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连片特困区

集中连片特困区（精选6篇）

集中连片特困区 篇1

一、引言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年 ) 》将罗霄山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今后10年国家扶贫攻坚主战场。作为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 地处罗霄山脉中南段及其与南岭、武夷山连接地区, 范围包括江西、湖南两省24个县 ( 市、区) , 其中在江西吉安辖内有井冈山市、遂川县、永新县和万安县四个县 ( 市) 。四县 ( 市) 的国土面积8688平方公里, 总人口155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128万人, 占总人口的82. 58% 。按照国家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 截至2013年末, 四县 ( 市) 尚有贫困人口31万人, 占总人口的20% ( 见表1) 。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深山地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 点多面广,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脱贫难度较大, 扶贫开发工作任重道远。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 在持集中连片特困扶贫开发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以罗霄山片区吉安辖内井冈山市、遂川县、永新县和万安县四县 ( 市) 为例, 从分析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 对新时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为罗霄山片区乃至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事业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集中连片金融扶贫效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方面, 定量分析的文献非常少。国内学者沈军 ( 2006) 认为金融效率包括微观金融效率、金融渗透率和金融适应率。中国金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的缺失, 金融发展应当走效率导向型之路。辛念军 ( 2006) 认为中国高经济增长与低金融效率并存, 以牺牲金融效率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周国富、胡慧敏 ( 2007) 认为金融效率主要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包括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 并构建了中国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谷洪波、王文涛 ( 2007) 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效率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农村金融中的需求抑制和供给抑制。农村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使得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谷慎 ( 2006) 认为造成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 从而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不满足, 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是提高效率的关键。

三、吉安片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与全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比较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的从实证角度研究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 文章以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主要分析点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来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 主要是因为在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 信贷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也是最好量化的因素。通过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 ( 见表2) 与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 ( 见表3) 进行比较分析, 从中找出金融在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经济增长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以后改进和完善金融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经济增长效率政策方面提供参考。

( 单位: 万亿元)

( 单位: 亿元)

( 一)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 GDP 增长效率实证检验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经济增长效率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各年数据, 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以后, 建立回归方程: Yt= β0 + β1χt + Ut ( t = 2007, …, 2013 ) , 其中χt代表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Yt代表吉安片区GDP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参数估计, 得出:

Dependent Variable: JAGDP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6 /30 /14 Time: 15: 14

Sample: 2007 2013

Included observations: 7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拟合优度达到0. 971, t检验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 结果为显著。DW检验可以确定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因此我们得出一元线性模型y = 0. 18 + 0. 615x。该计量模型结论为,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吉安市GDP将增长0. 615% 。

( 二) 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 GDP 增长实证检验

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经济增长效率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各年数据, 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以后, 建立回归方程: Zt= θ0+ θ1δt + λt ( t = 2007, …, 2013) , 其中δt代表全国人民币贷款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Zt代表GDP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参数估计, 得出:

Dependent Variable: QGGDP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6 /30 /14 Time: 15: 35

Sample: 2007 2013

Included observations: 7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拟合优度达到0. 976, t检验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 结果为显著。DW检验可以确定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因此我们得出一元线性模型y = 0. 039 + 0. 758x。该计量模型结论为, 全国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GDP将增长0. 758% 。

根据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对GDP增长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和全国人民币贷款对GDP增长效率的实证检验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GDP将增长0. 615% ; 全国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GDP将增长0. 758% 。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高于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14. 3个百分点。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可以参照上述结论即全国金融支持经济增率高于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14. 3个百分点。

四、金融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区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 一) 银行资金逐利性, 影响金融供给效率

追逐利润实现效益最大化是银行作为企业的本性使然, 效益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 这就客观上要求银行将服务重点集中在实力较强、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和行业。而扶贫开发的目标和重点是发展能力脆弱的贫困人口, 讲求的是公益性, 与银行的“喜好”背相径庭。前些年国有银行“洗脚进城”便是一个实证, 银行的“嫌贫爱富”一度造成城乡金融供给严重失衡。以四县 ( 市) 为例, 据统计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实体金融网点仅0. 7个, 不及城镇四分之一, 有25% 的乡村仅拥有离行式金融自助点、金融便民点等虚拟金融网点。同时, 上级行对信贷严格管理考核机制也让县级行很无奈。如农行明确规定惠农卡农户联保贷款不良率不得超过2% , 否则予以“停牌”处理。据调查, 目前吉安辖内有3家县级农行因农户小额贷款不良率触及“红线”而遭遇业务“停牌”。在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中, 要让银行再次“脱鞋下乡”, 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见效慢、收益低的农村贫困地区, 与其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存在明显冲突, 弱化了其支持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 二) 保障机制缺陷性, 影响金融创新效率

贷款追偿难, 信用环境不健全, 导致银行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 影响了金融产品创新, 如2009年井冈山市厦坪镇一兔子养殖户以房产作抵押向中国银行井冈山市支行申请贷款20万元, 此笔贷款是该行开办的首笔涉农贷款。2010年该养殖户因经营不善, 到期无力偿还贷款, 中行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并胜诉, 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收回该笔贷款, 导致该行上级部门中止了其开办农户贷款的权限。在这种残缺的风险保障机制下, 银行往往独自承担信贷风险, 对支持扶贫开发项目顾虑较大。

( 三) 激励措施滞后性, 影响金融的配置效率

近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 - 2020年 ) 》、《罗霄山片区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 2011 - 2020) 》等, 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扶贫开发规划和政策, 前瞻性地对新一阶段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目标和更高要求。据了解, 新一轮扶贫攻坚中, 四县 ( 市) 预计扶贫开发总投资160亿元, 需银行配套投入信贷资金70亿元。为了调动银行资金, 国家及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扶持金融发展政策, 但总体而言相对笼统且难以落实到位, 尤其是地方政府出台的信贷投放激励措施往往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兑现。众所周知, 扶贫开发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慢、服务对象广, 如果激励扶持措施迟迟到不了位, 则难以调动银行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五、政策建议

( 一) 提高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一是出台差别金融政策。建议国家针对集中连片扶贫地区专门做出“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安排, 尽快出台专门的扶贫信贷政策, 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存款准备金、贷款规模调控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增强金融机构支持扶贫开发的能力。二是加大信贷“窗口”指导力度。人民银行可考虑专门出台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指导意见,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扶贫开发的信贷投入力度。三是加大优惠政策激励力度。建立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激励机制, 出台扶贫开发金融创新专项激励制度, 对符合创新条件、为扶贫开发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创新项目给予激励政策等, 同时对金融机构用于扶贫开发贷款的营业收入实行减、免营业税。四是适当授予基层行业务权限。建议金融机构总部改进现有的管理和考核方式, 给县级分支机构适当的贷款审批权和金融产品创新权限, 并在扶贫开发方面出台信贷倾斜政策, 增加基层分支机构支持扶贫开发工作的动力和活力。

( 二) 提高扶贫资金供给效率。建议整合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力量, 将中央、省、市安排给县 ( 市) 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科技扶贫资金、林业扶贫资金等资源进行集合, 发挥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撬动银行信贷资金这块“巨石”, 以其乘数效应来满足扶贫开发巨额的资金需求。比如, 遂川县1: 8的贷款模式值得借鉴。2009年, 遂川县财政局、扶贫办、国税局、地税局、涉农金融机构等单位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 + 农业信贷+ 政府贴息”信贷新产品 ( 又称1: 8贷款) , 并选择信用基础好、产业有特点的珠田乡黄圹村、草林镇冠溪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堆前镇鄢背村进行试点推广, 银行按互助社所募集担保基金的8倍比例发放贷款, 且在额度内可以进行“二次融资”、“三次融资”, 极大地支持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促进了农民增收。截至2014年6月末, 4个试点村已吸收社员436户, 筹集担保基金270万元, 其中扶贫办拨入资金40万元, 累放贷款3500余万元, 支持了428户农户发展金桔种植、农产品加工、生猪养殖等特色产业, 户均实现增收5000余元。

( 三) 提高金融风险保障效率。一是修订完善有关物权法律法规。建议修订《物权法》等法规, 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充当贷款抵押物, 以鼓励金融机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 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聚宝盆”。二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在现有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农村信用担保基金, 采取“财政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社会捐一点、市场运作补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 专门用于解决贫困地区企业、产业和贫困人口的担保需求。三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 同时加大财政对农村保费的补贴力度, 提高农村、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借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对借款人进行培训考核的经验做法, 培育农民借款人的信用意识, 深入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建设, 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 四) 提高金融产业带动效率。产业是实现生产发展的基石, 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的关键。各金融机构要把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作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 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大、做优, 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一是支持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 吸纳就业的能力非常强。有研究表明, 旅游业可带动建筑、通信、住宿、娱乐、餐饮等30多个行业的发展, 旅游业每创造1元钱收入, 可间接创造7元钱社会财富;旅游业直接增加1个就业岗位, 可间接带动7个人就业。本文为例的四县 ( 市) 均属革命老区, 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美丽的自然景观, 发展“吃、住、行、游、购、娱、闲、悟”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大有可为, 金融应及时跟进, 为农户发展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庄等生态旅游提供信贷支持和旅游保险支持。二是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井冈山市有“两茶 ( 茶油、茶叶) 一竹 ( 毛竹) ”、果蔬、花卉苗木和特色养殖, 遂川县有“三宝” ( 金桔、板鸭和狗牯脑茶) 和茶油种植, 永新县有桑蚕工程、林产加工, 万安县有富硒米种植加工、水产养殖等区域特色农业。金融应加大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 助其尽早实现产业化, 做强品牌, 提高经济效益, 以产业化为纽带吸收广大农民参与, 帮其脱贫致富。

集中连片特困区 篇2

2014年08月31日09:56来源：人民网-湖北频道手机看新闻

人民网武汉8月31日电（张传郧）日前，湖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联合下文，对全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实行生活补助，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正在筹划具体的实施方案，凡在农村工作的乡村教师将享受该项政策。

集中连片特困区 篇3

胡明忠的遭遇是几十年来中国南方石漠化地区百姓生产生活的真实缩影。石漠化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寸草不生

曾有大批国内外专家考察贵州的石漠化地区,认为这种环境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发展产业更是难上加难。政府对于居住在此的贫困群众,只能采取送粮送物式的“输血式”扶贫,青壮年则外出打工。

如今,这个中国西南部贫困省份,计划在9年内,将200万贫困群众搬出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深山、石山和石漠化地区。

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认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可以实现人口再分布、产业再布局、资源再配置,是跳出“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恶性循环的治本之策。

中国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正在打响一场与贫困较量的“攻坚战役”。到2012年底,全国仍有扶贫对象9899万人,其中,最难啃的“骨头”当数包括贵州在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地方专款390亿元,比上年增长18.86%,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在中央加大对纳入扶贫规划地区扶持力度的同时,地方则力图填补扶贫“空白”。位处高山深处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探索建立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破解村民贷款难、筹资难问题,全州统筹财政资金5亿元,每村补助50万元,引导群众入股、企业注资。

目前,中国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已全面启动,部分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率先实施,310个单位参与定点扶贫,首次实现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覆盖。

来自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去年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对象减少了2339万人。

尽管如此,一些难题仍然待解。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说,总体看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严重滞后,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新阶段的产业扶贫,完善和改进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仍是主要任务。

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中国扶贫攻坚需更加精准对象,并通过必要的扶持,增强贫困对象自我发展的能力。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以及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总目标。

今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表示,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需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创新举措、健全机制,深入推进各项工作,尽快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

现在,贵州长顺县敦操乡村民唐正荣已经搬出了祖辈居住的石漠化深山,他位于移民新村的“新家”是栋三层小楼,对面是乡镇的娱乐广场和集贸市场,今后他打算和老伴在一楼开门面做点小生意,照顾孙儿们上学,儿子儿媳继续到外面打工。

集中连片特困区 篇4

一、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定位

在对待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的撤并问题上,除了追求办学的规模效益、经济成本外,更要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在教育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方面的多重价值。

1.从教育学角度看,小规模学校能够更好地实施个性化教育

“小”总是与“灵活”、“个性化”相联系。学校规模小,班级规模自然也会小,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小规模学校具有实施个性化教育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小规模学校能增加教师关注学生个体的可能性。在班额过大的班级,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往往很难关注到班级中的每一个学生个体,在班额较小的班级,教师能够全方位地关注每一个学生。二是小规模学校能提升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机会。在小规模学校中,学生有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更多的师生交流的机会、更多参与课堂活动的机会, 学生的主体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关注。三是小规模学校能降低课堂管理的难度。由于班级人数较少,每个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课堂活动,这样会使课堂问题行为减少,从而提高课堂管理效率。四是小规模学校有利于实现“自主、合作、探究”的教育理念。小规模学校班级规模小,师生比较高,这些都是开展启发式、因材施教的有利条件。对待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要从“扬长”的角度看待,发掘小规模学校的诸多教育优势,完成从薄弱学校向特色学校的转变。

2.从社会学角度看,小规模学校具有社区组织的聚集功能

在农村,通常一个自然村庄就是一个社区。农村社区是完全或基本上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社区,而农业和农民的存在也完全或基本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农村社区根植于农村文化之中。 农村小规模学校在农村社区中扮演着多重角色,除了基本的教育功能外,它们也是农村社区的社会和文化中心,是当地居民举行社区文化活动、体育竞技及政治集会的场所。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形成社区自治、社区团结、社区生命力、社区传统和认同的重要媒介。农村小规模学校是维系社区凝聚力的“纽带”, 社区居民通过学校获得社会身份,并借以产生归属感与责任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如果强制实施 “撤点并校”政策,就会使一些有归农意愿的人群因考虑到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如果农村的留守老人陆续去世,则农村社会构造的虚弱化、小型化现象将会加剧,最终导致农村地区的空心化。撤并一所农村学校,就会加剧农村社区文化的瓦解和社区人口的外流。

3.从文化学角度看,小规模学校具有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功能

乡土文化是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文化,既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也包括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制度文化,还包括物态成果、民间工艺等物质文化。学校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圈”中。“撤点并校”政策,使农村的孩子们从小学就开始寄宿, 这样就会改变与切断了乡土文化的传承通道,加快了农村教育“去乡土化”、“去民族化”的进程,甚至导致乡村文明的衰落。而办在家门口的小规模学校,有利于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校可以通过乡土课程的构建与参与式的体验教学,亲近乡村和社区,将优秀乡土文化引进校园,从而链接乡土文化的传承通道。在开发与利用乡土资源的过程中,学校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乡土知识的传承与创新责任。

二、促进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内生性发展的路径分析

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的普遍特征是: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发达,生活条件艰苦;生源减少,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但是,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仍然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就近入学的需要,而且具有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凝聚社区力量和传承乡土文化等多重功能。所以,办好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从教育实践角度来看,薄弱学校主要有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外源性”发展路径,主要关注教育的外部因素,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配备优秀教师等外推的方式改革学校。另一种是“内生性”发展路径,主要关注教育的内部因素,通过办学方向的确立、学校潜能的挖掘、学校特色的形成等方式提升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使学校走出发展困境。

1.超越“离农”与“为农”的二元对立,明确小规模学校的办学方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市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1]时至今日,我国农村教育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农村教育既不能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生活需要,也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教育实际上成为落后和弱化的城市教育,农村教育过分追求升学率,学生形成强烈的“离农”心理和价值取向。于是就出现“越办教育、农村越穷”的恶性循环。“无论农村目前有多落后、多贫困、多守旧,也不能以追赶先进为幌子牺牲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农村绝不应该是城市的复本,农村需要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2]农村教育也需要有自身的价值取向,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需要重新对农村教育的发展再定位。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在办学方向上需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农村教育要服务于农村,不应该照搬城市的办学模式,不应该是城市教育的翻版,要走特色化发展之路;二是农村教育应该立足生活、为了生活,实现“立足生活而教、通过生活而教、为了生活向上而教”,真正做到农村教育生活化;三是农村教育要培养热爱农村的人,只有热爱农村,才能服务农村、回报农村。

2.以校本课程开发为核心,构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

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要发展,就要构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中校本课程至关重要,因为国家课程或地方课程关注课程的共性,很难顾及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以校本课程开发为核心,构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避免与城市教育的同质化竞争。构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依托乡土文化资源,开发校本课程。乡土文化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人文性和亲缘性,可以成为校本课程选择的对象,学生可以利用乡土社会的价值、信念、历史、风俗等知识,认识自己家乡乡土文化的特点及成就,滋养积极的乡土情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本土情怀以及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校本课程开发,要立足西北农村实际,依托乡土文化资源,以学生为本,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进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第二,依托乡土文化资源,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进行校本化整合。校本课程开发还要立足农村、依托乡土文化资源,对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进行整合、改编、拓展、扩充等,使乡土文化资源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中。第三,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实现课程实施的开放性。小规模学校要树立 “没有围墙的学校”这一核心理念,课程实施要体现开放性,学生要走出学校、走向农村,在活动中获取知识、形成能力、陶冶情感。

3.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水平

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要发展,教师是关键。教师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第一,认同乡土文化,融入乡土社会。目前,农村教师处境尴尬:城市人认为,农村教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村人认为农村教师是“村落生活中的‘异乡人’”、“乡土社会的‘陌生人’”和“村落事务的‘边缘人’”。[3]乡村是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学生的生存之根、文化之根。一旦根基动摇,意味着维系农村教师工作的深层意义源就会丧失。所以,农村教师应认同乡土文化,融入乡土社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农村社会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为农村教育服务,走与城市教师专业发展不同的道路。第二,打破 “小而差”的思维堡垒,树立“小而优”的思想。长期以来,农村小规模学校受到人们的歧视。基层领导不重视,校长、教师乃至学生家长对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失去信心,甚至认为“规模小质量一定差”。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要发展,内部因素非常重要,所以,校长与教师应树立自信心,进而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由“小而差”向“小而精”、“小而优”转型。第三,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实现教师角色的转换。首先,教师是个性化教育的实施者。面对着当今知识飞速增长、科技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培养创新性人才,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判断力、思维力、实践力和创新力。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努力发展和利用这种差异,依据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实施个性化教育。其次,教师是课程实施的组织者、指导者。在课程实施中,教师不能包办代替学生,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合作、自主、探究”中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发展个体。第四,积极探索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小规模学校由于学生少、班级小,教学方式方法具有特殊性。所以,教师应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包括复式教学在内的各种教学方式方法,发挥小班教学的优势,实现细致的个别化指导,组织有吸引力的课堂教学,进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4.采取多种形式,丰富教育资源

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受学校人事编制的限制,教师数量较少,不能开齐开足课程,学生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应采取以下三种形式弥补教育资源:第一,创新办学模式,建立学校联合体。学校联合体是地理位置较近的几所小规模学校进行的自愿合作,其目的是共享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资源。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要基于农村教育发展的实际,组建学校联合体,共享教育资源,提高办学实力。第二,利用远程教育平台,实现课程资源的多样化。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国家建立的远程教育平台为课程资源的多样化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教师要充分利用远程教育平台,提高远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教学活动提供便利,实现课程资源的多样化。第三,探索小科目教师走教制。对于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而言,音、体、美等小科目专业性比较强,专业教师匮乏。为此,可以鼓励有专业特长的教师轮流到各个学校任课,每个学校的小科目课程可以集中安排,进而提高专业教师的利用率。

总之,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应在学校办学定位、个性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教育资源多样化、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等方面彰显优势和特色,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小而差”向“小而优”的变革和转型。 以小规模学校的特色建设,稳定农村生源,增强农村教育吸引力,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力资源。

摘要：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地处偏远地区,面临生源减少和资源匮乏等多种劣势。但是,农村小规模学校仍然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包括能够满足学生就近入学的需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凝聚社区力量和传承乡土文化等多重功能。办好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西北连片特困区小规模学校应在学校办学定位、个性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教育资源多样化、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等方面彰显优势和特色,进而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小而差”向“小而优”的变革和转型。

集中连片特困区 篇5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年) 》强调“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扶贫工作的主战场, 罗霄山区是我国现有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罗霄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涉及江西、湖南两个省份, 江西省罗霄山区包括萍乡市、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等18个县 (市、区)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特点表现为: 贫困现状集中连片, 贫困成因复杂多样, 贫困程度深沉难解。

( 一) 人口集中、地域连片、贫困现状集中连片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大都地理位置偏僻, 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偏僻山区、丘陵地区、库 (湖 ) 区或限制开发区。从地域分布看, 全国这些特困区多集中在几大山脉周边、地理区位偏远、地势复杂甚至险要, 交通不便。同时,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贫困县, 新划定的11个片区总共有505个县, 其中有382个县是原国家扶贫重点县, 所占比重达到了75. 6% 。以罗霄山区为例, 罗霄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涉及江西、湖南两个省份, 主要分布在山区, 特别是群山连绵区, 每个省份内部又及多个县市区域。按照现行农民人均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 江西省罗霄山区贫困人口多达两百多万, 贫困发生率达28% 以上。

( 二) 基础设施落后, 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基础设施落后表现为道路不通、信息不灵, 电力不足、水利老化等问题,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设施供给也严重不足, 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仍比较普遍。“十二五”规划核定江西省寻乌县新增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9. 2万人, 全县规划内合计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达20. 3万人。水压低, 饮水不安全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寻乌县居民。截至目前, 寻乌县已建127处集中供水工程, 解决饮水不安全人口7. 784万人;全县电网已完成涉及7个乡镇16个行政村的网前供电区域改造工程建设任务, 1793户山区群众告别了“用电难”, 改造户表2万余户, 完成了“低电压”治理户数22494户。

( 三) 致贫原因复杂多变, 特殊困难多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现象较为复杂, 是自然、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贫困人口呈现常态性、突发性、反复性的特征, 尤其是近年来本地区自然灾害频发, 许多农户出现了因灾返贫的问题, 资源环境型贫困、素质能力型贫困、因灾贫困越来越突出。特殊困难, 具有人口困难、财政困难、扶贫困难的综合性, 贫困问题不仅在于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众多, 而且重要的是贫困程度深, 解决异常艰巨。罗霄山片区多处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范围, 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长期的战争环境致其各种自然资源消耗严重, 劳动力资源牺牲量大, 还存在比较明显的贫困状况。

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过去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扶贫与新农村建设模式, 包括:“造血”扶贫模式、对口帮扶模式、整村推进模式等。在各种条件制约和原因的推动下, 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

( 一) 新村建设规划性不强, 表面化、形式化问题突出

农村存在着“没规划、难规划”的现象, 虽然近几年实施了重点村建设、整村推进等各项目, 但是项目资金比较欠缺、从省里到乡里都没有财力投入农村建设, 致使农村现在“有新房, 无新村、路乱开、房乱建”。一些村干部和群众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行为, 群众只是配合。存在“等、靠、要”的思想, 对本乡镇、本村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思路不清, 办法不多, 未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有部分村干部和群众认为, 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建设, 单纯的理解为建新房子、装修房子、修修马路、种种花草。不理解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远的、系统的、复杂的工程。许多地方政府把新农村建设与“政绩”挂钩。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往往成为领导干部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领导干部“挂点”的示范村。而其余绝大多数的非示范村则很难得到资金支持, 从而使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严重不均衡, 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引起群众严重不满。

( 二) 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断层, 资源整合度低

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断层表现在资金供需之间的断层、项目支持与配套之间的断层、历史欠帐与持续发展之间的断层。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工作重点, 扶贫开发以项目方式下达地方, 如防洪堤建设、农村人饮、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项目, 这些项目在安排、下达投资计划、检查考评时都硬性要求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 一般比例在30% - 50% 左右) , 给贫困地区带来很大困难, 不配套达不到验收要求, 配套财力则很有限。扶贫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于特困地区而言, 历史欠账较多, 开展了扶贫工作, 却无力进行开发了。此外, 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地域大, 涉及面广, 要求各部门充分整合资源和资金, 集中力量攻坚作战,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各部门政策各有侧重, 各自为战, 资源不能形成有效合力, 大大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资金投入分散资源整合度低。

( 三) 提高农民收入作用不大, 未能催生内生性发展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农村也直接获得了利益, 主要体现在网路建设得到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修葺, 农村环境得到改观, 农民的各种保障逐渐建立起来, 农民获得了很多的便利。但是, 新农村建设并未给农民的收入带来多大的影响, 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新农村建设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虽然粮田直补能发到每家每户, 但因为特困区多为山区, 田地不多, 大部分人均耕地不到一亩, 所以粮田直补每家每户只能分到几百元钱, 补贴一下生活费, 但对农民收入影响并不大, 打工的照样还得打工, 种田的照样得依靠种田。有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还要求村集体配套资金, 反而增加了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大都依靠政府的力量, 民众只是被动地参与, 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催生内生发展机制。

( 四) 经济结构不合理, 产业化程度低

由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工业发展相对落后, 而且经济结构单一, 发展规模小, 产业化水平低, 与周围省份差距非常大。在大部分连片特困地区, 以粮为纲仍然是大多数贫困户的主要生产方式。在部分已发展了种植、养殖业的贫困群众也由于后续投入资金不足、市场化程度低、销售渠道较窄、加工业落后, 难以形成规模, 市场竞争能力普遍较弱, 导致贫困户经济结构单一, 增收速度缓慢。近几年, 虽然农业产业基地不断壮大, 也发展了一些农业产业化企业, 但由于缺少上规模、竟争力强、辐射带动范围大的产业化龙头企业, 扶贫产业的发展仍有待提高。同时, 农业产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市场发育程度低, 科技含量低, 群众市场观念淡薄, 产业化发展举步维艰。非农产业发展缓慢, 带动能力弱, 短时期内难以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实施江西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 必须进行战略革新, 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以及进一步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 一) 制定中长期规划,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实施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新战略的第一项政策建议就是首先要制定一个有关本地区发展的中长远规划。这是本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事业未来发展的根本宪章。这就要求本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根据中央相关政策, 妥善协商, 广泛吸纳民智, 商讨制定这一中长远规划。譬如制定《江西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中长远发展规划》, 包括基础设施规划、教育卫生事业规划、人口环境发展规划、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规划、城市化规划、资源开发与保护规划等。

( 二) 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 推动连片式开发

针对当前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特别落后的问题, 应该首先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 促进本地区在道路交通、水利设施、电力通讯等方面的连片式发展。通过铁路、高等级公路、乡镇和村级公路、水利设施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促进本地区的快速发展。结合“村村通”工程, 实现行政村外接公路改造和硬化, 全面改造提升贫困地区的公路等级和通达程度。进一步加大在电力通讯方面的投入, 建设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体系, 完全改变农村普遍存在的供电线路老化、供电系统不稳定、电价昂贵等问题。尤其是一些偏僻的乡村, 人口分散、地形复杂, 所以必须有针对性地、脚踏实地地改进电力设备、补足通讯网络缺口。

( 三) 加强教育卫生事业建设, 落实社会保障

基础教育方面, 应该加大投入, 力争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投入一定的资金改善幼儿教育、初中教育条件, 尽快促成其达标, 争取逐步实行高中阶段义务教育, 普及高中教育, 惠及更多的老区人民。建设合格的职业中专和高等职业学校, 提高办学水平, 给予更多孩子就学的优惠与帮助。特别要注意大学办学的质量, 建立专项激励基金, 吸纳、鼓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应聘到本地区大学工作, 总体提升其教育水准, 其发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用。

农村医疗卫生方面应该针对目前本地区条件落后、设备不足、人才缺乏等问题, 严格遵循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 大力实行标准化建设, 让每个医院、卫生院和卫生所都能够健全和标准化。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 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支出, 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防止农户因病返贫和因贫失医。将农村五保户、特困户、残疾人贫困户纳入农村医疗救助范围, 给予医疗救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使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有保障。

( 四) 建设综合信息网络平台, 推动农村城市对接

针对本地区各种产业发展, 尤其是农业发展滞后受到信息服务的影响非常严重的问题, 应该尽快建立信息服务体制, 为各种产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特别是特困老区最重要的产业农业方面, 更需要这种服务。首先, 要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建立信息服务组织, 合作联盟, 建立一个跨越本地区的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可以称之为农产品综合服务信息交换平台。所有的农户可以加入这一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展销自己的农产品, 与城市市场对接。这一平台可以积极对接中央省市的龙头企业, 政府可以利用它鼓励建立“公司 + 协会 +农户”、还有“公司 + 农户”等经营模式。另外, 这一信息网络平台还可以加强农户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加强农户之间的合作, 促进农合组织更加有效的开展工作。农合组织可以利用这一网络平台召集农户、沟通信息、宣传技术、发布公告等。这一网络平台也可以成为农户学习新技术、新信息的重要途径。

( 五) 构建区域人才培养网络, 孵化适用技术人才

针对本地区人才缺乏的问题, 除了建立激励措施, 大力吸纳外来人才以外, 还应该健全人才的内部生长机制。也就是说, 必须在本地区建立能够培养适应本地区发展的适应性人才的机构, 保证教育、医疗和技术等方面的地方性人才源源不断的供给。以本地师范学院为基础, 联络外围高校, 建立区域性教育人才培养网络; 以本地区医学院为基础, 建立区域性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网络; 积极建立区域性管理人才及技术人才培养中心; 完善劳动力就业培训政策, 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要加大“雨露计划”中长期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的比例, 资助贫困家庭的“两后生”到中专技校学习技能, 与产业发展相衔接。可以与工业园用工企业建立劳动力用工供需合作关系, 紧密结合工业园用工需求, 以“订单培训”、“校企结合”、“职业技能学历培训”等形式, 定向为企业培训、输送适应性强、业务熟练、素质高的可用工人。

( 六) 适度减免税收, 实施长效财政扶持政策

中央投资项目如防洪堤建设、农村人饮、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都是由中央安排项目, 下达投资计划, 同时硬性要求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 一般比例在30% - 50% 左右) , 给贫困地区带来很大困难。建议取消中央投资项目地方财政资金配套要求。建议对设在县企业所得税的分成减少比例, 甚至全部返还, 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一种稳定长效的财政扶持制度。制定相关法规, 将对特困地区的财政扶持规模制度化、长效化。

摘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简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这一提法是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关键词。由于自然地理方面的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扶持等原因, 江西省罗霄山片区一直是我国相对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地区。近年来, 本地区的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扶贫与新农村建设模式, 但也仍存在着影响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必须进行战略革新, 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集中连片特困区 篇6

连片特困地区, 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 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 也称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其基本特征表现为:贫困现状集中连片、贫困成因复杂多样以及贫困程度深沉难解。环县集革命老区和国家级贫困县为一身, 能很好地代表甘肃省西北连片特困地区的基本情况, 具有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性。

事实上, 连片特困地区更多表现为经济与教育的“双重特困”。在应对教育特困问题上, 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扶助政策,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连片特困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然而, 教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 一流的教育质量并非与一流的教育教学环境和设施成正比, 学校投入的增加也并不意味着学校内部教学质量的整体改善、学校产出 (包括学生在认知、情感与动作技能等领域能力) 的提高。因此, 在注重“外塑式”“输血式”的学校发展与变革路径的同时, 如何释放学校发展与变革的自我活力, 激活学校自我发展与变革的动力是摆在教育研究者面前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教师作为教学改革和教育理念实施的主体,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教师培训已成为教师发展、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1]然而我国教师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长期以来却是脱节的, 教师的专业成长基本依赖于终结式的师范教育体制,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教师专业成长的停滞, 为了让这一情况得到扭转, 近年来国家关于教师继续教育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 如“国培计划 (2010) ———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的实施,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的颁布等, 预示着国家对教师的职后培训有了新的认识, 教师培训也逐渐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重视, 各类培训也开始相继得到了开展, 这给当前的教师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因为经验的缺乏和政策的不连续性等, 在培训中也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 尤其像以甘肃省环县为代表的西北连片贫困地区, 教师的职后培训情况如何, 还存在什么问题, 教师如何看待职后培训等问题都有待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根据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发展规模、不同类型等因素采用了分层整群抽样, 选取了17所学校作为学校的样本, 在考虑了性别、教龄等背景变量的情况下选取了500名教师作为研究的个体样本。样本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共发问卷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449份, 有效率为90%。问卷调查的克龙巴赫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 为.782。

三、结果分析

(一) 参加培训的机会

近三年来, 教师参加高水平培训的机会很少, 只有少数教师有参加国家级培训的经历, 参加省级和市级培训的教师数量也不多, 相比之下, 参加区级和校级培训的教师人数比较多, 如表2所示。

在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 参加3次以上培训的教师人数比例随着培训级别的降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近年来教师的职后培训虽然在市级以上还难以全面普及, 但在校级层面上已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和推广, 且不论其效果如何, 但至少让一线教师逐渐认识到了职后培训在专业发展中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这对于教师专业成长无疑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我们也应加强校级层面的教师培训, 因为这一级别的培训与其说是传授知识, 不如说是给教师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让教师在交流中相互促进, 另外, 教师也不用长途跋涉去参加培训, 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培训的后勤支出, 而且一线教师学习最新的教育理念, 同时也让专家了解一些一线的实际情况, 产生双向互动、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在表2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细节, 那就是没有参加过学区级培训的人数比较多, 甚至比没有参加过国家级培训的教师人数还要多, 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即学区这一教育行政级别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改革开放之前学区在教育行政体系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发挥了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 使基础教育得到了有效开展, 但随着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农村人口不断地萎缩, 学区这一教育行政级别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政壁垒和财政负担, 因此在新时期有必要考虑撤掉这一教育行政级别, 实现县教育局对学校的垂直管理, 提高教育行政效率, 简化办事环节, 促进教育去行政化的实施。

(二) 培训过程中的问题

1. 培训内容

调查中发现, 教师以往参加培训所涉及的内容最多的是学科专业知识, 按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教学技能、心理学与教育学知识、师德修养、教育改革最新动态、信息技术、教学管理水平和教育研究能力, 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 以往的培训也关注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多个层面, 但配置比例明显不太合理, 学科专业知识、心理学与教育学知识、教学技能三大块内容在培训中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这些内容往往也是职前培养时早已学习过的内容, 一再重复, 难免会让教师产生厌恶反感的情绪, 培训效果自然不会太好;相反, 本应在培训中加强的内容, 诸如教育改革的最新内容、教育科研能力, 却成了培训中的薄弱环节, 流于形式。因此, 在今后的教师培训中应对培训内容进行调整, 应突出重点, 加强最新教育改革理念的传播, 增加教师间的互动环节, 从实际出发, 用具体的案例引导教师在教学中学会思考、学会学习, 掌握基本的教学科研能力, 激发教师的创造性, 使教师真正成为研究型教师。

2. 培训形式和效果

在教师培训的众多形式中专题讲座、反思性写作、网络学习的效果不太理想, 而听说评课、教材研读、集体备课、校本课题研究、参与式讨论等形式比较受欢迎, 如表3所示。

(%)

从表3中我们不难发现, 相比较传授式的培训方式, 教师更喜欢参与式的培训方式, 这种形式比较直观, 形式灵活轻松, 容易引起教师的兴趣, 另外, 参加培训的教师大多都已参加工作多年, 对教学工作也有自己的理解, 以问题为导向, 在对问题的探讨和交流中相互学习、借鉴, 让自己的能力在互动中得以提升。作为培训者和培训机构来说, 在日后的培训工作中应及时反思和改进培训形式, 根据培训教师的需求主动调整培训形式, 以便为更多的教师提供优质的培训资源, 使他们在每一次的培训中都能获得专业成长。

3. 培训对教师的影响

参加培训后, 教师感到收获比较大的依次为个人综合素质提升、对教育改革最新动态的理解、教师实践能力提升、自主学习与反思能力、教学管理水平提升、教育科研能力、团队合作、建立社会关系, 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 教师收获最多的几个方面内容, 诸如个人综合素质, 对教育改革最新动态的理解。教师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与反思能力是培训中比较薄弱的部分, 大部分培训都把基础理论的讲解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 参与式的互动与探讨都比较少, 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教师所亟须弥补的, 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职业发展会产生非常大的正向作用, 因此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 从教师的需要出发来安排培训内容。教育改革的核心要素是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改革, 而教师便是这一改革过程中的践行者, 只有教师从内心深处认同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才能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很好地应用, 这些新的教学思想和理念才能发挥作用, 才能惠及广大学子。

4. 培训教师的问题反馈

对教师培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形式单调、方法单一, 高水平的培训太少, 培训者的水平良莠不齐等, 具体问题如图3所示。

这些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的教师培训还处在初级阶段, 很多培训的具体问题还有待细化, 培训方法还有待改进, 管理还有待完善。我国的教师培训机制还不够健全, 很多时候受制于政策导向的影响, 自身的发展缺乏独立性, 还没有形成一个机构健全、自我运行良好、根据市场需求能够自我调整的教师培训行业。我们应该从具体的细节入手, 根据培训教师的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以教师个人综合业务素质的提升为导向, 因人而异,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保证培训效果的达成。

(三) 参加培训的动机

调查发现, 教师参加培训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学习新知识、更新理念, 其次是有与同行专家交流的机会、学校的要求、取得相应的培训证书, 有少部分的教师认为参加培训是有机会外出、为评优升职准备条件, 还有个别教师是其他原因, 如图4所示。

由此可见, 大多数教师都有积极而明确的目标。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们对教学本身的思考等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更新理念, 具有提升自己以及与同行交流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教师培训的必要性, 国家做出的以“国培”为代表的教师培训的正确性和及时性。

(四) 影响教师参加培训的因素

调查发现, 虽然很多教师都希望能有外出培训的机会, 可还是有很多制约因素, 例如教学任务繁重、经费不足、学习机会少等, 如图5所示。

一线的教师往往都拥有繁重的教学任务, 一个教师的暂时离职无形中会增加其他教师的教学任务, 从而影响整个教学工作, 另外在访谈中发现, 不少教师希望得到外出培训的机会, 认为应该多看看, 多学学最新的教学理念, 有些年轻教师在教学中有许多困惑, 想通过培训得到解决, 但由于经费问题, 只有个别教师能够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虽然近年来国家在教师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投入了大量的经费,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多年来积淀下来的巨大培训需求, 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以满足, 我们也应从教学任务、经费、学习机会这三方面着手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培训条件, 从根本上解决教师参与培训的后顾之忧, 让教师的专业成长得到持续发展。

(五) 培训的周期

在调查中发现, 有的教师希望培训时间为1年, 有的希望最好只是1天, 但根据教师期待培训时间的众数来看, 30天是比较理想的培训周期。从教师期望培训时间的平均数来看, 35天比较合适。综合考虑这两种参数, 培训时间长度控制在一个月左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四、建议

(一) 增加教师的培训机会

教师培训作为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师素养的催化剂和加速器。[2]我国的教师教育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终结性的, 只要师范生毕业参加工作, 走上教师岗位, 就意味着教师自身的学习及专业发展在形式上就走上了终结, 很少有进一步学习进修的机会, 这对于教师自身的发展和教师专业的发展都会带来不少的限制, 很容易让教师变成只能机械地教授学生课本知识的“教书匠”, 教师的专业发展基本上也就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庆幸的是, 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教师教育制度所带来的弊端, 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教师进行职后培训。目前, 我国的教师培训经历了从“补偿型培训”到“提高型培训”“普及型培训”的过渡, 这个转变要求我们对教师培训需要重新加以审查, 以期在未来的教师身上培养其特有的人文和智力品质。[3]因为教师专业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性比较强的专业,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 这种动态发展性特点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学生时时刻刻都受到各种不同思想的冲击, 民众对教育的认识也开始变得比较深刻, 所持有的观点也开始变得比较多元化, 这给要面对成千上万学生的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教师固步自封, 思想落伍, 教学方法单一, 教学理念陈旧落后, 就很容易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 让教师的教学理念每年都能通过培训获得更新, 教师专业发展的动态性才能得以体现, 教师的专业能力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最终服务于学生。

(二) 合理安排培训的内容和形式

对于教师而言, 培训学习已经不再是孤独、被动、单向的“输入”, 而是一种与自身存在、专业经验、学习情境及同伴群体建立对话、交往、活动的生活体验。教师参加培训, 追求的不是以接受系统的、一般的知识为主, 而是根据自己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在形势的变化和自己发展的需要, 根据自己的生活以及职业发展的变化, 来调整自己的学习兴趣与专业理解。[4]教师最了解自己什么地方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什么地方有待提升, 什么地方最为困惑。对于培训者来说, 首先应该了解教师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才能有的放矢, 根据教师的需要来安排培训的内容和形式, 让培训真正服务于教师, 而不是培训者或培训机构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安排培训, 来划定培训形式和内容。正如王艳霞等所言:“教师是自我发展的主体, 其职业发展目标是获得身心的满足与愉悦, 而不是毫无自我的教书匠。”[5]教师培训的过程如果完全被培训机构所左右, 那教师的主体性将会丧失, 培训将会成为以培训者为主、以培训教师为辅的过程, 培训的形式将会超越培训的目的, 最终使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培训者或培训机构必须对教师的具体培训需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要了解教师在具体教学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和困惑是什么, 形成原因是什么, 如何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应该是教师培训机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现有的培训依然存在行政化、形象化, 多以“自上而下”的指令要求部署培训, 缺乏专业对话与协商[6], 照搬培训模式, 脱离教学实际, 最终难免造成培训效果不佳, 因此必须以教师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来精心组织培训形式和内容,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培训的效果。

(三) 加强教师培训的制度化建设

随着各级政府对教师培训经费投入的增加, 教师培训项目迅速增多, 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有机会参加各级各类培训活动, 以针对性和实效性为质量特征的教师培训工作, 呼唤着教师培训专业化。[7]教师专业化不仅仅是一种理念, 更应是一种制度。[8]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终身过程, 因此教师培训的完善与发展, 必须通过建立一套健全完备的教师培训制度加以保障, 加强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衔接和过渡, 实现教师教育的一体化。[9]而我国的教师培训到目前为止依然还停留在政策层面上, 而政策往往有即时性和随意性, 这就使得教师培训难以持久, 培训中积累的一些宝贵经验也难以继承, 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也无法得到保证, 有学者指出, 导致我国目前教师培训陷入培训机构林立、培训缺乏重点、管理错位、评价失衡等鱼龙混杂的局面, 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章制度[10], 因此亟须把教师培训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 使培训的过程、培训的内容、培训的方式都得到细化和具体化, 培训本身得到及时的自我更新与发展, 从而保证教师专业得到持续的发展。

(四) 教师培训市场化

受多种因素影响, 长期以来, 教师培训一直没有走出受培目标群体的漠视和教育行政机构的强制双重困境。[1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 现有的教师培训可能违背了教师教育的规律。控制论的多样性法则认为, 任何系统为适应外界的环境, 其内部控制必须体现多样性。如果人们减少内部的多样性, 该系统就难以应付外界的多样性。革新的组织机构必须把多样性结合到其内部的发展进程中。[12]市场经济条件下, 教师教育的运行机制要由单纯政府行为转向为政府行为、学校行为和教师行为相结合, 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有效配置资源, 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水平[13], 因此教师培训可以引进市场化的管理方式, 根据培训目标、学员的培训需求和满意程度来选择培训机构, 让高等院校的教师培训机构之间展开竞争, 甚至可以引进民营教育培训机构的竞争, 让各个教师培训机构在竞争中提升各自的教师培训能力, 改善自己的办学条件, 让教师在培训中获得最大化的专业成长, 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培训本身的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提到, 市场拥有无限的活力, 市场能做好的事情, 政府不要干预太多, 将教师培训进行市场化运作后, 将会在无形中激发民间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积极性, 民办教育机构因为其灵活的管理方式和员工积极的工作态度有可能会赢得广大教师的认可, 最终让教师在教师培训机构的相互竞争中获得专业成长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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