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学生

流动学生（精选12篇）

流动学生 篇1

一、用新颖的“流动日记屋”形式, 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

作文教学中, 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使他们乐于写是写好作文的关键。为了调动学生写作文的兴趣, 我采用了新的训练形式———“流动日记屋”。它与作文训练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 只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与作文比较而言, 它要易于作文。我发现, 与以往不同的是学生并没有对它感到厌烦, 而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流动日记屋”是以组为单位, 我称之为“屋”。每一“屋”每天指定一位学生细心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 展现人或事物独特的美或丑, 每个人轮流写。每位学生写完的第二天由教师对他们的日记进行评价, 并及时在日记本上与学生、家长进行习作方面的交流;每一“屋”学生轮流写完之后, 再由大家评出本“流动日记屋”中写得最好的日记、内容最丰富的日记、最具有创新性的日记、最有进步的日记……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二、积极让每一“屋”的学生投身到生活中去, 培养他们的观察、描写能力

流动日记的训练中, 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察问题。观察是积累素材的重要方式, 也是写日记的必要前提, 这对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于是, 我常常尽可能地创造机会, 让“屋”中的每一位学生留心周围事物, 或者走出班级和学校投身到生活中去观察、去感受。然后让学生每天一人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 并表现他们自己觉得新奇有趣、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

这样, 学生流动日记式的习作便是他们对日常生活感悟后的产物。如:罗英超同学在《我爱兰州》中写道:“‘兰州城, 叫金城, 自古以来就有名……’这是张保和的一段赞美兰州, 歌颂兰州的相声。有‘瓜果城’之称的金城兰州, 过去只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 没有人会喜欢上这里, 可是, 仅仅几十年时间, 过去的戈壁滩, 变成了现在的‘繁华大都市’……”胡馨文同学在《假文盲》中写道:“文盲, 这个对我们来说已经有些陌生的词在生活当中依然出现着, 而且这个词往往出现在一些高大、强壮的男人身上。难道他们真的是文盲, 真的是目不识丁吗?不, 不是的, 他们往往是一些饱读诗书, 道德却很败坏的人。看着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画的这幅《假文盲》, 我的心中不禁有一些酸痛……”

多彩的世界, 世态的炎凉、亲情的关爱……这样的习作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 不仅体现出学生的创造性, 又尊重了学生的个性体验, 从而能鼓励学生说真话、吐真情, 并培养他们的求异思维及审美、鉴赏、创新等能力。

三、以“流动日记屋”来搭建学生、家长、老师间的互动平台

“流动日记屋”的训练, 不仅使学生之间有了竞争, 也使家长之间有了竞争。学生通过看其他学生的日记, 从中受到启发, 知道了该怎样去写心里的想法;而家长通过看其他家长的评语, 不仅知道了该怎样去指导孩子写作文, 而且从别的家长那儿认识自己, 对自己有了一个客观的评价。这种对比, 无论是学生, 还是家长, 都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 从而能配合老师的教学工作。这种流动日记的习作方式, 不仅使学生对日记产生了兴趣, 激发了学生的个性写作, 而且可以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 又使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习作有了重视, 从而搭建了一个学生、家长、老师互动的平台。

在尝试“流动日记屋”式的习作训练中, 虽然起初有些难, 也耽误了一些时间, 但坚持一段时间后, 就会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如:王培基同学的《陌生的亲人》、梁雪禅同学的《观〈道德观察〉有感》、高玉强同学的《酸甜苦辣的学习生活》、季垠宏同学的《雨景》、白雪同学的《季节四重奏》、魏怡星同学的《早春之美》、程才育同学的《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彭瑶同学的《军训课上的教官》等, 就曾在日记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

“流动日记屋”让我在习作训练中尝到了“甜头”, 让学生获得了收益。在以后的习作教学中, 我还应结合学生的实际经验和已有知识设计富有情趣和意义的活动, 应始终注意通过多种方式, 着力培养学生观察生活、表达见闻感受的兴趣和积极的情感, 使他们乐于观察, 乐于写作, 从而让学生在习作实践中飞得更高、更远。

流动学生 篇2

一、“流动日记”是一种生活化的小学作文训练

为了丰富学生原本单一的写作形式，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增加学生创造性表达、展示交流与互相评改的机会，我在小学生作文训练实践中使用了“流动日记”这一全新的小学生生活化作文训练方式。

1.实地感受后习作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表达真情实感。”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我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观了青年毛泽东纪念馆、带他们去到社会第一福利院慰问孤寡老人和残障儿童、走访轩辕殿社区的老空军、参加“三湘读书月”给湘西、邵阳山区少年捐书活动……以此丰富学生的习作素材。每一次活动后都会有学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文字记录在“流动日记”中，其中不乏让我惊喜的优秀作品。

2读文观影后习作

生活处处皆习作素材。为拓宽学生的视野，我鼓励他们每天读书、读报半小时，或利用周末去电影院看场经典的电影，并及时写下读后感或观后感。如此坚持两年，学生的见识丰富了，思想深刻了，看问题也更有自己独特的见地了，写出的文章自然有味道了。以下摘录的是学生廖雨青的电影观后感片断：

一个世纪过去了，未能幸免于难的人已与锈迹斑斑的船带着最后对生与死的淡忘，长眠于大海之中;乘上救生船的妇孺小孩则带着对已故亲人的悲痛与眷念投入到崭新的生活当中去;那些用他人生命换来苟且偷生的人，在无限的悔恨中度过余生。看似一切又回到了开始的模样，泰坦尼克号已随着它的船体消失，实际上，却是在又一次带给世人心灵中最深处的感动。

听着那首《My heart will go on》，我感觉到，泰坦尼克号虽已沉没，可它难以再沉默下去，它在一次又一次地高声呐喊着：再多再多的海水也无法淹没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爱!

3.认真思考后习作

平日里，我们常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调查、访谈、阅读等途径，运用多种方法搜集写作材料。材料一旦有了，写成文章就不在话下。但是，从文章的质量来看，上层之作往往不多，很多学生三年级时写水仙花，到了五年级再写水仙花时，除了篇幅稍微拉长了一些外，对于水仙花的描写并无更加细腻之感，更别说由水仙花引发出有关生活的联想了。中年级时，学生们都学过《落花生》、《白杨》，从文题看，这些都是写物的文章，然而，作者并没有将笔触停留在写落花生和白杨上，而是巧妙地由此比喻、称颂那些与它们有所关联的人。这样文章便融入了作者的独特见解、创意表达。作为老师，我们应引导学生在习作中多一些思考、多一些联想，写出非“千人一面”的文章。

二、“流动日记”是一种全方位的语文合作学习

1.语文合作学习是开展“流动日记”的理论基础

语文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写作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鼓励写想象中的事物。加强平时练笔指导，改进作文命题方式，提倡学生自主选题。”这些理论都在告诉我们：语文学习活动不应局限在课堂上，还应不断拓展语文学习空间，如引导学生开展课外合作学习小组，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通过更加自由的互动学习，使得学生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流动日记”的开展正是基于以上理论，也就是说，在班级开展“流动日记”活动是有“语文合作学习”这一理论作为支撑的。

2.“流动日记”是语文合作学习的发展

一方面，语文合作学习是开展“流动日记”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流动日记”又将成为语文合作学习的有益补充，它的不断发展，将丰富语文合作学习的内涵。

“大语文观”认为“语文的外延是生活”。的确，生活是个人提高语文素养的历练场。学生不仅可以在有限的课堂上开展合作学习，还可以到更加开阔的生活天地中展开课外合作学习。

“流动日记”就是这样一种语文合作学习，它以《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理论依据，以学习小队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小队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新的练笔方式给学生的习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将课堂学习中常用的小组合作形式引入了“流动日记”写作中，因而各写作小队间形成了相互学习、相互比拼、相互赶超的局面，学生的写作兴趣和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都把“流动日记”当作了展现自我的阵地和舞台。

具体说来，“流动日记”是一种“全方位的语文合作学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读中学写：跟传统的习作本相比，“流动日记”本具有流动性，即每天交由不同的同学写。同一小队的同学中，有的擅长写人，有的擅长叙事，有的长于抒情，有的长于联想……可谓百花齐放，各有所长。如此一来，同小队同学在阅读队员的文章时就于无形中学到了写法，在相互阅读、相互欣赏中，同学们可以取长补短，从中得到借鉴，当有同学捏着笔杆，搜索枯肠，不知道写什么时，可以从同小队队员的作品中得到启发，进而借鉴写、模仿写、创造写。这一学习资源是取之不尽的。

⑵写中提升：“流动日记”每周轮写一次，一学期下来，可以轮写18次左右。加之，这些“流动日记”不同于传统作文，即仅限于写给自己和老师看，它还是写给亲密伙伴看的，因而成了公众阅读作品，受关注度自然高。这也使得绝大多数学生不敢怠慢“流动日记”。他们竭尽全力，用心表现，不断接受他人的监督、评价，写作水平也于不知不觉得以提升。

流动学生 篇3

报告显示，从就业情况来看，无论社会经济背景如何，曾经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在本科毕业6个月内的失业率为5%，未曾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为7%。曾经在本科学习期间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毕业6个月内就职的平均年薪为21349英镑，未曾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为20519英镑。在学业成就方面，曾经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在本科毕业时有81%取得了一等或二级甲等学位，未曾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相应比例为72%。

根据分类人群统计分析结果，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第一，从留学专业上看，38%的学生选择在国外进行语言学习，主要为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其次为临床医学（6.5%），且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在国外停留8周或稍短时间。其他比较受学生欢迎的专业还包括商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第二，从性别比例上看，女生参与国际流动的比率要高于男生，分别为5.9%和4.9%。尤其在语言学习领域，参与国际流动的女生与男生的比率为2.4：1。但在其他专业领域，参与国际流动的男女生比例持平。第三，从参与国际流动学生的地域来源看，7.6%的苏格兰学生曾在本科学习期间参与国际流动，表现最佳；其次为北爱尔兰7.2%，英格兰5.2%，威尔士4.6%。第四，从参与学生家境背景上看，7.9%的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本科期间有参与国际流动的经历，而普通收入家庭的学生为3.4%，贫困家庭的学生仅为1.6%。与来自无业或长期失业家庭的学生相比，家境优良的学生参与国际流动的可能性为前者的5倍。第五，从留学目的地来看，61%的学生选择了欧盟国家，其次为北美15%，亚洲9%，澳洲6%，其他欧洲国家4%，非洲3%，南美洲2%，中东地区1%。

大学生村官的流动问题研究 篇4

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首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2005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 北京、四川、江西、福建、青海、辽宁、贵州、陕西、山西、安徽、上海、吉林、湖南、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省市区先后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8年3月中组部全面启动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 将大学生村官计划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截至目前我国现任大学生村官人数已突破18万人。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部署, 全国61万个行政村将有61万名大学生村官在岗, 加上有的省、市一村两名的标准计算大学生村官人数将达120万人。大学生到农村任职对提升我国整体人力资源素质、优化农村干部队伍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生村官成为知识下乡、农民进城的桥梁, 成为连结城乡的纽带。要充分激发大学生村官队伍的活力, 关键是构建长效机制, 让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上得来、流得动”。《2010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指出:任职期满的去向问题仍是大学生村官关注的首要问题。在价值多元化、网络发达的今天, 如果不解决好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 作为智力型阶层的大学生村官可能带来大的社会问题。目前大学生村官还处于有序、克制状态主要是对政府的政策持观望态度。所以对大学生村官的流动问题加以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就显得尤为必要。

2 任职期满大学生村官流向的调查分析

区别于上个世纪地方的土政策, 随着2008年大学生村官制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大学生村官作为新型的智力型村官阶层正式出现, 这个新型社会阶层人员的生存、发展、流动状况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据测算2010年我国将有超过4万名大学生村官期满离岗, 2011年为6万多, 2012年为7万多, 长期大规模接受离岗分流的形势十分严竣。2009年4月中组部等12个部门下发《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指出了任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的5条出路:留任村干部、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2010年作为期满大学生村官的关键时期, 笔者针对2010年在岗和离岗的大学生村官进行了调查分析。

2.1 对在岗和离岗大学生村官去向调查分析

《2010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在岗的50%大学生村官打算期满报考公务员、18%选择在农村创业、13%考虑续聘做村官、有12%没考虑清楚;57%的离岗大学生村官认为应大力鼓励大学生村官创业、38%的人认为创业有必要性, 这表明高达95%的离岗大学生村官都认同创业。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说明在岗大学生村官对期满后的出路期望与离岗的大学生村官有一定的差距。

2.2 各地区实践

为拓宽大学生村官出路, 不少地区已做出多方面尝试。

从表1可以看出, 各地出台的政策主要围绕考公务员、研究生的加分优惠, 自主创业的政策优惠、直接转为公务员等。如湖北省对大学生村官创业实施“扬帆计划”, 采用“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爱心传递”的运作模式, 目前已资助201个创业项目扶持236名大学生村官创业。重庆市开创了“大学生村官——公务员——党政领导干部”的培养链条模式, 将大学生村官计划与西部志愿者、教师特设岗位、选调生等项目整合打包实行统一招考、统一待遇、统一选派。浙江绍兴民营经济发达, 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鼓励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如越城区和新昌县为大学生村官开展SYB创业培训。绍兴县和上虞市出台了《大学生村官创业贷款管理办法》, 大学生村官可凭创业卡申请30万元以内授信权和10万元的信用贷款, 上虞已向103名大学生村官提供贷款1170万元。

3 任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流向的三分法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长期的单方人力资源输出, 造成农村人力贫困已是不争的事实。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城乡和谐、一体发展需要城市在人力资源上反哺农村。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化解“三农”困境是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重中之重”。大学生村官实际上不是官而是拥有一定知识、技能的智力型“农民”。大学生村官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知识、技术向农村的输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努力寻找自身定位、输出知识的过程中也必然给农村基层的管理体制、方式带来巨大的转变, 从整体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一方面, 通过大学生村官制度向农村输入精英, 让精英扎根农村, 发挥能人机制的作用, 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事业。另一方面, 大学生村官通过农村基层锻炼, 一部分精英又通过晋升回到城市, 为干部队伍充实了解农村的人才。

从上面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最满意的出路是考公务员。但是从中长期发展现实来看, 从大学生村官中招收公务员的比重不会太高。笔者认为应采用三分法对大学生村官出路进行分流。三分法具体表现为:1/3通过公务员、研究生考试、重新择业流回城市, 1/3留在农村从事公共服务、中介服务, 1/3自主创业。应在继续鼓励大学生村官报考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强化支持大学生村官留任村干部、自主创业加强对基层培养使用大学生村官、落实各项帮扶政策、拓宽村官成长之路等方面的监督引导, 尊重村官发展意愿, 实现村官创业梦想, 真正让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好干事、干好事。拓展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视线, 助推大学生在农村成家立业。

3.1 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扶持力度, 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创业热情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要让大学生村官主动、自愿扎根在农村, 还需要政策推手。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多次强调, 要引导大学生村官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发展方向, 特别要鼓励和扶持他们自主创业。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杨雍哲表示, 大学生在农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 他们不仅具有政治智慧更具有创业的精神。在我国扩大内需、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时期大学生不仅可以在农村“有所作为”而且可以“大有所为”。他指出各级政府要为大学生在农村就业创业创造条件以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大学生创业。在实践中, 各级政府应重点扶持那些有创业意愿、创业能力、创业优势的大学生村官, 发挥他们在农村的“能人机制”作用, 带领群众创业致富。

(1) 资金上, 应加大金融机构对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的小额贷款优惠, 出台财税优惠政策, 鼓励基金会、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成立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 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创办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的优惠。

(2) 资源上, 各地应结合实际, 投入建设大学生村官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 为大学生村官创业提供必要的场地、交通、信息服务。

(3) 生活上, 应解决大学生村官的住宿问题, 村里可以提供土地或房屋, 使其居有其所。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问题, 解除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后顾之忧。

(4) 待遇上, 鼓励大学生村官自己创办乡村企业, 以应聘、竞聘方式成为乡村企业的管理人, 以资金、管理、技术入股, 然后获取相应的报酬。

3.2 加快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新型社区的组建, 利用大学生村官的知识、能力为农村发展服务

3.2.1加快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建立。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村官领办创建或参与合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农村发展的专业经纪人。村官发挥自己到村任职所积累的经验, 积极投身于各类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建设, 成为新经济、新社会组织的专门管理人才。

3.2.2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同时, 出台农村专职社工制度。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现在农村社区建设已经由试点走向全面推广阶段。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趋势看, 城市社区有财政保证专职社工的工资和劳动关系的固定性, 农村社区的管理将逐步与城市社区趋同。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旺盛, 需要大量优秀的服务型、管理型人才进入农村。一部分任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申请为专职社工, 有一个稳定的身份, 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扎根在农村。

3.3 保证精英循环通道的畅通, 给大学生村官向上晋升的空间

帕雷托认为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因素构成的系统。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创新、竞争基础上的动态性工业社会。社会不平等主要根源于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差别, 而社会成员归属于哪个阶层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能力。帕雷托将人分为 (下转P98) (上接P134) 两个基本阶层:一是低级阶层, 是普通群众;二是高级阶层, 是精英群。精英阶层又包括执政精英和非执政精英。帕雷托强调应保证精英流通通道的畅通, 使那些能力很高的普通群众凭借个人的努力可以晋升到社会阶梯的最上层, 而上层执政阶层成员也会降下去沦为普通群众。他认为:如果精英流通道通被阻塞, 就会破坏社会均衡, 导致社会秩序紊乱。

中编办发布的《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乡镇机构编制5年不变, 大大降低了乡镇机构大规模招录公务员的可能性。要保证大学生村官机制的长效发展就必须保证一部分村官通过精英流通通道上升到上层。因此应借鉴和完善甘肃省的做法, 取消从高校毕业生选取选调生的做法, 直接从优秀大学生村官中选取;对基层公务员、涉农公务员招考中预留一定比例给在基层锻炼2~3年的大学生村官报考;对工作时间长、表现特别优秀的大学生村官经多方审核后直接转为公务员。

摘要：大学生村官对提升我国整体人力资源素质、优化农村干部队伍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大学生村官规模的扩大, 任职期满后的出路成为大学生村官最关心的问题。因此, 应在对大学生村官去向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和新型社区的组建等方面对大学生村官的流向进行引导。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智力型村官,精英循环论,三分法

参考文献

[1]“村官”选聘受大学生热捧, 专家称出乎预料[EB/OL].http://www.chinanews.com.cn, 2010-05-21.

[2]卢芳霞, 论大学生村官之出路——基于浙江绍兴市的调研[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0 (2) .

[3]温铁军, 大学生“村官”背后的政策背景与工作建议[N].人民日报, 2009-01-20.

流动学生 篇5

3月4日至5月10日，中国科协“流动科技馆”在湖口县文体中心开馆，该县4万余名中小学生可在老师或家长的带领下免费参观，亲身感受科技魅力。

据悉，此次巡展活动以“体验科学”为展览主题，设置了声光体验、电磁探索、运动旋律、数学魅力、健康生活、安全生活、数字生活七个主展区，50件互动展品与科学表演、科学实验、科普影视相结合，让广大中小学生及参观者可以在互动中感受科学魅力，在体验中激发学习兴趣，在探索中树立科学思想，在思考中启迪科学智慧。

美国流动学生教育中的家长参与 篇6

关键词：流动学生；家长；教育

一、引言

大多数流动家庭常常因经济收入低、与社会和文化脱节而遭受歧视，被视为美国最边缘化的群体。同时，由于英语能力有限、流动性高等诸多因素，流动儿童常面临不得不辍学、低学业成绩的困境。这就迫切需要学校优化教学组织，满足流动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为此，美国的政策分析家和教育界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探索出有效解决流动学生教育问题的路径。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励家长参与流动学生教育。

关于家长参与的定义，众说纷纭。玛西亚·格里菲斯-普林斯（Marcia Griffiths-Prince）认为家长参与是在家庭、学校和社区成员之间建立起来的共同致力于在教育过程中帮助学生的一种协作关系[1]。还有学者认为，家长参与还包括满足学生足够的睡眠和营养等需求，为学生接受教育作好充足的准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将家长参与定义为在学生学习过程与学校相关活动中，与家长的常规、双向和有意义的交流与沟通。这些活动包括帮助学生学习，积极参与学生的学校教育以及担任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全职顾问[2]。凯·赖特（Kay Wright）和苏珊·威利斯（Susan Willis）认为，父母参与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有着关键性作用，而且还能预防教育过程中负面问题的出现[3]。美国教育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在2004年报告中指出，家长参与学生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养成健康的学习习惯，而且能提高学校的教学效率[4]。凯思琳·克顿（Kathleen Cotton）和凯伦·里德·维克伦德（Karen Reed Wikelund）也曾指出家长参与教育不仅有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还有助于学生对学习和学校形成健康和积极的认识；父母越早参与学生学习，对学生学习成绩就越有帮助[5]。此外，在过去50年的教育立法中，美国联邦教育部反复强调家长应该参与学生学习，如：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初等、中等教育法》（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ESEA）、1994年的《美国学校改进法》（Improving American School Act）、2000年重新授权的《2000年目标》（Goals 2000）以及2002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6]。这些法律一以贯之地主张家长参与学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教育理念，即家长参与在学生学业成绩的进步与提高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

二、流动家庭家长

参与子女教育的阻碍因素

研究表明，流动学生的家长参与教育有助于流动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及其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发展。然而，在流动学生的实际教育过程中，家长参与水平往往还相当低[7]。流动学生家长参与子女教育存在多重阻碍因素，如语言障碍，不熟悉学校课程，缺少时间、精力和金钱等[8]。总的来说，这些阻碍因素可以归纳为家长自身因素和外界因素两个方面。

（一）自身因素

1.参与意识低

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不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流动学生家长的参与意识不强。南希·菲尔·查夫金（Nancy Feyl Chavkin）在流动学生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很多流动学生家长因不能正确理解自己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而误认为子女的教育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与义务，以致在学生学习中未能起到积极作用[9]——他们将自己与子女的学习隔离，将子女的教育全盘推给学校和教师。

2.参与能力弱

流动学生的家长大都未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身文化素质相对不高，因而无法参与其子女的教育。部分流动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子女教育，踊跃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相关活动；然而语言的障碍常常使其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10]。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流动学生家长参与的积极性，不利于其长期参与子女教育。查尔斯·德斯夫吉（Charles Desforges）和阿尔贝托·阿博查（Alberto Abouchaar）在2003年的研究中也发现，流动学生家长无法较快融入陌生环境，与新环境具有较强的距离感[11]，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利于其参与学生教育。

3.可支配时间和精力少

流动家庭中的父母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工资低且工时长。为了能有较高收入，流动学生家长常常超负荷工作，以致他们在工作之外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辅导子女的家庭作业，无法顾及子女的学习[12]。这就疏远了家长与子女在学习上的沟通与交流，隔断了家长与学校间的信息互动。

（二）外界因素

1.教师的态度不积极

教师常常将家长参与学生教育视为对他们专业权威的一种挑战和威胁，他们不知如何与家长沟通，不知怎样设计以学生和家长为中心的活动。因此，教师的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就成为了影响家长参与学生教育的重要因素。如果教师不积极主动联系流动学生家长，并共同致力于学生的教育，那么教师也可能会阻碍家长参与流动学生教育[13]。

2.社会氛围不支持

1991年，纽约州布法罗城召开了一次以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流动学生教育研讨会。会上，流动学生家长代表指出，学校不欢迎的态度是他们参与子女教育的较大阻碍[14]。

三、鼓励流动家长参与学生学习的措施

为确保流动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其子女的教育，美国各州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措施。

（一）加强宣传与培训，提高流动学生家长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针对参与意识不强的流动学生家长，各州通过大力宣传和为流动家庭提供一系列的鼓励性服务两种措施营造家长参与的氛围。流动学生家长可以参加家长咨询委员会（Parent Advisory Council）例会，并能与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取得直接联系。这有利于凸显与宣传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家长的参与意识，激发他们参与的主动性。而针对参与意识强，但英语能力不足的流动学生家长，各州推出了相应的英语培训项目，如成年人基础教育（Adult Basic Education）、通识教育发展（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GED）以及流动家庭英语培训等。这些项目中效果较为明显的是为学前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开设的流动学生学前教育项目（Migrant Head Start）。该项目旨在支持并强化流动家长在儿童自出生到学龄期的营养、健康与社会服务及教育等方面的参与。[15]

（二）实施家访，拉近学校与家长的距离

家访是美国鼓励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最常见的方式之一。狄安娜·宮贝（Deanna S. Gomby）认为，家访能够拉近流动家庭与当地学校间的心理上的距离；同时，学校还能够及时了解每个流动家庭的特殊需求，为流动家庭的学生量体裁衣，进行针对性教学[16]。美国学校工作人员普遍认为，只有深入流动学生家庭，了解流动学生的具体需求，才能更科学地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17]。出于这样的认识，家访便成为美国学校与流动家庭沟通的主要方式。学校安排教职人员定期访问流动家庭，在与家长一起辅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学生学习的困难和阻碍，并及时向学校汇报。家访不仅有助于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了解流动学生的社会背景，还有助于在学校工作人员与流动家庭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三）鼓励家校合作，加强教师对家长参与教育的科学引导

尽管美国众多学校都大力提倡家长参与流动学生教育，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将家长纳入学生教育，也不知道怎样将家长参与同学生学业发展联系起来[18]。梅丽莎·英格拉姆（Melissa Ingram）、兰迪·沃尔夫（Randi B. Wolfe）和乔伊斯·利伯曼（Joyce M. Lieberman）指出，要想鼓励家长参与学生教育，增进教师与家长间的对话，加强教师对家长参与的引导是一条有效途径[19]。鉴于此，美国学校制定了引导家长参与教育的方针，如明确要求任课教师、家访教师共同致力于引导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流动学生学习[20]。同时，美国还设立了流动学生教育咨询顾问（Migrant Consultant）一职，由教育服务中心（Education Service Center）负责聘任。教育顾问的主要职责除了为流动学生教育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外，还帮助学校人事处提高家长参与意识，并积极引导流动学生家长参与美国“流动学生教育计划”（Migrant Education Program）下设的家长参与项目，有效促进了该项目的持久运行。[21]

（四）提供补偿性服务，解决流动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

由于工作的原因，大多流动家庭住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参加家校活动往往会给他们带来时间和经济上的压力。往返的交通费用是流动家庭的首要考虑因素；同时，流动家庭常常不止一个子女，家长参加学校活动会使家里其他年龄较小的孩子无人照看[22]。此外，大部分流动人口的英语能力较差，在学校组织的家庭活动中往往遇到沟通方面的困难。为解决流动家庭的上述困扰，许多学校为流动家庭提供车辆接送，确保流动学生家长能准时参加；在活动期间提供免费照顾儿童服务；配备语言翻译，确保其理解活动的意义。这一系列服务显示出了美国对流动学生家长参与学生学习的重视。

四、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对我国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但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家长作为孩子的启蒙老师，理应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参与学生的教育，随迁子女特殊的学习需求更需要家长的关注和帮助。在美国鼓励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的措施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我国借鉴。

（一）出台政策，为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国家政策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不仅具有明确的领航作用，还具有强有力的规范和保障作用。美国的《初等、中等教育法》《美国学校改进法》《2000年目标》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均从联邦政府层面强调了在子女教育中家长参与的重要性，为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1965年出台的“流动学生教育计划”更明确了家长参与对流动学生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该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在我国还未得到推广，部分人群，包括家长、学校领导及教师，对此都持消极态度。为保证流动学生家长能积极、有效参与子女教育，国家有必要适时出台相应的教育政策，加大对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的宣传力度，强化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的意识，使公众认识到流动学生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重要意义，为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提供政策层面的保障。

（二）加强随迁子女家长培训，提高家长参与质量

在我国，流动学生家长大多学历较低，对子女的在校学习情况不够关心，即使有心参与，也常常因自身知识欠缺而无力为之。如果单纯地要求他们参与子女教育，而不加以培训和引导，家长参与的质量难以得到实质性提高。因此，要想推动随迁子女家长积极、有效地参与教育，应该吸取美国经验，对进城务工家长进行相关培训。在使家长认识到其参与对子女成长的影响的前提下，引导他们熟悉学校课程，了解其子女学习情况，从而使其有针对性地参与子女学习，并及时向学校反映子女在学习方面的进步与困难。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的作用发挥得越好，学校对学生家庭教育的监控力度也会越强，从而有利于持续观察流动学生的学业进度及成效。

（三）加强教师培训，促使教师积极对待流动学生家长的参与

教师作为连结学校与家长关系的纽带，其专业素质影响着家长参与教育的成效。英格拉姆等人认为，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培训课程，提高他们与家长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加强教师对学生家长及其文化的了解[23]。因此，我们建议在鼓励流动学生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同时，还应重视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使教师能够正确看待流动学生家长参与教育的必要性，并主动联系流动学生家长，共同致力于改善流动学生的教育环境，解决流动学生教育中的各种问题。

此外，我国还可以学习美国学校为流动学生家长提供辅助性服务的做法，如免费提供接送车辆、免费晚餐以及儿童临时看护中心等，以减轻流动学生家长因参与子女教育学习而产生的额外的经济负担与时间成本。这不仅有助于家长与学校间的相互理解，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学校还可以逐步形成流动学生家长的教育参与机制、定期召开家长座谈会，使其能够互相交流随迁子女的学习状况。

参考文献：

[1]Griffiths， M.P. Parental Involvement： A Study of Perceptions among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D]. Capella University， 2007： 10.

[2]Anonymous. Parental Involvement Title 1， Part A Non-Regulatory Guidance[EB/OL]. http：//www.ncpie.org/nclbaction/parent_involvement.html，2004-04-23.

[3]Wright， K.， Willis， S. Engaging Middle School， Parents，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a Learning Community： A Case in Point [J]. Childhood Education， 2003， 80（2）： 54-56.

[4]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Parent Involvement at the Middle School Level.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EB/OL]. http：//www.middleweb.com/ParntInvl.html， 2012-03-31.

[5]Cotton， K.， Wikelund， K. R. Parent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School Improvement Research Series）[EB/OL]. http：//educationnorthwest.org/webfm_send/567，2012-04-05.

[6]Allen， A. M.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D]. Columbia University， 2011： 3.

[7]Szente， J. Educating the Urban Child： Special Challenges-promising Programs [J]. Childhood Education， 2006， 82（5）： 260-262.

[8][17]Nusche， D. What Works in Migrant Education？[C] A Review of Evidence and Policy Options.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No. 22， 2009： 33-35， 34-35.

[9]Chavkin， N. F. Family Lives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Migrant Students’ Education [J]. Charleston， WV： ERIC/CRESS-Appalachia Educational Laboratory， 1991： 3.

[10][12][22]Salerno， A.， Finx， M. Home or School Partnerships： Migrant Parent Involvement Report[R]. Office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ED）， 1992： 7， 6.

[11]Sosa， A. S. Involving Hispanic Parents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J].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1997， 21（2/3）： 285-293.

[13]Usrey， M.C.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How Are Parents of Successful， Low Income， Latino Students Involved？ [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2009： 42.

[14]Desforges， C.， Abouchaar， A.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Parental Support and Family Education on Pupil Achievements and Adjust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R]. Research Report No. 433，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 34.

[15]Anonymous. Migrant Head Start Provides Comprehensive Services[J]. Migrant Education Messages and Outlook， 1990， 8（3）： 24-26.

[16]Gomby， D. Home Visitation in 2005： Outcomes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R]. Invest in Kids Working Group， Washington， D.C. Working Paper No. 7，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5.

[18][19][23]Ingram， M.， Wolfe， R.B.， Lieberman， J.M. The Role of Parents in High Achieving Schools Serving Low-income， at-risk Populations [J]. Education & Urban Society， 2007， 39（4）： 479-497.

[20][21]Anonymous. A Teacher and Teacher Aide Guide for Programs for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R]. Texas Education Agency， 1972： 19， 21.

大学生实践社群的知识流动研究 篇7

关键词：实践社群,知识流动,学习

知识是大学生竞争力的核心来源,课堂授课是大学生学习和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教师将基础和专业知识通过上课传递给学生,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和不断学习消化吸收知识为自己所用。然而,由于学生自身条件差异、教师讲课水平高低、课程难易程度不同、学习氛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教师通过课堂授课将知识传递给学生的知识流动效率会有差别,有的可能较高,有的可能较低。为此,一些大学生凭借共同的兴趣、目标和话题,聚合在一起,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效促进知识共享和流动,实现彼此间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正如Wenger和Snyder的研究,实践社群能提供具体的组织基础建设,促进知识分享与创新,实现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梦想[1]。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实践社群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流动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集中在分析实践社群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和构建实践社群知识共享、知识流动的机制两个方面,但有关大学生实践社群的知识流动研究着实不多。

1 大学生实践社群的理论内涵

1.1 实践社群的内涵

实践社群最早是由Wenger提出,他认为:一群人有着共同的关注点、问题以及对同一个话题的热情,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互相影响,从而加深对这一领域知识的理解,这样的一群人构成实践社群。他认为实践社群应包括三个要素:领域、社群、实践。实践社群的形式有很多种,小型的或大型的,集中的或分布式的,内部的或跨部门的,自发的或有意组织的等。在不同的组织中,实践社群的名称都不一样,但是它们具备共同的特征。Wenger认为一个实践社群是由三种基本元素组合而成的。即:既定的知识领域、关心这个领域的社群组织、在领域内所发展的共同实践。

1.2 大学生实践社群的内涵

一些大学生凭借共同的兴趣、目标和话题,聚合在一起,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效促进知识共享和流动,实现彼此间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这种由大学生自我选择加入,围绕一个共同目标,通过各种方式交换学习经验、技能和诀窍等从而提升知识和技能的非正式组织就是大学生实践社群。在大学生实践社群内,社群每位成员所具有的知识聚合在一起,融合成一个知识网络,社群成员共同分享知识从而促进知识的有效流动。

2 知识流动的内涵

知识是来源于人们的思想,是有组织的经验、价值观及洞察力等不同元素的综合体[2]。知识与数据和信息不同,它需要人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形成规律性认识并加以运用,知识创造的过程和知识的意义也在于此。知识流动是知识在知识主体之间的流转,通过知识流动,能够提高知识主体的知识广度,也能提高知识主体的知识深度。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知识流动的研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知识流动具有以下内涵:第一,知识流动涉及到两方,即知识发送者和知识接受者,主体可以是个体、团队或者组织。第二,知识流动实际上是知识从知识发送者到知识接受者的传递过程。第三,知识流动强调强调知识在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双向过程。本文认为知识流动是知识接受者通过与知识发送者互动来获取所需知识,并加以吸收与利用的过程。同时,将实践社群的知识流动界定为:知识在社群成员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双向流动和吸收的过程。

3 实践社群知识流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般认为,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流动。但是,这一结论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事实上,信息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尽管知识或者信息的自由流动对团队或者组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们通常更倾向于封锁而不是共享知识。知识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自由流动,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流动通常会受到限制。

在实践社群知识共享和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方面,Zbomlski认为,成员动机、管理者支持和社群领导是影响企业实践社群知识共享的主要情境因素[3]。Jeon等通过对70个实践社群的调研发现,结果、情感、社会因素及促进条件对企业实践社群知识共享有显著的影响[4]。罗家德等认为,心理认同面、信任关系面、连带及关系结构面的社会资本对实践社群成员的个人知识共享产生正面影响[5]。李志宏和李军分析了影响实践社群内部知识传播的因素,构建了相关的概念模型,并从社群文化、协调者、知识跟踪模型、激励机制四个方面探讨促进实践社群内部知识传播活动的对策[6]。张晓培研究了知识型企业实践社群内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及激励机制对社区成员隐性知识的共享产生正向影响[7]。肖祥云从共享主体、共享客体、组织管理、社区文化、激励机制和共享技术方面,分析了企业实践社群知识共享的障碍[8]。综合前人的成果,影响大学生实践社群知识流动效率的因素可概括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发送能力,知识主体的知识吸收能力,以及知识流动所处的情境等。

4 结束语

实践社群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正式学习方式,大学生通过实践社群,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社群成员相互交流知识,分享经验,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提升大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社群知识流动过程中,加强知识主体的发送能力和吸收能力,创造知识流动的良好情境,能有效促进实践社群的知识流动。

参考文献

[1]Wenger.Communities of Practice:Learning,Meaning and Identity[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Davenport T H,Prusak L.Working knowledge: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know[M].Boston:Harvard Business Press,2000.

[3]Zboralski K.Antecedent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9,13(3):90-101.

[4]Jeon S H,Kim Y G,Koh J.Individual,social,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for active knowledge sharing i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11,38(10):12423-12431.

[5]罗家德,郑孟育,谢智棋.实践性社群内社会资本对知识分享的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07(3):131-141.

[6]李志宏,李军.实践社区内部知识传播的影响因素及管理机制[J].图书情报工作,2008,52(12):35-38.

[7]张晓培.知识型企业实践社区内社会资本对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D].银川:宁夏大学,2009.

流动学生 篇8

1 大学生流动党员的界定

大学生流动党员是指大学生毕业前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党组织关系未随学生转移, 仍然保留在学校的学生党员。主要有三类:一是顶岗实习、就业实训、单位试工的学生党员。很多高校, 尤其是高职院校的毕业班学生在最后一学期活着学年参加顶岗实习、就业实训、单位试工, 其中含有大部分学生党员。这类学生并没有正式毕业, 其党组织关系仍在学校;二是待就业的学生党员。部分学生党员毕业后不能及时落实就业单位, 国家相关就业政策规定, 两年内保留其派遣毕业生资格, 可以在学校办理留档留户, 党组织关系也就随着档案留在了学校;三是已就业但组织关系没有转出的学生党员。部分学生党员毕业时选择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或者灵活就业, 虽然已经就业, 但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不健全, 甚至没有党组织, 或者学生就业单位不稳定, 从而导致毕业生党员无法转接组织关系。这些毕业生党员往往选择把组织关系挂靠在学校党组织。明确大学生流动党员的范畴, 是把握控制大学生流动党员数量、做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

2 当前大学生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 大部分高职院校基本上能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在基层党组织加强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 保持与学生流动党员的联系, 指定专人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学生流动党员信息, 至少掌握一条最稳定的信息, 如父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邮箱等, 并建立信息库, 有变化时及时调整。但是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

2.1尽管有专人管理, 但是实际上存在着毕业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难实施、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预备党员的培养考察难掌握等现实问题。毕业生流动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的流动比较频繁, 工作不够稳定, 生活缺乏保障, 生存压力较大, 要按时参加流入地党组织的组织活动, 难度较大, 形成了“流出地管不到、流入地不愿管”的尴尬局面。这在客观上使得高职院校党组织对毕业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带来了难题。

2.2容易忽视顶岗实习、就业实训、单位试工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高职院校按照职业教育的规律, 实施“2+1”、“2.5+0.5”等人才培养模式, 三年级学生党员基本上全部成为流动党员群体, 数量大, 实习单位分散。这部分学生流动党员尽管基层党组织安排有专人负责, 但是专人往往非专职, 责任常常定在辅导员身上, 而辅导员工作繁忙烦琐, 常常责任难于落实到位, 使得这部分学生流动党员管理工作难以管理到位, 又是甚至出现了“真空地带”。

2.3避免麻烦, 整齐划一, 迁出所有毕业生党员的组织关系。据调查, 自2005年以来, 一些高职院校为了避免毕业生流动党员在教育管理上所带来的麻烦, 对毕业生党员采取了强制迁出组织关系的做法, 要求毕业的学生党员一律将组织关系迁出。就业单位有党组织的, 组织关系迁往就业单位, 就业单位没有党组织或暂时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 组织关系迁到父母单位、村委会、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人才交流中心等部门党组织。强制要求毕业生党员迁出组织关系, 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会形成新的流动关系。这种做法客观上减轻了学校的工作负担, 但是却将责任推给了别的党组织。更有甚者, 毕业生党员不能按照组织关系接转的时限到组织关系转入地接转组织关系, 而是怀揣介绍信到处游荡, 久而久之, 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口袋党员”。

3 当前高职学生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存在问题归因

针对当前高职学生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认真分析不乏以下三大原因:

3.1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对学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重视不够, 在观念、体制和手段上存在着许多不适应。学生流动党员是近年来党建工作出现的新问题, 部分基层党组织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认为毕业生已经毕业离校, 已不是学校的人, 从而没有及时研究, 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同时, 由于学生流动党员具有数量大、分布广、流动频繁的特点, 这使得部分党务工作者在学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上存在“畏难”情绪, 缺乏信心。

3.2部分学生流动党员自身的组织观念淡薄, 党员意识不强。由于学生流动党员年纪轻、党龄短, 在校接受党组织教育的时间较短, 党性意识比较薄弱。部分流动党员在离校后只注重业务能力的提高而淡薄了组织观念, 逐渐放松了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 缺乏参与党组织生活的主动性, 完全忘记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有些流动党员步人社会以后, 因为经济、环境等因素而频繁更换工作, 不及时通知学校党组织, 长期游离在党组织之外, 不参加党组织生活。

3.3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薄弱。党的十五大以来, 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 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 都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建设远远不相适应。而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缺失, 加之非公企业与所在地的基层党组织对于接收大学生流动党员缺乏积极有效的通, 使得学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出现了难以推动的局面。

4 加强高职学生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对策

对高职学生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既要抓好教育, 也要抓好管理, 教育与管理相结合, 在教育中强化管理, 在管理中加强教育。

4.1基层党组织要充分重视, 要建立健全制度和机构。高职院校党组织要充分重视毕业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规范工作, 保证工作有序开展;要增强基层各级党组织的责任意识, 层层落实责任;探索建立学生流动党员联系人制度, 由同一支部的在校学生和教师党员“一对一”联系流动党员, 落实责任到人, 全方位掌握毕业生流动党员的动向;要完善机构人员设置, 实现专人管理, 保障经费, 为加强对毕业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4.2严把“质量关”, 提高党员的发展质量。实践证明, 如果发展的学生党员在校时是各方面比较优秀的学生, 他们成为流动党员后, 都会比较积极主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党员的意识较强。学生离校前夕, 除要对其加强组织关系有关管理制度的教育外, 还应根据这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分类指导, 对学生流动党员存在的疑问和困难及时帮助解决。同时, 要重视收集整理流动党员的个人相关信息, 建立流动党员信息数据库, 掌握学生流动党员详细情况。

4.3对于已就业的大学生流动党员, 学校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人要积极协调流入地企业和当地基层党组织, 使其能够参加流入地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和党员活动, 接受流入地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待时机成熟, 学校适时将其组织关系转人流人地党组织。

4.4对于待就业的学生流动党员, 由于其居无定所, 游移不定, 因此对他们的教育管理主要依托“党建综合信息平台”来完成, 有条件的待就业流动党员也可以参加流入地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和党日活动, 实现有效的教育和管理。

4.5对于顶岗实习、就业实训、单位试工大学生流动党员, 分为两种情形来运作:一是集中型。可成立临时党支部, 按时开展组织生活和党日活动, 填写《流动党员活动证》。临时党支部要经常浏览“党建综合信息平台”, 完成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各类事项, 同时, 也要与学校责任人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二是分散型。此种情形也分为两类情况, 即单位有党组织和无党组织。单位有党组织的, 要求流动党员参加单位党组织的各类活动;单位无党组织的, 要求流动党员参加流入地党组织的活动。

加强和改进对学生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既是贯彻执行“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的方针, 也是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党组织建设的要求。高职院校各级党组织应从政治高度上充分认识加强学生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性,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狠抓落实, 改革创新, 让学生流动党员离校不离党, 永葆党员本色。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Z].2006 (10) .

[2]王皓发.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调查与分析.广东高校党建研究 (2009) [C].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3) .

[3]普通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管理对策研究课题组.普通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管理对策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8 (2) .

[4]祖勤.浅议如何建立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长效机制[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流动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调查研究 篇9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调查随机在上述地区抽取14所小学52个班共1778名三至六年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状况进行了调查, 问卷当场回收, 其中男生1171名, 女生607名。调查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周步成教授研制的学习适应性测验 (AAT) 手册, 并对师生与家长进行了访谈。该测验的折半信度为0.71~0.86, 重测信度为0.75~0.88, 具有较高结构效度, 按实施规则及统计学原理进行测验。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1. 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等级水平分布情况 (N=1778)

平均等级2.87, 与全国理论分布比较x2=8.63, P<0.05

通过学习适应性测验 (AAT) 手册测试, 表1显示:1778名流动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水平为差等、中下、中等、中上、优等分别占总人数的14.68%、35.38%、30.31%、18.62%、1.01%, 学生处于学习不适应状态 (差等与中下之和) 高达50.06%。与全国理论分布比较, 总体水平处于中下等水平, 平均等级为2.87, 经x2检验, x2=8.63 (P<0.05) , 显著弱于全国理论分布。

2. 性别与年级的差异

表2结果显示, 三年级女生 (144名) 在“学习技术”、“独立性和毅力”方面与男生 (289名) 有显著差异 (P≤0.05) , 得分均高于男生。而四年级男生 (346名) 在“独立性和毅力”方面的得分低于女生 (182名) 具有显著差异外 (P≤0.05) , 其余并无显著差异。

表3结果显示, 五年级女生 (147名) 在“学校环境”、“独立性”方面与男生 (256名) 有显著差异 (P≤0.05) , 得分均高于男生, “家庭环境”有极显著差异 (P≤0.01) 。而六年级女生 (134名) “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的得分高于男生 (280名) , 有极显著 (P≤0.01) 差异外, “身心健康”方面也显著高于男生 (P≤0.05) 。

总之, 流动儿童学习适应状况不佳, 平均等级低于常模水平, 主要是中下等与差等水平的百分比分布最多, 而且每个年级的学习独立性均不理想, 但他们在学习态度、学习热情等方面有较好的适应。在性别方面, 女生的学习适应性状况好于男生。高年级段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身心健康适应表现差于中年级段, 但听课方法高于中年级段。学习适应性伴随年级的升高与年龄增长呈逐步提高的趋势, 高年级学生略高于中年级学生, 但两者的差异经x2检验并不显著。

三、建议

第一, 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 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应认真落实“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 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为主”的政策, 强化责任落实。在流动儿童居住地集中的地区, 充分发挥公立学校的主渠道作用, 统一纳入招生范围, 统一管理, 统一编班, 统一教学, 统一安排活动, 并在升学录取上一视同仁, 在入队、入团、评优、奖励上一视同仁, 在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上一视同仁, 在接受困难救助上一视同仁, 逐步消除城乡差异, 促进流动儿童教育事业稳步健康发展。相关部门还应大力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宣传各地各部门的好经验、好做法, 选择流动儿童及家长优秀典型, 引起社会对流动儿童的广泛关注, 促使更多的单位、组织和社会热心人士积极参与, 在全社会形成关爱流动儿童、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二, 对于民办学校, 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帮助, 依法审批比较规范的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 并加强管理。可建立由市、区和乡镇政府主管部门组成的三级联动的教育教学管理体系, 制定诸如《农民工子女学校审批程序及办法》和《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标准》, 以推进规范化学校建设, 将经费使用、学籍管理、校园安全、教育教学、教师选聘、教研培训等工作纳入地方常规教育管理之中。对办学条件、质量达到政府要求的民办学校进行奖励, 分期、分批对达不到规范标准的公办、民办学校进行改造, 逐年提高规范化学校比例, 引导民办学校健康发展。加大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的交流、合作, 在教学设备设施、课程计划、教材使用、招生考试、学籍管理、师资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指导。鼓励各类公办学校在图书、设备、仪器、师资、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给予帮助, 实施有偿或无偿的资源共享, 加强农民工子弟学校师资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 在流动人口密集的社区或在城郊结合的大市场、商贸城等流动儿童集聚场所, 可因地制宜由有条件的镇政府和各级村委会在乡镇、街道、较好的农家大院或社区, 依托妇女活动中心、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公益性机构, 积极建立托管中心和志愿者服务中心, 对流动儿童义务帮教。另外, 考虑到流动儿童的流动性, 会因为父辈的工作地点改变而频繁地转学或插班, 所以作为教师除了备课备教材外, 还要因材施教, 通过学习适应性的检测与日常观察发现异常, 对其进行个别辅导。师生双方做到相互理解、情感相融, 使流动儿童感受到教师的亲和力与亲切感, 学生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

第四, 作为家长, 低廉的租金虽是他们租房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但同时还应兼顾到周边良好的社区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为流动儿童创造一个好的就学环境。同时, 流动儿童也应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端正学习态度,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总之, 通过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社会等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 最终实现区域义务教育的协调、持续、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步成.学习适应性测验 (AAT) 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2]杨雪梅, 叶修.小学生学习适应性发展的研究.四川心理科学, 2001 (3) .

[3]黄敏若.促进流动儿童学习能力提高的策略与研究.中小学教育, 2012 (2) .

流动学生 篇10

当前对流动儿童研究的关注点仍然以东部地区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需要更为深入与广泛的研究。武汉作为中部发展的重要城市,逐渐成为继广东、江浙后农民工流动的新区域,因此将调查地点选择在武汉。我们在武汉市选取了武昌和汉口这两个典型区域的5所民办学校、4所公办学校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在2013年4月至6月间进行,考虑到问卷填答能力的问题,此次调查的样本是4年级到9年级这一年龄阶段的流动儿童。“学生问卷”当场填写,当场收回;“家长问卷”委托学生带回,由家长填写,次日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11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86份,有效回收率89.6%。在此次调查中,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占35.2%,民办学校占64.8%;在性别方面,男生占55.7%,女生占44.3%;流动儿童的平均年龄为12.24岁;平均来城生活时间为6.82年。

一、结果分析

(一)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因子结构

由表1大致可知,流动儿童对与本地学生交往充满向往的占70.7%,真正觉得与本地学生有心理隔阂的只占26.4%,有约一半的流动儿童感受到了本地学生对他们的排斥。虽然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大致倾向,但指标较多,且相互之间存在信息重叠,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有必要进行精简,保留最具有代表性且概括力较强的几个指标,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便于简化分析。本文拟对以上指标进行赋值,然后进行因子分析,探索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内在结构。

首先,本文对前述8项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对本地学生是否了解、与本地学生是否有一种心理隔阂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r|<0.3,因此这2项指标不适合作为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结构性指标,故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排除。其余6项指标相关程度较高,KMO统计检验值达到0.705,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值(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为1019.28(P=0.000),这表明上述6项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表2的结果表明,6个指标被概括为两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内容,分别命名为接纳预期因子和融入意愿因子。两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877%,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二)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特征

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函数系数为权重,计算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社会距离的综合得分。根据本文采用的赋分方式,每一指标的分值都是在[-1,1]区间的变量,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1,即该指标对因子的贡献率为100%。如果因子得分为正值,则表明在社会距离上倾向于融入,反之则倾向于排斥。统计分析发现,流动儿童接纳预期的均值为-0.437,小于0,表明流动儿童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遭遇了冷漠与疏离,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对他们是排斥的。融入意愿的均值为0.238,大于0,说明流动儿童渴望与本地学生交往,希望融入其中,实现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融合。社会距离的均值为-0.112,小于0,说明流动儿童并没有真正融入本地学生中去。由此可知,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融入意愿与接纳预期表现出一种不对称性。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的向往程度更热切,融入的意识更强烈更主动,希望融入本地学生群体中,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更集中更统一。另一方面,相比融入意愿,流动儿童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对他们是排斥的。虽然同处于一个地理社区,但他们在社会地位、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与本地学生的日常交往过程中也会遭遇到他们的歧视、偏见和看不起,这些差异无疑会影响到他们与本地学生的社会关系。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之间虽然可以共享地理空间,但主要还是生活在自己所属群体的世界里,从而形成一种共同地理空间中的“精神隔离”。

(三)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将流动儿童自身特征、家庭因素、社会交往、教育隔离、社会文化五类指标共计15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得到表3的结果。

1. 人口特征

由表3可知,在人口特征方面,性别对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是否是独生子女显著影响着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年龄并没有对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以男生为参照,女生的融入意愿更强烈。性别差异一方面可能源于男女生本身的差异,相比较而言女生更灵活,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男女性别地位的差距在城市文化中不断弱化。在农村,重男轻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念表现突出,教育的优先权往往是在男童身上,女童处于劣势地位,而迁入城市后,由于同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性别的地位差异不断缩小,男生可能会觉得自己在老家的优势地位下降,转而更加认同老家,而女生对城市的向往程度更热切,融入的意识更强烈和主动。

注:1.*p<0.05,**p<0.01,***p<0.0012.参照组:a女生,以男生为参照;b独生子女,以非独生子女为参照;c购买商品房,以没有房产为参照;d公办学校,以民办学校为参照。

以非独生子女为参照,流动儿童是独生子女的,在与本地学生的接纳预期、融入意愿方面更为显著。社会交往补偿理论认为,由于独生子女缺乏兄弟姐妹这一客观的家庭条件,使得在幼儿时期他们的社会交往实践机会少于非独生子女,到了青少年时期“被迫”更多地与同学和同辈群体往来,从而更好地习得了与“他群体”交往的规则,提高了社会交往能力。[2]因此,独生子女的乐群性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乐于和善于与人交往,社会交往能力更强。独生子女流动儿童在与本地学生的交往中建构同伴关系的主动性要高于非独生子女,他们更主动渴望和向往融入到本地学生中去,与本地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由于其交往能力比较强,自我感受预期也比较好,因此也更能获得本地学生的认可,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就比较小。

与周皓、章宁的研究不同,年龄因素并没有对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探讨其分歧产生的原因发现,周皓等人的研究中,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的时间普遍较短,53.8%的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时间低于3年,[3]而本文中低于3年的流动儿童只占20.7%,因而本文中年龄大的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时间也可能更长,乡土生活背景的负向影响与在城市居留时间的正向作用相抵,故年龄因素没有对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和接纳预期产生显著影响。

2.家庭因素

由表3可知,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越高,融入意愿越强烈。这种影响体现在家庭的月收入、居住空间上。家长感知的社会距离对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影响不显著。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在城市生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除了经济收入,居住状况被认为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指标,因为拥有房产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标志。[4]家庭的经济收入越高,意味着其经济支付能力越强,更有能力选择居住在较好的社区。这一方面,能够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见世面”的机会,让流动儿童接触到更多城市特有的文化,这无疑增加了他们与本地学生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拥有住房和良好的居住环境便意味着为流动儿童打开了接受城市公办教育之门,而家庭租赁房屋居住的流动儿童不具有这种优势。通过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并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部分流动儿童的城市化过程,使他们更主动融入本地学生中,降低预期感受的排斥程度。

家长感知的社会距离没有对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实现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早期社会化的过程。早期社会化即从幼儿到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化的主要场域从家庭转向学校,尤其是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以后,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更多受到本地学生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流动儿童的人格尚未完全形成,可塑性强,学校同辈群体的影响超过了家长,家长感知的与本地市民的社会距离并未实现代际传递。

3. 社会交往因素

由表3可知,社会交往网络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会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具体而言,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网络的规模越大,接纳预期就越高;经常交往的本地学生越多,其接纳预期越高,但两者均未对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一般而言,流动儿童虽然离开了原有的“熟人”社区,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以及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挤压,在构建自身社会交往网络时,仍然依靠原有的血缘、地缘等关系。调查发现,流动儿童所依赖的强关系基本上都是亲属、老乡、有着相似迁移背景的流动儿童等。要想实现与本地学生的整合,融入城市社会,不仅需要扩大社会交往网络规模,而且异质性程度要好,蕴含的社会资本总量要丰富。[5]从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网络规模和关系构成来看,显然他们的社会交往网络并不足以支持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结构的“内卷化”使得其内部整合程度高于他们与本地学生之间的整合程度,因此造成其对城市社会融入意愿并不强烈。

布劳曾提出这样一个核心假设,与其他群体和阶层的交往能推动和促进向这些群体和阶层流动,[6]这在本研究中再次得到验证。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网络规模的扩大和与本地学生交往的增多,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可接受性。通过与本地学生的交往,流动儿童接触到更多的现代性理念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断向本地学生的生活方式趋近,努力缩小与本地学生的差异,试图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这种差别悬殊的异质性交往可能影响他们身份意识的确立和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在无形中不断消解他们的乡土惯习和集体意识,使其社会认同增加城市性元素。而且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交流着意义,通过可以相互理解的意义框架,实现沟通的目的,建构彼此的社会认同,这也有利于产生帕森斯所说的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和整合。频数分析表明,30.8%的流动儿童表示,在其朋友构成中,本地学生的数量超过了同为流动儿童的数量。尽管在和本地学生的交往中,双方的互动还没有达到亲密和深入的程度,有本地学生做好朋友的比例也不高,但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同质性高且身份类似的同为流动儿童的范围。随着社会交往对象异质性的不断增强,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交往愈加频繁,能够拥有较多的本地学生做朋友,有助于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减少拒斥感和疏离感,增强他们在本地学生中的可接受度。

4. 教育隔离

由表3可知,不同性质的学校会显著地影响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与融入意愿。具体而言,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接纳预期更高,融入意愿更强烈。

教育隔离主要表现为学校隔离,在不同性质的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之间就处于一种空间隔离的状态。[7]学校作为流动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域,是相对制度化、正式的交往空间。不同类型的学校蕴含了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不同社会交往逻辑。公办学校是一个重要的“熔炉”,在此就读的流动儿童,一方面要承受可能会产生的自卑感、孤独感和被歧视感,很多流动儿童在发展同伴关系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局限;另一方面,公办学校毕竟为他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城市的大门,流动儿童有更多的机会与本地学生接触,交往的频率也更高。他们往往把本地学生作为参照群体,更可能将自己视为城市社会的一员,从而主动地向本地学生靠拢,在交往过程中也更有可能冲破身份制度的藩篱,其交往的结果便是划分出了与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截然不同的内、外群体,从结构上实现与城市的社会融合。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其社会交往文化显著地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更容易迷失在城市现代化的“铁牢笼”之中,[6]更易融入城市社会。而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在其独特的制度空间和其他生活空间中建构了一种与城市社会迥异的交往文化。流动儿童的同质性较强,社会交往多限于本群体内部,与本地学生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种人际互动区域的局限使得他们感受更多的是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本地学生成为真正的“外群体”。他们在压缩的学校时空中,与外群体展开资源的争夺,他们只能“在这里”“把握现在”。[6]因此,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正在经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他们建构出特殊的文化对抗城市社会,却潜伏了底层阶级社会再生产的危险。[10]由于缺乏社会交往的机会,流动儿童接触的大部分是相同身份的同学,与本地的学生几乎处于隔离的状态。

5. 社会文化因素

由表3可知,能讲本地方言有助于增强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与融入意愿;遵守风俗习惯有助于增强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越高,融入意愿越强烈。

语言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渠道和标志,方言作为辨识祖籍地的明显特征,其形成的区隔性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壁垒,从而形成内群体认同。[11]族群语言认同理论认为,向主流群体的社会流动是一种个体的策略,人们渴望进入到支配群体中,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要使用支配群体的语言,而本族群语言的言语标识则被弱化,因为个体已经习得了支配群体的语言。[12]这在我们的研究中再次得到验证。是否会说本地方言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具有显著影响。在流动儿童所处的情境中,他们知道城市方言代表着主流、高地位,它成为城市认同的对象。家乡话则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是一种被礼貌社会排除在外的语言,家乡话通常等同于不标准或次标准,而且带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这种自卑的含义也会传递到那些说家乡话的人身上。[13]诚然,能讲本地方言有助于加强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沟通,减少与本地学生之间的误解,本地学生也更愿意与能听懂、会讲本地方言的流动儿童进行交流。只有主动开口讲本地方言才能体现出流动儿童对本地文化的认同,降低流动儿童的排斥感,缩小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

风俗习惯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模式,作为共享的符号系统,是形成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按照原生论的观点,文化上的同化和保持族群性是两条平行线,没有理由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14]对本地风俗习惯的了解和熟悉,是一种文化仪式上的认同,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提高,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与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但是,遵守本地的风俗习惯有助于流动儿童理解本地学生的行事,对于增强其接纳预期,减少排斥感有一定的帮助。

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其接纳预期越高,融入意愿越强烈,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越小。美国社会学家肯老奇对不同族群社会距离进行研究时发现,居留时间对于族群之间的社会融合具有一定的影响。[15]居住时间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具有文化上的更多相似性,另外,相互接触的群体之间具有更多的交往接触的机会。社会交往的机会越多,感知的社会距离就越小。居留时间的影响作用则可能与城市生活背景的积累有关,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流动儿童脱离农村生活空间的时间也就越长,对于他们来说,回到农村中去是一种文化的“逆流旅行”,其造成的不适应是可以想见的,这表征着他们的融入意愿更强烈。流动儿童对城市社会更加了解、熟悉,所积累的城市生活阅历会更多,行为举止也更城市化,越可能建立与本地学生较好的社会关系,加快了他们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更容易建立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同时,居留时间本身也可能是流动儿童形成身份认知判断的依据之一。

二、结论与讨论

(一)流动儿童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由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两个因子构成

以往社会距离的研究运用评判异类的标准表现大族群的优越性,将小族群视为拒斥在外的“他者”。但小族群并非完全“沉默的他者”,他们是拥有自我构建能力的自主生命。[16]他们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自主意识和判断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强势群体社会态度的对应反馈上。因此,从小族群视角出发去研究社会距离,需要将小族群的意愿和小族群对大族群的感受预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本文从流动儿童的主体视角出发,强调了他们在与本地学生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在结构上由两个因子构成,即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

(二)与接纳预期相比,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更强烈

城市新移民中出现的“反移民化”倾向值得关注。相关研究也发现,随着移民进入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和移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移民化”的程度反而会越来越弱。[17]本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进程并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言,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同化和适应过程”,在当前“结构一制度”背景下,更有可能出现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精神隔离”。表现在社会距离上,就是流动儿童对城市的向往程度更热切,融入的意识更强烈和主动,希望融入本地学生群体。但是,相比强烈的融入意愿,流动儿童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对他们是排斥、疏离的,即使居住在“都市里的村庄”这同一空间下,两者仍然是“两张皮”的关系,各自生活在各自的情感世界中。

(三)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融合之路——社会交往网络

流动儿童的人口特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网络、教育隔离、文化差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与融入意愿。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本地学生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也发生着从拒斥到接纳的变化,但这种不对称的社会距离带有极为明显的社会空间痕迹,制度惯性依然影响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社会交往网络受限于制度和结构,但制度和结构造成的空隙正在逐渐修补。[18]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在文化层面上,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不只是依赖文化和媒介,而是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同时传递和更新文化的知识;在社会层面上,此沟通行为不仅会调节不同意见或社会行为,而且会促进社会整合和人们的归属感;在人格方面,沟通行为达到了社会化的过程,促使个人自我观的构建。[19]布劳指出,社会整合不取决于强有力的内群体纽带,而取决于来自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个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如果双方建立起跨群体的社会交往网络,彼此密切接触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表面的互动,将促使彼此接纳对方,进而产生社会认同和融合。[20]由此可见,社会交往之于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性。本文的结果对缩小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进而促进城市社会的融合有如下几点启示:第一,继续完善公办学校接收流动儿童的机制,逐步将流动儿童全部纳入城市公办教育体制中来。[21]第二,目前民办学校仍是接收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要机构,要重点探讨促进民办学校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机制。第三,与本地学生的交往与沟通对于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往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接触机会,可以通过学校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增加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接触的机会,促进彼此间交往。随着社会交往的异质性不断增强,有助于消除误解、歧视和“污名”,减少在生活方式、日常交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增强彼此间的认同,以此缩小群际社会距离,继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合。

流动学生 篇11

【关键词】高职院校 顶岗实习 流动党员 管理 机制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8C-0122-02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深入推进，工学结合、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已大力推行，使得顶岗实习不仅成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重要途径，更成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多采取“2+0.5”或“2+1”模式，学生需在外连续实习半年或者一年时间，而根据党员培养和发展规律，高职院校第三年往往是预备党员转正以及发展的关键阶段，党员所占比例也较大。因此，如何实现对顶岗实习期间学生流动党员教育、培养和监管工作，成为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中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角色定位

（一）高职院校顶岗实习的内涵及学生管理特点。根据国家关于高职教育的有关政策规定，顶岗实习指的是在对传统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基础上，通过强化学生生产实习和实践，实现教学过程和企业生产过程紧密结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并明确规定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半年。因此，高职院校目前所推行的学生顶岗实习模式多为“2+0.5”或“2+1”形式，即学生在校两年或两年半时间进行理论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的学习训练，最后一年或半年以企业准员工身份到实习单位进行生产实习。

顶岗实习学生管理呈现出以下方面的特点：一是学生实习身份的双重属性。学生进入顶岗实习以后，即由单一的学生身份转变为“学校学生”和“企业准员工”的双重身份，其既要履行学校关于实习的管理和学习要求，也要执行和完成企业对员工的各项管理规定和工作任务。二是学生顶岗实习的时间较长。目前，高职院校顶岗实习时间都超过半年，也就意味着学生将较长时间处于学校和企业共管的一种状态，这对高职院校如何实现对顶岗实习学生有效的过程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学生管理工作出现新变化。由于行业的不同和每个企业接收顶岗实习学生能力不一样等因素，整个班级或年级学生整体进入企业实习是很难的，尤其是文科类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的单位、地域分布往往比较散，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班级和年级学生管理模式将很难较好地发挥作用。

（二）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的角色定位及特点。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流动党员是指由于就业或居住地变化等原因，较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活动的党员。因此，本文将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定义为：由于参加顶岗实习而在三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参加所在党组织活动的学生党员。

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呈现以下方面的特点：一是人数较多。高职院校学制多为三年，根据党员发展的程序和规律，这就意味着高职院校参加顶岗实习的大三学生不仅是预备党员发展的主体，更是学生正式党员的主体，是高职院校学生党员中的主要部分。二是党龄较短。高职院校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党员多为预备党员或刚转正的正式党员，党龄不长，正处于政治信念、组织纪律和党员素质都需进一步加强和培养的阶段。三是流动性强。学生以“准毕业生”角色进入企业顶岗实习，这时的学生会因就业需要而不断地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实习和预就业，这就使得学生党员实习期间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加大。

二、当前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党员分布点多面广，组织生活难开展。由于企业接收实习学生能力的限制以及学生自主选择意愿不断加大等因素，高职学生顶岗实习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和地域，从而使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呈现实习单位多、地域不一等分布散的特点。因此，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的组织生活很难像传统的校内党组织生活方式正常开展，再加上实习期间学生党员学习、工作和社会环境适应压力大等原因，其参加党组织生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不断减弱，从而使得实习学生党员组织生活开展工作难上加难。

（二）党员岗位流动性强，考察培养难进行。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期间正是多数预备党员转正的培养考察期，而实习期间同一支部党员以及班级同学分布又比较散，相互之间往往难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自综合表现。同时，由于多数顶岗实习企业重视实习学生生产管理，而往往忽视实习学生党员思想教育工作，再加上部分学生党员在实习期间岗位流动性不断加大，学校党组织很难只通过对一个实习单位的调查就能全面掌握实习学生思想动态、工作情况和行为表现，在其转正培养和考察时也难以正常开展。

（三）党建机制有待完善，党员管理缺手段。由于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问题是近年来随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而产生，许多高职院校仍沿用过去传统的校内学生党员面对面定期开会、学习讨论和举行活动等方法来进行管理，缺乏解决新形势下顶岗实习学生党员管理各种问题的机制和手段，这对于点多面广、分布散、流动性大的离校顶岗实习学生党员管理而言，局限性就逐步显现，也使得校内党组织对实习学生党员的组织生活、教育培训和目标管理等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四）校企党建合作不足，教育培养缺依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单位，中小企业占较大部分，就我国目前中小企业党建工作现状而言，不少中小型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比较薄弱，而多数高职院校在安排学生进入企业实习时，对依托校企合作平台搭建党员管理工作载体又考虑不足，使得实习学生党员进入这类企业实习时，因缺乏校企共建的党员管理平台而在企业找不到可联系的党组织，更谈不上如何加强党员的教育培养和管理工作。

三、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管理机制的新构想

（一）加强组织工作领导，完善党建工作机制。顶岗实习期间学生流动党员作为高职院校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教育和管理，不仅是强化学生流动党员管理的需要，更是全面推进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需要。因此，高职院校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管理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一是将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管理作为学校顶岗实习重点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二是明确学生流动党员管理职责，建立起一个以学生党建主管部门为中心，二级院系党组织和学生党支部共同管理的校内责任体系；三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完善顶岗实习学生流动党员组织生活方式、教育培训、监督管理等工作制度，形成长效的管理机制。

（二）构建组织管理网络，创新党员管理载体。完善的组织体系是加强顶岗实习学生党员的必要保障。因此，应针对实习学生党员分布不一和流动性强等特点，创建新的组织方式和载体来发挥管理作用。一是完善校内顶岗实习党员管理工作机构，统筹规划好实习党员管理的各项事务；二是把学生党员教育培养与顶岗实习管理和服务工作相结合，依托学校顶岗实习工作站建立临时党支部，使其成为顶岗实习学生党员管理的重要平台；三是通过选派指导教师和企业实习导师共同联系等方式，与企业共建顶岗实习学生临时党支部，实现党建的校企合作；四是在学校党组织所不能覆盖且又有3名正式党员实习的地方及时建立临时党组织，以确保每一个实习党员能及时地找到党组织。

（三）创新组织生活方式，提升党员管理实效。顶岗实习学生党员受自身和环境等因素影响，不同程度地弱化了党组织对其教育管理的作用。因此，完善的组织生活制度、新的组织生活载体和有效的组织生活方式成为强化实习期学生党员管理的重要手段。一是要围绕实习学生党员自身现状和需求实际，将以往传统的学文件、读报纸等单一的校内党组织生活，优化为灵活多样、富有吸引力的党组织活动，从而使实习学生党员在党组织活动中找到归属感；二是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党组织生活方式，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以及党员远程管理系统等信息平台，实现党的组织生活网络化和信息化管理；三是党员教育培养要与其职业发展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职业能力培训、时事研讨和就业指导等活动，从而使党组织生活不仅成为实习党员思想教育的平台，更成为其职业能力发展的平台。

（四）强化党员培养考核，注重党员目标管理。顶岗实习期间学生党员逐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其思想在不断地产生变化，他们不仅需要党组织的关心，更需要党组织的目标引领。一是结合实习学生党员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为其角色转变做好服务；二是强化实习学生党员的目标管理，结合学校顶岗实习目标管理体系，制定学生党员实习期间参加组织生活、思想汇报和模范作用发挥等管理目标，为其指明发展方向；三是加强实习期学生党员的过程管理和考核，将实习期学生党员目标管理考核融入顶岗实习考核体系，进而形成对学生党员实习期业绩考核和思想表现考核的综合评价。

（五）构建校企共管平台，强化协同管理效果。顶岗实习学生既是“在校学生”，也是“企业准员工”，要真正实现对顶岗实习学生党员的管理，不仅要加强学校的党建工作力度，更需要企业参管、共管的作用发挥，只有真正发挥了校企共管作用，才能实现对顶岗实习学生党员的有效管理。因此，高职院校应根据顶岗实习企业党建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实习学生党员校企共管机制和平台建设。一是可以通过校企共同制定管理办法、共同建设管理队伍、共同参与教育培训、共同建设活动平台和共同制定评价机制等方式，逐步形成顶岗实习学生党员校企共管的工作平台和体系。二是可以通过将学生党员管理融入现行的顶岗实习校企合作体系，从而将实习学生党员的管理考核与企业对顶岗实习学生思想、工作和日常管理考核相融合，进而实现对实习生党员思想考核和实习期量化考核的结合。

【参考文献】

[1]蒋百平.高职院校顶岗实习期间学生流动党员组织生活方式创新浅谈[J].高教论坛，2013（11）

[2]蒋百平.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学生党员校企协同管理机制探析[J].高教论坛，2014（4）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广西高校党建研究专项课题（2012ZZZ045）

【作者简介】蒋百平（1981- ），男，广西灌阳人，助理研究员，硕士，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流动学生 篇12

主要人物介绍:

小熊, 女 (父母从事个体, 有一个姐姐, 父母从外地到重庆打工)

小方, 女 (父母离异, 母女在附近租房住)

小刘, 女

小蒋, 男 (父母离异, 父子长期吵架, 不愿回家。曾经在我面前痛哭, 问什么是家庭的幸福)

“啪”, 一声响亮的耳光, 九年级四班的教室顿时安静了, 打人的小方跑了, 被打的小熊哭哭啼啼地给我打了电话“陈老师, 我不想当班长了”, 电话就挂了。

刚吃过午饭, 我第一时间到了教室, 一群14、5岁的姑娘和小伙儿一齐围在我的身旁, 给我讲述着这个故事, 而两个当事的姑娘一个找不着, 一个只知道哭, 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想, 也许现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间, 我安抚了一下班上的其他同学, 把被打的小熊牵到了办公室, 认真地听了她边哭边讲的事, 知道了一个大概, 什么也没说, 给她擦干了眼泪, 只问她是否需要回家或通知家长, 她没给我丢脸, 说不用, 只是不想当班长, 我说我会考虑。她就回教室了, 也正好上课了。

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首先确定了打人的小方已回到家中, 可是家长什么也不知道, 我也没说, 然后请了很多同学单独给我讲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 或是了解的故事。两个15岁的小姑娘, 从小学很要好, 到中学互相抄作业, 背后又分别说闲话, 分分合合许多次, 终于, 由于班长的改选 (前任班长小兰转到一班) , 爆发了, 几句言语不合, 青春的冲动让两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的故事。

等到同学们都回到了教室, 我静静的开始想:首先, 班长的选举是公平、民主的, 其次, 对于两个姑娘我没有偏心, 最后, 我确定, 问题在于中间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说闲话的第三人) , 把实力相当的两个人姑娘挑拨了, 谁当班长也不服气。于是, 在放学之前, 我和小蒋 (班上一个男同学) 谈了话, 让他做好随时接任班长的准备, 并征求了他的意见, (我一直认为15岁女同学的问题, 要听听15岁男同学的意见, 并不是有不好的想法, 而只是我当班主任的一点体会, 自尊心太强, 同样地家庭背景让他们都早熟, 成绩又不好, 又没有健康的娱乐学习生活, 有的只是一副自以为是的骄傲, 也只剩下这个, 所以, 这个时候的男女同学很容易走得很近, 他们互相知道的很多, 但毕竟我的原则他们是知道的, 就算有点早恋的想法, 也没有过火的做法, 对于这点, 我是很严厉的, 而我接班主任的那天起, 就一直强调, 男同学只能保护女同学, 但不能参与到女同学的战争里去, 所以, 我们班上基本上能在对方的口中听到真实的故事和意见) , 在得到我想知道的答案后, 我请班上几个男同学注意晚上两个小姑娘的动静, 就准时放学了。

第二天一早, 班上一个都不少, 我把两个小姑娘一手一个牵到了办公室, 关上了门, 我想对她们说点什么, 我也想她们自己能说点什么, 但一片安静, 谁也不想打破这个沉默, 有理无理的都不说话。我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我知道, 这个年龄的孩子, 尊严, 太重要了, 虽然他们有可能并不清楚真正的尊严是什么。怎么办?还是我先说话, 至少我要做引子, 因为是女孩子, 因为是青春少年, 因为两人的表情都告诉我, 事情还没结束, 如果不说出来, 问题会更严重, 我照例先批评, 要求道歉, 很简单的做法, 结果是:两个在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 都在诉说自己的委屈, 告诉我自己是对的, 并说了一些狠话, 晚上放学要怎么样, 起先我还想批评, 至少打人的小方是错的, 还这么理智气壮是不对的, 于是我一声吼, 先让办公室安静了下来, 对打人的小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但只针对打人这件事, 其他的事不谈, 小方还大声地狡辩, 我也是有气的, 我不可能允许她的这种行为, 我狠狠的用语言教育了她, 然后做出决定, 第一, 不能出现言语中说过的那种事情 (相约打架) ;第二, 这段时间要是不舒服, 谁也不要和谁说话, 更不能出现我不喜欢的小动作;第三, 打人的小方必须请家长。

下午, 小方的家长到校, 我才知道, 问题的根源在家长身上, 而老师, 太无力了。我是被刘老师从八年级教室喊出来的, 刘老师一脸焦急, 说家长很生气, 因为我没让小方上课, 而是在我办公室看书。我叹了一口气, 直起腰回到我的办公室。推开门, 就听到一连串的话“凭什么不让上课, 你算什么, 打人又怎样, 不服气就对打, 谁还怕谁?让她父母来, 不信那个就叫人, 我们转学, 什么学校等等。”我当时想去叫德育主任, 真的, 我太不喜欢她的父母 (尽管我知道小方的家庭, 父亲和母亲最好的姐妹结婚, 还就住在隔壁, 我能想象小方的母亲会给小方说什么, 而小方妈妈后来跟了一个吸毒, 做过牢的人在一起, 经常打人, 把小方的房门都踢坏了的, 而小方妈妈又必须这样过, 我不知道原因, 这是小方自己在班上说的) , 我能想象小方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一方面我可伶她, 一方面我又必须要面对, 我必须要做表率, 不能退缩, 我没有打断她的话, 等她说完, 我声音不大, 但很坚决的对她妈妈说 (小方叔叔也在) :“这是学校, 打人是不对的, 必须道歉, 要转学可以, 如果你们认为这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次这么解决, 转学后或是社会上又发生了, 又怎么办?你们能一直这么保护小方?”因为她叔叔一直没说话, 这几句我是对着她叔叔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叔叔同意了我的说法, 后来又谈了一些我认为该说的话, 就是让小方自己去面对之类的问题, 于是在她父母的同意下, 让小方当着全班的面给小熊道歉, 在小方哭着跑回自己座位结束了这次谈话。

事情的发展要比我预料的坏, 首先, 全班对小方有了敌意, 整整一周没有人和小方说话, 就算说, 也是讽刺, 还在QQ上说小方的坏话, (我庆幸班上还有正气, 当然还有小熊的力量) 连续几天晚上我都和小方妈妈通话, 对方的要求都是转学, 我都同意, 确实小方的日子不好过, 然后还“挑拨”了几句, 既然小方认为是小熊造成的, 而小熊能做到的为什么小方做不到之类的话。而小熊一直在申请不当班长, 我也同意, 也和家长谈话, 也说要面对之类的话,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既然别人这么认为, 就要证明给他们看, 我是有能力的。

之后的一周至两周时间, 我什么也没对她们说, 也没故意多看她们, 我只是做了几件事:1、请部分男同学准时把每天她们两在QQ上的对骂原封不动的发给我;2、男同学不准在上面添油加醋, 不能参与;3、只要我发现有女同学在她们背后说了一句对方的坏话, 我严惩不贷。然后, 就当一切没发生, 静观其变。说实话, 问题没有解决, 我还这样任其发展, 我也不知道这是对是错, 但我只能这样一直走下去。

青春少年的做法和想法出乎我的预料, 第一周是全班不理小方, 第二周开始是全班不理小熊, 说实话, 我也不知是我的话起了作用, 还是其他, 第三周, 全班都和小方很好了, 而小熊成了众矢之的, 我开始默默关注他们的言行, 随时“无意”的和他们周围的同学交流,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两个小姑娘都没有明着做什么, 都在私下“斗智斗勇”, 而我, 只要不发生超出我原则的言行, 我就当做么没看到, 没听到。

每个周末, 我都单独找两个小姑娘谈心, 没有批评, 没有说教, 只是单纯的帮他们找原因, 为什么以前无话不谈, 现在这么仇恨?为什么没有当面对质?却总是认为对方在说自己的坏话?为什么要逃避, 而不想勇敢的去面对?究竟怎样才能解决问题之类的话的探讨。

当然, 这中间那个说闲话的小刘我一直都知道, 最初的几周我没有说, 是想让他们三个自己解决, 当三周过去了, 事情还是这样, 我不得不找小刘单独谈话, 之后她闭了口, 我也没说, 就等着小方和小熊自己去解决, 但是我一直没有误导他们, 一直是顺着让他们找自己的问题的方向去发展。

而我, 就这么一直冷眼旁观。当然, 我也一直在背后仔细关注, “无意”在同学间形成一种趋势:小方是不对的, 小熊的能力确实有不足, 两人都在背后说闲话, 谁再放暗箭, 我绝不轻饶!

就这么, 两个月过去了, 班上在稳定的情况下到了寒假, 我清楚问题不能再拖了, 两个小姑娘过得都不好, 又累, 还要面对部分同学的冷眼, 又快毕业, 成绩也没什么提高, 在这么下去, 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放假前一天, 我找到两个同学, 这是事情发生后第二次两个一起到我办公室, 我说出了我的想法:要么, 放弃十年的同学情, 毕业后永不相见, 但毕业前, 不再给对方制造麻烦, 自己学自己的;要么, 放下所谓的的自尊, 不让别人看笑话。话很简单, 但我相信他们能听懂。

整个寒假, 我都没有和两个姑娘联系, 只是从其他同学口中听到一些他们的做法, 虽然没有和好, 但并没有再发生摩擦, 我想, 这还是比较理想的, 毕竟快毕业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我时常有。寒假过后, 我也认同两人的做法, 就是放弃十年的同学情, 自己学自己的, 自己玩自己的, 没有说话, 没有交流, 但各自比较愉快。

五一过后, 时间越来越近, 我有意无意的在同学间说一些快毕业了, 也许以后再不相见的话, 当然, 前提是先把学习抓紧。

突然有一天, 小熊蹦蹦跳跳跑到我办公室, 悄悄的给我说:“陈老师, 我们和好了, 但你不要说哈, 别人要笑我们。”其实第一个笑得人是我, 虽然我想平静一点, 但我也忍不住, 我祝贺了他们, 并非常乐意的听了两个小姑娘叽叽喳喳的对我诉说和好的过程。我真的很开心, 回过头了, 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对是错, 毕竟我没有及时解决问题, 也没有强行让两人怎么样, 而是等, 甚至没有明着做什么。也许是我运气好, 因为最终没有发生不好的事, 还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两人都顺利毕业, 感情和好如初。

我在想:如果不出问题, 不打不闹, 就不是青春少年;

如果他们能自己解决问题, 也不是青春少年;

如果他们只会制造问题, 而只会依赖大人帮他们解决, 那只是儿童, 也不是青春少年。

他们要长大, 国家的需要、自身的成长, 都不允许他们停留, 我想, 我要做的不是背着他们走, 也不是在后面推他们走, 更不是帮他们扫清路上的障碍看他们走, 这群社会上比较突出的一代青春少年要成长, 我能做的, 我想, 是应该让他们学会自己走, 和同学一起走, 我能教给他们的不一定是丰富的知识, 不一定是灿烂的未来, 但我一定要教他们面对困难和问题的勇气, 也许方法不对, 也许可能走弯路, 但只要有勇气, 就会在经历风雨后, 一起看见彩虹。

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了教师要在教学与教育工作中“严慈相济”。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 这个“慈”也包含着有所不为的思想——更多地信任学生自我成长的力量, 为他们保留一个心灵成长的空间, 有时也许比花大力气去“纠正”错误、去痛苦地拔着小苗成长有效得多。

摘要：流动、留守少年在学校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冲动、困惑。学生之间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家庭环境, 与家长有很大的关系。父母离异、父母长期不在, 爷爷奶奶是事实上的监护人, 造成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下降, 容易冲动、不敢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简单粗暴是他们的典型特征。而初中三年时间很短, 健康人格的培养、对人性的理解、人生观的正确树立, 并不能面面俱到。我认为, 初中是健康人格等形成的基础阶段, 而在基础阶段, 健康的心理, 能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竞争和困难, 能在竞争和困难中展示积极的个性, 这是在心理方面尤为重要的。而学生问题的处理, 作为成年人, 盲目的介入、一手一脚的帮忙, 对于初中生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有些错误是可以弥补的, 与其不断地教育, 也许适当的让学生释放愤怒、留时间让学生思考、静静的在一旁观察, 只是适当的点播, 也许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