细则包括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这是高考用来评价考生的依据,也是对命题意图的实现效度的检验。命题范式的三个方面是命题中核心的部分,也是所有命题人员共同遵守的原则。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各有侧重。
二、命题范式的转换
根据对命题范式意义的理解,运用范式理论对我国的高考命题进行研究, 可以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高考中,命题范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出现了三次命题范式和两次范式转换。第一次是政治立意范式向知识立意范式的转换,第二次是知识立意范式向能力立意范式的转换。
(一)政治立意范式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高考的命题总体上是政治立意范式,所确立的测量目的和技术方法都是为实现突出政治的目的,选拔出思想政治合格的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年,高考采用的是大学单独招生考试,1951年,公、私立大学参加联合考试。这一时期的高考试题差异非常大,试题没有同一性。1952年, 全国逐步实现统一高考。至1954年,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的考试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阶段的自然学科试题命题要求结合生产实际,并符合当时科学发展的方向,考查中学教材中最基本的内容,考查考生对各门学科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人本社会学科试题受到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试题情境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选取的背景材料密切联系当时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政治、生产斗争的实际,试题内容则要求观点正确,并能反映考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命制的试题要既能测验考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程度,又能反映考生的思想实际。如作文试题“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1956年)、“大跃进中的新事物”(1960年)等。
这一阶段的试卷题量较少,题型较为单一,各科试题以填空题和主观题为主。这样设计可以对某一知识进行较为深入的考查,同时可以有效考查考生的分析表达能力。由于解答题往往存在不同的解题方法和策略,考虑到评卷时对评分误差的控制,试题在命制时更多采用相对封闭的设计。1964年,教育部在《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各科试题要拟定一个参考性的答案和评分标准,以供各地在评卷时作参考[6]。此时试题评价细则的制定则更多采用的是分析评分法,一般将解决问题的过程分为若干环节,然后根据各环节的论述、运算、证明正确与否给分。这样的评价细则对解题过程、整体评估、过程程序和流畅程度重视不够。
(二)知识立意范式阶段
自1978年后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到1998年高考,我国高考命题体现了知识立意的原则,是一种知识立意命题范式。考试的主要命题目的是了解考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高质量的新生,又要有利于提高中学教学质量。在这一较长时期内,高考命题经历了从恢复高考之初到标准化考试的过渡,实现了从考查片面、单一的知识点到全面考查知识的过渡。
我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注重对“双基”的培养。在恢复高考之初, 为保持中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便于考生复习, 教育部组织和编印了高考复习大纲。大纲包括了语文、数学在内的八个学科,规定了高考命题的范围不超出大纲,并且指出在考生复习时应注意各部分知识间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综合运用,特别应着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基本技能的训练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各科试卷中试题数量并不多,并且是以客观题为主,这样的试卷区分度较好,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如试卷对知识的考查不够全面、系统,容易造成人才选拔的相对不公平。
随着参加高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为更好地区分考生,命题开始向深、难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各地考生出现了“猜题”“题海战术”现象。如数学试卷中有的试题内容涉及了当时并不在考试大纲中的微积分等知识。为纠正此偏向,强调考生重视课本,高考又利用课本上现成结论进行命题。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考生将课本上的定理、习题解答死记硬背下来以应付考试。在此背景下,为使高考命题更加科学、规范,高考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1985年,我国开始了考试标准化的改革实践 ,标准化考试是一种按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统一的标准,并对误差作出严格控制的考试[7]。高考标准化的试验,除更新了人们考试观念、尝试了分数转换、更新了阅卷技术外,最重要的是带来命题工作的系统革命。标准化考试提出要研究各学科的考试目标,既要注意吸收布鲁姆(B.S.Bloom)等先进教育测量理论[8],同时又要注意学科本身特点, 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反映学科特点的《考试大纲》。《考试大纲》的内容包括考试的目的和性质、考试的内容和范围、考试的方法和形式以及样题四大部分。更进一步,国家教委陆续成立了各学科命题委员会,对考试性质、目标和题型功能进行研究,颁布了各学科的《考试说明》。《考试说明》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内容 ,并考虑中学教学实际 ,提出了考试的内容及能力要求, 并确定相应的题型、试卷结构和样题。与以前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要求相比,《考试说明》开始将能力列为考查的目标。各学科在学习和借鉴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为代表的教育测量理论,同时结合各学科的自身特点,将考试目标要求更加细化与精确,从知识和能力两个维度进行考查。在《考试说明》中,有关考试目标的描述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借鉴教育测量理论,将知识和能力分开说明。以物理学科为例,它将知识考查要求和能力考查要求分别单列,所考查知识内容通过列表呈现, 对各部分知识内容要求掌握的程度分为A、B、C三个层次[9]。A:知道所列知识的内容,能在有关问题中识别和直接使用它们。B:理解所列知识的确切含义及其与其他知识的联系, 并能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等过程中运用它们。C:指中学物理中应用较广泛的某些重要概念和规律,要求考生掌握的程度与B相同,但要更为熟练。
试卷中的题型、题量在这一阶段变化较大。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后不久, 高考试题和前一阶段类似,主要以填空题和问答题的组合形式出现。1982年,高考研讨会提出怎样使用选择题。在此后的命题实践中,各学科开始尝试选择题。先是单选题出现,后来出现多选题、填图题等各种类型。随着高考向标准化考试过渡,选择题数量开始增加,各学科题型也越来越丰富。如1991年材料题在历史学科出现,并很快得到广泛推广,成为人文社会学科考试的重要题型。题型的改进与创新, 使得试卷设计和组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考试说明》颁布以来,各学科对考试的题型和试卷的结构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以1994年化学学科为例, 该学科规定高考试卷题型比例为选择题约占55%,简答题约占10%,填空题约占25%,计算题约占10%。此外,化学学科对各种题目的难度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要求高考试卷的试题难易比例为容易题占20%、中等难度题约占60%、较难题目占20%[9]。这样明确的考试规定,给教育测量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这一阶段试题的评价细则也开始发生改变,在主观性试题上,一度为了阅卷时的客观性、标准性,在命题时将评价细则制定得比较细,这样就可以控制评分误差,但是也会成为考生发挥水平的桎梏。1990年的主观题首次制定了“扣题、条理”评价要求。1993年开始采用按层次评价的方法, 并说明文字可与要点不同,只要意思相同即可,而且能做高度概括和正确发挥的可酌情给分。1995年的试题开始采用两者皆可的分类评价法。1996年又规定不必拘泥参考答案的文字表述, 只要含义确切、表达清楚,即可得分。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虽然能力立意开始显现在高考命题中, 但是命题的主要目的仍是重视系统考查学科知识以及考生对知识的熟练程度,注重考查考生对知识的内在联系、学科基本规律与方法的理解和运用程度,呈现出知识立意范式。
(三)能力立意范式阶段
自1999年至今, 我国高考命题总体上体现了能力立意的原则,各个能力成分目标清晰,是一种能力立意命题范式。1999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意见》要求“高校招生制度必须坚持改革,主动适应时代的特点及其对人才素质能力结构提出要求,着力引导人才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使高考的作用进一步完善。”[10]文件中确立“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在这一阶段,“能力立意”的命题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其“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利于中学教学,有利于推行素质教育”的基本命题原则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可,其“总体保持稳定,深化能力立意,积极改革创新”的命题风格也得到了充分展示。
能力立意命题范式是指命题时首先确定试题在能力方面的考查目的, 然后根据能力考查的要求,选择适宜的考试内容,设计出恰当的设问方式,从而得到的一类试题形式。能力立意范式对知识范围要求更为淡化,不再单纯强调学科知识的覆盖面,而是注意学科内知识的综合,辅以学科间的综合考查。能力立意的要求就是要保证让知识考查服务于能力考查,知识考查让位于能力考查。学科化的能力构成代替了知识构成成为这一时期高考的主要考查目的。
伴随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科目的调整,能力立意也经历了发展变化。1999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推广“3+X”考试方案。在“X”这个类目中设置“综合能力测试”项目。怎样探索学科内部进行跨学科的考查开始提上日程。针对新的综合能力,《考试说明》对文科综合能力作出了具体的描述[11]。“文科综合能力测试”的考试目标指:准确地测量考生对政治、历史、地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具有的学习能力,科学地反映考生学习的潜质和潜力,有效地区分考生的真实水平。能力要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记忆知识的能力,二是理解知识的能力,三是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强调能力考查的原则,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学习能力已不仅局限于某一学科的思维方法和分析能力,还包括了综合各学科思维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
2004年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始进行 , 各学科能力考查的方式越来越多样, 考查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考查的目标越来越明确。高考命题主要对在高考中考查考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做了大量的尝试。如语文学科的能力描述内容,在原有的5个能力层级上,增加了“探究”作为能力的最高层级,并且调整了“鉴赏评价”与“表达应用”的能力层级顺序。语文学科的探究能力是指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有见解、有发现、有创新,是在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能力立意的命题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试题类型丰富多样,这一时期的题型分类可以以作答方式和思维方式分类。以作答方式分类的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这些题型都是在高考中常见的题型,但是在这一阶段这些题型也都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例如多选题经过改变,可以以填空题的形式出现,即在试题中给出多个选择项,要求考生按要求选填这些选项的编号。这样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考查考生能力和学科素养,相比以往的试题,考生需要对试题提供的每个选择项进行判断,选出正确的答案。以思维方式分类的题型集中体现了学科的特点,例如数学科中的探究题、开放题等。这类试题命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查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培养目标。
能力立意阶段试题评价细则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一些在教育测量学中常用的评价细则制定方法开始与各学科结合,形成了具有学科特点的评价细则。
三、能力立意命题范式的意义
能力立意命题范式在高考命题领域具有重要表现,它带来了命题的革命性变化,对命题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提高了对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 实现了命题的范式转换。在命题范式中,命题者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政治立意和知识立意两种命题范式是某一历史时期内的社会需求所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命题范式虽然有重大差异,但是研究取向都是基于社会需求。能力立意命题范式的出现,从命题理论基点发生了改变, 从社会需求转向为人的发展。这种转换,既贴近了人的个性发展,也贴近了多样化人才的社会需求,增强了命题的独立性。
2. 开辟了考试测量研究的新领域。如何考查能力成为了能力立意命题中的一个核心研究问题。在之前,知识与能力是彼此独立的。随着能力立意范式的确定,在高考命题中,基本确立了以知识及其应用为依托,着重考查学科能力,通过对知识和学科能力的考查,考查一般的心理能力的指导思想。随着能力立意命题的发展,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是关注能力立意命题的实践;二是研究测量效果。
3. 拓展了命题的思路 , 引领中学教学注重能力培养。在命题选材时视野更为宽广,更多着眼于科学的一般思想方法,着眼于有普遍价值、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或实用背景。命题者关注的是反映能力与潜能的本质特征,解决问题时的思维与操作活动的心理过程,体现思维品质与技能的典型问题,并以其为核心选用题材,构筑试题,使之对知识和能力的考查容易实现和谐统一的要求。命题思路的拓宽,可以引领中学改变教学方式,注重对学生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素质立意———新时期命题范式的建立
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要求,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颁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了纲领性文件。《实施意见》就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出了意见。特别强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对推进素质教育发挥更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放在重要位置,紧紧围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推动考试评价内容更加科学、方式更加多样,更加注重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考查。高考改革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命题又是高考改革的重点。
高考命题范式也正在经历新的转变,即素质立意范式的建立。素质立意命题的指导思想是突出思想教育,要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考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着重考查考生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鼓励考生自主思考、独立判断,发挥高考试题重要的育人导向作用,促进考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良好的学习态度,使考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为此高考命题应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1.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学科特点,选取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试题材料创设问题情境,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制建设成就,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加强对文言文阅读、古诗词鉴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从积极、正面的角度设计合适的考核点,引导考生正确理解试题背后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促进品德修养的提高和养成。
2. 注重独立思考精神。鼓励学生冲破习惯思维进行思考、打破常规方式进行解决。通过开放式的设问,拓展考生的思维,赋予考生自主选择、独立思考和个性表达的空间。引导考生敢于运用知识和经验,从各种资料中获取有用信息,运用判断、归纳、演绎、比较、概括等方法辩证地讨论问题的各个影响因素,提出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能做出决策或者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规律,且具有一定创造性和开拓性。
3. 突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试题呈现形式的多样化,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考查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题干内容进行深层的挖掘和分析,其作答应能够体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应能够使用正确的术语及文字、图表、模型、图形等,顺畅、清晰、有逻辑地解释论证和探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