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方志

2024-08-31

编纂方志（共4篇）

编纂方志篇1

贵州, 自明永乐十一年 (1413) 设置布政使司, 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贵州行省的建立, 结束了长期分隶于云南、四川、湖广三行省的分散状况。清雍正年间对贵州实行“改土归流”, 促进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从当时编纂者经世济用的编纂思想, 还是从贵州在西南边疆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来看, 这些都是促使方志编修方兴未艾的重要原因。据张新民先生统计, 贵州编纂方志“明代七十四部, 清代一百八十一部, 民国八十二部。……今存者仅明代七部, 清代八十一部, 民国七十五部, 总计凡一百六十四部”[1]172。笔者专文就民国贵州方志教育史料编纂特点等进行考述, 以资于教育志编纂研究, 以下详述。

一、重视地方社会调查

重视社会调查, 即通过实地采访方式获得更为贴近实际的数据、文献等原始资料, 保证方志教育史料编写的真实性。

如《民国羊场分县访册》 (民国二十五年稿本) 该书系郎岱县岩脚小学校长 (后为郎岱县长) 黄华清调研采访所得, 同年, 由葛咏谷等人采访, 安顺图书馆编纂, 复制《郎岱县访稿》共八分卷, 也系根据社会访谈写成, 其学校志细分为文化、黉宫、学制、书院、学堂。水族史学奠基人潘一志所撰《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 该书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对民国荔波县的文化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记录。该书还对清代荔波县科举的举人进行了细致罗列。如书中对荔波设学时间及布依族、水族中举的情况进行了考证, 极富史学价值[4]507。

值得注意的是, 抗日战争时期, 私立大夏大学及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附设的乡政学院由上海迁至贵州, 这一时期, 出现了几部乡土教材调查报告, 如民国张少微、吴泽霖等撰《民国惠水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 (民国三十六年) , 据张新民先生《贵州地方志举要》一书记载“国民党教育部为编辑各地乡土教材, 特拟定编目草案, 委派吴泽霖、王成祖在贵州择一县试验编辑。吴、王二人以定番为乡政学院实习试验地, 较能代表中国一般县志及汉苗分配状态, 查阅档案书籍亦较方便, 即选为调查对象。调查历时七月, 除普遍调查外, 还对金镇、苗寨马鞍井及夷 (布依族) 寨么雪作了抽样调查。又注意搜集文献, 调阅档案, 翻检志书。参加者吴泽霖、王成祖为主要负责人, 还有陈国均搜集整理材料, 张少微曾主持过一个月的工作, 其余担任实际调查, 整理材料, 绘制图表及钞写校对的, 则为吴泽炎, 杨仲明、陈为干, 覃恩泽、刘叔和等十三人, 并得到地方人士的协助”[5]120。不过该调查报告教育部分极为简略。此外还有吴泽霖撰《民国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 (民国二十八年) , 该调查报告采用了近代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相关社会调查, 其中包含了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如该书就记载了定番县在民国二十五年起, 县府有取缔不入学的学龄儿童办法, 其规定如下:“凡应入学而不入学者, 对其家长或保护人予以限期入学之书面劝告, 其不受劝告者得将其姓名榜示警告, 如仍不遵行, 得由区保请县政府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缓, 仍须责令入学。”[6]281吴泽霖等学者还对定番县小学生所受教育程度进行了测验。具体以定番城区男小、定番开明小学、贵阳达德小学、贵阳乐群小学为调查学校, 其调查数据较为详尽, 具有相当的价值。此外, 如孔福民编修《民国桐梓县概况》 (民国二十七年) 对桐梓县教育存在的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刘国璋编《民国紫云县社会调查》 (民国三十四年) 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对紫云县各级教育机关、文化团体及文化事业以及社会教育、中等教育均作了详细说明, 具有相当史料价值。

二、保留原始教育文献

民国时期贵州方志教育史料的编纂还呈现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保留了大量明清以来有关教育的原始文献如官员奏折、政府法令等等。如民国赵端远编纂《水城县志草稿》, 此稿为民国十七年 (1928) 赵续纂第二部水城县志书原稿, 其卷帙已不可考, 仅存学校、选举2卷, 藏水城县档案馆。该书保存有光绪二年黎培敬《题请拔学添校疏》。其教育志内容包含义塾、私馆、学校门学校、学堂学校。又如民国《麻江县志》 (民国拓泽忠、周恭寿修, 熊继飞等纂) , 其教育史料编纂保留了不少当时朝臣关于教育方面的奏疏如田雯、王燕所上的奏折等, 极富参考价值。

民国《三合县志略》 (胡翯修纂, 民国二十九年) 包含大量关于晚清至民国学校建置的原始文献, 如贵州提学使柯劭忞有关城区小学校建校的批复、包楚琳撰改建两级学校礼堂记。对各学校建校发展作了简述。陈绍令等修, 李承栋纂《民国黄平县志》 (民国十年) 其教育志部分包含大量晚清及民国政府教育法令文献, 分为书院附义学宾兴, 学校;选举志分为科第附荐辟考试、贡监附毕业。尤为珍贵的是收录了大量晚清民国初期贵州留洋学生名单, 其中收有留日学生名单。

李退谷修、朱勋纂《民国瓮安县志》 (民国四年) , 该志十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其志论述道:“官师之役, 化导是责, 饱食暖衣, 逸居岂得?作学校志第十一。户诵家弦, 教泽所渐, 读书致用, 兴能兴贤, 尤非可缓, 作科员表第十二。”尤为注意的是该志官员教育方面的内容占全书近十分之一的篇幅, 它不仅用文字和图表详叙教育情况, 而且在学校志的开头, 用六页的篇幅阐述了办教育的重大作用, 然后按朝代分别叙述学校设置沿革、规模、学绩等情况[7]51。

周恭寿修, 赵恺、杨恩元纂《民国续遵义府志》 (民国二十五年) 该志教育志部分保存了大量关于教育的奏折, 极具史料价值。李世祚修、犹海龙等纂《民国桐梓县志》 (民国十九年) 其中选举志对各类学校毕业的学生均有详细说明。解幼莹修, 钟景贤撰《民国开阳县志稿》 (民国二十九年) 对高中以上学校大学生情况有记录, 包括留日学生情况。

卢杰创修, 蒋芷泽等纂《民国兴义县志》 (民国三十七年) 其教育史料部分包括清代学制、考试、试费、科举表、书院、学校等, 其中省国内外留学生一栏表对兴义留学省内外的学子均作了较为详细的统计。此外, 该志书还注意到社会教育, 用专门的篇幅加以论述。方中等修, 龙在深、杨永焘等纂《民国清镇县志稿》其中收录了清镇县大学及专科学校毕业生表。王佐、樊昌绪修, 顾枞纂《民国息烽县志》 (民国二十九年) 其保留有“诸学结业给证男女姓氏表”。阮略纂修《民国剑河县志》 (民国三十四年) 对民国时期剑河县人口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 同时还对地方经费来源及捐率用途进行了说明。

此外, 由刘显世、谷正伦修, 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一书对贵州明清以来各地府州所设儒学、学额 (收录《李时华增设县学疏》、《田雯请建学疏》、《王燕请添设学校以弘教化疏》、《贵州巡抚黎培敬疏》、《江西巡抚刘坤一疏》等) 、书院、义学、学堂 (收录了当时晚清设学堂, 派外留学的一些奏疏) 等进行了详细记载, 保留了丰富的原始教育文献, 极富学术价值。

三、编志人员整体水平较高

民国时期, 尽管军阀混战, 安定局面较短, 但贵州各地政府对编纂修志还是较为重视, 各地编志人员的水平还是值得关注的。

杨焜修、涂芳藩纂《民国思县志稿》 (民国八年) , 杨焜曾在民国七年担任思县知事兼此稿纂修经理, 涂芳藩为思县人, 廪生, 思县劝学所长兼志稿总纂。其教育志中《学校》记载较为详细, 主要为前事志。其具体分为学校、书院、义学、学堂。

窦全曾修, 陈矩纂《民国都匀县志稿》 (民国十四年) 教育志部分广征博引, 收录了大量原始教育文献如提学万士和重修都匀儒学记、思南田布政秋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巡抚王燕请添设学校疏、莫与铸贵州建省以来置学记、张翀读书堂记、杨华增修匀阳书院碑记等资料。编纂者陈矩曾随遵义黎庶昌出使日本、整理文案, 为黎主要随员。十七年回国后, 历任四川台州、石泉、三合等县知县, 后任成都知府。陈矩晚年主要从事文化学术研究, 民国八年, 他任民国《贵州通志》分纂。次年受聘主纂《都匀县志》。陈矩在文化学术上造诣深厚, 编有《日本金石书》, 《贵州通志金石志稿》。

民国二十七年, 拓泽忠、周恭寿修, 熊继飞等纂《民国麻江县志》, 拓泽忠曾任麻江县县长, 周恭寿字铭久, 麻江县人, 曾任遵义县县长,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熊继飞, 字凤铎, 麻江县人, 光绪末年留学日本, 曾任贵州省议会议员兼文献征辑馆采访、麻江县县志起草主任。该县志收录了清康熙二十七年贵州巡抚田雯请建州学并定学额八名疏, 三十八年巡抚王燕续奏建州学疏, 收入徐凤喈《三台书院碑记》等重要教育文献。

郭辅相修, 王世鑫等纂《民国八寨县志稿》 (民国二十一年) , 王世鑫曾在十七年 (1928年) 任八寨县教育局长, 集资创建德禄汛、百元寨、卓佐、摆泥四所乡村国民小学。在县长郭辅相大力支持下, 成立“修志局”, 同时, 召集地方贤达人士编修《八寨县志》, 并兼任主编。修志经费不足, 带头捐银三百七十六元。经过四年努力, 《八寨县志稿》纂成, 系统地记载了八寨历史。

朱嗣元修、钱光国等纂《民国施秉县志》 (民国九年稿本) , 编纂者朱嗣元, 曾任施秉、黔西、榕江、锦屏等县县长。他十分重视地方文教事业。任施秉知事时, 以修史续志与文化攸关, 为《施秉县志》筹经费、聘编纂、征文献。志稿终于在民国九年告成。共二卷, 计二十册。不过《施秉县志》教育史料甚少。

综上所述, 民国贵州方志教育史料编纂在重视社会调查、保留原始教育文献及编志人员的选择上都颇具特色, 时至今日, 仍然值得方志编纂者借鉴。

参考文献

[1]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论[J].贵州民族研究, 2007 (2) .

[2]张新民.民国贵州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探析[J].中国地方志, 2009 (2) .

[3]滕树立.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述论[D].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8.

[4]潘一志.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M].//黄家服, 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M].巴蜀书社, 2006.

[5]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举要[M].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8.

[6]吴泽霖.民国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M].第25册.巴蜀书社, 2006.

[7]李英勤.民国《瓮安县志》浅析[J].黔南史志通讯, 1986 (2) .

编纂方志篇2

【发布文号】中指组发[1998]01号【发布日期】1998-02-10 【生效日期】1998-02-10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

《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中指组发〔1998〕01号一九九八年二月十日）

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现将1997年5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予以颁发，请遵照执行。原《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停止使用。

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为使我国地方志编纂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编纂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对全面了解和反映我国地情国情，对推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对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有重要意义。

第三条编纂地方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四条编纂地方志应继承我国历代修志优良传统，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坚持改革创新，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第五条编纂地方志应延续不断。各级地方志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各地在上届志书完成后，要着手为下届志书续修积累资料。

第二章组织领导

第六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从政策上和业务上指导全国修志工作，对修志工作涉及的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建立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对各地制定规划提出建议和要求，督促检查各地修志工作，组织交流经验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

第七条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体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负责组织本地区修志工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应是当地政府直属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一级单位。设区的市、地区、自治州、盟和县、自治县、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也要有常设的修志机构。各级修志机构的经费列入各级地方财政预算。

各级修志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划；开展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组织志书编纂；审定验收志稿；整理旧志；总结和交流修志经验；进行方志理论研究；培训队伍；编纂出版地方年鉴；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地情丛书等。

第八条地方各级政府要配备德才兼备的干部担任领导和主编。地方志专职编纂人员要相对稳定。要不断提高修志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修志队伍中大力倡导“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敬业精神。编纂地方志要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对中青年骨干进行培训，努力从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输入更多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青年人才。坚持专职队伍与兼职队伍相结合的方针，吸收各行各业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纂工作，民族自治地方应吸收本民族干部参加。

第九条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地方专编纂工作的领导，要把这项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明确一位领导同志负责，及时协调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切实保证修志机构的经费和必要的工作条件，定期评聘业务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妥善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福利待遇等问题。

第三章志书编纂

第十条编纂地方志主要分三级进行：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地区、自治州、盟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

国家部委和军事部门志书的编纂，由其领导部门决定。

第十一条编纂地方志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翔实资料，力求观点鲜明正确，材料真实可靠，体例完备严谨，篇目结构合理，内容充实深刻，段落层次清楚，审校严格认真，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志书质量。

第十二条首届志书的断限，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自选确定；续修志书时，每届志书的下限，力求统一。

第十三条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图表采用现代技术编制。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入志。

第十四条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形式上不强求一律。

第十五条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志书的篇幅不宜过大，今后续修，字数要相应减少。

第十六条地方志所采用的资料，包括史料、人名、地名、年代、数据、引文等，务必考订核实，重要的要注明出处。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地理古名，注明今地。全书要附有索引。

第十七条各级地方志应严格执行审查验收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由省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查验收，报同级党委或政府批准出版；设区的市、地区、自治州、盟编纂的地方志报省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由同级党委或政府批准出版；县、自治县、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报市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经省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核后，由同级党委或政府批准出版。

第十八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修志机构负责直辖市安排本地的志书出版工作。版权、著作权应受到保护。

方志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各级各类地方志书，为提高志书质量，繁荣志书出版事业服务。

第十九条各级地方志采用16开本，横排印刷。装帧、版式要力求统一。

民族自治地方，可用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民族文字出版。

第二十条各级修志机构，要组织和推动用志；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建立方志地情资料库，推向社会，逐步实现信息网络化。

有条件的地区，要建立方志馆。

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规定解释权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第二十二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修志机构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实施。

编纂方志篇3

康熙《滨州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 (1705) , 由滨州知州杨容盛主持重修。根据卷首的修志姓氏可知, 该志是集体分工协作的产物。州判李鸣凤、学正刘继枢、训导段其祯等负责订正, 贡生魏迈、生员杜尊曾等负责辑录, 贡生张国栋、王泽普、耿悌等负责采访, 还有儒生张繟负责绘图。从参纂人员来看, 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和一般士人阶层, 他们大多已经取得功名, 具有突出的儒家背景。咸丰《滨州志》是清咸丰十年 (1860) 武定府知府李熙龄编纂。李熙龄, 字芸渠, 江西南城人, 道光九年 (1829) 进士, 道光二十六年任澄江府知府。十分热心编修地方志, 曾首纂陕西《榆林府志》五十卷;道光二十八年续纂《广南府志》四卷, 道光三十年又续纂《普洱府志》二十卷;咸丰九年任职武定府, 先修武定府志, 十年“复取州志而辑之, 损者损, 增者增”[1]。重修《滨州志》序根据该志卷末所附的七绝, 《滨州志》主要是他以个人之力完成的, “修成郡志修志书, 损益奚辞独力劳。百五余年增事迹, 还欣元宰冠仙曹”。李熙龄修志时, 适值鸦片战争爆发。在多事之秋, 能坚持修志, 并在修志中“慎之又慎”, 实属难能可贵。

梁启超认为:“方志之著述, 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 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 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 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力任之, 其事甚难, 而一谋于众, 则情实纠纷, 牵制百出”[2]。这实质上指出修志的一个两难境地:以一人之力独自编纂地方志, 编纂者的思想能够深入贯彻其中, 但调查的实施与材料的搜集又不是个人力量能完成的;组织编纂群体的话, 如何形成统一的共识就是个问题。从康熙、咸丰《滨州志》的编纂来看, 前者属于群体合作, 后者则属独力承担, 这是两志在编纂人员上的明显不同, 属于外在的, 内在的是两志内容和结构的演变。

与康熙《滨州志》相比, 咸丰《滨州志》在结构和内容上作出一些调整,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增设艺文志条目。康熙《滨州志》在收录文章时, 一般是把文章分类, 分别系于相关的人物、古迹或事件之下, “序、记、题、咏, 分载各类之下, 以便批览, 且正体裁”[3]。李熙龄在编纂时对这种做法进行批评, 把所有的文章分类, 同类体裁的文章再按年代先后排列。如相传宋朝高尚真人刘卞功曾在滨州安平镇居住, 金朝时坐化, 后代围绕此体裁创作了一些诗歌。康熙《滨州志》把这些诗歌收录在《人物志》“仙释传”刘卞功的传记下, 咸丰《滨州志》则集中收录在《艺文志》下卷中。二是调整内容的安排。康熙《滨州志·人物志》分忠良、孝友、义烈、卓行、德厚、文学、隐逸、游寓、仙释、方技、列女十一类。咸丰《滨州志·人物志》分乡贤、忠节、孝友、文学、列女、厚德、耆诗、隐逸、方技、仙释十类。后者与前者相比, 多出乡贤、耆寿两个子目, 省去卓行、义烈、游寓。从记载的人物来看, 两志没有太大差别, 只是相同人物的归类存在差别。此外, 在康熙《滨州志》中, 风俗属于《纪事志》下的一个子目, 而在咸丰《滨州志》中则单独列为一卷, 并补入侍郎杜堮所撰的《风俗补》。三是考订旧志记载的人物、古迹等, 删除不合时宜的人物封号, 订正旧志记载的差失, 注明古迹的兴废, 如对莲池夜月, 注明其位置和当时状况, 最后补充旧志漏载的人物。

“风俗”是地方志常备的条目, 在康熙《滨州志》中, “风俗”是《纪事志》的子目, 而在咸丰《滨州志》中则单独列为一卷, 这不仅是内容上的调整, 也反映出作者对地方志认识的不同。康熙《滨州志》“风俗”卷首指出, 从古到今人性中存在不变的东西, 抓住这些东西, 后世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可以达到古代的黄金水平。咸丰《滨州志》“风俗”卷首明显指出, 其《风俗志》不仅要记载当地的风俗, 更要凸显当地的盛况, “不雍雍乎见海滨之盛哉”。因此, 风俗在编纂者的思想中被极大地政治化了, 而在咸丰《滨州志》中, 风俗则体现编纂者对当地特色的彰显。

康熙《滨州志·人物志》“游寓”目下记载春秋时期的段干木和东汉姜肱两人。两人籍贯不属滨州, 咸丰《滨州志》没有收录, 但两人曾在滨州驻留, 在当地留有遗风, 从教化的角度讲, 应该加以记载。又, “卓行传”条目下说:“士君子立身行己, 必超于庸众, 拔乎流俗, 品斯高耳。然而难言也。滨得一二人, 即其一二人事大约可类, 其生平焉亦足以风矣。”其中的“足以风”即表明卓行条目下所列人物的言行可以作为后人的借鉴。从这两小段文字中可以体会出康熙《滨州志》所传人物的目的在于资政。咸丰《滨州志·人物志》正是基于滨州籍人物事迹, 编纂者才分门别类地详载滨州籍人物的传记, 尤其是记载滨州长寿人物的“耆寿”和清正廉明的“乡贤”, 更能突出当地人文之盛。

康熙《人物志》中记载收录列女七十八人, 包括济变顺常、养亲抚孤、同贞共励、孤苦自矢节妇、夺志不移、舍命救夫烈妇、夫死身殉烈妇、临难捐生烈妇等名目。虽然这些烈女主要包括节妇和烈妇 (女) 两类, 但把两类具体划分, 按照她们的行为特点分别标以不同的细目, 无疑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起到引导作用, 达到“树标格”的目的。咸丰《滨州志》在收录列女时, 是以时间为顺序, 记载道光和咸丰年间旌表的“夫亡守节”妇女270余人。从这个比较来看, 康熙《滨州志》竭力在引导和塑造一种井然有序的风气, 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

艺文志约占咸丰《滨州志》三分之二的篇幅。把历代事关滨州的文章集中收录起来, 不仅是编排上的调整, 也是作者编纂意图的体现:一是《艺文志》的设立是为彰显滨州当地的人文成绩, 二是对艺文志分上下两卷的根据作出说明, 上卷收录各类体裁的文章关系到地方时事, 下卷收录的诗主要抒发个人的情感, 两卷在目的上有所区别。

清代三次编纂《一统志》, 促进了地方志体例的规范[4]。李熙龄在编纂地方志的时候, 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体例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 体例的规范不可能完全束缚编纂者的思想倾向, 尤其在咸丰年间清政府已经险象环生, 社会动荡激烈, 各种思潮风起云涌, 李熙龄以一人之力完成的《滨州志》更容易实践自己的编纂思想。从李熙龄修志的经历来看, 他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掘地方文化, 如他在《新修〈广南府志〉》中说自己编纂《广南府志》的目的, 乃是“俾览者得知其详, 庶不致鄙为边地而忽之”[5]。他编纂的《滨州志》也具有这个特点。李熙龄的这种凸显地方文化的编纂实践, 与清末乡土志的编纂有着暗合之处。光绪末年, 清政府发出倡修乡土志的号召, 得到积极回应。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1979年编) 粗略统计, 全国当时共编修乡土志600余种。其中从光绪三十一年 (1905) 至宣统三年 (1911) 短短的六七年间, 新修的乡土志近500种。从这个角度看, 从康熙年间政治色彩相对浓厚的《滨州志》, 到咸丰年间力图凸显地方特色的《滨州志》, 再到宣统元年代理知州吴建勋编纂的《滨州志乡土志》, 清代滨州地方志的编纂有着自身发展的脉络。

综上所述, 从康熙《滨州志》到咸丰《滨州志》, 两志在编纂的人员、内容的编排、编纂的目的方面发生很大的演变。康熙年间国家对方志的编纂有着严格而迫切的要求, 方志的编纂属于自上而下的行为。在这种形势下, 地方志的编纂往往是由地方官员组织群体编纂, 在内容的编排上凸显秩序与训导, 方志的编纂与国家的政治要求保持一致。在咸丰年间内外交困的动荡形势下, 地方志的编纂往往属于地方官员的个体行为, 在内容编排上可以贯穿编纂者的思想和意图, 为地方文化的保存和流传服务。地方志固然记载着地区人物、风俗、艺文等历史, 但它一经产生, 本身即成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文本。在剥离地方志规范化和程式化的记载之后, 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地方志编纂的演变, 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地区的建置沿革和风俗习惯, 还可以体味地方志背后透露的社会状况和编纂者的意图。

摘要：从康熙年间政治色彩相对浓厚的《滨州志》, 到咸丰年间力图凸显地方特色的《滨州志》, 再到宣统元年的《滨州志乡土志》, 清代滨州地方志的编纂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滨州,地方志

参考文献

[1] (咸丰) 滨州志[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6.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3] (康熙) 滨州志[Z].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4]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 2005, (3) .

编纂方志篇4

一城市化刚起步时贸易功能的地价表现

一、交通要点区域价差不大

在上海租界城市化刚刚起步的时候，洋人买地首先着眼的是其贸易功能，其次是其个人或家庭的居住需求。居住需求在一开始是很有限的，因为人数少，生活方面的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贸易功能主要是码头和仓库。开始是驳船码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又发展出轮船码头。铁路还要迟很久才会有，而且在晚清一直不占主导地位。

洋商对贸易功能的追求，表现在土地的交易上，就是沿江沿河适于作码头地点的土地因受追捧而地价高，或者在当时的水路和陆路条件下，适于作货物仓储地点的土地地价高，而其他的地价比较低。因此，当时的地价差异表现为点与面的鲜明对比。而这些交通要点区域彼此之间的地价差异并不是很大。

到1853年，外滩江边已建有十余座驳船码头。早期的驳船码头是旧式的石条砌成的直出踏步码头，面积较小，造价低廉。码头后方隔开一条纤路就是洋行的位置。怡和、宝顺、琼记、和记等洋行都在外滩边上自己洋行的房屋前面建起了驳船码头。当轮船兴起后，1861年宝顺、旗昌洋行先后在虹口建造轮船码头。1862年，怡和、同孚等八家洋行也分别建造了轮船码头。1864年9月，英商耶松船厂成立，经营船坞及码头、堤岸、仓库的设计和施工。这是上海最早一家兼营筑港的企业。到1870年，虹口地区的轮船码头增至十余座。1871年成立了最具实力的英商公和祥码头公司。①

旗昌洋行的金能亨在1861年到1863年间申领多宗位于虹口的美册道契，可以推断其用途是建造轮船码头和仓库。

金能亨申领道契的时候，虹口码头、仓库可能已在修建中，甚至有可能已经建好。金能亨以平均超过每亩1000两的价格购买这14宗虹口土地，其中4块地的每亩单价达到3000两，在当时已算是天价。建码头，地理位置十分讲究，于是会出现天价土地。至于仓库和辅助设施，回旋的余地大一些，价格虽然比一般土地也会高出很多，但不会出现天价。另外，也有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对价格的影响。洋商开始买地的时候不说明用途，所以价格比较低，如上表中的前三块土地那样。但一旦意图明确，卖者就会把价格抬上去。

1851年，洋商恩地克向合众国传教会托事人文惠廉监司买地1.913亩，该地块东至虹口港，共1万两，合每亩5227.39两，申领美册道契第93号。②1865年，位于虹口二十五保三图美册道契第219号的一块地，1.55亩，价8000两，合每亩5161.29两。③虹口一些地段的土地每亩数以千两计的还有不少。

虹口地区码头等交通要点区域的地价与当时南京路的地价相比，是毫不逊色的。1867年，美册第227号契地，南至南京路，东至江西路，是同孚洋行从另外两个洋商处购得的(另外那两个洋商先前没有申领道契)，契内价格应该是真实的：该地块6.372亩，共2万两，合每亩3138.73两。④

1872年，美册第296号契地也是像上述情形一样，在洋商间买卖并申领道契，该地块2.841亩，共5500两，合每亩1935.94两。⑤

1865年，法租界外滩的土地，每亩至多不过2500两。⑥

俄册道契琼记洋行同治初年买的地，有的价很高，但不一定都在外滩。俄册第8号道契是1862年申领的，位置应该在外滩，因为四至说明中标明了“东至黄浦路”。这块地共15.392亩，每亩1266891文(合1119.16两)。⑦因为是外商之间的交易，这个价格可以认为是真实的。而俄册第19号和20号道契的单价也有每亩1000两，从第20号契的四至说明来看，该地应在苏州河以北。⑧第19号和20号契是外商向中国原住户买的地，契内价可能只是中国原住户得到的价格，在这类交易中常有中间商介入其中，如果中间商是先买后卖的话，那么实际的成交价会远高于契内价，高出部分由中间商所得。由于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判断：同治初年外滩有的地块与苏州河北岸有些地块在价格上是相差不多的。

在道契制度实行的最早的一二十年中，除了码头、紧要地段外，一般地区差不是很重要，城市功能尚未明显地显现出来，所以道契文本上虽写了四至，但不写地段。

二、同一区域价差很大

洋商在土地的选择上对贸易功能的追求，造成同一区域内地价的差别很大：适于做码头、仓库的土地，或者是交通干道边得地利优势的土地，价格就特别高，而其他土地则价格很便宜。

如上文所述，1865年美册第219号道契在外虹口地方的一块地，每亩价格达到5161.29两，而同样是外虹口地方的一块地，美册第325号契地，1876年的价格每亩仅20元，⑨前者竟是后者的348.74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后者所占位置不占贸易之利。另一块外虹口地方二十五保三图的地，1864年美册道契第205号，4.033亩共120元，每亩仅29.75元(约合22两)。⑩

在道契制度实行的前中(1844-1863年)，英租界的范围大致上就是后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区。这块地区除了码头和交通要道外，同质性比较强，便于比较。我们列表来查验一下历年的地价差异。

在已有年份中，最高地价与最低地价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这也是好理解的，因为码头和交通要道旁土地的确定是需要时间酝酿的。可以这么认为：从几十倍到一百多倍的价差可以代表当时英租界地价的总的状况。有人研究南京路的地价，认为在早期，东段高而西段低的价差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依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西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西藏路等八条纵向马路把横向的南京路分成八段，1869年第一段外滩到四川路平均每亩地价5260两，第八段贵州路到西藏路平均每亩地价232两，前者是后者的22倍之多。(11)

二城市综合功能开发中的地价表现

一、区域间差异扩大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们有序生活需要的激增，城市的定位由主要倾向于对外贸易的单一功能，渐渐转向为全方位发展的综合功能：对外贸易的功能继续存在，而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功能、金融、住宅建设等配套服务性产业的功能渐渐开发出来。租界各个地区的功能定位也有所侧重，如外滩一带是中央商务区，虹口一带是贸易区，静安寺一带是新的商业区，杨树浦一带是工厂区，住宅区也分为富人较为集中的区域和穷人较为集中的区域。这样，地价就从先前的主要与贸易功能挂钩，转而主要与区域功能定位与功能开发程度挂钩。

1880年以前，南京路的平均地价稳定在每亩多两的水平上。这个价格主要建立在外滩区域的对外贸易功能上。从19世纪80年代起，随着人口增加和道路及公共设施建设，南京路成为公共租界中央商务区的标志性路段，地价迅速攀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至19的四年中，地价上涨了2.56倍之多。1903年每亩平均1.35万元，1907年更猛增至每亩3.47万元。(12)这与离中心区较边远地区的地价差距迅速拉大。例如杨树浦地区1907年英美册道契申领共4件，最高契内价格是每亩629两，最低每亩76.7两；曹家渡地区1907年英美册道契申领共11件，最高契内价格是每亩691.67两，最低每亩69.51两。(13)

二、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内部价差缩小

南京路地价在1869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22倍之多，但随着道路交通建设的成效释放以及商业和金融集聚效应的扩散，南京路的开发渐趋成熟，地价差距明显缩小，1874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10倍。以后进一步缩小差距，到1933年两者相差不到一倍。(14)

二十五保头图和二图是南京路中心商务区的邻近地段，其城市综合功能也较早地得到开发。表现在地价上，就是地段内的地价差距显著缩小，从表3和图1可以反映出来。

资料来源：根据30卷《道契》相关资料编制。说明：1.本表数字系地块面积满1亩以上的地价。若地块面积太小，其价格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2.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段内的新申领道契地块数越来越少，每块地也越来越小，在选择度很小的情况下，出现了与说明1稍有误差的案例：1907年最低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85亩，19最高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17亩。

图1 二十五保头图、二图最高最低契内价之比

至于杨树浦、曹家渡这样的地区，至少到清末，区域内的地价差距仍然很大。这类区域由于开发较晚，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市中心(中央商务区)较远，其区位功能尚未定位，或只偏重于某一方面，导致即使在较小的区域范围之内，地价仍有较大的差异。一旦这些地区的城市综合功能得到较深度的开发，区域内部的地价差异就会缩小。

三工部局修路所涉及的一级市场购地常由他人出面以防哄抬地价

工部局为修路(包括新建和扩建)，作为土地的需求方，既在土地的一级市场上购地(向中国原住居民购地并申领道契)，也在土地的二级市场上购地(购买已领道契的土地)。表4是根据道契资料编制的工部局在一级市场上“永租”土地的情况。

从表4可知，1866年为筑静安寺路由工部局出面，收购大片土地的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个案，1911年英册7329号道契8.353亩地也是用来建学堂的。绝大多数的道契面积都比较小，其中一亩以内的又占了大多数。

这种情况反映了工部局在土地一级市场上购买土地的几个特点：第一，在租界的中心区域，先前已有的路多为私人修建，租界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建，一级市场往往所剩有限，只有一些边角余地，所以是偏重于二级市场的购地；第二，在越界筑路的时候，一些洋商，甚至包括部分华商，为了争取交通条件的改善，常常愿意把筑路土地无偿捐给工部局；(15)第三，工部局是租界内的权威组织，工部局如果自己出面购买大片土地，肯定会引起卖方哄抬地价，所以，如果需要较大量购地，工部局常自己不出面，而由别人代购。1877年，为麦根路延长至极司非而路，工部局通过地保向乡民买地，所需土地四五十亩，每亩买价不到60两。(16)1895年10月，工部局获知信息，外国领事们将向中国当局交涉租界扩展计划，如果此事得到实现，则界内地价必将大幅度上涨。有人建议乘当时或许可以按每亩100两的地价买进的时机，立即收购筑造新路所需的地皮。工部局同意这项建议，指定专人负责购进从徐家汇到极司非而路修筑一条道路的地皮。同时，计划购置土地，修建一条从公墓到徐家汇路之间与它西边的路平行的马路，以便使从静安寺来的马车得以分流。(17)但这几次收购在《道契》资料的第一次申领记录中并未得到体现，可以肯定是由别人出面代购了土地。正如1907年6月19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了步枪靶场扩建的一则决定所称：“根据工务委员会的指示，将要求阿尔格先生(如果他能办到的话)以每亩1000两或低于1000两的价格购置这块地皮的任何部分。要求他将买进的这类地皮用他自己的名义登记，并尽一切努力不让别人晓得工部局是土地的购置者。”(18)

四工部局在二级市场购地修路代价越来越高

在租界中心区域改善交通，或拓宽路面，或拉直道路，或打通“瓶颈”，工部局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在二级土地市场上完全按市场方式购进土地，实施道路改善计划。随着地价的上涨，工部局在二级市场购地修路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有时只好放弃最优方案，而采取次优或替代方案。根据手头能够见到的资料，按时间顺序进行梳理：

1875年3月3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决定向西乐戏院的受托管理人出价500两，以取得他们那幢房屋南边的那部分地皮，以便在圆明园路和诺门路之间修建一条马路。(19)

1875年6月21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决定向旗昌洋行支付赔偿金(以每亩600两计)和出让费(以每亩4875两计)合计951两，以及拆墙费150两，共计1101两，以取得0.172亩土地产权，用于拓宽福州路南侧。(20)同年7月，为拓宽福州路，征地0.336亩，支付征地费、赔偿费和移墙费等共计1019两。(21)

1877年4月，工部局为九江路拓宽事宜向宝顺洋行征地，宝顺开价1500两，工部局拒绝了这一价格。(22)1877年为修筑连接广西路到浙江路的厦门路，工部局以每亩300两的价格向雷四德(Lester)征购第768号第776分地。(23)同年为南京路拓宽征地，工部局与业主往返商榷。(24)同年9月，为使南浔路西北方与百老汇路交汇的转角处变圆一些，工部局向第364号册地业主征地，业主开价200两，未被接受。(25)

1880年1月5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载：会议收到戈里先生的来函称，裕昌洋行已授权他接受工部局为把北京路与四川路拐角筑成弧形状所需的他们那块地皮而提出的200两买价。(26)1880年11月，工部局董事会收到祥泰洋行的来函，来函提出，如果工部局能按每亩6000两的价格付给他们的话，他们愿意出让九江路与南京路间的另一块祥泰地产，以帮助工部局实施拓宽江西路工程。但董事会不赞成每亩支付5000两以上，因为其他的地皮都是按每亩5000两的价格出让的。副总董答应去见而浑，可能的话同他商定按以往相同的条件出让，以便使拟议中的江西路拓宽工程可以马上着手进行。(27)

1881年3月，为拓宽四川路向立德洋行征地，立德洋行开出1000两的价格，工部局董事会还价850两。(28)1881年10月3日的工部局董事会议，讨论了再次拓宽福州路所需的征地问题，业主格罗姆来信表示，为了配合工部局拓宽浙江路和广西路之间的一段福州路，愿意以400两的价格出让第967号契地。会议决定接受格罗姆的开价。(29)第二年，同样为了拓宽福州路，由格罗姆牵线，工部局与另一业主本杰明达成征地协议，即以800两的代价购买该业主0.102亩地皮。(30)该地块的价格接近每亩8000两。

1883年2月，为拓宽从四川路到江西路之间的南京路，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同意沙逊的建议，以每亩9000两的价格从沙逊处购地。(31)公平洋行的汉璧礼准备把为加宽南京路所需要的第235号册地的一块狭长土地出让作为公共使用，其条件如下：

重建235号册地上的房屋估计费用 10000两

租金损失1000两

出让土地0.756亩，以每亩6 500两的价格计 4914两

合计 15914两

工部局不打算支付重建235号册地上房屋的款项，只同意支付地价。(32)

1883年12月，元芳公司给工部局董事会写信，称为了拓宽北京路，索恩愿意将第1229号册地上的一块面积为0.147亩的地皮以370两的价格卖给工部局，另外对该册地“租户”的任何补偿金均应由工部局支付。工部局接受这个建议，条件是补偿金不能太高。(33)

1884年8月，毛礼逊致函工部局董事会，他代表怡和洋行向董事会提出出让第1号册地的一小块土地，用以拓宽北京路。开价5000两，约合每亩1.3万至1.4万两之间。董事会未作决定。(34)

1887年，为把武昌路从乍浦路延伸到北四川路，工部局向第623号册地的日本人业主征地询价，日本人开价每亩1100两出售0.476亩地皮。工部局认为，如果所涉及另两位业主(朱玉奇和玛礼逊洋行)也以同样价格要求的话，单购买地皮的费用就达到3220两，这个价钱太高，于是武昌路的延伸工程就搁置了下来。(35)转

1888年汉璧礼路延伸，工部局必须购买属于27位业主的16块册地上的2.2亩土地，其中1.1亩可按每亩1500两的价格买到，而另外的1.1亩土地，业主却要求按每亩4600两的价格出售，因此全部费用，包括房屋拆迁费以及15％的佣金在内，共计是8567.50两。汉璧礼路的延伸还要经过徐润的土地，徐润自愿提出无偿出让他的2.5亩土地，但他的土地被老顺记商行等户的册地所横断，而老顺记等户对他们那块面积为1.215亩的土地要价1628.55两。因而这项延伸工程的土地费用总计高达10196.05两。测量员建议，避开高要价业主的土地，另选一条只在徐润的土地上通过的线路。徐润愿意无偿出让所需的全部土地，其面积约为3.682亩。(36)

1890年南京路筑人行道购地，每亩约1万两。(37)从1890年到1891年，为拓宽九江路，工部局多次与公平洋行的汉璧礼商讨购地事宜。(38)

1895年河南路拓宽购地，估价每亩5000两，第188号册地的业主开价每亩8000两，出售面积0.263亩。考虑到河南路是租界最重要的道路之一，工部局接受了业主的开价。(39)

19，为延长爱文义路，工部局花了4608两银子，以业广公司为中介，购买泰俊杰的2.208亩地产。(40)同年为修筑从杨树浦到黄浦江的华盛路，工部局支付8770两购地。(41)

1902年7月3日工部局董事会讨论了河南路的拓宽事宜，关于第284号册地，业主拒绝接受工部局为拓宽马路而出价每亩3万两的条件，而坚持原来所提出的每亩10万两的要求。董事会经慎重讨论，决定放弃放宽计划，因为业主不肯松动的要价，远远超出了根据土地委员会标准而计算的购地费用约每亩6.5万两的水平。与此同时，决定拓宽邻近的马路作为替代，因为拓宽邻近马路的代价是每亩3万两。(42)

1903年工部局地产委员会为拓宽熙华德路，赔偿玛礼逊洋行白银4700两(原要求5781两)，并为大沽路修造事，赔偿一名华人业主每亩3300两，该华人业主坚决不接受任何关于必须无偿出让土地的建议。(43)

192月24日的工部局董事会议，讨论了《土地章程》第6款的修订问题，董事会认为，在《土地章程》中，不仅要明确规定外国租地人向中国地主购买土地时须附加筑路义务，而且所有的华人土地业主亦均有义务承担此项费用。(44)这样，道路建设就不是工部局的独肩义务，所有的土地业主均有义务分担。

19工部局与祥茂洋行达成协议，以白银7万两购买第168号册地。(45)

1911年4月23日，关于高易律师事务所就第277号册地的部分土地用于拓宽道路所提出的请求，工部局董事会决定遵循往年的惯例，对产业价值的补偿以即将进行的土地估价为基础，而不是按现有的估价计算。如土地业主不接受此项建议，则有必要对产业进行重新估价。(46)

随着租界中心区域的发展和租界边界的不断扩张，工部局在修路方面的责任越来越重，在中心区购地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但工部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似乎一直没有改变。这些原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点，完全尊重市场经济原则，把购地筑路作为市场行为，把自己作为买卖的一方；第二点，尊重对方，不使用强权；第三点，通过修订《土地章程》，明确土地业主须分担筑路义务，并鼓励在筑路中受益的业主作出若干贡献；第四点，常由他人出面代为在土地一级市场购地，而不是由工部局自己出面，以避免地价上涨幅度过大；第五点，如果业主不愿意出售，或工部局认为代价太高，便会将工程绕道(造成上海的老马路常弯弯曲曲)、寻找代价较低的替代道路或暂时搁置。这些原则体现出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弱点是购地筑路的代价比较高，而且规划的整体性和预见性较差，常常会因业主的态度而发生变化。

五工部局为提供其他公共设施的购地

工部局在成立之初的主要职责就是修路架桥，让居民有最基本的城市生活条件，让上海这个对外通商口岸可以初步履行对外贸易的功能。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租界城市化的发展，单一的外贸功能渐渐上升到综合的城市功能，工部局不仅要在土地市场上购地，用以修路架桥，而且要在土地市场上购地，用以其他城市公共品的建设，以满足城市化的功能需求。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北华捷报》等资料中归纳出以下一些为了公共设施的购买土地案例：

(1)为建发电厂购地。1908年，工部局电气处以白银7.5万两在杨树浦江边购地39亩，用以建设新发电厂，以取代早先的小厂。(47)

(2)为建医院购地。1875年工部局为建医院购地，其地价曾引起争议。(48)1811月10日，工部局董事会开会，决定以每亩2500两，总价5.5万两，从中国业主那儿购买位于虹口浜靠近牛棚的大约22亩土地，用以建造隔离医院。(49)

(3)为建巡捕房和监狱购地。1875年为建虹口巡捕房，接受了第364号契地业主的8500两开价。(50)1877年，虹口巡捕房又在汉璧礼路上选址，以5000两价格购地7.5亩。(51)18，静安寺巡捕房采用租地的方式建造，该地块约8亩，每年年租70两，租期50年以上。(52)1899年为建监狱，工部局决定购买汇山巡捕房近旁属于洋人里瓦的22亩土地，每亩1500两。(53)

(4)为建菜场购地。1891年，工部局拟向汉璧礼购买虹口地皮约6亩，每亩2000两，用以建设虹口菜场。而在这以前，早已建有南京路菜场和大潼路菜场。(54)

(5)为建体育场购地。19工部局为建造一个体育场，先后共购进土地约255亩，总价达到9万两，其中4万两由体育基金托管会的贷款解决。(55)

(6)为办国际展览会购地。1907年为筹办国际展览会，计划在毗连忆定盘路的地段购地400亩作为会址，借助哈同以每亩最高1000两的价格购得。(56)

(7)为造公墓、焚尸炉和垃圾焚化炉购地。1895年12月10日，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在静安寺附近以每亩500两的价格购地64亩，用于建造焚尸炉和垃圾焚化炉。并在先前已建成的公墓附近以每亩1200两地价购地4.8亩以扩大公墓。(57)19，本来作为八仙桥公墓扩大之用的一部分新购土地用作专设回教公墓。(58)

工部局购地用途的多元化反映了城市综合功能渐渐得到重视和开发。

注释：

①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第458页。

②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版，第51页。

③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26卷，第148页。

④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26卷，第155页。

⑤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26卷，第216页。

⑥[法]梅朋、傅立德著《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第287页。

⑦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30卷，第128页。

⑧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30卷，第136-137页。

⑨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26卷，第243页。

⑩蔡育天主编《上海道契》第26卷，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