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要素

2024-08-29

流动要素(通用8篇)

流动要素 篇1

国内外学者已就水库对经济影响做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从移民视角、社会经济视角进行探讨, 从经济方面进行分析的文章多见其对优劣模式探讨, 少见其运用经济学要素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经济学所指要素的概念一般为生产要素, 即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有形或无形的各种投入[1]。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引起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笔者拟将土地这一要素的范围延伸至自然资源的研究。从要素流动角度探讨库区要素流动机理, 对投资决策的实施、投资项目的后评价以及进一步研究水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区域的界定

“区域”一词在经济学理论中, 既是一个实体的概念, 又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 往往没有严格的范围和界线。地球表面上的任何部分,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几个国家均可成为一个区域。而在实际应用中, 通常以行政区划为界线。区域经济是指与一定的区域空间相联系的经济活动, 如社会资源配置、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等活动[2]。水利科学中狭义的库区是指水库淹没范围, 再广义一点包括库周区, 水库移民中定义的库区包括淹没区和安置区, 而本文中的库区扩大到水库涉及的各市、区、县。

区域要素的分布具有空间性。区域要素是个空间概念, 各种要素发挥作用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空间, 即相关的区域。没有具体的空间载体, 区域要素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无法形成相应的经济活动, 无法体现其创造价值的能力。或者说不同的空间, 具有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特征, 其要素禀赋不同, 区域发展能力就会各不相同。

区域内各要素由于自然条件、政策因素、逐利因素等变化而产生流动, 区域要素正是通过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优化配置, 起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所以说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要素流动是相伴而生的。笔者主要从流入库区要素分析、流出库区要素分析和库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分析等3个方面研究库区要素流动。

2流入库区要素

2.1流入的劳动力

库区由于其独特的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扶持政策, 必然引起大量人口的流入, 这些人口主要包括:安置的移民 (包括库区企业的迁移安置移民) 、水库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建设期大量的建设、设计、监理、服务人员等;进行水库相关产业开发的人员, 如旅游业、农业、渔业等。

2.2流入的资本

伴随着人口的流入和移民的产生, 相关的资本要素也会流入库区。这里所指的资本是广义的资本, 主要包括货币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货币资本主要包括流入人员及企业带来的资金流和移民补偿费、对口支援及扶持带来的资金流和建设期大量资本流入, 而基础建设资金具体又包括基础设施迁建补偿费和库区后期扶持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是指由于水库建设, 基础设施尤其是专项设施如输变电设施、煤气管道、热电工程、通信设施、供水工程等受到影响必须复建所带来的资金补偿或投入。从严格意义上说,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也属于货币资本的范畴。

2.3流入的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通常是指自然界中人类可以直接获得并用于生产或生活中的各种物质的总和。自然界的任何部分, 包括土壤、水、森林、草原、矿物、野生动植物等, 凡是人们可以用于改善生产或生活状况的物质, 均属于自然资源。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 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3]。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自然资源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例如, 过去被认为属于外在因素的空气、自然风景等, 现在已经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

水库是我国防洪广泛采用的工程措施之一。首先, 在防洪区上游河道适当位置兴建能调蓄洪水的综合利用水库, 利用水库库容拦蓄洪水, 削减进入下游河道的洪峰流量, 达到减免洪水灾害的目的。其次, 水库在调节水资源时空分布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占用最少的土地, 获得最高的水资源调节能力正是很多水库得以建设的原因。第三, 水库的建设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可以这么说, 水库在开发水电资源的同时给库区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从早期的丰满、新安江到现代的二滩、三峡等很多水库、水电站都成为了风景秀丽的旅游区。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水库给当地带来的主要资源有水资源、电力资源和旅游资源。另外, 水资源还会带来一系列的派生资源, 如渔业资源、航运资源等。

3流出库区要素

3.1流出的劳动力

剔除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 流出库区的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外迁移民, 即由于水库建设引起人员 (包括搬迁企业中的员工) 被迫迁移, 使其离开原有居住或生活区域 (通常指县域) 。需要指明的是, 流出劳动力数量并不包括那些由于不适应迁入地的生活而返迁的人口;对于那些跨多个县域的库区而言, 也不包括从库区内一个县域迁移到其他县域的人口。

3.2流出的资本

剔除资本的正常流出因素影响, 流出库区的资本主要包括两部分:库区内资本损失和外迁移民引起的资本流出, 前者占流出总量的绝大部分。库区内资本损失主要包括由水库引起的拆迁房屋及房屋附属物的损失、搬迁企业的资本损失、移民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资本损失和基础设施受损引起的资本流出。外迁移民引起的资本流出是指移民迁移到库区以外的其他地方所引起的资本流出, 包括他们随之带走的安置补偿费和储蓄收入等。

3.3流出的自然资源

水库移民引起的自然资源流出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的流出。早在17世纪, 威廉·配第[4]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 可见学术界对土地的研究由来已久, 土地也是学者研究诸多经济问题所必须提到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水库移民而言, 土地更是研究的重要因素[5], 它不仅关系移民特别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经济命脉, 还关系在土地日益短缺的今天, 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最大经济收益, 即如何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问题。可以这么说, 土地的征用、占用及补偿贯穿整个移民过程, 是移民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

兴建水库需要淹没土地, 改变土地的用途, 陆地面积变为水面面积。以三峡水库为例, 陆地面积转换为水面面积为638 km2, 其中耕地238 km2, 经济林地49 km2, 其他351 km2为贫瘠的岩石边坡。当然, 在水坝以及流域规划过程中, 要千方百计减少甚至避开肥沃的平原和繁茂的森林植被。事实上, 在我国的西部, 河流水电开发基本都在河流的上游, 绝大部分属峡谷形水库, 淹没损失的土地大多数是贫瘠的坡地[6,7]。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自然资源会因为移民工作没有做好而移出库区, 如水库淹没的地方若涉及文物, 并且在做移民工作时没有考虑到这些, 便会引起文物资源的破坏;又如若不考虑洄游鱼类的生存环境, 在选择建坝方案时没考虑避开鱼类的产卵繁殖场, 就会破坏鱼类的生存环境, 引起鱼类资源的流失;再如水库抬高河床原有水位, 增加了河床岩面水的重量, 这些重量改变了库区地层的受力情况, 诱发地震带来的损失等。由于上述资源的损失或流出均由人为因素所致, 亦可通过选址或把工作做细等来避免, 加上像水库诱发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发生概率不到0.2%, 且大多为破坏力极小的震级, 故对这些因素不做详细分析。

4库区内要素自由流动

要素除了在库区与外界之间进行相互流动外, 也会由于政策因素、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天然的逐利因素等在库区内部进行自由流动。库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是由移民从库区内的一个县域流动到另一个县域而引起的。而对于那些库区只涉及一个县域的区域而言, 这一现象并不一定发生。

库区内的要素自由流动主要包括移民的流动和引起的资金流动。研究这部分要素流动的目的在于分析库区内哪些地方由于水库移民带来的损失大于收益, 哪些地区却因为水库移民带来了超过损失的额外收益, 以便于选择在经济受益区安排适量移民, 对经济受损区进行合理补偿, 有利于整个库区和谐、公平地发展。

5结语

在对库区要素流动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理论分析以后, 对库区内-外系统间要素流动以及库区内部要素流动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可以通过对要素流动的分析了解库区内哪些区域因为要素流动获利, 而哪些区域会因此而产生损失, 这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持。

摘要:为研究由水库建设引起的库区经济综合性、区域性、战略性问题, 在重新界定库区范围的基础上, 以要素流动理论为基础, 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分别从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3个方面对流入库区要素、流出库区要素以及库区内要素自由流动进行分析, 探讨水库建设究竟会引起库区哪些要素流动以及要素在库区内外系统间及内部如何流动, 力图形成库区要素流动较为清晰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库区,要素流动,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

参考文献

[1]侯方玉.古典经济学官员要素流动理论的分析及启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8 (2) :9-10.

[2]朱传耿, 沈山, 仇方道.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90-92.

[3]袁世全, 冯涛.中国百科大辞典[M].北京:华厦出版社, 1990:1193-1194.

[4]威廉.配第.赋税论[M].陈冬野, 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81:66-68.

[5]徐俊新, 施国庆, 郑瑞强.水库移民补偿中的几个问题探讨[J].水利经济, 2008, 26 (5) :72-74.

[6]余文学, 赵世来.东平湖水库移民与区域发展[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4:179-181.

[7]余文学, 赵世来.东平湖水库移民对库区社会经济的影响[J].人民黄河, 2003 (10) :12-13.

流动要素 篇2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城市经济增长;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6-0020-02

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步伐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熟,城市人口大量地流入和流出,形成大型的人口流动潮。广东省在2011年的GDP为52 673.59亿元,高居全国各省区市经济产量的首位,同时广东省在2011年拥有常住人口

10 430万人,是全国各省区市人口集中程度最大的省份,也是全国各省区市中流入人口最多的省份,这种巧合关系让人们对人口流动潮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各种遐想。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就曾在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将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相结合,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分别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的工业部门,其中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为城市工业部门中扩大再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人口迁移模型中证明了影响农民做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决策的是对城乡收入的预期差距,在存在很大城乡差距情况下,即使城市中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民也会具有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倾向。

在国内,王德等在研究1985~200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人口流动的关系中,得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对我国十几个省的GDP产生平均1.5%的贡献;段平中在其人口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其过程存在一种收敛性。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很好地阐述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统一证据支持了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个论点。但这些研究大都专注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城市之间的平行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也缺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但在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除了由产业特性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有由政策偏向、机会倾斜等引起的城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匀。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样,这种城市区间的经济不均匀发展也会引起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经济欠发达城市地区的劳动者会产生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的高收入差距预期,从而衍生出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流动的倾向。这部分人群的流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今暂未得到论证。本文将以广东省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结合人口流动的心理要素来分析其原因。

1 实证建模

1.1 样本数据的选取

人们通常由于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学习培训、搬家迁移、婚姻关系、亲友收纳等方式由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而形成人口流动,在此过程中,由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变化更能反应其对城市经济建设的长期贡献作用,因此本文采用户籍迁移人口作为标准界定流动人口,并选用广东省2011年统计年鉴中2010年的各市数据进行分析。

2 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

3 结 论

①广东省人口因素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关联。由表1可知,无论是流入、流出还是本地的人口,与广东省城市经济产量之间的关联度都超过0.7,达到较高的关联水平。就流向而言,流入人口都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成为城市各类行业的劳动主体;同时,人口的向外流出也缓解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降低了福利分享规模,提高了流出城市的边际生产力;本地人口作为城市的源动力,对城市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②留在城市内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离开城市的人口的贡献水平。广东省中留在城市中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 245、0.8 683和

0.7 214,高于流出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0.7 184。留在城市中的人口通过提供劳动力和带来消费和投资等对城市经济比较直接的贡献,比离开城市人口创造的缓解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福利分享规模的间接贡献更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推动作用。

③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从表1结果来看,不论是省内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还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都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本地人口在进取心和奋斗欲望等心理因素上都差于流入人口。一般来说,本地人口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本地人具有稳定的未来环境期望,且这个优势越明显,其创造能力越差。相反,外来人口本着为了能改变现状和衣锦还乡的淘金理念,迸发出热情与创造力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

④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的贡献水平。表1中,省外流入人口对于广东省城市的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0.8 683,远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0.7 245的贡献度。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流入人口在心理因素上的冲劲通常会因机会成本的增加而增加,而这种机会成本往往和城市的地理距离及经济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其返回原城市的成本越大,其冲劲越强。其二,广东省作为中国历来的经济大省,其本地人的从商意识很强但是对教育的关注并不高,尤其与山东、江浙等重视教育的省市差距明显,因此,从重教育的外部省份流入的人口在知识积累方面相对本省人口更具有优势,对如今知识化社会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实证结果证明,人口流动尤其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广东省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本文认为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增长,取消户籍限制制度等人口流动的约束和限制势在必行,才能引导各省区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以更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2]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3] 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3,(6).

海陆产业资金要素流动的效应分析 篇3

随着海洋产业的日益发展和成熟, 海洋资源的价值日益体现, 打破了原有的产业间利润率的巨大差异。相对于陆域产业而言, 海洋产业的利润率逐步提高, 甚至某些行业已超出陆域产业的平均利润率, 致使资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流动, 即从陆域产业向海洋产业流动。

陆域产业的资本存量明显高于海洋产业, 因此陆域产业的平均边际报酬低于海洋产业, 这为资本由陆域产业向海洋产业流动提供了可能。海陆产业间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仅取决于产业的收益率, 而且受到要素流动成本的影响。海洋的产业结构呈现楔形特征, 即新兴行业占主体, 成熟行业次之, 衰退行业较少。因此, 当陆域产业和海洋产业集中于同一区域时, 产业结构的交错会引起资本的双向流动。目前, 国家不断增大对海洋产业的扶持力度,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海洋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将加快海洋产业层次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 这对于加速资本从陆域产业向海洋产业流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1) 。

二、实证分析的方法导入

本文为探索海陆产业资金要素流动关联效果, 运用单位根检验方法, 在变量平稳性得到验证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以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最终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

1. 单位根ADF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 另外还可以利用序列的自相关分析图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若随机过程{Yt}为非平稳过程, 但是它的一阶差分过程为稳定过程, 则称{Yt}服从单位根过程。当随机变量是单位根过程时, 用这些变量构造经济计量模型时, 最小二乘法不再适用。

通常的ADF检验有三种检验式可采用, 即不含漂移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式、只含漂移项的检验式以及两者都含的检验式, 分别为:

实验从模型3开始, 然后是模型2, 模型1。何时检验拒受零假设, 即原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为平稳序列, 何时停止检验。否则则要继续, 直至检验完模型1 (2) 。

2.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经济活动中, 广泛存在着时间滞后效应。某些经济变量不仅受到同期各种因素的影响, 而且受到过去某些时期各种因素甚至自身的过去值的影响。若模型既含有Y对自身滞后变量的回归, 还包括解释变量X分布在不同时期的滞后变量:

则称之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DL) 。

对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估计方法主要有:经验加权法、阿尔蒙 (Almon) 行列式法、科伊克 (Koyck) 方法、工具变量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 (3) 。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这样的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 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 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 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一般的, 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 即序列Y是否是X的格兰杰成因。1969年, 格兰杰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因果关系的定义:

可能存在有四种检验结果: (1) X对Y有单向影响, 表现为 (1) 式X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 而Y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2) Y对X有单向影响, 表现为 (2) 式Y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 而X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3) Y与X间存在双向影响, 表现为Y与X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4) Y与X间不存在影响, 表现为Y与X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

其中, i是最大滞后阶数, 通常可以取稍大一些。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X (Y) 不是序列Y (X) 的格兰杰成因, 即:H0:βi=0 (i=1, 2, …, n) , 意味着X不是Y的原因。若原假设成立, 则有:

令式 (1) 的参差平方和为S1, 式 (3) 的参差平方和为S2, 则用于检验的F统计量为: 应服从自由度为 (n, T-m-n-1) 的F分布。其中T为样本数量, m, n分别为Y和X的滞后阶数 (4) 。

三、海陆产业资金要素流动的实证分析

1. 中国渔业的投资及产出总规模规模分析。

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全和部分资料难以获得, 很难从各投资主体和资本流动的渠道直接解释海陆间的资本流动, 无法从总体上判断资本流动的规模。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 以渔业的投资及产出总规模为数据, 来分析海陆产业间资金要素的流动性关联关系。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6-2007)

从由表1可以看出, 1995年到2005年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变动不是很大, 但是从1998年~2000年这个期间来看, 渔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经历了一个回落的过程, 甚至在1999年及2000年呈现负增长。在2004年提升到最高点, 这说明全国渔业投资回报率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提高的过程。

2. 资金流动关联关系模型与检验。

渔业资金流动关联关系可以通过渔业资金流动规模与资本效率关系进行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 我们将建立渔业资金流动规模对增量资本产出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第一步, 要对资本流量 (in) 与增量资本产出比 (r) 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然后对资本流量 (in) 和增量资本产出比 (r) 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 结果如表2,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r、in均为平稳序列。第二步, 由于渔业的资本流量 (in) 和增量资本产出比 (r) 均为平稳序列, 因此可以对两个序列进行格兰杰因表2时序r和n的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果检验, 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表3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增量资本产出比 (r) 是资本流量 (in) 的格兰杰原因, 但资本流量 (in) 对增量资本产出比 (r) 的影响并不显著, 两者之间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考察增量资本产出比 (r) 对资本流量 (in) 的影响程度有经济意义。第三步, 以资本流量 (in) 为因变量, 构建增量资本产出比 (r) 与资本流量 (in) 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DL) 。引入资本流量 (in) 二期滞后, 增量资本产出比 (r) 两期滞后的模型结果及相关检验如表4

由表4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 调整的R2达0.84, 检验通过。由于DW不适合自回归模型中的自相关检验, 采用LM检验代替, 最终得到X2检验的相伴概率不符合要求, 不能拒绝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的零假设。根据“一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t检验结果, 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得到“简单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5说明经简化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不仅各解释变量都高度显著, 而且整体拟合效果也较好, 调整后的R2仍高达0.81。对残差进行一阶LM检验得到相伴概率符合要求。该简化模型可以作为反映资本流量 (in) 和增量资本产出比 (r) 关系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具体形式如下:

3. 资金流动关联关系模型结果的说明。

该模型说明了渔业当期资本净流量除了受当期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影响之外, 还受到滞后一期的资本净流量、滞后两期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影响。其中, 当期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及滞后两期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对当期资本净流量产生的是正方向影响, 滞后一期的资本净流量产生负方向的影响, 并且增量资本产出比提高的速度越快, 资本净流入的规模也越大。此结果也符合我国渔业投资中的实际情况, 前期投资会反作用于当期的投资, 表现为当前期投资规模较大, 而资本产出比并未相应提高时, 投资方会考虑削减当期的投资额, 反之亦然。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提高则会促使各方加大投资力度, 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渔业产量;当增量资本产出比降低时, 说明资金利用效率下降, 此时各方会相应缩减投资金额, 把资金投放到能获取更大经济效益的方面上去。

通过对渔业资金流动情况的分析可以延伸到海陆间资金流动情况, 并研究其中的关联关系。渔业是海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洋渔业可以看作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淡水渔业可以看作为陆上产业的一部分, 因此对全国渔业的研究可以间接的分析海陆间产业资金流动的关联关系。通过上述模型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海陆产业间资金流动不仅受到增量资本产出比的现期及多个滞后期的影响, 还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因此, 对海陆产业的投资应该是循序渐进的, 保证增量资本产出比的不断提升, 才能加快海洋产业的良好发展。

注释

1王海英, 栾维新.海陆相关分析及其对优化海洋产业结构的启示[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02, (6) :28-32.

2Leybourne, S.J., Kim, T.-H.and Newbold, P.Examination of some more powerful modifications of the Dickey–Fuller test Journal of Time Series Analysis.26:355.69

3Christopher Sims.Comparison of Interwar and Postwar Business Cycles:Monetarism Reconsidere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70 (2) :250-57

流动要素 篇4

关键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状况,规律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大力促进中部崛起,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来, 我国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状况怎样, 从中摸索了怎样的经验和规律, 发现了哪些问题, 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都是很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1 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决策的实践意义

1.1 我国经济发展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全国一盘棋, 但在国家实行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以先富做样板, 以局部带动全部政策的指引下, 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比内地要高出很多。有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 使内地发展解放了思想, 坚定了信念, 摸准了步数, 激励了行动, 带动了内地的大发展。但是, 内地发展与沿海地区的发展拉开的距离却有着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拉越开的态势。同时, 在沿海城市与沿海城市间、内地和内地地区间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不均衡。

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不均衡问题绝不仅仅是政策导向问题,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地域辽阔, 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 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 国家对2000年到2006年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数据统计情况为: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广东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从8554亿元、8338亿元、10741亿元增加到21548亿元、21847亿元、25969亿元;而西部的青海、宁夏两省区分别从264亿元、295亿元增加到641亿元、707亿元, 虽然发展都是很快的, 但差距也是明显的。

应当看到, 区域发展差距是自然、历史、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但解决起来具有长期性。同时, 区域协调发展也是相对的, 不同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 有的是可以改变的, 有的特别是自然条件是难以改变的, 要使各区域经济发展总量大体相等是不现实的。所以,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只注重经济总量, 还要注重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首先注重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使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 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

1.2 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对改变区域经济不平衡的作用

生产要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 , 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 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生产要素, 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 技术、信息也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这些生产要素进行市场交换, 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价格及其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根本目的在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调控全国经济发展趋于平衡, 造福于全国人民。这是在认真分析造成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 经济总量聚集的地方, 也应当是人口相应集中的地方, 最终形成经济总量与人口大体协调。而我国情况却与之相反, 经济总量大的地区没能吸纳相当比重的人口, 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缺少资金、人才, 经济发展相对较慢, 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也相对较少, 经济总量比重比较低, 而人口比重却大大高于经济所占的比重。例如, 2005年, 东部比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36%, 而人口却只占全国人口的15%;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17.1%, 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28%, 这就导致区域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不断提高, 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相反, 人均收入低的地区, 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 影响了经济增长, 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也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原因是, 目前我国每年有1.3亿多农村劳动力其中主要是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但其赡养的人口依然留在中西部, 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税收留在东部, 成为东部改善公共服务的重要财源, 而吸收外来劳动力的地区却不为这些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这些流动人口及其赡养人口应享有的公共服务仍然由其户籍所在地提供, 而这些地区由于能创造税收的人口已大量流出, 财政状况改善慢, 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有限。

以上分析表明, 促进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技术、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 可以实现我国经济布局的区域上的均衡, 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

2 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对策

2.1 加快培育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

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商品化, 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流动和配置, 从而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配置资源, 自然会形成资本要素价格、土地要素价格和劳动要素价格。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与变动, 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 生产要素既然已经商品化, 其价格形成和变动就具有一般商品的性质和规定性, 其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就与普通商品的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具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 生产要素虽然是商品, 但毕竟是特殊的商品, 其价格形成与变动必然具有自身的特点。

有利于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市场, 应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进行。价格是灵敏的市场信号, 价格反映供求关系。生产经营者通过观察价格的涨落, 了解市场供求行情的变化, 合理安排生产活动, 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在这里, 价值规律指挥着生产要素的流向和配置。

2.2 发挥生产要素流转中介的作用

以产权交易所为例。如山东省首家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平台———潍坊市寒亭区农村产权资本化交易市场成立。市场的交易品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资产共有权股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

其实, 不只是山东, 其他不少地区早就出现了捷足先登者。成都率先于2008年12月成立了国内首家农村产权交易所;2009年, 武汉、上海相继成立了农交所。有专家表示, 2010年可能会成为农交所的快速发展时期。就像国有资产流动催生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一样, 党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重大战略决策,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方兴未艾。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必须要有规范的市场环境, 农村产权交易所就能够提供这样的环境。有专家这样概括农村产权交易所的作用:农村生产要素流动、价值体现以及与社会资本结合, 都必须依赖流转来实现。

2.3 行使政府政策的助推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 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有使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公平机遇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即需要运行规则上的公平。运行规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主要体现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这就要求政府出台的政策, 从制定到执行都必须是能够助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加强国土规划, 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本要求, 完善区域政策, 调整经济布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突破行政区划界限, 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 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 以特大城市为依托, 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培育新的增长极。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7, 10.

流动要素 篇5

经典产业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威廉·配第从产业结构视角来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配第-克拉克定律告诉我们, 收入变动将会影响人口流动趋势,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西蒙·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表明, 人均收入变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根源, 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 如何解释低收入国家的高产业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升级与收入水平增长之间步调一致吗?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7, 485美元, 印度为1, 671美元, 中国是其4倍多, 但是对比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发现:2014年中国三次产业比重依次是:9.2%∶42.7%∶48.1%, 印度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依次是:19.1%∶28.3%∶52.6%, 如果从产业结构视角比较分析, 印度第三产业比重高于中国, 但人均收入不到中国的25%, 我们困惑于印度这种高产业结构低收入水平产生背景和根源, 显然这无法用产业结构与人均收入之间关联理论解释。

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并不完全取决于一国 (地区) 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 政府干预可以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获得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数, 如二战后崛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是两种常用的手段。直接干预是政府直接投资或发展目标性产业, 通过引导要素流入改变要素禀赋结构, 达到支持部门、行业扩张的目的。间接干预主要是通过扶持性政策、金融支持和配套政策来选择性发展和支持特定部门或行业。

政府通过调整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来引导资源和要素流动趋势, 对不同产业的产出水平产生替代效应, 从而改变三次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回顾中国公共支出变化历程, 政府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31%, 下降到1995年的11.1%, 1996年开始稳固上升, 截止到2014年上升到25.1%, 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大致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而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看, 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是:27.9%、47.6%、24.5%。事实上, 1996~2014年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1996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19.4%、47.0%、33.6%, 而2014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所占比重分别为:9.2%∶42.7%∶48.1%。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都出现下降,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大幅度地上升。所以, 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必须从新的理论视角来进行深入分析, 才会得到与实际更加一致的结论。本文正是基于此, 从政府支出规模影响不同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其政府公共支出与产业结构之间关联的理论基础, 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文献综述

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 尤其是能源、交通和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对于发展中国家初期的资本积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微观角度来分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变迁的根源, 尤其是关注公共支出、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现阶段, 对于政府支出规模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成果如下: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目标是: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规划来引导特定产业发展, 最终形成合理产业结构 (林毅夫等, 2003;刘伟, 2002;苏东水, 2010) 。部分学者认为完善制度体系 (Mohammad Amin and Aaditya Mattoo, 2006) , 政府规模和法律环境 (汪德华等, 2007) , 宏观经济环境 (郭小东, 2009) , 对外贸易和市场的发育程度 (张斌, 2011) 等因素决定着一国的产业结构。部分研究关注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其结论是认为公共支出存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蔡建明, 2006;郭小东, 2009;张斌, 2011;石奇, 2012) 。部分研究把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功能与性质分类, 把公共支出划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非生产性公共支出, 分别检验这两类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胡永刚、郭新强, 2012;姜丽, 2012;贺俊、吴照, 2013) 。

研究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部分研究是从宏观视角, 围绕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分析, 部分研究从政府公共支出功能视角研究得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重要导向作用。鲜有文献研究公共支出、生产要素积累和产业结构变迁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阐述了政府支出规模、要素流动趋势与积累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政府通过调整支出规模和结构影响生产要素流动趋势, 改变不同产业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 使得不同产业之间的产出水平发生变化, 不同产业间的产出水平产生替代效应, 促进部分产业收缩或扩张, 同时改变产业结构的比重。本文通过上述研究来解释中国的高收入、低结构现象。从政府支出规模、生产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的内在作用机制这一角度, 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印度”的这个难释之谜。本文认为, 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体系形成的初始因素是要素禀赋和积累能力, 但绝不代表政府的作用可以忽视, 通过政府之手来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的案例不在少数, 尤其是当政府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 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上升, 公共支出将会对产业结构变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公共支出、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内在机理分析

(一) 公共支出与要素积累。

政府支出怎样影响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流动和积累, 并推动产业结构变迁?一般情形下, 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政府支出按照职能划分主要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五大类。总的来说, 政府支出可以通过其支出规模与结构影响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流动和积累, 改变产业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配置比例, 影响部门和行业的产出水平, 从而引起不同产业收缩与扩张、产业结构之间相互替代与变迁。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要素流动来改变要素流向, 从而影响不同部门或行业的资源禀赋。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典型的政府干预要素流动来影响三次产业结构。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 公共支出会产生以下三种效应:一是创造效应。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与收入方式干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 影响其经济运行轨迹, 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的建设来引导要素流动, 可以增加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二是溢出效应。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展提供便利条件, 同时也为产业集聚提供空间。基础设施行业扩张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吸附大量的劳动力, 从而降低失业率水平。政府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水平,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三是替代效应。一般来讲, 政府支出偏向又可以通过产业非均衡发展影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的积累, 这将形成一个循环过程。对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进器, 那么在不同发展阶段, 政府支出必然会出现偏向, 从工业化初期的纺织、食品为代表的轻工业;工业化中期的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工业化后期的装备制造等高加工度的制造业。主导行业和支柱产业吸附的生产要素比重高于配套产业或附属产业。

(二) 公共支出与产业结构变迁。

关于公共支出对于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大致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替代效应。政府支出结构差异产生的替代效应, 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 政府通常是有所作为的, 选择性支持幼稚产业、先导产业的成长, 减少夕阳产业、衰退产业的支出力度, 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和规划来支持重点扶持产业, 政府财政政策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政府还可以通过投资与高效率的生产部门, 引导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和行业流入高效率部门和产业, 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二是“挤出效应”。政府支出会对私人资本投资产生影响, 尤其是政府进行大量公共投资会影响私人企业投资成本和收益, 改变其投资预期, 结果是挤占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机会, 这就是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因而政府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是判断其投资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 政府通过调整支出规模和结构改变市场要素的流向, 对不同行业和部门的生产要素积累产生影响, 行业的要素积累制约着产业扩张和收缩, 产业规模变化引致产业结构的变迁。

摘要:本文阐述公共支出、生产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政府通过调整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趋势, 重新构建不同产业或部门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 从而改变其产出水平, 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政府适时调整公共支出结构, 从微观领域引导要素流向和积累, 改变行业间的资源禀赋结构, 形成具备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为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创造条件。

关键词:公共支出,要素流动,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 2003.12.

[2]刘伟, 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经济, 2002.5.

[3]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流动要素 篇6

1994年1月, 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1996年12月, 人民币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 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货币, 从而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这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边境贸易和境外旅游服务活动当中, 人民币已经成为受欢迎的货币, 我国与俄罗斯、朝鲜、越南、老挝、巴基斯坦、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贸易已广泛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 在我国居民的旅游目的地中, 韩国、东南亚各国、欧元区国家都欢迎直接使用人民币消费。在我国港澳地区, 人民币更是与其他国际货币具有同等的流通效力。可以说, 人民币已经是区域性的国际货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随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范围的扩大, 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 合资证券机构出现, 资本的流入流出规模在不断扩大,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程需要加快。

但是, 无论是WTO协定, 还是IMF协定, 都没有明确要求成员国做出货币完全自由兑换的承诺。IMF协定中的第六条第三节规定:成员国应对国际资本运动采取必要的控制, 但是任何成员国对这类管制的实施不得限制经常性交易的支付或者过分延迟资金转移以及各项承诺的交割。人民币自由兑换应当视我国金融深化与发展的进程以及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而定。

近年来, 我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经贸往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已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国际清算工具, 大量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由于周边国家国情及经贸往来形式的差异, 因此形成了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动的区域性特点和差异。从使用上看, 一类是在中蒙、中越、中缅、中老、中俄等边境地区, 人民币主要在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中充当流通工具;另一类在我国港澳地区, 人民币的流动主要随人流或以单纯的资金流方式进行, 主要往返于两地的资本市场之间, 以及用于两地人员往来的旅游、购物消费。而且, 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和办理人民币其他业务。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自由流通已受到“第二美元”的待遇,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还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储藏手段。可见, 在官方层次上, 人民币区域化的安排已经被提上了日程。

因此, 人民币实现区域化必然从在边境贸易中履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起步, 进而不断扩大边境贸易计价的范围, 在达到一定的规模和信用度之后, 转而到一般贸易中履行结算功能。这一过程基本上还是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进行的。只有国际贸易达到相当的规模, 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完善, 人民币自由兑换即将完全实现的时候, 人民币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和投资货币, 进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二、理论回顾

Mundell (1961) 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Mckinnon (1963) 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开放度的标准。Kenen (1969) 强调产品多样化的重要性, 指出一个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国家对抗部门差别冲击的能力更强。Tavlas (1993) 提出最优货币区的国别标准, 用以判断一国是否具备加入一个货币联盟的条件。Eichengreem和Bayoumi (1997) 提出最优货币区的联盟标准, 用以判断数个给定的国家是否能组成货币联盟。

GG-LL模型提出若一国与货币区之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一体化程度, 那么在其加入货币区时, 就可以避免货币区内的固定汇率结算、交易成本损失以及浮动汇率带来的不确定性。Dixit (2000) 将政策一体化程度和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中。Frankel和Rose (1998) 指出, 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不能根据历史数据来判断欧洲国家是否适合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因为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很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Jarko Fidrmuc (2004) 利用欧洲国家的数据检验了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假设, 结果表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并指出贸易结构对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有重要作用。

Kwan (1998) 认为, 人民币不可能成为亚洲的关键货币。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与我国建立的经济关系还很脆弱, 而我国是亚洲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王立军、陈增灵 (2004) 指出, 虽然建立最优货币区对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最具有吸引力, 但是现阶段东亚地区既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经济条件, 也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政治条件。巴曙松 (2003) 认为, 目前所讨论的人民币国际化, 基本上局限于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而履行结算功能。姚仲枝 (2004) 指出, 人民币的亚洲战略目标应该是谋求人民币在亚洲的关键货币地位。同时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使人民币在维持亚洲汇率稳定方面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关键货币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

综观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标准的整个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在一般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 大多数文献都强调潜在最优货币区成员国内部资本要素流动的深入性, 成员国之间的资本要素的流动程度越大, 那么成员国就越适合采用共同的货币。

三、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依据

我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 我国就已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1993年, 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此后, “10+3”和“10+1”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起来。与此同时, 我国也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以及澜沧江-嵋公河次区域合作, 并参与了《曼谷协定》的签署。2002年5月, 我国和东盟十国先后举行了经济高官会议和谈判委员会会议, 这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式启动。2002年11月, 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届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创造一个拥有18亿人口、1.7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和1.23万亿美元贸易规模的自由贸易区。据东盟秘书处测算, 到2010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时, 区内总人口将增至20亿,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区内贸易额将接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额, 经济总量将增至3.5万亿美元,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届时, 我国向东盟国家的出口将增加55%, 东盟国家对我国的出口也将增加48%。

对于我国来说, 目前应当通过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使人民币参与到区域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当中, 成为区域性的关键货币。另外, 我国既应借鉴欧元模式的局部推进与系统整合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也要吸取其他国家货币国际化失败的教训, 使人民币区域化与经济贸易合作同步推进、分层次推进, 最终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

四、资本要素流动程度分析

以资本为主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是实现最优货币区的基础。要素的流动性越强, 出现经济的非对称性冲击时, 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就越低。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货币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 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 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另外, 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维持固定汇率并且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就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的转移机制, 而这个机制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来实现。只有这样, 货币区内各国的货币之间才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 以确保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在这一部分, 对于诸多最优货币区的讨论标准, 笔者将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资本要素流动是经济体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之一, 它反映了各国宏观经济形势、财政和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等。资本要素流动的目的是, 资本要素最大化逐利的本性和规避风险的特性加剧了各方利益相关者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引起资本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动, 从而导致资本要素从收益低、风险高的国家流向收益高、风险低的国家。资本要素的逐利运动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所以资本要素运动也是永恒的, 只有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资本要素收益或风险大体相等时, 资本要素流动才会出现相对静止的状态。在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标准中, 资本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劳动力流动。资本要素能够跨国家自由流动, 这个流动性比例可以消除供求不对称冲击的负面影响。

单位:百万美元

注:表中n.a.表示数据不可得到, 下同。

为了测算我国与东盟的资本流动性, 本文运用我国对东盟各国FDI增量与GDP增量之比来表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比例。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角度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 它由最终消费 (消费需求) 、资本形成总额 (投资需求)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流出) 三部分构成。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V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比例, 它代表资本的流动性。该比例越高, 流动性越强;反之, 则越弱。FDI增量为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比率, GDP增量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比率。从上式定义的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的比例来看, 在当期FDI增量不变的情况下, V与GDP增量成反比例关系。在GDP增量不变的情况下, V与FDI增量成正比例关系。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 可以把我国与东盟各国资本流动性分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显著流动性 (局部年份的|V|值在1以上, 即|V|>1;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5到1之间, 即0.5<|V|≤1) , 我国与新加坡、泰国、越南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低度流动性 (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3到0.5之间, 即0.3<|V|≤0.5) , 我国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属于这一类型;三是弱流动性 (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到0.3之间, 即0<|V|≤0.3) , 我国与柬埔寨、文莱、老挝、缅甸属于这一类型。

可见, 从FDI流动性指标来看, 东盟十国的资本要素流动性较弱。这一结果表明了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具有低资本流动性。这样, 资本要素流动程度会成为影响货币区政策决定的重要变量。这表明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

五、结论

人民币区域化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后必然要走的道路。通过我国与东盟十国的资本要素流动性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 这表明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对称性特点不突出, 区域内经济环境并不具备人民币区域化的前提条件。因此, 在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 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流动的改革, 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实现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资本要素总是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流动着, 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一定会加速区域的经济增长。

当然, 我国正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这将成为人民币发挥区域货币功能的客观基础。从东盟国家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区域内贸易逐渐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这将有利于我国与东盟的资本要素流动。但是, 人民币成为区域化货币的条件并不充分, 其区域化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 我国的资本要素市场的发展也制约了人民币的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国应顺势而为, 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摘要:本文借鉴国外最优货币区的实证研究方法, 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角度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期对人民币未来的发展路径及人民币区域化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资本要素流动,东盟,人民币

参考文献

[1].刘群.世界货币:人民币走向强势货币的必然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6

[2].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以港澳地区为人民币自由兑换试点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南方金融, 2006;1

[3].孙健, 魏修华, 唐爱朋.从三大货币发展历程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路径选择.亚太经济, 2005;2

[4].曹勇.人民币国际化论纲.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4

[5].李晓, 李俊久, 丁一兵.论人民币的亚洲化.世界经济, 2004;2

[6].焦继军.人民币跻身于国际货币之列的效应分析.经济问题, 2005;1

流动要素 篇7

在市场经济下,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微观单位, 也是产业带或经济区形成与演变的重要微观机制。从宏观角度来讲, 产业带或经济区的任何变化都是这些企业空间行为、联系作用的结果。从微观角度来讲, 各个中心城市的生产体系都是由大大小小的企业或企业组织组成, 多数生产要素要在企业中产生, 且其最终消化也在企业中完成, 即企业要进行生产就必然要有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及不同企业间流动, 可以说企业联系中的生产要素流动机制是研究产业联动的重要层次。本文即以长三角地区主导产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对企业行为进行分析, 为产业层面的研究提供微观基础。

1 生产要素的界定和特性

1.1 生产要素的内涵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要素内涵的界定, 借鉴西方经济学界基于创造价值角度, 本研究对生产要素进行如下界定:进入生产过程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必须具备的基本资源和条件, 是价值创造过程中所必须的一切投入品。对于生产要素的外延, 知识经济的崛起, 信息化日新月异, 生产要素的构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也引起了经济学界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学者均认同生产要素至少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管理经营、知识/技术/科技、信息等。本研究将生产要素的外延初步确定为: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与信息, 但鉴于本研究将研究企业的具体行为, 因此生产要素的外延将在以上的基础上做些许调整:为了更细致的研究企业联动行为中流动的要素, 将资本这一生产要素进行拆分。此处的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 有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分, 通常有形资本包括货币、厂房、机器、设备、原料、辅助材料等一切供生产和经营利用的物品。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等, 因此将资本拆分为资金和生产资料, 此处的生产资料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生产资料, 至此本研究确定的生产资料的外延为:土地、资金、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管理与信息。

1.2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水的流动原理是一样的, 由于经济效益的决定作用, 流动性生产要素总要从禀赋充裕的地区流向禀赋稀缺的地区, 寻找其他要素并与其相结合以降低生产成本。要素的流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5]: (1) 要素的空间转移, 即指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位置发生移动; (2) 要素使用权的转移, 即指土地使用权的流动。

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 不同企业或企业组织间的生产和协作关系及联系决定了生产要素的流向和流量, 因此为了研究企业间的关系结构同要素流向和流量的关系, 下面将从企业间关系的角度对企业的联动行为模式进行归纳和分类。以政府在联动行为中的作用为总的维度将长三角地区同其他区域的产业联动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

1.2.1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3]指的是出于协调和促进全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的考虑, 各级政府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而主导的建设和联动行为, 主要包括共通联动和援助性联动。共通合作模式是指为了建立区域间有利于合作的支持网络平台, 实现交通、管理和信息一体化, 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要依托条件所进行的互通、互认或联合行动的合作。援助性合作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扶贫为目标, 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输入, 要素的流动是单向的。

1.2.2 企业主导型

企业主导模式[3], 即多数联动行为是由企业作为行为主体, 在市场机制力量的驱动下实施完成的区域联动。企业在区域联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动因来自于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对最大化利润的追求。市场经济是企业主导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区域联动中, 联动主体间合作关系的联结纽带不同, 就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结构安排不同, 从而使主体间表现为不同紧密程度的合作关系, 进而形成不同的区域联动模式。

2 基于生产要素的长三角企业联动行为分析

长三角地区有完整而系统的经济体系, 我们选择纺织服装产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产业3个产业为样本进行重点分析。

2.1 纺织服装产业

2.1.1 产业大转移:浙江巨头高邦入川建服装基地

高邦集团已从经营KOBRON品牌休闲服饰为主, 发展为现在的综合性经营的企业集团。目前企业资产总值达4.5亿元, 2005年集团全系统销售额达12亿元, 其中高邦品牌服饰年销售额达到7.5亿元, 并连续5年跻身中国服装行业“双百强”。

在高邦进军四川的同时, 包括广东丝丽、上海申达股份、山东魏桥等120多家国内外向型纺织服装企业的老板, 2008年3月底也入川寻找商机。从这些可以看出, 内陆地区的成本优势都将发挥着重要作用来促成沿海地区服装产业向内地进行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 这为四川带来了发展服装产业的巨大机遇, 但都必须先解决产业链脱节问题, 这个因素已经极大制约了区域之间的联动。

2.1.2 雅戈尔的国际合作之路

雅戈尔集团创建于1979年, 通过20多年的努力与摸索, 逐步确立了以纺织服装为主业、房地产和国际贸易为两翼的经营格局。集团现拥有净资产70多亿元, 是中国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

雅戈尔的联动行为更多的表现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积极的同先进的国际企业进行合作, 实现产业链在国际空间内的合理布局, 可以说这是我国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进行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2.2 机械制造业

长三角是中国机械制造业重镇, 具有良好的机械制造基础。中国机械500强企业中将近40%的企业坐落在此区域内, 并且机械制造业在长三角区域内广泛渗透, 配套企业完善, 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同时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产品和技术创新。

2.2.1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联动行为分析

常林工程机械集团在200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销售收入前10名企业中名列第五,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行业中始终保持前列位置, 并具有较强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动行为可以清晰的看出这是企业国际化的举措, 该企业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 展开同国际市场的生产、技术、销售等方面的联动。

2.2.2 万向集团联动行为分析

万向集团无疑是江浙民企中的翘楚, 万向集团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27位, 制造业第58位, 机械行业第15位, 汽车行业第8位, 汽车零部件业第1位。

从上表可以看出, 万向集团的联动行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1) 国际化, 这种动机下的联动模式主要为供应链关系和产权型; (2) 在打造核心业务的同时延伸价值链, 即通过收购兼并成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入国际整车制造商的配套系统、跨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等措施加强汽车零部件生产这一主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通过收购或同成熟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延伸到整车制造阶段, 这一行为下的模式主要为产权型和联盟型。

2.3 电子信息制造产业

2.3.1 台湾仁宝电脑工业股份公司联动行为分析

台湾仁宝电脑工业股份公司是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1996年, 仁宝电脑落户江苏昆山, 设立了仁宝光电科技 (昆山) 有限公司, 目前昆山已经成为仁宝电脑的生产中心。十多年来, 仁宝见证并参与了昆山外资推动型经济的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新区、昆山和吴江开发区作为“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产业聚集功能十分明显。内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企业联系密切, 但在国内的生产成本较前几年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 加之已经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台企在税收等方面的投资优惠被缩减, 这种特殊的背景必然成为像仁宝电脑这样的台资代工企业的一个决策的重要转折点, 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是他们在这一拐点的反应。如表所示, 他们做出的反应是转移, 转向成本较低、优惠政策力度更大的西部地区和越南寻求出路。但在这一行为的背后, 不单只是企业的单向决策, 昆山当地的产业结构的趋势也促进企业做出选择:发展光电、光伏, 现代服务业、科技研发产业, 压缩电子制造业规模, 已经成为昆山产业升级的主方向。

同时重庆方面的发展规划也将促进更多的电子代工企业进行转移。除了仁宝集团, 重庆市还在与惠普谈判, 根据重庆市拟订的计划, 除了瞄准明基、仁宝、惠普等海内外著名电脑整机生产企业招商, 重庆还将发展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配套企业, 打造国家的低成本信息终端生产基地, 可见面对长三角投资环境的降低和西部广阔的市场, 苏州工业园区、新区、昆山和吴江开发区的“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的代工企业转移西部已成趋势, 台湾仁宝电子不是特例。

3 结论:长三角企业联动行为的规律

通过以上长三角地区企业样本的联动行为分析, 从要素流动和企业间合作结构两个角度来总结和提炼这些企业联动行为的规律。

3.1 要素流动角度

通过要素流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联动行为, 即主要从联动行为中确实流动的要素、要素的流向以及要素所流动的区域等维度来分析, 鉴于产业之间的差别, 将分别对各个产业进行分析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纺织产业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所显示的是从长三角纺织企业流出的生产要素只有资金, 该资金分别流向了我国西部地区和国际市场, 该资金能的流出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和更多的发展机会。流入该区域的国际市场的技术和管理信息。这些现状充分说明和验证了长三角地区具有巨大的资金储备和富余但在地区使用成本较高, 同时也再次强调我国的纺织产业仍处于依靠低劳动成本获取利润的阶段, 技术含量低, 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急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3.1.2 机械制造产业

总体来看, 长三角地区机械制造行业的生产要素流动多发生在区域内和国际层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其他区域的机械制造行业水平欠发达, 产业环境欠佳, 同长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差距, 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动力不足。从长三角地区流出的因素主要是资金和生产资料。资金多进行区域内和国际流动。区域内流动是为了生产要素的集聚, 产生规模效应, 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因此在企业联动行为中主要表现为企业集团的成立和企业的收购兼并。资金的国际流动是为了换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生产资料的流出体现的是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 流出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 该地区的生产资料多流向国际市场, 说明长三角地区的机械制造行业水平已达到国际水平, 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流入该地区的生产要素是国际市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说明该地区的机械制造行业需求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生产要素仍是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因为长三角的机械制造行业正处于产业升级阶段。

3.1.3 电子信息制造产业

由于信息获得的难度问题, 本研究目前只选取了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一个企业:台湾仁宝电脑工业股份公司, 毋庸置疑该企业无论是在苏州工业园区、新区、昆山和吴江开发区“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产生发展阶段还是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有明显提高、《劳动合同法》以及台企在税收等方面的投资优惠被缩减的这一“拐点”, 它的行为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该企业行为显示出资金由长三角地区流向我国的西部地区, 为了实现同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生产要素的结合, 产生成本优势。当然西部地区获得了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 最终成功实现产业的承接。

从以上长三角地区企业行为中的要素流动分析中可以看出, 这种分析角度下的分析结论客观、较准确的反映了我国各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 即长三角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 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相对其他区域而言, 无论在存量和质量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长三角地区本身也存在困境, 即在同国际水平相比较时, 在这些要素方面却非常欠缺, 这已成为阻碍长三角发展的瓶颈, 解决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

3.2 企业联动模式角度

从以上具体企业行为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发现, 长三角地区企业的联动模式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3.2.1 联动动机的趋同性

虽然企业联动行为大量存在且模式多样, 但联动动机具有明显的趋同性, 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原因。外生性的联动动机在纺织产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都有表现, 主要是指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进行联动。像产业转移集中表现了这点。内生性主要是指基于企业本身、内部的原因而自发进行的联动行为, 这类原因主要包括企业战略的要求、企业国际化进程、企业资源互补等。

3.2.2 企业联动行为的非单一致因性

企业的联动行为并非是企业一方的单独决策, 是企业联动双方以及外部环境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就决定了影响企业联动行为的因素的多样性以及各种因素权重的差别性。像仁宝的转移行为, 昆山开发区的战略转型是仁宝做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但高邦的转移更多的是为了顺应企业战略和企业转型所制定的一系列有步骤的联动行为。因此这就提醒那些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要厘清企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有针对性的为转移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摘要:以长三角地区主导产业的企业为重点研究对象, 通过界定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 总结企业联动的模式, 然后选取企业行为中发生流动的要素以及它们的流向、流量这些角度, 并结合企业联动的模式, 对企业联动行为进行具体分析, 最后总结出基于生产要素流动的长三角地区企业联动行为的规律和特点, 为进一步的产业层面的研究提供微观参考。

关键词:长三角,生产要素流动,企业联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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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要素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GDP年均增长率为9.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7000美元, 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 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基尼系数长期以来都是在国际“警戒线”0.4以上, 甚至有学者称已经超过0.6。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表现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差距。因为要素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这些表现会使形成在各地区间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形成重新配置与流动。要素流动会对一国的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必然会对该国的国际贸易 (商品) 结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考察国内贫富差距对国际贸易结构的作用, 同时也就是考察这些生产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国际贸易结构多是从出口贸易总额分析对经济增长作用方面展开。如国外研究的典型学者包括Kavoussi、Moschos、Jin、Helpman和Krugman等;国内研究的典型学者有林毅夫、李永军, 吕惠娟、许小平和尹敬东等。他们对贸易结构研究主要是进行贸易品分类, 确定国家或地区是某一类产品的净出口国或是净进口国。为了探讨贸易结构的现实与理论预期是否一致, 里昂惕夫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里昂锡夫对贸易模式的研究激发了很多关于国际贸易模式理论的探讨和实证分析。Trefler在其研究基础上利用33个国家和9个贸易品投入要素的数据库揭示了生产要素结构与贸易结构在不同条件下的关系。

国内学者关志雄利用附加值方法对贸易品进行赋值, 其方法为:“以‘技术附加值越高的产品, 越是来自高收入国家’为假设条件, 将个别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用出口国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数 (以各个出口国家的某商品出口额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作为权重) 来表示。”关志雄和樊纲, 姚伎仲合作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技术附加值的间接赋值原理 (RTV) 。该原理前人研究的缺陷进行了修正, 以减小出现的误差。本文采用的此方法界定贸易结构。

二、理论模型和参数设置

樊纲提供的显示附加值原理为:假定2×2×2的世界里, 只有技术和非技术两种生产要素, 而且两个国家关于技术和非技术的要素禀赋比例不同, 技术要素更丰裕的国家在技术密集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对于某种产品而言, 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其技术越丰裕, 则在生产过程中越是密集地使用了技术, 该产品的技术附加值也相应会越高。因此, 可以赋予该产品一个更高的技术附加值指数。

显示附加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RTVj表示产品j的显示附加值;Yi表示i国 (地区) 的GDP;n表示国家数目;wij表示产品在i国 (地区) 的权重, 且有

其中, RCAij表示j产品在i国上的比较技术优势指数。故, j产品在i国上的权重wij表示j产品在i国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在j产品上所有国家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之和中的比例。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j产品在i国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0, 则权重也为0, 且

这里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

其中, Xij表示i国j商品的出口额, n表示国家数目, m表示产品数目。

在上述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各细分类产品的显示技术附加值。然后把这些产品按照显示技术附加值由高到低依次进行排列, 从而能够分为、低显示技术附加值产品两组, 每组各有产品100种。与此同时, 按照分组情况计算每组产品的总出口贸易额, 从而形成高低两组不同的显示技术附加值贸易出口额的时间序列。定义高、低两组显示技术附加值产品的总出口贸易额分别为EXh, EXi, 贸易结构指数如下:

根据前人的研究, 因此本文拟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 HTECH表示高技术劳动力流动率, Lskill表示低技术劳动力的流动率, CAPITAL表示资本流动比率。

三、实证研究方法与变量构造

根据提到的研究方法:对于等式 (5) 所包含的自变量主要有: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率是根据各省市常驻外来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占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率是根据各省市常驻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的人数占比;资本流动比率是根据各省市统计年鉴中, 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总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比重。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为便于观察, 本文对选取的变量 (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率、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率、和资本流动率) 的对数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其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选取了31个截面单元, 10年的观测值也即 (每个指标有310个观测值) , 以此为基础, 以在固定效应模式下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其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SH为上海的值作为东部地区的代表, XZ为西藏的值作为西部地区的代表, JX为江西省的值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

其中R2为0.99, F统计量为186.71。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要素流动对贸易结构都呈正相关的关系, 与前面分析结果一致。我们可以看出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动率对国际贸易结构影响最为突出, 低技术劳动力对贸易结构指数的影响则较低, 主要是因为贸易结构的优化要靠高技术劳动力的带动, 但是低技术劳动力对贸易结构影响所作出的贡献依然不可忽略。

(二) 区域差异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特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 本文选取了31个省域的数据进行研究, 表2选取了上海 (SH) , 江西 (JX) , 西藏 (XZ) 分别代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

首先从各省市的数据来看, 由于中国在东部地区率先实施改革开放, 所以东部地区地区是享受要素流动的受益区域, 在HTECH方面, 对东部地区的作用较强, 弹性值达到了0.9, 西部地区次之为0.5, 而中部地区仅为0.4, 这与三类地区的教育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相比之下LSKILL的作用程度比较小。从CAPITAL来看对东西部贸易结构改善都有显著的作用, 但是中部地区并不是特别明显,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中部塌陷”。

其次从截距项来看, 上海 (东部的典型代表) 要比中西部地区的截距项要小, 说明此三项指标对其解释能力较大, 受其他影响因素较小, XZ (西部的典型代表) 的截距项最大, 说明西部地区受其他影响因素 (如政治稳定等) 较大。

最后, 从贸易结构指数来看, 发现31个省份贸易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但是, 要素流动对东西部贸易结构刺激作用较为明显, 中部地区可以做相应的政策引导;较大的收入差距会增强西部和东部地区要素流动, 改善贸易结构, 只有控制到一定值之内, 才会对贸易结构优化起作用, 中部地区的情况与之类似, 但是在统计意义上并不足够显著。

五、结论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指数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的要素流动对贸易结构指数的进一步研究。研究结果如下:

首先, 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率、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率、和资本流动率对对外贸易结构都有显著的影响, 对改变对外贸易结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表明中国近些年来, 正在逐步扭转长期以来的低技术产品出口为主的局面, 要素禀赋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其次, 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面临着一些外部环境的约束, 如反倾销等欧美国家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政治措施, 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不能良好的进行, 合理处理这些问题能够很好的促进中国对外贸易优化升级, 有助于对贸易结构逐步转变起到良好的作用。最后,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仍然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外贸易结构虽然在不断地优化, 但是一直以来仍然处于低技术附加值产品占的比重较大的状况, 拟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根据各省市对外贸易等的现状, 确定区位比较优势, 合理提高各个层次的要素产出效率, 做到专业化;促进要素的流动性, 要提高要素的流动效率改善现状, 同时要把握好适度的原则, 兼顾公平;通过政策引导, 改善要素流动的质量, 实现要素流动在东西部地区双赢的结果。

摘要:本文通过国内贫富差距导致的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结构存在的关系为切入点, 参考国内外的文献研究确定如何度量贸易结构的变迁, 选取了2004年至2013年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 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率, 低技能劳动流动率, 资本流动率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分析并得出: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结构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并根据结果本文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结构,要素流动,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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