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理论

流动理论（共11篇）

流动理论 篇1

0 引言

山西是中国煤炭大省,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分布广泛、煤质优越、品种齐全。全省含煤面积6.2×104km2,占国土面积的40.4%。近年来,随着综合机械化设备和高产高效开采工艺推广,山西省乃至全国可采的优势煤资源储量越来越少,煤炭开采环境日益复杂,五大灾害日益严重,尤其是瓦斯,原为低瓦斯或没有瓦斯突出危险的矿井,瓦斯涌出量急剧增大,使之变成高瓦斯煤矿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瓦斯涌出的预测已成为治理措施的重要技术环节。作者结合多年一线工作经验对瓦斯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

1 煤层瓦斯赋存状态与垂直分带

瓦斯主要贮存煤体中,其赋存状态主要有游离状态和吸附状态,赋存的量和瓦斯在煤层中的含量有直接关系。瓦斯含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煤矿瓦斯灾害的危险程度和灾害发生频率。煤矿瓦斯赋存状态经多年发展,分源预测法在众多瓦斯涌出量预测方法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研究瓦斯的重要理论之一。

1.1 煤中瓦斯赋存状态

原岩应力状态下,煤层未受到采动影响,煤体内游离态、吸附态瓦斯进行布朗运动,总体保持动态平衡。工作面回采时,动态平衡受采动影响被打破,煤体由三向受力变为两向受力状态,其内部瓦斯所受压力不均,同时,受冲击、振荡等外力等采掘活动的影响,采场内温度随增高或降低,致使煤体内瓦斯频繁活动而产生新的状态。

1.2 煤层瓦斯的垂直分带

瓦斯分布特征是预测煤矿瓦斯涌出量的基础,研讨煤层瓦斯的垂直分带对瓦斯涌出量预测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瓦斯垂直分布带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当煤层敞露或由第四系透气性较好的冲积层覆盖时,其内部瓦斯在地质作用下向上渗透,大气中空气向下渗透至煤体中。在瓦斯和空气两者的相互作用下,煤体内瓦斯呈垂直分布。因此,煤体内瓦斯主要由CH4、N2和CO2等组成,其垂直分带主要由瓦斯区和瓦斯风化带两个区域组成。

2 煤层孔隙特征

煤是由大孔和微孔两大吸附系统组成的双重孔隙介质,其吸附特性决定了煤体可以吸附游离态和吸附态的瓦斯。通过X光谱衍射系统的分析,发现煤基质由大量微孔结构和天然裂隙网络大孔组成。煤体内存在垂直(接近垂直)与正交(接近正交)的端割理和面割理,其使得煤体内有微孔结构发达,致使煤体体表面积较大,煤岩体内赋存的瓦斯藏身于这些微孔结构之中。

2.1 煤的孔隙特性

煤的孔隙结构是瓦斯贮存、运移的场所、通道。已有研究表明煤体渗透系统由裂隙、可视孔、大孔、中孔和小孔等部分组成,而吸附系统主要由微孔组成。煤体内瓦斯以游离态煤体渗透系统是煤体内游离态瓦斯的贮存场所,符合普适气体定律。

2.2 煤孔隙特征的影响因素

地应力、煤的破坏程度和煤的变质程度是影响煤体孔隙特征的主要因素。a)地应力和煤层埋深呈线性递增,其大小直接决定煤体的孔隙特征。地应力由压应力和拉应力组成,其表现为压应力时,煤体渗透容积变低;表现为拉应力时,煤体孔隙张开,渗透性增加,即煤的渗透容积和地应力呈反比;b)煤的破坏程度主要和地质活动及采掘活动有关,其与渗透容积呈正比,但其对孔隙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c)不同类型的煤级和总孔体积成反比,随着煤变质程度的增加,总的孔体积减小,最小的是贫煤级,其次是炼焦煤,最大的无烟煤。已有研究表明,瓦斯抽放技术通过降低地应力、增大煤体孔隙率,是一种区域主动治理瓦斯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3 煤层瓦斯含量

煤对瓦斯的吸附主要由吸收、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等三部分组成,其为一种界面现象。按照分类煤对瓦斯的吸附附属范德华力的范畴,是一种物理吸附,煤体吸附瓦斯的过程是一个瓦斯解析量和吸附量相当的可逆过程。吸收状态煤气,使煤炭气体分子和分子晶格彼此相互作用以形成固体溶液状态,这是吸附瓦斯外的另一个重要过程。

吸附是界面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关于吸附的方法、模型、机理和吸附特性的研究成果颇丰。随着时代发展,吸附应用的化学工程、应用化学和煤化工等领域也不断扩展和深化,关于吸附的研究也不断完善和发展。目前,关于煤体吸附瓦斯的模型主要有单分子层模型、佛洛蒂经验吸附模型、博兰尼吸附势理论模型、朗格缪尔单层吸附模型和BET多分子层吸附模型。上述实验模型中煤的温度和吸附实验温度主要集中在10℃~50℃,这是因为CH4的临界温度为82.6℃,这样使得瓦斯的吸附实验不易出现多层吸附;煤体孔隙结构发达,孔隙尺寸分布不均匀,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瓦斯的吸附不是微孔填充吸附,而是单分子层吸附。已有研究证明,朗格缪尔方程是描述煤吸附CH4的最佳方式,其使用方便,外观参数形式简单,物理意义明确。

4 煤层瓦斯流动基本规律

原岩应力状态下,煤层中瓦斯处于动态平衡,随着回采工作面的开采、掘进工作面开拓和钻探等工作的进行,煤体中以承压状态赋存的瓦斯初始状态发生改变,内部瓦斯由高压区域涌向低压区域。相关研究表明,煤体作为多孔介质与瓦斯的流动、赋存状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瓦斯的流动视为多孔介质内气体的流动。

4.1 瓦斯在煤层中流动的基本规律

瓦斯在孔隙结构中流动属于扩散运动,在系统中流动多为层流运动。

a)扩散运动。扩散运动是分子之间的由高浓度至低浓度自由运动至平衡的一种物理现象。使用精密光学仪器研究煤体内部结构发现,煤体内孔隙体系主要由多微孔组成,当微孔孔径大于1μm时,瓦斯气体开始自由移动;

b)层流运动。层流运动是孔孔径大于1μm时,瓦斯在孔隙运移的一种形式。其可分为非线性和线性渗透,根据实验室和现场测量,当煤体渗透率较低时,瓦斯在煤层中的流动速度慢,运移距离短,属于层流流动范畴,符合达西定律。

4.2 煤层瓦斯流动的基本参数

煤层瓦斯的流动受采煤方法、煤层赋存瓦斯地质条件及状态、暴露煤层的表面几何形状、开采空间地应力、排放瓦斯的时间、煤体吸附能力和渗透率、煤岩的物理化学等性质、瓦斯压力支护及顶板管理方法、水文地质条件和矿井通风制度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排除空间、时间等因素,影响煤体瓦斯涌出的基本参数有:煤吸附瓦斯的能力、煤层透气性及瓦斯压力、煤吸附瓦斯能力和孔隙率。因孔隙率是煤层含有瓦斯的能力,瓦斯压力是影响瓦斯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地质条件和采掘方法相同时,瓦斯涌出主要决定于以下两个:

a)煤层的透气性和渗透性。煤层的透气性和渗透性可以用达西定律来诠释。达西定律中,煤层的透气性与煤体结构的运移能力和渗透性能无关,煤层的渗透路径主要是煤层自身结构断裂而形成的,其次是由工作面采掘及地质构造应力的作用而形成的,这些裂隙与煤体自身性质无关,都是煤体受到外力而形成的;

b)煤层瓦斯压力。根据中国淮山、北营等瓦斯突出矿井的统计,矿井垂直深度每增加100 m,矿井瓦斯增加1 MPa;地质情况变化不大时,相同埋深时,瓦斯压力值大小相当。

4.3 瓦斯在邻近煤层和围岩中的流动

煤层群开采时,受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部分临近煤层存在不可采或局部可采,当相邻煤层开采时,受采动影响,煤层开采后,上覆岩层存在垮落带和裂隙带,致使邻近未采煤层内的瓦斯大量涌入已开采煤层采空区。邻近层煤层瓦斯流动如图2所示。

通常邻近层瓦斯进入采空区都是以瓦斯涌入的形式出现,但当邻近层煤层瓦斯所处压力过大或煤层层间距较小时,就会出现瓦斯井喷现象。开采单一煤层时,工作面自身涌出的瓦斯量是有限的,这合理解释了为什么高瓦斯矿井瓦斯含量常小于矿井的相对涌出量,同时也解释了回采工作面瓦斯含量小于掘进时瓦斯的相对涌出量的原因。煤层瓦斯的流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气体流动状态,不仅与井田开拓条件及煤岩层围岩性质有关,而且和瓦斯所处的地质条件有关。

5 结语

煤层瓦斯赋存状态主要有游离状态和吸附状态,瓦斯垂直分带主要由瓦斯区和瓦斯风化带两个区域组成,煤体内存在微孔结构发达,给瓦斯赋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煤层瓦斯含量主要由煤的吸附瓦斯含量和游离瓦斯含量煤组成,主要受地下水活动、地质构造、煤层露头、煤层倾角、煤层和围岩的透气性和煤层埋深等因素的影响。煤层透气性、瓦斯压力、煤吸附瓦斯能力和孔隙率是影响煤体瓦斯涌出的基本参数。

流动理论 篇2

序言

本次策划方案针对城市“流动儿童”在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综合的阐释，并且对这些问题做出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主要结合企业、媒体、公益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力量，以看望、关心城市“流动儿童”，与他们面对面的交流与帮助。本次活动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所有的活动将有效的把义工团体与企业、企业与公益相联系，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全民参与公益活动、正面宣传爱心企业、增加企业的品牌力量，达成我们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一、策划背景

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过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由随进城务工的父母来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据调查显示，这些“流动儿童”因父母工作原因，居住条件普遍较差，而且父母陪伴的时间少之甚少，这样更增加了孩子在城市里的“流动性”，导致不安全因素产生；再者他们对自己住的环境和邻居的印象消极，与城里同学深度交往缺失等，体现出流动儿童在更广泛的生活领域存在城市生活融入困难和适应不良。

二、策划内容

（一）策划目标：

（1）关爱城市的“流动儿童”，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号召社会各界关注城市的“流动儿童”

（3）为社会有爱心的人士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

（4）通过志愿活动,给城市的“流动儿童”带去新知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给他们送爱心，送关怀,从而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

（二）面向对象

城市“流动儿童”

（三）操作步骤

（1）做好前期

（2）征集志愿者和物资

（3）注意事项

（4）展开活动

（5）后续工作

（四）具体策略

（1）前期宣传：

1、把活动的策划形成规范的指导性文件，以投稿的方式给相关部门，以便对活动提出相关建议，使我们的行动有实际意义。

2、在留守学校进行展板或者集会宣传，与当地学校校长做好联系工作。

3、尽可能的使用各种媒体形式，将我们的活动进行全面的宣传，引起社会的广

泛关注。

4、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发布征集志愿者的信息，以吸纳更多有能力的爱心人士投身于关注“流动儿童”的活动中来。

（2）面向社会和高校征集志愿者和物资：

1、尽可能的使用多种媒体宣传此次活动，征集志愿者，组织报名,通过考核确定成员,择优录取。

2、将关爱城市“流动儿童”的信息向社会公布，并鼓励有爱心的企业家或厂商将他们生产的有意于儿童学习生活的物资捐献一部分或者可以公益组织出资为儿童们置办需要的生活学习用品，例如书、笔、本子等等。

（3）注意事项：

关于活动展开：

1、严格把关，选出优秀的志愿者200人

2、加强志愿者的培训和管理

3、提前准备活动所需的物品和人力

4、随时与媒体取得联系

5、注意后续工作的报道

关于志愿者：

1、志愿者一律按规定穿戴统一服装，佩戴工作牌，保持良好志愿者形象

2、参加活动人员需服从分工，活动现场禁止志愿者嬉戏追逐。

3、注意保持活动现场的卫生，维护好现场秩序。

4、尊重他人、强调合作精神，遵守时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展现志愿者优秀的精神风貌。

5、时刻关注儿童们的人身安全，禁止他们有任何危险的行为。

6、志愿者不得单独外出活动，需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有事需向组长请示。

（4）展开活动：

1、将公益组织（100人）和志愿者（200人）分成两组

2、一组在与相关领导协商后去城市“流动儿童”集中的学校等教育场所，在带去企业提供的学习物资的同时，由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上一堂人生观、价值观的课，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3另外一组分头到“流动儿童”的家里，陪孩子度过轻松愉快地没有家长的时光，告诉他们，大家没有忘记他们、社会没有忘记他们。

（5）后续工作

1、通过多渠道继续宣传发动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以赠送学习用具,生活用品及小礼品为主的关爱城市“流动儿童”圆一个愿望活动。

2、利用节假日和假期间组织义工和爱心企业代表走访城市“流动儿童”家庭,采用面对面交流,沟通,在关心他们的生活同时重点开展心理辅导。

3、有条件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家庭可作为周末爱心家庭，接城市“流动儿童”到他们家或者爱心企业度周末。

（五）媒体方案：

（1）影视媒体

①选取真实素材，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城市“流动儿童”的现实生活进行拍摄、剪辑、制作还原留守儿童的真实生活，引起社会关注。

②采访社会各阶层，包括公益组织、学院、企业单位、媒体从业人员、普通公众等，形成VCR，向世社会呼唤爱。

③以城市“流动儿童”为题材，多角度、分阶段拍摄系列微电影，折射城市“流动儿童”难以言喻的生活体验、心灵感受及成长经历等。

（2）网络新闻媒体

全程跟踪拍摄，策划专题，针对与城市“流动儿童”相关人、事进行深入报道，传递正能量，呼吁全社会关爱城市“流动儿童”，帮助城市“流动儿童”。

（3）电视、报刊媒体

全程跟踪拍摄，策划专题，针对与城市“流动儿童”相关人、事进行深入报道，传递正能量，呼吁全社会关爱城市“流动儿童”，帮助城市“流动儿童”。

（4）微博

与新浪微博“微公益”合作，让更多的人参加关爱留守儿童行动。

三、方案分析

（一）项目SWOT分析

1、S：活动是一个公益活动，社会参与度高；活动经费由安利集团和爱心企业及组织提供，资金充足。

2、W：征集物资种类繁多以及志愿者队伍庞大，不便于集中调度。

3、O：通过此次活动，可以提升安利企业自身形象，增强安利在公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关爱城市“流动儿童”，让他们心有所属，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4、T：城市“流动儿童”相对分散，不好集中；孩子本身心里闭塞，不便于心理沟通进而展开活动。

（二）可行性论证

1、从人力资源上分析：此活动招募社会上的青年志愿者及爱心人士参加，故人手充足，活动可行

2、从物力资源上分析：活动由安利集团主办，招募社会上的志愿者，经费不需要很多，赠与儿童们的礼品通过安利集团和有能力的个人或者企业厂家爱心捐赠，物质的支出可接受的，活动可行。

3、从社会现状上分析：城市“流动儿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上给予的关注越来越多，媒体的报道以及大众的参与将会使这次活动顺利达到预期目的，活动可行。

（三）创新性分析

1、将企业、媒体、公益组织以及社会大众完美的结合，真正达到全民总动员的效果。

2、影视媒体的介入，使活动以及儿童故事以微电影的形式向公众传播更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四、方案评估

（一）预期效果综述

在安利的统一组织下，倡导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及其他社会爱心人士对留守儿童提供全面的志愿服务，使他们得到关爱，接受心理方面的辅导，学习上取得进步，心理上健康，行为上端正，成为一个独立，自强，自信的人。同时也给志愿者们一个锻炼自我的机会。最终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关注城市“流动儿童”的成长问题。

五、费用预算

1、从人力资源上分析：此活动招募社会上以及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及爱心人士参加，故人手充足。

2、从财力、物力资源上分析：由安利集团独立捐资助学30万元；招募社会上的志愿者，经费不需要很多，赠与留守儿童们的物资通过爱心捐赠。

3、影视拍摄支出：5万元

3、活动人员伙食300×10=3000元

流动理论 篇3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3-0060-06

劳动力流动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因此对其的研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系统动态的。目前，学者们对我国劳动力流动初级阶段(即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特点、制约因素及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措施等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五种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加以比较，厘清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阶段性特点，梳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历程，从发展的角度，运用改进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目前所处的阶段，并综合运用经典理论分析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机制和瓶颈。

一、主要的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一)刘易斯理论

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伴随工业化的出现而出现的现象，这一过程将会持续一个阶段，直到无限劳动力供给为零。刘易斯理论把发展中经济社会划分为两个部门：传统的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拥有数量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其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这部门劳动力被称为剩余劳动。

刘易斯理论中劳动力的转移分为两个阶段(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劳动力，纵轴表示边际产品)。第一个阶段是农村中剩余劳动的转移(O—Ln)。工业部门工资水平OW高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OA，吸引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动到工业部门，带来工业部门的扩张(从D₁D₁到D₂D₂到D₃D₃)，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从L₁到L₂到L₃)。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既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也不会引起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工业部门可以在原有工资水平吸纳来自于农业的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被称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第二个阶段是剩余劳动力已经消失(Ln点以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劳动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工业部门要想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SS’)。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点，是工业吸收来自农业的劳动力是否要提高工资水平，S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二)拉-费理论(费-拉理论)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扩展剩余劳动的概念，定量地分析劳动力流动的阶段性，由于这一理论在刘易斯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也称刘-拉-费理论。

图2描述了劳动力流动的三个阶段。其中TAS为农业总过剩，它是TPP_L和直线OM之间的距离。图中直线ab(与TPP_L)平行与OM时，TAS最大。AAS是平均农业剩余。在图中TPP_L，曲线和MPP_L曲线分别表示在既定土地水平下，随着劳动力投入数量增加的总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L_s和L^*把劳力ON分成了三个阶段：

阶段I：MPP_L=0LL，隐性失业彻底消失，既商业化阶段。他们把第三个阶段的起点叫做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表明农业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了。

(三)乔根森理论

乔根森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于1961年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人口增长创立的一种劳动力流动理论。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率的提高而上升，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将随着工业部门工资的上升而上升。

乔根森认为劳动力流动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人口增长率低于生理最大量时，人口与粮食以同一比率增长，人均粮食产出不变，这种状态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当经济处于低水平陷阱中，所有的劳动力都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因为农业劳动力既无法为其他人提供粮食，也没有人为他提供粮食，农业中不存在边际生产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当然不会出现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流动。当人口增长达到生理最大量后，出现了第二种情况，粮食产出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出现农业剩余，进而出现工业人口，劳动力开始流动。农业剩余在农业总产出中的比例越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去的比例就越大。也就是说，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流动的必要与充分条件。

(四)史鹤凌-杨小凯理论

杨小凯关于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依据。新兴古典经济学是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它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但却比新古典经济的身躯更年轻。史鹤凌-杨小凯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农村中随着分工网络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在不断提高，但农村生产分散性的特点决定了农村生产率的提高远慢于城市，形成了自然二元经济结构，即落后的农村和发达的城市。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就会出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一流动过程一方面从整体上提供了生产率，降低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为农村实现现代农业提供契机，也就是说，农业会越来越依赖通过购买新机器等方式，从工业进口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效果，并不断延长迂回的生产链，提出农业生产的效率。劳动力的流动就在这一过程的不断循环中推进，最终实现经济的一元化。

二、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比较

以上四个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基于对发展中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共同认识，依据不同的理论基

础，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分析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进程，建立了区别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表1从产生时间、理论依据、基本假设等八个方面对四个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做以比较，以下着重分析三个方面的不同：

(一)理论依据不向

刘易斯理论和拉-费理论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把发展中国家划分为落后的农业部门和先进的工业部门，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可以被看作是无限供给的，即使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工资水平也不会变化。拉-费理论对这一前提进行了扩展，融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认为只要找到农业实际工资以及与之相关的非熟练劳动力的非农业工资显著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上升的事实，就能有力地支持古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也就是说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工资低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缓慢上升与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并不矛盾。乔根森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认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所以在农村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的出现是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农业剩余越大，劳动力转移规模就越大。史鹤凌-杨小凯理论以新兴古典经济为基础，认为农村和城市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程度不同，产生了自然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流动是农村专业水平提高，分享工业高生产率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推进。

(二)假设前提不同

刘易斯理论建立在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下，认为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流动既不会使农业部门减产，也不会使工业部门工资上升。他还假设农业本内部不存在技术进步，劳动力流动是工业部门拉动的结果，且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费-拉理论扩展了刘易斯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保留两部门划分和工业不存在失业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农业自身技术进步会释放劳动力，工业技术进步因技术变迁方面不同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也不同。费-拉理论弥补了刘易斯理论忽视农业发展的缺陷，研究了劳动力流动进程的阶段性及不同阶段两部门间贸易的特点，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乔根森否认在农村内部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内部资源也得到了充分利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产生农业剩余是劳动力流动的前提。工业的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限。与前两个理论的假设不同，乔根森更注重农业发展和人口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见，费-拉理论是刘易斯理论的改进，而乔根森依据刘易斯理论的基本框架，加入了新古典经济因素。

(三)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来源不同

刘易斯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因为在工人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生产的扩大，利润份额增加。利润不断转化为投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费-拉理论从两方面解释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一方面农业部门自身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也促进了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制度工资的隐性失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另一方面，工业部门低于制度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使资本比例不断扩大，内生了进步吸收劳动力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是农业部门技术进步释放劳动力和工业部门扩大规模吸收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费-拉理论还从技术变迁方向和控制人口增长两方面分析了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了完成劳动力流动过程，应该适当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变迁，这样才能保证工业部门在发展中对劳动力吸收的不断扩大；而控制人口的增长将有效控制工农业贸易条件恶化，缩短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见图2)，推进劳动力流动到达商业化点。乔根森理论强调农业技术进步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源泉。他解释说，农业部门的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当农业增长超过人口最大增长时，人均粮食产量开始提高时，意味着出现了农业剩余，这时劳动力将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剩余越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就越多，也就是说农业技术进步越快，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就越多。并且只要有农业剩余存在，工业部门就会自行发展。杨小凯以整个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在经济系统内部内生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来源，认为农村和城市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不同，导致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劳动力会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低的农村向分工和专业化水平高的城市流动。

三、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在我国的应用

目前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符合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前提，经典理论在对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现实是复杂的，用单一不变的理论指导中国劳动力流动进程是不现实的。从横向来看，我国的农村和城市同时存在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从纵向来看，劳动力流动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呈现出了阶段性特点。那么，从劳动力流动整体进程的角度看，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到了什么阶段?制约劳动力流动进程整体推进的因素是什么?通过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比较研究，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目前，理论界存在着我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认为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学者基于这样一点事实：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已经表现出刘易斯转折点的特点，如工资水平要求上升，在劳动力集中流向的区域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一“民工荒”。似乎中国的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将要结束，劳动力资源开始走向市场化。但是，基于发展的视角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整个过程，类比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发现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进程还远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单纯从刘易斯模型看，工资水平上升，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准。费-拉理论深入分析这一转折点认为：“我们的模型即不意味着实际工资像Papa—nek所证实的那样严格不变，也不意味着像晚森茨韦克所说的那样劳动力产出为零。随着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制度实际工资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上升。农业实际工资很要能是一个分段的生产函数，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在统计意义上其路径略微向上倾斜。重要的是，制度工资高于很低的劳动边际产品，且通过制度工资高速而缓慢上升，并滞后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见，工资水平的上升并不能说明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只有劳动力进入市场，工资由市场决定，即到了商业化点(见图2)，才意味着劳动力流动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的到来，在这一点上刘易斯与费景汉和拉尼斯答成了共识。商业化点，即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获得同样的边际产品的点。即使按杨小凯的理论，工农业不可能获得同样的生产率，劳动力的流动也会使他们获得相同的收入。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农业和工业之间无论从生产率上还是收入上都相差很

远，并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那么如何解释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的“民工荒”呢?E83对此，可以用改进的刘易斯模型加以解释。在中国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为OA，工业部门的收入水平为OA’，而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在中国被称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为OW。一方面OW>OA，吸引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另一方面，OW

(二)推进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应是多元化的

在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中，推进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如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工业部门生产的扩大、工业部门技术变迁方向、控制人口增长以社会分工网络的扩大等。这些内生于模型的推动力，对中国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三)制度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劳动力流动的瓶颈

综合考虑我国城乡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建立城乡统一的大市场，扩大社会分工网络是推进劳动力流动进程的基础平台。农业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以及适于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变迁方向都将在这个统一市场平台上发挥推动力的作用。社会分工网络的扩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第二是不同专业种类数，它同产品种类数有关；第三则是生产的迂回度，即迂回的生产链条的长度。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专业种类的增加，市场容量的扩大，都将使改进交易条件，产生聚集效应，使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农业生产通过加长生产链条的迂回程度分享工业的高生产率，而工业则通过加深分工和专业化为农业提供新机器，扩大分工网络而获得更高的效率(见图4)。在扩大的分工网络平台上，农业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通过统一的市场相连，共同推进劳动力的流动。

社会流动人口理论的发展研究 篇4

1.对流动人口的定义

目前, 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对流动人口的定义。Simon等学者认为, 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对流动人口的理解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 甚至在一些国际研究中将其视为一个敏感问题 (Simon et al., 2010) , 从而为不同国家的流动人口数据横向比较带来了困难。当前,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 对于流动人口较具有代表的解释来自于国际移民组织, 其将流动人口理解为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有时跨越国界, 有时从国内的一个地区到达另一个地区。一些学者进一步补充认为, 所有经历了迁移的人口均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 它包括了任何形式下的人口迁移, 无论迁移的距离长短、人口的组成结构、迁移动机 (Perruchoud, 2004) 。

2.“推动—拉动模型”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来理解流动人口。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了流动人口的来源地上, 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于人口为什么流动, 进而构建了不同的研究框架和理解方式。例如, 最初用于解释流动人口及其行为的模型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Arango, 2000) 。这一模型建立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性上, 因此, 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所获得工资、福利存在较大的差异 (Kubursi, 2006;Massey, 2003) 。这种不公平最终导致了一些人口从劳动力过剩、收入偏低的国家或地区, 流入到劳动力需求旺盛、收入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背后的理论假设是, 人们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需求, 这也是构成“推动—拉动模型”的重要基石 (Figueiredo, 2005;Peixoto, 2004) 。根据该理论, 流动人口被理解为“推动因素”与“拉动因素”交互作中的结果。其中, 推动因素激励人们离开他们的出生地;而拉动因素则将这些人口吸引到某一特殊的地区。推动因素包括来自人口方面的压力、社会的贫穷等方面, 而拉动因素则主要体现为经济吸引力。

3.“环境效应”

笔者认为,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为“推动—拉动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需要指出的是, 除去经济因素外, 还有很多引发人口流动的原因, 如社会、政治、文化情况, 以及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史。因此, 对于流动人口的理解, 在“推动—拉动模型”的基础上, 还要充分考量其他因素。一些学者相应地提出了“环境效应”的概念, 来分析流动人口的行为 (Sugiyama、Thompson, 2007) , 其核心在于充分考量环境约束力和机会对于人口流动的作用。

基于“环境效应”的流动人口研究, 在分析推动与拉动因素时, 跳出了原有的经济因素范畴, 充分考虑其他潜在影响因素的作用, 包括:推动个体成为流动人口, 离开出生地的主要因素, 以及吸引这些人进入新地区的各种拉动因素。除去传统的失业、低收入等推动因素及相应的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等拉动因素外, 包括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 均被视为推动和拉动因素。Simon等学者 (2010) 以葡萄牙为例, 将进入葡萄牙的流动人口根据区域进行了划分。发现来自欧盟国家的流动人口, 离开母国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年龄增长和退休金的下降, 吸引到葡萄牙的主要拉动力是担负得起的居住条件和宜人的气候条件;来自东欧地区的流动人口的主要推动因素, 源于低收入和高失业情况, 吸引到葡萄牙的主要拉动因素, 在于较多的低技术工作机会, 从而带来了就业门槛的降低;而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流动人口 (如南美洲、非洲等地) , 其离开母国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低收入, 而拉动因素包括工作机会、社会网络、文化、历史的联系。

笔者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归纳, 得出: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 人口增长、贫穷、社会、文化、政治、人力资本的投资、居住条件、生存压力、高犯罪率、居住成本、气候变化、退休养老等, 具体情况见表1。

人口流动的主要拉动因素包括, 就业机会、社会网络、宗教网络、人力资本的运用、生活方式、历史、文化、全球化与交通便利性、农村人口的城镇化等, 具体情况见表2。

我国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

在过去的30年里, 我国主要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地区 (Gao、Smyth, 2011) , 一些学者将其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数据显示:在国内的建筑行业中,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占总体工人规模的80%;在服务行业中, 农村流动人口占从业总人数的50%。这一人群约有1.2亿 (一些学者认为, 在未来几年内将会上升到1.5亿〈Knight、Gunatilaka, 2010〉)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人群的相关研究, 已成为国内外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另一些学者则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与公共管理上。

1.我国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研究

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研究, 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研究结果显示, 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Solinger (1999) 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据, 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遇到的问题, 并指出由于该人群不在城市户籍管理体系中, 从而给其生活带来众多不便。Guang、Zhang (2005) 在其研究中也指出, 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生活状况显著地低于城市内的同类从业者。这一人群在医疗保障、居住条件、养老金等方面与城市内拥有户籍的当地人具有很大的差距。

一项针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显示, 这些人每日的工作小时数通常是城市居住者的两倍, 一个星期需要工作6天, 有超过60%的被调查者每天都需要工作 (ILO, 2010) 。另一项针对上海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 这些人平均每周需工作55.5个小时。其中, 40%的人群工作时长为每周40~60个小时, 25%的人群每周工作时间在70个小时以上, 7%的人群工作时间超过了70个小时 (Feng et al., 2002) 。Bo、Chen通过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内的原住民, 每月收入仅为城市同类从业者的三分之一。虽然在过去的四年里,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但是仍明显低于城市人口, 生活状况的不佳, 进而导致了这一人群的精神状态的负面效应 (Clark et al., 2008;Dolan et al., 2008) 。Chen、Davey (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 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后的主观幸福感要低于城市内的原住民。

在对该类文献的梳理过程中, 笔者发现, 研究内容具有这几个特点:第一, 对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的分析, 通常建立在对该人群的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 如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 (Yan、Sellick, 2004;Edwards et al., 2005) ;第二, 在对流动人口的心理状态研究中, 主观幸福感被视为重要的研究变量, 一些学者用主观幸福感来判断流动人口进入新地区的生活状况和满意水平 (Le、Dou, 2006;Swinyard et al., 2001) ;第三, 更多的学者运用单一的心理维度, 评价人群的心理状态, 如主观幸福感、满意度、被尊重感等, 而未将流动人口的复杂心理变化进行更进一步的考量。近年来, 一些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去理解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变化。例如, Lorenzoni (2009)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 引入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分析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收入期望与两者之间的关系;Senik (2008) 通过跟踪调研, 分析流动人口的收入期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2.我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与管理研究

与流动人口对于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贡献相比, 当前他们所获得的城市公共服务仍然非常有限 (Li, 2006;Liu et al., 2008)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仍然被视为外来人 (Jacka, 2005) , 城市不愿意接受这一人群, 并给予与城市人口不同的公共服务待遇。在无法获得在社会福利网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下, 流动人口发现自身很难融入新环境中 (Wong et al., 2007) 。Solinger (1995) 在其研究中指出, 虽然流动人口工作、生活在城市, 但是因无法解决户口等问题, 使得他们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Ngok (2012) 将这一情况的出现归结为没有响应的国家公共管理政策和体系的支持。

近年来, 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居住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权力问题 (Li, 2006;Ngok, 2006;Davis、Ramia, 2008) 。相关研究可大体归纳为两个方面:

(1) 一些学者聚焦于户籍管理体系及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这些研究探讨了户籍在这些人的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不平等待遇。李峰 (2000) 、Logan (1999) 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构建新的住房管理机制与户籍管理政策的方法和实施路径, 以改变城市人口与流动人口间的政策不公平。Murie等学者 (2000) 在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后, 认为即使实施公共服务改革, 在一段时间内也依然不能完全改变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城市原住民仍然处于资源运用的优势地位, 并举例认为, 单纯的住房改革措施, 使得原有市民依然可以利用改革前所获得收益去购买新的房产, 而流动人口在没有实施户籍改革前则继续无法购买房子。因此, 在公共服务中依然无法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

(2) 一些学者关注当前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 如居住条件等。新的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 要将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棚户和临建改造列为重要的建设工作 (Li、Duda, 2010;Duda et al., 2008)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情况普遍不好, 居住方式有较大的差异, 其中, 从事工程建设的人群所面临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最为艰苦 (Lin、Yu, 2010;Li、Duda, 2010) 。此外, 一些学者探讨了流动人口如何维护自身的市民权利, 如社会保障权利、子女教育权利 (Li, 2006;Ngok, 2006;Davis、Ramia, 2008) , 但相关文献仍较匮乏, 且多集中于公共政策对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影响, 而对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实践路径的探讨明显不足。

结论

笔者对社会流动人口的理论构建、理论发展, 以及我国当前城镇化背景下, 流动人口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领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对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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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igueiredo, J.M. (2005) , Fluxos Migrat'orios e Coopera.c?ao para o Desenvolvimento:Realidades compat'veis no contexto Europeu?, Ph.D.Thesis, Universidade T'ecnica de Lisboa, Lisbon.Online version (accessed 27 July2013) :http://www.oi.acidi.gov.pt/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856.

[3]Gao, L. (2010) ,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30 Years of Housing Reforms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98,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www.asiandevbank.org/Documents/Working-Papers/2010/Economics-WP198.pdf (accessed1May2013) .

[4]Guang, L., & Zhang, L. (2005) .Migration as the second best option:Local power and off-farm employment.China Quarterly, 181,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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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night, J., & Gunatilaka, R. (2010) .Aspirations, ada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Oxford, Discussion Paper No.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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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ssey, D. (2003) “,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4-7June2003, conference paper.Online.

[9]Perruchoud, R., ed. (2004) , GlossaryonMigration, InternationalMigrationLaw, 1, Geneva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rMigration) .version (accessed27July2013) :http://pum.princeton.edu/pumconference/papers/1-Massey.pdf.

[10]Solinger, D.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流动理论 篇5

“以前，只觉得没钱受人歧视。城里人看我们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总有一种优越感，所以除了工作，和他们交往不多。”来自河南的小蔡在北京一家汽车修理厂干了5年汽修工，“可是现在，就是攒够钱，没有北京户口，经适房、廉租房还有买车，都没法申请。”

在中国，像小蔡这样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报告》指出，在城市快速“成长”过程中，“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

今年24岁的小蔡，老家在豫南农村，高中毕业后来北京打工。“来了就没想再回去，我要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不能再当农民工。”

今天的流动大军，“80后”正逐步成为主角。《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8年;不断向制造业集中，46.3%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产业工人，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0多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发展现状存在新问题。他们平均月收入1660元，仅在社会服务业高于其他农民工群体;家庭月生活消费支出为1441元，仍以基本的生存消费为主;每周工作至少6天，每天工作达10小时，工作压力大，劳动强度高;具有脱离农村社保体系的倾向，又没有被纳入流入地保障体系。

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工地，49岁的陕西人赵成放下手里的推车，身后平地而起的大楼是他和工友们用2年时间建起来的。当被问及是否知道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他说家乡宣传过这事，但没记住。

目前，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报告》显示，就业的流动人口中，52.0%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特别是在工伤风险较高的采掘、制造、建筑业中，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分别为58.4%、48.9%和25.1%，远未达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参保要求。

流动人口房租负担重。3/4的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租房居住，房租平均每月387元，超过流动人口家庭总支出的1/5。41.5%的流动人口租房者认为目前的住房支出已经达到或超过自己能承受的最高房租。

流动人口家庭抗风险能力弱，低收入阶层入不敷出问题严重。4.5%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0元，27.0%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20%的最低收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比为1∶1.12。

流动人口自身竞争力弱

84.5%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无任何职业技术职称

“与欧洲国家城市化初期不同，中国进城农民工没能迅速转为城市市民。”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分析，这既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原因，也有流动人口自身竞争力较弱、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要求的因素。

流动理论 篇6

摘要：高校教师的人员流动，教师梯度不稳定，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借助线性代数中的矩阵理论，以某民办高校教师人员变化数据为例，建立教师人员流动的预测模型，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并借助该模型对民办高校教师人员流动趋势作出了预测分析，给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一种新思路，并且从定量的角度科学地分析该校采取的青年导师制的优势。

关键词：人员流动；矩阵理论；预测模型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与稳定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发展，然而民办高等院校教师的人员流动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点问题之一。一直以来，民办高校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教师梯度不稳定，青年教师居多，有经验的老教师很少。许多民办高校只能高薪聘请兼职教师，或高薪招聘有经验的老教师，但短期之内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目前也有高校实行青年导师制，通过有经验的老教师（导师）指导青年教师，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有经验的老教师。现阶段只是定性分析青年导师制对民办高等院校教师结构会有所改善。

实际生活中有些复杂问题，往往给人以变幻莫测的感觉，难以掌握其中的奥妙。当我们把思维扩展到线性空间，利用线性代数的基本知识建立模型，就可以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

本文以山西工商学院为背景作调查，通过对山西工商学院教师人员情况的调查，将实际问题转换成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对民办高校教师人员流动趋势作出了预测分析，力图为高校教师人才的流动预测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进一步应用到人力资源部门。除此之外，将大学数学与人力资源专业学科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了解大学数学的实用性。

一、问题陈述

为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实行青年导师制，每一位新入职的教师由一名有经验的导师指导，经调查统计与数据分析，可知学校每年都会有10%的导师要离岗或离职，其缺额由招聘的新教师补齐。学校经过培训及实践，到年终考核，青年教师和这些刚入职的新教师中的50%将会成为导师。第一年9月份学校统计的导师与青年教师的比例是2：1。现预测以后每年9月份统计的导师与青年教师所占百分比。

利用线性代数的基本知识建立模型，就可以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线性代数中矩阵的特征值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上都很重要，利用矩阵理论，从定量的角度科学地分析该校采取的青年导师制的优势。

二、模型建立及求解

假设学校每年9月份进行导师与青年教师的人数统计。

假设学校教师人数基本保持不变。

设第n年9月份统计的导师所占百分比为 ，青年教师所占百分比为 。

第一年9月份统计的导师与青年教师所占的比例是2：1，即

先求从第二年起每年9月份统计的导师与青年教师所占百分比与上一年度统计的百分比之间的关系。即

对角矩阵作为一类较为简单的矩阵，无论是计算它的和差、乘积，幂方，还是求逆、求特征值等运算都是比较简便的。因此，必须研究对角矩阵相似的问题，即方阵的对角化问题，归结为求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在此基础上讨论方阵的对角化问题。

从而得到第n+1年导师与青年教师所占百分比为

从结果可知，第n+1年导师与青年教师所占百分比分别是关于n的一个函数。

三、结果分析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出，该校实行青年导师制，一年以后，导师占67%，青年教师占33%。而且可以计算出以后每年9月份导师与青年教师所占百分比。

由于学校教师人数基本保持不变，导师比例是时间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而且呈指数型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师越来越多，青年教师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师与青年教师比例逐渐趋于稳定。

当 时，

即n年以后，民办高等院校导师与青年教师比例趋于稳定，导师占91%，青年教师占9%。

可见这种教师人员的流动趋势明显而且趋势将会逐步稳定。长此以往，学校青年教师逐步流动成为导师，不再需要聘请有经验的兼职老教师。

结束语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不仅高校教师人员的流动状况，甚至企业集团人才的流动状况都将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重要考察指标，对于人才流动趋势预测的问题，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对人力资源部门有一定的辅助和借鉴意义。但是模型本身还有待于在实践过程中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吴赣昌.线性代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流动理论 篇7

本文将讨论涉及社会人口流动和迁移的主要因素和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并对各种方法做出评价,也将简要介绍国内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人口自动流动和迁移研究价值与涉及的因素

人口流动和迁移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下去的研究范围和迁移过程的系统认识图景。但迁移理论研究落后于经验研究。大量的迁移实际案例对迁移规律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迁移的多样性,使我们能归纳出许多迁移的历史形态模型和空间转换模式。一旦迁移的多样性能被预期,迁移研究就能走出被动的和不断争论的境地,为迁移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准备了条件。

二、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各种模型及评价

目前,越来越多的涉及移动主题的各种形式的研究不断地被开拓,如洲际迁移,跨国迁移,同一个国家内的洲际和特别是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最近的研究已表现对城市化和城市间迁移的重视。总之,人口迁移不理论的研究一般围绕三方面展开:(1)人口迁

1、迁移力学论。

它是人口迁移理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理论模型。它的理论根据来自牛顿力学的经典原理,即改变物质运动的原因是由于力。这类研究中,包括推拉理论、期望收入理论。实际上,根据上述理论中存在问题,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理论需要创新、推广和深化。

(l)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该理论认为迁移是由于迁出地对迁移者的生存和发展不利形成的推力或排斥力,迁入地对迁移者的生存和发展的有利因素形成的拉力或吸引力,两者形成合力造成人口迁移。推拉理论包含着两个假设:第一、人的迁移行为是经过理性的选择;第二、假设迁移者对原住地及目的地信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人们由于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加上主观的感觉和判断,最后才决定是否迁移。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E.G.Ravenstein),另一位人口学家E.S.Lee又系统总结了推拉理论。他将人口迁移因素分为四种:即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

推拉理论这种学说的理论形态并不深刻,本质上属于归纳而并非以抽象的理论层次演绎而成,只是借用力学之概念而没有提出具体的数学模型进行量化,虽然用来解释人口迁移的动因比较形象,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是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人口迁移的。第一,因为真正的自由选择迁移不完全存在;第二,忽略了个人动机受控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2)期望收入理论。该理论由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在1969年提出。该理论首先假设城乡迁移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城乡之间的期望收入差是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力,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

其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根据托达罗的观点,农业部门的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但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

其中,ω表示城市实际工资,π表示就业概率,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期望收入理论将人口迁移量同城市就业概率和城市乡收入差异联系起来,对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里虽然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但仍然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该理论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假定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宁愿呆在城市里或闲置着,农民的迁移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假定它不完全切合实际。

以上人口迁移研究中,把力学引进人口流动和迁移研究中来也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尽管对力的表述方式不同或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都承认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是力作用的结果。

3、国内的人口研究状况。

近20年来以来,我国逐渐开展了对人口流动和迁移问题的研究。如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迁移的规模及其预测问题、人口迁移对生育率的影响、它国人口迁移模式及其转变等,比较有影响的全面的迁移研究是1986年由马侠和王维志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在原有地方经济差异的基础上,渐渐地发生更明显的差距,政策的开放,人口的迁移问题突出出来,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对地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由于国内的人口迁移也仅仅是20年来明显出现的问题,所以人口迁移研究的历史不长,暂时也只好利用国外迁移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当然,迫切希望有更新的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出修正的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如行政手段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移的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

摘要：本文针对社会中的人口流动问题,简要讨论了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涉及的主要因素及其研究状况;介绍了国外对社会中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研究中的主要分析模型。作者同时对所介绍的各种研究模型作了初步的评价,并提出了国内对人口流动的研究的看法。

关键词：人口,流动,迁移,模型与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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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ra S,Lowrg,Migration and Meeropolitan Growth:Two Analytica Models,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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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谭崇台等,人口分析技术,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1]、马侠,人口迁移的理论和模式,人口与经济,1992,(3)

流动理论 篇8

一、非价格因素的文献综述

1. 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应从“卢卡斯之谜”开始研究。“卢卡斯之谜”是指与资源应该从资本丰裕 (收益率低) 的国家向资本稀缺 (收益率高) 的国家流动的理论相反, 在现实中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了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质量低下是“卢卡斯之谜”广泛受到认可的解释。制度质量低下主要指产权保护不力、政府主权债务违约和官员贪污腐败等。这些不良现象会使得发展中国家风险调整后的资本边际报酬不高于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因而导致国际资本逐渐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Alfaro等对解释“卢卡斯之谜”不同的理论假说进行经验分析, 其中假说包括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和信息不对称等。研究结果表明在1970-2000年间, 制度质量低下指标解释了52%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资产的国际流动, 这说明制度质量低下是解释“卢卡斯之谜”的主要原因。

2. 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分析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生命周期理论是指人会从一生整体上权衡消费, 换句话说, 即年轻和年老时消费大于储蓄, 甚至透支消费, 而中年时则多储蓄少消费。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基础的人口结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一是老年和少年人口占比大, 抚养负担会增大, 从而需要减少储蓄来满足抚养需求。二是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 劳动人口减少, 会导致投资回报下降, 同时劳动人口的就业需求减少, 从而导致投资需求下降。三是封闭经济下, 储蓄率下降, 投资率下降;开放经济下, 经常账户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缓冲工具, 会打破国内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关联, 使得储蓄可以在国际间流动, 而如何流动取决于储蓄和投资下降幅度的相对大小。大量实证分析证实人口结构对储蓄的影响要大于对投资的影响。换句话说, 当人口结构趋于成年时, 储蓄增加幅度大于投资增加幅度, 经常账户余额上升;反之, 当人口结构趋于老年时, 储蓄下降幅度大于投资下降幅度, 经常账户余额下降。

从对我国的分析来看, 简永军等通过基准模型的模拟, 发现资本会由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流向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的地区, 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会使得我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资本, 我国扮演着“资本输出”大国的角色, 而美国则为最大的资本流入国。从对国际的分析来看, 朱超等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 发现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相关, 全球国际资本从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

虽然非价格因素越来越重要, 值得研究, 但非价格因素研究有难点, 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难以选择, 导致关于制度质量的实证凤毛麟角;人口结构问题选取指标与模型困难, 因而虽然有一些实证证明, 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所以如何选择指标和模型成为非价格因素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启示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基于非价格因素的文献综述给我国以下启示:

从制度质量上来看, 我国需要规范产权制度、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严惩官员腐败等, 以提高我国制度质量, 以稳定我国国际资本流动。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 我国要密切关注人口结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渐渐消失, 我国可以采取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这不仅可以解决人口老年化问题, 还可以降低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 有利于管理好我国国际资本流动。

摘要：国际资本流动的成因可分为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本文主要从非价格因素方面进行综述, 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非价格因素,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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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理论 篇9

自1991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Freeman首次提出“创新网络”的概念以来, 各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创新网络展开了研究,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企业创新网络的定义、特点及形成因素等方面[1]。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网络已成为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战略举措, 如何构建更加有效的企业创新网络以促进技术创新合作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Snow和Miles (1992) 认为网络组织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类主要的角色:设计者, 主导运营者和网络维护者[2]。陈新跃等 (2002) 阐述了企业创新网络的联结机制并构造出以企业为中心, 以大学、政府、其它企业、科研院所、资本市场为外围结点的企业创新网络构成图示模型[3]。邬爱其 (2006) 提出要从企业和企业家两个层面来考虑网络的构建问题[4]。王大洲 (2006) 认为企业参与的双边合作关系是网络架构的基本组织部分[5]。陆园园、樊霞等人则分别运用自组织理论以及小世界模型对企业创新网络的构建问题展开了研究[6]。

但以上研究都没有充分考虑知识流动对企业创新网络构建的影响。事实上,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已经逐渐取代资金、自然资源成为创新的最重要来源与基础, 知识流动既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动力, 也是创新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之一, 企业创新网络必须有利于知识的高效流动才能发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 转变对企业创新网络的传统认识, 以利于知识流动为原则构建网络, 使之真正成为知识流动的良好载体与通道, 对企业构建和参与创新网络, 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也是本文选择在知识流动视角下构建企业创新网络的意义所在。

1 知识流动视角下企业创新网络

知识流动是一个复杂的活动, 到现在为止, 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对知识流动具体过程的统一认识。从知识管理角度, 知识流动包含知识获取、知识整理、知识保存、知识更新、知识应用、知识测评、知识传递、知识分享和知识创新9项活动, 各种活动之间相互关联, 在循环中不断进化和提高, 形成知识螺旋上升式的有机闭合环路。Tranfield认为知识流动包括知识创造、知识扩散、知识选择和知识应用四个循环过程[7]。Samuelce通过考察台湾建筑业中的知识流动情况, 认为知识流动可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分类和储存、知识保护、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五个阶段[8]。Y.C.Lin, L.C.Wang利用网络知识图, 并结合其七年中参与6个高技术企业项目管理经验得出, 知识流动可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外部化、知识储存、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五个过程[9]。本文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结合企业创新网络实际情况, 将知识流动划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转移与知识应用四个环节。其中知识获取是指企业创新网络从网络外部吸取知识以增加网络知识存量的过程;知识创造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产生新知识的过程, 是网络知识存量增加的内部来源;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网络中的自由流动, 可以紧密网络各主体的联结, 也常常催生出新知识的创造和加快知识的应用;知识应用则是“知识创造价值”的实现手段。由于企业创新网络的结构会直接影响到知识在其内部的有效运转, 因此, 企业创新网络的构建要遵循知识流动的内在机理, 以支撑与推动知识的高效流动为原则。结合Hakansson提出的网络三大基本要素即行为主体、资源与活动[10], 在知识流动视角下构建企业创新网络应包括以下三部分:以核心企业、其它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组成的网络创新主体, 主体资源及网络特殊资源构成的网络资源要素, 以及知识在网络中的获取、创造、转移和应用活动 (如图1) 。

可见, 知识流动视角下的企业创新网络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 是各创新主体利用网络内外资源, 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方式促进知识资源在网络中流动, 最终实现企业创新目标的一种组织安排。这一界定反映了企业创新网络的本质, 即以企业知识获取、创造、转移和应用过程为基础, 打破内部传统的层级制权力结构和外部与竞争者、供应者、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易关系模式, 使企业真正实现通过创造知识来创造市场价值

2 知识流动视角下企业创新网络构架分析

2.1 网络主体及其在知识流动中角色定位

传统视角下企业创新网络的主体一般包括核心企业、其它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及金融机构等, 但在知识流动视角下, 直接参与知识流动的主体是核心企业、其它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这几个主体分工协作, 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 联通知识流动的整个过程, 而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及金融机构则是创新环境的营造者, 对知识流动起支撑作用, 不直接参与知识流动过程, 不属于本文考察的范围 (如图2所示) 。

为保证知识流动的顺畅进行, 各创新主体应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核心企业:

作为创新投入、创新活动和收益的主体, 应将知识获取者、创造者、转移者和应用者所有角色集于一身, 成为知识流动的中心枢纽。Owen-Smith (2003) 的研究显示, 在波士顿的生物技术创新网络中, 核心企业能够改变贯穿整个网络的信息流, 并且对网络中专利数的增加有积极影响, 即核心企业是重要的知识获取者与创造者[11]。同时核心企业是整个网络知识交换的中心, 围绕在其周围的其它结点都经由核心企业完成知识在整个网络中的转移和共享。最后, 核心企业也是最重要的知识应用者, 核心企业构建创新网络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知识, 将其转化为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 使其成为企业利润的来源, 因此, 核心企业有足够的动力与压力实现知识的应用过程。

(2) 其它企业:

其它企业包括供应商、客商和同行业企业三类。这三类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角色定位较相似, 有时也会参与到知识流动的整个过程, 但其最主要功能定位为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供应商、客商及同类企业与网络中其它主体相比, 最接近市场环境, 是市场信息最重要的采集者, 他们将各类信息汇总整合形成市场知识并传递给核心企业。沈必扬通过对浙江企业创新网络的调查发现, 企业与供应商、客商之间合作较频繁, 88%的被访企业与供应商有信息与思想上的交流, 大约有53%的企业供应商、客商直接或间接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创新信息, 这说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好知识获取与转移工作[12]。

(3) 大学、科研机构:

企业创新网络中重要的知识创造者、转移者和应用者。据钟书华统计 (2004) , 中国企业与大学的合作项目占总项目数的47.5%, 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占33.9%。在我国技术交易市场上, 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交易额占交易量的40%[13]。这种状况的形成, 是由于我国的科技资源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大学和科研机构利用科技资源, 不断地产生基础知识、应用知识和工程技术知识等方面的新知识, 并与企业不断沟通交流, 而其对知识的应用则主要通过与企业合作研发实现知识向现实生产力或产品的转化, 或通过发展衍生企业实现高技术成果的转化。

2.2 网络资源构成

企业创新网络中的知识流动及技术创新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撑。基于网络组织能力理论的分析, 企业创新网络资源是网络内各种资源要素的集成, 包括网络主体资源要素集合及与网络能力有关的特殊资源两个方面。

在企业创新网络中, 主体资源可以划分为知识资源和辅助资源两类。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同构成的知识资源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 其中隐性知识资源尤为重要, 因为企业真正重要的竞争力是来自企业积累的具有现实互补性的知识, 而这些知识和经验中80%都是深藏于员工内心的隐性知识[14]。网络创新主体的知识资源是知识流动的重要依托, 具体表现为:主体一定的知识资源存量缩小了与其它主体的知识势差, 是知识获取的前提;主体的知识资源也是新知识创造的基础和知识转移的对象与内容, 同时更是知识应用的直接保障。而辅助资源则是指各种有利于知识流动的非直接知识资源, 如实物资源、资金资源等。辅助资源虽然并不直接参与知识流动过程, 但他们的存对形成顺畅的知识流动通道具有重要作用, 是知识流动的推动与支撑资源。

企业创新网络的特殊资源是网络中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 是主体内外社会关系相互嵌入的最终体现, 其中最重要的资源为社会资本。企业创新网络主体间通过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形成的紧密合作关系使网络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 这些社会资本对知识流动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如信任与合作增强了网络主体传播与扩散知识资源的动机, 也提高了知识获取与应用的意愿, 从而实现了网络中知识流动规模的扩大和流动速度的提升。

可见企业创新网络中的资源与知识流动密不可分, 良好的知识流动必须有充足的资源保障, 同时知识流动也会对网络资源产生反馈。因此, 在企业创新网络构建过程中, 要重视网络资源的形成、维护与升级。

2.3 网络知识流动过程分析

企业创新网络的构建意义在于促进知识流动以提高创新绩效, 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主体、网络及网络外部环境间的交互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形式内容不一, 但都可以归纳到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转移及知识应用这一完整的知识流动过程中。站在企业创新网络的角度, 知识获取是指企业创新网络对网络外部知识的吸收, 知识创造是网络通过主体间活动内生性地扩大网络知识存量的过程, 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网络主体间不断转移、传播、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 而知识应用则是知识转化为资本或实物资产的过程。

2.3.1 知识获取活动

企业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获取反映了创新主体与网络外界环境之间的互动。企业创新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利用个体及组织的学习能力, 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收集数据、加工成信息并进而转化为知识, 增加企业创新网络的知识存量。图3显示了核心企业及其它企业经由数据—信息—知识三个层次完成对网络外部市场知识获取的过程, 其它外部知识的获取过程与之类似。

在企业创新网络的知识获取过程中, 网络资源是影响知识获取能力的重要因素, 主体知识资源的存量决定了网络评价、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 只有当网络拥有一定的知识存量, 与外界知识势差较小时, 成功的知识获取才有可能。同时, 网络各创新主体的知识结构也会影响知识获取能力。当各主体的知识资源有很强的互补性时, 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占有知识的广度就比较大, 网络获取外部知识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但主体间知识的异质性不利于知识从最初的知识获取主体向其他主体转移, 从而影响整个网络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如果网络主体知识的相似性较强, 网络知识获取能力对最初的知识获取主体的依赖性就较弱, 但知识面相对狭窄会导致获取外部知识的机会减少。可见, 网络主体知识的互补性和相似性对网络知识获取能力有重要影响, 网络知识获取能力并不仅仅存在于单个创新主体上, 更多的是依赖于不同主体知识获取能力的关联上, 这种关联正是网络社会资本的表现之一。

2.3.2 知识创造活动

企业创新网络的知识创造从本体论角度可分为创新主体的知识创造 (组织内知识创造) 和网络的知识创造 (组织间知识创造) 。Nonaka和Takeuchi提出的SECI知识螺旋模式揭示了知识创造的基本过程, 即知识创造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内部化、外部化、整合化、社会化四种模式的交互运作, 使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不断地转换与重组, 实现知识创造的良性循环。此螺旋过程对组织内与组织间的知识创造均适用, 如图4反映了组织内的知识创造过程, 图5以核心企业与供应商间的互动为例反映组织间的知识创造过程。

又可见知识创造是知识不断超越现有边界的自我超越过程。以组织内知识创造为例, 在社会化过程中, 知识通过与同事间的面对面交流, 使隐性知识突破个体头脑完成个体层面的超越。随着知识在团队内的多人共享, 知识进一步以暗喻、模拟等方式转化成团队层面的显性知识, 知识的外部化过程实现了个体到团队层面的超越。在整合化过程中, 团队层面的知识通过分类、重新组合系统化成为组织的显性知识。而内部化过程则是个体将组织层面的知识吸收转化为个体隐性知识的过程。组织间的知识创造也是同样, 知识超越创新主体的组织边界, 利用来自不同主体的知识创造新知识。如图5所示, 一个新的工业生产流程可能会改变供应商的生产流程, 最终又会影响到核心企业新一轮产品和流程的创新。

在企业创新网络中, 知识创造并不是孤立的过程, 而是一个与网络各种资源互动的过程。组织内的知识创造要以创新主体资源尤其是主体知识资源为基础, 而创造的新知识又会进入到现有主体知识库中, 增加主体的知识资源存量, 为下一轮的知识创造奠定基础。组织间的知识创造则更多地依托网络社会资本。正是由于主体间良好的信任与沟通, 知识才能自由地超越组织界线, 完成组织间的知识创造。同时这种活动反过来又会强化企业间联系, 增强网络紧密度, 提高网络社会资本。顾客需求信息与新技术可能性之间、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新技术与企业知识存量等之间互动, 进而形成新技术或创新构思, 就是网络社会资本促进知识创造的有力例证。

2.3.3 知识转移活动

企业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是指通过各创新主体间的交互活动实现知识以不同的方式在网络中转移与传播, 实现知识的共享。前文分析指出, 核心企业是企业创新网络的核心, 是知识转移的枢纽, 各种转移活动基本都围绕核心企业进行, 其它主体相互之间虽然也有一定的沟通活动, 但相对较少。因此, 本文以核心企业与其它企业及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互活动为例分析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活动 (见图6) 。

从图6中可以看出, 企业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活动受主体本身知识属性的影响。对于显性知识的转移, 主要通过常规营销、技术转让等即可实现;随着知识默会性、复杂性的提高, 知识转移难度也加强, 需要主体采用更密切、更深入的合作方式才能完成, 如共建产学研共同体或形成技术联盟等。此外, 知识转移还会受到知识转移主体及知识转移情境等多方面的影响。知识转移主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传递方的发送动机、依赖程度和发送能力及知识接收方的接收动机、吸收能力和保持能力等的作用, 以上各因素越强, 成功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这些因素与网络资源密切相关, 创新主体的资源存量决定了知识的发送能力与保持能力, 网络社会资本形成的主体间互惠、平等、信任、依赖的关系能大大提高两者知识转移的意愿。同时由于创新网络主体间较稳定与亲密的长期合作关系带来的高网络社会资本, 为知识流动创造了良好的知识共享情境,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知识转移活动的顺利进行。

2.3.4 知识应用活动

知识应用实现了知识从知识形态本身到企业价值的转化。知识应用活动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把知识作为产品转让或者售卖从而获得收益;二是将知识内化于企业业务流程、经营管理、技术开发和企业理念文化中, 获得财务和非财务的收益。其中第二种是知识应用的最重要途径。在知识应用过程中, 网络较高的社会资本提高了企业创新网络各主体特别是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与合作效率, 能有效降低相互间的交易成本, 从而有助于研究开发出的新成果进行转让、售出或实现新成果快速商品化生产与市场化销售。由于知识应用涉及到复杂的市场化过程, 此处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 结束语

本文从知识流动这一崭新的视角, 构建了一个由主体、资源、活动三个要素构成的企业创新网络理论构架, 并对这三个要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提出核心企业、其它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是知识流动的直接参与者, 应成为企业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 并承担不同的角色以保证知识流动过程的完成;网络资源则包括创新主体自身的知识资源、辅助资源及企业创新网络带来的特殊资源, 这些资源是知识流动的重要投入要素, 并会直接影响知识流动过程;在分析企业创新网络中的活动时, 则对知识流动的四个过程即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揭示了网络主体及资源对其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指出了知识流动视角下的企业创新网络的真正涵义, 即提高网络的知识获取能力, 完善网络的知识创造机制, 加快网络的知识转移速度, 推动网络的知识应用。

流动理论 篇10

关键词：净头寸,随机性,稳定性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维持合理的流动性, 以满足合理的贷款需求和存款的提取。理论与实务界均认为, 流动性缺乏常常是商业银行陷入危机的最初表现。因此, 要保证商业银行安全、稳定地运行, 实现“三性”目标的统一, 必须对其流动性供给及流动性需求进行深入的剖析, 即对其净头寸的变动规律进行研究。通常认为, 商业银行的时点头寸是指在一定时点上的可用资金, 它是根据一定时点上的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有关项目的扎差计算出来的可用资金的余缺数额。在科技跃进和制度变迁的双重推动下, 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和发展, 而金融全球化又在反馈性地促进着科技和制度的共同演进。这种金融经济和金融制度的互动性发展背景, 既为金融市场主体提高自身的金融自由度创造了种种有利的条件, 也增加了行为主体所面临的金融不确定性。基于这种复杂多变的现实性特征, 协同学理论建立了一整套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 在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上, 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鉴于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 对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非线性特征的系统而言, 总是局限于传统线性的科学研究范式, 缺少非线性刻画是不全面的。因此, 以金融系统内的非线性机制为研究的切入点, 用协同理论分析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的变迁, 对于分析净头寸的变动规律、完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净头寸系统的非线性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这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均离不开净头寸的管理。因为对商业银行而言, 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流动性供给和需求, 这两者的不断变化构成了商业银行实时流动性风险的来源。一方面, 为了保证安全性, 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供给与需求的差额;另一方面, 过高的流动性剩余必然会削弱盈利能力。因此,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置换的关系, 而流动性管理的关键就是对净头寸及其演化进行客观分析, 减少资产和负债的单方面暴露。

(一) 净头寸系统的非线性特征

商业银行的净头寸系统由其所面临的流动性供给和流动性需求差额所构成, 非线性经济学认为头寸系统属于复杂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该系统的非线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数。影响头寸系统运行的因素众多, 但可以归结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 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必然会对银行的头寸系统产生影响, 因为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态势货币当局会调整货币政策, 而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从微观的角度看, 商业银行所面对的服务对象千差万别, 其单独或联合的需求变化会对净头寸系统的运行产生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力。然而, 无论是在宏观方面, 还是微观方面, 影响净头寸系统变动的因素数目都不是非常之巨大, 还不足以产生宏观的、超高维的简单性程度。

2.开放程度。净头寸系统对内是一个相对封闭, 而对外开放的系统。相对封闭是指其仅由商业面临的流动性供给与需求的差额所构成, 对其管理服务于商业银行经营的总体目标;而开放系统则指无论是流动性供给还是流动性需求, 都是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获得的。由此使得头寸系统成为非平衡、非有序的耗散系统。耗散是系统复杂性的根源, 因为耗散而使系统自由度归并, 产生诸如吸引、分岔、突变、混沌等复杂的系统动态行为。

3.远离平衡。头寸系统的内涵是一个多目标、多变量、多层次的综合体。因为, 无论是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供给还是流动性需求而言, 在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中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各影响因素在系统整体中的地位、角色极为不同, 有各自的目的、任务、行为规范等。这些因素相互耦合产生错综复杂的系统整体行为, 难以长期维持在一个均衡水平。

4.组元特征。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与一般的社会经济子系统一样, 其主体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人, 正是由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活动, 才使得构成头寸系统的流动性供给与需求不断变化。通常, 人的思维与判断能力局限于所收到的信息量, 由此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行为, 以及“蝴蝶效应”, 使头寸系统的微小动荡以几何级数的倍数放大。

5.有限性。头寸系统的演化, 依附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对商业银行而言其所运作的货币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及其变化速度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同时, 作为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受制于金融法制、法规, 以及道德准则的约束。这种有限性, 形成了头寸系统的相应机制, 也直接导致了相应的非线性作用产生。

6.相互作用。头寸系统置身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 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这些因素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然而, 这些影响与作用却不具备线性系统所具有的简单叠加效应, 由此使得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 头寸系统的动态行为一方面受制于环境的非平衡约束, 另一方面取决于系统内的非线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其运行状态具有明显的动态性, 可能产生完全新型的行为特征, 因而需要把协同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头寸系统演化的研究。

(二) 净头寸系统的协同学描述

协同学, 即协同作用的科学, 是Haken提出的解释非平衡系统相变和自组织现象的科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协同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 其研究的是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 即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 自发地出现在时间、空间以及功能上的有序结构的。协同学突破传统科学研究范式, 不是将对象分解和还原成各部分之和, 而是立足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理论原则是, 系统的行为并不是其子系统行为的迭加, 由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调节和组织起来的系统宏观性质和宏观行为就是它的各个子系统的合作效应。协同学既能抓住不同系统在临界过程中的共同特征, 又能结合具体现象描绘出它的转变规律, 因而有广泛的适用性。

协同学从“内因是根据”这一哲学原则出发对系统演化行为进行研究, 用“序参量”来描述宏观整体的系统量, 认为它是全部微观量贡献的产物, 却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诸微观量的机械组合, 而是各组成要素协同作用创造出来的;反之, 各组成要素的协同作用又是被参量支配的, 即部分与整体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条件。商业银行的净头寸是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在社会系统中动力学起着关键作用, 当对该系统进行深入研究时, 必须考虑“时间”参数, 也即必须研究与其有关的时间演化以及一些有关的方程结构。于是用一组状态变量{Q}m来描述该系统, 此处Q是子系统i的状态变量, 而子系统i的特征可由其运动方程来描述, 在此情况下, 对净头寸系统的分析变为处理一个偏微分方程组, undefined。进而, 研究该系统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问题、相变临界状态、自组织的形成等。

对净头寸系统的具体分析可以分三个步骤: (1) 作线性稳定分析, 确定稳定模态和不稳定模态; (2) 设法消去稳定模态, 建立序参量方程, 所谓序参量就是决定模态形式的有序程度的量, 序参量突变意味着宏观结构上的质变; (3) 解序参量方程, 可以得到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 并由此决定系统的新的宏观结构。

二、净头寸系统的状态变迁

(一) 银行净头寸系统波动的随机性

1.转移概率。

根据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特点, 净头寸系统的演化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时间连续, 是状态离散的纯不连续马尔科夫过程 (Markov process) 。记Qij为系统从i到j的跳跃强度 (Qii是系统向自身跳跃的强度) , 则Kolmogorov-Chapman方程为:

undefined

当h→0时, 由Fatou引理得:

undefined

此为Kolmogorov前进方程, 同理可得后退方程, 其初始条件为:Pii (0) =1, Pij (0) =0, i≠j。若i>j, 当固定状态为i时, 采用前进方程, 当固定状态为j时, 则采用后退方程。

2.变动次数分布。

以N (t) 表示在[0, t) 内系统跃迁的总次数, 此时N (t) -N (s) (s

undefined

由式 (3) 知, N (t) 服从强度为λ的泊松分布。

由此可见, 在时间T内, 系统从状态i向j跳跃的概率为CundefinedPij (t) (1-Pij (t) ) λT-1, 其中Pij (t) 由Kolmogorov前进方程决定。

(二) 银行净头寸系统波动的稳定性

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子系统, 影响其跃迁的因素众多且复杂, 但可将归结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当宏观因素稳定时, 由于众多的微观因素的作用较小, 且方向不一致, 因此总体合力较小, 可忽略。设银行净头寸系统状态为, 则有:undefined, 对于F (v) 的一般表达式:F (v) =-kv-k1v3-k2v5-…-knv2n+1-…。于是, 系统的稳定点可能具有2n+1个, 由于涨落力的原因, 系统在稳定点间跳跃, 但其轨迹既不是杂乱无章的, 也不是清晰地围绕着某一稳定点在波动。记随机力为Γ, 则有:undefined (当F (v) =-kv时, 即为Lagevin方程) 。

(三) 净头寸系统波动的自组织现象

1.熵的变化。

熵通常用以度量系统的有序程度。商业银行净头寸作为一个系统, 其熵的变化表征着系统的演化方向。设系统处于状态i的概率为Pi, 则得熵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对均匀分布, Smax=q·lnn, 对极不均匀分布, Smin=0, 对于其他分布:Smin

2.稳定性与分岔。设净头寸系统为:

undefined

将n分为两类性质不同的组, 一组i=1, 2, …m是具有小阻尼甚至可以变成不稳定的模;另一组i=m+1, m+2, …, n是稳定模。当参数改变时, 稳定模与不稳定模将发生变化, 通过方程之间的迭代, 将具有稳定模方程的序参量用不稳定模的序参量替换, 则可求出不稳定模新的稳定点的解, 整个求解的过程体现着子系统间自组织运动而产生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非线性经济学认为, 由于系统在趋于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时, 子系统间不仅有正反馈, 也存在着负反馈。正反馈促使系统向新稳态跃迁, 而负反馈则对系统跃迁起阻碍作用, 并通过阈值使系统状态变化表现出突变性, 而这种突变性与涨落密切相关。

3.涨落导致稳定性的变化。

净头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开放是影响系统演化的因素之一。非线性经济学在对平衡相变的研究中, 发现相变过程是由于子系统间相互作用使得原来无序的均匀态变得不稳定的结果。一旦在临界点上某种微涨落被放大为影响系统整体运动的巨涨落, 系统就会失稳。如果此时巨涨落能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进而稳定下来, 就会形成新的有序结构。临界点当然不只一个, 而这恰好都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不同表现, 这些相互作用提供了系统演化的多样性。

由于, 涨落是系统对于稳定态的偏差, 其是偶然的, 随机的。对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而言, 通常情况下, 较小的涨落很快会被耗散掉, 系统会回到稳定值附近。但在临界点附近, 则情况有所不同, 可能存在不能被耗散的巨涨落, 导致系统发生宏观的变化, 此时涨落对系统的发展方向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结语

由于任何层次上的经济系统, 都是一个服从耗散结构的、非线性的、开放的动态系统。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 是由一个有人参与的、开放的、具有信息反馈功能的功能系统, 是一类重要的、典型的非线性系统, 自然成为复杂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复杂的社会子系统, 其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因此, 通过协同学理论对商业银行净头寸进行理论分析, 有助于认识净头寸的变动机理, 把握变动规律, 从而有助于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定运行。对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的协同学分析得出:其波动过程是一纯不连续马尔科夫过程, 一段时间内状态变动的次数服从泊松分布;其波动的稳定性在共同和个体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可通过微分方程来表征;从宏观层面来看, 其波动过程是一自组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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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理论 篇11

关键词：员工流动率,企业生产率,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人职匹配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宝贵资产。员工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资产的流失,所以不管是企业还是研究者,都非常关注如何减少员工的流动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Becker在其著作《Human Capital》中就曾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数关注如何减少员工流动率。但是在现实中,员工流动性并非越低越好,缺少必要的人员流动,企业就会缺乏新鲜的“血液”,造成整体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保持适当的流失率可以激发企业内部适当的竞争,增加工作效率,同时通过人员的适当流动补充新生力量,对企业的发展大有好处。那么,员工流动性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如何?流动性达到什么程度对企业最有利?本研究立足员工流动率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采用数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最理想的员工流动率,并提出相关的管理建议。

一、员工流动的概念

员工流动(Employee turnover)是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是其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职位与职位之间,以及就业和失业之间的状态(Abassi&Hollman,2012)。通常情况下,管理者认为当员工流动导致职位空缺时,无论是自愿或非自愿流动,都必须为该职位雇用或培训一个新员工。人们常用一个专业术语“员工流动率”(turnover rate)来衡量员工流动的程度,指在一定的时期内,企业内员工的流动性数量占员工总数的比率。。

员工流动包含两种形态的流动,一种是自愿流动(voluntary turnover),通常指员工因为各种原因(薪酬水平、工作环境、家庭因素等)选择自愿离职;另一种是非自愿流动(involuntary turnover),通常指企业选择调整员工的职位或者解聘员工。非自愿流动是企业为保证自己的良好发展,对那些绩效长期不佳的员工的工作进行调整或者劝离企业的被动流动。

二、员工流动的经济学理论

在诸多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两个关于“员工流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的主要理论。第一种理论是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以下简称FSHC)理论,由芝加哥学派Becker(1975)开创。Becker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并将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定义为一种在企业(职务)中形成的,而一旦离开该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职业培训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由此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该理论认为,如果职位培训的成本由企业承担,他们提供员工培训的动机将随着员工流动率的增加而减弱,这就是FSHC效应。当企业专用性和一般性培训未做明确区分时,因为员工离职的机会成本更低,则FSHC效应会更显著。因此,企业的生产率随员工流动率的增加而降低。该理论还认为,即使是通过“干中学”方式获得的FSHC,其积累仍然与员工的任期呈正相关。但员工流动频繁必然导致员工的平均任期过低,因此员工流动率过高仍然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

另一个理论是由芝加哥学派的Jovanovic(1979)创立的JM理论(Job Matching Theory)。这一理论的重要观点是人职匹配,企业在寻找合适的员工,求职者亦在寻找合适的企业(职位),直到有出现一个最佳匹配。然而,一个最佳匹配的条件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从而导致劳动力被不断地重新分配。例如,一个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则该企业将用专业性劳动力取代非专业性劳动力。而且,对于员工来说,他们通过教育、培训或者“干中学”获得更高学历和工作技能后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正常的员工流动有助于企业和员工双方避免被永久地锁定在次优匹配。而过低的员工流动则会使得人职匹配降低,影响企业生产率。所以,JM理论认为,员工流动率的增加会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基于此,Alex Bryson(2012)建议,可以把非自愿员工流动作为一种手段来激励员工,即建立合适的解聘制度来鞭策员工。

FSHC理论和JM理论在“员工流动对生产率的影响”上有相反的看法,都回答了如何保持企业员工流动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问题,但两个理论都不能全面地解释现实中的员工流动与生产率之间相关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这两种效应是共存的。鉴于此,本研究假设,存在一个最优的员工流动率使企业生产率最大化。

三、最佳员工流动率的经济学分析

假设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π,是员工流动T以及其他变量(如流动性、加入工会的比例)集合Z的一个辅助可分离函数;

假设g(T)是FSHC效应和JM效应的一个辅助可分离函数;

此处p(T)是FSHC效应函数,q(T)是JM效应函数,p(T)和q(T)在T的区间Ω上二次可微;

对任意T和t∈Ω,可以在T=t附近将p(T)用泰勒级数展开:

其中p′(x)是p(x)的一阶微分,p″(x)是p(x)的二阶微分,如此类推;

根据FSHC理论,π是T的负函数。如果忽略掉高于二阶的其他项,那么p(T)在T=t附近是递减函数的必要条件是a1≤0,a2≤0,且a1+a2≠0;

同上,q(T)是JM效应函数,用泰勒展开式表达:

同上,根据JM理论,π是T的正函数。如果忽略掉高于二阶的其他项,那么q(T)在T=t附近是递减函数的必要条件是b1≤0,b2≤0,且b1+b2≠0;

将(3)和(4)代入(2)中,并将其结果代入(1)中得:

在Z为已知条件时,方程(5)是一条PT(Production Rate–Turnover rate)曲线,即生产率———员工流动率曲线。假如忽略高于二阶(导)的项,有关c1和c2的符号有5种情况(表1)。

因此PT曲线的形状为5种情况(图1)。

实际情况中,因为员工流动率低时,FSHC效应占主导,然而人职匹配不太可能是最佳的。所以增加员工流动的边际收益大于因放弃FSHC而产生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率随员工流动率的上升而上升。由于边际效益递减原则,生产率的增加随员工流动率的增加而减少,直到两种效应将持平,此时达到最理想的员工流动率,此后员工流动率的进一步增长将导致生产率下降。所以,图1中的倒U形PT曲线②是与实际情况最吻合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FSHC理论和JM理论对最佳员工流动率的存在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存在一个最优的员工流动率使得企业生产率最大化。而且FSHC占人力资本的比重越大时,最佳员工流动率的数值越小。这启示企业可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控制员工流动率来提高生产率。比如,在减少员工流动率上,企业可以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亦可制定延期支付薪酬制度,这相当于员工与企业签订了一项“隐形合同”,员工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当该员工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这部分报酬。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流动,并激励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在增加员工流动率上,企业可对新员工进行职业规划,让他们从基层逐步晋升,增加员工的内部流动;企业还可建立内部劳动市场,通过内部选拔,用对内流动替代对外流动,降低员工对外的跳槽率,这不仅可以保留企业内部人才,保证企业对员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被流失,还能提高企业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工作热情,同时保持内部团队的高昂士气。

参考文献

[1]Abassi SM,Hollman KW.“Turnover:the real bottom line”[J].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2012(03).

[2]Becker,G.S.Human Capital:A T 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5.

[3]Jovanovic,Boyan,“Job Matching and the Theory of Turnov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05),October,1979

[4]Alex Bryson,“Human Capital,Matc hing and Job Satisfaction,”NIESR Discussion Papers 390[M].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