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地区

2024-05-20

连片特困地区(共10篇)

连片特困地区 篇1

一、引言

21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效, 贫困人口明显下降。近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些地区由于自然、民族、历史、政治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带动其发展, 常规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因此, 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简称:连片特困地区) 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创新扶贫开发机制, 推进片区扶贫开发, 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 已成为未来十年扶贫开发战略及路径的必然选择。

云南省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 是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按照地形地貌相似、行政区连片和国家扶贫重点县集中的原则, 云南省涉及四个片区:滇西边境及哀牢山片区、石漠化片区、乌蒙-凉山片区、藏族聚居区。云南省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主要聚居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一线, 自然条件差, 交通不便, 科技文化落后, 自我发展能力低, 返贫率高, 属典型的特殊类型贫困, 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二、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现状

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涉及楚雄、昆明、曲靖市、昭通市等4个州 (市) 的16个县 (区) , 其中15个县 (区) 属国家扶贫开发及重点县 (区) , 1个县属省级扶贫开发及重点县 (区) 。2009年底该片区总人口达903.95万人, 约占全省总人口的20%。贫困人口从2005年的188.6万人, 到2009年下降为148.1万人。

(一) 贫困人口数量庞大, 贫困程度深

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属于云南省开发较早的区域, 也是云南省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但由于地处深山和高寒山区, 自然条件恶劣, 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 远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 各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值的一半左右 (见图1) 。

(二) 人口压力大, 土地承载超荷

云南省山区和半山区占土地总面积的94%, 仅居住着全省人口的一半, 平均人口密度只有56人/平方公里。但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虽然地处深山、石山区和高寒山区, 自然环境条件恶劣, 但是人口众多。如昭通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达200多人, 已经严重超出了土地承载负荷。

(三) 资源环境型贫困问题突出

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地势东北低而西南高, 平均海拔2400米左右。由于人口密度大, 人们大量进行陡坡耕作, 加剧了水土流失。由于耕地严重短缺、人口急剧膨胀, 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和植被的严重破坏, 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恶劣的自然环境, 使农业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而恶化的生态环境又导致旱灾、风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频发, 致使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很大, 成为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

(四) 深度贫困人口基数大、比重高

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内绝对贫困人口占贫困人数的33.18%。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边远、分散的高寒山区和石山区, 自然条件差, 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已越过温饱线的贫困群众是低标准的脱贫, 抵御市场风险、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脆弱, 极易返贫。如昭通市, 从行政区域分布看, 在全市1178个村民委员会中, 属于比较贫困的村有600余个;从贫困人口分布情况看, 剩余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寒冷凉、边远贫困的深山区、石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总体上呈“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 贫困程度更深, 脱贫难度更大。

三、反贫困对策与建议

(一) 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扶贫体制

在扶贫开发投入方面, 应建立完善的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扶贫开发投入体制, 大幅增加财政扶贫开发资金投入。在扶贫开发工程方面, 重点组织实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工程、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程和易地移民搬迁扶贫开发工程。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 以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 通过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注重强化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 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能力, 推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二) 推进贫困地区的金融改革

应切实增加信贷对贫困地区的投放, 逐步增加扶贫贷款财政贴息规模, 支持发展小额信贷, 不断提高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扶贫开发事业。加强扶贫开发资金使用管理, 创新扶贫开发资金到户扶持机制, 全面推行扶贫开发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 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倾斜力度和投入强度。

(三) 恢复和重建生态环境

整合生态建设各类项目、各项资金, 以此来促进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 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进而改善贫困者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 实现反贫困的目标。一要努力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意识, 加大宣传教育, 鼓励群众自觉参加保护环境的行动;二要通过封山育林、封沙育林、人工造林, 使森林覆盖率得以提高, 使生态植被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三要做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 坚决禁止乱捕滥猎和乱挖滥采行为, 维护生态的多样性;四要依法加强对各类矿产资源的管理, 将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四) 赋权参与式反贫困

人们要能够自主地参与到有关他们自身的任何发展过程中, 也就是要赋予贫困人口参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机会和权利。在实施赋权参与式反贫困的过程中, 一是扶贫项目要确保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二是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相结合的扶贫;三是要通过政府扶持、社会援助、以工代赈、个体参与的方式向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 为贫困农民增收致富奠定基础;四是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农业生产技能、非农产业技能、劳务转移技能以及择业技能, 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生存能力、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五是结合国家时政投入, 建立健全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摘要:文章分析了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现状和贫困特点, 通过分析致贫因素, 提出了针对性的反贫困措施与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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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特困地区 篇2

http:// 2012年02月29日 00:00 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 ■夏汛鸽

秦巴地区“连片特困”依然具有如下特点:传统农业产业在萎缩,青壮年劳动力严重匮乏,增收渠道少难度大,贫困导因,大多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估计整个秦巴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不应有任何懈怠。

秦巴连片特困地区位于川、渝、陕、甘、鄂、豫六省市交界处,涉及75个区县,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00万,其中农业人口约2900万。东西走向的秦岭、大巴山横亘境内,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流贯其间,处在温带与亚热带的交接地带。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和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这里成为我国气候、植被、矿藏和物种的重要区界与交汇场所,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工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广阔的前景,是一个有巨大潜在优势的待开发区域。秦巴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目前也是我国新确定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2011年8月间,以全国工商联在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定点扶贫的长期实践为基础,中共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全国工商联扶贫部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对秦巴连片特困地区相关省市进行了调研。

“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全局看,减贫尤其是解决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所以,从形式上看,本次调研尽管依然关注扶贫开发的老问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本次调研产生的相关政策思考,实际上涉及到我国如何从全局上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发展方式主线”,实现真正意义上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简称《纲要》)实施以来,秦巴地区扶贫开发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一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探索并正在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符合本地实际的扶贫开发道路。

同时不必讳言,秦巴地区“连片特困”依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传统农业产业在萎缩,种植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缩减,农民对养殖业积极性不高,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低,特别是耕地闲置或撂荒现象日益突出。二是青壮年劳动力严重匮乏,几乎每家的壮劳力都外出打工,未出去的大多是失去劳动能力的病残者或没有劳动能力的智障者。三是增收渠道少难度大,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知识和技能,外出打工主要集中在建筑、矿山、砖厂、拆卸、搬运等劳动强度大和工时长的行业,工资低、欠薪多、讨薪难;务农收入,增收难度越来越大。粮价扣除种子、化肥、农药、薄膜、抽水等成本后,农民没什么钱赚。四是贫困导因,大多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里有人因生大病或主要劳动力去世等大变故,或家有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智障人,则陷入贫困并很难靠开发扶贫实现脱贫,需要长期依靠民政救济和慈善关怀。

目前,提高扶贫标准是注重差异性现状分析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本次调研所实地了解的一些地方,大多实际上已程度不同地制定或测定了新的扶贫标准,其中至少还有占农业人口14%左右的农民为贫困人口,个别地方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1/3左右。国家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扶贫标准,无疑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估计整个秦巴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不应有任何懈怠。

实施有差异的扶贫措施

结合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实际,为实现《纲要》既定的奋斗目标:一是要继续增加投入。包括农户企业化转型,产业市场化对接;加大技能培训力度,突破产业化发展瓶颈;以“打包”方式实现特色产业“捆绑”发展;落实大项目,促进连片大开发成为产业大开发;继续鼓励和促进民营企业、尤其是大中型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盘活特困区域存量资产,整合连片扶贫资源,激发农村金融活力;优化当地产业与区域性产业衔接,加大国家金融对相关产业支持力度。

二是要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作为优先扶贫地带。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贫困乡村给予重点扶持;应对“搬迁移民”、“生态移民”予以细分,从长计议鼓励外出受教育、务工的青年人不再返回不宜居住的贫瘠地区,实现自然淘汰性质的“自然移民”或“智力移民”。应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农民素质并合理解释其应承担的责任;应采取具体措施提高“村村通路”的实际成效。

三是要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力度。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验区(基地),探索水资源保护区生态补偿体制机制,研究秦岭与巴山特殊地质地貌生态养护体系,鼓励民营企业合理有序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四是要通过政策支持和部门协作保障扶贫开发的实际社会效果。探索基层工商联(商会)组织在社会扶贫开发中的体制创新,以民间善款撬动更多民间资本,创新民间融资积极的社会影响。

同时适时采取若干有差异的具体措施:

(一)制定国家级产业综合发展规划。应把消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作为事关全国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考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协调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内部次区域及比邻周边省市,编制秦巴地区国家级产业综合发展专项规划,通过“顶层设计”优先布局、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应当具体区分上述次区域及比邻周边省市的特殊情况部署相关专项规划,例如在水资源保护地有限度地规划旅游业和相关农业项目;在由于特殊原因不宜开展招商引资的区域,积极探讨规划特种养殖业大项目(如大鲵繁养基地或富硒茶产业基地等),促使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各地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互利协作,促进产业发展、资源开发等方面互惠共赢,形成宽领域、全方位的产业集群效应,实现多边共同发展。

(二)取消各类建设项目地方财政配套要求。要树立举全国之力破解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难题的重要理念。建议国家通过特别税或特殊资金投入支持加大此类地区减贫力度;建议凡中央财政列支在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各类建设项目,一律取消对地方财政(尤其是县财政)的配套要求。针对现行新村建设、通村公路、移民搬迁、沼气、水利项目等项目补助标准与实际成本相差太大和补助标准不一致情况,应大幅提高现有补助标准,争取逐年增加。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上缴中央税金返还比例。中央和省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对该地区境内(次级)连片特困区域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等的财政补贴标准,加大支持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三)酌情减免贷款还本付息规定。建议酌情减免秦巴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农户因抵御各类自然灾害形成的贷款还本付息规定。对于各类自然灾害使贫困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贫困农户由此产生的贷款减灾需求,应当酌情分析界定,科学合理制定具体减免办法。同时,要继续积极探索建立相应信贷扶贫体制,增加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力度,提高贴息标准。尤其应加大对境内(次级)连片特困区域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扶持一批骨干民营企业,带动当地脱贫致富。为此要积极探索建立相关贷款担保公司,减少民营企业的借贷风险。国家应帮助建立秦巴连片特困地区扶贫信贷基金,专项用于境内(次级)连片特困区域扶贫。

(四)合理提高小额扶贫信贷额度。建议对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境内所有连片特困扶贫开发重点县,提高其小额扶贫贷款下达指标,提高互助资金项目每村财政扶贫资金补助额度,提高农村贫困户产业发展直补到户资金的户均水平。支持产业发展的互助资金项目,提高千人以上村项目资金标准。鼓励按照“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思路,继续把茶叶、生猪和市场前景好的农副产品作为发展重点。继续推行“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探索建立秦巴地区农村市场商品流通补偿基金,完善农产品(5.12,-0.03,-0.58%)价格补贴机制。

(五)落实生态补偿政策。建议国家在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全境,尤其是境内(次级)连片特困区域适度延长退耕还林补助期限。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天保工程”森林管护面通常面积宽、战线长、任务重。一方面林区管护基础设施设备陈旧,加之近年物价上涨等诸多因素,造成森林管护经费逐年增多;另一方面国家目前下拨的“天保资金”,是按2000年水平编制的“计划资金”,属“静态投资”,多年来一直未增加资金。为此,可考虑按有关地方性森林法规,将过去“天保工程”结余的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费调整作为森林管护费;同时,中央层面应针对秦巴连片特困地区森林管护实际情况拨付专项经费,并采取切实步骤开展生物多样性生态补偿机制实验,包括逐步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验区(基地),以及水资源保护区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创新实践。

(六)适当减免大中专学生学费。建议国家加大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大中专生资助力度。可考虑适当减免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大中专毕业,尤其是特别困难(如家住高寒、土石山区)的大中专生学费。应在务实调查基础上,逐步改变目前下达资助计划的办法,创造条件实现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大中专生资助“全覆盖”。同时也可考虑,对秦巴山区境内(次级)连片特困区域内的高考学生降分录取。应在分批试点基础上,对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全境实行学前班、小学、初中和高中免费教育,延长义务教育时间。此外还应积极创造条件,动员各方力量兴建扶贫职教中心,普遍推行扶贫“9+X”教育,通过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的培训,更好地促进劳务扶贫,解决贫困人口增收难问题。

(七)适时调整和加大社会帮扶力度。建议国家下达刚性指标,继续整合在秦巴连片特困地区的对口帮扶、对口援建相关政策,在整个“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继续对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尤其是重灾贫困地区)实行对口帮扶政策。同时,动员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展,继续深化结对帮扶,重点发展长效增收产业,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适当调整税率,使企业增值税税率控制在适当水平以内,调动企业参与扶贫攻坚战的积极性。应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动员社会资源,建立秦巴地区产业投资基金一类的金融机构。

(八)妥善解决有关遗留问题。应具体分析和研究,如何在目前已原则确定的秦巴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录基础上,实现动态管理、解决“合理的遗留问题”。

(九)创新跨区域扶贫体制。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开发扶贫主战场的关键词是“连片”,其战略成败与否的关键之一在于“连”。为有效推进秦巴连片特困地区跨省市区域协作,应积极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努力构建以机场、铁路、高速公路、航运“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实现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快捷畅通。在三峡库区已建成奉节-巫山-巫溪“小金三角”、三峡大坝-巫山-神农架“大金三角”旅游精品环线基础上,应考虑积极推动渝东北、陕南、鄂西区域生态文化旅游联盟。还应在更广泛的视角下考虑通过构建西安-重庆-成都“大西三角经济带”,统筹协调目前已有的“秦巴山区扶贫开发示范区”、“秦巴经济走廊”等建言,以及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合理要素,积极探索研究突破区划障碍的战略举措,制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统一规则,消除市场壁垒,实现生产要素、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培育秦巴连片特困地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应考虑建立秦巴连片特困地区省市、区县定期联席会议,实行轮值主席制度,定期协调解决区域扶贫协作中的重大问题。

连片特困地区 篇3

关键词:经济开发区 武陵山片区 集中连片 扶贫开发

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是国家或者地区为吸引和集中生产要素,划出一定区域并在其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方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定区域。开发区建设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一种开放、集约、环保、试验性的发展模式,对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2012年,作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地区”)的武陵山片区A市获批设立10个省级开发区,开始探索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招商引资的主平台、产业集聚的主阵地、创新发展的主载体的发展之路,为该市发展园区经济开启了良好开端。为了解该市开发区发展情况、破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笔者分别于2013年5月上旬和7月中旬在该市开展了两次调研活动。调研主要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367份。调查对象涵盖该市各区(县、开发区、高新区),包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主、个体户、农民、城镇居民。调研的目的是了解全市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进展情况,分析开发区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积极探索进一步推进A市开发区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 A市经济开发区发展现状

1.1 总体布局基本形成 A市在建省级开发区(高新区)12个(其中2个待批),共入驻企业约470余家。调查显示,目前大部分开发区规划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现“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气、通讯、平整土地),有一定数量企业入驻并投产;部分开发区(高新区)已规划主导产业,并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1.2 引领作用逐步显现 各区(县、高新区)调查收回的调查问卷显示,从总体上看,接受调查的人员对全市开发区建设取得的成效是充分认可的,对开发区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调查中,认为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符合客观实际的占71%,认为开发区对经济拉动作用大的占69%,认为经济开发区在县域中的主导地位占76%,对农民增收效果明显的占69%。数据表明,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开发区建设在A市县域经济的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

1.3 发展格局悄然变化 工业化是“四化同步”的基础,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变革,也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目前全市开发区发展的形势来看,最为明显的是工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使全市产业结构更趋向合理。2012年铜仁市三次产业结构从2011年的28.93:27.93:43.14调整为的27.92:28.56:43.70,二产比重首次超过一产;2011年、2012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分别为45%、48%;旅游总收入分别达到112.73亿元、119.54亿元,分别增长87.3%、35%,年均增长40.92%,比预期目标24.5%高出16.42%。开发区建设极大带动了就业和劳动力转移,促进地方和群众增收。

2 A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2.1 规划管理欠规范 从调查结果来看,部分开发区选址欠科学,认为开发区规划区位合理的仅占58%。有的开发区有的处高寒地势,有的位于县城河流上游,有的建在城镇上风向带。部分开发区规划上缺乏前瞻性,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部分区(县)规划变动较为随意,为招商引资让路。由于各地招商引资任务重,难度大,还要推进增比进位,为引进大商不得不按客商的要求修改规划,甚至存在领导可随意更改规划的现象。高规格设计,低水平建设,建设的质量和标准难以保障。

2.2 土地征收管理困难 土地管理不规范,土地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相应的监督措施,土地管理为招商让路,个别企业圈地意图明显。征地拆迁困难,主要表现在宣传不够、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补偿标准执行不到位、插花地多、补偿标准难以统一。失地农民无地可耕种,无一技之长,就业和安置不到位。

2.3 园区建设资金缺乏 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投入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园区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开发区建设项目手续办理繁琐,上级相关项目资金难以及时到位,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园区建设进度。园区建设融资困难,缺少专业稳定的融资平台,融资困难。

2.4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部分开发区属新规划,位置偏,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撑。因财政困难,建设资金缺口大,配套设施没有及时跟上。据调查对象反映,少数开发区只实现“三通一平”,但还达不到整个开发区全覆盖。

2.5 招商引资难度大 招商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A市多数县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基础薄弱、传统资源缺乏、基础建设落后等原因,招商引资的力度和效果与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2.6 物流服务功能不完善 目前A市各开发区入驻的大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较少,园区内物流企业的效益不明显,难以引进大的物流企业。而本地物流企业发展不具规模,自由发展,没有专业的管理机构,运输货物价格普遍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各县(区)物流服务业难以健康发展,服务功能有待完善和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

3 进一步推进A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对策

3.1 立足长远规划,打造特色经济开发区 当前,A市大部分开发区建设刚刚起步,在建设过程中要用发展的眼光做好开发区定位,按规划进行建设,避免高规格设计、低水平建设的现象。结合各地实际,切实依托当地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等资源,把开发区做大做强,做出特色。抓好主导产业规划和培育,做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切实抓好产品开发,发展一批高附加值产品。集中抓好支柱产业,要依托矿产、特色农业产业、文化旅游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矿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新能源、文化旅游、健康食品等支柱产业。

3.2 提升服务水平,优化开发区发展环境 围绕优势资源以经济发展抓产业、以产业发展抓工业、以工业发展抓开发区的理念来谋划开发区,突出发展第一要务,借鉴外地成功经验,以务实的作风和态度经营开发区。加快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服务经济发展的职能,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道路、供水、供电、通讯、有线电视等配套设施与开发区建设同步,使企业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生产要素协调改善融资环境,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需求,尽力克服资金、电力运输等瓶颈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制约。规范和简化企业入驻(注册)审批程序,改善审批部门和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审批效率。

3.3 狠抓招商引资,也要注重培养本地企业家 建立专业的招商引资融资平台,创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引资的水平,加强与外地企业家的战略合作,落实一批大项目,新上一批好项目。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对外要注重招大商、以商招商、友情招商,对内要注重扶持本地特色产业,大力鼓励本地人回乡创业,并帮助搭建市销售平台。

3.4 创新管理机制,加强经济开发区管理 加强对开发区建设的领导,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要完善相应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及时处理和引导好开发区建设与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以及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走市场化运作。开发区建设必须走“政府操作,市场运作,多元投入,上下联动”的发展路子。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要在搭建平台、优化环境、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多下功夫。

3.5 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要大力引进高端综合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健全优惠待遇政策,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和广度。建立“绿色通道”,解决引进人才的后顾之忧,优化高层次人才的工作、生活环境,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激励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开发区建功立业。注重开发本地人力资源,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特别是要加大在园区建设中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为企业提供合格的劳务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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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德锡.整合上海都市型工业园区推动都市产业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06(05).

连片特困地区 篇4

胡明忠的遭遇是几十年来中国南方石漠化地区百姓生产生活的真实缩影。石漠化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寸草不生

曾有大批国内外专家考察贵州的石漠化地区,认为这种环境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发展产业更是难上加难。政府对于居住在此的贫困群众,只能采取送粮送物式的“输血式”扶贫,青壮年则外出打工。

如今,这个中国西南部贫困省份,计划在9年内,将200万贫困群众搬出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深山、石山和石漠化地区。

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认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可以实现人口再分布、产业再布局、资源再配置,是跳出“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恶性循环的治本之策。

中国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正在打响一场与贫困较量的“攻坚战役”。到2012年底,全国仍有扶贫对象9899万人,其中,最难啃的“骨头”当数包括贵州在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地方专款390亿元,比上年增长18.86%,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在中央加大对纳入扶贫规划地区扶持力度的同时,地方则力图填补扶贫“空白”。位处高山深处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探索建立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破解村民贷款难、筹资难问题,全州统筹财政资金5亿元,每村补助50万元,引导群众入股、企业注资。

目前,中国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已全面启动,部分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率先实施,310个单位参与定点扶贫,首次实现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覆盖。

来自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去年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对象减少了2339万人。

尽管如此,一些难题仍然待解。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说,总体看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严重滞后,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新阶段的产业扶贫,完善和改进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仍是主要任务。

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中国扶贫攻坚需更加精准对象,并通过必要的扶持,增强贫困对象自我发展的能力。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以及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总目标。

今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表示,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需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创新举措、健全机制,深入推进各项工作,尽快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

现在,贵州长顺县敦操乡村民唐正荣已经搬出了祖辈居住的石漠化深山,他位于移民新村的“新家”是栋三层小楼,对面是乡镇的娱乐广场和集贸市场,今后他打算和老伴在一楼开门面做点小生意,照顾孙儿们上学,儿子儿媳继续到外面打工。

连片特困地区 篇5

为了适应新阶段扶贫开发形势的新变化,国家适时调整了扶贫开发思路,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全国确定11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主的战场,涵盖了陕西境内秦巴山、六盘山、吕梁山3个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在陕西的范围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市全部县(区)和西安市周至县以及宝鸡市太白县,共计30个县(区)(以下简称秦巴山区片区),占国家确定的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76个县(区)39.5%,是陕西最大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一、陕西秦巴山区片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一)秦巴山区片区自然条件。秦巴山区片区位于陕西南部,秦岭、巴山两大山脉横贯东西,汉江、丹江穿境而过,地形地貌多样,高山延绵、丘陵广布、盆地和川道狭小,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集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库区于一体,跨省交界广、贫困人口集中。陕西秦巴山区国土面积7.5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36.8%。2011年末,耕地574.80千公顷,占全省20.1%,常住人口899.9万人,占全省24.0%,约有6万多少数民族人口。

(二)秦巴山区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西秦巴山区特别是陕南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11年,秦巴山区片区地区生产总值1500.09亿元,财政总收入124.53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5.8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282元和5132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西汉、西康、沪陕、十天等高速公路和襄渝铁路复线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002公里,铁路运营里程1080公里,交通运输瓶颈制约明显缓解。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长足发展,全面实现“两免一补”和城乡九年免费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在校率99.6%,普通高中入学率80%。乡镇卫生院实现全覆盖,93%的村建立了村级卫生室,新农合参合率96.9%。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植树造林653.43万亩,退耕还林66.78万亩,森林覆盖率62.7%。

二、陕西秦巴山区片区贫困状况

近年来,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但与陕北、关中地区相比,陕南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近几年全国百强县排名、西部百强县排名和“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排名中,陕西秦巴山区县(区)均榜上无名。

(一)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是全省贫困人口的主要所在地;2011年公布的全省56个国家贫困县中,秦巴山区有29个,占全省多一半。按照省政府制定的2500元贫困标准计算,2011年,秦巴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下人口有307.34万人,贫困发生率37.5%,比全省高9.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占全省39.7%,全省有近40%贫困人口集中在秦巴山区。

(二)交通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发。受自然环境条件影响,陕西秦巴山区片区交通不够发达。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山区铁路建设投资较大,陕南大部分地区无铁路通过;公路运输方面,虽然近几年陆续贯通了西汉、西康、西商线,陕南汉中、安康和商洛市政府所在地目前均通高速,但是很多县乡公路等级低,当地很多经济作物、矿产品和农产品等无法及时运出,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

秦巴山区居民大多居住于山、川或者盆地较为平坦地段,当季节性降雨较为明显时,常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一定损失。近年来陕西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生态环境、退耕还林等措施,但由于其地理特征与气候原因,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泥石流、洪水等灾害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三)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少。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国土面积占全省36.8%,人口占24.0%。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生产总值占全省12.1%,人均生产总值13164元,分别为全省和全国49.8%和48.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9.2%,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全省

7.6%,二产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省13%;财政总收入124.53亿元,占全省4.8%,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5.87亿元,占全省3.1%,其中:各项税收占全省7.6%。

(四)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不足。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有医院、卫生院4368个,占全省9.5%,每万人口医院床位29张,为全省79.1%,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4人,为全省82.2%,通有线电视村占全部村50%,比全省低3.6个百分点,在27个农业县中,17个县有线电视入户率在30%以下。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陕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区域每10万人口拥有大学生4922人,不及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文盲率

5.8%,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有25.9%的县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在90%以下;有16个县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在60%以下。可以看出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居住条件差、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仍然突出。

(五)居民收入低,生活水平较差。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农民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有12个县(区),18个县(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商洛市7个县(区)全部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安康市汉滨区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其余29个县(区)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有26个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仅有4个县(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三、陕西秦巴山区片区贫困因素分析

(一)城镇化水平低,产业承载能力弱。陕西秦巴山区片区交通不便,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人口密度较低,小城镇发展缓慢且规模较小,集聚功能差,综合承载力弱,经济结构单一,劳动力就地转移困难较多。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每个镇平均人口6400余人,城镇化率32.9%,比全省低12.8个百分点,比全国低15个百分点;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人口密度119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平均水平少63人,城

镇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汉中市政府所在地汉台区、安康市政府所在地汉滨区,其余28个县(区)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农业装备程度差,农业生产水平低。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不高。2011年,30个县(区)化肥、农药和地膜使用量分别占全省4.8%、7.8%和17.9%;农机总动力401.12万千瓦,占全省19.7%;每公顷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装备水平

6.9千瓦,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2千瓦;粮食总产量258.30万吨,占全省21.7%,粮食亩产215公斤,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9公斤;蔬菜总产量387.46万吨,占全省27.4%,蔬菜亩产1684公斤,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00公斤;水果总产量占全省7.3%,亩产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00公斤。

(三)财政投入少,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由于投资和投入的相对不足,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相对滞后。2011年,陕西秦巴山区片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均占全省1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全省24.4%,教育、科技、卫生支出122.40亿元,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35.2%,比全省低0.6个百分点,占全省教育、科技、卫生支出24.1%,医疗卫生支出占全省25.6%。公路里程5.39万公里,占全省9.7%,高等级公路2167公里,占全省12.4%。水利设施老化,电力和通讯设施落后。有22个乡镇不通沥青(水泥)路,占乡镇总数3.8%;4662个行政村不通沥青(水泥)路,占行政村总数62.6%,1097个行政村没有完成农网改造任务,占行政村总数14.7%。

连片特困地区 篇6

缓解和消除贫困是全球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扶贫主攻方向明确,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扶贫成效显现,减贫6.6亿人。但由于官方贫困线提高所致,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7017万,多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该区域自然条件恶劣,扶贫开发难度大,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主战场。此外,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贫困代际传递现象,〔1〕〔2〕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农村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子辈,出现贫困世袭。〔3〕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农村贫困家庭”。因此,分析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探寻贫困世袭的根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将是未来扶贫开发的一项基本战略,对巩固减贫成果、丰富减贫实践、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围绕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Poverty)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Lewis最早用“贫困文化”解释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即长期的贫困生活使穷人形成独特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并通过“圈内”交往等方式被强化和制度化,也会对后代贫困产生影响。〔4〕Mead认为贫困家庭过分依赖政府救济和社会福利使得父辈丧失生活自信,并影响子女使其形成“穷人的文化”,从而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5〕Becker和Tomes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KarenMoore认为人口与健康、政治、社会与文化、经济、生活环境对贫困代际传递有较大影响。〔6〕沈红指出农村“分家析产制度”使得生产资料变得细碎,每一次“分家”即是新农户的产生,是新贫困周期的开始。林闽钢、张瑞利和张立冬发现农村贫困家庭代际收入弹性大、流动性差,子辈易受父辈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劣势影响。也有学者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了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建议。如黄敬宝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从根本上打破恶性循环怪圈的主要途径;马新认为国家需要完善对公民的教育保障政策;谢婷婷和司登奎也指出加大教育投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能有效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关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由于缺乏较大规模的实地微观调研数据,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实证分析文章不多。因此,我们以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家庭为研究主体,基于问卷调查开展深入微观调研,分析该区域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以期获得新的经验结果,从而找到破解贫困世袭的法宝。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1. 数据来源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课题组的实地调研,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对湖北、重庆、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分别属于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贵黔石漠化山区、滇西边境山区五个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所属的21个乡镇,63个村庄问卷调查,并将父辈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1)且子女家庭人均纯收入也低于2300元的父辈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剔除111份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2562份,问卷有效率达95.84%;考虑到研究对象需满足父辈、子女两代人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再次筛选后,得到符合研究要求的1816份问卷;该问卷广泛涉及人口健康、卫生医疗、家庭收入、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等各方面信息。

2. 变量选择与说明

我们的目的是探讨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因此将是否为贫困代际传递作为因变量;并通过整理、筛选和分类调查问卷中所涉及相关问题,得到18个自变量,将其划分为四个维度,即经济资本、(2)人力资本、(3)社会资本(4)和心理资本;(5)并将自变量名称、含义、取值说明及假设判断等详细列出(见表1)。在人力资本维度中,家庭人口数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为正负,主要是因人口数量不是决定家庭收入的唯一因素。在经济资本维度中,父辈职业类别对因变量的影响分为正负,主要因不同职业影响父辈年均收入。在社会资本维度中,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对因变量影响分为正负,主要因为政治面貌的差异影响社会认同感和心理资本。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初步了解文中的18个自变量,我们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18个自变量的观察个数均为1816个。根据分析发现,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财富状况的均值都低于2,可初步判断被调研对象家庭收入单一,单纯依靠农业收入;且自变量家庭收入来源的标准差仅为0.493,说明1816个观测值离散程度小,数据稳定。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的支持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且父辈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仅为1.874,说明父辈的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水平;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均值虽高于父辈但仍低于3,说明父辈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社会资本singleparent是否是单亲家庭1=是,0=否+0.10 0.30 0 1relationship与亲戚间关系1=非常不融洽,2=较不融洽,3=一般,4=较融洽,5=非常融洽-3.51 1.06 1 5cooperation邻里间互助行为1=从未有,2=几乎没有,3=一般,4=偶尔有,5=经常有-3.00 0.91 1 5politicalstatus家庭成员政治面貌1=群众,2=中共党员,3=其他+/-1.35 0.67 1 3management参与村务管理程度1=从不参与,2=偶尔参与,3=一般情况会参与,4=经常参与-1.00 0.23 1 4心理资本badhabits家庭不良生活习惯(酗酒、赌博、举债度日等)1=完全不符合,2=较不符合,3=一般,4=较符合,5=完全符合+2.42 0.85 1 5attitudes家庭生活态度(及时行乐、安于天命、消极等态度)1=完全不符合,2=较不符合,3=一般,4=较符合,5=完全符合+3.69 0.93 1 5

三、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

我们选择适用二元离散变量的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对是否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Logit模型服从累积分布,其分布函数形式为:

对于给定的Xi,Pi是个体做出某一特别选择(0或1)的一个概率,则有:

将上式(2)转化为本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Probit模型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其基本模型设定为:

当Yi=0时,Yi*≤0;当Yi*>0时,Yi=1;当Yi*>0时,即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则本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2. 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将所有变量分别带入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中进行检验,利用Stata11.0版统计软件计量分析,得到如下回归结果(见表2)。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的X2分别为975.700和977.660,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两种模型很好的拟合了样本数据,且模型整体显著性较好,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在经济资本维度中,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父辈职业类别、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财富状况、家庭支出情况、家庭居住条件和卫生设施条件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都通过符号假设检验(下文分析中以Logit模型检验结果为例,Probit模型检验结果不在赘述)。这表明父辈多从事农业生产、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家庭贫困、生产性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大、家庭居住条件和卫生差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越大。由此可见,经济资本是改变贫困代际传递走向、割断代际传递链条的最基本因素。

在人力资本维度中,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家庭人口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家庭人口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也对家庭收入支出、家庭生养投入等变量存在影响,且这些中介变量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程度不同、方向不一,最终使得家庭人口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不显著。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的支持程度、家庭生育和养育投入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父辈受教育程度低,认知能力有限,不注重子女教育投资;“贫二代”在低学历、无职业技能的情况下,参与就业市场竞争,难以实现对父辈的代际支撑和“反哺”,甚至不能改变自身,陷入子代贫困。因此,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家庭成员是否有重大疾病或残疾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现实情况相一致,农村贫困地区“一病穷三代”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在社会资本维度中,参与村务管理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被调查对象多为普通农户,村干部比例少,普通农户参与村务管理的途径少,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显著。与亲戚间关系、邻里间互助行为、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不只局限在家庭收入的提高,精神层面的满足对农村贫困家庭摆脱贫困陷阱至关重要。是否是单亲家庭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农村贫困地区致贫性事件多发,如:丧偶、离异、未婚式单亲家庭,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贫困影响子女性格特征、就业、婚姻、社会网络,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

在心理资本维度中,家庭生活态度正向影响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因为“贫困文化”的存在,使得贫困状态无法通过努力摆脱时容易滋生挫败感,长此以往演变为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子辈受父辈影响,致使贫困文化世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生活态度是支配贫困人口行为的主观因素,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家庭不良生活习惯对贫困代际传递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与符号假设存在偏差,可能是因为酗酒、赌博等不良家庭生活习惯对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家庭居住条件、与亲戚间关系、邻里间互助行为等变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且影响的方向不一、大小不同,综合反应到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上符号不确定。

3. 研究结论

我们运用“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调研组的实地调研数据,建立了Logit和Probit模型,对影响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因素进行分析,并得出几点结论。一是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是影响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但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参与村务管理水平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贫困家庭想把多生育孩子作为劳动力投入,以期改善经济状况不可取。二是经济资本维度中家庭收入来源和家庭财富状况、人力资本维度中父辈受教育程度和对子女受教育支持程度、社会资本中是否是单亲家庭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最显著,即收入水平的提升是农村贫困家庭摆脱代际贫困的基础,此外还需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维护好社会网络资本。三是心理资本维度中家庭生活态度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大小小于上述几个主要因素,但其效力不容忽视。观念认识作为主观因素,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不同的观念认识导致其面对贫困所采取的措施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贫困家庭要摆脱贫困文化的制约,需树立良好生活态度和积极正确的价值观。

四、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要积极推动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扩大贫困家庭收入来源,持续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和卫生。各级政府要加大优势资源转化力度,有效整合当地生态、旅游、文化、民俗等资源优势,形成“一镇一业”格局。将农村贫困家庭脱贫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遴选一批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较完善、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优先发展,培育小城镇特色支柱产业,辐射带动周边贫困家庭就业。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建立返乡创业园,吸引“成功人士”、“乡贤”返乡创业,扩大贫困家庭就业渠道。

第二,中央和各级政府要加快发展连片特困地区学前教育,深入实施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教育经费投入上加大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改善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条件,提高连片特困地区学校互联网介入比例;抓好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专项资金,落实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好特岗教师计划和国培计划,拓宽连片特困地区教师来源。落实好针对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扶持政策,控制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支持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加大技能培训,促进劳动技能和新技术的培训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向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群精准落地;实施好面向连片特困农村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扩大招生比例;提高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水平,上调国家助学贷款标准,让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有机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

第三,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家庭的社会网络多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资本严重匮乏。因此,政府要培育和引导各类贫困互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鼓励各类组织到连片特困地区开展活动,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家庭获取异质性信息和资源提供渠道;此外,积极构建连片特困地区社会网络服务平台建设,拓宽社会各阶层间的沟通渠道,促进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使社会资本得以涓滴到贫困家庭。

第四,“扶贫先扶志”,连片特困地区各级政府要充分挖掘乡贤文化资源,树立本土勤学知识、刻苦掌握技能致富的典型,用鲜活的案例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信心,营造积极向上的乡土文化氛围。同时,引导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为贫困家庭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服务,包括如何正确面对贫困、如何自我调试和疏导等。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定期开展公益服务,链接社会资源,帮助贫困家庭重塑自信心,增强其适应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张立冬.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6).

[2]谢婷婷,司登奎.收入流动性、代际传递与农村反贫困---异质性视角下新疆30个贫困县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01).

[3]林闽钢,张瑞利.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01).

[4]Lewis Oscar.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M].New York:Basic Books,1959.

[5]Lawrence M·Mead.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M].New York:Basic Books,1992.

连片特困地区 篇7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年 ) 》将罗霄山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今后10年国家扶贫攻坚主战场。作为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 地处罗霄山脉中南段及其与南岭、武夷山连接地区, 范围包括江西、湖南两省24个县 ( 市、区) , 其中在江西吉安辖内有井冈山市、遂川县、永新县和万安县四个县 ( 市) 。四县 ( 市) 的国土面积8688平方公里, 总人口155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128万人, 占总人口的82. 58% 。按照国家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 截至2013年末, 四县 ( 市) 尚有贫困人口31万人, 占总人口的20% ( 见表1) 。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深山地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 点多面广,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脱贫难度较大, 扶贫开发工作任重道远。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 在持集中连片特困扶贫开发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以罗霄山片区吉安辖内井冈山市、遂川县、永新县和万安县四县 ( 市) 为例, 从分析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 对新时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为罗霄山片区乃至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事业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集中连片金融扶贫效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方面, 定量分析的文献非常少。国内学者沈军 ( 2006) 认为金融效率包括微观金融效率、金融渗透率和金融适应率。中国金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的缺失, 金融发展应当走效率导向型之路。辛念军 ( 2006) 认为中国高经济增长与低金融效率并存, 以牺牲金融效率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周国富、胡慧敏 ( 2007) 认为金融效率主要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包括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 并构建了中国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谷洪波、王文涛 ( 2007) 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效率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农村金融中的需求抑制和供给抑制。农村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使得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谷慎 ( 2006) 认为造成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 从而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不满足, 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是提高效率的关键。

三、吉安片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与全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比较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的从实证角度研究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 文章以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主要分析点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来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 主要是因为在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 信贷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也是最好量化的因素。通过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 ( 见表2) 与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 ( 见表3) 进行比较分析, 从中找出金融在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经济增长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以后改进和完善金融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经济增长效率政策方面提供参考。

( 单位: 万亿元)

( 单位: 亿元)

( 一)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 GDP 增长效率实证检验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经济增长效率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各年数据, 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以后, 建立回归方程: Yt= β0 + β1χt + Ut ( t = 2007, …, 2013 ) , 其中χt代表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Yt代表吉安片区GDP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参数估计, 得出:

Dependent Variable: JAGDP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6 /30 /14 Time: 15: 14

Sample: 2007 2013

Included observations: 7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拟合优度达到0. 971, t检验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 结果为显著。DW检验可以确定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因此我们得出一元线性模型y = 0. 18 + 0. 615x。该计量模型结论为,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吉安市GDP将增长0. 615% 。

( 二) 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 GDP 增长实证检验

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经济增长效率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各年数据, 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以后, 建立回归方程: Zt= θ0+ θ1δt + λt ( t = 2007, …, 2013) , 其中δt代表全国人民币贷款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Zt代表GDP取对数以后的序列, 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参数估计, 得出:

Dependent Variable: QGGDP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6 /30 /14 Time: 15: 35

Sample: 2007 2013

Included observations: 7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拟合优度达到0. 976, t检验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 结果为显著。DW检验可以确定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因此我们得出一元线性模型y = 0. 039 + 0. 758x。该计量模型结论为, 全国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GDP将增长0. 758% 。

根据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对GDP增长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和全国人民币贷款对GDP增长效率的实证检验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GDP将增长0. 615% ; 全国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 , GDP将增长0. 758% 。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高于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14. 3个百分点。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可以参照上述结论即全国金融支持经济增率高于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 ( 吉安片区)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14. 3个百分点。

四、金融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区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 一) 银行资金逐利性, 影响金融供给效率

追逐利润实现效益最大化是银行作为企业的本性使然, 效益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 这就客观上要求银行将服务重点集中在实力较强、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和行业。而扶贫开发的目标和重点是发展能力脆弱的贫困人口, 讲求的是公益性, 与银行的“喜好”背相径庭。前些年国有银行“洗脚进城”便是一个实证, 银行的“嫌贫爱富”一度造成城乡金融供给严重失衡。以四县 ( 市) 为例, 据统计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实体金融网点仅0. 7个, 不及城镇四分之一, 有25% 的乡村仅拥有离行式金融自助点、金融便民点等虚拟金融网点。同时, 上级行对信贷严格管理考核机制也让县级行很无奈。如农行明确规定惠农卡农户联保贷款不良率不得超过2% , 否则予以“停牌”处理。据调查, 目前吉安辖内有3家县级农行因农户小额贷款不良率触及“红线”而遭遇业务“停牌”。在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中, 要让银行再次“脱鞋下乡”, 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见效慢、收益低的农村贫困地区, 与其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存在明显冲突, 弱化了其支持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 二) 保障机制缺陷性, 影响金融创新效率

贷款追偿难, 信用环境不健全, 导致银行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 影响了金融产品创新, 如2009年井冈山市厦坪镇一兔子养殖户以房产作抵押向中国银行井冈山市支行申请贷款20万元, 此笔贷款是该行开办的首笔涉农贷款。2010年该养殖户因经营不善, 到期无力偿还贷款, 中行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并胜诉, 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收回该笔贷款, 导致该行上级部门中止了其开办农户贷款的权限。在这种残缺的风险保障机制下, 银行往往独自承担信贷风险, 对支持扶贫开发项目顾虑较大。

( 三) 激励措施滞后性, 影响金融的配置效率

近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 - 2020年 ) 》、《罗霄山片区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 2011 - 2020) 》等, 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扶贫开发规划和政策, 前瞻性地对新一阶段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目标和更高要求。据了解, 新一轮扶贫攻坚中, 四县 ( 市) 预计扶贫开发总投资160亿元, 需银行配套投入信贷资金70亿元。为了调动银行资金, 国家及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扶持金融发展政策, 但总体而言相对笼统且难以落实到位, 尤其是地方政府出台的信贷投放激励措施往往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兑现。众所周知, 扶贫开发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慢、服务对象广, 如果激励扶持措施迟迟到不了位, 则难以调动银行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五、政策建议

( 一) 提高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一是出台差别金融政策。建议国家针对集中连片扶贫地区专门做出“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安排, 尽快出台专门的扶贫信贷政策, 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存款准备金、贷款规模调控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增强金融机构支持扶贫开发的能力。二是加大信贷“窗口”指导力度。人民银行可考虑专门出台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指导意见,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扶贫开发的信贷投入力度。三是加大优惠政策激励力度。建立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激励机制, 出台扶贫开发金融创新专项激励制度, 对符合创新条件、为扶贫开发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创新项目给予激励政策等, 同时对金融机构用于扶贫开发贷款的营业收入实行减、免营业税。四是适当授予基层行业务权限。建议金融机构总部改进现有的管理和考核方式, 给县级分支机构适当的贷款审批权和金融产品创新权限, 并在扶贫开发方面出台信贷倾斜政策, 增加基层分支机构支持扶贫开发工作的动力和活力。

( 二) 提高扶贫资金供给效率。建议整合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力量, 将中央、省、市安排给县 ( 市) 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科技扶贫资金、林业扶贫资金等资源进行集合, 发挥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撬动银行信贷资金这块“巨石”, 以其乘数效应来满足扶贫开发巨额的资金需求。比如, 遂川县1: 8的贷款模式值得借鉴。2009年, 遂川县财政局、扶贫办、国税局、地税局、涉农金融机构等单位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 + 农业信贷+ 政府贴息”信贷新产品 ( 又称1: 8贷款) , 并选择信用基础好、产业有特点的珠田乡黄圹村、草林镇冠溪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堆前镇鄢背村进行试点推广, 银行按互助社所募集担保基金的8倍比例发放贷款, 且在额度内可以进行“二次融资”、“三次融资”, 极大地支持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促进了农民增收。截至2014年6月末, 4个试点村已吸收社员436户, 筹集担保基金270万元, 其中扶贫办拨入资金40万元, 累放贷款3500余万元, 支持了428户农户发展金桔种植、农产品加工、生猪养殖等特色产业, 户均实现增收5000余元。

( 三) 提高金融风险保障效率。一是修订完善有关物权法律法规。建议修订《物权法》等法规, 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充当贷款抵押物, 以鼓励金融机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 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聚宝盆”。二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在现有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农村信用担保基金, 采取“财政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社会捐一点、市场运作补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 专门用于解决贫困地区企业、产业和贫困人口的担保需求。三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 同时加大财政对农村保费的补贴力度, 提高农村、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借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对借款人进行培训考核的经验做法, 培育农民借款人的信用意识, 深入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建设, 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连片特困地区 篇8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年) 》强调“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扶贫工作的主战场, 罗霄山区是我国现有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罗霄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涉及江西、湖南两个省份, 江西省罗霄山区包括萍乡市、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等18个县 (市、区)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特点表现为: 贫困现状集中连片, 贫困成因复杂多样, 贫困程度深沉难解。

( 一) 人口集中、地域连片、贫困现状集中连片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大都地理位置偏僻, 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偏僻山区、丘陵地区、库 (湖 ) 区或限制开发区。从地域分布看, 全国这些特困区多集中在几大山脉周边、地理区位偏远、地势复杂甚至险要, 交通不便。同时,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贫困县, 新划定的11个片区总共有505个县, 其中有382个县是原国家扶贫重点县, 所占比重达到了75. 6% 。以罗霄山区为例, 罗霄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涉及江西、湖南两个省份, 主要分布在山区, 特别是群山连绵区, 每个省份内部又及多个县市区域。按照现行农民人均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 江西省罗霄山区贫困人口多达两百多万, 贫困发生率达28% 以上。

( 二) 基础设施落后, 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基础设施落后表现为道路不通、信息不灵, 电力不足、水利老化等问题,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设施供给也严重不足, 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仍比较普遍。“十二五”规划核定江西省寻乌县新增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9. 2万人, 全县规划内合计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达20. 3万人。水压低, 饮水不安全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寻乌县居民。截至目前, 寻乌县已建127处集中供水工程, 解决饮水不安全人口7. 784万人;全县电网已完成涉及7个乡镇16个行政村的网前供电区域改造工程建设任务, 1793户山区群众告别了“用电难”, 改造户表2万余户, 完成了“低电压”治理户数22494户。

( 三) 致贫原因复杂多变, 特殊困难多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现象较为复杂, 是自然、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贫困人口呈现常态性、突发性、反复性的特征, 尤其是近年来本地区自然灾害频发, 许多农户出现了因灾返贫的问题, 资源环境型贫困、素质能力型贫困、因灾贫困越来越突出。特殊困难, 具有人口困难、财政困难、扶贫困难的综合性, 贫困问题不仅在于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众多, 而且重要的是贫困程度深, 解决异常艰巨。罗霄山片区多处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范围, 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长期的战争环境致其各种自然资源消耗严重, 劳动力资源牺牲量大, 还存在比较明显的贫困状况。

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过去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扶贫与新农村建设模式, 包括:“造血”扶贫模式、对口帮扶模式、整村推进模式等。在各种条件制约和原因的推动下, 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

( 一) 新村建设规划性不强, 表面化、形式化问题突出

农村存在着“没规划、难规划”的现象, 虽然近几年实施了重点村建设、整村推进等各项目, 但是项目资金比较欠缺、从省里到乡里都没有财力投入农村建设, 致使农村现在“有新房, 无新村、路乱开、房乱建”。一些村干部和群众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行为, 群众只是配合。存在“等、靠、要”的思想, 对本乡镇、本村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思路不清, 办法不多, 未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有部分村干部和群众认为, 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建设, 单纯的理解为建新房子、装修房子、修修马路、种种花草。不理解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远的、系统的、复杂的工程。许多地方政府把新农村建设与“政绩”挂钩。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往往成为领导干部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领导干部“挂点”的示范村。而其余绝大多数的非示范村则很难得到资金支持, 从而使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严重不均衡, 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引起群众严重不满。

( 二) 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断层, 资源整合度低

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断层表现在资金供需之间的断层、项目支持与配套之间的断层、历史欠帐与持续发展之间的断层。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工作重点, 扶贫开发以项目方式下达地方, 如防洪堤建设、农村人饮、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项目, 这些项目在安排、下达投资计划、检查考评时都硬性要求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 一般比例在30% - 50% 左右) , 给贫困地区带来很大困难, 不配套达不到验收要求, 配套财力则很有限。扶贫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于特困地区而言, 历史欠账较多, 开展了扶贫工作, 却无力进行开发了。此外, 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地域大, 涉及面广, 要求各部门充分整合资源和资金, 集中力量攻坚作战,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各部门政策各有侧重, 各自为战, 资源不能形成有效合力, 大大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资金投入分散资源整合度低。

( 三) 提高农民收入作用不大, 未能催生内生性发展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农村也直接获得了利益, 主要体现在网路建设得到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修葺, 农村环境得到改观, 农民的各种保障逐渐建立起来, 农民获得了很多的便利。但是, 新农村建设并未给农民的收入带来多大的影响, 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新农村建设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虽然粮田直补能发到每家每户, 但因为特困区多为山区, 田地不多, 大部分人均耕地不到一亩, 所以粮田直补每家每户只能分到几百元钱, 补贴一下生活费, 但对农民收入影响并不大, 打工的照样还得打工, 种田的照样得依靠种田。有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还要求村集体配套资金, 反而增加了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大都依靠政府的力量, 民众只是被动地参与, 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催生内生发展机制。

( 四) 经济结构不合理, 产业化程度低

由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工业发展相对落后, 而且经济结构单一, 发展规模小, 产业化水平低, 与周围省份差距非常大。在大部分连片特困地区, 以粮为纲仍然是大多数贫困户的主要生产方式。在部分已发展了种植、养殖业的贫困群众也由于后续投入资金不足、市场化程度低、销售渠道较窄、加工业落后, 难以形成规模, 市场竞争能力普遍较弱, 导致贫困户经济结构单一, 增收速度缓慢。近几年, 虽然农业产业基地不断壮大, 也发展了一些农业产业化企业, 但由于缺少上规模、竟争力强、辐射带动范围大的产业化龙头企业, 扶贫产业的发展仍有待提高。同时, 农业产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市场发育程度低, 科技含量低, 群众市场观念淡薄, 产业化发展举步维艰。非农产业发展缓慢, 带动能力弱, 短时期内难以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实施江西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 必须进行战略革新, 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以及进一步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 一) 制定中长期规划,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实施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新战略的第一项政策建议就是首先要制定一个有关本地区发展的中长远规划。这是本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事业未来发展的根本宪章。这就要求本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根据中央相关政策, 妥善协商, 广泛吸纳民智, 商讨制定这一中长远规划。譬如制定《江西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中长远发展规划》, 包括基础设施规划、教育卫生事业规划、人口环境发展规划、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规划、城市化规划、资源开发与保护规划等。

( 二) 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 推动连片式开发

针对当前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特别落后的问题, 应该首先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 促进本地区在道路交通、水利设施、电力通讯等方面的连片式发展。通过铁路、高等级公路、乡镇和村级公路、水利设施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促进本地区的快速发展。结合“村村通”工程, 实现行政村外接公路改造和硬化, 全面改造提升贫困地区的公路等级和通达程度。进一步加大在电力通讯方面的投入, 建设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体系, 完全改变农村普遍存在的供电线路老化、供电系统不稳定、电价昂贵等问题。尤其是一些偏僻的乡村, 人口分散、地形复杂, 所以必须有针对性地、脚踏实地地改进电力设备、补足通讯网络缺口。

( 三) 加强教育卫生事业建设, 落实社会保障

基础教育方面, 应该加大投入, 力争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投入一定的资金改善幼儿教育、初中教育条件, 尽快促成其达标, 争取逐步实行高中阶段义务教育, 普及高中教育, 惠及更多的老区人民。建设合格的职业中专和高等职业学校, 提高办学水平, 给予更多孩子就学的优惠与帮助。特别要注意大学办学的质量, 建立专项激励基金, 吸纳、鼓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应聘到本地区大学工作, 总体提升其教育水准, 其发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用。

农村医疗卫生方面应该针对目前本地区条件落后、设备不足、人才缺乏等问题, 严格遵循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 大力实行标准化建设, 让每个医院、卫生院和卫生所都能够健全和标准化。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 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支出, 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防止农户因病返贫和因贫失医。将农村五保户、特困户、残疾人贫困户纳入农村医疗救助范围, 给予医疗救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使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有保障。

( 四) 建设综合信息网络平台, 推动农村城市对接

针对本地区各种产业发展, 尤其是农业发展滞后受到信息服务的影响非常严重的问题, 应该尽快建立信息服务体制, 为各种产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特别是特困老区最重要的产业农业方面, 更需要这种服务。首先, 要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建立信息服务组织, 合作联盟, 建立一个跨越本地区的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可以称之为农产品综合服务信息交换平台。所有的农户可以加入这一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展销自己的农产品, 与城市市场对接。这一平台可以积极对接中央省市的龙头企业, 政府可以利用它鼓励建立“公司 + 协会 +农户”、还有“公司 + 农户”等经营模式。另外, 这一信息网络平台还可以加强农户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加强农户之间的合作, 促进农合组织更加有效的开展工作。农合组织可以利用这一网络平台召集农户、沟通信息、宣传技术、发布公告等。这一网络平台也可以成为农户学习新技术、新信息的重要途径。

( 五) 构建区域人才培养网络, 孵化适用技术人才

针对本地区人才缺乏的问题, 除了建立激励措施, 大力吸纳外来人才以外, 还应该健全人才的内部生长机制。也就是说, 必须在本地区建立能够培养适应本地区发展的适应性人才的机构, 保证教育、医疗和技术等方面的地方性人才源源不断的供给。以本地师范学院为基础, 联络外围高校, 建立区域性教育人才培养网络; 以本地区医学院为基础, 建立区域性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网络; 积极建立区域性管理人才及技术人才培养中心; 完善劳动力就业培训政策, 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要加大“雨露计划”中长期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的比例, 资助贫困家庭的“两后生”到中专技校学习技能, 与产业发展相衔接。可以与工业园用工企业建立劳动力用工供需合作关系, 紧密结合工业园用工需求, 以“订单培训”、“校企结合”、“职业技能学历培训”等形式, 定向为企业培训、输送适应性强、业务熟练、素质高的可用工人。

( 六) 适度减免税收, 实施长效财政扶持政策

中央投资项目如防洪堤建设、农村人饮、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都是由中央安排项目, 下达投资计划, 同时硬性要求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 一般比例在30% - 50% 左右) , 给贫困地区带来很大困难。建议取消中央投资项目地方财政资金配套要求。建议对设在县企业所得税的分成减少比例, 甚至全部返还, 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一种稳定长效的财政扶持制度。制定相关法规, 将对特困地区的财政扶持规模制度化、长效化。

摘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简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这一提法是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关键词。由于自然地理方面的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扶持等原因, 江西省罗霄山片区一直是我国相对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地区。近年来, 本地区的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扶贫与新农村建设模式, 但也仍存在着影响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必须进行战略革新, 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连片特困地区 篇9

鉴于此, 本文以地处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同心县为样本, 分析其涉农信贷产品发展现状, 找出其结构单一的原因, 并指出相应对策建议, 为各涉农金融机构进一步创新和丰富涉农信贷产品提供借鉴。

一、同心县涉农信贷产品现状分析

近年来, 同心县域各涉农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涉农信贷相关政策, 并结合自身实际, 积极创新涉农信贷产品, 相继推出各自支农品牌, 县域涉农信贷投放量也随之逐步增长。但随着各涉农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创新力度的逐步减弱, 信贷支农投放量增速也有所放缓。截止2016年3月末, 全县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500345万元, 同比增长16.83%, 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13.78个百分点。其中, 各涉农金融机构涉农信贷产品主要分为担保类涉农信贷产品和抵押类涉农信贷产品。

(一) 担保类涉农信贷产品

截止目前, 同心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要推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反担保贷款、互助资金捆绑贷款、妇女创业贷款、全民创业贷款及农户小额联保贷款等涉农信贷产品。中国农业银行同心县支行主要推出了妇女创业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及专业种养大户贷款等涉农信贷产品;同时, 其开展了以惠农卡为载体的农户小额贷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同心县支行推出了三户联保与小额担保贷款信贷产品, 并通过“助农小额循环贷款推荐会”为农村优质客户推出农户小额循环信贷产品。中国工商银行同心支行推出了小额循环信贷产品以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二) 抵押类涉农信贷产品

为盘活农村存量资产, 同心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紧抓国家在农村“三权”抵押方面的相关政策, 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 于2015年尝试推出了以农户宅基地及其附属农房作为抵押物的抵押类涉农信贷产品, 并于当年办理了4笔宅基地抵押贷款业务, 共发放贷款75万元, 并试图逐步推广。截止目前, 2016年办理农房抵押贷款业务1笔, 发放贷款15万元。

综上, 同心县各涉农金融机构主要基于上述两类涉农信贷产品开展涉农信贷业务, 以满足农户用于生产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各涉农金融机构涉农信贷产品模式主要有“合作社+农户贷款”、“公司+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及“公职人员+农户”四种。总体来看, 同心县各涉农金融机构涉农信贷产品结构单一、种类较少, 除使用担保和抵押两类涉农信贷产品外, 灵活、多用、高效的涉农信贷产品仍然较少, 涉农信贷产品有待进一步创新、丰富。

二、涉农信贷产品结构单一的原因分析

(一) 涉农信贷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因基层机构人力资源有限, 知识结构逐步老化, 同心县域各涉农金融机构人员受自身创新能力及外部因素制约, 在涉农信贷产品创新上能力不足, 致使其目前一直沿用较早的涉农信贷产品, 涉农信贷产品的种类及结构仍较单一。同心县各涉农金融机构除使用担保和抵押两类涉农信贷产品外, 尚未推出其他类型涉农信贷产品, 其涉农信贷产品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二) 受内控制度约束, 创新动力不足

经了解, 当前同心县各涉农金融机构的涉农信贷投放都是基于担保和抵押两种形式开展的, 有担保人和抵押物做保证, 形成不良贷款的风险较小。基层各金融机构因自上而下的内控制度约束, 信贷投放自主权受限, 担心自身推出的涉农信贷产品不够成熟, 涉农信贷投放后部分农户无力偿还, 形成不良贷款后上级机构会追究责任, 导致各涉农金融机构多是沿用上级机构推出的涉农信贷产品, 创新动力不足。

(三) 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 同心县各涉农金融机构在内部制度方面, 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涉农信贷产品创新配套机制, 缺乏创新涉农信贷产品的相应激励机制, 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人民银行一年一度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作用未尽发挥, 当地政府与人民银行未根据评估结果对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相应奖励, 导致各涉农机构只是完成本职工作, 对创新涉农信贷产品的积极性不高。

三、创新涉农信贷产品的相应对策

(一) 加强人力资源队伍建设, 提升自身信贷产品创新能力

针对基层涉农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创新能力不足问题, 各涉农金融机构应逐步加强人力资源队伍建设, 专门派遣学习小组到发达地区进行学习交流, 引进先进理念, 优化知识结构。同时, 人民银行应牵头组织各涉农金融机构加强交流, 学习其他涉农机构信贷模式及相应产品, 取长补短, 逐步提升自身涉农信贷产品的创新能力, 为进一步创新涉农信贷产品奠定理论基础。

(二) 着力完善自身内部治理结构

针对各金融机构受内控制度约束问题, 建议各涉农金融机构决策层应着力完善自身创新机制, 优化内部考核机制, 给予基层支行一定的信贷投放自主权, 允许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实际, 自主确立其涉农信贷投放方向, 鼓励其因地制宜地开发效益明显、风险可控、影响力大的创新性涉农信贷产品, 逐步提高其金融创新动力与积极性。同时,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应着力完善自身法人治理结构及金融服务创新机制, 通过优惠政策、资金扶持帮助其化解历史包袱, 使其更好地发挥创新涉农信贷产品的主体及引领作用。

(三) 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 提升创新积极性

针对基层各涉农金融机构涉农信贷产品创新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问题, 各金融机构管理层应建立健全自身涉农信贷产品创新激励机制, 对在信贷产品创新方面取得成效的基层机构给予相应奖励。同时, 建议人民银行应根据每年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结果, 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 通过设立涉农信贷服务创新奖励基金, 对在促进地方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奖励, 并在财政性存款方面优先对待, 人民银行也可用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对相关涉农机构给予一定支持和倾斜, 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涉农信贷产品创新激励机制, 进一步提高其创新涉农信贷产品的积极性。

(四) 切实发挥各部门协调联动作用

连片特困地区 篇10

1 连片特困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

外向型经济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方面交流从而获取外汇的经济活动。当前, 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 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 如果不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不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就无法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必然无法真正走向开放, 难以实现经济全面健康协调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 没有对外开放, 没有经济的国际化, 就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连片特困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 就是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之中, 在参与国际经济中不断扩大开放, 不断深化对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当地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 A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现状

A市于2003年1月获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限, 至2010年的8年间, 共审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户, 合同利用外资1.5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1500万美元。至2014年, A市已有外贸进出口企业140户, 其中生产企业131户, 外贸流通企业7户。生产企业主要生产电解二氧化锰系列产品、碳酸钡等化工系列产品、石材系列产品, 充电镍氢电池系列产品的工业企业占45%;以农业种植加工 (茶叶、药材) 及养殖企业和生产调味品的农副产品企业约占20%。以生产鞋、服饰、箱包等产品的企业占17%;生产旅游产品的企业占5%, 其他生产企业占3%。2013年, A市共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4.08亿美元, 同比增长36%。其中直接进出口1637万美元, 同比增长67.23%。2014年1~5月, 共完成直接进出口额1647万美元, 同比增长541%。

A市现有外商投资企业14户, 资金到位和部分到位的企业9户, 已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3户, 已启动项目前期运作的4户。

从各区县提供的资料来看, 目前尚未有本市企业和机构对外进行直接投资, 对外劳务合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实质性进展。

3 当前A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3.1 出口退税慢

企业普遍反映, 在A市企业从出口到退税需要时间特别长。如该市某鞋业公司通过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口鞋子, 2013年出口535万美元, 按国家相关政策, 应退税473万人民币。按照正常程序, 所有退税应于2014年2月底前全部返还到企业。2014年初, 由于税务部门退税指标不足 (2014年仅301万元) , 导致企业不能及时得到退税款。经市国税局多次与省国税局对接, 2014年5月份已追加退税指标1001万元, 退税指标不足问题才得到解决。2014年4月, A市国税局按照上级要求, 对出口退税企业进行稽查, 按税务部门相关规定, 企业未退税款应待稽查结束后才能到位, 到目前为止, 稽查仍未结束。尽管部分企业已按要求完善退税全部手续, 应退税款未能全部退税到位。退税缓慢, 占用企业资金的时间长, 造成企业发展资金的短缺, 导致企业不敢多接订单或直接将产品以外地企业名义报关, 给A市出口贸易带来很大影响。据初步统计, A市2013年进出口数据外流企业37家, 外流金额3亿多美元, 主要外流商品有锰系列产品, 茶叶、竹笋、缬草油等农产品, 服装、鞋等铝、钡、硅产品等。

3.2 企业融资难

“融资渠道少、门槛高”是A市各进出口企业“融资难”的突出表现。作为进出口企业, 采购商付款具有周期性, 从订单到付款一般需90天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周转。进出口企业由于没有具体资产, 按现有贷款政策, 企业贷款需资产作抵押, 企业贷不到款, 会导致企业资金断裂, 造成企业发展缓慢。

3.3 企业发展成本高

A市作为内陆地区, 不沿海不沿边, 物流也不是很发达, 作为生产型的进出口企业需要庞大的产业链作为支撑, 以减少开发和物流成本。以制鞋企业为例, 在贸易链和供应链短缺情况下, 平均一双鞋成本比沿海地区要高出1美元左右, 甚至有时会因缺少部分制鞋材料导致整张订单的发货时间延长。同时, 据部分生产企业反映, A市水、电费用比周围地区要高, 也加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3.4 开发区配套功能跟不上

A市各省级开发区大部分都处于建设过程中, 而且地处郊区, 配套的服务、生活设施缺乏。如某实业有限公司, 有员工400余人, 该企业在A市B县开发区, 距县城10公里, 未开通公交车, 周围没有任何生活娱乐设施, 员工工作之外的业余生活单调, 导致企业员工流动性非常大, 给企业留住员工造成很大影响。

3.5 外贸人才缺乏

A市外贸进出口工作起步晚, 总量小, 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企业在相关部门办理进出口业务时, 有时会因一些部门对业务不熟悉和相关职能部门对接不畅而延误企业商机。

4 推进A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1 配套外贸服务机构, 出台政策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

增强服务工作主动性, 引进设立省检验检疫局驻A市办事处, 设立市口岸办。积极争取在A市设立海关办事机构, 在经济开发区设立保税仓, 在机场设立航空口岸。为给A市外贸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 拟出台《A市改善对外开放配套服务环境的实施意见》, 从创新政策环境、改善服务环境、强化基础环境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发展。

4.2 建立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由市级财政解决一定资金, 以后每年按5%比例递增, 专项用于鼓励外贸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和扩大进出口规模、参加国内外重要商品 (产品) 展销会、引导企业创立出口品牌、支持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外贸服务、培训外贸企业人才等, 为进出口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引进外地有丰富发展外向型经济经验的企业来A市注册成立商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为A市企业提供进出口融资、国际国内物流、进出口通关 (含报关、报检、代理进出口、检验检疫、代客租船订舱) 、出口退税、保税物流等所有进出口环节的服务。

4.3 加强外向型配套设施建设, 建设对外贸易综合商务区

努力把开发区打造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载体, 做好外向型经济发展规划, 加快发展为企业配套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 想方设法为企业降低成本。在快速干道旁规划建设对外贸易综合商务区, 专门规划建设检验检疫、海关、口岸办等机构业务用房, 为海关入驻创造条件。

4.4 筹建外向型企业协会, 建立企业信用担保机制

将全市从事与对外经济贸易有关的企业联合起来, 组建A市国际商会, 开展行业交流、行业培训, 增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能力, 搭建研究、推广、合作、交流、服务平台, 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 加强与省进出口担保中心及其他担保中心、各银行的联系, 争取成立进出口贸易信用担保公司, 解决出口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支持出口企业扩大出口。

摘要: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一个地区走向开放的重要途径。连片特困地区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的历史使命, 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该类地区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不断提高战略层次, 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 更加积极有效地扩大利用外资, 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连片特困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片区,外向型经济

参考文献

[1]谢守红.我国中心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J].经济地理, 2003 (02) .

[2]杨波.山东省外向型经济发展地域差异及分类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 2004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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