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共11篇）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1

税源是经济税源的简称, 即税收收入的来源。税源管理是税收管理工作的基础, 通过税源管理可以掌握纳税人的基本信息, 及时了解税源的发展变化, 掌握税收收入的总体规模及发展趋势。完善和规范税源管理, 有助于提高税收的征管水平和质量, 有效防止税收收入流失, 实现税收收入的应收尽收。作为税源管理的核心, 基层税源管理能力的高低, 又直接影响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决定着税收入库的状况。

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来,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税源管理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加强基层税源管理工作,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是进一步巩固税收基础、壮大税收总量、增强国家、地方财力的必由之路。但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 我们的基层税源管理还处在摸索阶段, 很多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严密, 又缺乏相关配套措施, 造成基层税源管理水平低下, 税收流失较为严重,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较快、税源结构变动较大的情况下, 提升税源管理能力, 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当前基层税源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1. 基层税源管理现状。

从近几年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事实来看, 基层税源管理在堵漏增收方面作用突出。虽然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税源管理的重要性, 并取得一定的管理成效, 但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税源管理运行机制的支撑, 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焦点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从深层次看, 目前基层税源管理还存在水平粗放, 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 税源监控和分析方式落后等, 未能充分发挥把握经济税源发展变化、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优化税制结构等作用。

2. 基层税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税源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 税收立法层次较低变动较大。在我国以法律形式颁布的只有《税收征管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三部, 其余基本上都是税收行政性法规、税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行政性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法律级次比较低, 权威性不高, 效率较低, 内容上则存在重复和交叉, 对部分概念界定不尽相同。而且我国至今也没有颁布具有统领性质的税收基本法, 税制难以实现统一, 因此, 税收法律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实际执行中出现的概念界定不清、政策法规变化频繁、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导致了税源管理工作中出现漏洞, 例如, 部分投机商人利用税收法律法规漏洞开设的“三资”企业、“福利”企业等情况, 造成了大量税源的流失。

(2) 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动态管理缺位。在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的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等涉税资料所反映的税源状况不真实、不全面, 通过少报甚至不报收入等所谓“避税”手段偷逃税款。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纳税人涉税动态信息库和宏观税收预警指标,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户数、经营地点、实际收入和税负情况, 对纳税人所从事的行业、产业结构和发展前景, 对纳税人的开业和关、停、并、转等变化情况, 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

(3) 税源监控信息不全面, 各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性较低。现阶段, 我国税务机关在税源监控与管理工作中所依据的信息, 大多是从纳税人申报资料中所获得的静态资料, 且其真实性、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新征管法为税务机关取得其他部门的配合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所规定的只是工商、海关、金融机构等有限部门, 没有把涉税信息所涉及到的其他部门纳入, 而且对部门的配合也只提出原则性的要求, 具体操作办法尚未出台, 跨部门协作较难实现。由于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充分调动, 部门之间协调不足, 使信息传递不畅通, 税务机关无法全面、真实、及时地获取纳税人的涉税信息, 不能采取有效的管理办法, 从而造成税源失控。而对于纳税人在经营过程中即将发生和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涉税事项等不确定的动态信息监管不力, 缺乏事前、事中的动态信息资料, 客观上形成税源监控与管理工作和纳税人的经营行为的脱节。

(4) 税源管理信息技术不完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计算机、网络、通讯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得到普遍应用, 我国税务部门已建立起了“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 (CTAIS) , 各种软件在征管工作中也得到广泛使用。不可否认我国的税收征管信息技术体系发展较快。虽然如此, 这些信息系统还仅停留在表层, 尚未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和顺畅流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 (CTAIS) 还不能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资金流转等信息进行及时、全程的监控。在系统信息的采集上, 企业财务信息没有完整录入, 产生的数据也不能满足税源管理的需要, 尚未与以加强增值税管理为主线的“金税工程”信息系统实现系统兼容和信息共享, 影响了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稽查等税源管理的质量。

(5) 纳税评估的监控的范畴仅仅停留在微观税源上。纳税评估作为加强税源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税收征管过程中, 不仅可以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 提高税法遵从度。但目前, 纳税评估的各项细节性工作未落到实处, 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评估办法和指标体系, 具体指标选择、基础信息采集、评估分析手段等都需要完善。因此没能更好地把评估工作上升为管理效益, 纳税评估工作在较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未能充分发挥纳税评估的效能作用。

二、全面提高基层税源管理质量的意义

1. 全面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是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

强化税源管理将纳税人的重要经济活动更科学地纳入管理范围, 实现了对纳税人经营行为的科学监控, 通过更加有效的税源管理活动来提高税收征管质量, 努力实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基层税务机关通过对税源管理的不断强化, 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并根据变化的税源情况, 适时调整税制结构, 并针对新生税源开征、调整税种和税率, 从而防止税收的流失。

2. 全面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是实现税收职能作用的根本保证。

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可以有效地把潜在的税源转化成税收, 进而更好地实现税收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的作用, 为税收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强化税源管理, 税务机关可以更好地在宏观经济与税收收入之间建立起稳定的数量模型, 既可以更准确地通过宏观经济数据测算出税收收入规模, 又可以更精确地通过税收收入来推算出宏观经济状况, 进而评价宏观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 全面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是依法治税的要求。

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将有力地推进依法治税。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 能够促使纳税人之间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 增强征纳双方的良性互动。

三、加强基层税源管理的政策建议

1. 优化税源管理的制度进一步推进税收立法, 提高税收法律层次和强制性。

以法律形式加强对税源的管理是确保税源得到有效控制的强有力手段。一是要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 将宪法中关于公民的纳税义务的原则具体化, 并为各税种实体法提供依据, 使税收的整体行为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二是健全必要的法律法规, 增加有关税源管理的条款, 为税源管理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同时在税法实践上要依法“严管重罚”, 以保持税法的严肃性和威慑力, 促使人们依法纳税。三是提高税法立法层次, 将一些税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提高立法层次使之成为税收法律。四是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税收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 把税收管理提高到依法管理税源的高度。

2. 提高税源管理层次化、分类化、规范化。

针对重点税源、一般税源和分散小额税源的差异, 合理设置管理机构, 强化重点税源管理, 实行税源的分类层次化管理, 以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纳税评估等方式开辟一条税源监控的新途径。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代码。进一步完善统一的纳税登记代码制度, 大力推行国、地税对同一纳税人采用同一纳税登记代码制度, 对个人和企业法人都由税务机关分配给惟一的纳税登记代码, 明确该代码的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 使该代码与企业、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社会信用等情况相关联, 以便建立税收管理信息网络, 实现信息共享和系统控制。

3. 切实完善管理机制, 实现税源精细化、专业化管理。

一是积极探索新型的现代税源管理方式方法, 实行税源精细化管理, 如把税源监控管理划分重点税源户与一般纳税户、发票购领户与未购领户、盈利户与亏损户、申报户与零申报户等类型加以管理监控。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税收分析、税源监控、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良性互动机制以及时发现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找出薄弱环节, 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三是加强纳税人户籍管理制度, 夯实税源基础。税源应由基层税务局的税收管理员按所辖区域分产业、行业等逐户逐项登记造册, 各基层税务局总的税源情况应有各局税收征管部门掌握, 并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4. 完善征管监控系统, 加强信息互动。整合信息资源, 在现有

设备及应用系统基础上, 根据税收征管的要求, 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信息联通, 做到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税源管理网络。加快实现本地区金融、工商、海关等有关部门网络连接, 及时、准确地采集外部信息, 确认纳税人申报的真实程度, 从而更加有效地对税源进行监控。

5. 加速税源管理信息化进程信息化建设是以计算机为手段,

“科技加管理”双轮驱动, 从而进一步规范、优化税收征管, 提高信息利用水平。这主要包括实行纳税人统一代码。借鉴国外经验, 我国应对所有的公民都赋予独一无二的终身识别号码, 或者以居民身份证作为纳税人代码。通过立法明确纳税人代码的法律地位, 纳税人到银行存款、购买股权、进行股票交易, 以及从事雇员工作都要提供和使用纳税号, 以便实行源泉扣税。

6. 完善纳税评估体系。

明确纳税评估人员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分税种、分行业、分规模级次的纳税评估体系和行业平均增值率、平均利润率、平均税负率、平均物耗能耗等评估指标体系, 提高纳税评估的准确性、科学性。认真对比分析行业总体指标与纳税人个体指标、企业申报纳税情况与统计的增加值、实现利润等相关信息之间的差异,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 对涉嫌偷骗税的要按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查处。

7. 强化税务检查, 加强稽查部门与征管部门的工作互动。

各基层稽查局应积极查处纳税人偷逃骗抗税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协查四小票类案件, 牵头组织实施专项检查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日常检查要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 及时对纳税人进行辅导, 将管理和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 要建立起征管与稽查的互动机制, 日常检查中发现的偷逃抗骗税案件, 要移送稽查局查处;稽查发现的税收管理漏洞, 要及时反馈到征管部门, 形成税源监控的合力。

四、结论

2011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各基层税务机关应紧紧围绕税源管理这个中心, 在制度建设、体系建设上下功夫, 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 继续强化税源管理, 注重措施科学有效, 不断推进基层税源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 健全税收法律体系, 解决税源控管不严、涉税信息交换不畅、协护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逐步建立完善综合依法治税体系, 实现应收尽收, 提高公共财政保障能力, 更好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为“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摘要：所谓税源管理, 是指围绕促进税源健康、稳定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是对税源的现状、发展及变化进行监督、管理与控制的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基层税源管理又是税源管理的核心, 是税收征管的起点和基础, 基层税源管理质量的好坏, 影响着税收征管水平。本文就如何正确分析和研究基层税源管理的状况和发展, 完善现有不足, 提高税源管理质量进行探讨。

关键词：税源管理,征管质量,管理缺位,加强立法

参考文献

[1]李源.我国税源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北方经济, 2010 (4) .

[2]吴岿岩.加强我国税源管理的探讨.黄山学院学报, 2011 (2) .

[3]雷炳毅.实践税收风险管理推动税源管理科学化.中国税务, 2009 (2) .

[4]方铭辉.借力信息化加强税源管理和监控.中国税务, 2009 (9) .

[5]关云峰, 崔孝宗.实行税源专业化管理的探讨.税务研究, 2008 (12) .

[6]张林春, 郭学焕.如何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益.理财与审计, 2009 (1) .

[7]马克和, 汪俊秀.推进税源管理专业化的前提与基本模式.税务研究, 2010 (10)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2

杜俊

【提要】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基层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在建立完善我国矛盾纠纷解决的长效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在新时期矛盾纠纷呈现多样、复杂化的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必须实现工作方向、方针、方式、方法上的“四个转变”，才能与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才能不断开创调解工作新局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其独有的优势和作用。

一、在调解工作根本方向上，推动“单一调解”向“调诉衔接”的转变

过去，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有效的履行。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通过明确调解协议的可诉性质和设定部分民事纠纷诉讼前置的规定，进一步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与实施，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为实现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的衔接方面提供了法定的依据，亦为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人民调解组织要严格依法开展调解工作，调解纠纷过程中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做好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并制作合法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达到调解工作与民事案件审判工作协调一致的最佳效果。

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关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组织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予以确认。这就实现了将部分民事纠纷列为诉讼前置。法院可将一些事实清楚，争议标的较小的经济纠纷和涉及婚姻、赡养、邻里等简单的民事纠纷设定为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由法院受理，既减轻了法院的压力，也拓宽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法院在纠纷结案后，若仍有后续工作需要做的，应将有关情况告知纠纷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送调解书或判决书，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做好后续调解工作，并及时向人民法院反映有关情况。

二、在调解工作基本方针上，实现“重调轻防”向“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转变

一些基层调解委员会掌握纠纷不及时，以人民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为借口，认为当事人不上门就不能主动开展调解工作，对辖区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等重调轻防的思想比较普遍。人民调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必须掌握主动，坚持调防结合的原则，重点在防字上下功夫。

一是要做好普法宣传，提高全社会对人民调解的认识。充分利用人民调解宣传月活动，以开辟人民调解工作宣传专栏、举办法律知识问答、以案说法形式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地位、作用，正确引导纠纷当事人主动寻求人民调解的帮助;坚持在调解纠纷过程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直接面对普法对象的优势，加强对群众的法律知识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让群众知法、懂法、用法，提高群众面对纠纷的理性程度，更多考虑成本、效益等因素，使人民调解获得信赖并深入人心。

二是要建立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机制。调解委员会要善于从既往调解案件中科学分析把握辖区纠纷产生发展的规律，比如以我街来说，改制公司换届选举时期往往是矛盾集中爆发期，年底是劳资纠纷的多发期，房屋宅基地相邻权纠纷较为频繁等等，建立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机制。建立矛盾纠纷的排查制度，确保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排查重点上以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劳资关系、宅基地、婚姻家庭等纠纷为主，排查形式上坚持定期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平时十天一排查;在政治敏感期、重大节假日等矛盾纠纷高发期开展统一排查行动。

三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解工作人员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要经常对辖区单位和居民进行走访，全身心融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发现纠纷苗头，真正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在调解工作运行方式上，确保“单独调解”向“联合调解”的转变

“调解工作只是司法所的事，是调解委员会的事”的思想和内部分工分家的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调解工作的力量和力度。在当前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发生新变化，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开展调解工作必须运用综合手段，多方协调才能达到更好效果。

一是健全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办公室牵头各部门参与的协调配合机制。随着环境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行政调解机制愈发显得重要，因此其它职能部门要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调处。调处办应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研究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路、方法、措施，及时分析人民调解工作的薄弱环节并探讨对策。

二是整合辖区社会资源，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根据实际情况，聘请本辖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志愿者或兼职调解员身份加入到调解员队伍中来，如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学教师、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工作者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既提高了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平，又扩大了社会参与和社会影响。

三是积极推行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互动制度以及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两所联调”工作机制。区法院可为各街道指派一名法官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员，负责业务指导，为调委会提供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对重大疑难案件给予法律上的建议和帮助，调委会可为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寻找当事人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协助，在诉讼、调解和执行过程中给予必要的配合协助。街道司法所与派出所建立联动联调的工作机制，派出所接警涉及民间纠纷或者经调解能解决的轻微案件由派出所交司法所或街道调委会解决;改制公司、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可与社区民警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遇到有可能

激化的矛盾纠纷，社区民警应积极参与;派出所对案件的民事争议部分，可移交调委会处理，调委会处理的情况及时反馈给派出所。

四、在调解工作实践方法上，促进“以德调解”为主向“依法调解”为主的转变

从实践来看，目前一些调解组织在调解矛盾纠纷时主要仍是依靠个人威望和传统道德规范，实施劝说和情感影响，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让步，达到和解和好的目的，有的干脆硬性依靠命令或依靠调解人员的年龄大、辈份高为调解的基础进行。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在矛盾纠纷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手执法律法规各执一词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有的当事人能将相关法律条文全文背出，这势必对以往依靠情理进行调解的工作方法提出重大挑战，如果单纯凭劝导说服当事人就很难接受，势必影响到调解的法律威信和工作效果。这对调解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调解员要努力提高自身法律素质。人民调解员要通过自学、参加培训等途径，一方面要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重点学习民间纠纷涉及较多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继承法、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学习省、市、区行政管理的一些政策法规，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学习调解的技巧和方法。要通过工作实践、经验交流等不断改变调解方法，创新调解工作的技巧。

二是司法所应定期开展调解业务培训。可以邀请法官、检察官、律师或经验丰富的调解工作者到街道对调解员进行业务辅导，重点讲解法律基础知识、剖析常见纠纷案例，组织调解员参加民事案件审理的旁听，全面提高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技巧。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3

【关键词】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 教学改革 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156-01

一、前言

开设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既可以改变社会现阶段的风气，也可以提高学校的专业程度，无论是从哪方面说，开设这门课程都是很有必要的。

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重点

1.注重课程的科学性

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成效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是要学会注重课程的科学性，虽然课程的科学性在很多专业上都能得以体现，但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上却很缺乏。无论是教学课程的设计方面，还是教学理念的实施，都没有很好的体现课程的科学性、所以我们要做到，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特点、学生程度、教学的实施，制定出一套符合科学性的教学方法。

2.注重课程的差异性

注重课程的差异性，简单来说就是注重授课过程中根据每个学生的接受程度进行不同调整，调整中要尽可能的照顾到每个学生的特点，通过教学方法的辅助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通过引导将每位学生都“带”到课堂中来。

3.注重课程的艺术性

注重课程的艺术性，职业学校的学生大多处于毕业就进入社会的阶段，在进入社会前接受到的教育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所以，教学方法就要讲究有一定的艺术性，学生们更喜欢从课堂中获取乐趣和新鲜感。这就要求老师要尽可能地采取新型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在教学中多融合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因素，能使教学效果达到新高度。

三、当前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中出现的问题

1.老师的专业素养缺乏

很多学校开设课程后老师们并没有意识到课程的重要性，只是单一的对基础知识进行讲解，缺乏课堂的互动，在课堂上，老师处于主导位置，课堂气氛枯燥无味。甚至于有的老师专业知识并没有掌握完全就开始了讲课，授课过程完全按照书本照搬，对于学生的提问也没有准确的回答。

2.学生的学习意识不高

很多学生对职业道德与法律的课程重视程度也不高，觉得学了也没什么用处，不学习这门课程，出了学校的大门我还是能好好工作。或者有的学生认为，现阶段社会上不良风气太多，在学校学习也没有办法应对社会。还有一部分学生跟着老师的节奏认真学习，但是面对实际情况却无法应用。

四、关于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考

1.加强教师的专业素养

加强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师应该树立起课程的重要性意识，面对学生要抓住情感的表达，在课堂上及时的改进自己教学方式的不足，对学生的提问加以耐心的讲解。课下要对自己专业知识进行补充，因为每个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上职业道德与法律的课程，按照学校的教学资源，并不能保证每个专业都有一个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老师，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不仅仅要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还要对时下的经济、政治、教育、医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这就要求老师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只有了解自己学生以后要走的路，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

2.改进现阶段的教学方法

改进现阶段已有的教学方法，对枯燥无味的教学模式做一大改变，进行互动式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在课堂上做好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在互动中寻找乐趣，使学生更进一步的认识知识。实践式的教学模式指的是利用我们生活中的实际例子来对学生加以引导，例如：大多数同学寒假暑假回家都要买火车票或者汽车票，在这几年里，你遇到的售票员服务态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提问下引发学生们的思考，让同学们积极回答自己心里的感受。总结出：这就是一个人在工作时如果不具备专业的职业道德，有多么令人反感。而具备职业道德的人给他人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让同学们在例子里自己感受，教学效果会事半功倍。

3.建立完善的教学机制

学校方面要建立起完善的教学机制，组织建立一个完善的教学体系，对课程的老师，尽量选用专业的老师，免得出现专业不对口的现象发生。倡导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对每一学期课程进行考察，验收结果，还要给学生提供评价平台，匿名投票给老师的课程打分、提意见，对学生的意见进行分析采纳。

4.大胆采用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在《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中，我们应积极运用案例教学法，《职业道德与法律》的教学内容都与相关法律法规有关，其内容比较单调，也很抽象，而利用案例教学法恰好能通过具体的某个真实案例让学生体会其中，了解这些法律法规的真正内涵。不仅如此，案例教学法还能开阔学生视野，很多学生原先认为《职业道德与法律》对于今后工作没有任何指导作用，而通过分析案例，学生明白《职业道德与法律》对任何工作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案例的选择是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基础和前提，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一定要更重视。

5.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提高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仅能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帮助学生突破学习中的重难点，还可以激发学生兴趣，有效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学得积极主动。恰当地使用多媒体教学，将促进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有效提高课堂效率。多媒体集声音、图像、动画、视频于一体，具有重复性、交互性、生动性及趣味性等特点。学生学习习惯差，学习能力弱，不善于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而多媒体技术以动态和灵活的视频和文字方式展现内容，促使学生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潜移默化地提高。教师除精心制作课件外，还要多渠道搜集资料，如央视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经济与法》等节目，内容充实，贴近实际，特别适合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进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中，一定要加强课程改革，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促进教学内容的全面展开，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让学生可以对相关知识进行自主学习，进而牢固掌握有关知识，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谢玲.中职学校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09）.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4

劳务派遣, 最早产生于美国, 之后在西欧和日本出现, 20世纪70年代引入中国, 又称为“劳动派遣”、“临时劳动”、“租赁劳动”、“代理劳动”, 称谓不同, 概念的界定也没有统一。国际劳工组织《1997年私营职业介绍所公约》第1条第1款b项对劳务派遣规定为:提供雇佣工人的服务, 目的是使这些工人可供第三方使用, 而该第三方可能是自然人、法人, 他们给工人分配任务并监督这些任务的实行。 这种用工形式存在着派遣机构、要派企业和派遣劳工的三方关系。因此所谓劳动派遣, 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派遣其劳动者至用工单位劳动的一种劳动法律制度。劳动派遣制度包含了三方面的法律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单位之间的劳务输出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劳动管理关系。

劳动派遣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1) 用人单位两个层次化。在劳动派遣中, 派遣机构和要派企业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 共同行使用人单位的职能。 (2) 内部劳动管理与社会化劳动管理相结合。在劳动派遣中, 要派企业的内部机构负责受派员工的工作岗位安置、劳动任务安排、劳动纪律制定和实施等生产性劳动管理事务。 (3) 劳动者权益受到双层责任保障。在劳动关系的双层运行中, 派遣机构和要派企业都对劳动者权益负有保护职责。

2 实践中劳动派遣出现的问题

一直以来, 劳动派遣作为一种新颖的用工形式, 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些积极的作用, 如促进了下岗职工再就业;有利于满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时性用工需求;有利于满足临时性就业需求等。但是在实践中, 其消极作用显而易见。

首先是转移风险, 规避责任。如某些大公司利用不断为公司员工更换“婆家”的做法, 选择一些实力一般的公司, 以“劳动派遣”的合法形式将公司的社保风险、工伤保险等转嫁给这些小公司。一旦发生事故需要赔偿, 小公司可以随时破产, 而丝毫不会影响到这些大公司, 从而规避了他们本应当承担的风险。

其次是降低应纳税额。自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 劳务派遣公司异常火爆, 意味着有更多按照新法可以和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 将不再是所服务企业的员工, 而只是由劳务公司派到企业工作的人员, 即他们将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所以, 如果是企业缴纳养老保险, 并不能纳入公司的成本, 税收缴纳很高。但是只要通过劳动部门的这些劳务公司, 就可以纳入成本,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就能降了下来。

再次是执行力度不够。新法规定, 被派遣劳动者在劳务派遣单位签署的两年以上固定期限合同期内如果没有工作,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其按月支付报酬。但是, 这项规定执行起来极难, 因为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劳务挣的就是每个人每月几十元的管理费, 这笔费用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第四是分级管理标准不统一。由于目前有关劳务派遣的法律法规严重欠缺, 不同地区劳动部门及企业对劳务派遣的认识很不一致, 有关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做法不同。比如, 浙江省绍兴市的劳务派遣单位有着强烈的政府色彩, 全市有八家劳务派遣单位, 其中市区两家, 分别是绍兴市劳动保障事务代理中心, 为市就业局下属集体企业, 另一家是人事局下属的人才中心管理的代理中心;六个区县各一家, 均为劳动保障部门对口管理。

除此之外, 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很多企业和公司认为, 劳动关系在劳务公司, 工资应该由劳务公司支付, 但当工资被劳务公司待发后, 又会出现其他情况, 如: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的劳务公司携款潜逃怎么办?工资被劳务公司克扣怎么办?法律不直接规定由用工单位直接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工资、加班费及其他福利, 因此问题应运而生。针对以上的这些现状, 对于劳务派遣进行法律规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3 对于劳动派遣的法律思考

如前所述, 目前在实践中却并不能根除劳动派遣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因此, 要使新劳动合同法健康有效的实施, 还需要靠法律解释和制定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定和限制才能实现法律所想要达成的目标。对此, 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3.1 对特定范围的选择问题

国外的立法都将劳动派遣限定于特定的范围中, 也呈现出了一定了扩大趋势。例如日本的劳动派遣法将劳动派遣的工作限定为需要专门知识、能力或经历以便更为快速、准确操作的工作和由于从事或从业形式的特点, 对工人需要特殊管理的工作, 并授权政府内阁具体决定可派遣的工种。

因为劳动派遣存在负面的影响, 比如受派员工在劳动待遇和用人成本上往往低于正式员工, 因此有些企业大量使用受派员工, 会对正规的员工产生一定的冲击作用;受派员工的流动量大, 对其过多的使用也会影响到劳动的安定性。我国目前是雇佣方市场, 就业者数量较大, 劳动者权益很难维护, 虽然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派遣适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安排, 但是具体到什么类型的工作属于这个范围并不明确, 很容易使用工单位钻了空子。

我国应借鉴外国的做法, 对劳动派遣适用范围的限制应当采取从严限制, 对于一些属于非常设性的岗位、外围的工种、应当缩短其期限。并且,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对于不用区域也可作出一些不同的限制和规定。

3.2 对于派遣机构的资格管理

派遣机构的实力和信誉对于劳动派遣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 新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是注册资本不少于五十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从资金和形式两方面加以约束, 但是在实践中, 各地设立的方式不同等原因使得劳务派遣单位仍然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 因此对其加强管理很有必要。

(1) 对其必备的条件要求进一步明确。不但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符合企业法人设立所要达到的条件, 还需要具有一定数量和专业的从业人员, 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数额, 风险担保金的数额标准和财务管理符合规定。 (2) 设立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派遣机构的设立要从严规定, 实行特许制度。要经过相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特许, 获得劳动派遣许可证后, 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方可经营, 并且还应当对其营利性作出一定的限制。 (3) 明确其地位。我国目前现有的派遣机构大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公共机构, 有的由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转化而来, 这是一种界于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混合性主体。而且, 我国劳动派遣公共性弱于职业介绍, 但成本又高于职业介绍, 因此可将其定位为企业法人, 这样由有利于形成劳动派遣的激励和竞争机制。

3.3 对正规员工和受派员工的地位比较

由于正规员工有劳动合同的保障, 并且一般在常设性岗位或核心岗位使用, 其劳动待遇往往高于受派员工。因此在劳动派遣中较容易产生劳动歧视问题。 虽然新劳动合同法赋予受派员工享有与正规员工同工同酬的权利, 但是在实践中未必能落实到实处,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歧视, 不但要切实保证受派员工和正规员工享有平等的法定劳动权利, 在同一岗位使用的受派员工和正规员工应当同工同酬, 享有同等待遇。还要无论派遣机构是否与相应的工会在组织上对应, 受派员工都要与正规员工一样享有加入工会的权利, 让工会的监督发挥作用。这不仅需要我国劳动合同法立法的支持, 还需要有关的行政机关把好关, 相应的工会切实保障受派员工的权益。

3.4 对于双层用人单位的义务划分和责任关系

新劳动合同法中对于派遣机构和要求企业所要履行的业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但对于二者的义务划分却显得并不强硬, 这样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双方都逃避承担义务的问题。

对于双层用人单位向受派员工承担法律责任应当分下述几种情形来处理:①在存在担保责任的场合下, 可以按照义务的主、从来区分责任的承担顺序。主义务人未能承担责任时, 应当由从义务人承担责任。对于劳动派遣来说, 要派企业已经履行工资的承担义务, 而派遣机构未向受派员工支付时, 派遣机构为第一责任人, 要派企业为第二责任人, 如果派遣机构由于要派企业未履行工资负担义务时, 要派企业为第一责任人, 派遣机构为第二责任人。②在存在双层用人单位合谋侵害派遣员工权益时, 双层用人单位都作为共同侵权的第一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③在不存在担保责任和共同侵权的场合, 假如责任在派遣机构, 则应当只有派遣机构单独承担责任。

3.5 对于劳动争议的当事人、管辖和法律适用

新劳动合同法对于由于劳动派遣引发的劳动争议的当事人、管辖和法律适用并未做详尽的规定, 笔者认为应加以明确。

劳动派遣中发生的劳动争议, 只限于受派员工与派遣机构或要派企业之间, 要派员工与双层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如果派遣机构与要派企业之间发生争议, 虽然涉及受派员工的利益, 但不属于劳动争议。在存在双层用人单位共同侵权或者负担担保责任的争议中, 双层用人单位都应当作为被申诉人。在由某一层次用人单位单独承担法律责任的争议中, 如果争议处理结果与另一层次用人单位有利害关系, 前者应当作为被申诉人, 后者应当作为第三人。

异地劳动派遣中的劳动争议, 由于派遣机构和要派企业不在同一地方, 就当然的涉及到了案件的管辖问题, 当两地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一致时, 还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选择问题。就管辖问题而言, 受派员工与派遣机构的争议由派遣机构所在地管辖, 受派员工与要派企业的争议由要派企业所在地管辖, 受派员工与双层用人单位的争议, 可由当事人自由选择, 由派遣机构所在地管辖或者由要派企业所在地管辖。至于涉及到的法律的适用, 劳动合同的签订以何地的法规和规章为依据, 就适用何地的法规和规章, 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也可以从其约定。 这样做, 将更加便于对劳务派遣争议的解决。

4 结语

对于国家来说, 劳动关系不稳定、工资水平降低、社会保险基数减少, 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新劳动合同法通过增加对劳务派遣的规定, 明确了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条件, 以及劳务派遣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这对于规范我国劳务派遣市场秩序,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对整个劳务派遣秩序的规制, 单靠一部法律的出台是远远不行的。要想更好的确保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将效果落到实处, 需要一些软措施的辅助, 需要其他相关的部门的保障, 只有这样, 劳务派遣才会走的更远。

摘要：劳动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形式, 在我国的新《劳动合同法》中作了明确的规定。近年来, 劳动派遣在我国有迅速发展之势, 实践中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因此对劳务派遣制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规制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劳动派遣,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全兴, 侯玲玲.劳动关系双层运行的法律思考——以我国的劳动派遣实践为例[J].中国劳动, 2004, 4-19.

[2]赵墅艳.劳动派遣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甘肃农业, 2005, 12, 176.

[3]赵墅艳.劳动派遣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甘肃农业, 2005, 12.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5

思考

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法律援助工作站，是构成法律援助网络的基础性单元，是构建“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的重要环节，是服务群众“八件实事”的具体体现，是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的最前沿平台，是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实现全覆盖的基本要求。近年来，随着法律援助纳入民生工程，法律援助网络建设得以逐步完善，全市共计建立乡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282个，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法律援助求助难的矛盾。为推进法律援助站有效开展工作，近年来，绵阳市积极开展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并在梓潼先行开展规范化建设试

点，本文通过对梓潼县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就如何巩固和发展已有成绩，改进和完善运作方式和管理体制，提高整体效能，推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全面发展做一粗浅探讨：

一、基层法律援助站建设的网架结构

法律援助网络，中央、省、市、县都设置了法律援助中心。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实为基层法律援助网络的枢纽，乡和县级有关单位、部门的法律援助工作站，是基层法律援助网络的重要结点，是连结困难群众与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桥梁和通道。自2008年开始，根据梓潼县县委办、政府办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精神和绵阳市司法局的安排部署，梓潼县各乡相继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司法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助理员兼职法律援助工作。截至2013年底，梓潼县全县已经建立起了规范化的法律援助工作站39个，其中乡32个，经济

开发区1个，县级有关单位、部门6个，设置了村法律援助联络员329名，覆盖了全县所有城乡街道、社区居民、农户家庭。在全县范围内法律援助网络实现了无缝衔接，体现了现代社会管理的网格化管理理念，在全县的城乡，包括边远地区，都有人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立，完善了基层法律援助的网络架构，是法律援助网络面向基层的有力结点，为梓潼县的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显著变化。

二、规范化法律援助站作用突显

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渠道畅通。过去，由于地域因素的影响和工作条件的限制，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难以顾及到广大农村群众。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后，在各个村委会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由村委会书记或者主任担任法律援助联络员，借助他们熟悉情况、贴近群众的优势，为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宣传并为困难群众和法律援助工作站“牵线搭桥”，传递信息，扩大和延伸覆盖面，极

大地方便了广大人民群众。仅2013年，梓潼县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0余件，占全县所有法律援助案件的70%，有效地缓解了基层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的迫切需求。

对法律援助的认知度提高，意识增强。几年来，通过开展“法律援助进农村，进社区”、派发法律援助宣传资料和法律援助联系卡、法律援助宣传、法律援助联络员培训等活动，让法律援助进村入户、走近群众，有效地提高了法律援助在群众中的知名度。过去领导干部知道法律援助制度的都较少，更不要说广大的普通群众。这几年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加之村、居联络员的走村入户的宣传和协助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再加之近几年县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办理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影响，法律援助这项制度的群众知晓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黎雅法援工作站把法律援助的成功案例，制成专题公示栏目，向公众开放，收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通

过不断的宣传，城乡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援助意识普遍增强，逐步形成了依法维权的良好习惯。近两年，群众到各法援工作站咨询法律问题的数量不断增多，仅2013年就达9000多人次。

司法所职能得到进一步充实。司法所担负着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项工作职能。过去，部分司法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形式比较单一，个别甚至出现空白。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后，县法律援助中心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设置工作日志，加强规范管理和业务指导，情况得到明显改善。一些司法所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工作中的独特优势，成功调处了多宗典型案件。如：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双板乡法律援助工作站就成功处理了农民工集体讨要工资案件、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雇佣关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4起重大法律援助案件。乡法律

援助工作站成立及规范运作后，及时主动为受援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有效地控制了矛盾的恶化，化解了社会矛盾。

三、法律援助站面临问题不可忽视

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站发展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瓶颈问题亟待解决。根据县两办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精神，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定性为“依托乡镇司法所设立的，代表乡政府管理和组织实施本辖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对今后进一步加强全县法律援助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对切实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提出指导意见，“明确在各乡镇司法所加挂法律援助工作站牌子”。据此理解，则法律援助工作站相当于基层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然而，目前司法所是县司法局在乡的派出机构，法律援助工作站既然是依托司法所设立，在人员、经费上要得到人事、编制、财政部门的完全认可，实践中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和困难。

工作站履行职能的主动性和工作效率

有待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认识不到位导致工作不到位，也就谈不上工作的设想和创新；二是对新时期法律援助工作的内涵认识，仍然局限于固有的内容和模式上，工作方式也比较单一，简单地认为法律援助工作就是办理案件，假如群众在这方面的需求不多，法律援助就难以开展；三是工作人员普遍缺少系统的业务培训，部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未能适应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对工作的标准和要求把握不准不严，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四是司法所人手不足却兼顾着其他繁重的工作，在客观上造成疲于应付，不利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长远发展。

规范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完善。随着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迅速发展，工作站的规范化建设是否跟上形势发展的步伐，对全面发挥其工作效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原有的某些规章制度在科学性、合理性和操作性等方面已显得

滞后，需要及时修改调整。2014，梓潼县司法局法律援助管理将调研制定和修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办法》，其他应当制定的制度有待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如工作站的内部管理、法援联络员的业务培训制度、考核奖惩等。

三、改进法律援助站工作的对策建议

增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产生。房屋拆迁纠纷、征地补偿纠纷、劳动纠纷、家庭婚姻纠纷、社会职工保险等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在这些不稳定因素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普遍文化素质不高、经济贫困、表达意愿和依法维权的能力薄弱，在利益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或者因为经济困难无法获得法律帮助之时，上访就成了他们最低成本的维权“武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好则极

易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引起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从保护人权和实现司法公正的角度理解法律援助，而对其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却认识不深。在实践中，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实现诉求、解决纷争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整合社会资源，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宣传政策和法律法规、解答法律咨询、进行案件代理，搭起了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特别在处理化解某些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更发挥了疏导矛盾、消除对立情绪、指引合法维权途径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各个社会阶层的平等共融、和平相处，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保障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法律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某些“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满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这不仅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所在。

加强协调沟通，多方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瓶颈”问题。根据四川省司法厅的信息，今年四川省人大将对《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修改，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要认真学习新的《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弄懂弄透法律援助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绵阳市法律援助程序细则》，逐步将法律援助工作站列入乡镇编制序列，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中经费投入、人员编制、办公场所不足等“瓶颈”问题，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在乡基层可持续发展。

当前，由于各地在思想认识、具体操作及所遇难到的困难都不尽相同，因此，要实现这一转变应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进行。鉴于短期内难以完全实现这一转变，建议采取以下办法加以解决：一是从政策层面寻求支持。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商请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沟

通协调中提供权威性的依据；同时抓住法律援助属四川省全省的“民生工程”契机，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编委、人事、财政等部门的联系，争取理解支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二是可适当增加基层司法所的人员编制，使每个司法所有1到2名专职人员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缓解这方面的燃眉之急。三是切实加强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对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汇总归类和分析调研，制订出细化的、操性性强的措施。

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一是要拓宽工作思路，发掘自身潜力。当前，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已不单体现在诉讼环节的介入、帮助弱势群体解决打官司难这单一的模式上。实践中，其另一项很重要的职能作用——预防和调解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出实效来。一方面，在处理矛盾

纠纷的过程中，法律援助主动介入，为群众提供正确的法律引导，防止了矛盾纠纷的扩大和激化，访、调、援工作机制的建立，效果已经初步显现，还需加强和完善。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各种纠纷的调解，促成双方协商和解，避免诉讼程序的启动，不仅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减轻了审判机关的工作压力。二是要结合区域特点，拓展服务空间。各个乡镇的地域环境、地区经济结构、城乡居民的比例以及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等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只要把工作思维从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因地制宜，勇于尝试，就必定能走出一条有特色有成效的创新之路。三是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援助方式。开展不同形式的法律援助活动，不仅适应了困难群众不同层面的法律需求，也与和谐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要求相适应，有利于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效能，扩大社会效果。

着力加强规范化建设，促进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目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已经步入发展完善的新阶段，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应当是抓规范化建设，以规范促发展，向管理要效率。县司法行政机关和县法律援助机构是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的执行者和责任人，要按照四川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建设标准》的要求，逐个清理和核实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硬件设施设备、清理和细化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做到法律援助的宣传、咨询、申请审查、经济困难的调查、对工作站人员及联络员的培训、考核以及各项登记、录入等一系列工作均有章可循，均有时限及质量要求，进一步调动法律援助网络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转变作风、司法为民”和“走基层、办实事、解难题、惠民生”以及“法律七进”活动的开展，主动融入活动之中，扎实开展法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6

摘要：5·12汶川大地震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对地震中的受灾者进行心理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灾后心理援助过程中出现了专业心理援助人员严重匮乏、心理援助工作呈无序状态、对心理援助对象的认定有局限、对灾区群众的心理援助缺乏系统和长期的规划、媒体宣传带来心理伤害、心理援助带有盲目性等问题。因此，应加强灾后心理援助的制度支撑和统一领导，建立长期的灾后心理援助机制，进一步培育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发展心理援助的民间力量，把心理重建与思想重建和文化重建结合起来，对受灾者及其他人群进行多种形式和科学有序的心理援助。

中图分类号：B845.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4－0005－05

5·12汶川大地震在震区制造了两场空前的大灾难：一场看得见，在地表——断壁残垣、人员伤亡；一场看不见，在人的心灵——惊恐、失去亲友的悲痛。创伤心理学认为，灾难一般都会使个体因心理失衡而产生思维不清、意志失控、情感紊乱等心理危机。如果这种心理危机得不到及时的疏导、矫正，持续时间过长，轻者将导致身心功能的失调或部分丧失，不能正常地学习、生活与工作；重者则可能导致精神疾病，产生一种严重的心理反应——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会使人极度脆弱，脑海里不断重现灾难发生时的可怕情景，听到突然的声音会惊吓得跳起来，对个人前途悲观失望……正如心理学家肖水澜教授所说：“灾难会在人身上造成严重心理创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折磨人一生，改变个人的性格，甚至导致极端行为如自杀和暴力。”因此，巨大灾难后不仅要对受灾人民进行物质的救援和躯体的治疗，对其心理的援助尤为重要。灾后心理援助不仅能给灾民以精神上的支持与抚慰，而且能缩短其灾后心理创伤的恢复期，使他们充满信心地面对今后的人生。

但是，由于我国心理援助服务体系建设起步晚，心理危机干预制度不健全，专业心理危机干预人员欠缺等诸多原因，使得我们在这场灾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出现了较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干扰了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的还引起一些人为的二次伤害。深入探讨这次心理援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有利于我们后续心理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促进我国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一、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地震后一个多月的心理援助工作中，全国广大心理工作者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团结奋斗，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由于这次灾难发生突然，涉及地区广、人口多，心理援助事起仓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做保障，在救援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专业心理援助人员严重匮乏

创伤治疗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援助人员仅仅学过心理学，或者只是接受过心理咨询训练是不够的。现在大家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心理专家等于心理治疗专家，心理治疗专家也等于心理创伤治疗专家。其实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心理专家包括各种基础心理学的专家和应用领域的心理专家；而心理创伤治疗属于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的范畴。即使是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家，也需要接受必要的心理创伤学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才可以进入灾区进行科学的心理援助工作。就目前情况来看，全国范围内真正能够进行心理创伤治疗的专业人员极其有限，真正能够从事心理危机干预的临床心理工作者也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震后的需要，心理援助队伍的发展严重滞后。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动用了1000个心理干预专家团；而汶川地震后到灾区的心理援助队不到100个，其中成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这必然使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处于尴尬境地——巨大的需求和供给的不足。

同时，这项工作对心理援助人员专业、道德、心理、身体等各方面的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需要有临床实践经验。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对被干预者和干预者自身都可能有不良影响。著名危机干预心理学家Everly等认为危机干预存在着危险，不成熟的干预不仅浪费宝贵的资源，还会干扰某些受害者创伤的自然恢复过程，甚至会者造成二次创伤。有事实表明，在灾区的心理救援中就出现了心理救助者因不专业的做法而导致当事者心灵再次受伤的情况。如对儿童使用“崩溃疗法”，心理援助志愿者的T恤衫上写着红色的“5·12心理救援”字样(对受灾的人来说，那几个数字是他们最痛苦的记忆，这样强烈的负面刺激，怎么可能有利于他们创伤心理的康复?)，等等。

另外，一些心理援助者对受灾者的身心反应存在着认知上的错误。经历了大灾之后，受灾群众很恐惧，情绪波动极大，过度悲伤；有些人晚上做噩梦，睡不着，看到有顶的建筑就害怕，等等。一些心理援助者觉得这些都是心理问题，需要立刻治疗。实际上，以上这些都是人对非正常事件(大地震)的正常反应。人的心理创伤和生理创伤一样，都有一定的伤后自愈能力，大约70％的人几个月后就能慢慢地恢复正常，这些人完全不需要心理干预。一些不具有专业素养的心理援助者出于好心急着去进行心理干预，不仅不能帮助他们，反而给自己带来了较大的挫败感。

(二)心理援助工作无序

地震发生后，不少心理援助者相继进入灾区或灾民安置点进行心理援助，应该说这次灾后心理救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相关的救助规范，混乱也随之而来，出现“各有各的道，各吹各的号”，从而导致心理援助工作的无序。比如，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心理援助组织，有政府的、民间的、本地的、外地的，有太多的人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救助。这就引发了许多的问题，比如有些心理援助者不能坚持，来一两天就离开了，致使心理援助工作不能持续，一个对象接受多个心理援助者反复的辅导等。这样杂乱无章的心理救助不仅不能解决受助者的问题，反而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同时，心理专家、心理援助志愿者、心理救援队之间都没有沟通，更谈不上资源整合，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对受灾群众的心理造成干扰和伤害。所以，在灾后进行心理援助时，我们既需要热情，也需要理性思考和有效管理。5月26日，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做好灾区师生安置和恢复重建准备工作的方案》。其中明确指出：灾区省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心理援助队伍的组织协调，统一管理，加强对进入灾区从事心理援助的组织和人员从业资质的核准，杜绝对同一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心理咨询等活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心理救援过程中的问题所在。

(三)对心理援助对象的认定有局限

很多人认为，只有灾区的灾民才是受伤者。很多人都要求去“一线”，也就是去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然而，需要帮助的地方不仅仅是受灾最严重的

地方，没有人员伤亡而只是房毁屋塌的地方也需要帮助，心理援助也是一样。同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灾区的各种悲惨景象与苦难场景，尤其是各种血腥的画面与镜头，都完整彻底地呈现在全社会的观众面前。在长时间大量接触这种画面之后，往往也会让观众体验到焦虑、痛苦、无助等各种负面情绪，对于某些本身就存在着心理障碍的人群来说，更是会造成强烈的刺激，并引发深层次危机事件的发生。这种事件其实已屡见不鲜，例如有一位在美国因撰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而出名的华裔女作家，因为接触了太多的负面资料，最后竟然也自杀身亡。所以，除了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外，对其他进入灾区的相关人员进行心理干预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参与救援的军人、医疗人员、记者、志愿者中，也会有人产生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比如替代性创伤和无能为力的内疚感，等等。另外，间接接触灾难场景的全社会的民众，也都需要得到心理支持与安慰。

(四)对灾区群众心理援助缺乏系统、长期的规划

大灾后人们心理创伤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因此灾后的心理援助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灾后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更重要的是后续的干预工作，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因为在灾难的不同发展时期，人们所需要的帮助也不同，既需要急救，也需要长时间的疗伤，所以在干预初期就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政府与心理学界应统一步调，迅速作出反应，制定出长期的比较完整的心理干预计划。因为灾后的心理救援工作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智的分析和持续有效的耐心工作。然而，此次的心理救援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不少心理救援队伍是为应急而自发组织的，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心理援助工作只有短期考虑，缺乏长期的计划和整体规划。

(五)媒体宣传带来心理伤害

高度的信息化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有的媒体只顾尽快地获取灾区的第一手资料，忽略了受灾者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承受力，使得一些不当的信息传播给受灾者，对其造成了二次心理伤害。比如，被埋在废墟下获救的幸存者，多次被迫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讲述自己的不幸与坚强；有些记者一次次强迫幸存者去回忆自己的恐怖经历；有的被作为典范人物被媒体宣传。不可否认，这些没有“底线”的“爱心”与称颂，构成了对这些幸存者的“二次伤害”。因为这些采访对象一般被作为英雄、坚强者宣传，他们在镜头面前必须表现出勇敢的一面，而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伤压在心底。心理学认为，人在受伤后的情绪宣泄十分重要，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内心的焦虑、压力与痛苦。这些情绪如果不经过疏导与处理，被迫压抑，持续时间过长，便有可能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而不少新闻人物却被剥夺了这样的情绪宣泄机会，这实际上不利于他们心灵创伤的康复。

(六)心理援助带有盲目性

这一次大灾难，使人们的助人热情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心理专家表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帮助灾民时每个人也在帮助自己。比如，通过帮助他人，我们可以在内心获得某种安宁与幸福感。这一点本无可厚非。然而必须警惕的是，当人们沉浸在一种利他主义的激情中时，有意无意间也往往会越俎代庖。比如很多人在助人的时候没有过多考虑受助群体的真实需求，而是带着自己对他人需要的猜想前往灾区。在灾难发生初期，灾民更需要的是生命的安全、生活的保障，一时还难以顾及自己受伤的心灵。而不少心理援助者进入灾区后急于给灾民作危机干预或心理创伤辅导，其结果是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灾区人民当下迫切的需要，当然就会遭到拒绝或不被理解。

二、灾区重建阶段心理援助对策

针对这次灾后心理援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以下应对策略，以期对后续心理援助工作以及心理援助体系的建立有所裨益。

(一)加强灾后心理援助制度支撑和统一领导

只有强有力的规章制度，才能够保障心理援助工作顺利有序的进行。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我们建议由中央宣传、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牵头，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下建立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领导机构，省、市、县和各个单位也应该建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领导，负责灾区心理援助工作，把心理救援作为灾后重建的一部分，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指出：“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受灾群众和企业开展生产自救，积极恢复生产，并做好受灾群众的心理援助工作。”可见国家已经把心理援助工作纳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总体规划中。我们就是要在严格的制度规范下，用专业的方法把具体工作进一步落实下去。

(二)建立长期的灾后心理援助机制，有计划地进行心理干预

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建议制定一个长远而有效的灾后心理援助机制或体系。“政府可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来培育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参与到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去；鼓励民间成立更多的心理辅导专业组织，以弥补国家心理援助力量的种种不足。”这样，一旦灾难降临，我们就可以避免忙乱。还应建立比较完整的心理创伤评估诊断标准和干预方案，开通以专业人员为主，心理志愿者、社区心理辅导者为辅的心理援助网络，以定点、对口援助方式进行心理援助，以保证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可评估性。

(三)进行多种形式的心理援助

1.进行科普宣传

除了进入灾区进行心理援助之外，通过各种形式的心理学知识科普宣传对广大群众进行心理支持与引导同样重要。由于民众对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必要性知之甚少，尤其是在川西欠发达地区，民众对其了解和重视程度显然不够。有专家在进行心理援助时，曾被问及：“你们是来做思想工作的?”这就需要在相关主管部门和媒体的帮助支持下，以宣讲心理学科普知识、开展心理援助活动和发科普传单等方式向广大民众传播心理危机干预和灾后自我心理调适知识。

2.开展培训工作

应组织创伤心理学专家在灾区对当地心理专业工作者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通过广泛举办讲座，对广大志愿者和义工进行大规模的心理危机干预知识培训，并大力发展当地心理援助的民间力量。这样不仅有利于弥补心理援助专业人员的不足，也有利于心理援助工作快速、全面展开。

3.开通心理救助热线和网络救助平台

由于专业心理援助队伍的匮乏，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受灾者进行面对面的心理辅导与干预，心理救助热线和网络救助平台的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教育部副部长陈小雅就提出要建立热线电话和网络系统，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安抚。应组织各地的心理专家在网络平台上(www.xinlil20.org.cn，bar.h863.com)进行全天在线公益轮值，以声音、视频、文字三种形式对广大民众进行灾后心理安抚。

4.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

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不仅可以推动心理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更重要的是能让受助者感受到心理的温暖和改变现状的力量，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恢复的重要促进因素。许多研究都证明，创伤事件发生后受到良好社会支持的受害者都有较佳的预后。因此对受灾者来说，从家庭亲友的关心与帮助、心理工作者的早期介入、社会各界的热心援助到政府全面推动灾后重建工作，都能成为有力的社会支持。全面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积极作用，会更有利于受助者治疗心理创伤，缩短康复时间，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此外，还可让受助者建立“互助组”，增加对彼此的关注，建立团队中成员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改变无助感和被动状态，增强自信心。

5.在灾区建立心理援助站

此次地震受灾规模大，组织心理救助队深入到每一个灾区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在地震区孤儿或者老人聚集的重点区域内建立心理援助站，并告诉大家，如果感觉有心理问题，可以随时到援助站求助。

(四)把心理重建与思想重建、文化重建结合起来

大地震带来了大灾难，大灾难激起了大抗争。无论是在生死关头舍身救人的英雄人物，还是在废墟中顽强站起的共产党人；无论是亲临一线、情系群众的中央领导，还是星夜驰援、冲锋在前、连续作战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奉献爱心、勇担责任的志愿者，还是感同身受、献血捐款的广大群众：13亿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出了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质、善良纯洁的人道主义禀性。这成为我们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精神武器。200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振作奋斗意志抚平精神创伤》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心理安抚结合起来，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心理干预，有效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消除地震灾害带来的忧郁感、孤独感和恐惧感，缓解心理压力，促进心理健康，实现心理和谐。”所以，灾后心理援助还需结合思想教育、人文关怀，以激发受灾民众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精神，这对其心理的康复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心理援助要科学有序

任何工作只有做到科学有序，才能顺利、持续发展。我国的灾后心理救援系统还很不健全，更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运用和完善。心理援助工作要做到科学有序，就要求我们一是要遵守严格的职业规范，科学、冷静、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心理援助工作，杜绝鲁莽的心理援助行为。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一定要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下，遵循科学规律，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二是要积极参加有关灾难心理援助的相关培训或继续教育，做到在职业伦理和科学知识指引下有准备地做好援助工作，不盲目，有头脑，不逞一时之勇。当今，不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比较普遍，在救助的过程中容易造成二次心理创伤。因此，在灾区工作的心理援助专业人员一定要在接受必要的培训后才能展开工作，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三是在进行心理援助时要相互支持、相互提醒、相互援助，科学地避免和减少替代性创伤。要做好长期援助的准备，并做好救灾人员(如军人、医疗人员、记者、志愿者等)的心理训练与干预。四是心理援助工作者必须身心健康，除了具有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具有较强的心理恢复能力。因为在灾后的心理救援过程中，救援者接受的负面影响太大，如果没有较强的心理恢复能力，救援者自己也会受到间接的心理伤害，即“替代性创伤”，会给心理援助工作以及灾区增加负担。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7

一、法律基础知识纳入思政课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法制国家, 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手段, 是现阶段比较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方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重要标志,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 胡锦涛同志提出对依法治国的深刻认识, 他明确指出: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 大学生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学校教育中只是简单的理论教育, 学生只知道相关的法律知识, 明白法律的宏观作用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 却对法律的深刻认识程度有待进步, 他们不清楚法律的落脚点是调整个人行为。法律与道德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个体, 法律的实施要考道德的约束, 道德的发扬要在法律的监督下积极实施, 良好的社会道德促进法律社会建设, 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道德的形成,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进步。新时期高校教育要提高思政课中法制授课水平和艺术技巧, 在教学中实现大学生良好道德的形成与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高校思政课中法律基础知识教学现状

新课标下, 高校积极落实国家教育部号召进行课程改革实验, 通过对思想政治法律基础知识的改革与学习, 学生对我国的法律体系有了深刻的了解, 能够把握我国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相关诉讼法的主要内容, 学生对国家法律的制定、实施与执行等环节有了初步了解。通过对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 大学生依靠法律维权的意识明显提高, 大学生在系统的法律教育下受法律知识潜移默化的影响, 法律意识明显提高, 有利于大学生今后发展需要。但是, 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法律基础知识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较多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 高校思政课法律知识缺乏专业性

很多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一般都不是法律专业的教师, 所以在讲述思政与法律基础课时, 往往只重视讲解课本上的知识, 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法律知识的讲解, 普及法律意识的意味更浓。一般不会把书本讲解的背景知识和法律层面的知识表发出来, 法学专业性不够强, 学生往往对法律的认识是一知半解, 不能很好的了解法律知识。

( 二) 大学生学习法律的目的过于简单

我国高校长期受硬式教育的影响, 致使学生学习法律一般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并不是为了以后的工作和学习, 这种学习目的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这样容易导致有些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考前死记硬背, 甚至有些学生放弃考试中一小部分的法律得分, 这种学习方式致使学生对法律知识不能融会贯通, 有些学生学习法律知识过于昏昏然, 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上, 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应用。

( 三) 大学生应用法律解决问题能力不高

思政课中法律基础知识课程设置中, 虽然大学生有较多的学习法律知识的机会和平台, 但是大学生的实际掌握程度有待提高。学生普遍存在不能用法律武器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据有关调查显示, 大学生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 经常表现为意气用事而违反法律, 或者有的学生人身、财产受到威胁后忍气吞声, 而不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比如, 大学生遭遇抢劫、偷盗等事件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给案件的处理带来较大的困难。这些都是大学生法律知识高, 但是实际运用能力差的具体表现。

三、新时期如何提高高校思政课中法律基础知识教学效果

( 一)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我国的依法治国说的是以宪法治国,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我国基本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要在宪法的基础上实施。同时其他法律也要遵从宪法, 学生在学习时要对宪法有基本了解, 指导我国宪法的特征和原则, 以便学生以后更好的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另外, 从公民意识方面来说, 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首先要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正确的公民意识, 这里所说的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身所享受的权利和义务的自觉性, 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 要积极履行自身义务, 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孪生兄弟, 二者互为促进。所以在学校阶段要首先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实现社会的良好法治工作, 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法律基础知识教育中注重培养大学生主人翁意识, 提高大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培养学生学习与运用法律的主体意识, 使学生从自我发展的角度思考、分析问题, 多开展一些实践课程、比如法律咨询、法律志愿者活动、法律援助等等, 使学生把所学的内容运用到实践中, 达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

( 二) 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 培养其现代法制观念

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有法治社会作保障, 所以高校必须重视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养, 以便更好的建设社会注意和谐社会。教师在讲述法律知识时,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 不能仅仅讲述一些肤浅的法律条文和案例, 可以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 比如文学、哲学、自然学科等, 使各个学科融会贯通, 综合培养学生个人法律素养。学生法律素养的高低往往是通过对法律知识平时的积累与了解塑造的, 教学时要注重学生法制意识的提高、首先让学生自己在平时生活、学习中要积极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培养法律素养, 以便于其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禁得起诱惑, 避免其犯罪。

( 三)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思政课法律基础知识教学中涉及的部门法和实体法比较多, 但是其内容一般都是高度概括, 所以教师讲解时要有重点的讲解, 把重点放在法律制度、婚姻家庭法以及刑事法等方面, 使学生通过对法律的学习与认识了解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 了解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含义及要求, 了解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内容, 使学生具备解决简单民事问题的能力。法律基础知识部分教育不能贪多, 要有针对性, 再教授过程中突出重点, 结合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讲述法律知识, 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另外教师在讲述时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比如多媒体设备、网络等提高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知,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从而提高法律教学效果。

四、结语

总之, 思政课中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法律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要以育人为本, 以学生为主体展开教学, 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教学感染力, 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为社会主义培养优秀接班人。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发生了较大改变, 其中对法律基础知识内容的做了较大的调整, 要求教师在教学时不能按照传统教育方式进行授课, 必须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有所创新, 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法律观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 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本文主要讲述新时期高校思政课中法律基础知识教学特点。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政课,法律基础知识,教学思考

参考文献

[1]杨红英.关于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考[J].韶关学院学报, 2009, 30 (8) :123-124.

[2]陈岑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法理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初探[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1 (4) :11-12.

[3]张超, 骆新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法律魅力研究[J].法制与经济 (上旬刊) , 2012 (7) :85-86.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8

一、我省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做法

1.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将残

疾人维权事项全部纳入法律援助范围。2007年9月, 省司法厅出台《关于确定全省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的意见》, 将残疾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事项列入法律援助范围, 并规定各市地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 经济困难标准可适当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截至2008年年底, 各省辖市全部完成了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工作, 且标准均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以上, 2010年全省降低至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以上。2011年我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以家庭人均收入衡量, 农村居民不低于当地居民上一年度人均纯收入, 城市为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新乡市对残疾人申请支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人身损害赔偿等事项实施免审查经济困难状况, 焦作、漯河、商丘、济源等地取消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限制, 只设经济困难条件, 让法律援助的阳光惠及更多的残疾人。我省于2008年3月、6月分两批进行法律援助应援尽援试点工作, 2009年4月全面启动。各省辖市以实现应援尽援为总体目标和根本要求, 认真落实对残疾人应援尽援的各项任务措施。

2. 多措并举, 确保广大残疾人

获得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设立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 拓宽残疾人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建设标准化法律援助接待室, 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服务;全面设立法律援助驻法院值班律师办公室, 前移残疾人法律援助服务网络端口;开通12348法律援助咨询电话, 方便残疾人获得法律咨询服务;丰富服务方式, 满足残疾人法律援助的特殊需求,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想方设法针对残疾人的特点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3. 加强队伍建设, 为残疾人提

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残疾人是法律援助机构的重要服务对象,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都非常注重提高对残疾人的服务水平。在省、市、县三级培训体系中, 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技能一直是重要培训内容。在省级培训中专门设立心理疏导课程, 使法律援助人员在接待咨询中提高与残疾人的沟通能力, 有效疏导他们的不良情绪, 引导他们理性维权。为方便与残疾人沟通, 济源市法律援助中心请聋哑学校老师对法律援助接待人员进行手语培训, 使接待人员掌握了简单的手语沟通技巧, 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通过培训, 全省法律援助队伍提升了服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增强了政治使命感和工作责任感, 带着深厚的感情扎实做好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维权工作, 帮助残疾人等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4. 加大经费投入, 为残疾人法

律援助工作提供有力物质保障。近年来,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争取市、县两级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建立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机制, 加大对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经费投入, 用于办理残疾人法律援助事项。2006年, 省司法厅与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文, 制订了“心系残疾人, 法律援助爱心活动”实施方案, 充分调动各方资源, 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残疾人法律援助募捐活动, 积极推进残疾人法律援助事业, 为残疾人办好事、办实事。2011年, 我省又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争取225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资金用于开展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 共办理项目案件1000余件, 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利益4000余万元, 其中办理残疾人法律援助案件132件, 为139名残疾人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利益970万元。

二、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1. 对残疾人维权工作的重视

程度不够。一些单位和部门对残疾人维权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存在的困难及问题认识不足, 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歧视残疾人、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现象依然存在。部分残疾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 在基层和承担责任的主体单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导致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现象时有发生,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2. 对残疾人维权工作的宣传

力度不够。大部分残疾人文化素质较低, 在他们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 很少有人懂得怎样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残疾人参加诉讼也很少有聘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 他们的诉讼权利难以有效实现。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 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 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残疾人维权机构, 大胆尝试基层社群组织支持起诉制度,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加强与各级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的联系。

3. 对残疾人维权工作的法律

援助经费保障不够。残疾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 而我省法律援助案件80%是由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承办的。虽说我省法律援助经费近年来不断增长, 但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法律援助案件相对于其他案件来说, 所需费用更多, 特别是残疾人法律援助, 一般受援人普遍缺乏交通工具, 援助人员要询问当事人、要进行调查取证、要代写各类法律文书、要复印有关资料等, 异地开庭还需要食宿费等。援助工作者在取证和其他诉讼活动中, 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 不仅严重挫伤了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 同时也将造成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 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

三、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1. 完善残疾人维权工作机制,

畅通联系残疾人的渠道, 深入开展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 着力解决残疾人普遍性、群体性的利益诉求。加强组织机构建设, 提高服务质量, 建立残疾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队伍建设是做好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基础。各级政府应落实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编制, 理顺管理体制, 提高队伍素质, 做到机构独立、编制单列、经费专用、职能强化、人才专业、管理规范, 才能为受援对象特别是残疾人提供高效优质的免费法律服务。残疾人法律维权问题, 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不是哪个部门能单独完成的。因此, 在工作中要加强同有关部门的联系, 积极协调, 相互配合, 多联系, 多协商, 相互帮助, 相互支持, 共同做好残疾人法律维权工作, 切实解决残疾人维权中的实际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协作联系,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格局。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等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系和配合, 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 以真正发挥这些部门的职能优势和作用, 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

2.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法律援

助知晓率, 增强广大残疾人的维权意识。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 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全国助残日等重要日期, 举办法制讲座、大型法律咨询等活动, 广泛宣传残疾人保护法律法规, 提高全社会依法保护残疾人权益的意识;开展送法上门活动, 采取在村庄、社区刷标语、张贴公益广告、发放宣传资料、集中开展咨询活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到福利院等残疾人集中场所, 普及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常识, 增强残疾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常识宣传。

3. 加大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力

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考 篇9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

法律援助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 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 对经济困难及其他原因难以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弱势群体, 免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五百年前的苏格兰王国, 发展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法律援助工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扩大援助范围, 健全司法救助体系, 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为法律援助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一、我国法律援助概况

自新中国成立起至1996年,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尚未作为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建立, 只在有关法律法规中略有体现法律援助性质的内容, 如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 这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后在1996年的《律师法》明确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法定义务, 为今后制定法律援助的专门法规奠定基础。1997年司法部发出《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 此后, 各省相继出台《法律援助条例》,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 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进入的新阶段。

二、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援助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全国法律援助案件从2001年的178748件 (不包括咨询案件) 发展到2013年的1158876件, 增长6.48倍, 成绩斐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 站在依法治国的高度来审视法律援助工作。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影响法律援助发展的几个原因:

第一, 经济困难标准太低, 不利于法律援助发展。

经济困难的标准是公民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的准入条件。全国各省的经济困难的标准一般以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的全国各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660元/人.月-330元/人.月 (杭州、南京最高, 海南儋州最低) 之间。以如此低的标准线作为法律援助准入条件造成三个弊端:其一, 标准线过低, 准入门槛就高, 援助对象范围变太窄, 将一大部分需要法律援助的群体拒于法律援助制度之外。真正符合“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群众来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 以泉州市鲤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例, 历年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320件, 只有31件符合这个标准;2014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86件, 只有3件符合这个标准。其二, 准入门槛过高与法律援助发展相悖, 多年来, 各地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实际需要均已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以援助对象开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为准, 只要证明上体现“经济困难”字样的, 原则上都准予援助, 对劳动争议案件不予审查经济困难条件直接给予援助。标准设计得较不科学, 既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需要, 又造成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经济困难”标准的无序,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其三, 有些人为了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 就利用经济困难标准审查不规范, 到社区或单位开具经济困难证明, 这样造成鱼龙混杂, 不该援助的也给予援助。比如, 有一个离婚诉讼案件, 女当事人以社区开具的经济困难证明获得法律援助, 法庭审理中发现其夫妻共同财产有车有房价值上百万;还有劳动欠薪争议案件, 有的企业高管月薪15000元-20000元, 因为有文件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不审查经济困难条件, 如此高薪还得到援助, 显然违背了法律援助的初衷。

第二, 政府投入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缺乏保障机制和增长机制, 遏制援助案件增长。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供给。全国财政拨款逐年增加, 从2001年的5541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162868.87万元, 增幅29.39倍。法律援助经费包括两方面:人员、办公经费和用于支付办理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差旅费、宣传费的专项经费, 专项经费占比约3:1。各级各地政府每年在确定法律援助专项经费预算时, 没有统一的标准, 发展极不平衡, 有的很充裕, 有的很短缺。

以某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例, 财政预算拨款法律援助专项经费2001年起每年6万元, 2004年起每年8万元, 2014年每年10万。法律援助专项经费13年增长4万元。法律援助案件2001年办理90件, 2014年办理386件案件数, 显然财政预算拨款经费的增长远远滞后于援助案件的增长。

第三, 法律援助人员对法律援助意义认识不一, 影响社会效益。

法律援助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途径之一, 法律援助人员对法律援助意义认识不一和认识不足, 影响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法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和社会律师消化, 目前出现:法律援助人才流失, 某法律援助中心先后三名律师转行或辞职;有的社会资深律师、名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重视, 即使指派到人也是交由新律师或实习律师主办, 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让受援人心理产生疑虑和不信任。

第四, 法律援助质量监督不健全缺乏体制机制致使案件质量参差不齐。

相关的法规、文件对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的规定过于概括, 不明确, 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可操作性规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包括实体方面的案件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方面的询问受援人、立案、阅卷、开庭、撰写代理意见、结案报告等。不可否认, 法律援助案件绝大部分质量还是很高的, 但是在每年的案件质量检查中都会发现一些不规范的现象, 比如:询问笔录过于敷衍, 未能充分体现受援人对案件情况的陈述;庭审笔录简单, 不能体现庭审主要程序;代理意见争议焦点不突出、意见不鲜明、法理逻辑性不强;结案报告蜻蜓点水等现象。透过现象看到案件的质量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形象, 使受援人对法律援助产生误解, 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能免费的就是次品的”。

三、针对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一) 提高经济困难标准, 建立受理审查制度

“经济困难”标准的界定应该结合我国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情况和法律服务收费标准, 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动态的变化, 基于此考虑: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线 (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是指城乡居民个人和家庭用于生活消费的全部支出) 。理由有四:首先, 居民收入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线以下的, 其收入已经用于日常的生活消费了, 难以再承担生活消费以外的法律服务支出。其次, 法律服务消费一向不低, 目前我国的法律服务消费根据律师收费标准, 律师代理一个案件最低收费3000元 (还不包括交通通讯费) , 一审、二审下来最少6000元。再次,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也符合现阶段法律援助的实际情况, 目前法律援助审查经济困难条件一般以此为线。最后, 地县级人民政府每年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并公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 这样“经济困难”标准有一个动态的变化。

同时配套受理审查制度, 一是要量化、细化申请人家庭收入具体数额, 审查近一年的收入情况, 比如, 提供最近一年的银行流水单, 综合经济困难证明进行审查;二是实行受理、审批、指派、承办分权而治, 登记备案, 责任到人;三是建立回避制度,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二) 强调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 建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保障的动态增长机制

经费保障是法律援助发展的根本, 应当建立起与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社会建设与管理以及社会保障机制健全的要求相适应的, 较为系统完善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动态增长机制。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应当建立:一是以案件数为基础, 以有偿法律服务收费标准为参照系数的法律援助经费的动态增长机制。用一个地区, 上一年度的法律援助案件数, 乘以一定比率的该地区社会律师有偿服务的收费标准, 得出本年度法律援助专项经费。二是以贫困人口或总人口为基数, 确定人均经费数, 每年或每隔一个经济增长时段再乘以一个百分比, 确保经费的有效增长。

(三) 强调法律援助价值, 增强法律援助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 中央领导强调“党员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思想政治素质建设要从法治的角度开展:一是深化法治认识, 法治即包含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又包含“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既是工具, 更强调价值, 二是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对法律发自内心的相信、尊崇和拥护, 信仰是法治力量得以凝聚和发挥的深厚根基。三是增强法治理念加强实践养成。四是提升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水准, 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四) 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体系

完善内部监督制度:一是制定案件质量标准和服务标准;二建立健全质量跟踪检查制度;质量投诉监督制度;质量检查公布制度;三是, 成立质量评查组, 邀请其他部门的法律专业人士成立一个专门的评查委员会, 定期对案件质量进行集中评查, 每年度抽取一定数量的案件, 就律师办理案件时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办案程序是否正确进行评查, 建立评查备案制度。

法律援助工作的法治化建设既要从制度的完善, 也需要人员提升法治思维、法治能力, 积极主动投身到法治建设的洪流中。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法律思考 篇10

1 医学与法律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

医学与法学是人类目前众多知识中最复杂的两个学科,虽然它们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但人类本身给它们赋予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在电影《功夫》中有一句话令人寻味,“钱只能用来学法律和医学”,而《喜马拉雅星》里所表述的完美人生就是生两个孩子,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可见医学与法律对人生的影响力。笔者认为医学与法律密切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任何一方的发展变化都会影响和牵扯到另一方,最终影响到人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权。既然与健康权相联系,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范畴中,卫生法也就应该相应而生,其宗旨就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健康权。同时卫生法律体系由于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调整方法的多样性,也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范畴。在这一法律体系中,卫生法的法律效力依次为卫生基本法——卫生一般法律——卫生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卫生基本法就是《卫生法典》,是与民法、刑法典等并列的国家基本法律,是卫生法律体系中法律效力最高,具有指导性的核心法律,是卫生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但是,这一法典不仅我国没有,世界上也很少有国家有。有专家建议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卫生法典》,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是不大可能的。现在世界上能制定出统一法典的法律门类的多是《刑法典》和《民法典》两大类。卫生法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法,但是它比行政法更为复杂,调整的范围也更为广泛。我国目前正在草拟的《行政程序法》是行政程序的基本法,是行政程序的统一法典。只能期待《行政程序法》出台后,对卫生法典的出台提供有益的借鉴。卫生一般性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体现和贯彻卫生基本法的精神,将某一方面的卫生工作原则法、规范法,如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等。卫生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不得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制定的卫生法律相冲突,地方性卫生法规是省、自治区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卫生法律规范,其内容不得与法律,卫生行政法规相抵触,其法律效力仅为本省范围,是法律、行政法法规的补充。另外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就属于部门规章的范畴。毕竟,卫生法是围绕人体健康生命权益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它不仅受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影响,也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

中国卫生法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又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是必须用多种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卫生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其调节手段的多样性,既要采用行政手段,如用强制措施控制传染病流行等,又要采用民事手段调整卫生服务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医患关系等。同时对于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严重的侵权行为还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这一角度看,卫生法是多元的。第二是必须同医学科学发展紧密联系。卫生法是法学与医学、卫生学、药物学等结合的产物,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技术成果是卫生法的立法依据,也是卫生法的实施手段和依据。随着医学的发展与进步,不断需要更多的立法,如器官移植、脑死亡、基因诊断与治疗、生殖技术等。而且原有的卫生法也不断需要修改和完善。医学发展充满难以预料的风险,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和导向。所以,卫生法与自然科学相互促进,互为依存的关系,是其他众多法律难以比拟的。第三是必须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技术规范性。医药卫生工作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众多的卫生法律法规中,都包含大量操作规程、技术常规和卫生标准,如《药品管理法》“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这种技术性规范和卫生标准的规定几乎在各种卫生法律法规中都有体现。这些广泛用于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规定,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法律性,构成了卫生法的重要内容。

2 医疗行为与医院感染是伴生的法律无奈

我国传统中医的行为方式使我们对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法律认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对人体的实际嵌入是很少的,传统意义上的医院感染发生率也很低。随着西医的引入、发展和壮大,特别是现代外科学、现代介入学以及激素、抗生素等药物的大量使用,使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现代医学的医疗行为打破或改变了人体的宏观和微观的整体性,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认为发生医院感染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虽然现阶段定义的医院感染可能会逐步下降,但是从微生态学的角度而言,特别是从分子水平去思考,产生内源性医院感染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修改医院感染的诊断标准也是必然的。

有的学者认为用法律手段规范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可以杜绝医院感染的发生,本文认为是不可能的,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忽略了行为的双重性,社会法不是自然法,它只能规范行为,但它不能够改变行为的内在规律,可以说医疗行为与医院感染是伴生的法律无奈。在哈佛法学院的第一堂课,教授会跟学生讲:法律不是弘彰正义的,而是解决争端的。正义在法律上是一个多变的概念,在医学领域可以体现在医务人员的医德观念以及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质方面,因此,在对立统一面前,在客观规律面前,法律也是无奈的。

3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不是医院感染相关法律的监督者

法律监督乏力和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根据《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住院床位总数在100张以上的医院应当设立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和独立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住院床位总数在100张以下的医院应当指定分管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部门;其他医疗机构应当有医院感染管理专(兼)职人员。随着这一规定的出台,有一部分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以为自已是法律的监督者,工作出发点受到了影响,出现了定位错觉。其实,根据法律知识可以判断,虽然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具有管理职能,但仍然是当事人,是医院感染相关卫生法的执行者。从广义上讲只有国家机关、组织和人民群众才是合法的监督者,从狭义上讲监督者就是各级卫生监督所以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错误的定位必将造成工作的混乱。这部分同志把自己排除在法律责任之外,工作出发点就是忙于检查,查找问题,而没有做到毛主席提出的经典工作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前,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需要的是有着法律意识、做正确事的专职人员,而不是对问题指手划脚的局外人。

4 过度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法律随想

过度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是指在诊疗过程中,为避免发生医院感染而开展的无效医学干预或造成医源性损伤的医疗措施[2]。最常见的有消毒剂使用不规范造成病人和工作人员皮肤粘膜的潜在损伤,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病人的二重感染或微生态失调,频繁盲目更换导尿管、静脉导管等一次性高值医疗耗材造成病人就医成本加重或医源性损伤,长时间过早启动洁净手术部的空调系统增加医院的运营成本等。虽然上述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但由于“度”没有掌握好,也就是没有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以及循证医学的尺度,造成了医源性损伤、增加了医院感染的危险性、浪费了医疗资源等,虽然动机是好的,但也是违规行为。在发生医疗纠纷时,过度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在举证技术鉴定中是否会判定为医疗过错行为可能会引发较大的争议,但是如果过度医院感染管理工作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原因力的量化比较大的话,过度医院感染管理工作也可能判定为医疗过错行为,受到法律的追究。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种消极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通常的做法是用知情同意书的方式把可能发生的医院感染告知患者或家属,把危险后果的责任由患者承担。应该说知情同意书制度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患者的权利。手术同意书是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书面证明。《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3],医生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医生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亦规定[4],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因此,如实告知是医务人员法定的义务,而知情同意是患者享有的法定权利。但是如果医务人员在告知的前提下“有所为而不为”,就属于民法侵权责任理论中的对法定义务的不作为,不积极开展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导致医院感染的发生,引发不可回避的法律问题,承担侵权责任,这时就算是知情同意书也不具有免责效力。

5 医院感染暴发(散发)的民事责任主体

当医院感染暴发(散发)产生了医疗纠纷,谁是民事责任主体,是法人责任?还是个人责任?还是由法人责任和个人责任分担?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是否也承担责任?目前在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本文的观点是应该由法人承担,医疗单位不仅要为医务人员诊疗护理等过程中的过失承担责任,而且应该对与诊疗护理行为有关的各项业务活动的后果承担责任。因为患者就医时,建立医疗合同关系的对方当事人不是某个医务人员,而是作为法人的医院,再者医务人员的各项活动,是依据聘用合同所为的职务行为,应该视为法人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5]:“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42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当事人。”以上法律条款的具体规定,从法理上进一步验证了可能发生的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是医疗单位的法人责任。当然,医疗单位在承担完自身的法人责任后,对直接的责任人员根据责任的轻重,过错的大小,还可进行内部处理,如行政处分等,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存在工作失职的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内部处理。

6 过错责任原则是解决医院感染法律问题的主导性原则

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具有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如何遵循法治精神,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和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是促进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深层次发展的重大问题。当产生医院感染的法律问题时,为求得法律上的公正解决,必须首先确立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特殊情况下应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因为医院主体是否存在过错与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如果院内感染由医院主体的过错所引起,则医院主体必须对自身过错所引致的风险或损失承担责任;另外按照医疗服务合同的要求,如果医院一方在医疗过程中,因医护人员的过失,造成责任事故、技术事故或者医疗差错,损害患者的健康甚至造成死亡后果,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如果从过失医疗行为侵害公民健康权、生命权的角度看,医疗事故无疑又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医疗机构的过失医疗行为既侵害了患者的合同预期利益,也侵害了患者的固有利益,构成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按照《合同法》第122条规定[6],“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第五十四条规定[7]:“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法律上讲,在医疗事故纠纷中,患者既可以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服务合同规定的义务为由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医疗机构侵害其人身、财产权利为由来追究医疗机构的侵权责任。

就实际情况而言,医疗事故按照侵权责任处理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有利,因而应当选择侵权责任确定医疗事故责任的性质,且在现实中和理论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样选择,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避免患者不清楚医疗关系的合同性质而不敢索赔的后果,同时,也可以使医疗机构不能借口合同有约定而拒绝对医疗事故的受害人予以赔偿。

如果医院主体已经按照法律法规科学地执行了预防和控制,仍然发生院内感染,或因患者个人因素导致发生院内感染,由于医院主体没有过错,不构成民事侵权的必要条件,故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特殊条件下,特别是发生院内感染,各方都无过错时,法庭为了均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为被感染者利益着想,可能考虑用公平责任原则分配责任,这就是意味着让无过错的医院主体承担责任,也是有可能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发生突发性的公共传染事故中,政府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2003年SARS危机之后,国家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工作,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实施了防治艾滋病的专门法规,该条例的制订,意味着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予以法制化,并且国家加大了对主要传染病的防治经费投入,并要求各地改变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过度市场化的政策倾向,给予足够的运行资金,使公共卫生体系能够公平地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

在法制社会中,没有法律真空的行业,也不可能有法律真空的人和事,每一个社会活动都会深深地留下法律的烙印,它既是明辨是非的尺度,也是工作现场的警戒线。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虽然不能比喻为“走钢丝”,但工作中也是处处有雷区。所以我们为了有效地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尊重和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一定要熟悉和掌握工作中的潜在的法律问题,增强法律意识,使自己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摘要：目的:有效提高医院感染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方法:通过探讨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面临的法律法规中的难点问题,论述法律法规的法理和条款与医院感染管理的相关性。结果:医院感染暴发(散发)的民事责任主体是法人;过错责任原则是解决医院感染法律问题的主导性原则。结论:医院感染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是医院感染管理发展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医院感染,法律

参考文献

[1]郭燕红.《医院感染管理办法》起草说明[J].中华护理管理,2006,6(7):8-9.

[2]曹晋桂.《循证医学引导下的感染控制工作》[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7,17(5)558-560.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医师法》[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1998,4:5-8

[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起草小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5]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6]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新形势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探讨 篇11

一、企业进行法律事务工作的必要性

企业法务工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一个不懂法、不重视法务工作的企业可能侥幸生存, 但谁也无法预测其发展寿命会有多长, 期间又会遭遇多少危机, 陷入怎样的困境。对于国内大中型企业来说, 或者说对于那些力求长期发展, 寻求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 面对全新的外部环境, 行业整合、并购重组、对外投资等活动更趋频繁, 企业法务工作是保证其发展一路畅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 预防企业经营风险

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 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可以为企业决策者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 帮助企业起草各种法律文书, 杜绝企业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漏洞, 维护企业权益。

(二) 企业发展硬性需要

由于对国际市场的不熟悉, 企业面临着诸多的涉外风险。国际合作伙伴对我国企业的规范程度要求越来越高,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滞后将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 很多有远见的企业对法律事务工作格外重视。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中的不足

(一) 企业法律事务机构不完善

很多企业依然没有成立法律事务机构, 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大多由其他部门和人员代为办理, 工作效率都大打折扣。尽管有的企业建立了法律事务机构, 但仅仅是象征性的挂个牌子, 没有制定规范的规章制度。有的企业一般仅有一人负责法律事务同时还要承担其他工作。应该说, 企业法制机构设置情况、人员配置情况与分支行法律事务工作应承担的重要职责与繁重任务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

(二) 缺乏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

当今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者大多为兼职人员, 企业为了某一法律事务工作, 从其他部门临时抽调来的, 这些工作人员尽管责任心强、工作认真负责, 但并非法律专业出身, 缺乏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经验, 业务能力不强, 无法认识到企业经营管理中面临的法律风险, 影响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较多的工作精力都牵扯到其他工作中, 投入到法律事务上的精力有限, 只能疲于应付, 无暇深入地学习和思考, 履职存在一定的难度, 仅仅局限于法律事务报表、总结报送、普法宣传等常规性法律事务工作, 对要求较高的法制调研则力不从心。

(三) 角色定位不合理

很多企业的法务部门都是在一些纠纷发生之后才开始介入, 但是由于诉讼阶段的法律纠纷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再加上法务部门对前期工作的不了解, 对相关证据的掌握和搜集又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最终导致企业利益的损失。由此使得法务部门不能得到相关企业领导的认可。究其原因就是法务部门在企业内部的角色定位不合理, 存在严重的后置现象, 这使得企业法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受到限制。

三、新形势下做好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 争取建设相对独立的机构

具体的设想是, 有条件的可以在企业配备法律负责人, 负责法律事务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下设一名专职法律工作人员, 负责日常法律事务工作;规模较小的企业可设立法律事务岗, 严格工作分工, 由一名法律事务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法律事务工作, 而不承担公司其他工作, 以便致力于法律事务工作。企业领导要加强学习, 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 树立现代企业经营的法律观念;提升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 员工是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执行者和服务者, 只有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 在日常工作中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行为规范, 才能在企业中树立浓厚的法律氛围。

(二) 提高法律事务工作者的素质

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工作对专业技能的要求非常高。从业人员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 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商贸知识、管理知识, 同时在处理一些法律事务时, 他们还需要代表公司进行对外交往, 担当公司发言人的角色。在员工进入企业以后, 在工作过程中对他们进行培训。加速他们融入企业的过程, 只有真正地了解一个企业, 融入一个企业, 才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

(三) 实行办公信息化管理

建立信息化办公系统, 能够为企业建立法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提供基础保障。有助于固化风险管理流程, 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将法律风险管理的内容嵌入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等。企业应该聘请专业的律师, 负责企业合同管理中各项程序的审查工作, 包括制定企业合同管理制度, 对于大型或重要工程的投标及合同制定、更改、履行和终止, 以及合同双方存在的异议, 完工后工程款的催缴, 以及电器企业优先受偿权的行使, 都需要专业的法律顾问进行严格审查和监督, 以保证合同顺利、有效地实施。

(四) 企业法务要有掌控和化解风险能力

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是企业法务工作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所在, 构建法律风险管理机制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对企业而言, 企业法务需要守住的是法律的底线, 而不是在工作当中拿着法律条文说“不”, 应通过专业化帮助促进交易的形成和实现。通过流程化管理, 构建法律风险防范的完整链条, 让法律管理进入到公司的每一项工作当中, 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改进。通过一体化管理、标准化管理、集团化管控, 最终实现法律管理的硬约束要求, 达到化解风险的目的。

四、企业法务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定位“大法务”

今后的企业法务工作的发展必须向“大法务”靠拢, 成为一个集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合规事务、政府公共关系、知识产权、内部调查、证券事务以及公司规章制度起草、合同管理、诉讼及外部律师等多种职能于一身的大法务部。以法律专业事务处理为基础工作内容, 在支撑公司战略性活动、实现法务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有机融合、形成由事后的救济到事前的防控机制、建立企业法务工作体系、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高度体现其作用和价值的问题上, 深入推进, 积极践行。将当前企业法务的工作内容从法律专业事务不断向管理事务扩展, 实现由单纯的服务定位向服务与管理双重定位的转变。

(二) 转型“职业经理人”

每位企业法务工作者都怀揣着远大的职业理想与抱负, 但当前却停留于无奈与尴尬, 一筹莫展, 不知方向。现状的改变, 必须从法务人自身的转变开始, 实现从通用型法务向专业型、行业型、产品型法务的转变;再从专业型法务向业务经营型法务的转变;最终成功转型为法务型高级职业经理人。

在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 将会受到企业法律事务工作越来越多的影响。所以, 现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有必要建立健全法律事务工作结构, 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法律事务工作的逐步完善, 这样也能实现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建辉.试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J].经营管理者, 2012 (22) :101-102.

[2]杨建新.法律事务服务于企业科学发展的思考[J].中国外资, 2013 (8)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