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理论（通用10篇）
劳动力流动理论 篇1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刘易斯、兰尼斯、费景汉、托达罗、卡尔多、乔根森等二元经济学家对该问题都进行了研究, 在各种理论的争鸣中,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梳理相关理论有利于吸收其中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方面为我所用。
关键词：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在总人口中占很高比例的农村人口由传统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 由农村流入城市, 是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和重要内容。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在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 首次提出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式, 开辟了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新的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 国外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解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迁移现象已取得不少成就。除刘易斯外, 费景汉、兰尼斯和托达罗等二元经济理论学者也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
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中存在着人口过度膨胀, 失业十分严重的问题。在传统部门中, 零值劳动力和不充分就业劳动力都是剩余劳动力, 以隐蔽失业或潜在失业的形式存在。因此传统部门成为现代工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储存库”。在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非常低下甚至为零的情况下, 从该部门转移出劳动力不会对总产量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很低, 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在现代工业部门内部, 大量使用厂房、设备等再生性资源, 雇佣劳动力为利润而生产, 其规模随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扩大, 而且扩大的速度又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因此, 工业部门有可能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隐蔽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内得到充分就业, 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完毕, 即达到所谓“刘易斯拐点”时, 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贫困, 实现经济起飞, 二元经济结构将消失。可见,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从第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向第二个阶段飞跃的重要指标。
刘易斯的理论表明, 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 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该理论论证了劳动力流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 这种对复杂经济发展现象的简单概括不仅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大致吻合, 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比较接近。但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 、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与传统部门劳动力流动率相适应以及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保持不变等假定, 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且, 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将现代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确立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本积累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部门的扩张作用, 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另外, 刘易斯对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就业前景持相当的乐观态度, 只看到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而忽略了人口的盲目流动不仅加剧了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 而且造成了其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严重问题。
二、兰尼斯-费景汉模型
兰尼斯-费景汉模型和刘易斯模型一样, 建立在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上, 而且直接以刘易斯模型为出发点, 但他们指出, 刘易斯没有清楚地说明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 明确引入了农业产量剩余的概念, 指出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的先决条件。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主题是:劳动剩余型二元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不断地把隐藏性失业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配置到工业部门, 使经济的重心从农业逐步转向工业。
兰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 把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基本相同, 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隐蔽失业, 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 劳动力供给无限大;第二、第三阶段, 农业部门逐渐出现剩余, 既满足了非农业部门的消费, 也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农村中的零值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时, 因其边际生产率为零, 所以, 尽管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了, 却并不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当农村中的非零值劳动力也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时, 农业总产出就开始发生变化, 此时, 农业部门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不再能够满足非农业部门的需要, 于是, 食品的相对价格上涨, 工业部门中工资开始上涨, 这时经济发展到达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粮食短缺点”。如果在达到“粮食短缺点”时, 农村非零值劳动力继续转移, 那么也就意味着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使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继续提高, 直至达到制度工资水平。这时经济发展到达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交点——“商业化点”。“商业化点”是二元经济转变的终点, 表明农业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了。在他们的模型内, 这一点是经济起飞过程的终点, 从这点开始, 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
兰尼斯-费景汉模型发展了刘易斯理论。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 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因此, 工农业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发展。同时, 该理论不仅把资本积累看作是扩大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同时更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尽管兰尼斯-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但由于它们以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人口不变为前提, 所以该理论继承了刘易斯理论的缺陷, 同样没有直接面对城市失业问题。
三、托达罗乡-城劳动力迁移模型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分散的社会转变为更为集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是必然趋势。刘易斯与兰尼斯-费景汉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过程, 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非农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 就回答了为什么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 从而补充了刘易斯-兰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没有像其他激进主义学者那样,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时忌讳使用“失业”这个范畴, 他认为失业问题在研究欠发展方面占据着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遇到了独特的失业问题, 托达罗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 即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思想有:一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收益与成本的更改的经济考虑, 这种考虑还包括心理因素;二是促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策的, 是由收入水平、就业概率决定的预期收入差异, 而不是现实的收入差异;三是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 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四是在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很大的条件下, 人口流动的增长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 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合理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城市高失业率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均等的必然结果。
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强调, 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将会迁入城市就业。与此不同的是, 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没有现代产业产生这个前提条件, 强调人口迁移就是寻找就业机会, 人口迁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托达罗模型存在着两个局限性:一方面是托达罗只关注城市失业, 没有认清城市化意义, 更没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应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是托达罗认为不通过流动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发展农村, 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纯粹是空想。
其他的一些二元经济理论学者对劳动力转移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如卡尔多也认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伪装失业, 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的结论是:工业部门的潜在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转移的唯一限制是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和使用能力。卡尔多的这个观点与刘易斯是完全一样的。与此相反, 乔根森认为虽然农业部门土地规模收益递减, 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始终大于零。所以, 农业部门根本不存在隐蔽失业, 不存在多余劳动力。只有当人均粮食超过人均最大消费极限时, 出现粮食剩余, 劳动力才可能离开土地, 进入工业部门就业, 也才会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以上涉及的人口流动理论是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 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研究的着眼点不同, 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 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 并且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 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 因此这些理论及其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应用是有限的, 有待学者们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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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7].叶静怡.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国际化与日本劳动力流动 篇2
关键词：日本；国际化；劳动力；人口流动
一、 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国内有过许多关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研究，终身雇佣制、女性就业的特殊性等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少子化”，女性就业障碍和人口老龄化这三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
1． “少子化” 带来年轻劳动力减少。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作消费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男女关系、家庭观念等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日本女性婚姻形态的变化，即近年来日本晚婚和未婚女性人数的增多，导致日本出现了“少子化”现象。在日本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所谓少子化，是指女性一生所生孩子数量的平均值不断减少的趋势。 据统计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婴儿出生率呈逐步下降趋势，并最终降至2%以下。据《日本未来人口推测》称，至2050年，现今20岁左右的日本女性中，终生不婚的比率将为六分之一，而当前数据只为二十分之一。另外，3成以上的女性会选择终身放弃生育，而目前这一比率只有十分之一（2002年中位推计）。
诸如此类结婚形态和婚后生育观的变化引发的“少子化”的深化，带来了许多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其中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2． 女性就业障碍。在20世纪50 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政府在方针政策上是奖励家庭主妇的，其表现之一就是配偶控除制度（配偶者控除制度）的创设。所谓配偶控除制度，就是当妻子的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时，丈夫在扶养家人所交纳的税费方面就会得到优待。为了迎合这种制度，已婚女性就会通过调节工作时间，而把收入额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在1973年石油经济冲击之后的经济低成长期，由于女性工资廉价，雇用开始有所增加。1985年日本又制定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即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男女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虽然在雇用方面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存在，但是近年来由于女性的高学历化，晚婚化，未婚化的发展，参与工作的女性呈增加趋势。女性就业发展被视为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
然而，从总体上看女性的就业障碍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还存在很多不安定要素。 配偶控除制度等政策到目前为止仍对女性的就业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因生育而不得不中断工作，甚至辞去工作转而做家庭主妇的女性仍然大量存在。在日本女性就业障碍仍然是劳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3． 人口老龄化导致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比率的降低。据2005年10月统计数据，日本总人口1亿2 776万、与2004年（1亿2 778万）相比减少了2万人，是战后第一次呈现总人口减少趋势。据平成18年度高龄社会白皮书统计，198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为1 247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10．3%，即此年度日本老龄率首次超过10%。自此之后日本老龄人口（65岁以上）呈高速增长，并于2006年达到2 560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突破了20%。据专家推测，至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3 473万人，占总人口的28．7%。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测数据，2025年日本国民的老龄化比率会达到4人中有1人为65岁以上。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比率的降低，以及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比重的提高。另一方面，老龄化导致看护劳动力的不足，女性更难以从家庭劳务中解脱出来，正常参与社会工作。
二、 日本的人口国际化现象
1． 日本的人口流出与“归还型移民”。不少人认为，日本人由于自身的岛国思想，形成了“向内看”的社会意识，对于移居国外一直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然而近些年这种情况正有所改变。日本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流动和扩散，加速着世界各国日系共同体的深化。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1989年侨居海外的日本人有约59万之多。而2005年这一数字增至约91万，提高了55%。其中的约70%居住在北美洲、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大洋洲，以及中国、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国家。
在外流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 日本的返还型流入人口也在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或者怀着落叶归根的心理，或者出于实际生活工作需要，他们背负着非日本人也非外国人的社会认同再次返还日本，并形成一个介于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定位模糊的社会群体。“归还型移民”对日本社会、日本经济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十分值得关注和期待。
2． 日本的国际婚姻。二战之前，外出打工的移民多以男性为主。而1960年以来，各国的劳动移民中女性的比重逐渐增加。近些年，除了移民的全球规模化、移民的加速化和移民的多样化之外，移民的女性化倾向十分显著。
移民的女性化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菲律宾女性移民的大量增加。自1979年左右起，以余兴艺人（在娱乐场所以唱歌跳舞等演艺来助兴的工作）的身份来日本的菲律宾女性逐渐增多，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伴随着这股浪潮，日本男性和菲律宾女性之间的国际婚姻呈剧增趋势。1995年，“菲律宾女性+日本男性”的婚姻组合形式占国籍分类婚姻件数的34.6%，位居第一；并且“菲律宾女性+日本男性”婚姻件数占日本婚姻总件数的比例由1995年~2005年的十年内由0．907%增长至1．434%。
移民的女性化在日本还表现为日本人与日系血统巴西人、中国人的国际婚姻件数也不断增加；在日朝鲜韩国人的结婚对象大多也是日本人。据统计，在1970年~2005年的35年内，“中国女性+日本人男性”的国籍分类婚姻件数由280件增至11 644件；在日本婚姻总件数的比例由0.027%增至1．630%。
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是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的大都市，连长野县、群马县、山梨县等经济和人口流动相对滞后的乡村山部地区，国际婚姻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在山形县等生活较为艰苦的地区，由于当地女性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女性劳动力不足和男女比例失调。这些地区便开始积极引入亚洲其他国家新娘，致使国际婚姻比率大幅度攀升。据统计，在山形县，每14组县民婚姻中就有1组是国际婚姻。
国际婚姻的剧增既反映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影响。以工作初衷流入日本的外国女性人口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成为她们定居日本甚至国籍归化的最大要因。而国际婚姻的增加和伴随之而来的混血儿的大批诞生，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人口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3． 日本劳动力流入的障碍。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是在战后扎根的，然而由此形成的单一民族认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却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弱点。由于高额的办公经费、英语的不普及、面向外国居民的教育基础设施的滞后等方面原因，日本对外国投资家来说并不是一块有魅力的市场。
甚至有意见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已经成为最排斥劳动力移民入境的国家。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对外国投资家来说缺乏魅力的原因与其劳动市场的封闭性不无关系。拒绝定居型移民入境的政府，对多元主义大多也是持反对态度，并把多元主义看作是国家统一认同的威胁。而这种倾向则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致使移民遭受边缘化或歧视待遇。2005年，在日本国内定居的外国人比10年前约增加了50%，达201万人之多。即便如此，就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的比例来讲，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只有1．55%。而在瑞士这一数据为19%，德国为9%，英国为4%，美国为5%。与通过年龄、英语能力、职业能力等符合国家利益的制度为接受移民标准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还是相当逊色的。
与亚洲其他各国相比，在对外国劳动力的输入方面，日本也是远远不及的。近些年，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早已从劳动力的输出国转变为输入国。例如，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新加坡积极地从周边亚洲各国输入建设劳动者和家务劳动者，至2000年，新加坡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重已达四分之一。另外，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厅—法务部的联合统计，韩国的登陆外国人比率在1992年（为0．1%）~2005年的13年内增长了十倍，并在2002年（0．53%）~2005年（1%）的3年内翻了近一翻。日本政府在80年代后期，面对不断增加的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名义上采取了积极引进专业技术劳动者，而慎重接受单纯劳动者的方针。然而，据统计2002年驻日外国劳动者中专业技术领域的人员只占23.5%，并且即使是所谓的专业技术劳动者，其中的70%左右也不过都是余兴艺人。与此相对，技能实习生的比例为1.6%，留学生（资格外劳动）的比例为10.9%，日系人为30.6%，不法就劳者所占比例竟高达28.9%。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只有在就学生、留学生的资格外劳动（即所谓的勤工俭学），以及以工作进修为名的非熟练劳动领域方面，外国劳动力的利用是有所发展的。
三、 国际化区域内日本劳动力市场问题的解决
1． 日本国际劳动力输入的必要性。2004年日本财务省发表了日本对中贸易额超过对美贸易额的消息。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亚洲对日本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有大量日系人和日本人定居的大洋洲对日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由此可见，未来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大洋洲地区的经济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为顺应这一潮流，日本须在政策上做出改善，以保证该地区内各国人员能够顺利获得入境及在日滞留资格。早在2002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就在新加坡的演讲中提出，设立以日、中、韩、A S E S A N、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要成员的共同体，即“东亚扩大共同体”的构想，希望以此来促进自由贸易的扩大、统一地区的形成和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合法化。
由此可见，一方面，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在政策上做出改善；另一方面，在国内，由于“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障碍，以及老龄化带来的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增加等诸多问题导致的劳动力缺乏，也要求他们不得不在政策改善问题上加快步伐。因此，日本也很有可能不得不通过人口流动的对外开放，来解决家务和护理劳动力短缺问题。
2000年的联合国报告书（未查到详细名称）称，日本如要维持1995年的经济发展力，则需在今后的50年内，保证持续每年引入60万的外国劳动力。日本越来越紧迫地面临着，继续“人力锁国”进而导致经济衰退，还是积极引入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大国地位的抉择。
2． 日本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推进。日本的移民制度在很多方面仍不完善。今后迎接日本的将是本国劳动人口的不断减少和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面对少子化“少子化”和老龄化日渐严峻的现实，为适应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需求，日本政府对外国劳动力流入的政策的改变成为当务之急。日本政府应采取积极主动态度，学习其他发达国家和周边亚洲国家的经验，营造一个适合外国人生活工作的社会环境。
观察可以发现，近些年日本政府自身也已经充分认识到引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必要性，正致力于促进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例如，日本和菲律宾之间EPA交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本厚生劳动省已发表从2007年开始接纳菲律宾护理师的决议。接纳菲律宾护理员的措施标志着日本在应对国内劳动力市场问题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然而，仅是积极接纳外国劳动力和外籍配偶，日本或许还是难以彻底有效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问题。日本政府应采取更有利的政策加速推进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形成。
首先，为“归还型移民”和专业技术型外国劳动力提供永久居留和取得日本国籍的权利。
其次，在教育生活环境方面。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进度或许还很慢，但日本确实正在坚实地朝着多民族社会的方向发展。由于混血儿和外国儿童的骤增，日本应该致力于多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在人口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从小学阶段开始就录用双语人才或外籍教师。这不仅对日本儿童培养国际化观念有益，也对引进外国投资有带动作用。
再次，社会认同方面。对于外国人的流入和永久居留，应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一种不否定其出身国文化认同的多文化共生理念。
3． “归还型移民”与日本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推进。政策的制定问题是可以迅速解决的，然而国民观念的改变并不是短时间范围内可以实现的。的确，日本需要的是真正的政策开放和国民意识的彻底转变，然而作为岛国日本在短时间范围内对外国人口的流入和“门户开放”也许需要一定的勇气。为促进以及最终实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一定的契机和试金石成为必要。
笔者认为，在引入海外劳动力和资金方面，日本或许可以从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中获取一些新思路。纵观亚洲各国，只有中国较少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持续高度成长。这与海外华人资本的大量流入有着密切关系。1996年进入中国的海外投资约有约4．2亿美元，而其中的70%以上均为海外华人投资。另外，有调查称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接收的外资的五分之四为华商资本。由此可见，中国是十分重视和海外的华人的经济文化联系的。与此相比，日本政府及企业对和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海外日系人还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亚洲经济危机时期，中国基于优惠政策从海外华人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海外华人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不久的将来有可能陷入劳动力不足的日本，在对待海外日系人的政策方面，是否应该设立一定的优待政策，来更大程度上吸引他们对日本国内劳动力和经济市场的关注。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在接受海外移民（即人口流入）方面采取保守态度的国家。然而，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向世界各国移民（即人口流出）的历史。目前生活在海外的日系人和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和日本的直接关联或许是在逐渐弱化中，然而即使是移民的第2代、第3代，也仍然在文化认同或工作经济方面和作为他们的“根”的日本有着难以切断的联系。2002年驻日外国劳动者中日系人的比例高达30.6%，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大批的日系“归还型移民”可以成为将来大量接受外国劳动力的试金石和催化剂。一方面，移民至国外的日系人已经不是纯粹的日本人，长期的海外生活必然导致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即使他们以日系人的身份返回日本，日本国民也仍需要进行一定的心理调适来接受他们。另一方面，尽管有着和日本本土国民不同的背景和经历，“归还型移民”毕竟在文化认同上更接近日本国民，相对更容易被理解和接纳。因此，吸引“归还型移民”，既可以防止因不特定多数外国人的流入而带来的国内民众的不适和忧虑，也能在资金劳动力方面得到一定的支持和保证。
在更多地吸引一定的“归还型移民”和海外日系人投资的基础上，可以再逐步地“开放”被普遍认为是“保守”国家的日本。只有日本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做好海外移民流入的心理准备，日本“真正的开放”也才能逐步实现。当“真正的开放”，也就是外国劳动移民能够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承认、接受和实现时，日本才有希望顺利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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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与日本人结婚的在日外国女性的支援推进调查研究．平成9年：29-38．
作者单位：王碧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镇市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调查 篇3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人均耕地占有量低1.人均耕地占有量低全市全市人均耕地占有量2.5亩, 一家三口单靠种植玉米, 人均收入不到1 0 0 0元, 难以维持正常生活需要。此外, 劳动力也出现剩余, 使农民不得不寻找出路, 出现劳动力流动。
2.典型的农业县县北镇市市二、三产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差, 促使劳动力向外流动。据近两年调查, 常年外出务工人数11631人, 比2004年增加2833人。
3.农业机器替代程度提高
全市大田作物已近九成实现机器化生产, 大型农机具和现代农机具的使用, 大大减少用工量, 使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
4.农民观念改变4.农民观念改变随着农民随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改变固有的靠地养人, 靠天吃饭观念, 特别是80后、90后两代人, 近六成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一方面是文化素质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城市大量就业机会的吸引, 使他们想走出农村, 根植于城市。
二、劳动力流动特点及产生的影响
1.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流动, 劳动力从农村向外流动劳动力从农村向外流动2010年2010年农村劳动力中, 从事农业生产的增幅明显低于2004年, 外出劳动力较2004年增加近两倍, 外出劳务收入因外出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增长两倍, 这样一方向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
2.拓展就业空间, 促进人力资源合理分配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进程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发展, 跨区域流动, 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局面, 填补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常年外出劳动力中有25%溶入到流入地生产生活中, 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城市人, 并没有返乡的意向。
3.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 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农民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 打破了农民以农为主、视土地为生命的传统观念。一部分从事非农和外出务工农民, 已彻底脱离土地, 将土地流转出去, 增加人均耕作面积, 为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对策
1.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实现农村劳动力内部分流实现农村劳动力内部分流解决农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主要途径还在农村, 应立足于自身进行消化。加大调整力度, 发展高效农业, 搞好劳动力密集型的集约经营, 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拉长产业链化, 实现生产、贮藏、加工、销售一体化, 扩大就业量, 最大限度的获取价值。
2.发展县域经济, 加快工业化进程, 提高就业能力化进程, 提高就业能力工业的发工业的发展是提高就业能力最有效途径, 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南方沿海地区, 强大的工业实力, 吸引了全国劳动力向其流动, 从而促进自身的建设与发展。那么就北镇而言, 现在正在打造炉业产业基地, 形成规模后, 必将有效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劳动力流动理论 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国内外研究；劳动力回流
一、国外相关学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的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考虑了农业本身对工业部门的贡献后，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
托达罗认为人口迁移是导致城市剩余劳动力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且导致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结构失衡，加剧城市失业问题。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认为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会选择迁移，迁移的收益并不会马上得到，并且迁移本身就是一种投资。
（二）社会学的研究
以美国布朗大学戈德斯泰因和哥茨柴德教授通过调查揭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分析了农村人口向外流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将关注的视角放在农村地区人口及其社会结构上来。
二、国内研究情况
（一）从流出地的角度出发
1.流动原因。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1994）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李强（2003）同构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及统计分析说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锁定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与目标，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规律，即“候鸟式”的流动，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回乡。
2.流动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对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发现年轻、未婚、男性以及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更偏好流动，而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不明显（张世伟，赵亮，2009）；在年龄构成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占绝对优势，女性的平均年龄较男性更低。（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1999；赵树凯，1998；杜鹰等，1997）；主要流出地为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等地（李培林，2003）。
（二）从流入地的角度出发
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主要省份（李培林，2003）；在职业活动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运输业等社会服务业，职业层次偏重体力付出；乡镇中流动人口在外出前，绝大多数是务农劳动力，并且除了在校学生外，基本上都是在非正规部门从业（蔡昉，1995）。户籍制度是造成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业、地位、身份存在明显选择性，以及大多数流动人口不能获得城市永久居住权和稳定就业权，进而形成循环流动的重要原因（杜鹰等，1997；张车伟等，2002；蔡昉等，2003；李强，2003）。
（三）城乡发展角度
刘应杰从农民工这一独特社会阶层进行宏观和历史的分析，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乡关系格局的演变与中国农民分化与转化问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了今年经济的更快增长（李勋来，2005）；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时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蔡昉，2005）；劳动力这种配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即使在短期内也会缩小收入不平等，而正是由于中国队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限制造成了农民和工人收入的悬殊（Lin, Wang & Zhao,2003）。
三、结束语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专家对发展中国家转型期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分析，发现：国外两个学派，分别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从农村和城市的角度谈到了影响农村劳动流动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虽然学者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多数学者的研究证明，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因此打破城乡流动壁垒，给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更为通畅的流动渠道是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时必须实施的一项工作。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殊现象“农村劳动回流”是研究我国劳动力流动不能避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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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理论 篇5
1 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规模巨大、距离较远且多分布于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行业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在农业生产之外再获得一部分的非农业收入。而事实上, 这种流动与转移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一直存在, 但当时的方式是一种“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转移模式为主, 只是由于在竞争的压力下, “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 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区域转移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 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内地剩余劳动力, 必然向能够提供工作机会较多, 均衡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首先由于省际之间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 东部沿海成为加工贸易型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加工贸易以低技术含量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环节为主, 其创造出的劳动力需求除了给本地农业剩余劳力提供就业机会, 还吸引大量内地劳动力;其次沿海地区由于更靠近国外市场, 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对较大的市场 (国内和国外市场) 获得迅速发展, 其所创造的劳动力需要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得不从外地补充;再次工业在自身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下, 所创造出的“后向联系”使得资本要素开始向东部汇集, 而这种产业转移也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力需求。这就意味着其所能提供的均衡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远高于内地工业, 并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非常宽泛, 而农民的跨省流动就是追求两个简单的目的:一是工作机会,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农民工倾向于向工业化程度较高、非国有经济较多, 从而工作机会较多的地区迁移。而一旦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这种丰富的机会,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会涌入城市, 下表是1999-2003年间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0-2004) ,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1显示90年代后期随着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劳动力流出的速度与距离也明显增强。二是农民工倾向于流入名义工资水平较高的省份, 这样即使他们所进入的并非高利润行业, 也能获得较之其他地区或是农业生产更高的报酬, 下表是2000年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的产业分布以及1997、1998年各行业农村劳动力从外地汇寄款统计:
资料来源:蔡昉、都阳和王美艳著, 《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第20页表1.3,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资料来源: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 2002, 《1997-1998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 http://www.lm.gov.cn/gb/data/2002-06/07/content_2898.htm。
表3显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产业中的分布主要集中与知识与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 农民工更选择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就业, 并且从事的是本地劳动力不愿从事的比较累、脏、危险的工种, 由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 而只能在非正规的、与城市居民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同时,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农民工大多保持着原来的消费模式, 储蓄倾向很高, 通常把工作挣得的钱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寄回家乡, 很少照顾到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这些条件保证了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产业体系中能够得到较之农业生产高得多的积累, 从而分享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果。
2 外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高, 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也不明显
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着明显的三元化特征:即城市经济、农村工商业经济及农业经济, 不同经济的技术水平不同, 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层次和量也有所不同, 由之引起的收入差距也会有显著不同。而第一产业较之其他行业不仅生产效率低, 而且支出与收入的对应水平也低, 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 特别是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结构与相对价格等因素综合影响, 就造成了农业生产中“低投入、低收益、低效率”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农户的“高投入、低收入、低素质”问题, 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不仅比较效益低下, 而且缺乏获取资源的竞争能力。如下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而这种不协调的生产方式对农村居民中文化水平较低的部分压力更大, 他们既缺乏农业生产资料, 又缺乏理解科技与信息的能力, 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中浪费大量的劳动能力与劳动时间。对他们而言, 与其在农业生产中付出大量的劳动而获取不到较高的收入, 还不如在城市中从事一些危险性大、劳动强度高但收入也较高的工作。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由于数量化的粗放经济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 所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获取科技垄断优势, 而这种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报酬对农民特别是低教育水平的农民仍然有相当的吸引力, 这就使农业人口中初中以上学历的部分较多地流在了农村, 而小学及文盲半文盲的部分更多地流向了城市。而更明显的是, 对于中国这种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集体化大生产不发达的国家而言, 这种农业人口的流出并不会对数量化的农业生产造成多少效率上的丧失, 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总局《农村统计年鉴》。
这种低素质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会压制城市产业升级的步伐, 并在未来的产业发展进程中成为可能被淘汰的对象。所以, 如果不配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计划提升, 农民教育与再教育投资的迅速增长, 则这些低素质农民工必然会在将来成为社会的弃儿, 一方面是城市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将不断限制其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长期脱离农业生产使其所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信息与农业知识更加匮乏, 较之于那些留在农村的相对高素质居民, 他们在农业生产、土地经营、多样化种植和市场营销等诸多方面都毫无竞争优势可言, 其结果只能是造成这些人口既难以在城市立足又很难重新适应农业生产, 成为在城市边缘游荡的流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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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篇6
另一方面, 伴随着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及收入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一直长期存在, 近年来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拉大,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
经验研究告诉我们, 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要素的选择性流动, 然而, 正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就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才导致了劳动力流动构成地区差距的直接后果。本文将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差距的角度, 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做出分析。
一、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1. 劳动力流动的微观原因
从微观来看, 一般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流动行为的决策取决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它支出。劳动力流动后收益大于当地实际收入和流动成本之和, 就会选择流动。用R1表示迁移后的收益, 用R2表示迁移前的收益, C表示迁移成本, 当R1≥R2+C时, 就会发生流动。反之, 劳动力就不会流动。
作为微观主体的经济人, 在考虑是否流动时, 会考虑迁移时间长短和长期收益, 虽然从目前来看, 即使R1≤R2+C, 但从长期来看, 仍有R1≥R2+C, 则劳动者还是选择流动。
不迁移状态下他们将来的收入用Y1表示, 如果他们移动到最佳选择的地区, 他们的收入用Y2所示。那么移动成本应包括Y1、Y2、收入之间的交集部分。
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原因是在人口流出地起主导作用的“推力”。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度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同时在流出地也存在拉力因素, 如家人团聚、环境熟悉、社交网络等。在人口流入地起主导作用的是“拉力”, 产生拉力的因素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同时在流入地也存在推力因素, 如流动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等。纵观各种理论, 从微观角度去考察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微观主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2. 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原因
从宏观方面看, 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 劳动力区域分布不均匀, 导致劳动力在区域存在供求的不同。不同地区首先存在着要素禀赋差异, 由于存在着要素禀赋的差异, 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有很大差距, 使得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回报率不同, 是导致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流动的根本原因。第二,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这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教育水平不同, 劳动力素质不同, 就影响着工资的不同。还有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导致工资的高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还会影响劳动力的需求, 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劳动力需求要高一些。第三, 政府的政策导向, 政府的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政策。
二、促进劳动力流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1. 加强流动人口的宏观规划和管理
流动人口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资源, 要把流动人口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源进行有效地配置, 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农村地区各级政府要制订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规划, 要处理好人口外流与稳定发展农业、农村的关系, 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引导和管理。通过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组织化程度和增强异地就业能力作为发展劳动产业的关键环节, 进一步实现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流入地各级政府应将流动人口纳人其城市规划, 并加强计划引导和宏观控制。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专门管理机构, 统一管理流动人口。
2. 深化改革人口流动的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应采取渐进式的方式, 保持制度的连续性, 结合我国实际, 户籍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取消购房人户政策所构筑的货币性“门槛”, 进一步放宽进城户口控制。第二, 培育城镇人口自然调节机制, 实施积极的人口吸纳政策, 以准人条件调控人口机械增长。第三, 用不同的居住市场来满足不同的人口流动需求, 鼓励和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
3.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第一是要建立平等就业制度。第二是要建立企业自主用工制度。第三是要建立同工同酬制度。报酬标准均应同等包含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保障支出和工会经费等方面支出, 农村劳动力工资也应按月按时发放。第四是要取消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一切限制, 取消一切歧视农民进城就业作法。第五是政府有关部门要全方位提供劳动力流动服务。第六是要完善劳动价格生成机制。
摘要：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和原因, 说明劳动力要素流动是区域差距形成的动因之一, 而区域差距反过来又加速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迁移和流动。本文针对促进劳动力流动、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劳动力流动理论 篇7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阶段, 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流动, 到2009年人数已达到2.3亿, 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0%。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这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者认为影响是正面的, 如杜鹰、白南生 (1997) 等人研究认为在资金不足的地区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 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肯定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赵树凯 (1997) 研究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效应明显, 对农业没有消极影响。蔡昉 (2003) 等人研究认为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才能实现土地的有效集中,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观点。黄平 (1997) 认为青壮年和高素质劳动力外流造成的“精英流失”对农业发展不利。曾绍阳等 (2004) 认为流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 导致土地撂荒和忽视农业的现象出现。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缺乏连续性,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具体的时期, 没有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不够全面, 一般集中于对农业发展某个方面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系统性的研究还很缺乏。对此本文将系统地探讨各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程及阶段特征
1.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
20世纪80年代, 劳动力流动的主流是由农业流动到农村非农产业。改革开放后农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情况也不断加剧。此时蓬勃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为剩余劳动力就业找到了出路, 大批农民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或者个体从事商贸、运输、建筑等行业。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仅为2827万人, 到1988年增加到9545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9%, 流动人数占到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80年代流动的主要特征是“离土不离乡”, 劳动者农忙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农闲时间到附近乡镇企业打工或者从事个体经营。
2.20世纪90年代:人离家不离。
20世纪90年代, 农村劳动力开始更多地流动到外地打工。到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跨省及本省跨县市流动的人数达到7876万, 占到当年农村流动劳动力总数的52%。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发展趋缓对劳动力的吸纳减少, 而同时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其次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和跨区域流动的诸多限制。90年代流动的特征是“人离家不离”。农村流动者常年在外, 逐渐成为专业打工者, 家庭其他成员仍然留在农村, 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3.21世纪初至今:彻底流出与市民化。
进入21世纪, 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 流动人数的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数增加436万人, 年增长率仅为1.9%。蔡昉 (2007) 等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结束, 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其次, 本地流动的劳动力比例继续下降, 外出流动的比例持续上升。2009年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农民工8445万人, 在农民工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36.8%;外出的农民工14533万人, 比重上升到63.3%。最后,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占据劳动力流动的主体。2009年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总数的58.4%。
进入21世纪以来, 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呈现“离土又离乡, 人离家也离”的特征:一方面, 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候鸟”式的外出方式, 劳动力外出流动变得更加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年平均在外就业时间达到9.4个月。另一方面,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同农业更加疏远, 大量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 占流动总数的20.4%。可见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彻底性的流动, 农民工市民化初现端倪。
三、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直接引起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引发农村其他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 对农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1. 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促进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 带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对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 农村劳动力向本地非农产业的流动, 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农民收入, 但并未改变农业生产方式。首先, 农闲打工、农忙种地的流动模式下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 非农收入有助于农业流动资金的增加, 但对劳动力没有明显的替代。其次, 农户生产主要为了满足自家消费, 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 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出售量与占有量之比为0.34, 自给自足特征十分明显。所以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土地分散下的小农经营。
20世纪90年代, 小农生产方式依然在延续。首先, 农业生产仍旧是分散小规模的, 农业劳动力始终保持在3.2亿左右, 农户土地规模几乎没有变化, 人地矛盾依然存在。其次, 虽然部分流动收入转化为农业资本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 但这种替代局限在家庭小范围内。最后, 农业商品化率依然较低。1995年农业人均粮食出售量和占有量之比仅为0.46。可见这一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小农经营格局。
进入21世纪, 劳动力彻底性流动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农户分化和土地流转。首先, 农村生产者一般由农业户、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构成。当新一代流动者彻底的流出后, 兼业户大幅减少, 非农户倾向于退出农业生产, 农业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次, 据笔者调查显示非农业户34.2%选择将土地流转, 是所有类型农户中最高的, 所以当新一代流动者完全脱离农业时, 自然而然的会将土地流转出去。截至2011年上半年,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2亿亩, 占总承包面积的16.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 2010年总数达到22.4万, 带动农户1.03亿, 参与农户的市场意识、专业化水平和经营能力明显提高。
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改变加快了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构建。首先, 随着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出, 专业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土地、资源逐渐向这类农户集中, 这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其次, 由于农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仅仅解决温饱, 而是如何获取更多的收益, 所以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 且生产过程必须把握市场需求脉络, 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最后, 由于市场竞争下的农业生产存在着高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单个农户难以应对, 所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统筹生产销售、保障个体利益就成了农户的现实选择, 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和组织化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特征, 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2. 对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农业生产主要由2亿多小农家庭分散承担, 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相当有限, 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 因此农业产出结构以种植业为主, 呈现出“吃什么、种什么”的典型细碎化、分散化特征 (张永丽, 2005) 。20世纪90年代,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兼业农户比例提高, 但这类农户以非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农业生产保持自给自足的特点, 产品商品化率依然不高, 所以与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农业产出结构变化不大。
进入21世纪,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目的和产出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更加明显。调查显示:农业户有83.6%是吃饭挣钱都要靠农业;非农业户和兼业户有75%以上是为了吃饭;农业户产品商品化率为62.3%, 明显高于兼业户的45.2%和非农业户的39.1% (张永丽, 2009) 。可见非农业户和兼业户生产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所需, 其商品化率较低;农业户追求收入最大化, 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方向, 其产品商品化率较高。农户分化后农业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这会影响到农业总的产出结构。首先, 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提高。2005年农村粮食人均出售量超过占有量, 2009年其比值达到了1.2。其次, 粮食作物在生产中的比重缩小, 经济作物比重扩大。2009年全国小麦和稻谷的种植比重下降到49%左右, 经济作物则上升到51%。最后, 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同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商品化率较低的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2009年的50.7%, 产品需求弹性大且商品化率高的林、牧、渔业产值比重相应提高。
3.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技术的影响。
以往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严重阻碍着资本向农业领域的渗透, 使农业技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 形成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20世纪80年代, 农业生产并不缺乏劳动力, 因此流动未能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但非农收入增加了农业流动资本, 对农业增产有重要意义。进入90年代, 青壮年的流出使得农业劳动力偏向老龄化、女性化, 这时非农收入转化为农业资本替代了不足的劳动力, 这产生一个明显结果就是小型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以农业拖拉机拥有量为例, 1980年到2000年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年均增长率为10%, 农业技术有所进步。但更先进且适合于规模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均增长率仅为1.4%, 小农生产格局的存在使得这种替代和进步局限在农户家庭范围内, 农业技术进步遇到了瓶颈。
进入21世纪, 劳动力流动作用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为农业技术进步突破瓶颈提供了必要条件。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使得技术含量更高、技术更为先进的大型农业设备开始被广泛使用。从2000年到2009年小型拖拉机年增长率回落到3.7%, 适宜于规模化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上升到15.3%, 比前期大幅提高, 农业机械化程度加深。这表明在农业产业化的背景下资本对劳动力开始出现大范围的替代, 农业技术水平开始向新的更高的层次提升。
4. 流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是农业生产效率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 农村制度改革使得农业土地生产率明显提高。1980年全国平均粮食产量为2.73吨/公顷, 1990年为3.93吨/公顷, 十年增长44%。但这一阶段由于流动劳动力兼顾农业, 并且农村劳动力仍在自然增长, 所以农业劳动力仍在增加, 劳动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同期人均粮食产量仅增长了4.5%。90年代,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 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女性化倾向开始出现。此时流动收入部分转化为农业生产投资, 增加了农业产出, 所以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没有降低农业生产率。2000年全国平均粮食产量4.26吨/公顷, 比1990年增长8.4%;人均产量1.28吨, 比1990年增长11.3%, 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率都有提高但幅度均不大。进入21世纪, 农业固定资本对劳动力大范围的替代引起了高层次的农业技术进步, 这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出很强的促进作用。200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1.79吨, 比2000年增长了39.8%, 劳动生产率有十分明显的提高。另一方面, 随着农业户专业化倾向的增强以及生产投资的增加, 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的效果也开始显现出来。2009年平均粮食产量4.88吨/公顷, 比2000年增长14.6%,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也很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二元结构, 并受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各个阶段的行为和方式存在差异,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20世纪80和90年代, 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业的资本, 农业技术和产出效率获得一定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受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的影响, 本地流动和外出流动均未能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资本替代劳动而引发的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也被限定在小范围内。从21世纪开始, 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引起农村要素结构的重大转变, 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产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迁, 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农业产业化初具规模。总的来说, 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冲击并瓦解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资源结构, 最终为现代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 农户分化缓慢, 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农民工市民化缓慢主要是由相对滞后的迁移政策和高昂的迁移成本造成的。对此需采取积极措施:在城市应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的支持;在农村应明确认识农户分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因势利导, 积极扶持专业农户和非农业户在各自领域的发展。
第二, 农业成本增加, 影响了农业生产。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成本增大, 同时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波动变大。对此, 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大资本投资力度, 满足农业生产对资本的需求。其次, 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应当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创新-教育-推广体系, 通过科技创新改善农业技术条件, 并推广适宜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 制度不完善, 阻碍土地流转与集中。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比例明显低于劳动力流动比例, 其原因是:一方面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方式也不够规范, 土地流转的收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的积极性不强。另一方面当前土地收入的保障作用对部分低收入农户还很重要, 使得部分土地无法参与流转。因此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 方便和规范流转过程;并健全法律法规, 保障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其次, 应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减轻低收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促进更大范围的土地流转。
第四,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影响农业收益。这主要是劳动力大量流出后农业设施缺乏建设主体而造成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 而且属于投资大、见效慢的公共产品, 不应私人垄断。解决这一问题, 应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探寻新的建设机制, 充分发挥各种农户合作组织的功能来整合分散的农户, 共同出资、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共同受益。
摘要：本文结合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数据, 概括了各个时期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归纳总结了各个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变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产出结构的变革, 提升了农业技术和效率, 对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劳动力流动理论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消除农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统计, 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尤其是从2000年来,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 低收入人口比重是呈下降趋势的, 从2000年的6.7%降到了2006年的3.7%。从表2来看,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又是十分不均匀的.东西部贫困率差距十分明显, 2000~2006年, 西部农村的贫困人口比重一直是东部的十倍左右, 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在城乡间, 区域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刺激下, 诱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 对农民收入增长、消除农村贫困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阶段, 农村劳动力以外出打工形式向城市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动给各个家庭所带来的收入逐渐成为中国多数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农村住户劳动力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外出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已然达到4500元人民币左右。相对于部分农村贫困地区而言, 农村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渐成为改善和缓解农村贫困的一种重要途径。刘易斯教授认为, 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 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大量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 从宏观层面上来讲,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可以增加广大农村人民的收入, 也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资料来源:2007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资料来源:2007中国统计年鉴。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一) 主要面向乡镇企业流动
农村劳动力流向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务工, 乡镇企业的特点是以吸纳本地劳动力为主, 外地劳动力为辅。当然这种特点在东部沿海省份表现最为明显, 因为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比较发达, 中西部地区则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
(二)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此种形式推动了城市商品流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对农民的开放。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家乡周围的大中城市流动。在改革开放前, 由于国家户籍制度的限制, 对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广大农民没有机会到城市务工经商, 而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破了城市户籍的限制, 纷纷到城市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
(三) 农村劳动力到南下打工
邓小平同志南巡后,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广东、上海等地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 以现代产业的组织方式来组合和吸纳流动劳动力, 部分地方打工者甚多, 部分程度上构成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主力, 比如昆山, 东莞, 成了名副其实的打工城, 而且绝大多数成为现代化企业中的产业工人, 以及伴随着产业经济发展而形成需求巨大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
(四) 农村劳动力到西部拓荒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提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逐渐呈减少的趋势。而随着近几年的西部大开发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政策的影响, 西部地区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劳务需求不断扩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西部地区植棉种地等拓荒形式的流动呈增长态势, 中部许多农民工到西部寻求工作机会, 临时性的打工逐渐增多, 比如, 每年到棉花的采摘时节, 河南省会组织大量农民工在农闲时到新疆采摘棉花。
三、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作用
(一) 有利于增加农户收入
农村贫困家庭的主要困境就是难以有稳定的收入且收入水平低下, 不能维持正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与之对应, 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 其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增加收入。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外出劳动力在汇款前的人均收入为2907元, 家庭其他成员的人均收入为602元, 农村外出劳动力平均汇款金额占其打工收入的1/3 (980元) , 家庭其他成员人均收到汇款465元, 相当于自身收入的77%。可见,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具有显著的作用的。
(二) 有利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农民到经济发达的地区打工, 不仅赚到了钱, 亦可以接受现代的文明教育和和劳动培训, 改变较落后的观念, 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不仅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 最重要的是提高了自身素质。农民工在长期的城市务工和生活经历中, 把接受到的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理念, 还有资金带回到农村, 投入到农村生产建设中, 为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些留在农村的回乡创业群体还起了示范带动作用, 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 使现代文明广泛传播于农村, 不仅在流动中改造了自己, 也改造了别人, 农民工也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动机”。
(三) 有利于农业生产进步
1. 从农业生产劳动率方面上考虑, 农业劳动力转移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数量, 促进土地集中, 有利于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 大范围地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进行生产, 大大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 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上, 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劳动力流动加速了土地流转, 使部分农民得以享受到规模经营的利益。
(四) 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自古以来, 贫困地区的土地就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资源, 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 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不仅决定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也是在遇到自然灾害侵袭时对农民的有力保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当过多人口超出了土地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外, 劳动力流动就成为摆脱原有生态约束的一种必然的选择。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自然环境的保护, 提高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 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流动由于在外面吸收了先进的思想, 尤其是对民主意识有了深刻的认识, 回到家乡后, 积极投身于农村政治活动中, 参与选举, 普及村民的政治意识, 这对于乡村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创新、实践和监督村民民主管理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村政治民主和文明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回乡的农民工对于提高村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样不仅调动了村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热情, 而且对着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存在的问题
(一) 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 加剧农村的弱势地位
目前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具有一技之长、劳动力较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 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影响农村正常的土地耕作生产, 也制约了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的运用, 科学技术的推广, 妨碍了基层民主、村民自治的建设;这部分流动的劳动力是目前广大农村的劳动力支柱, 然后这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精华进城务工后弥补了城镇劳动力的不足, 扩大了城镇的消费市场。但是收到的汇报仅仅是特别少的一部分收入, 他们在促进城镇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失去了自己所在欠发展的农村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弱势地位, 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二) 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农村教育的发展
农村大量的劳动力流动表现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 他们中有些已经生儿育女, 有些还未成家但是又处于适婚和生育年龄。那些已经有儿女的,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 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和引导, 孩子逃学、厌学和辍学的比比皆是, 不仅对这些留守儿童的学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现有的计划生育管理政策对于大部分处于适婚和生育年龄的青年人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无管理状态, 生育出来的孩子许多没有户口, 不利于子女的教育, 这些新出生的孩子往往成为留守儿童, 埋下许多隐患, 不利于农村教育的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 农村劳动力流动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增加了农民收入, 特别对缓解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 比如在政策上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 取消一切歧视农民工进城流动的政策, 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 还有在户籍制度上深化改革, 扫清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最重要的是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除农民工务工的后顾之忧, 使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 我们要扬长避短, 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 使负面影响最小化, 让农民工的流动更加合理化。这样让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上缩小我国的城乡间差距, 使更多的贫困地区加快摆脱贫困的步伐。
摘要：近年来,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间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 尤其在贫困地区, 已经成为农户摆脱贫困的一种重要途径。本文着重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以及由于流动给农村带来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缓解贫困
参考文献
[1]张永丽, 王文娟.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J].人口与经济, 2008 (05) .
[2]吴道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下的新农村建设与定位[J].农业考察, 2009 (06) .
劳动力流动理论 篇9
关键词：陕西；协整检验；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差距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放宽以来，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由1990年的170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501万人，年均增长约为8.47%。2012年陕西省农村人口为1876万人，占总人口的49.99%，而农村就业人口为1298万人，占全省就业人口的62.98%。
城乡收入差距中劳动力因素分析，各个学者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数据选取的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同。其中，樊刚（2006）、陈志平（2009）、朱云章（2010）、赵人伟和李实（1997、1999）、王德文（2005）等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如陈帅帅（2011）、夏莉艳（2010）。
上述文献均是从全国层面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基于省域的数据关注不够。本文从陕西省这一层面进行研究。
二、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本文利用陕西统计年鉴数据，选用何建新（2011）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的测算方法，即用陕西省乡村就业人数减去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的从业人数计算得到的数值代表劳动力流动数量。
整体上来看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呈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1990-2005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持续增加，且增加幅度平稳。由1990年的17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48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4%。第二阶段2005-2006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呈下降趋势，一年内减少11万人。第三阶段2006-2009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开始回升，且持续增加，其中2009年达到历年来的峰值549万人。第四个阶段2009-2011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持续较少，这可能与我国的农地免税政策有关。2012年较2011年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
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变化趋势较为复杂。其中1990-1995 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不断增加，且速度较快，由1990年的2.58增加到3.44。1996-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3.27降为1998年的3.00。1998-2003年，城乡收入的相对数有所回升，且变化幅度较大，超过前些年的最大值。2004-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基本维持在4.01-4.11之间。2009-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下降，由2009年的4.11降为2012年的3.60。
三、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农村流动劳动力数量，命名为 X；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命名为 Y。为避免异方差，文章中的X、Y均表示取自然对数之后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城乡收入差距相对值。数据来自2013年《陕西省统计年鉴》，我们对1990-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协整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分析检验结果可知变量 X、Y 经过二次差分以后都成为平稳的时间数据，即变量X、Y经过二次差分才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均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具有同阶单整性，这样即保证下面的回归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是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的。
（2）协整检验
回归方程如下：
Yi=c+βxi+μi（2）
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为：
Y=-0.561945+0.313115x
对生成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下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残差是非平稳的原假设被拒绝，因此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结论
本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了陕西省农村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城乡收入差距就会越大。（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连庆，王伟.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 中国物价，2011，07：28-31.
[2] 廖显浪.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 人口与经济，2012，06：46-52.
劳动力流动理论 篇10
一、劳动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现有理论成果
(一) 外国学者理论
1. 刘易斯理论, 即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这一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 一个是城市资本主义化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低生产率乡村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 当资本家的利润用于投资时, 工业部门的生产就扩大, 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就增加, 这一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
2.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
3. 托达罗理论。
托达罗理论的精神实质可理解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劳动者心理动机论。这种理论认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 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 而且还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 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 即使城市存在失业, 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这一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城市失业率存在的原因。
(二) 国内学者理论
国内以有很多学者对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蔡昉和王德文提出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四个效应: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岗位空白填补效应, 保持比较优势效应, 促进城市建设效应。李国峰 (2008) 以C-D生产函数为模型, 将劳动力投入分解为本地劳动力和流动劳动力两部分定量分析了北京市劳动力流动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张爱婷 (2008) 将劳动力分解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 定量分析了由农业部门转为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得出过去22年中流动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12%。此外,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 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本文以C-D函数为基本模型, 分解劳动力为两个部分, 分析了近年来流动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二、模型构建
式中Y是总产值, A (t) 是综合技术水平, L是投入的劳动力, K是投入的资本量, 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 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 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 μ≤1。若劳动变动D (L) , 资本变动D (K) , 技术变动D (A) , 则产出的变动为:D (Y) =MP (L) ×D (L) +MP (K) ×D (K) +F (K, L) ×D
两边同时除A (t) F (K, L) , 得到:
对上式进一步变形, 得到下式:
其中MP (L) L/Y即a, MP (K) K/Y即b, a, b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得到下式:
即产出增长率= (劳动份额×劳动增长率) + (资本份额×资本增长率) +技术进步
将 (劳动份额×劳动增长率) 除以产出增长率即可以获得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率。为了获得流动劳动力为经济发展的贡献, 将劳动进行分解为本地劳动力和流动力。将劳动力变动D (L) 分解为D (LL) 本地劳动力变动, D (DM) 流动劳动力变动。假设本地劳动力与流动劳动力的劳动产出弹性基本一致。原模型变为:
其中部分就是流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数据来源及模型估计
(一) 数据来源
考虑到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向非农产业流动, 因此, 为了更好地计量农村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以全国1995年至2008年非农GPD不变价数据 (以1990年以基准) 替代模型的产值Y, 用非农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后获取的数据替代K, 总劳动力L为历年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 上述数据均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流动劳动力统计口径不统一, 目前缺少一致的数据, 文中流动劳动力是从蔡昉《09Migration and Labor Mobility in China》一文中获取的, 只有2000—2007年的数据, 因此测算流动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只测算这几个年份。
(二) 实证模型建立
由于样本为时间序列数据, 因此将模型取成:Y=ALa Kb Ee, 取对数后转换成:
A为基期技术水平, e为估计残差。由于劳动力与投资高度相关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 这里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即a+b=1, 因此将模型转换为:
模型转换为单个解释变量后, 消除了共线性的影响, 数据代入后得到了估计方程:
R2=0.952, F=284.27, 拟合方程和各变量估计参数都具有显著性, 模型不存在异方性, 通过White检验, 残模型比较优良。进一步得到如下估计参数A=1.83, a=0.332, 原模型为:
Y=1.83 K0.668L0.332, 通过数据代入 (6) 式后计算出了2000年至2008年流动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表1所示: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回归模型可以看到, 在1994年到2008年之间, 资本的产出弹性达到了0.668, 资本每每增加1%, 经济增长将会提高0.668个百分点。这表明, 1994至2008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 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显著, 经济增长超过一半以上的贡献源自于资本的投入。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比较明显, 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332, 主要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增长速度相对资本投入而言较低, 采用水平法计算1994至2008年资本平均环比增长率为12.3%, 而劳动力平均环比增长率只有2.8%。2001年至2008年期间劳动力对非农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 2001—2004年出现了较大增幅, 在2004年后贡献度开始回落, 并逐渐趋于稳定。流动劳动力对非农经济的增长贡献在2002年达到了1.9%, 此后出现回落。流动劳动力作为一只非正规军对非农经济的发展和二、三产业的壮大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部刘维佳2005年的调查表明, 在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占57.6%, 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 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 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 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 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孔有利、王荣 (2004) 对1978年至2001年无锡市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发现, 动力结构转移和外来劳动力增长解释了产出年均增长率的34.63%。李国峰对外来劳动力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出, 外来劳动力对北京市的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1.3%。由此可见, 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离不开这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但目前对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存在很多障碍, 对农民工的利益保护很不到位。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1) 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允许并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 (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扫清制度障碍。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为劳动者提供安全保障。 (4) 加大对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培训。
参考文献
[1]张爱婷.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模型[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9, (8) .
[2]李国峰.中国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基于北京市的测算[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0, (3) .
[3]陈彩娟.对劳动力流动的几点思考——以浙江为实证[J].经济论坛, 2006, (20) .
[4]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 1999, (3) .
[5]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 199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