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劳动力流动（精选12篇）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1
一、引言
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地区流动是二元经济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入城市, 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 比上年增长3.8%***。然而, 2005年全面爆发“民工荒”以来, 我国劳动力流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扩大以及跨度增加的同时, 流动劳动力结构和就业状况出现了新的特点。由于流动人口变化比较且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趋势, 决定了整个经济的战略命脉,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我国流动劳动力的现状。
二、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 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壁垒不断被打破,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总量经历20多年的持续增长,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流动人口规模迅猛增长。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亿****, 到2012年达到2.6亿, 翻了一番多。然而, 随着流动人口的规模扩大, 劳动力转移增速不断下降的同时, 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也在经历悄然变化。
1. 流动人口中30岁以下青年比例下降
从平均年龄角度, 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上升到2012年的37.3岁, 说明新增流动劳动力的年龄偏大。从图1中分年龄段劳动力构成看, 2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比重下降, 从2008年的10.7%下降到2012年的4.9%。30岁以流动人口占比由46%下降到36.8%, 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率逐渐降低, 造成青少年数量下降。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教育和助学投入的增加, 高中和高等教育逐渐进入大众化阶段, 2011年我国高中毛入学率为24%, 更多的青少年选择接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流动人口中青年比例的下降。
另外, 41岁~50岁以及50岁以上流动人口的增幅比较明显, 分别由18.6%和11.4%上升到25.6%和15.1%, 且具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一般而言, 青壮年劳动力为了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发展, 其流动性较大。我国中年流动人口比例增加凸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的现状, 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结束, 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数量将达到最高水平, 但是由于人口结构转变, 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不平衡, 40岁以上劳动力偏多。因此随着劳动力整体老龄化的到来, 降低用工标准, 扩大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年龄范围才是解决“用工荒”的根本。
数据来源:《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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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外出农民工:指调查年度内, 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本地农民工:指调查年度内, 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活动 (包括本地非农务工和非农自营活动) 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2.外出流动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使我国农民居民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农村转移劳动力和未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却不尽相同, 表1给出了2012年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情况。
表1显示, 初中以上教育水平的非农民工比例远低于全部农民工相应的教育水平, 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教育水平远高于非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农村劳动力中高教育水平人才的流失, 将会造成发展现代化农业缺乏人才支持。在农民工内部, 教育程度为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说明教育是外出劳动力的重要资本, 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务工决策。另外, 30岁以下青年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农民工的平均水平。较高教育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岗位时更加注重工作环境和个人发展等问题, 成为“招工难”的重要原因。
3. 劳动力流动家庭化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我国劳动力流动以往是单一劳动力单独到城市打工, 过年返乡的“候鸟式”的生存型转移。然而, 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推动了农民工工资上涨, 外出农民工对于经济诉求逐渐降低, 转而增加了对于家庭团聚等方面的考虑, 劳动力流动逐渐向发展型转变。为了进一步分析当前新的家庭式迁移模式, 图2给出了2011年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
从图2中可以看出, 约61%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完全家庭流动模式, 也就是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举家迁移到工作地。30%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半家庭流动*模式, 选择单独流动的比例仅为9%。然而家庭迁移并不是一次完成, 往往是夫妻先流入, 随后子女流入, 这与国际上人口迁移经验相符, 即年龄较轻、身体较强的人首先离开自己的家庭, 单独转移。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 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再度在迁入地团圆, 出现合家同时迁移现象**。新生代已婚农民工的家庭式迁移模式选择改变了“老一代”农民工夫妻两地分离的基本迁移形式, 是劳动力流动的必然结果, 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务工归属感的诉求, 对我国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特征
随着“用工荒”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劳动力输出省份的蔓延, 流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1. 流动人口就业地区变动
改革初期,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国流动人口呈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然而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我国外出农民工的务工地点发生了巨大变动, 表2给出了2008年~2012年外出农民工务工分布状况。
从表2中可以看出, 2008年~2012年全国范围内省外务工占主导地位, 务工人数比率超过50%, 2011年全国省内务工的比例首次超过50%, 同时省内务工比例出现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离开家乡的外出向东南部沿海地区集中的务工趋势已经改变, 就近就业以及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等多种就业形势模式基本形成。分区域看, 省内农民工是东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途径, 同时东部地区吸收外来农民工的比例逐年下降。省外务工依然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的首要选择。
21世纪初, 东部地区发展速度快, 就业机会多, 吸引了大量农民工到该地区就业。然而, 2012年我国对于中西部投资的增加带动了当地劳动力需求。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 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 然而中西部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发展迅速, 特别是中部劳动力输出省份纷纷想尽办法留住劳动力资源, 2012年河南省出省务工劳动力数量低于省内务工数量。同时, 我国从2003年开始大力提高农业投入, 减少农业税收等举措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 造成跨省农民工比重持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 中部地区省外务工比例高于西部地区约10个百分点, 说明西部大开发计划对于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就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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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数据来源:《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 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 建筑业就业比重上升且从事行业具有区域特性
随着流动人口就业地区的变动, 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 图2给出了2008年和2012年农民工从事职业的分布情况。
图3显示, 制造业和建筑业依然是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其中, 2012年制造业农民工就业的农民工比例为35.7%, 依然吸收农民工就业最多的行业, 然而与2008年的37.2%相比该下降了1.6个百分点。2012年建筑业务工农民工比例为18.4%, 比2008年上升了4.8个百分点, 上升的比例最高。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 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制造业必然会面临招工难, 技术落后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必将逐渐下降。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程度的不断加快, 基础建设投入的不断加, 建筑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扩大, 从而建筑业农民工占比逐渐上升。
全国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随着我国经济形式的变动而变化, 然而我国经济发展并不平衡, 经济发展具有阶梯型特征, 因此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性, 表2给出了2012年各地区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情况。
数据来源:《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从表3中可以看出,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的区域特性明显。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吸收的农民工数量最多, 占东部地区农民工的44.6%, 是东部地区吸收农民工最多的行业, 远高于中部的23.3%和西部的15.4%, 说明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速度有待提高。与全国和东部地区不同, 建筑业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吸收劳动力最多的行业, 占比分别为25.5%和28.4%, 说明我国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这些地区吸引农民工就业的重要作用。另外, 2011年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均高于东部地区为这些地区建筑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使这些地区的建筑业成为吸收农民工的主要力量。
3. 流动人口收入情况
2004年开始于珠江三角洲的“民工荒”引发了农民工工资的全面上涨趋势, 图4给出了2008年~2012年全国以及各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情况。
图4显示, 全国农民工月收入水平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2年的2290元, 增长了将近一倍。受2008年末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2009年增长速度较慢, 而2010年和2010年增长速度较快, 分别为19.2%和21.2%。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2012年农民工收入增长速度仅为11.2%。
分地区看, 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情况基本一致, 然而东部地区工资水平的增速均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速。三个地区的月收入趋同趋势明显, 除去价格因素东部地区在收入优势正在消失。资料显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的结余 (扣除生活成本) 均低于在中部和西部务工的结余*。因此, 随着中部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东部地区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用工荒”问题。此外,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上升也降低了其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产业链的资源优势。
四、结语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活跃, 成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社会现象。经历了20多年的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之后, 我国流动人口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 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增加, 外出农民工教育水平较高, 流动家庭化特征明显。其次, 流动人口出现就近就业趋势, 从事职业逐渐由制造业占主导转变成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 同时农民工收入持续上升但增速放缓。劳动力流动结构和就业方式的转变反应了我国流动人口的新变化, 相应的各种政策也应逐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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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西部经济发展造成劳动力短缺不可避免, 因此东部地区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速度, 降低其对劳动力的需求, 缓解“民工荒”压力。同时加快西部地区制造业链建设, 为承接东部地区核心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持, 促进回流农民工以及未转移劳动力就近进入制造业等行业就业, 深度挖掘中、西部劳动力资源优势。多方位考虑流动家庭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福利要求, 加强流动家庭城市就业的稳定性, 引导流动家庭有序参加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 培养专门的农业人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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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2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迫切需要，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安徽省比较优势，实现加快发展、富民强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举措。
过去二十多年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由少到多，成为安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农民跨地域的流动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城乡分割的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1986年以来，安徽省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从仅着眼于流动向以“流动、公平和融合”多目标综合管理转变。总体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还停留在城乡分割的思维定势上，仅仅关注农民流动、进城就业的政策。21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农民工问题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策在注重合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同时，更加重视转移过程中的公平、融合问题，注重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一、第一阶段（1986-1988）：“允许流动”的阶段
1986年起，我国的改革开放由农村发展到城市改革重心向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向转移。为了保证城市改革的顺利推进，财政资金和各种资源配置逐步向城市倾斜。
这一阶段，安徽省对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跨区域转移采取的是“允许流动”的政策。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开始，安徽省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放宽了农民迁移进镇的标准，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迁移进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86年，安徽省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允许国营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1986-1988年，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量增加。
二、第二阶段（1989-1991）：“控制盲目流动”下的就地转移主导阶段
1989-1991年，随着经济发展变缓，前一时期实行的允许与鼓励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其负面效应通过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劳动力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不适应凸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造成了城市与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的减少，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空间缩小。1989年4月，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和《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1990年4月，国务院再次下发《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并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防止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从1989年开始，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1989-1991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比1986-1988年间的任何一年的转移量都要少。特别是1989年，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唯一的逆向流动。
三、第三阶段（1992-2000）：“规范引导”下的外出务工主导阶段
1992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开发及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以及外企、外资的大举进入，创造了丰富的劳动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薄弱的城市建筑业、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开始得到迅速的增长，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经济部门。
这一阶段，安徽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已从控制盲目流动过渡到力求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将农民流动纳入行政规范管理阶段。1994年开始，安徽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决定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回落，就业容量下降。一方面城市人口就业问题逐渐突出，下岗人员再就业矛盾尖锐；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增幅下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面临新的挑战。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大量下岗人员；农产品进入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各种农产品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所有这些新情况、新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种种原因导致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总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出现速度逐步放慢的趋势。
总的看来，自1992年开始，安徽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政府部门颁布各项法令、法规，鼓励、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宏观调控下有序流动，政府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指导方向是积极鼓励、规范流动，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四、第四阶段（2001-2008）：保障权益、鼓励转移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限制变为鼓励，政策着力点是保障合法权益，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环境，公共政策进入统筹城乡发展、以人为本、公平对待的轨道。2001年安徽省清理整顿对农民工的收费，除证书工本费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2002年安徽省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2003年安徽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劳务输出工作的通知》（皖办发[2003]18号），对简化农民进城务工手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等做出了明确规定。2003年安徽省出台的《关于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皖政办明电„2003‟104号）和2004年安徽省出台的《关于建立长效机制防止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通知》（皖政[2004]51号），明确要求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2004年出台《安徽省劳动合同条例》对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作了明确规定。2005年2月安徽省政府又以皖政办[2005]8 号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并结合我省实际，从进一步做好促进农民就业环境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农民进城就业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明确要求。各市县也结合当地情况出台了一批政策和文件。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实施，有力地推进了劳务输出工作的开展。2005年6月份又出台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皖政[2005]63号），要求全省17个市都要指定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2006年，安徽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通知》（皖政[2006]52号），提出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努力做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工作、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解决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努力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服务、完善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
国际化与日本劳动力流动 篇3
关键词：日本；国际化；劳动力；人口流动
一、 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国内有过许多关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研究，终身雇佣制、女性就业的特殊性等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少子化”，女性就业障碍和人口老龄化这三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
1． “少子化” 带来年轻劳动力减少。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作消费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男女关系、家庭观念等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日本女性婚姻形态的变化，即近年来日本晚婚和未婚女性人数的增多，导致日本出现了“少子化”现象。在日本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所谓少子化，是指女性一生所生孩子数量的平均值不断减少的趋势。 据统计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婴儿出生率呈逐步下降趋势，并最终降至2%以下。据《日本未来人口推测》称，至2050年，现今20岁左右的日本女性中，终生不婚的比率将为六分之一，而当前数据只为二十分之一。另外，3成以上的女性会选择终身放弃生育，而目前这一比率只有十分之一（2002年中位推计）。
诸如此类结婚形态和婚后生育观的变化引发的“少子化”的深化，带来了许多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其中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2． 女性就业障碍。在20世纪50 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政府在方针政策上是奖励家庭主妇的，其表现之一就是配偶控除制度（配偶者控除制度）的创设。所谓配偶控除制度，就是当妻子的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时，丈夫在扶养家人所交纳的税费方面就会得到优待。为了迎合这种制度，已婚女性就会通过调节工作时间，而把收入额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在1973年石油经济冲击之后的经济低成长期，由于女性工资廉价，雇用开始有所增加。1985年日本又制定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即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男女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虽然在雇用方面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存在，但是近年来由于女性的高学历化，晚婚化，未婚化的发展，参与工作的女性呈增加趋势。女性就业发展被视为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
然而，从总体上看女性的就业障碍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还存在很多不安定要素。 配偶控除制度等政策到目前为止仍对女性的就业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因生育而不得不中断工作，甚至辞去工作转而做家庭主妇的女性仍然大量存在。在日本女性就业障碍仍然是劳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3． 人口老龄化导致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比率的降低。据2005年10月统计数据，日本总人口1亿2 776万、与2004年（1亿2 778万）相比减少了2万人，是战后第一次呈现总人口减少趋势。据平成18年度高龄社会白皮书统计，198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为1 247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10．3%，即此年度日本老龄率首次超过10%。自此之后日本老龄人口（65岁以上）呈高速增长，并于2006年达到2 560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突破了20%。据专家推测，至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3 473万人，占总人口的28．7%。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测数据，2025年日本国民的老龄化比率会达到4人中有1人为65岁以上。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比率的降低，以及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比重的提高。另一方面，老龄化导致看护劳动力的不足，女性更难以从家庭劳务中解脱出来，正常参与社会工作。
二、 日本的人口国际化现象
1． 日本的人口流出与“归还型移民”。不少人认为，日本人由于自身的岛国思想，形成了“向内看”的社会意识，对于移居国外一直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然而近些年这种情况正有所改变。日本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流动和扩散，加速着世界各国日系共同体的深化。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1989年侨居海外的日本人有约59万之多。而2005年这一数字增至约91万，提高了55%。其中的约70%居住在北美洲、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大洋洲，以及中国、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国家。
在外流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 日本的返还型流入人口也在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或者怀着落叶归根的心理，或者出于实际生活工作需要，他们背负着非日本人也非外国人的社会认同再次返还日本，并形成一个介于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定位模糊的社会群体。“归还型移民”对日本社会、日本经济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十分值得关注和期待。
2． 日本的国际婚姻。二战之前，外出打工的移民多以男性为主。而1960年以来，各国的劳动移民中女性的比重逐渐增加。近些年，除了移民的全球规模化、移民的加速化和移民的多样化之外，移民的女性化倾向十分显著。
移民的女性化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菲律宾女性移民的大量增加。自1979年左右起，以余兴艺人（在娱乐场所以唱歌跳舞等演艺来助兴的工作）的身份来日本的菲律宾女性逐渐增多，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伴随着这股浪潮，日本男性和菲律宾女性之间的国际婚姻呈剧增趋势。1995年，“菲律宾女性+日本男性”的婚姻组合形式占国籍分类婚姻件数的34.6%，位居第一；并且“菲律宾女性+日本男性”婚姻件数占日本婚姻总件数的比例由1995年~2005年的十年内由0．907%增长至1．434%。
移民的女性化在日本还表现为日本人与日系血统巴西人、中国人的国际婚姻件数也不断增加；在日朝鲜韩国人的结婚对象大多也是日本人。据统计，在1970年~2005年的35年内，“中国女性+日本人男性”的国籍分类婚姻件数由280件增至11 644件；在日本婚姻总件数的比例由0.027%增至1．630%。
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是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的大都市，连长野县、群马县、山梨县等经济和人口流动相对滞后的乡村山部地区，国际婚姻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在山形县等生活较为艰苦的地区，由于当地女性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女性劳动力不足和男女比例失调。这些地区便开始积极引入亚洲其他国家新娘，致使国际婚姻比率大幅度攀升。据统计，在山形县，每14组县民婚姻中就有1组是国际婚姻。
国际婚姻的剧增既反映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影响。以工作初衷流入日本的外国女性人口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成为她们定居日本甚至国籍归化的最大要因。而国际婚姻的增加和伴随之而来的混血儿的大批诞生，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人口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3． 日本劳动力流入的障碍。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是在战后扎根的，然而由此形成的单一民族认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却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弱点。由于高额的办公经费、英语的不普及、面向外国居民的教育基础设施的滞后等方面原因，日本对外国投资家来说并不是一块有魅力的市场。
甚至有意见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已经成为最排斥劳动力移民入境的国家。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对外国投资家来说缺乏魅力的原因与其劳动市场的封闭性不无关系。拒绝定居型移民入境的政府，对多元主义大多也是持反对态度，并把多元主义看作是国家统一认同的威胁。而这种倾向则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致使移民遭受边缘化或歧视待遇。2005年，在日本国内定居的外国人比10年前约增加了50%，达201万人之多。即便如此，就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的比例来讲，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只有1．55%。而在瑞士这一数据为19%，德国为9%，英国为4%，美国为5%。与通过年龄、英语能力、职业能力等符合国家利益的制度为接受移民标准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还是相当逊色的。
与亚洲其他各国相比，在对外国劳动力的输入方面，日本也是远远不及的。近些年，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早已从劳动力的输出国转变为输入国。例如，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新加坡积极地从周边亚洲各国输入建设劳动者和家务劳动者，至2000年，新加坡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重已达四分之一。另外，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厅—法务部的联合统计，韩国的登陆外国人比率在1992年（为0．1%）~2005年的13年内增长了十倍，并在2002年（0．53%）~2005年（1%）的3年内翻了近一翻。日本政府在80年代后期，面对不断增加的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名义上采取了积极引进专业技术劳动者，而慎重接受单纯劳动者的方针。然而，据统计2002年驻日外国劳动者中专业技术领域的人员只占23.5%，并且即使是所谓的专业技术劳动者，其中的70%左右也不过都是余兴艺人。与此相对，技能实习生的比例为1.6%，留学生（资格外劳动）的比例为10.9%，日系人为30.6%，不法就劳者所占比例竟高达28.9%。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只有在就学生、留学生的资格外劳动（即所谓的勤工俭学），以及以工作进修为名的非熟练劳动领域方面，外国劳动力的利用是有所发展的。
三、 国际化区域内日本劳动力市场问题的解决
1． 日本国际劳动力输入的必要性。2004年日本财务省发表了日本对中贸易额超过对美贸易额的消息。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亚洲对日本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有大量日系人和日本人定居的大洋洲对日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由此可见，未来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大洋洲地区的经济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为顺应这一潮流，日本须在政策上做出改善，以保证该地区内各国人员能够顺利获得入境及在日滞留资格。早在2002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就在新加坡的演讲中提出，设立以日、中、韩、A S E S A N、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要成员的共同体，即“东亚扩大共同体”的构想，希望以此来促进自由贸易的扩大、统一地区的形成和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合法化。
由此可见，一方面，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在政策上做出改善；另一方面，在国内，由于“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障碍，以及老龄化带来的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增加等诸多问题导致的劳动力缺乏，也要求他们不得不在政策改善问题上加快步伐。因此，日本也很有可能不得不通过人口流动的对外开放，来解决家务和护理劳动力短缺问题。
2000年的联合国报告书（未查到详细名称）称，日本如要维持1995年的经济发展力，则需在今后的50年内，保证持续每年引入60万的外国劳动力。日本越来越紧迫地面临着，继续“人力锁国”进而导致经济衰退，还是积极引入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大国地位的抉择。
2． 日本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推进。日本的移民制度在很多方面仍不完善。今后迎接日本的将是本国劳动人口的不断减少和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面对少子化“少子化”和老龄化日渐严峻的现实，为适应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需求，日本政府对外国劳动力流入的政策的改变成为当务之急。日本政府应采取积极主动态度，学习其他发达国家和周边亚洲国家的经验，营造一个适合外国人生活工作的社会环境。
观察可以发现，近些年日本政府自身也已经充分认识到引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必要性，正致力于促进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例如，日本和菲律宾之间EPA交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本厚生劳动省已发表从2007年开始接纳菲律宾护理师的决议。接纳菲律宾护理员的措施标志着日本在应对国内劳动力市场问题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然而，仅是积极接纳外国劳动力和外籍配偶，日本或许还是难以彻底有效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问题。日本政府应采取更有利的政策加速推进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形成。
首先，为“归还型移民”和专业技术型外国劳动力提供永久居留和取得日本国籍的权利。
其次，在教育生活环境方面。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进度或许还很慢，但日本确实正在坚实地朝着多民族社会的方向发展。由于混血儿和外国儿童的骤增，日本应该致力于多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在人口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从小学阶段开始就录用双语人才或外籍教师。这不仅对日本儿童培养国际化观念有益，也对引进外国投资有带动作用。
再次，社会认同方面。对于外国人的流入和永久居留，应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一种不否定其出身国文化认同的多文化共生理念。
3． “归还型移民”与日本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推进。政策的制定问题是可以迅速解决的，然而国民观念的改变并不是短时间范围内可以实现的。的确，日本需要的是真正的政策开放和国民意识的彻底转变，然而作为岛国日本在短时间范围内对外国人口的流入和“门户开放”也许需要一定的勇气。为促进以及最终实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一定的契机和试金石成为必要。
笔者认为，在引入海外劳动力和资金方面，日本或许可以从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中获取一些新思路。纵观亚洲各国，只有中国较少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持续高度成长。这与海外华人资本的大量流入有着密切关系。1996年进入中国的海外投资约有约4．2亿美元，而其中的70%以上均为海外华人投资。另外，有调查称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接收的外资的五分之四为华商资本。由此可见，中国是十分重视和海外的华人的经济文化联系的。与此相比，日本政府及企业对和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海外日系人还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亚洲经济危机时期，中国基于优惠政策从海外华人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海外华人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不久的将来有可能陷入劳动力不足的日本，在对待海外日系人的政策方面，是否应该设立一定的优待政策，来更大程度上吸引他们对日本国内劳动力和经济市场的关注。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在接受海外移民（即人口流入）方面采取保守态度的国家。然而，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向世界各国移民（即人口流出）的历史。目前生活在海外的日系人和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和日本的直接关联或许是在逐渐弱化中，然而即使是移民的第2代、第3代，也仍然在文化认同或工作经济方面和作为他们的“根”的日本有着难以切断的联系。2002年驻日外国劳动者中日系人的比例高达30.6%，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大批的日系“归还型移民”可以成为将来大量接受外国劳动力的试金石和催化剂。一方面，移民至国外的日系人已经不是纯粹的日本人，长期的海外生活必然导致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即使他们以日系人的身份返回日本，日本国民也仍需要进行一定的心理调适来接受他们。另一方面，尽管有着和日本本土国民不同的背景和经历，“归还型移民”毕竟在文化认同上更接近日本国民，相对更容易被理解和接纳。因此，吸引“归还型移民”，既可以防止因不特定多数外国人的流入而带来的国内民众的不适和忧虑，也能在资金劳动力方面得到一定的支持和保证。
在更多地吸引一定的“归还型移民”和海外日系人投资的基础上，可以再逐步地“开放”被普遍认为是“保守”国家的日本。只有日本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做好海外移民流入的心理准备，日本“真正的开放”也才能逐步实现。当“真正的开放”，也就是外国劳动移民能够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承认、接受和实现时，日本才有希望顺利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尾茂夫．日本经济再生的条件．筑摩书房，2003：181-195．
2．厚生劳动省．平成18年度《婚姻相关统计的概况》．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
jinkou/tokusyu/konin06/konin06-3．html，2007年5月2日读取．
3．厚生劳动省．平成17年度《人口动态统计年报》．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i05/marr2．Html，2007年5月24日读取．
4．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与日本人结婚的在日外国女性的支援推进调查研究．平成9年：29-38．
作者单位：王碧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4
关键词：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在总人口中占很高比例的农村人口由传统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 由农村流入城市, 是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和重要内容。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在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 首次提出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式, 开辟了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新的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 国外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解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迁移现象已取得不少成就。除刘易斯外, 费景汉、兰尼斯和托达罗等二元经济理论学者也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
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中存在着人口过度膨胀, 失业十分严重的问题。在传统部门中, 零值劳动力和不充分就业劳动力都是剩余劳动力, 以隐蔽失业或潜在失业的形式存在。因此传统部门成为现代工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储存库”。在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非常低下甚至为零的情况下, 从该部门转移出劳动力不会对总产量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很低, 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在现代工业部门内部, 大量使用厂房、设备等再生性资源, 雇佣劳动力为利润而生产, 其规模随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扩大, 而且扩大的速度又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因此, 工业部门有可能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隐蔽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内得到充分就业, 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完毕, 即达到所谓“刘易斯拐点”时, 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贫困, 实现经济起飞, 二元经济结构将消失。可见,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从第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向第二个阶段飞跃的重要指标。
刘易斯的理论表明, 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 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该理论论证了劳动力流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 这种对复杂经济发展现象的简单概括不仅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大致吻合, 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比较接近。但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 、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与传统部门劳动力流动率相适应以及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保持不变等假定, 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且, 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将现代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确立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本积累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部门的扩张作用, 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另外, 刘易斯对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就业前景持相当的乐观态度, 只看到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而忽略了人口的盲目流动不仅加剧了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 而且造成了其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严重问题。
二、兰尼斯-费景汉模型
兰尼斯-费景汉模型和刘易斯模型一样, 建立在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上, 而且直接以刘易斯模型为出发点, 但他们指出, 刘易斯没有清楚地说明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 明确引入了农业产量剩余的概念, 指出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的先决条件。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主题是:劳动剩余型二元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不断地把隐藏性失业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配置到工业部门, 使经济的重心从农业逐步转向工业。
兰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 把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基本相同, 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隐蔽失业, 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 劳动力供给无限大;第二、第三阶段, 农业部门逐渐出现剩余, 既满足了非农业部门的消费, 也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农村中的零值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时, 因其边际生产率为零, 所以, 尽管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了, 却并不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当农村中的非零值劳动力也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时, 农业总产出就开始发生变化, 此时, 农业部门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不再能够满足非农业部门的需要, 于是, 食品的相对价格上涨, 工业部门中工资开始上涨, 这时经济发展到达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粮食短缺点”。如果在达到“粮食短缺点”时, 农村非零值劳动力继续转移, 那么也就意味着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使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继续提高, 直至达到制度工资水平。这时经济发展到达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交点——“商业化点”。“商业化点”是二元经济转变的终点, 表明农业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了。在他们的模型内, 这一点是经济起飞过程的终点, 从这点开始, 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
兰尼斯-费景汉模型发展了刘易斯理论。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 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因此, 工农业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发展。同时, 该理论不仅把资本积累看作是扩大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同时更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尽管兰尼斯-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但由于它们以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人口不变为前提, 所以该理论继承了刘易斯理论的缺陷, 同样没有直接面对城市失业问题。
三、托达罗乡-城劳动力迁移模型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分散的社会转变为更为集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是必然趋势。刘易斯与兰尼斯-费景汉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过程, 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非农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 就回答了为什么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 从而补充了刘易斯-兰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没有像其他激进主义学者那样,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时忌讳使用“失业”这个范畴, 他认为失业问题在研究欠发展方面占据着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遇到了独特的失业问题, 托达罗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 即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思想有:一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收益与成本的更改的经济考虑, 这种考虑还包括心理因素;二是促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策的, 是由收入水平、就业概率决定的预期收入差异, 而不是现实的收入差异;三是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 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四是在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很大的条件下, 人口流动的增长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 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合理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城市高失业率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均等的必然结果。
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强调, 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将会迁入城市就业。与此不同的是, 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没有现代产业产生这个前提条件, 强调人口迁移就是寻找就业机会, 人口迁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托达罗模型存在着两个局限性:一方面是托达罗只关注城市失业, 没有认清城市化意义, 更没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应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是托达罗认为不通过流动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发展农村, 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纯粹是空想。
其他的一些二元经济理论学者对劳动力转移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如卡尔多也认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伪装失业, 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的结论是:工业部门的潜在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转移的唯一限制是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和使用能力。卡尔多的这个观点与刘易斯是完全一样的。与此相反, 乔根森认为虽然农业部门土地规模收益递减, 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始终大于零。所以, 农业部门根本不存在隐蔽失业, 不存在多余劳动力。只有当人均粮食超过人均最大消费极限时, 出现粮食剩余, 劳动力才可能离开土地, 进入工业部门就业, 也才会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以上涉及的人口流动理论是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 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研究的着眼点不同, 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 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 并且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 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 因此这些理论及其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应用是有限的, 有待学者们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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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蕾.西方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经济理论述评[J].商场现代化, 2009
[3].陈晓燕.拉尼斯-费模型 (Ranis-Fei model) 的介绍[J].科技资讯, 2006
[4].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5].徐筑燕.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6].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劳动力流动与就业问题研究 篇5
金星彤
2012-9-27 21:19:56 来源：《经济论坛》2012年第5期
摘要：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的差异性特征显著，导致劳动力流动性较大、人力资源分布不平衡。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规模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基于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现状以及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关系的分析，研究如何通过有效措施促使劳动力流动发生对就业实现的积极作用，最终推动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特征，就业，对策
图1 2000、2010年全国各地人口比重对比
一、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分析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者因职业特点和要求而发生的工作变换，从而在组织内部和外部产生的空间上的迁移。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可从多方面加以分析，具体包括：一是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产业结构失衡造成析出人口的转移压力；三是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差异产生的优势吸引等。但究其动力源之根本，最终归因于最大化剩余利益的索取。劳动者在做出迁移决策之前，要进行得失损益的比较，只有当因流动而产生的效用损失得到全面且充分的弥补时，即剩余利益的实现程度极大时，流动决策实施的几率才会提高。
二、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我国在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59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26652人。这一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我国10年间劳动力的流动性日趋加强。具体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地域流向特征
1.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第六次人口普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说明伴随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正继续向城市发生转移。
2.劳动力流势自西向东。2010年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其他三个区域人口比重都在下降，中部地区下降1.08%；东北地区下降0.22%，西部地区下降1.11%，幅度是最大的，如图1所示，说明我国人口流动依然保持由西向东流的态势。
造成我国人口流动趋势的原因何在?研究者分析了相关经济因素。下面以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五省为例来加以说明，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上五省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前五位的省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人口迁入区。其中，东部省份广东、山东和江苏是主要的人口迁入省；西部省份四川和中部省份河南是劳动力迁出区。如表1所示，可发现收入、失业率、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因子直接影响人口迁出或迁入。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地域不平衡，劳动力迁移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劳动人口跨地区流动之所以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部分原因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失业率低、城市化水平高、就业环境良好，对劳动力具有吸引力；而迁出大省通常是经济欠发达、农业人口比重高、教育水平低、失业率高、就业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这促使该地区劳动者为改变自己或家庭的境况而离开家乡。
(二)经济收入特征
研究发现，城镇本地劳动者与外来劳动者在失业率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别，城镇本地劳动者的失业率高，而外来劳动者的失业率低，其中农村流动劳动者的失业率最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保留工资，即劳动者能够认可并接受的最低工资标准。处于不同行业、职业或工作时间不同的劳动者，其保留工资并不相同。城镇本地劳动者虽然在人力资本水平上较为接近市场所需的条件，但因其保留工资高，故而主动离职率高，他们总是期望在流动中能得到更多的提薪机会，因此流动倾向明显；相反，低保留工资的外来劳动者倾向于稳定，除非被动离职，否则一般会选择在一家企业长期工作。
(三)职业分层特征
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还存在另一特征，即在城镇就业中，本地和外来劳动者在初始工作选择上存在职业分层。由于劳动者在择业时要考虑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和保留工资的水平，本地劳动者由于具有本土优势，因而主要进入劳动条件好、收入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行业结构看，更多地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卫生、体育、金融、房地产等政府垄断性部门。相应地，城镇外来劳动者由于缺乏“先天优势”，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餐饮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
三、劳动力合理流动与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要改革户籍制度，破除行政壁垒和地区樊篱，积极支持、鼓励、组织劳动力跨地区合理、有序地流动
基于我国二元劳动力结构的特点，使得劳动力身份在诸如农民工、城市企业职工、事业单位人员、机关干部之间存在认知差别，这种劳动力“身份”本身不应带有任何歧视，也不应该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但现实中的职业歧视和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存在。政府在出台新政时，应剥离附着于身份之上的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弱化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差别，改革现有劳动就业制度，统一城乡就业政策，保障劳动力工资收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权益平等性，积极支持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鼓励劳动力主动投入到自主择业、市场择业的竞争中去。
表1 五省部分经济指标一览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
1年版。
(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
Thurow等人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必然使市场间的劳动力难以流动。因此，打破劳动力市场主要与次要之分，是实现市场内自由流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先决条件。政府应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二级市场的管理规范化，创造便于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的基础条件，切实保护二级市场中劳动者的正当合法权益，逐步建立统一的、现代的市场服务体系，促进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真正形成和高效运作。另外，为了创造更多、更广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还应从战略高度积极把握时机，不能囿于某一地域，要有组织地扩大劳动力跨地区、跨国界流动，扩大境外劳务输出，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三)实行趋于一致的社会化福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在社会化福利普惠的地区，人们选择迁移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做出流动选择决策相对容易。如果能提供保障制度完善、福利水平趋于一致的环境，在职或正在寻职的劳动者便不必担心已有或者可能获得的保障优势丧失，可以完全依照“人职匹配、发展自我”的原则做出职业选择。基于此，各地应积极完善社会化福利设施，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各方面的保障，使之成为正向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环境因素。
(四)加强法制化建设，赋予个人人力资本所有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劳动者都是独立的主体，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的人身束缚。既然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那么对内含于自身、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自然享有所有权，任何组织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这种权利，进而限制个体——人力资本载体的自由流动。虽然人员流出对其原属组织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整个劳动力市场来看，这正是劳动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因此，应加强法制建设，强化企业的法制观念，严格遵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有效合同约束各方，保证企业方能够实现自主用工，也要维护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权利。
(五)增加政策性补贴，清除决策障碍
迁移尤其跨地区迁移，经常会遇到信息不对称，语言、生活习俗差异，宗教、文化传统冲突等问题。由于直接与间接迁移成本、风险加大，使得劳动者在选择是否迁移时遇到相当大的决策困难。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为缩小差距、发展西部，需要有效的人才供给。但从整体上看，人才引进十分困难，主要是由于补偿剩余利益而增加的成本无人愿意负担。人才从东部迁移到西部，会提高西部人力资源的整体质量，带动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社会受益的个人行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政府应提供补贴，鼓励人才西迁。
(六)合理引导农民工流动，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到了21世纪初，却出现了“民工荒”，而且自2009年以来这一现象日益普遍。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作为农民工的主要接纳地，出现了严重的用工缺口现象。这是不是说明我国劳动力不足了呢?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5周岁到60周岁的劳动人口9.2亿人，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9亿人的适龄劳动力资源是能够满足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应需要的，而且十分充裕，但为何沿海地区出现了缺工现象?首先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企业粗放式经营，无论沿海还是内地企业，都在走低端制造业之路，单纯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地都在大抢民工，尤其电子、鞋类等工厂普工的招用争夺十分激烈。对劳动力需求激增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市场原因。虽然东部省区在薪酬上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内地许多城市积极采取加薪等措施，以求留住本地工人。东部地区与内地工资水平仅有200至500元的优势，而高生活成本、低优势的工资待遇，致使农民工跨省域流动的动力减弱；在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县通过积极组织劳务供需洽谈会，把工人留在自家门口，农民工就近转移的流动特征明显，使东部地区用工紧张。因此，解决“民工荒”，应通过有效的引导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必须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再一味依赖劳动力数量取胜，而应看重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才是解决用工紧张的最佳对策。
作者简介：金星彤，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6
关键词：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农村劳动力；产业结构优化
一、 产业转移和农村劳动力概述
（一） 产业转移概述。产业转移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范围界定。产业转移一般是地域上的转移，指产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是产业在空间上的移动现象。从广义上看，产业转移被赋予多重含义，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转移，还包含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某一个产业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地区也可能会发生优势产业的变化，如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实现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而产生，和宏观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国家或地区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会发生多次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不同产业部门的历史演进，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资源和技术流动的过程。产业的转移多以企业为主导，在中国这样经济社会变化发展巨大的国家经常出现。
（二） 农村劳动力概述。从经济学概念上讲，劳动力是指有劳动能力、处在适当的年龄阶段、能创造经济价值、可以作为生产者来统计的人。农村劳动力是指户籍地或者长期生活地处在农村社区的劳动力，他们的经济来源大多是与农业以及城镇务工有关，主要从事种植畜牧等农业劳动、工业建筑业餐饮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业劳动、受雇与他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个体合伙工商业经营等，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正好符合了经济发展与产业转移的需求。
二、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问题现状
（一）东部地区产业发展趋于饱和。东部地区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成为先富起来的地区，也随着经济产业的辐射带动着全国经济的发展。而随着东部经济的不断发展，地区经济状态趋于饱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产业结构趋同，土地、劳动力、当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生产经营成本不断增加。东部地区大部分企业在对外扩张时会优先选择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超过60%的企业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会将转移和扩张的目的地选至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日益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严峻压力，迫切需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以便为高附加值的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中西部地区承接条件趋于成熟。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丰富，成本低廉；随着国家战略规划的调整，中西部地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迎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中西部地区多项统计数据，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劳动力增长速度等都优于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和工业生产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虽然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略显薄弱，但是后劲十足，增长幅度连年超过东部地区，说明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三、产业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分析
（一）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业转移将必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转出地来说，产业转移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为效率更高的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就转入地来说，产业转移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充分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理念等优势资源，带动本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到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多重生产要素。产业的转移带动了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
（二） 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产业转移的实质是资源的流动和技术的转移，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和产业之间的转移，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赶超、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机会。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大多是迫于生活压力，哪里有务工条件和用工需求，就向哪里流动，因此农村劳动力大多向经济发达、用工需求强烈的地区流动。产业的转移和优化升级，促进了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使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有了更宽的务工途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就近选择务工地点，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四、 优化产业转移，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对策
（一） 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因是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归根结底是技术的转移，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要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影响着其转移的速度、规模、范围和质量，而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工作又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手段。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农村转移劳动力，因此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和谐科学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为根本目标，努力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可以为产业转移提供充足的动力，促进劳动力的科学流动。
（二） 推动相关制度改革。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目光短浅，对产业发展没有长远考虑，存在不少以自身政绩出发，而不是以提高地区经济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制定政策。很多城乡居民之间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以及就业促进保障制度都有一定的差别，农村劳动力权益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农村劳动力权益时常遭到侵害，维权无门。一方面，在推动产业转移、吸收资本落户时，要培养长远眼光，实现科学决策；另一方面，要推动影响产业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改革，优化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改革现有的不平等就业制度，完善农村劳动力权益保障体系。
（三）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对产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相关方面的立法还有待完善，必须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比如在招商引资政策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满足一定条件者方可享受优惠政策，减少目光短浅的行为发生。又如完善工会相关法律法规，发挥工会的独立地位，切实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村劳动力、残疾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加强执法力度，充分意识到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惩罚和制止违规行为和歧视性行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
（四） 完善农村劳动力保障体系。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加入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保障范围，但是对相关政策的宣传还是不到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参加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性。相关部门应该降低农村劳动力的参保费率，引导他们积极参保，同时应尽快实现社会保险的全国统筹，使在产业转移背景下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切实感受到社会保险的作用，为产业转移打通最关键的一环。（作者单位：江苏大学理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大学生科研立项资助项目（13C385）
参考文献：
[1] 宋山梅，刘文霞. 资本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影响机制研究[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96-101.
[2] 张丽. 农村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影响模型分析[J]. 计算机仿真，2015，02：227-230+331.
[3] 桂玉帅. 我国产业转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机理与对策研究[D].天津理工大学，2013.
[4] 周娜. 基于产业转移视角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D].安徽大学，2011.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7
关键词：人口流动,就业结构,托达罗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末, 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或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中西方的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然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其特殊性, 中国也不例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有最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据估算, 改革开放30年来, 大约有1.6亿农村劳动力已经从农业中转移了出来, 目前我国农村还有约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6]。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社会结构, 以及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 规模与日俱增, 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 即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徙过程仍将是长期的经济现象。
对人口流动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按照马颖等 (2007) 的研究, 国际上对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可以归为五个角度:人口流动分别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及不平等、人力资本积累、迁徙动机与汇款动机、劳动力市场政策。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及不平等、劳动市场流动, 以及人口流动方向等方面, 而在就业结构的角度上缺少研究。本文从就业结构这一角度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依据中国状况来进行修正并加以应用来分析中国的人口流动现象。
二、相关文献综述
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的研究, 从就业结构的角度, 鲜有系统的研究, 大多只是触及。何新易、廖淑华 (2005) 基于劳动歧视的角度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三个层次:高层次的“人才”劳动力市场, 中间层次的一般劳动力市场以及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多只能进入城市中间层次和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但是其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彭连清 (2008) 从就业结构角度分析了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只是简单的将就业结构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个层面。
三、基于中国现实对托达罗模型的修改与应用
(一) 托达罗模型的简化阐述
托达罗认为, 一个农业劳动者是否迁入城市不仅决定于城乡收入差异, 而且还决定于城市就业率或失业率。而预期收入等于实际收入与就业率或失业率的乘积, 其内在含义包括了实际收入与就业率或失业率。因此, 托达罗模型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而不是由受名义工资率的差异决定, 差异越大, 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导致转移, 因此劳动力移动可以看作是一种调节机制。这种机制使劳动力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之间配置, 并使劳动者预期收入最大化。
令r和w分别表示农村名义收入和城市名义工资率, π表示就业概率 (即城市就业率, 若E表示城市就业数, L表示城市劳动力总人数, 则undefined) , 则, 城市的预期收入为E (w) =wπ, 农村的预期收入为E (r) =r。
若w (t) 和r (t) 分别表示t 期城市名义工资率和乡村名义收入, 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 i表示贴现率, p (t) 表示t期一个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累加的就业概率, C (0) 表示转移成本, 则一个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在城市找工作的n期净收入贴现值公式为:V (0) =∫undefined[p (t) w (t) -r (t) ]e-itdt-C (0) 。
而乡—城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净值的函数M=f (V (0) ) , f'>0。
当城乡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时, 有E (w) =E (r) , 即undefined。
(二) 基于中国现实对托达罗模型的修改与应用
1.对一个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在城市找工作的n期净收入贴现值公式的修正
按照肖文韬、孙细明 (2003) 的观点, 在我国, 农村转移的劳动者在城市不管是否找到工作, 都要支付一定的生活成本, 而且这一成本一般比他们在家乡的生活成本要高得多。在托达罗模型中, 若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所要面临的相对昂贵的食品、住房等生活费用考虑在内, 假定农民工在找到工作前支付能力不变, 则意味着如果:若城市的生活费用不高, , 农民工在城市能呆的时间可以相对较长, 则找到工作的可能性p (t) 也会更大, V (0) 也趋于更大, 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将增大;若城市的生活费用比较高, 则农民工在城市里能够呆的时间较短, 找到工作的可能性p (t) 也会更小, V (0) 也趋于更小, 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将变小。
因此, 若以符号C (1) 表示一个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则该劳动者在城市找工作的n期净收入贴现值公式可以修正为
undefined
2.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划分以及相应地对就业概率π的修正
本文采用何新易、廖淑华 (2005) 的观点, 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三个层次:
①高层次的“人才”劳动力市场。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 以管理人才、科技人才等脑力劳动者为主, 其需求规模较小, 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
②中间层次的一般劳动力市场。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 需求规模大, 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但是首先主要是以保证城镇居民劳动力就业为前提。
③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脏、累、险职种以及流动性强、收入不高但比较艰苦的职种为主, 对劳动力的素质一般要求不高, 只要能吃苦耐劳即可。
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即我们所称的农民工群体, 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大多只能进入城市的中间层次和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因此本文对关于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只讨论中间层次与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劳动歧视, 在城市劳动市场的就业概率对城镇居民与农民工而言是不相等的。因此, 一般而言, 中间层次与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城镇居民的就业概率均相应高于农民工。并且由于中间层次与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的非同质性, 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率高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率。
因此本文假设:中间层次劳动力市场中, 名义工资率为w1, 就业概率为π1, 农民工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概率相对于城镇居民找到工作的概率为n1;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中, 名义工资率为w2, 就业概率为π2, 农民工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概率相对于城镇居民找到工作的概率为n2, 且w1>w2>r。
因此, 在城市中, 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入为:E (w1) =π1w1;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入为:E (w2) =π2w2。
3.模型推算及结论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预期收入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在城镇中获得就业机会。在城市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的就业概率为n1π1, 名义工资率为w1;在城市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的就业概率为 (1-n1π1) n2π2, 名义工资率为w2;留在农村的概率为1-n1π1-n2π2 (1-n1π1) , 名义收入为r。因此,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预期收入为:
undefined
而劳动力市场均衡要求:E (w1) =E (w2) =E (r) , 即:w1π1=w2π2=w1n1π1+w2n2π2 (1-n1π1) +r[1-n1π1-n2π2 (1-n1π1) ], 可进一步求得:undefined。
其中, ①求π1对于π2的偏导数, 得undefined, 所以, 在城市中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成正比。
②求π1对于n2的偏导数, 得undefined, 所以, 在城市中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概率相对于城镇居民找到工作的概率成正比。可以理解为:在中层次劳动力市场上, 就业概率越高, 越有助于减轻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 从而越有助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undefined
③求π1对于w1的偏导数, 得undefined, 即:在城市中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与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率成正比。
四、政策建议
1.要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进行, 应尽力消除劳动市场的城乡歧视, 即通过提高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概率, 来促进城市中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的提高。
2.由于城市中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成正比, 因而城市中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具有联动关系, 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3.为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可以通过技能培训等措施, 来加强其自身的文化素质, 使其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向中层次甚至高层次劳动力市场迈进。
4.虽然城市中的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与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率成正比, 但不可强行通过提高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率以提升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概率。因为中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名义工资率不是人为决定的, 而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切不可人为左右。
5.为顺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可以通过扩大内需, 来扩大国内市场, 由此来增大国内城市的中层次与低层次市场, 使劳动力市场容量扩大, 从而也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
[2]肖文韬, 孙细明.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型的一个修正及其新解释[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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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颖, 朱红艳.发展经济学人口流动理论的新发展.国外社会科学, 2007, (3) .
北镇市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调查 篇8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人均耕地占有量低1.人均耕地占有量低全市全市人均耕地占有量2.5亩, 一家三口单靠种植玉米, 人均收入不到1 0 0 0元, 难以维持正常生活需要。此外, 劳动力也出现剩余, 使农民不得不寻找出路, 出现劳动力流动。
2.典型的农业县县北镇市市二、三产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差, 促使劳动力向外流动。据近两年调查, 常年外出务工人数11631人, 比2004年增加2833人。
3.农业机器替代程度提高
全市大田作物已近九成实现机器化生产, 大型农机具和现代农机具的使用, 大大减少用工量, 使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
4.农民观念改变4.农民观念改变随着农民随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改变固有的靠地养人, 靠天吃饭观念, 特别是80后、90后两代人, 近六成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一方面是文化素质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城市大量就业机会的吸引, 使他们想走出农村, 根植于城市。
二、劳动力流动特点及产生的影响
1.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流动, 劳动力从农村向外流动劳动力从农村向外流动2010年2010年农村劳动力中, 从事农业生产的增幅明显低于2004年, 外出劳动力较2004年增加近两倍, 外出劳务收入因外出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增长两倍, 这样一方向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
2.拓展就业空间, 促进人力资源合理分配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进程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发展, 跨区域流动, 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局面, 填补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常年外出劳动力中有25%溶入到流入地生产生活中, 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城市人, 并没有返乡的意向。
3.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 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农民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 打破了农民以农为主、视土地为生命的传统观念。一部分从事非农和外出务工农民, 已彻底脱离土地, 将土地流转出去, 增加人均耕作面积, 为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对策
1.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实现农村劳动力内部分流实现农村劳动力内部分流解决农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主要途径还在农村, 应立足于自身进行消化。加大调整力度, 发展高效农业, 搞好劳动力密集型的集约经营, 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拉长产业链化, 实现生产、贮藏、加工、销售一体化, 扩大就业量, 最大限度的获取价值。
2.发展县域经济, 加快工业化进程, 提高就业能力化进程, 提高就业能力工业的发工业的发展是提高就业能力最有效途径, 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南方沿海地区, 强大的工业实力, 吸引了全国劳动力向其流动, 从而促进自身的建设与发展。那么就北镇而言, 现在正在打造炉业产业基地, 形成规模后, 必将有效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9
1 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规模巨大、距离较远且多分布于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行业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在农业生产之外再获得一部分的非农业收入。而事实上, 这种流动与转移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一直存在, 但当时的方式是一种“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转移模式为主, 只是由于在竞争的压力下, “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 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区域转移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 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内地剩余劳动力, 必然向能够提供工作机会较多, 均衡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首先由于省际之间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 东部沿海成为加工贸易型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加工贸易以低技术含量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环节为主, 其创造出的劳动力需求除了给本地农业剩余劳力提供就业机会, 还吸引大量内地劳动力;其次沿海地区由于更靠近国外市场, 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对较大的市场 (国内和国外市场) 获得迅速发展, 其所创造的劳动力需要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得不从外地补充;再次工业在自身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下, 所创造出的“后向联系”使得资本要素开始向东部汇集, 而这种产业转移也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力需求。这就意味着其所能提供的均衡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远高于内地工业, 并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非常宽泛, 而农民的跨省流动就是追求两个简单的目的:一是工作机会,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农民工倾向于向工业化程度较高、非国有经济较多, 从而工作机会较多的地区迁移。而一旦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这种丰富的机会,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会涌入城市, 下表是1999-2003年间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0-2004) ,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1显示90年代后期随着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劳动力流出的速度与距离也明显增强。二是农民工倾向于流入名义工资水平较高的省份, 这样即使他们所进入的并非高利润行业, 也能获得较之其他地区或是农业生产更高的报酬, 下表是2000年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的产业分布以及1997、1998年各行业农村劳动力从外地汇寄款统计:
资料来源:蔡昉、都阳和王美艳著, 《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第20页表1.3,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资料来源: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 2002, 《1997-1998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 http://www.lm.gov.cn/gb/data/2002-06/07/content_2898.htm。
表3显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产业中的分布主要集中与知识与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 农民工更选择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就业, 并且从事的是本地劳动力不愿从事的比较累、脏、危险的工种, 由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 而只能在非正规的、与城市居民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同时,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农民工大多保持着原来的消费模式, 储蓄倾向很高, 通常把工作挣得的钱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寄回家乡, 很少照顾到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这些条件保证了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产业体系中能够得到较之农业生产高得多的积累, 从而分享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果。
2 外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高, 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也不明显
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着明显的三元化特征:即城市经济、农村工商业经济及农业经济, 不同经济的技术水平不同, 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层次和量也有所不同, 由之引起的收入差距也会有显著不同。而第一产业较之其他行业不仅生产效率低, 而且支出与收入的对应水平也低, 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 特别是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结构与相对价格等因素综合影响, 就造成了农业生产中“低投入、低收益、低效率”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农户的“高投入、低收入、低素质”问题, 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不仅比较效益低下, 而且缺乏获取资源的竞争能力。如下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而这种不协调的生产方式对农村居民中文化水平较低的部分压力更大, 他们既缺乏农业生产资料, 又缺乏理解科技与信息的能力, 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中浪费大量的劳动能力与劳动时间。对他们而言, 与其在农业生产中付出大量的劳动而获取不到较高的收入, 还不如在城市中从事一些危险性大、劳动强度高但收入也较高的工作。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由于数量化的粗放经济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 所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获取科技垄断优势, 而这种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报酬对农民特别是低教育水平的农民仍然有相当的吸引力, 这就使农业人口中初中以上学历的部分较多地流在了农村, 而小学及文盲半文盲的部分更多地流向了城市。而更明显的是, 对于中国这种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集体化大生产不发达的国家而言, 这种农业人口的流出并不会对数量化的农业生产造成多少效率上的丧失, 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总局《农村统计年鉴》。
这种低素质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会压制城市产业升级的步伐, 并在未来的产业发展进程中成为可能被淘汰的对象。所以, 如果不配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计划提升, 农民教育与再教育投资的迅速增长, 则这些低素质农民工必然会在将来成为社会的弃儿, 一方面是城市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将不断限制其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长期脱离农业生产使其所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信息与农业知识更加匮乏, 较之于那些留在农村的相对高素质居民, 他们在农业生产、土地经营、多样化种植和市场营销等诸多方面都毫无竞争优势可言, 其结果只能是造成这些人口既难以在城市立足又很难重新适应农业生产, 成为在城市边缘游荡的流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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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篇10
另一方面, 伴随着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及收入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一直长期存在, 近年来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拉大,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
经验研究告诉我们, 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要素的选择性流动, 然而, 正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就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才导致了劳动力流动构成地区差距的直接后果。本文将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差距的角度, 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做出分析。
一、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1. 劳动力流动的微观原因
从微观来看, 一般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流动行为的决策取决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它支出。劳动力流动后收益大于当地实际收入和流动成本之和, 就会选择流动。用R1表示迁移后的收益, 用R2表示迁移前的收益, C表示迁移成本, 当R1≥R2+C时, 就会发生流动。反之, 劳动力就不会流动。
作为微观主体的经济人, 在考虑是否流动时, 会考虑迁移时间长短和长期收益, 虽然从目前来看, 即使R1≤R2+C, 但从长期来看, 仍有R1≥R2+C, 则劳动者还是选择流动。
不迁移状态下他们将来的收入用Y1表示, 如果他们移动到最佳选择的地区, 他们的收入用Y2所示。那么移动成本应包括Y1、Y2、收入之间的交集部分。
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原因是在人口流出地起主导作用的“推力”。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度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同时在流出地也存在拉力因素, 如家人团聚、环境熟悉、社交网络等。在人口流入地起主导作用的是“拉力”, 产生拉力的因素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同时在流入地也存在推力因素, 如流动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等。纵观各种理论, 从微观角度去考察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微观主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2. 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原因
从宏观方面看, 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 劳动力区域分布不均匀, 导致劳动力在区域存在供求的不同。不同地区首先存在着要素禀赋差异, 由于存在着要素禀赋的差异, 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有很大差距, 使得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回报率不同, 是导致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流动的根本原因。第二,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这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教育水平不同, 劳动力素质不同, 就影响着工资的不同。还有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导致工资的高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还会影响劳动力的需求, 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劳动力需求要高一些。第三, 政府的政策导向, 政府的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政策。
二、促进劳动力流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1. 加强流动人口的宏观规划和管理
流动人口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资源, 要把流动人口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源进行有效地配置, 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农村地区各级政府要制订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规划, 要处理好人口外流与稳定发展农业、农村的关系, 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引导和管理。通过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组织化程度和增强异地就业能力作为发展劳动产业的关键环节, 进一步实现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流入地各级政府应将流动人口纳人其城市规划, 并加强计划引导和宏观控制。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专门管理机构, 统一管理流动人口。
2. 深化改革人口流动的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应采取渐进式的方式, 保持制度的连续性, 结合我国实际, 户籍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取消购房人户政策所构筑的货币性“门槛”, 进一步放宽进城户口控制。第二, 培育城镇人口自然调节机制, 实施积极的人口吸纳政策, 以准人条件调控人口机械增长。第三, 用不同的居住市场来满足不同的人口流动需求, 鼓励和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
3.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第一是要建立平等就业制度。第二是要建立企业自主用工制度。第三是要建立同工同酬制度。报酬标准均应同等包含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保障支出和工会经费等方面支出, 农村劳动力工资也应按月按时发放。第四是要取消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一切限制, 取消一切歧视农民进城就业作法。第五是政府有关部门要全方位提供劳动力流动服务。第六是要完善劳动价格生成机制。
摘要：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和原因, 说明劳动力要素流动是区域差距形成的动因之一, 而区域差距反过来又加速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迁移和流动。本文针对促进劳动力流动、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11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剩余转移；优势转移；失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24-03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当今全国的热点问题，劳动力资源从农村流转到城市，对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词，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最早出现于《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1]一文中；而专门针对此问题的探讨，則是出现在1964年《浙江学刊》中的一篇文章中[2]。此概念从1964年开始使用，当时农村劳动力的确出现剩余。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劳动力都是由生产队安排，安排不下就是剩余，这属于一种行政性剩余。笔者认为，现在所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是一种市场剩余，是没有竞争力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老弱病残的转换问题，因此，用“彼时”概念解释“现时”现象，是不通的亦是不当的。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反思：剩余转移还是优势转移？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认识主要是劳动力剩余的转移。借助于中国期刊网，在“核心期刊”范围内检索“农村剩余劳动力”，1994年后的研究有457项。普通检索2173项。仅截止至2008年8月，本年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文章标题中出现的研究105项。但今年绝大多数出现于普通期刊，重复的题目较多，而研究水平，文献资料使用与新调研数据方面，并无明显增加。整体来看，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逻辑是，从乡村整体来计算农业与相关产业的劳动力容纳总量，与现存的劳动人口总量之差即为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向城市与其他产业流动，是逻辑的必然。
应当说，此类研究在理论上应无太多可指责之处，但向更深处探究便可发现，这劳动力剩余的计算方式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只存在着量上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只有依据此前提，才能够推出从农村流出的劳动力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均是同一群体——剩余劳动力。从当前理论界的诸多研究看，虽未明确表明这一逻辑，但基本均遵循于此逻辑，把剩余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群体等同起来。从农民工群体的产业机制考察，农民工群体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市场机制对于劳动力价值配置的结果。市场机制以价格为导向，对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否是剩余，或更多是农村发展所必须的优势人才——进行依托于城乡的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在价格导向之下的农业之外的产业选择劳动力，其劳动能力与素养要求是首要的衡量标准，这也即是说，其选择是依托于市场的竞争性选择，而具有竞争性的农民工群体绝对不可能是农村产业中的剩余者。剩余者，一般而言，是不具有强烈市场竞争力、在本产业领域内难以获得有力位置的人群，亦是竞争淘汰的结果。在农业与农村淘汰剩余的劳动力，想要在城市与农业之外的职业体系中获得竞争优势，无异于一种剩余劳动力去向的乌托邦。因此，剩余转移在实践层面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只具有宏观人力资源规划的价值，而无具体指导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践意涵。把二者相混淆，更是无任何逻辑与事实的依据。因此，依照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强势流动而非剩余转移的逻辑，我们就能够理解市场竞争之后所产生的农村空巢与空心化现象。如果按剩余转移的逻辑，“386199”部队是应该被转移的主体，因为他们才是事实上的剩余，这些人如何可能去借助于市场机制获得应有的职业呢？因此，学术界与实务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过市场机制的作而而实现的，即农村劳动力配置的乡村调整为第一阶段，把无竞争力的，无一技之长的广大劳动力配置于乡村从事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生产；而优势劳动力，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年龄结构合理的主要劳动力，成为现实转移的主体。如果从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剩余，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剩余，再到农业增产困难时期的市场剩余，其实剩余的群体已经产生了分化和变化。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然发生了变化。而西方乡村社会与我国不同，西方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其实不是市场剩余，而是职业选择性剩余，即价格并非导向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否的关键因素，而职业偏好才是关键，这和中国并无太多可比性。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与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是相悖的。在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概念来探讨大量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转移的社会现象之时，其实质是掩盖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真正意涵，混淆了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与剩余农村劳动力二者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多年来理论与实务界在运用此概念讨论问题的混乱。具有农村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为主的劳动力离村，造成了农村生产要素中最宝贵的人才流失。“剩余”的概念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新时期的农民工已经是竞争获胜的群体，不再是产业剩余的结果。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并非全都属于剩余劳动力，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非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是指边际成本为零或者接近于零的劳动力，即如果从总生产者中撤出一部分，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那么被撤出的劳动人口就是剩余劳动力。事实上，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多属于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年富力强，并且大多具有文化知识，这部分优势人力资源的流转已经影响到了农业生产。那些从农村或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目前条件下农业生产最需要的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转移的组织组织化程度低，转移的彻底性差，以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跨省转移主要流向东部地区。从受教育水平看，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要明显高于农村整体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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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后果
在传统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农业是他们的唯一主体职业，从中获得生活的物质资料以作為生活来源，并同时能够满足自己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需求。孟子曾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然而农民土地被大规模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失去原来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固定化职业，而不得不去寻找其他职业定位。对任何国家而言，提供或保障该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即解决好吃饭和就业（即谋生手段—饭碗）问题，应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经济目标，这似乎已是众所公认的常识。其他任何经济目标，都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和前提条件下才有实际的可能。无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程度达到何种水平，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据调查，在现有的土地补偿和安置政策中，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被招纳入村集体经济企业和土地征用单位，大部分的中老年因其年龄和技能素质的劣势，被淘汰在企业用工体系之外，只能在工地上从事高、危、重的体力活动，收入起伏很大，生活难以保证。失去土地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1.家庭养老育幼问题已成隐忧。从传统生活方式来看，父辈们养老资源一般来自于自有土地，每年的收成是一种较为稳固的现实保障，也给老人以一种安定的心理感受。子女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失去土地之后，则就失去了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同时子女们多打工或做小生意，常年流离于家庭之外，使老人失去了养老的人力依托。对于外出打工人员的子女来说，他们不得不留守在家中。由于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2.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失去土地之后，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外出，农田水利建设，防汛抗灾，植树造林，修建校舍，修筑公路等公用事业很难完成，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在农村经济没有显著发展和农民收入没有明显提高的状态下，对其他在业农民务农信心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下一代安心从事农业劳动具有潜在危害。
3.农村优势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知识结构的失衡。目前，我国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不仅是年富力强，充满实干精神的青壮年，而且也是我国农村现有的科学文化素质程度高，劳动技能过硬的群体。在我国应试教育制度下，大量农村学子通过升学流入城市，谋求发展，本已造成了农村文化素质水平最高群体的外流，而农村优质劳动力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才荒”和“人才断层”的严重性。很难想象没高素质劳动力的投入，农村建设会有效的展开。
如上所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给农民群体自身以及当地都带来了变化。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外出打工能够得到较高的收益，但是从现实考察，外出打工者的收入很不稳定，人身保障也不容乐观。在当地，优秀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农村建设缺乏人才的支持，农业收到轻视，土地荒芜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三、推进乡村人力资源重构的对策研究
第一，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乡村劳动力本土就业。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受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许多地域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城镇化水平低，导致城镇集聚和辐射功能弱。加之，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使得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影响了对农村劳动力的综合开发利用。调查显示，本地从事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仅有3万人。
托达罗认为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城市问题，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农村的综合发展计划，把农业富余劳动力主要放在农村范围内解决。即通过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进而建设农村区域中心（小城镇）是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承担着促进农民就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从村城镇化的艰巨任务，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至2007年，我国乡镇企业共安排了1.4亿左右的农民就业（占农村从业人员的近1/3），当地就业的就占70%以上，同时为农民增收贡献了近34%的份额。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农村有4.8亿劳动力，其中仍有0.8亿到1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安置，每年还将新增700～800万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镇企业来解决。
小城镇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础上，他的形成和发展与周围乡村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为其所覆盖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军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改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是大中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既是吸纳和接受大中城市功能辐射的载体，又是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小城镇的发展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
第二，强化政府的职能，调整产业结构，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转型搭建合理框架。调整产业结构是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虽然从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看来，在就业总量持续稳定增加的同时，就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但作为包括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各种中介服务组织、各种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业等就业潜力大、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从2006年的数据显示就业份额仍未达到35%，这同样显示了农民就业的瓶颈。因此应该把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第三产业上来。根据就业弹性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就业弹性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第一、二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加速下降所致。由于第一、二产业内资本挤出劳动力及技术替代劳动力的两大因素的作用，我国第一产业的编辑就业弹性已经出现负数，这意味着我国第一产业随着经济的增长会挤出更多的劳动力。第二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就逐渐减小，拉动的就业增长率持续下降，只有第三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基本维持在0.6以上。从边际就业弹性的角度看，今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应将重点流向第三产业。从我国三中产业的就业比重看，1978～2004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下降23.6%，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提高5.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18.4%，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潜力最大的产业。我们应当顺应趋势，把发展第三产业和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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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鼓励乡村创业，推进乡村人力资源重构与优化。农村优势劳动力的流失，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村劳动力重新对自身价值进行定位，选择恰当途径实现在身价值。新农村建设也呼唤已经转移出去的优质劳动力返乡，参加家乡各项建设。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对弄村劳动力价值进行正确定位，鼓励农村劳动力在家乡创业，农村劳动力个体也应当兼顾到新农村建设的全局利益，实现价值回归。国家和农村劳动力个体共同努力，才能妥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优势劳动力大量流失之间的矛盾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目前，全国大约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近500万农民工利用在外学到的管理和技术、积累的经验和资金，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创办工商企业。据有关部门测算，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20%。尽管目前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人数还不算多，但这些人能量大、创新精神强，代表着发展的方向，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扩大，正日益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背景。首先，农民工进城就业形势严峻。城镇就业压力比较大，而农民工在大中城市就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城市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岗位基本饱和；城市生活花费大；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必须回家乡参加升学考试，由于各地区教材不统一，影响升学；一些企业對务工人员年龄有限制，超龄劳动力被迫返乡。其次，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创业愿望。农民工在外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和资本，学到了从商和经营知识，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渠道，对家乡的资源、市场、商机比较熟悉，认为返乡创业成功的机会较多。据调查，农民工有5万元就可以做生意，有10万元就可以办企业。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的行业与他们务工的行业基本相同，比较集中于食品、农产品加工、餐饮、建筑、采矿、运输等行业，他们在城里打工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对返乡创业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工返乡创业。建设新农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少资金、缺少人才。农民工返乡创业，促使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流向农村，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以及先进理念，都是农村难以自发产生的，既需要外力注入，又需要内力吸纳。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把外力与内力有机结合起来，把打工时掌握的资源与家乡的资源整合起来。返乡创业者来源于农民，又反哺农业。他们通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对农业的资金支持，提高了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改善了农业的基础条件；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品原料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有力促进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商业的有机衔接与结合，有效开拓了市场空间，从而带动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成为以工促农的重要载体。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一般都集中在集镇和县城，既增加了集镇和县城的实际人口，又增加了经济总量、扩大了税源。这是一条低成本的小城镇扩张之路。
参考文献：
[1]李远今，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
[2]沈秋，关于发展农村副业问题的探讨，浙江学刊，1964年。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流动抑或驻守--当代中国乡村精英乡土归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YJA840034）。
作者简介：张英魁（1972-），男，辽宁朝阳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西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剩余劳动力流动 篇12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阶段, 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流动, 到2009年人数已达到2.3亿, 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0%。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这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者认为影响是正面的, 如杜鹰、白南生 (1997) 等人研究认为在资金不足的地区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 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肯定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赵树凯 (1997) 研究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效应明显, 对农业没有消极影响。蔡昉 (2003) 等人研究认为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才能实现土地的有效集中,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观点。黄平 (1997) 认为青壮年和高素质劳动力外流造成的“精英流失”对农业发展不利。曾绍阳等 (2004) 认为流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 导致土地撂荒和忽视农业的现象出现。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缺乏连续性,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具体的时期, 没有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不够全面, 一般集中于对农业发展某个方面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系统性的研究还很缺乏。对此本文将系统地探讨各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程及阶段特征
1.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
20世纪80年代, 劳动力流动的主流是由农业流动到农村非农产业。改革开放后农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情况也不断加剧。此时蓬勃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为剩余劳动力就业找到了出路, 大批农民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或者个体从事商贸、运输、建筑等行业。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仅为2827万人, 到1988年增加到9545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9%, 流动人数占到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80年代流动的主要特征是“离土不离乡”, 劳动者农忙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农闲时间到附近乡镇企业打工或者从事个体经营。
2.20世纪90年代:人离家不离。
20世纪90年代, 农村劳动力开始更多地流动到外地打工。到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跨省及本省跨县市流动的人数达到7876万, 占到当年农村流动劳动力总数的52%。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发展趋缓对劳动力的吸纳减少, 而同时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其次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和跨区域流动的诸多限制。90年代流动的特征是“人离家不离”。农村流动者常年在外, 逐渐成为专业打工者, 家庭其他成员仍然留在农村, 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3.21世纪初至今:彻底流出与市民化。
进入21世纪, 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 流动人数的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数增加436万人, 年增长率仅为1.9%。蔡昉 (2007) 等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结束, 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其次, 本地流动的劳动力比例继续下降, 外出流动的比例持续上升。2009年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农民工8445万人, 在农民工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36.8%;外出的农民工14533万人, 比重上升到63.3%。最后,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占据劳动力流动的主体。2009年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总数的58.4%。
进入21世纪以来, 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呈现“离土又离乡, 人离家也离”的特征:一方面, 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候鸟”式的外出方式, 劳动力外出流动变得更加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年平均在外就业时间达到9.4个月。另一方面,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同农业更加疏远, 大量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 占流动总数的20.4%。可见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彻底性的流动, 农民工市民化初现端倪。
三、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直接引起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引发农村其他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 对农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1. 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促进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 带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对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 农村劳动力向本地非农产业的流动, 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农民收入, 但并未改变农业生产方式。首先, 农闲打工、农忙种地的流动模式下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 非农收入有助于农业流动资金的增加, 但对劳动力没有明显的替代。其次, 农户生产主要为了满足自家消费, 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 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出售量与占有量之比为0.34, 自给自足特征十分明显。所以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土地分散下的小农经营。
20世纪90年代, 小农生产方式依然在延续。首先, 农业生产仍旧是分散小规模的, 农业劳动力始终保持在3.2亿左右, 农户土地规模几乎没有变化, 人地矛盾依然存在。其次, 虽然部分流动收入转化为农业资本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 但这种替代局限在家庭小范围内。最后, 农业商品化率依然较低。1995年农业人均粮食出售量和占有量之比仅为0.46。可见这一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小农经营格局。
进入21世纪, 劳动力彻底性流动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农户分化和土地流转。首先, 农村生产者一般由农业户、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构成。当新一代流动者彻底的流出后, 兼业户大幅减少, 非农户倾向于退出农业生产, 农业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次, 据笔者调查显示非农业户34.2%选择将土地流转, 是所有类型农户中最高的, 所以当新一代流动者完全脱离农业时, 自然而然的会将土地流转出去。截至2011年上半年,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2亿亩, 占总承包面积的16.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 2010年总数达到22.4万, 带动农户1.03亿, 参与农户的市场意识、专业化水平和经营能力明显提高。
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改变加快了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构建。首先, 随着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出, 专业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土地、资源逐渐向这类农户集中, 这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其次, 由于农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仅仅解决温饱, 而是如何获取更多的收益, 所以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 且生产过程必须把握市场需求脉络, 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最后, 由于市场竞争下的农业生产存在着高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单个农户难以应对, 所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统筹生产销售、保障个体利益就成了农户的现实选择, 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和组织化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特征, 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2. 对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农业生产主要由2亿多小农家庭分散承担, 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相当有限, 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 因此农业产出结构以种植业为主, 呈现出“吃什么、种什么”的典型细碎化、分散化特征 (张永丽, 2005) 。20世纪90年代,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兼业农户比例提高, 但这类农户以非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农业生产保持自给自足的特点, 产品商品化率依然不高, 所以与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农业产出结构变化不大。
进入21世纪,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目的和产出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更加明显。调查显示:农业户有83.6%是吃饭挣钱都要靠农业;非农业户和兼业户有75%以上是为了吃饭;农业户产品商品化率为62.3%, 明显高于兼业户的45.2%和非农业户的39.1% (张永丽, 2009) 。可见非农业户和兼业户生产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所需, 其商品化率较低;农业户追求收入最大化, 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方向, 其产品商品化率较高。农户分化后农业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这会影响到农业总的产出结构。首先, 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提高。2005年农村粮食人均出售量超过占有量, 2009年其比值达到了1.2。其次, 粮食作物在生产中的比重缩小, 经济作物比重扩大。2009年全国小麦和稻谷的种植比重下降到49%左右, 经济作物则上升到51%。最后, 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同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商品化率较低的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2009年的50.7%, 产品需求弹性大且商品化率高的林、牧、渔业产值比重相应提高。
3.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技术的影响。
以往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严重阻碍着资本向农业领域的渗透, 使农业技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 形成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20世纪80年代, 农业生产并不缺乏劳动力, 因此流动未能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但非农收入增加了农业流动资本, 对农业增产有重要意义。进入90年代, 青壮年的流出使得农业劳动力偏向老龄化、女性化, 这时非农收入转化为农业资本替代了不足的劳动力, 这产生一个明显结果就是小型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以农业拖拉机拥有量为例, 1980年到2000年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年均增长率为10%, 农业技术有所进步。但更先进且适合于规模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均增长率仅为1.4%, 小农生产格局的存在使得这种替代和进步局限在农户家庭范围内, 农业技术进步遇到了瓶颈。
进入21世纪, 劳动力流动作用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为农业技术进步突破瓶颈提供了必要条件。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使得技术含量更高、技术更为先进的大型农业设备开始被广泛使用。从2000年到2009年小型拖拉机年增长率回落到3.7%, 适宜于规模化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上升到15.3%, 比前期大幅提高, 农业机械化程度加深。这表明在农业产业化的背景下资本对劳动力开始出现大范围的替代, 农业技术水平开始向新的更高的层次提升。
4. 流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是农业生产效率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 农村制度改革使得农业土地生产率明显提高。1980年全国平均粮食产量为2.73吨/公顷, 1990年为3.93吨/公顷, 十年增长44%。但这一阶段由于流动劳动力兼顾农业, 并且农村劳动力仍在自然增长, 所以农业劳动力仍在增加, 劳动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同期人均粮食产量仅增长了4.5%。90年代,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 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女性化倾向开始出现。此时流动收入部分转化为农业生产投资, 增加了农业产出, 所以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没有降低农业生产率。2000年全国平均粮食产量4.26吨/公顷, 比1990年增长8.4%;人均产量1.28吨, 比1990年增长11.3%, 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率都有提高但幅度均不大。进入21世纪, 农业固定资本对劳动力大范围的替代引起了高层次的农业技术进步, 这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出很强的促进作用。200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1.79吨, 比2000年增长了39.8%, 劳动生产率有十分明显的提高。另一方面, 随着农业户专业化倾向的增强以及生产投资的增加, 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的效果也开始显现出来。2009年平均粮食产量4.88吨/公顷, 比2000年增长14.6%,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也很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二元结构, 并受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各个阶段的行为和方式存在差异,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20世纪80和90年代, 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业的资本, 农业技术和产出效率获得一定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受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的影响, 本地流动和外出流动均未能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资本替代劳动而引发的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也被限定在小范围内。从21世纪开始, 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引起农村要素结构的重大转变, 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产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迁, 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农业产业化初具规模。总的来说, 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冲击并瓦解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资源结构, 最终为现代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 农户分化缓慢, 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农民工市民化缓慢主要是由相对滞后的迁移政策和高昂的迁移成本造成的。对此需采取积极措施:在城市应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的支持;在农村应明确认识农户分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因势利导, 积极扶持专业农户和非农业户在各自领域的发展。
第二, 农业成本增加, 影响了农业生产。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成本增大, 同时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波动变大。对此, 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大资本投资力度, 满足农业生产对资本的需求。其次, 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应当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创新-教育-推广体系, 通过科技创新改善农业技术条件, 并推广适宜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 制度不完善, 阻碍土地流转与集中。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比例明显低于劳动力流动比例, 其原因是:一方面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方式也不够规范, 土地流转的收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的积极性不强。另一方面当前土地收入的保障作用对部分低收入农户还很重要, 使得部分土地无法参与流转。因此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 方便和规范流转过程;并健全法律法规, 保障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其次, 应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减轻低收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促进更大范围的土地流转。
第四,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影响农业收益。这主要是劳动力大量流出后农业设施缺乏建设主体而造成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 而且属于投资大、见效慢的公共产品, 不应私人垄断。解决这一问题, 应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探寻新的建设机制, 充分发挥各种农户合作组织的功能来整合分散的农户, 共同出资、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共同受益。
摘要：本文结合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数据, 概括了各个时期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归纳总结了各个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变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产出结构的变革, 提升了农业技术和效率, 对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