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投资框架（精选6篇）
WTO投资框架 篇1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推进, 传统贸易手段作用的弱化, 具有合法意义的贸易救济手段的应用, 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当务之急是要遵3循和利用WTO规则来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 以应对国外产品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冲击。在了解了中国所面临的经济贸易环境, 若不及时构建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 外企和一些跨国公司可能会大量吞并我国企业, 进而威胁到我国的民族产业。因此我们有必要在WTO规则下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
一、WTO框架下的贸易救济体系
为了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倾销和反补贴针对的是价格歧视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 而保障措施则是针对进口产品激增这一特定情况, 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公平贸易原则下保护进口国国内产业不受损害。
1. 贸易救济的法律体系
WTO的反倾销规则, 主要是明确规定了反倾销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反倾销的程序。认定反倾销必须同时具备如下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存在倾销, 一般是以成本价、第三国价格和本国批发价为判断标准;二是存在损害的事实, 即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的威胁;三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进口国国内相同或者相似产业的损害是由于进口产品的倾销造成的。WTO的反补贴规则, 主要是确定了补贴和反补贴的主要规则, 要求各成员国在其框架下设计国内的补贴与反补贴立法。为各国提供了在不公平贸易条件下获取公平的一种合法性的补救手段。WTO的保障措施, 主要是按照GATT的目标和体制要求, 给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贸易保障机制, 这样可以为双方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 能较好地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并防止贸易限制措施的蔓延。
2. 贸易救济的组织体系
贸易救济的组织体系包括行政组织体系和产业组织体系。行政组织体系是指以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 (即现在的商务部) 和海关为主的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产业组织体系则包括各产业协会和企业。很显然, 这一体系的职能一是要决定对进口产品是否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或对国外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是否采取行动来应对;二是要决定怎样来进行。
WTO通过了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协议为主体的应对办法, 并建立了相对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DSU) 以及一系列的预警防范机制, 构建起了一整套的贸易救济措施体系。其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开展, 而仅仅是为了给成员国在其国内产业遭受不公平竞争或面对进口过量增长的时候, 提供一种保护方法和解决方式。它要求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具有超脱性和代表的广泛性, 以及拥有法律的权力, 能够在审查机制中起到最大且最有效的作用。
3. 贸易救济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
贸易救济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指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性质的专门提供有关WTO事务的各种调查、研究、培训、信息和法律服务的机构。
WTO基于市场经济, 它要求各成员方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提供有效的服务。因此要求行政管理应寓于服务之中, 而在服务中也应体现出行政管理。就政府的公共服务而言, 它包括政府掌握的及所能提供的各类信息资源, 提供生产经营活动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组织社会保障体系, 以及环境保护、城市规划、消防等等。而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是“信息服务”, 即政府要利用其所处的特殊的地位, 及时有效地搜集、分析、整理各个方面的信息, 并及时地把它们传递到各个层面去。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服务, 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阶层提供诸如法律法规、政策信息、重要新闻、机构简介、信息公告和最新的市场动态等等, 使社会各阶层对不同信息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 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分享程度, 降低了因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无效率。
二、我国贸易救济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是根据WTO规则和我国相关法律制定的, 它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我国国内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总称。这一体系的主要职能是要使贸易救济措施的施行有法可依。
1. 法律体系的漏洞
目前, 我国贸易管理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法律依据不足或是无法可依的现象, 法律、法规内容过于笼统, 解释空间过大等问题还很严重。尽管现在的反倾销条例与1997年时的条例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还是没有对反倾销的立法和执法中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进行完全的解决, 也找不到可以有效衡量反倾销措施的成本与收益的机制。反补贴和反倾销的诉讼在具体操作环节和执法程序上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譬如有些程序性的规定还不清楚、透明度不够等。另外, 由于反补贴调查也是采用主管机关双轨制, 因此同样存在着不同机构之间如何协调各自职能的问题等等。《保障措施条例》多是一些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 比较空泛, 缺乏配套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法律条文规定也比较粗浅, 内容也存在空白。尤其是《保障措施条例》和规章在制度设计上还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实施保障措施的成本和收益。
2. 组织体系的不足
国内企业的反倾销意识薄弱、起诉速度较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有一部分的生产企业自我保护意识较差, 一方面对有效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规则认识不够, 错误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就是低价的竞争。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产品遭到国外产品倾销时显得束手无策。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观原因是国内企业严重缺乏对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运行的规律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充分认识, 同时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能力十分缺乏。
我国法律对商会的反倾销职责规定的不是明十分明确, 这就使得商会没有明确的法定职责来支持遭受损害企业的起诉;另外, 纵然商会有支持受损企业起诉的主观愿望, 但因力量不够、经费不够、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明确, 也无力支持受损企业的起诉。同时国家政府对商会支持反倾销工作重视程度也不够。
当前我国反倾销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滞后, 我们缺少精通世贸规则的反“反倾销”和反倾销的人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紧培训反倾销人员、政府官员, 使他们尽快熟悉WTO贸易救济的各项规则与法律;还要加紧在产业方面的宣传、培训与国际交流, 并建立起国际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库。
3.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缺陷
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开其文件、权力内容的义务和责任很少规定, 逐渐形成了内部行政和秘密行政的习惯做法。政府的许多活动都是处于不公开的状态, 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常常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政府部门所了解和已经掌握的统计数据, 普通人想获取某种信息, 却不知道应向谁索取。所以“入世”后我国政府要在履行WTO规定的义务的同时, 使得政府信息服务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国内产业在搜集信息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 国内产业很少有竞争对手的第一手资料的了解, 顶多也只是知道其申请调查对象产品的工艺路线、产能等粗略数据。此外, 还缺乏高效的预警机制、快速的应变机制和合理的内部协调机制等。从事贸易救济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多, 人才缺失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三、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的完善与补充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建立健全与贸易救济体系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为此, 要做两项工作:制定有关的各项法律和法规;修改与完善法律与规章。同时在WTO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合理地运用贸易救济措施, 加快我国的贸易救济立法速度, 建立和完善保护国内产业的法律机制, 从而来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1. 法律体系的完善
首先要丰富立法层次, 完善反补贴法律体系。由于反补贴法调整的是我国的国际贸易关系, 是保护国内产业的法律, 因此应该由权威的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来进行立法, 使其成为补贴与反补贴方面的基本法律。其次法律规定要尽量的详细与具体, 增加其可操作性。不只是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 而是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最后要合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确保经济弱国对经济强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挑战, 这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作用。
2. 组织体系的补充
为了使反倾销制度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经济效应, 在完善相关国内立法的基础上, 还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调查机制。因为反倾销对维护企业自身利益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所以要让企业加强对反倾销运用的研究。尽管我国反倾销立法已经体现出了运用反倾销规则来保护国内产业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 我国还应在适应国际保障措施发展趋势的同时, 尽快建立健全运用保障措施的有效机制。我们要把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综合起来运用, 使之适应全面开展产业损害调查的需要。此外, 我国还要积极运用法律, 培养一大批熟识WTO规则的经贸法律专才, 建立完善的保障措施应对机制, 用以保障我国产业利益和产业安全。
WTO保障措施的适用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参与。政府部门还要建立相应的快速反应机制, 即建立相应的机构, 对相关的事务做出快速的反应, 避免经过繁琐的程序, 耽误了时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做好对企业的服务, 如为企业提供信息。政府和企业在都掌握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 共享各种资源, 便于企业更好地建立预警机制, 在贸易争端发生之前、之中尽快地提出各种可能的预处理方案。
3.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健全
政府要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我国应组建专门的中介组织、咨询企业或机构, 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职能的作用, 为外贸企业打破技术壁垒限制和扩大出口提供有利条件。
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 使广大企业都能了解并掌握我国以及国际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的基本知识和相关规则。这就要求企业要正确并熟练运用国际通行手段, 合法有效地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同时, 尽量避免与减少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情况, 抵制和规避国外有关歧视性反倾销法律条款, 反对其滥用反倾销措施。此外, 高校要与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与企业多方联合。相关出口企业要在面临进口国贸易救济调查的时候, 积极应诉, 主动地向高校及科研机构咨询, 寻求对策。高校及科研机构不但要研究WTO规则下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规则, 为企业提供理论与技术的支持, 而且还要为企业培养并输送熟悉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的专业人才。
摘要：WTO制定贸易救济规则的目的在于维护国际贸易公平和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这三大贸易救济措施是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 各国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工具, 它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当务之急是要遵循和利用WTO规则来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以应对国外产品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冲击。而当前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 所以要借鉴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规则主要是从法律体系、组织体系、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三方面来不断地加强和完善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
关键词：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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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投资框架 篇2
８月１日，世贸组织１４７个成员终于就“多哈回合”的主要议题达成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一度陷入僵局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终于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正式协议达成奠定了基础。
与以往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有效地联合起来，成为谈判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经过发展中成员的共同努力，框架协议草案中利益不平衡的现象得以改进。
７月１６日框架协议草案产生后，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孙振宇和商务部部长助理易小准率中国代表团全面参加了谈判和各议题的磋商，并在谈判中努力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促进框架协议的达成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详细情况可参阅本期“博士点击”）
Ｇｏｏｇｌｅ将首次出售股份市价将超过通用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美国Ｇｏｏｇｌｅ公司７月２６日表示，公司希望通过出售其９％的股份，筹集到３３亿美元。这是Ｇｏｏｇｌｅ首次公开出售股份，预计将成为互联网行业出售股份行动中金额最大的一次。如果出售成功，预计公司的总市值将达到３６２．５亿美元，而Ｇｏｏｇｌｅ两位年轻的创业者也将借上市的东风成为美国最新的亿万富翁。
在递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资料中，Ｇｏｏｇｌｅ估计自己首发股的价格将在１０８到１３５美元的高价位上浮动。一些分析家指出，Ｇｏｏｇｌｅ的市价和其赢利之间的比率已经接近了２０比１，因此Ｇｏｏｇｌｅ的上市行动更可以被看成是网络经济卷土重来的一个信号。
如果上市按计划进行，Ｇｏｏｇｌｅ的市值将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目前的市价高出１００亿美元，是亚马逊网站市价的两倍，略低于雅虎３８０亿美元的市价。
史美伦离任传闻再起
近日，一些财经媒体再度传出中国证监会的第一位“外籍”副主席———“铁娘子”史美伦辞职离任的消息。报道称，史美伦请辞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该请求已经获得有关方面的批准。
尽管证监会方面对于此传闻没有明确表态，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有关人员透露，史美伦身体不太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班了，且由于难以施展所长，早就心存去意。
史美伦２００１年就职后，中国证券市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监管风暴，二级市场也随之经历着大起大落的震荡。有人说，史美伦掀起了净化市场的监管风暴，为投资者“消灭”了一批造假大王。也有人批评，她积极推进国有股减持政策，但她倡导的监管举措与中国证券市场“水土不服”，因此史美伦在任三年，市场就经历了三年的大熊市。
美国报界曝出特大丑闻 第六大报纸发行人辞职
美国报界近来又出丑闻，美国发行量排名第六的报纸《纽约日报》发行人路易斯·西托７月１９日因虚报发行量骗取广告而辞职。这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报纸发行行业曝出的最大丑闻。
《纽约日报》是美国的一份严肃报纸，每天出版３０至５０页，周日多达二三百页。根据其号称７０万的发行量，在美國居第六位。据调查，《纽约日报》扩大发行量的做法从粗暴地派给不想要该报的人报纸到操纵行业规则和造假。在２００４年３月份前的６个月里，该报１５．５％的发行量是在大打折扣基础上产生的，折扣之大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２０家报纸之首。
中国汽车业将诞生首例海外收购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７月２３日宣布，上汽已正式获得对韩国双龙的股份收购权。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企业将诞生首例海外收购。
根据上汽与韩国双龙公司主债权银行朝兴银行签定的备忘录条款，上汽集团将成为双龙４８．９２％股权的独家优先收购者。上汽集团收购这些股份后，将成为双龙汽车公司最大的股东。
谅解备忘录签订后，上汽集团将对双龙汽车公司的资产、债务等情况进行尽职调查，与债权团就收购价格和条件等进行最终谈判。此次上汽集团收购双龙汽车公司已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
位列韩国第四大车辆生产企业的双龙，以生产、销售越野车与高档房车为主，年产量达１８万辆，在其母公司大宇集团于１９９９年被８００亿美元债务压垮后进入破产程序，后经过债转股与业务重整，正待价而沽。截至今年５月份，双龙汽车在韩国轿车市场的占有率约为１１％。
李嘉诚名列《财富》亚洲“最具实力企业家”榜第三
８月２日出版的《财富》杂志列出２００４年亚洲“２５名最具实力企业家”，丰田汽车总裁张富士夫拔得头筹，索尼总裁出井伸之紧随其后，香港首富李嘉诚名列第三，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排行第六。
WTO投资框架 篇3
一、两岸经贸合作的模式选择
1. 两岸经贸合作的理论模式
两岸经贸合作的模式是指在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制度性规范, 并在这种范式的框架下开展双方的交流合作。综合两岸的具体情况, 学者们先后从两岸三地、“大中华经济区”、“中国圈”等角度提出了不少合作模式。目前, 代表性的合作模式是“自由贸易区”模式、“CEPA”模式及“两岸共同市场”模式。
“自由贸易区”模式是指两岸间取消关税与数量限制, 实现商品完全自由流动, 但双方仍可保留对外贸易壁垒。“CEPA”模式是参考大陆与港澳, 实现两岸货物贸易零关税、贸易投资便利化及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两岸共同市场”模式是由萧万长先生在2000年底最先提出的, 它在一体化程度上比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更进一步, 除了包括在成员间完全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非成员方实行统一关税外, 还要求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2. WTO规则许可的两岸经贸合作模式
大陆是以主权国家的名义, 台湾是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先后加入WTO。因此, 两岸同作为成员方, 首先必须遵循WTO规则, 依据WTO许可的空间开展合作。其次,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主权之下, 不完全等同于其他WTO成员方之间的经贸关系, 这意味着模式的选择还要充分考虑两岸特殊关系和现实基础。
早在《GATT1947》第24条第一次将区域一体化成功地纳入多边贸易体系时就为界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这两种区域经济一体化代表形式的概念及构成要件提供了多边条约的国际法律基础。《GATT1947》及后来的《GATT1994》第24条都重点说明了关于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规定, 构成了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 (第三款) 指出, 本协定各项规定不得作为缔约方之间建立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签订有关临时协定的阻碍。这就为缔约方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 (第四款) 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或签订有关临时协定的条件作出了规定, 总体上的限制条件是禁止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他缔约方提高贸易壁垒。
结合WTO条文分析, 说明只要双方签订的区域合作协议符合WTO规定的审查条件, 包括没有提高对其他成员方的贸易壁垒等, 两岸采取区域合作就可行并符合了国际法规定。虽然, 条文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和关税联盟这两种典型的经济一体化形式, 但并不意味着WTO禁止成员间采取比它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因此, 两岸经贸合作的“CEPA”模式、“自由贸易区”模式以及“共同市场”模式都符合WTO的国际法规定, 也都是可以采纳的、可能的经贸合作模式。
3. 选择“两岸共同市场”模式的舆论和理论基础
2005年4月底, “胡连会”中达成了“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的问题”的共识, 这意味着“两岸共同市场”的理念得到大陆政界的认可。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也承诺, 要恢复协商, 以“九二共识”做为复谈基础;扩大经贸交流, 建立共同市场。两岸共同市场是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基调, 希望跟大陆改善经贸关系, 包括直航三通, 金融业登陆, 投资保障协定, 避免双方课税协定。这代表了台湾当局新的立场, 也成为了选择“共同市场”模式的依据。
在理论上, 最初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者普遍认可“CEPA”模式, 认为两岸可以借鉴大陆与港澳间优惠安排的成功经验具有简单操作性和现实性但由于其法律界定上的争议, 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国家内部的贸易优惠安排, 因而遭到台湾方面的反对, 认为这在某种程度矮化了台湾的地位。另一方面, 对于台湾理论界提出的“自由贸易区”模式是指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而台湾作为祖国大陆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不能和大陆之间签订这类国际性条约, 也说明“自由贸易区”模式不具备法律的支撑。为了规避这两种模式所造成的政治敏感性, “两岸共同市场”模式应运而生。这个构想虽然是由台湾学者首先提出的, 但它仍然是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 因而得到了两岸政界、理论学术界等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可, 是完全符合两岸特殊性的合作模式, 是两岸经贸合作模式的最佳选择。
二、两岸构建共同市场的现实基础
近30年来, 两岸经贸合作日益紧密, 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双方的贸易额、台商投资额都在逐年上升。据统计, 截至2008年大陆与台湾的货物贸易额累计高达8573.9亿美元, 大陆对台进口额累计达到7056亿美元, 大陆对台出口额累计达到1518.4亿美元。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贸易顺差来源地和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投资方面, 虽然受政策变化及经济环境的影响,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中间有些波动, 但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台商投资项目数从1989年的539个增长到2008年11月的2092个,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也从1989年的1.6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11月的17.1亿美元。这些数据都有力地说明了两岸合作具有现实基础, 也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共同市场”模式提供了可行性。
根据“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 首先要实现的就是两岸贸易之间取消商品进出口关税和配额等限制, 实现商品要素及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两岸之间的贸易、投资不论总量还是结构都有很大提升, 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表明要素相互流动具有自发的趋势和广阔的市场需求。现阶段, “三通”的基本实现,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及《海峡两岸金融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 (MOU) 的签署, 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两岸合作环境, 为进一步开放金融、运输等领域的市场清除了制度障碍, 有利于加快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进程。
三、两岸经贸合作现状与构建共同市场目标的差距
1. 两岸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 两岸间的经贸发展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 双方合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贸关系非正常化。
首先, 随着两岸贸易总额不断增大, 大陆对台湾的贸易逆差也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截至2008年底, 大陆对台湾的贸易逆差累计已达到5537.6亿美元。长期高额逆差与台湾对大陆限制性经贸政策有很大关系。在两岸经贸往来中, 台湾当局一直实行“严进宽出”的贸易政策, 对从大陆进口商品实行严格管制;相反, 大陆方面则对台湾采取积极开放的经贸政策, 鼓励与台贸易和从台进口商品。这种单方面的开放势必导致贸易的巨额逆差。
其次与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发展对比鲜明的是大陆企业对台湾地区基本上没有投资的项目和金额。主要原因首先是在于台湾对市场开放的限制, 使得大陆对台湾的出口缺少足够的政策支持。其次, 相较于大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 台湾地域狭窄, 资源贫瘠;而台湾在先进技术和设备上的优势远远领先于大陆, 因此, 也就不具备大陆对台湾投资的条件和目标要求。
第三, 两岸生产要素流动仍受到限制。这也导致资源不能充分利用, 体现在不合理的商品贸易结构中。两岸货物进出口集中在机器、机械等制造业产品, 呈现大陆加工、台湾销售的局面。大陆处在产品供应链的低端, 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台湾处在高端, 出口产品附加值及利润率相对较高, 与共同市场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2. 产生差距的原因
这些问题存在主要是政治分歧造成的。两岸的政治分歧由来已久, 部分表现在台湾当局对大陆限制的政策上。
新中国成立后, 海峡两岸一直处于对峙隔绝状态, 直到1979年才恢复经贸关系。1979年,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及“和平统一”和“三通”的倡议, 都遭到台湾方面反对。1996年9月, 李登辉又提出了“戒急用忍”及在投资方面“西进暂缓、推动南向、台湾地区优先”的政策。2002年5月, 陈水扁拒绝实行“三通”, 抛出了台湾“不被矮化、不被地方化、不被边缘化”的三前提。这些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两岸的积极性, 对双方合作发展造成了阻碍。
四、现阶段构建两岸共同市场的路径
1. 构建两岸共同市场的基本原则
两岸共同市场, 是大陆和台湾经济整合的重大构想, 是一个从初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根据萧万长“两岸共同市场”模式的构想, 结合两岸关系的特殊性, 两岸只有在放弃政治分歧、遵循“一个中国”和“WTO规范”两大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才可能展开进一步的协商和经济整合。在此基础之上, 才能实现互利互惠, 加快开放双方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有利于两岸经济交流规模的扩大和合作层次的提高,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形成, 实现两岸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
2. 构建共同市场的近期目标———经贸关系正常化
通过分析可知, 两岸经贸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贸关系非正常化。依据“两岸共同市场”模式的进程来看, 经贸正常化是构建共同市场的第一目标。目前, 第一步经贸正常化的首要条件“三通”已经基本实现。海峡两岸应该重新定位合作关系, 利用“三通”的历史机遇, 进一步改善两岸经贸合作关系。通过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逐步消除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各种障碍, 以经济融合促进政治融合, 最终向“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迈进, 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
现阶段, 要改变两岸非正常的经贸关系, 最重要的是台湾当局政治立场的变化。经济发展及消除危机影响的需要, 已经加强了台湾主动合作的意愿。这也说明了台湾立场的变化, 使双方能先从经济利益考虑, 从政治上的主权争执回归到经济层面的发展加快海峡两岸共同市场的构建。“三通”的实现已经为两岸关系的正常化发展、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优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新形势下, 两岸经贸交流方式正从间接交流为主转向直接交流为主。与此同时, 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潜力正得以进一步发挥, 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交流合作的效率与效益得以进一步显现。伴随着“三通”的实现, 台湾当局逐步对祖国大陆开放岛内市场, 并按照WTO规定的基本权利义务, 对大陆给予平等的成员方待遇, 实现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
接下来, 台湾方面可以通过取消对大陆商品输入的限制, 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 逐步开放双方在产业领域合作的市场。当前, 两岸可以先从金融、旅游等产业入手, 逐步扩大信息、教育文化、能源等其他领域的开放, 改善非正常的经贸关系。金融行业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领域, 金融的深化合作必然能够带动其他领域产业的发展。因而, 两岸应该加大在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开放领域合作, 通过金融行业的开放, 为投资的双向化及其他要素的流动打开方便之门。另外, 在人员交流方面, 旅游产业的深化发展是两岸人员交流的基石, 不仅能够提高两岸人员之间的往来, 也能够促进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和文化的培养, 更为向两岸共同市场模式逐步迈进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两岸交流日益密切。尤其是“三通”基本实现之后, 双方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于“两岸共同市场”模式概念的模糊性, 以及层次的渐进性, 使其成为适合两岸经贸关系的最佳合作模式。
近年来, 两岸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 已经为两岸共同市场的构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两岸经贸关系仍未实现正常化。因此, 现阶段首先要实现的是经贸关系正常化。两岸必须暂时放弃政治分歧, 逐步扩大市场领域, 加强金融、旅游、信息、教育文化、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进而缩小两岸之间的经济差距, 最终迈向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
摘要：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 “两岸共同市场”模式成为同时符合WTO框架、两岸关系和现实基础的合作模式。在两岸“三通”基本实现后, 虽然还存在大陆对台湾贸易逆差大, 基本没有投资, 两岸要素流动受到限制、政治上有分歧等问题, 通过解决政治分歧, 加强金融、旅游等领域合作等途径, 使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 最终达成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
关键词：WTO框架,经贸关系正常化,两岸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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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投资框架 篇4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补贴；正当性
当前传统化石能源面临能源枯竭和负外部性的问题，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各国寻求替代能源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局限于技术与成本，可再生能源尚无法满足各国的迫切需要。面对这一局面，各国政府普遍采取政府干预手段扶持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可再生能源措施作为诉由的贸易争端也不断增加。本文试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视角，首先讨论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对可再生能源措施如何定性、是否授予利益的判断基准；其次讨论在WTO规则下，可再生能源保护措施正当性证明的空间。
一、可再生能源与补贴
1.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内涵
联合国新能源和再生能源会议、国际能源署以及各国国内立法均对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内涵进行了的界定。不同规则对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内涵基本以可再生特性和能源来源种类为限定基准，其中对能源种类的认知也基本一致。因此，笔者综合两方面将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內涵定性为可永续利用并且补充快于消耗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源、地热能和水能等非化石能源。
2.补贴对可再生能源的意义
补贴是国家的经济调节手段，在弥补市场缺陷、调节供求稳定和促进产业前期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首先，从市场进入方面考量，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补贴支持。可再生能源属于技术要求高、资本投入大的产业。一方面，从产业的前期规划，到中期发展，到产业形成的周期很长；另一方面，其能源来源特性导致它在初期阶段风险高、回报低。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漫长的开发历程，使得市场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缺乏信心，因此政府的扶持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不可或缺的条件。其次，可再生能源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性。以竞争机制为调节手段的能源市场中，投资者并不考虑传统化石能源的负外部性影响，传统能源优势明显。持续稳定的政府干预是保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SCM协定下认定可诉性补贴的基本步骤
在SCM中，判断一项措施是否受适用其规则并由此而进行裁决，其判断步骤如下：首先，分析是否存在“财政资助（financial contribution）或收入或价格支持（income or price support）”？若答案为肯定，则继续第二步；接着分析是否“因此授予利益（benefit there by conferred）”？若答案为肯定，则可判定“补贴”存在；接着分析补贴是否具有“专向性（specificity）”？若答案为肯定，则该补贴是SCM协定下的可诉性补贴，至于可采取何种措施则须待第四步分析并举证后，方能确定并实施。
三、上诉机构报告对争议措施的分析
1.争议措施的定性
（1）不同措施定性是否相互排除。从上文SCM协定下认定补贴的基本步骤来看，第一步应对特定措施是否符合SCM协定1.1（a）下各项进行判断，该款中列举了四种措施形式，包括（i）政府提供直接资金转移，潜在的资金或债务转移； （ ii）政府给予税收豁免； （ iii） 政府提供不属于一般基础设施的产品或服务，政府购买产品； （ iv） 政府通过向基金机构支付或对私人机构担保或指示后，由机构行使通常由政府执行的功能。在本案中申诉方提出，争议措施既符（i）项定性又符合（iii）项定性，定性之间不相互排斥应，应对（i）、（iii）两项的相符性都进行判断。专家组报告认为（i）项与（iii）项是相互排斥的。其依据主要有两点：一，这样违背条约有效解释理论；二，美国大飞机案的上诉机构并没有说一个交易可以既属于财政资助又属于直接资金转移。然而，上诉机构最终推翻了专家组的结论，上诉机构认为（i）项与（iii）项不相互排斥可同时符合。上诉机构提到，美国大飞机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中没有清晰的表明（i）项与（iii）项的关系，仅认定直接资金转移和政府采购具有一些类似特征。由此可见，涉案措施可以同时构成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财政补贴行为，但是，这并不是说协议第一条第一款列举的财政补贴形式有相同的性质。使一项措施归于不同财政补贴形式的依据应当是不同的，否则相应的规则就失去了有效性。
（2）争议措施符合“政府采购”的补贴形式。在本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安大略政府固定电价制度涉及政府购买产品的行为，构成第（iii）种财政补贴形式，在这一点上与专家组的认定一致。即使安大略政府通过固定电价制度购买电力的行为是通过多个机构实施的，只要其行为可归于政府就属于政府购买产品的行为，二而该行为具体是通过单一主体还是多个主体实施，该行为所指向的目的是否达成以及如何达成都不影响上述认定。
2.争议措施是否构成“利益给予”
在认定“政府给予利益”1.1（b）的问题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认为应当援引SCM协定第14条的利益计算方法，既通过与“相关市场”的基准比较得出“利益”的存在与否，因此“相关市场”的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专家组将政府管制电力市场的政策目标作为“收益”分析的起点，认定申诉方所列举的其他充分竞争市场不具有可比性，不能作为“相关市场”。笔者认为从SCM协定第14条的字面含义来看，其利益的考量并未包含政府干预正当性的内容，专家组的“绿色解读”已偏离规则本身。
上诉机构在这一问题上则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上诉机构认为与安大略省FIT项目进行对比的“相关市场”应为同为可再生能源市场。上诉机构同时也给出了认定“相关市场”的一些要求，需要确保比较对象为相同时期、类似规模、一致技术的“相关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机构将SCM协定第14 条的解释拉回到约文本身的限定中，剔除了对政府干预的考虑。
四、上訴机构报告的启示
综合专家组意见和上诉机构意见，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都在为可再生能源鼓励措施寻找合理的依据。在相关市场认定上采取新能源单独划分，既考虑供方也考虑需方的论证为新能源措施提供有利论证。从供方角度而言，不用技术条件的能源类型确实不可混为一谈；但从需方而言，消费者对电力是没有区分的。这两个因素本身相互矛盾，上诉机构如何得出以供方标准划分独立市场的结论仍存疑。可见在现行WTO规则下中，依托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该问题有局限性，需要从WTO规则本身寻找解决路径。
1.恢复不可诉补贴
保障可再生能源产业在WTO框架下的发展，这个问题应当由成员方在协议谈判层面解决，而非留给争端解决机构。鉴于对研发的私人投资不足，政府研发支持作为相应的替代措施亦有其正当理由。那么，问题就在于，SCM如何修改以赋予类似措施以正当性？目前，最现实的答案是恢复已经失效的不可诉补贴，即SCM第8条规定的满足特定条件的研发补贴、落后地区发展补贴以及环境政策补贴。
2.援引GATT第20条
事实上，随着第8条的失效，SCM中已不再含有类似于GATT第20条（b）项和（g）GATT第20条的例外能否适用于 SCM。有观点认为，SCM是对GATT第6条和第16条的详述，故GATT第20条可顺理成章地直接适用于SCM，2006年的一份WTO报告就持此论。反对者则认为，SCM自成一体，如同TBT协定与SPS协定。SCM特别解释了GATT的部分条款，但未提及第20条，这从另一侧面表明SCM的起草者不希望将GATT第20条适用于SCM。由于目前尚无案例涉及SCM与GATT第20条的关系，最终定论仍有待观察。尽管目前WTO在处理GATT第20条的适用问题时有欠成熟，但是，将其引入SCM至少提供了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甘瑛.WTO补贴与反补贴法律与实践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9.
[2]单一.WTO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与实务[M].法律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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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wyn Prins，Steve Rayner. Time to Ditch Kyoto，Nature，.Vol.44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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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投资框架 篇5
一、WTO《农业协议》与农业补贴概述
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使农产品贸易这一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得以初步解决, 达成了四个有关农产品贸易的协议。其中《农业协议》是总体框架, 具体规定了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 构成了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的主要内容。《农业协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规定即关于市场准入、关于国内支持、关于出口补贴、关于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规定。
一般意义上的农业补贴是指对农业的财政补贴, 即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农业产业政策目的而将财政收入依法定的标准和方式转移给特定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国家行为[1]。
在WTO《农业协议》框架下, 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的农业补贴, 又称支持性的农业补贴, 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者支持, 其中较大部门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 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 一般被成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 此类政策不要求各国作削减承诺。主要指的是一般农业服务;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者专业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地区援助补贴。另一种是狭义的农业补贴, 又称保护性的农业补贴, 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者其他形式的补贴, 这类补贴又成为保护性补贴, 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显著的扭曲性影响, 一般成为“黄箱政策”, 农业协议要求各国作出削减承诺。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 包括政府对农产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 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
二、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在WTO《农业协议》农业补贴规则下, 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虽然对我国农业的生产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2004年以来我国实行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措施, 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虽不断增加, 但相对不足;我国各地方补贴标准不同, 补贴数额随意性大;农业补贴管理体制运行不畅, 补贴成本高[2];补贴方式不科学;微量允许标准内的“黄箱政策”措施利用不充分[3]。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国长期以来运用行政法规或者政策文件对农业补贴进行规定不无关系, 我国的《农业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 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制不健全, 使得有些措施在实施中不能很好的进行规范, 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农业补贴方面的政策调整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多变的, 只有法律的规范才是相对稳定和长远的。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将有关农业补贴政策法律化、制度化确有必要, 必要性分析如下。
首先, 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是保护、支持农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后产业政策取向的一般规律, 目前我国正在步入这一阶段, 确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政策是这一阶段的必然要求。《农业法》及相关法律应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对国家保护、支持农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作出全面而具体的制度安排, 这是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也是依法治农的基本要求。
其次, 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是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实行统一规划和监督的需要。由于长期以来农业补贴主要依据国家的政策性文件进行, 导致我国各省的农业补贴标准、依据、数额、期限的确定有很大随意性。由于各地的不同, 难以实行统一和全面的规划和监督, 难以实行统一和全面的监督和规划, 影响农业补贴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效果。
再次, 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是农业补贴获得公共财政支出所需法律依据的需要。农业补贴涉及公共财政的支出, 只有健全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使其获得了权源及程序方面的法律依据才能够获得稳定的财政支出支持。
最后, 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是WTO规则的要求。我国在入世协议中作出了提高农业补贴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承诺, 这意味着, 推进农业补贴的法制化, 保证农业补贴的透明度和规范化, 在WTO框架下促进农业稳定持续发展, 也是WTO规则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
总之, 为保护和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 尽快建立一套既不违反WTO法律规则、又能使我国农业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农业补贴立法现状与不足
我国现阶段农业补贴领域的法制并不健全, 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补贴法, 现有的有关农业补贴的规定都分散在各项法律法规中。目前涉及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有:《农业法》 (2002年) 、《农业技术推广法》 (1993年)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2004年) 、《动物检疫法》 (1997年) 、《植物检疫条例》 (1992年) 、《退耕还林条例》 (200年) 等。综观现有的法律法规, 我们发现存在以下的不足之处:
首先, 多数法律法规颁布于我国入世前, 部分内容比较陈旧, 不适应WTO《农业协议》的规定。如上所列,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外, 其余法律法规都颁布于1995年WTO《农业协议》生效前和2001年我国加入WTO前, 其中必然有一些法律内容与WTO规则及《农业协议》的要求不相符合。
其次, 法律制度不健全, 农业补贴领域仍存在许多立法空白。虽然上述所列的法律法规中有WTO《农业协议》规定的“绿箱”、“黄箱”、“蓝箱”措施的相关规定, 但是规定内容并不完善, 而且仍有许多农业补贴措施我国现在没有相关立法, 形成空白领域。
再次, 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和宽泛, 缺乏可操作性。有关农业补贴法律条款的表述一般都比较原则和笼统, 导向性、提倡性表述比较多, 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大多数条款关于农业补贴的表述比较宽泛, 如表述为支持、扶持、鼓励、救助等, 很难判断是否属于农业补贴的范畴。
最后, 相关法律法规中欠缺程序性规范。除了实体上的规定外, 我国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规定中, 还应有程序方面的规定。但就目前现状而言, 缺乏关于执行、监督、听证等方面程序规范, 既不符合WTO透明度规则, 也不利于我国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效果。
(二) 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建议
WTO《农业协议》将各成员国的农业补贴纳入了WTO规则之下, 我国要建设完善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 必须以WTO《农业协议》为立法的根本依据, 同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对现有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有关农业补贴的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1. 以WTO《农业协议》为依据, 明确我国农业补贴立法的目标与原则
美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 日本是保障粮食安全。我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多地少, 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应是我国农业补贴立法的主要目标[4]。
以WTO规则及《农业协议》为依据, 我国的农业补贴立法中应该坚持的原则:一是适应WTO规则以及《农业协议》的基本要求, 以国家利益、农业利益和农民利益为标准, 充分利用例外条款和保障措施,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遵守规则、利用规则;二是坚持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与农业环境保护、农业补贴与贫困地区援助相结合;三是重视农业补贴程序立法, 体现WTO规则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四是以保障农民收入增长为核心, 突出“绿箱”支持的地位, 合理利用“黄箱”支持, 用好用足“发展箱”[5]。
2.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
在国内法上, 对农业补贴以法律制度方式作出较为完善规定的典型是美国农业法与日本农业法, 这两国的立法体例却又大不相同[6]。美国农业立法呈现出综合化法典的体例特征, 即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典对农业补贴进行单法规制;日本的农业立法则呈现出体系化的体例特征, 即制定一部农业补贴基本法, 配合其他单行法律法规共同规制。这两种立法模式相比较而言, 前者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但也存在着某些农业补贴措施实施环境的改变而动辄就要修改法典的不稳定性的缺点。后者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于许多农业基本法中已经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的农业补贴措施, 因无具体的专门立法可能无法实施。
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 由于我国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 加之我国农业补贴是涉及补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金额、补贴范围等多方面, 保险、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多领域的复杂问题, 我们认为宜以日本的体系化立法模式为借鉴, 制定一部农业补贴基本法, 重点规定农业补贴的基础性和程序性内容, 作为农业补贴单行法的适用基础。
3. 修改、补充、完善现有的农业补贴法律法规
首先, 明确、清晰界定法律概念, 避免法律概念使用混乱。建议在农业补贴基本法中对农业补贴的含义及法律性质作出清楚、明确的界定, 避免现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中“补助”“扶持”“鼓励”等概念不统一、使用混乱的局面。
其次, 增加、补充相关实体规范、填补立法空白, 完善现有法律规范, 增强可操作性。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补充有关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投入补贴、环境保护补贴、不发达地区农业开发补贴等法律规范, 并具体规定各自的补贴目的、补贴标准、补贴数额、资金来源、补贴方式等内容。这些补贴是WTO《农业协议》允许我国可以采用的补贴方式, 我们通过立法将其法律化, 更有助于发挥保护农业、支持农业的作用。
同时在农业保险、农业灾害救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对于现有原则性、概括性的法律规范, 进一步细化、完善, 增强可操作性。具体包括:明确农业保险的定位、性质、经营原则、范围、投保和理赔的程序、农业保险组织的种类、农业保险经营规则以及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明确农业灾害救助的范围、资金来源、灾害救助的方式、资金支付和监督管理;明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投入和建设等等, 以期构建统一、协调、系统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
最后, 完善程序性法律规范, 确保农业补贴措施有效利用。如上文所指出的, 我国目前农业补贴的相关法律法规中, 程序性规范严重缺乏, 导致农业补贴措施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农业补贴措施本是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 但是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农民参与农业补贴的权利加以保障, 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民听证、保障农民参与权利的法律规范;同时完善农业补贴执行程序、管理体制及监督过程等方面的程序规范, 使得补贴程序法定化, 既可以有效规范政府行为, 也是对纳税人负责, 毕竟农业补贴的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 纳税人有权知悉与监督农业补贴的执行过程。总之, 公开、透明的程序规范才能确保农业补贴措施最大化的有效利用, 确保农业的协调稳定发展。
摘要：WTO《农业协议》将各成员国的农业补贴纳入了WTO规则之下, 我国入世后在农业补贴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问题要依靠法律规范加以解决, 所以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尤为必要, 因此必须以WTO《农业协议》为立法的根本依据, 同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对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农业补贴的规范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以期促进我国农业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关键词：《农业协议》,农业补贴,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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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投资框架 篇6
在W TO背景下, 各国家为保护本国经济, 纷纷制定贸易保护措施, 其中“绿色贸易壁垒”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可见“环境”问题日显其重要地位, 而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不能只看城市, 虽然我国个别城市环境状况良好, 但就全国范围而言仍属较差, 尤其是农村环境在进一步恶化。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农药、化肥等技术的广泛使用解决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 使全球人口的口食问题得以缓解。但是, 这种化工型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在我国,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4年的数据, 从1978年到1998年, 中国农业“污灌面积”从500万亩增加到5427万亩, 而目前全国受污染土地面积有1.5亿亩;2003年, 中国农田化肥施用量为每公顷464.5公斤, 超过发达国家安全施用量每公顷225公斤上限的一倍以上;农药施用量达每公顷15公斤, 是发达国家的每公顷使用量的两倍多, 其中, 高毒农药占农药施用总量的70%[1], 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残留农药在部分地区仍有生产和施用。相关调查表明, 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80多亿吨, 生活垃圾约1.2亿吨[2], 严重污染了农村环境。另外, 我国极力推行“三农”, 农乡企业纷纷涌现, 对我经济极为有利, 但令人担忧的是众多企业把农村当成了排污的后花园, 再加上, 农村生活垃圾不能及时有效的得到处理, 由此便产生了农村的三大污染:药肥污染, 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事至此仅是开始, 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水源、土壤被污染, 生态环境被破坏, 粮食品质下降, 人畜安全受到威胁, 农村环境堪忧。我国在大力进行法制建设, 令人费解的是, 有关农村环境的立法甚少, 面对农村环境问题, 我们应如何实现农村环境法制化建设?
长久以来, 我国农村环境状况的维持多是依靠“道德”二字, 因而一种常见的状况是“各家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农村居民往往只注意到自身的方便, 可以随意的处置生活垃圾, 对属于自己支配的土地也会随意施加药肥, 完全不顾其环境后果, 他们不能把自身行为上升到环境问题,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危机将来, 有损后辈生存, 可见, 传统的道德环境观念已难以继续维护农村环境卫生, 农村环境立法已提上议事日程。
一、我国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1. 立法方面
到目前为止, 我国并没有综合性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 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但是在快速发展的今天, 其弊端日显, 主要体现为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 有关农村环境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体系, 其中的农药污染控制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农村污染的法规也是特别法, 而目前没有与此相匹配的程序法存在, 因而往往权利救济落空。有关农村环境的法律还有《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农业技术推广法》, 但是他们也只是对农业环境保护、农业环境保护技术、农田保护做了规定, 而且有些仅仅是原则性规定, 没有具体的法规, 对于农民生活环境的保护法规没有涉及, 这与当前建设“新农村”的步调并不一致。在地方, 各个省也相继颁布了农业环境保护法, 比如江苏省与广东省都在1998年出台了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但是这些条例着重农业环境保护, 还是忽略了农民的生活环境。有一项关于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计划, 那就是《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 涉及到了村庄环境污染、工业企业污染防治、土壤污染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农村引用水安全以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各个方面, 但是这些只是计划, 还缺乏法律依据, 有待于进一步上升为法律。土地保护法方面, 我国有《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 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涉及土地污染问题。在农村水污染防治法方面, 我国有《水污染防治法》、《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等法规。防治农药污染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很多, 比如《有机磷剧毒农药安全使用规程》;1982年发布的《农药登记规定》, 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农药登记规定实施细则》、《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登记审批委员会组成办法》[3]。但是, 应当看到, 农村的空气污染日渐严重, 主要是由于污染物的燃烧造成的, 比如为了生产木炭, 要让木材在氧气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燃烧, 因而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 会严重的刺激人的呼吸系统, 而当前生产木炭的设备仍旧是“土方法”, 没有相关的法律对这种现象予以限制或制止。因此有关农村空气防治的法律有待出台。农村固体垃圾的处理仍处于随意状态, 造成河流与道路的垃圾堆积, 所以农村固体垃圾处理方法法律也有待出台。当前农村都有自己的水塔供自己饮水, 可是由于水井钻打太浅, 使水的质量达不到引用标准, 影响身体健康, 然而并没有相关法律对农村饮水进行规范, 有文件提出这种问题, 但是并没有实施, 可见在法律规定或者是法律执行方面都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执法方面
在我国农村环境法方面, 不仅是法律不够健全, 现有的法律实施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我国, 环境行政机关的设立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的, 《环境保护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和十几个依法拥有环境行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拥有国家环境行政管理权[4]。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是目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主要的执法主体, 农业部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在地方, 各个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地方政府的指导拥有地方环境保护条例的执法权。但是我国农村环境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缺陷, 对于农村环境法的执行往往只见于文件, 在边远农村地区, 破坏环境的行为可谓是屡见不鲜, 但是极少会有人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环境问题分管部门的职权划分不明确, 环境部门执法机构不明确自身职责, 因而在出现环境问题的时候往往无人来问或者是多人来问, 这样会严重影响执法效率, 长期下去, 我国的农村环境问题将积重难返。在农村, 很少有人会了解环境信息, 可见农民缺乏必要的知情权, 虽不能像城市环境保护一样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但至少要让农民知道自身的环境状况, 了解破坏环境的后果, 以图公众可以自觉保护环境, 如果能够在源头上打断破坏环境的行为, 环境问题将迎刃而解, 正所谓, 守法解决执法问题, 意在于此。就全国范围而言, 执法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两高一低”问题, 即守法成本高, 执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5]。在农村, 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比如说一些乡镇企业处理废水、废料的方式往往是直接投回大自然, 并没有相应的处理设施, 这主要还是因为处理废料的成本太高, 在农村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 这种直接的处理方式较之在城市显得更方便, 可是, 应当看到, 越是方便的违法, 越是带来更大的破坏, 因而在农村更加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法律的执行力度, 让方便变得不方便, 从而缓解农村环境压力。另外, 在基层也难免出现一些环境执法违规行为, 比如说, 有些地方环保部门领导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对于有些企业的破坏环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主要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环境执法责任制度, 使得环境执法部门以及执法人员缺少法律管制的压力, 或者说是过度的自由磨灭了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因而尽快建立起地方环境行政执法制度极为必要。
面对我国农村环境存在的问题, 国外并没有现成的可供借鉴的方法。不过我们应该避免重蹈“先污染, 后治理”的覆辙, 在环境保护法方面, 各国存在的共同点就是都有一部环境基本法在充当“环境宪法”的角色, 没有综合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存在, 例如日本的《环境基本法》, 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 欧盟的《欧盟环境法模式》等等, 都是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指导原则, 由此产生其他“部门法”, 虽然可以形成一整套国家环境保护法体系, 但是并没有因此产生农村环境保护法的小体系, 这是对农村环境保护忽视所致, 可见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不仅仅为中国所特有。
二、W TO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关系
经过多年努力, 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叩开W TO的大门, 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W TO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 旨在消除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G A TT1994第11条规定, W TO成员不得维持除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之外的出口限制措施。但是在此W TO有一个“环境例外”规定, 这是因为国际上不支持以牺牲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贸易和增长, 在全球环境发展的大趋势之下, 国际社会正在逐步认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贸易限制。但是W TO贸易限制的真正目的并不清晰, 其究竟是保护环境还是在实施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就不得而知。
农产品出口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近年来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不可幸免的受到了“环境保护”的影响, 从2004年开始, 欧盟正式禁止了320种农药在欧盟的销售, 其中涉及我国的农药产品多达60余种。由于这些农药属于我国种植业常用的品种, 欧盟此项禁令将对我国水果、蔬菜等多种农产品出口构成壁垒。日本把从我国进口的大米残留检测项目由56项增加到104项。欧盟对我国茶叶的农残检测也由29项增至62项, 日本则多达77项[6]。2007年10月, 日本各检疫所共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74批。其中与肯定列表制度相关的农药、兽药残留不合格数为27批。该月我国输日食品共被检出23批不合格, 与肯定列表制度相关的为7批, 日方共从进口食品中检出农药兽药残留超标907批, 其中我方为340批, 占37.5%。可见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中有合理的环境保护, 也有以此为借口的环境壁垒, 环境保护已经开始与国际贸易接轨, 面对这些情况, 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 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前W TO对滥用环境保护的现象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 主要体现在实施保护措施的三个前提条件:一是该措施是为了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 二是该措施须与国内生产或消费的措施一同实施, 三是该措施不得在不同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也不得构成对贸易的变相限制[7]。但是并没有解决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壁垒问题, 笔者认为, 欲解决此问题, 我们应当从两方面做起:
首先寻找问题。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问题一是各国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环境保护标准, 也就是它们提高了自身的环境保护标准, 使得我国农产品难以进入它们的市场;二是我国农村环境标准太低, 使得农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即使通过了国家出口检验, 也难以达到国际标准。
其次解决问题。面对国外的“高标准”, 我们可以要求他国在农产品进口检验时以国际标准为准, 对于他国的不合理标准不应采纳。我们还可以与他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 按照该协议的标准进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此外, 我们应当提高自己的环境标准, 规定农药化肥限用品种, 严格在W TO的环境下进行农产品生产。当然, 要做到这些, 首先应该明确各国对农产品的要求, 对于各国禁止的农药、化肥, 我们在生产时就应当避免使用, 目前最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要求的条件是于2004年2月24日生效的《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我国签署了该公约。公约要求缔约方在进行国际贸易时, 应对《鹿特丹公约》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即只有在得到进口国主管部门的同意后, 才能出口这些产品。当我们明确了应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产品能够得到他国的认可, 再去生产的时候就会减少“不合格”产品的出现。
农业虽说已经不再是我国的支柱产业, 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旧不可忽视, 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容乐观,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各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 出口贸易严重受阻, 因而我们更加注重内销, 自给自足的局面也已打开, 因而更加不能忽视农业发展, 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应该在此时更加得到重视, 保护好我们的环境, 实现现在生产绿色产品, 将来还可以生产出绿色产品的目标, 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国际需要, 受益最深的还应该是国人。
三、加强农村环境建设的若干意见
1. 实行农村环境法治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长久以来农村环境的放任发展, 造成了农村环境的不断恶化, 中国正力图向法治国家发展, 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也应该全面跟上时代步伐, 在依法治国的方针之下大力发展“依法治环境”方针, 尽快出台一部综合性的农村环境法律, 明确行为人的环境法律责任, 健全农村环境诉讼法律制度, 在处理农村环境案件时做到“有法可依”。加大农村环境法律的执法力度, 对于有损环境的行为, 不论是行政人员或者是普通百姓, 都要予以坚决制止, 做到“有法必依”。
2. 有针对性的加强地方立法
我国农村范围广, 而且各个地方的情况各异, 如果单依靠国家立法, 很难有针对性地解决每个地方的环境问题, 一旦有环境案件出现, 往往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依, 极大的减低的办案的效率和质量, 因而各个地方政府, 应及时了解当地环境状况及原因, 根据实地情况以及国家立法程序出台相关法律, 就能使当地的环境问题得到及时高效的解决。比如在施肥农区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法律, 在养殖农区制定禽畜养殖污染防治法律, 对于决大多数农村普遍存在的污水和垃圾问题制定相关法律, 对于饮用水源地, 湖泊水域, 南方河网地域等水环境敏感地区制定污染排放标准及处罚办法。总之, 这种“局部布网”的立法方法, 会有效的减少“漏网之鱼”。
3. 加强农村环境法的执行力度
在我国, 执法主体往往片面追求效率, 环保部门缺少必要的强制执行权, 环境法制体制随意设置导致其缺乏必要的权威, 加上执法依据不足, 地方保护主意的存在, 使我国出现了“环境执法难”的尴尬局面, 在农村主要是由于没有执法依据, 地方政府“偏爱”当地企业, 农民缺少环境法律知识, 环境法执行人员缺乏, 使得“农村环境执法更难”, 农村环境执法做为农村环境法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有必要消除农村环境执法难的状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 完善农村环境法律法规, 使执法主题有法可依, 第二, 消除地方保护主意,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该从环境的大局着想, 环境的可持续才能带来经济的可持续。第三, 提高农民的环境法律意识, 让农民知道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第四, 培养农村环境执法人员, 提高现有环境执法人员自身执法能力, 以防“有法无人执行, 执行没有效率”。
4. 加强农村环境监测工作
各级政府若想及时了解环境状况的变化, 需依赖于环境监测, 环保部门履行其法定职责也要以环境监测为基础, 在我国, 有2300多个环境监测站, 和4.7万余人的环境监测队伍, 但是在农村环境监测这一环节比较薄弱, 这也是农村环境建设落后的一大标志。为此, 我们应当建立和完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 定期公布农村环境状况, 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和基本农田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监测。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在农村立项, 加大环境监测执法力度, 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研究建立农村环境健康危害监测网络, 开展污染物与健康危害风险评价工作, 提高污染事故鉴定和处置能力。
5. 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我国农村人口较城市人口, 法律意识较低, 他们对于自己的权利与责任不明确, 这种“法律盲区”的现象在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显得更为突出, 这主要是因为农民缺乏环境保护知识, 没有在农村地区树立其环境保护理念, 因而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当薄弱。因此,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极为必要。我们应当以“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为理念, 全方位, 多层次开展农村环境保护知识宣传工作, 在农村让人们熟悉环境法, 遵守环境法, 真正实现农村环境法治。
摘要：我国农村环境日渐恶化, 这与我国农村环境法缺位有很大关系, 本文旨在对当前农村环境法状况予以介绍, 并根据农村的实际提出若干农村法制建议。农村环境恶化, 也导致农产品的质量问题, 这影响到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在WTO背景下, 由于各国环境保护的限制, 我国有些农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应当加强农村环境立法, 提高农产品质量, 以消除环境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环境法,农村环境建设,环境法制,立法,法律执行
参考文献
[1]章轲.化工农业走到穷途:牺牲生态每年减产100亿公斤.第一财经日报.2006.
[2]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计划.
[3]吕忠梅.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北京.2008.383.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七条.
[5]王树义.环境法系列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北京.2008.120.
[6]杨树明.非关税贸易壁垒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北京.2007.5.
[7]environm entaleconom y2008.11, 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