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剩余劳动力

城市剩余劳动力（共12篇）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1

我国是一个农业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 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 其客观必然性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就业压力长期存在, 实际劳动就业人口不仅基数大, 而且增长快。农村人口迅速增长, 而耕地规模大幅下降, 必然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因此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 也是发展农村经济, 保障农村稳定, 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当前, 我国正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 农村非农就业呈现加速发展势头。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等各方面的引领和指导,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以及盲目流动, 给我国城市就业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加剧了城市就业矛盾, 如何在不增加城市就业压力的同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顺畅转移, 将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

一、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征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以及耕地的下降,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越来越大, 转移的难度更加复杂, 在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并且面临严峻挑战。从转移地区来看, 转移流出地区主要是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经济较不发达、非农就业机会较少的地区, 流入地区则主要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转移, 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从转移就业的基本构成来看,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以16~35岁的年龄段较为集中, 占总转移人数的一半以上;从素质构成来看, 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 但劳动力素质的平均水平仍然很低, 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占绝大部分, 高达70%。在劳动和技能掌握方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技能水平低下, 受过专业培训的仅占30%左右, 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己成为当务之急。从产业分布看, 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 主要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建筑业、制造业和低层次的服务业中。而从行业分布来看, 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还有待提高, 服务业发展空间还很大。

2.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1) 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呈上升趋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场所, 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尝试。这种转移模式优势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可以直接在当地农村从事工作, 同时还可兼顾家庭的农业生产。在传统观念中农业的收入比较稳定, 农民不会主动放弃农业生产活动。此时,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不容忽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 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城市对农村的拉力作用加剧,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心怀梦想涌入大城市为自己的理想打拼, 这些活跃在城市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 当前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逐渐活跃呈上升趋势。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二、三产业为主。近年来,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表现为:第一产业平稳下降, 第二产业稳定上升, 第三产业持续上升。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 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正向第二、三产业流动, 而且向第三产业流动的人员要远远超过向第二产业的流动。当前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已大于第二产业, 并且差距越来越大。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而变化。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化, 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还会不断提高, 在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多。

(3) 转移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滞后, 市场机制不健全, 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市场信息不顺畅, 在没有市场的引领和管理下, 劳动力转移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和盲目性。据有关调查显示, 目前9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没有经过职业介绍部门或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指导, 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显得很盲目, 甚至在出发前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工作, 找老乡、亲朋好友介绍工作是他们找工作的主要途径。有资料显示, 目前自发自流的农民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70%左右。由于缺乏市场的指引和相关部门的监控,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矛盾形成原因分析

1.城市化进程滞后。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落后, 人口基数大,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滞后城市化”趋势。近年来, 中国工业化发展迅速, 相对于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化的步伐。当前我国总体上呈现出了城市化滞后的特征。再加上各地政府相关政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使城市的聚集效益难以完全发挥。因此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 并落后于世界城市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城市就业容量有限, 将延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 不利于城市就业矛盾的解决。

2.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打破。我国的二元结构主要特点是我国“双重二元结构”, 即在我国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 同时也存在着以城市社会为一元与农村社会为一元的社会二元结构。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显著的双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造成了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广大农民为改变贫困生活, 为获得更高收入, 纷纷涌入城市寻找自己淘金的机会, 他们一窝蜂似地涌入城市, 形成了著名的“民工潮”, “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等全新名词应运而生。因此,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造成当前城市就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3.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素质低。我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一种现象, 一边是劳动力过剩, 一边是“技工荒”、“民工荒”, 即劳动力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现象, 不是没有工作岗位提供, 而是劳动力不符合岗位要求。农村劳动力大半是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 甚至小学水平, 根本不能胜任很多工作岗位对技工的要求, 造成了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又出现“民工荒”、“技工荒”现象。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4.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竞争越加激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广, 城市失业人口急剧上升。城市人口无论在文化水平、综合素质以及技能方面都比农村人口略胜一筹, 在这场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是农村劳动力也不甘示弱,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松动,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加快, 农民工不再只是转向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更向技术密集型, 资金密集型等各个行业进军, 扩宽了就业范围, 从各个行业向城市劳动者提出挑战, 两者博弈的结果使这场竞争越演越烈。

5.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面临种种挑战和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是一种必然现象。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市场化各种机制都还不够完善, 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不健全, 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对城市就业、治安、计生、教育等各方面的压力, 使得各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农民工有很多歧视政策, 直接导致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形成。同时劳动力市场行政分割严重, 这种行政分割的一种后果和体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市场分割违背了公平竞争、自由择业的市场原则, 导致劳动力资源不能在全国范围进行合理配置, 这样就降低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运行效率。加剧了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就业的矛盾。

三、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矛盾的建议

1.加快城市化建设,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 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不断拓展接纳空间范围, 将成为今后解决农业人口转移的根本出路。在发展城市化的同时, 引导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相结合, 大力发展中心城镇, 逐步稳妥地实现农村城镇化。在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小城镇就业, 这样既能发展农村经济, 又可避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给城市带来的各种压力。

2.优化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近年来, 我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尤为重视, 第三产业将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当前, 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工业比重较高, 但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远比不上服务业, 在现阶段,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素质低下, 而服务业中有许多行业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不高, 如第三产业中的餐饮、零售、交通运输等都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因此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予城市带来的压力, 就必须要有足够强大且适合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产业支撑, 而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3.加强基础教育投资, 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政府要从农民的利益出发, 持续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资, 优先发展基础教育, 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同时要加强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要有针对性地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民工进行专业教育, 让农民工有一技之长。因此做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 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 让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有更大的余地, 同时这样也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因此加大基础教育投资, 会更加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4.积极探索灵活就业方式, 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所谓灵活就业, 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如:城镇社区服务业、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小型加工服务领域的灵活就业等。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 通过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培训补贴等扶持举措, 支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各地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使公共财政优先向吸纳就业效果突出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倾斜。

5.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调节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 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是当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的关键, 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杜绝各种就业歧视, 允许劳动者在不同地区、行业、部门之间合理、自由、公平地就业。改革传统的不平等就业制度, 取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合理歧视政策, 使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同时, 我国各地政府应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建立各种补充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最终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解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促进城乡经济和谐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耕地面积的相对减少使得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剩余。目前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会选择外出打工, 在此情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而且也是保障农村稳定, 增加农民收入和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因此合理有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性问题。文章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国情特点, 阐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矛盾的内在关系, 并提出了一些协调两者矛盾关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矛盾

参考文献

[1].潘方勇.关于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中接纳农业人口转移的的可行性研究.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08 (2) 1.潘方勇.关于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中接纳农业人口转移的的可行性研究.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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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辉.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分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25) 3.解辉.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分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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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林, 陈雯.农民工就业矛盾研究.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4 (1) 5.王林, 陈雯.农民工就业矛盾研究.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4 (1)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2

城市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堆肥的实验研究

摘要：污泥由于产量大且成分比较复杂.如何时它进行无害化,稳定化处理,使其成为替代资源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于好氧堆肥装置系统,以徐州市某污水处理厂的剌余污泥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污泥处理过程中温度、含水率、有机质、有机碳以及pH值和重金属等指标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污泥与稻草的体积比为1:2的比例堆肥,控制初始含水率为70%左右,可顺利实现升温.堆肥15d后,物料含水率、有机质、有机碳都有了明显的降低;总氮、总磷以及水溶性钾的`含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重金属含量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符合堆肥的要求.作 者：刘伟 李向东 刘汉湖 LIU Wei LI Xiang-Dong LIU Han-hu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江苏,徐州,221008期 刊：江苏环境科技 ISTIC Journal：JIANGSU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21(3)分类号：X7关键词：剩余污泥 稻草 好氧堆肥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3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内需，而内需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可持续的时间还有多长，将决定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还可以维持多久；而城镇化的持续时间又主要取决于第一产业劳动力可转移的数量。因此，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多久，值得研究。

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知多少

尽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但这一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数，值得商榷。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这一数据与实际相符吗？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两组数据看，第一组数据：2010年扣除城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后的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76亿；第二组数据推算：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村就业人数-（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个体），计算结果为1.96亿，与第一组以产业来分类获得的数据相差约8000万。

为何两个数据相差如此巨大呢？笔者理解认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就业人员可分为全职（full time）和非全职（part time）两类，如美国劳工部在统计时就有这样的区分，但中国统计部门并没有作如此区分。此外，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中也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接近40%。因此，相差8000万的原因，可以理解为这8000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还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

那么，剔除非全职的第一产业劳动者之后，剩下的1.96亿就算是全职农民了吗？笔者认为仍存在疑问。国家第二次农业人口普查显示，2006年末，以农业为主要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年龄41-50岁的人口占23.1%，而51岁以上的占32.5%（表1）。与1996年第一次农业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当时51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为18.11%，相当于此后年均增加1.44个百分点。其中，51-60岁农业人口比重在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为10.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则上升至21.3%。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

2006 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6年，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应该更加突出。从不少草根调研的数据看，全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者估计占到70%左右。更有学者（朱启臻、杨汇泉，2011）调研了10省的20村，发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中，50岁以上劳动力占87%（表2）。因此，当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体时，第一产业的全职人数接近2亿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50岁以上人口为1.7857亿，占乡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8.92%，若我们乐观假定5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70%（剩余30%为从事非农业劳动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并同时假定50岁以上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整个农业劳动人口的70%，那么，由此可推算2009年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约为1.79亿。或再乐观假设农村6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80%（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为0.91亿），又假定这部分人口占到农业劳动人口的60%，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大约为1.21亿。由于农业劳动力人口是逐年减少的，故我们认为，即便是扣除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8000万之后所剩下的1.96亿劳动人口（2010年），仍然是偏高的。

因此，根据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比例、老年劳动力的务农率，大致可推算出中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表3）。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间，日本农村30-59岁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27.73%下降到21.47%；60岁以上农村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60.59%上升到70.58%；60岁以上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女性劳动力的比重从55.65%上升至 65.37%（李应春、翁鸣，2006）。此外，如美国、南非等国家的农民平均年龄也接近或超过60岁。

为何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呢？这主要是由行业劳动报酬率的平均水平决定的。从很多案例看，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与该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有很大相关性。如我国的园林养护、环境卫生等行业也存在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如园林养护行业的平均薪水较低，故吸引不了青壮年劳动力，“据园林管理处统计显示，450名园林工人平均年龄为60岁左右，月工资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报》2012年5月24日）。同样，环卫行业也有类似之处，“来自贵阳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市有环卫工1.2万余人，其中一线临时聘用人员约1.1万余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而他们中的90%又来自偏远农村，多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龄结构偏大，45岁以上的占70%，部分人员还有轻微残疾”（摘自中国新闻网2012年7月15日）。而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薪酬往往还低于园林和环卫行业的劳动薪酬，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老龄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从事农业劳动的合理人口数

第一产业包含农林牧渔四个产业，从四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比看，绝大部分劳动力属于农业劳动力（除海洋渔业外，这四个行业的劳动者大多彼此兼职，也习惯统称为农民）。故为了研究方便，就把第一产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等同起来。那么，农业劳动力多少才算合理呢？这应该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用地（或耕地）面积；二是劳动生产率水平。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89亿，而农业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农业用地五类）面积为52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109.99万平方公里（世界银行数据，而中国官方的认定的为121万平方公里），与地广人稀的美国相比，中国每万平方公里耕地对应的农业劳动力为262.64万人，几乎是美国的200倍。当然，中国近乎精耕细作的农业与美国粗放经营的农业缺乏可比性，但与人均耕地面积远小于中国的日韩比，则有一定的可比性（表4）。

将单位耕地面积对应的农业就业人数作比较，中国是日本的4.58倍，韩国的2.53倍；经人口密度修正后的单位农业用地对应的农业就业人数，中国是日本的2.52倍，韩国的2.19倍。显然，中国2009年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存在明显的高估可能。

假如目前日韩的农业劳动力人数是相对合理的水平，那么，比日韩在农业经营上更粗放的中国，单位耕地面积或农业用地面积所对应的劳动力数量应该比日韩更少些才是合理的；即便与日韩无差异，按照就业人数/耕地面积比例相等原则，中国未来合理的农业就业人口应该是在6308万（对应日本）至11419万（对应韩国）之间。若根据经人口密度调整后的农业用地与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进行推算，则中国合理的农业就业人口应该是在11464万（对应日本）至13192万（对应韩国）之间。

所谓“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水平，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也不可能有一个精准的答案。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吸引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统计表明，第一产业的GDP占比，已经从30年前的30%直降至10%，这在全球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应该与之相适应。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在制造业大国间普遍存在，其本质原因是由劳动报酬率决定。因此，比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更容易确定的，是合理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如中国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同样还发生在环卫、园林等专业性不强、报酬率偏低的行业。有学者判断中国种田农民的平均年龄高达57岁，这与发达制造业大国的农业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相差无几了。

这几年来，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每年增加1000万左右，其中85%以上是50岁以下的劳动力。根据官方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推算，过去3年中大约有2450万的50岁以下农业劳动力转为农民工，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换言之，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距“合理”水平已不远。依据日韩农业劳动人口与耕地面积、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关系所推算出来的合理的最多农业人口与最少农业人口的区间为6308-13192万，则中位数为1亿左右。故保守估计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合理水平在1-1.2亿之间，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将上升至60岁左右。

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与转移趋势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实际规模可能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低得多。如前所述，依据农村年龄结构所推算出来的农村中主业为农业的劳动人口，2009年在1.21-1.79亿之间，即便按上限1.79亿估算，考虑到从2009-2011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约在2000万，那么，到2011年末农村以农业劳动为主业的人口大约为1.6亿。这与如前推算的1亿-1.2亿的合理水平相比，只多出4000万-6000万，这或许就是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剩余规模总量了。如果按平均每年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为农民工的速度，则至2017-2020年，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就将转移完毕。

从上述讨论中，又可以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即中国的城镇化率。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有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存在障碍，即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不利于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但过去30多年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非常神速，而支持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则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现有的户籍限制制度和社会保障的不充分，只是不利于农村人口到城市的定居和人口与其他社会资源之间的合理配置，却未能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如城市中的环卫工、园林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农村的中老年人。因为没有退休金，才导致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也流向城市，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如今的发展中国家都很少看到的景象，也更能证明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为全球最好之一。

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城乡一体化。既然劳动力已经充分流动了，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否也就缩小了呢？如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形成刘易斯拐点，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国在2004年出现民工荒，表明农村劳动力已经从过剩变为短缺，不少学者称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出现，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在拐点出现之后继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在今后10年内基本消失，但可以确信的是，10年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所剩无几，即经历所谓的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并不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取决于劳动报酬率的差距，二是取决于公共福利的差距，前者属社会分工的结果，后者则取决于制度安排。

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2000年第二产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是第一产业的7.1倍，到了2010年，略降至5.9倍。由于官方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存在高估可能，实际的一、二产业的人均产出差距会小些，但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达到3.3倍的现象看，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应该是以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低端劳动力为主，故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也是必然趋势。

进一步考察全国各省市的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在2000-2010年间的排序变化情况，可以发现2000年排名最后15位的均为中西部地区所属的省市，至2010年，排名最后15位的仍为中西部的省市，说明农业人口转移规模大小对当地农业产值的影响并不太大。尽管在过去10年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全国第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提高了2.63倍（未考虑物价因素），但中西部地区很多省市的农业人均增加值还是非常低，存在劳动力继续外流的需求。如2010年贵州、云南、甘肃、山西等地的第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不足1万元。

从未来趋势看，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仍会继续，但转移的速度应该会放慢，即从过去的每年1000万左右，放慢至800万左右，且新增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水平，也将不断上升，40-50岁的农民工将成为转移的主要年龄段。

从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转移的规模稍大于东部地区，且留在本省的占比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所拉动的劳动力需求。但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能持续多久呢？投资的低回报率和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决定了这种高增长模式难以持久。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结果是规模不经济现象比较突出，投资回报率不断走低，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因此，未来农民工向大中城市集聚将逐步形成趋势，即农民工彻底脱离土地，成为城市人，但遇到的障碍则是户籍制度的约束和社会保障上的欠账。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4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由于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 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这一部分过剩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目前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或者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的共生现象。虽然,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但与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 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处于不完善、不彻底的阶段, 还是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 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减缓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的步伐, 因此, 加快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点

1.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与农村内部转移为主, 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改革开放前,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在城乡系统封闭的状况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后, 由于政策的变化, 使得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日趋活跃, 但总体上看,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还是靠发展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就地转移。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兼业现象比较普遍

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了就地转移以及“离乡不离土”的特点。从而导致了城镇的流动性, 人口突增, 小城镇发展迅速, 但大中城市发展相对缓慢, 同时也导致了比较普遍的兼业现象。这种普遍的农户兼业现象既与农户农业经营规模过小有关, 又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有关。

二、城市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城市化是指伴随着经济增长, 由产业结构非农化而引发的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 在城市体系不断升级的同时, 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渐与城市接轨,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经济学所论述的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分的空间。有关资料显示, 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可以多吸纳100万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逐步被打破, 加之城市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开放, 使农民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和解放,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但与此同时, 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1. 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所谓城市化滞后一是指城市人口比重过低;二是指现有的物质条件和内在运行机制滞后。工业化必然引起城市化, 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应该是相配的, 并且要适当超前于工业化, 这已被证明是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 我国发展的现状是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解放初期, 受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 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发展战略, 通过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 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由于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力的容纳有限, 加之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 而且也使我国农村劳动力无法随工业化进程向具有较高生产力的产业部门和城市自由转移。城市化不仅没有与工业化同步, 而且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滞后, 严重影响了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过低的城市化水平使我国的二元经济显得尤其突出,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瓶颈”。

2. 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缺陷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1) 户籍制度障碍

户籍制度曾经是阻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通过户籍制度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等, 对农民进城就业以及定居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这些制度都不利于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 目前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仍然以流动人口为主。我国常年流动人口为6000-8000万人, 而农民工身为城市劳动者, 却没有长期生活在城市, 并获得城市居民身份的权利。目前, 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格局虽已松动, 附属于户口上的城乡利益差别明显缩小, 但农民进城仍然受到许多的限制。

(2) 社会保障问题

目前, 中国城市化是偏重于城市的城市化, 受益更多的是城里人。城市化“化”走的是农民的土地, 排除的是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的权利。产生的是“种田无地, 就业无岗, 社保无份”的大批“三无”人员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样不仅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也使得他们转移后的就业普遍缺乏稳定性。所以,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关心的是进城后能否保证有稳定的收入以及能否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问题, 而目前由于歧视性政策的存在, 农民还没有得到“市民待遇”。

3. 城市失业问题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20世纪的后几年, 失业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惹眼话题,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2009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称, 2009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 而同时预计全年城镇可能新增需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 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 比2008年增加了100万人。因此, 在这种状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也受到了影响。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是指以农业为主的就业人口逐步转向非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转移和集中过程。其转移速度越快, 转移比例越高, 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二产和三产, 不仅可以带动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而且可以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步伐, 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 提高城市化的水平。所以,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必须要使二者协调发展才能带动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为使二者协调发展, 要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加速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克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1978年~2008年的60年里, 中国工业化年均增长11.98%,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到2008年底, 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 城镇人口年均增长5.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城市化增长水平明显落后于工业化增加水平。据专家分析, 在未来10年内如果我国城市化的速度提高1.5个百分点, 我国的城市人口将会增加2.2亿, 可以吸纳1.1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国际经验和我目前的现实状况, 城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最强的产业逐步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数目的增多, 即城市在量上的扩张, 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促进了城市化软硬件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即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途径, 但是,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这是造成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障碍。目前, 我国产业从业人员结构 (表1) 为:第一产业39.6%, 第二产业27.2%, 第三产业33.2%, 而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低于发展中国家10-20个百分点, 低于发达国家30-40个百分点, 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相当大。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具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能, 是吸纳劳动力的大蓄水池。据测算, 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可以多吸纳15多万人的就业, 因此致力于发展城镇第三产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进城, 推进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的重要保障。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

2. 优化城市化发展的政策环境,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制度保证

(1)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以来。一道无形的壁垒便横亘于城乡之间达40余年之久, 进入21世纪, 这一壁垒有所松动, 但是由于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成的根本矛盾, 即城乡居民事实上的不平等却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这样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所以, 必须逐步实行以住房、职业、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的落户标准, 建立以居民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新型户籍登记制度。

(2)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成为城市户籍人口以后, 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重点建立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优。

3. 完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优化农村人力资源

加强就业培训, 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使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顺利实现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 若要顺利实现就业, 必须具有一技之长, 而这往往是他们所不具备的。因此, 农村劳动力往往望城怯步, 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 专门针对进城求职的农村劳动力组织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这一方面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并实现就业提供了积极的引导和帮助, 同时也扩展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 促使城市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迅速的找到就业岗位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参考文献

[1]毋恒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5.4

[2]侯力: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化进程实证——以河南省为例[J].经济地理, 2007.1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5

摘要：采用γ-射线辐照法对城市污水厂剩余污泥进行预处理,从固体组分、可溶性组分及厌氧产气量等角度来探讨γ-射线辐照法改善城市污水厂剩余污泥厌氧消化特性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经γ-射线辐照处理后,污泥的平均粒径减小,在辐照剂量为6.51～30.75 kGy范围内,粒径的减小率达30%～50%;可溶性有机组分随着辐照剂量升高而增加,当辐照剂量为19.4 kGy时,SCOD增加率达552.5%;与未辐照相比,污泥经2.48、6.51、11.24 kGy辐照处理后,厌氧消化累计产气量分别增加8.89%、19.74%和35.81%.γ-射线辐照法是一种有效的改善污泥厌氧消化特性的方法,11.24 kGy左右的`剂量可作为污泥预处理的最佳剂量.作 者：袁守军 郑正 牟艳艳 于鑫 赵永富 Yuan Shoujun Zheng Zheng Mu Yanyan Yu Xin Zhao Yongfu 作者单位：袁守军,郑正,牟艳艳,于鑫,Yuan Shoujun,Zheng Zheng,Mu Yanyan,Yu Xin(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93)

赵永富,Zhao Yongfu(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93;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原子能所,南京,210014)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6

关键词：城市化；异质性劳动力；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06.036

自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Jacobs，1984）。城市化是生产率提高的最终或根本原因。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02%，2011年城市化率为51.3%，首次突破50%，城市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和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业稳定增长、城市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对城市化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如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区别，统一调整为居民户口，使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的二元制户籍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既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也有利于解决城市化中面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如城市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交通拥挤、人口大量失业、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此外，目前中国80%的制造业、FDI和对外贸易分布在东南沿海，产业分布失衡、就业难与用工荒现象并存，在城市化发展方面也是“千城一面”。因此，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城乡空间布局和城市规划，以促进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异质性劳动力合理流动与就业。本文试图在梳理总结目前有关城市化与就业研究的最新进展基础上，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探寻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内在机制，为将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城市化对城市正规部门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1.1城市化对城市制造业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尽管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也存在城市劳动力失业问题，但总体来看，城市化有利于社会就业总量扩大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从动态分析来看，城市化水平提高，促进了工业化水平发展，使得工业和服务业在城市聚集，由于工业发展和服务业的崛起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Glaeser et al.，1992；王国刚，2010）。陆铭等（2012）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深入推进和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劳动力就业概率将会显著提高：城市规模每增加1%，城市劳动力个人就业概率将平均提高O.039%—0.041%。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企业集聚于城市，企业集聚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扩大就业需求，加速劳动力的聚集，如此循环往复，累积效应愈加显著。当然持有过度城市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不平衡会影响将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劳动力就业，但Moir（1977）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但是反之不成立。然而对于高度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是负相关关系。此外也有学者担心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会冲击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而Borjas（1994）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城市本地居民就业的影响程度很低，且没有降低本地市场工资水平。城市化仅是影响就业的众多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在合理推进城市化的前提下，需要做好扩大就业的配套政策。

1.2城市化对城市服务业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Singelmann（1978）首次提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后大量文献对于城市化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关系做了研究。Lewis（1978）认为大量工业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在城市集聚会产生的知识溢出效用，使得企业可以从更先进企业处学到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且集聚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使企业更易获得和运输中间品，同时，城市集聚也使城市吸引力增强，进而吸引大量更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和企业，这既提高了企业和城市的生产率，又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扩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有效促进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和产出，并创造了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制造业在城市的集聚和扩张，对服务业就业会产生“乘数效应”。Moretti（2010）研究发现，对于给定城市，制造业每增加1个就业机会，相同城市的服务业部门（不可贸易部门）就会增加1.6个就业机会；可贸易部门每增加1个就业机会，当地服务生产部门则增加2.5个就业机会。此外，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和不同行业，就业乘数效应作用大小亦不相同。从劳动力技能水平层面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乘数效应更加显著；从行业层面来看，高科技行业就业乘数效应表现得最为显著。当然，城市中不同部门的就业乘数效应作用大小也存在差异：城市中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乘数大于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乘数，甚至有的时候可贸易部门就业乘数有可能为负。对于就业乘数效应的分析，既有利于引导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间劳动力的合理分布、进一步完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同时也为研究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影响提供了新依据。

2城市化对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ILO）的定义，非正规部门通常组织机构水平低、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别很小或没有区别，且规模小，如果存在劳动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偶然就业基础上，通过亲属或者私人关系来获得保证，而不是通过合同关系。而正规部门通常具有良好的管理机构、更大的资本密度、更好的技术和技能。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也有其竞争优势：一是它们避税带来的成本优势，二是非正规部门的平均工资低于正规部门（Yuki，2007）。但非正规部门既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又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Todaro，1997）。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非正规经济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然而非正规部门就业，通常和低生产率、低工资、工作时间不稳定、工作环境更危险等联系在一起，且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缺少社会安全保障，如失业保险等。此外，ILO（2007）认为，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快速增长，是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正规部门可能不能为城市新进入者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但是人们仍然愿意移民到城市，这就刺激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城市正规部门的增长增加了人们对城市生存部门生产产品的需求。结果城市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上升，这也使城市最低工资和农村最低工资差距加大，进而刺激了移民。另一个原因是，移民者期待能够在正规部门找到一份工作，但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有时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50年以上（Cole and Sanders，1985）。Rauch（1993）首次提出城市化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之间的倒U型关系，Elgin and Oyvat（2013）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一结论也符合库茨涅茨假设。由于要素的推拉作用，在城市化发展早期阶段非正规部门的份额处于增长趋势，而在城市化后期阶段处于下降趋势。此外，在城市化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关系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半以上的工人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和非正规部门相互关联且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非正规部门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也代表了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就业创造、生产和收入增加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化显著促进了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尽管国外学者对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予以了较多关注，但目前国内鲜有此方面的研究。

3城市化对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

城市化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分布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NEG）中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大量文献对城市化中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以及劳动力就业分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rugman（1991）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经济集聚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导致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或内陆地区/城市相城市部门或城市中心地区流动。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流动到城市部门，这些劳动力必须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之间选择他们的时间分配。但是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工资存在差异，所以工人必须考虑他们在什么时间移民到城市。

城市劳动力分布方面，Henderson（1974）利用马歇尔外部性的概念综合了AMM模型（Alonso-Mills-Muth Model）的城市内部结构理论，用它来解释城市经济活动的集中和城市异质性劳动力的分布。Davis andDingel（2014）基于前人的有关研究，根据城市中异质性劳动力分布，以劳动力技能水平来刻画城市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和城市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研究了城市的比较优势，认为在分析城市经济问题和城市间异质性技能分布结果时，同时考虑这两方面更加符合现实。为了使异质性更加明显，Davis and Dingel（2014）假设劳动力技能是连续统的。在国际贸易背景下，要素供应驱动的比较优势传统理论——HO理论使得理论家们通常将区位要素供给看成是外生禀赋，由于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当刻画比较优势如何决定产出构成时，应将城市要素供给外生化。大量的连续统要素和连续统部门的比较优势研究文献大都与Costinot and Vogel（2010）的研究有关。然而这些文章假设国家的要素禀赋表现出单调似然比特性，由此可知，如同均衡产出，城市技能分布也表现出这种特性。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一个国家内的城市是研究这些比较优势的基本要素。

此外，Glaeser et al.（2010）和Davis and Dingel（2014）研究认为城市间部门的异质性劳动力就业分布将和与技术有关的协同聚集相一致。随着城市化推进，大量企业和劳动力在城市集聚，一方面使得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集聚水平提高，促使城市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生产成本下降。Sveikauskas（1975）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增加一倍，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将会增加5.98%。另一方面，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用也使得劳动力技能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从城市集聚中获得的收益更大。高生产率和高工资使城市对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强，大量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高技能劳动力更愿意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主要原因是在大城市或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地区，学习效应更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更快、劳动力匹配效率较高使得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或变动工作的机会更大（Sato and Ze-nou，2014）、收入增长也更快。同时也有学者从其它方面（如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壁垒、国家政策偏向等）研究了劳动力集聚于大城市的原因。Elgin and Oyvat（2013）研究发现，在许多国家，不仅政府实施的国内贸易政策严重偏向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且社会投资包括教育、医疗、公路、供水、电力等也是严重偏向城市地区。所以，为了使家人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健康服务，异质性劳动力偏向于进入大城市。从城市间异质性劳动力分布来看，劳动力互补效应的存在，使大城市既有高技能劳动也有低技能劳动力，但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份额远高于小城市（Combes et al.，2012；梁琦等，2013），而低技能劳动力则大量集聚于小城市。从城市中不同部门来看，高技能水平劳动力集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则选择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王世平等，2015）。

4结语

盐城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 篇7

1 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1.1 总体概况

江苏省盐城市现有农业人口456.09万人, 占总人口的55.46%。其中, 农村劳动力303.21万人。计截止2013年12月末, 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303.21万人, 其中, 女性144万人。从文化程度分, 初中及以下176.18万人, 中专和高中101.75万人, 大专以上25.28万人。从年龄结构分16~25周岁73.01万人, 26~40周岁104.68万人, 41周岁以上125.52万人。从资源分布看滨海、阜宁、响水三县农村劳动力占总量的34.07%, 东台、大丰、射阳、建湖农村劳动力占总量的48.18%, 大市区仅占总量的17.75%。

1.2 输出就业

到2013年底, 盐城农村劳动力输出就业126.04万人, 占转移比重的64.03%, 其中女性57.81人, 占转移比重的29.37%。省内输出64.74万人, 其中苏南地区51.93人, 占输出人数的41.2%。省外输出54.83人, 占输出人数的43.5%, 境外就业6.46人, 占输出人数5.13%。

1.3 同期相比

2013年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增长速度较2012年相比下降0.57%, 下降幅度较大的为东台市, 达8.48%。输出就业人数同期增长速度由2012年的1.59%下降到0.72%, 其中新增省内输出就业9174人, 较上年增长11%, 增长地区较快的仍为苏南地区, 占输出就业人数的32.03%, 较上年增长24.2%。省外与境外输出就业人数较2012年均呈下降态势, 下降幅度分别为2.07%和11.4%。就近就地就业:2013年全市新增就近就地转移2.37万人, 占新增转移总量的52.32%, 同比增长2.12%。

1.4 主要特点

1.4.1 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体呈下降趋势

据《盐城统计年鉴》2008-2011年的农业人口统计数据反映, 我市农业人口已从2008年的507.88万人下降至2011年的472.24万人, 四年的人口比重分别为62.57%、61.24%、60.25%、57.54%。2010年、2011年、201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统计数据表明, 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增速下正逐年递减,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在家门口就业。

1.4.2 农村劳动力文化层次逐步提高

全市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8.1%, 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3.56%, 大专及以上占8.34%, 2012年、2011年和2010年三年同期这三项比例分别为:59.45%、33.23%、7.31%, 6 1.7 5%、3 3.5 9%、4.6 7%, 6 2.3 9%、3 3.3 3%、4.28%。截至2013年9月末, 盐城有105.687万农村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53.97%, 比重偏低, 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53.7476万人, 仅占参培人数的50.86%。

1.4.3 转移总数中女性与男性比例有所拉近

女性输出就业人数逐年走高。2000年女性输出就业人数仅4 751人, 占总数的31%。从2005年开始女性输出就业人数有所放量, 并逐年递增, 至2014年12月底女性输出就业人数已达57.7万人, 占总数的46.5%, 为2000年女性输出就业人数的121倍。

2 主要特征

2.1 全市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增速减缓和大龄农村劳动力比重上升

从盐城人口的增长历史情况来看, 1990年的人口出生率为22.93‰, 1991年到2004年为10.65%~8.87‰, 降幅明显, 在国家计生政策暂无调整的情况下, 人口出生与成长必将继续呈下降态势。根据1990-2006年人口出生率计算, 16年后, 也就是2006-2008年城乡新成长劳动力年平均增长了14万人, 2009-2022年平均增长了7.39万人;这表明盐城劳动力供给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人口的减少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不足、大龄劳动力比重会不断提高。

2.2 学习动力不足导致农村劳动力文化和技能偏低

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强, 进城打工, 只是生活所需, 是一段时期权宜之计, 缺乏长远规划, 加之城市繁华富裕与农村劳动力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收入反差明显, 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从业与务工与其个人兴趣爱好相去甚远, 对继续学习提高技能兴趣不大、积极性不高, 往往把身边的朋友作为参照群体, 认为学习技能用处不大, 能够顺利拿到“血汗钱”就很满足了。尽管不少农村劳动力也有自己职业发展目标, 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 但对现有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不乐观, 苦闷和无奈情绪比较强烈。此外, 部分农村劳动力只有初中文化甚至小学文化, 这部分人文化素质比较低, 缺乏自我学习能力, 造成低学历和低技能恶性循环。

2.3 扶持政策的局限性导致就业和创业补贴向农村延伸不充分

2.3.1 社会保险补贴对象范围不大

目前, 只有吸纳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并为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企业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但对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就业困难人员没有照顾, 而这些人员是农村就业困难人员中的大多数。

2.3.2 培训补贴标准不活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政策为5年, 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但培训标准执行上不能反映培训工种成本实际, 影响了政策引导功能的发挥。

2.3.3 创业服务项目不多

农民创业扶持和服务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相比有很大差距, 如农民创业小额担保贷款, 虽然我市将此列入年度就业工作考核体系, 加大推动力度, 但发放总量仍偏小, 贷款贴息工作因无资金还未启动。

3 对策措施

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点, 应该按照“自主择业, 分类指导, 完善制度, 搞好服务”的思路, 重点采取以下措施。

3.1 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各级劳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基层劳动保障平台和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 从公平、公正角度去宣传农村劳动力群体, 引导农村劳动力正确看待自己。首先, 宣传帮助农村劳动力树立文化和技能学习意识。加强文化学习, 提高自身素质, 切实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其次, 要宣传树立竞争和技能学习的意识, 加强农村劳动力对自己的认识, 结合个性能力和特点、特长, 努力去掌握新技能, 学习新知识, 不仅要看到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而且要做长远规划, 对工作环境的改善和职业前景要有信心, 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 适应和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 从而营造相对舒适和稳定的务工环境。

3.2 坚持分类指导, 提高服务效果

一是针对已落实岗位的农村劳动力, 积极开展在岗技能提升培训, 适当提高补助标准, 探索建立培训资金直补企业的制度, 充分调动企业和农村劳动力积极性, 扩大培训规模, 提高培训质量, 促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岗位成才, 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二是针对准备转移尚未落实岗位的农村劳动力, 精心组织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项活动, 依托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乡镇、村劳动保障工作机构, 及时将就业信息和培训信息进村入户、送到农村劳动力手中, 确保他们得到及时、有效的就业服务, 实现有序转移就业;三是针对仍在观望的农村劳动力, 充分发挥乡镇和村劳动保障协理员作用, 提供“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和服务,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就业形势, 合理定位工资预期, 实现及时就业;四是针对不准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 实地了解原因, 提供针对性、个性化服务。对返乡创业的人员, 由农民创业指导服务机构提供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扶持等“一条龙”服务, 使他们能够成功创业。

3.3 完善政策制度, 建立长效机制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8

荷兰病顾名思义是一种经济病,而且起于荷兰,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自然资源丰富,所以大量出口类初等产品,引起了资源转移效应,损害了经济发展。那么,什么是中国式荷兰病呢?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与传统意义上的荷兰病相同,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开发也产生了“荷兰病”效应,称之为“中国式荷兰病”。我国通过对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大力开发获取了巨大的财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全国范围内的转移,即资源转移效应。从事农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涌向城市,在城市里寻找就业机会;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这里的劳动力大量涌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有些国有企业发展困难,前景看淡,这里熟练技术的工人和工程师都开始转向待遇更好的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作,其中外资企业最多。

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迅速。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了,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东部沿海地区较发达,中西部地区较落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的差距也大。想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城乡差距,差距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是首要问题。使农村的部分劳动力转到城市是一种方法,竞争少了收入就会上涨。想要使农村部分劳动力转向城市,一方面得加强农村的教育建设,文化素质的提高会加快向城市转移的脚步;再者就是在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大自然好转移了,还有提高待遇和福利以提高他们转向城市的积极性。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后其生活生产方式也会改变,机械化、科技化的大规模生产;小楼房、天然气的进步的生活方式。但是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同样是要适度的,不能过度盲目转移,使农业荒废,一定要城乡结合,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乡镇企业的作用犹为重要,它既是一个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过渡跳板,不至于农民冒然入城以至盲目,进而实现城市化。

二、基于三螺旋模型的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的关系

(一)三螺旋模型

三螺旋模型最初研究政府、产业、大学在创新方面的互相合作的模型,但与此同时,他们还都持有自己的创新模式和独立的身份,它是创新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创新提供了动力的螺旋型创新模型,这就是三螺旋模型。

在政府—产业—大学的三螺旋体系中,政府给予产业政策上的支持,给予大学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产业也会给大学经济上的支持。企业谋发展,大学搞科研,大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支持着政府的发展与决策。这就是他们三者间的关系,在创新型国家中这种关系尤为密切。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和互相合作得到了不少产物和成果,其中有形的和无形的都有,最明显的还是专利和科学论文,特别是专利,它是政府—产业—大学三螺旋体系的重要产物,他们多数来自大学,没有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大学的研究是很难进行的。

(二)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的关系

类比于政府—产业—大学三螺旋模型,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也有着三螺旋效应。R:资源转移效应;L:劳动力分布;U:城市化。

以影响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的要素分布来反映三者之间的影响程度。R、L、U区域分别表示仅单独影响R、L、U的要素,RL、RU、LU分别表示共同影响资源转移效应和劳动力分布、资源转移效应和城市化、劳动力分布和城市化的要素,RUL表示共同影响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三者的要素。

运用TH算法,对于R来说,所有的要素分为影响R和不影响R两种可能,设其概率分别为P1和P2,N为要素总和,则N=R+L+U+RL+RU+LU+RLU。用k表示属于N的任意要素,则:

对于RL来说,所有的要素分同时影响R和L;只影响R不影响L;只影响L不影响R;既影响R又影响L四种可能,设其概率分别为P1,P2,P3,P4。则:

对于RLU来说,所有的要素分为只影响R,只影响L,只影响U,同时影响R和L不影响U,同时影响R和U不影响L,同时影响L和U不影响R,同时影响R、L、U七种可能;设其概率分别为P1,P2,P3,P4,P5,P6,P7,则

但是,若想真正表示R、L、U三者的关系,还要求平均量,也就是各个区的交互影响程度,即T(RLU)=H(R)+H(L)H(U)+H(R)-H(RL)-H(RU)-H(UL)+H(RLU),先把每一项看作一个个体,分别求出每一项在整体要素中发生的概率,再求它们的交互平均量来判断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程度。

三、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三个的相互作用过程

在整个分析中可见,资源转移效应变化的时候,劳动力分布会随之改变,劳动力分布变化了,城市化也会随之改变,自然资源越的转移,产业结构和地区就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劳动力的分布也会随之移动,劳动力分布越密集的地方,城市化的程度就越高。一般是这样的影响情况,但也不是绝对的单向主导作用,也会互相产生影响,要想整体的经济良好发展,还是要掌握好影响三者的要素平均和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三者的平衡关系。

四、结论

从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在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这个三螺旋结构中,虽然存在单向的影响和主导作用,但三者也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每一个都能成为任意一个的影响因素。控制好三者的平衡关系才能使经济良好稳定地发展。

(一)调控农业和制造业发展以控制劳动力的流动进而控制城市化进程

劳动者是城市化进程中最主要的流动要素,而致使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就在于工作收入和生活成本的高低。制造业的发展会吸引劳动力转向城市和城市的形成,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和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会减缓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同时,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和消费份额也会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影响。所以,一方面要加大城市经济制造业的发展吸引劳动力,促进社会进步,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起来经济才能快速增长;一方面也要鼓励农业发展,鼓励大学生走回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科技新农村,给农民良好的政策,让农民生活得更好,使他们安于农业,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其后果的严重性不容小觑,粮食问题直接指向的就是生存问题。

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人们会在选址的时候把企业定位于靠近市场的位置,消费者亦如此,从而双方都会定居于此,企业会吸引外来劳动者,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就会不断增加,劳动力越多城市越发展人口越多,会这样循环起来。再者,农业发展与城市化不仅存在着制约作用,也有正向的作用,提高农业生产率能够加快城市化进程,农业的生产是必须保证的,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生产同样多的农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就会减少,由此“节省”的劳动力就可以投入到城市中,从而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最终要强调的还是平衡二字。

(二)控制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三者的要素平衡,以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荷兰病是资源转移效应最为明显的表现,渐渐成为资源转移效应的代名词,而中国式“荷兰病”就是中国劳动力资源大规模开发而产生的经济问题,前文已做过介绍。劳动力资源的转移与劳动力分布的变化其实是一回事,劳动力资源的大开发,会促使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连带的加工业快速发展,而且成为了中国21世纪初对外贸易稳定持续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产业和经济发展起来了城市特征自然就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是若想让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把握好程度,常言道事极必反。劳动力的大开发会带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城市化进程,但是这样长此以往不进行控制的话,势必造成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城市化的“大跃进”也会造成农业发展滞后,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问题,这也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大同社会相悖的。所以,控制好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三者的要素平衡关系和发展程度对经济稳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摘要：荷兰病是典型的资源转移效应,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式荷兰病是中国典型的“资源”转移效应。三螺旋模型原指政府—产业—大学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本文以三螺旋算法为理论基础,类比于政府—产业—大学体系,用三螺旋模型研究在中国,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由于全国的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造成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转移,使得劳动力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城市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这样的劳动力分布情况,使得人口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乡镇也越来越小城市化,同时城市化也会加剧劳动力资源的转移效应。即资源转移效应影响劳动力分布,劳动力分布进而影响城市化,城市化也反过来对资源转移效应造成影响,他们三者是相互影响的,这就是他们三者之间的“三螺旋”。

关键词：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三螺旋模型

参考文献

[1]谢继文.俄罗斯“荷兰病”现象研究[J].重庆: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3(04).

[2]李玫瑰,连序海.警惕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引发的中国式“荷兰病”[J]贵阳:贵州农业科学,2012(03).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9

关键词：现状,问题,对策

一、总体概况

通过此次调查得出全市现有农村劳动力约为229.6万人, 从事农村生产的劳动力为133万人占比约为58%;劳动力转移84.9万人。外出务工人数为69.3万人 (省内39万人、省外30.3万人) , 占比约为30%;外出经商办企业的约为15.1万人, 占比约为6.6%;在本地乡镇及本村从事运输、加工、服务、商业、活动的人数约为12.2万人, 占比约为5.4%。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产业劳动力之比约为58:42。

二、运城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84.9万人, 占总劳动力人口的36.9%。

其中横向比较本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占本县劳动力人口比例较大的前三个县为:垣曲52.5%、盐湖区49.8%、平陆43.5%。垣曲和平陆由于地理环境影响可用耕地面积少;盐湖区地处运城市区城镇化水平较高、拥有注册企业数量较多。上述是三个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占本县劳动力人口比例较大的重要原因。

其中纵向比较本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占全市劳动力人口比例较大的前三个县为:永济市 (9.3万人) 占比11%, 盐湖区 (8.6万人) 占比10.1%, 闻喜县 (8.4万人) 占比10%。上述三个县市工业基础较好、本地区内有数量较多的工业园区和大企业, 切人员外出务工和创业热情较高。如:永济铝厂等大企业, 盐湖区工业园、运城市经济开发区、空港经济开发区、闻喜工业园等工业园区。

目前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渠道有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外出创业两种方式。

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状分析

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人数为69.3万人。其中, 在省内 (包括县、市) 约为39万人, 在省外约为30万人,

全市外出务工人数排在前三位的是盐湖区7.5万, 占总外出务工人数的10.8%。闻喜8.4万人, 占总外出务工人数的9.8%。新绛6.3万人, 占总外出务工人数的8.9%。

其中在省内 (包括县、市) 务工人数排名前三位的是盐湖区4.8万人, 占全市省内外出务工人数的12.5%。闻喜3.8万人, 占全市省内外出务工人数的9.9%。新绛3.6万人, 占全市省内外出务工人数的8.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以上三个县工业和城镇化发展较快, 县内企业多, 从而吸引“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 就地实现就业是占有总体比重较大的主要原因。

省外外出务人数排在前三位的是芮城2.93万人, 占全市省外外出务工人数的9.7%;闻喜2.9万人, 占全市省外外出务工人数的9.6%;平陆2.8万人, 占全市省外外出务工人数的9.2%。以上三个县当地农民跨省外出务工意识较强, 自发和有组织外出省外务工人数多。

从2003年开始, 市县、乡每年都要组织大规模的劳务输出活动。2006年之前, 劳务输出的主要区域为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中山等用工城市, 2006年以后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山东青岛、以及京、津地区。持续每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活动, 使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了习惯。因此, 最近几年, 政府主导组织劳务输出已被亲朋相携、邻里攀带外出务工所取代, 自发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

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分布区域看, 目前外出务工集中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各用工城市, 总人数约为20万人左右, 其他10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京津地区以及山东青岛, 省内务工集中地主要集中在县、市两级城镇, 以县级城镇最多, 约为30万人左右。

从外出务工行业分布情况看, 到外省市务工的主要电子、服装、机械加工、装配、采摘、架设高压电线等为主。例如:平陆的架成工, 从业人员8000余人, 常年在东北、大西北、广东等十余个省市架设高压线;河津的建筑工程承包, 从业人员1万余人;绛县的摘棉工, 每年季节性去往新疆阿克苏2600余人;夏县大品乡在天津、青岛从事电焊工的有600余人。

在县、市级城镇务工的, 主要为宾馆、餐饮、商场服务员、营业员, 本地煤焦、化工、纺织、机械制造等类型企业员工。由于我市实施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 “5+15” (5个山西省省级开发区, 15个县市级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比重较大, 2014年各园区新增就业岗位约2.2万个。

2、农村劳动力外出创业状况分析

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创业人数约为15.2万人, 占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17.8%, 创业直接带动44.1万人就业。外出创业, 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条主要途径。

从各县 (市、区) 情况看, 永济市、盐湖区、临猗县、万荣县外出经商办企业的人最多。例如永济市在外创业的人约有2.5万人。其中外出开牛肉饺子、牛肉面馆的就有2.24万人, 直接带动7.12万人实现就业;盐湖区在外出创业的人约有2万人, 其中开饭店、打拼子人约有5900人;临猗县在外创业的1.8万人中, 从事食品加工 (糕点加工) 业及餐饮业的就达到8500余人;万荣县外出创业的1.28万人中有857户从事化工外加剂生产, 直接带动3.75万人就业。

从创业的行业类别来看, 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创业涉及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建筑建材、商品批零、交通运输、仓储、餐饮、住宿、社区服务等十多个创业门类。其中餐饮业为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创业的首选, 总人数为4.5万人;其次是商业批发零售, 总人数为6700余人;第三为建筑建材业, 总人数为5400余人;第四为食品加工业, 总人数为4300余人。而在本地乡镇, 以及县城从事个体经营的最多, 为8.1万余人, 占总外出创业人数的53.4%。

三、运城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1、政府“有组织”外出务工比例较低。

通过政府部门“有组织”外出务工人数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有组织”外出务工在有效调剂人力资源配置、帮助农民降低外出务工成本、确保安全、及时维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建议利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平台, 为农民工提供“有考察、有组织、有培训、有护送、有回访、有维权”的一条龙“保姆式”服务。从而发挥政府部门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2、人力资源公司有待政府规范。

由于我市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而南方电子厂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旺盛。这类企业多采取利用中介人力资源公司委托招聘、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的方式进行市场化招聘。在每年春节前后外地企业用工高峰期, 部分本地和外地人力资源公司为赚取用工企业“招聘返费”, 存在恶意竞争和虚假宣传等行为, 极大的损害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利益。建议由人社部门牵头规范我市人力资源市场, 健全人力资源公司各项业务服务的监督和备案制度, 建立由政府主导和监督下的人力资源公司服务联盟。从而规范市场秩序、合理整合资源, 发挥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3、农民工跟踪服务难。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 农民工维权问题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成败的关键, 克扣拖欠工资、人身伤害、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黑中介欺骗农民工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农民工务工集中地设立劳务输出联络站已迫在眉睫。如我市2014年仅输入苏州华硕电脑集团的务工者就达1000余人, 一些问题时有发生, 但因距离较远, 经费紧缺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建议在农民工输出较集中的省、市设立劳务输出联络站, 经费从就业和再就业资金中予以适当解决。并提供各项免费就业创业服务, 把“家”安在务工者身边, 让农民工放心打工、挣钱。

4、外出劳动力就业层次低, 创业能力不足。

在我市省外劳务输出中, 有四分之三的人员是在电子设备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在这些企业里人员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切就业稳定性差, 农民工缺乏从事二、三产业的技术、技能, 不具备职业竞争力。外出创业农民创业能力较低, 开办企业成活率不高。建议加大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力度。根据我市农村外出务工和创业的实际, 结合农民意愿, 开展技能加创业一体化培训。重点开展家政服务、餐饮、食品加工、传统工艺品加工等创业型技能培训及经营管理培训, 助推我市农民外出低成本创业。

5、本地农民专业技能培训不足。

建业结合我市实施的“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工程, 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技能培训, 重点在规模养殖、大棚蔬菜、食用菌栽培、观光农业、生态高效农业等方面开展培训, 同时开展农村电商、社区服务培训, 以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助推农民在本地创业。

6、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化程度低。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以前那种靠窗口咨询、现场招聘、电视飘字、发放传单、进村“喇叭”宣传等方式信息化程度低, 早已不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要求。建议利用“互联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 建立“外地企业和本地企业招聘信息库”和“外出农民创业项目库”;通过调查摸底利用“大数据”对有外出务工和外出创业愿望的农民进行需求分析和精确定位;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平台、手机app等互联网手段, 建立“一体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平台”为广大农民提供高效、快捷和个性化的就业创业信息服务。

7、针对农民工创业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市对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相关机构体系不健全。建议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4]40号) 的要求“将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 运用财政支持、创业投资引导和创业培训、政策性金融服务、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生产经营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等扶持政策, 促进农民工创业。”建立专门帮扶农民工的创业服务机构, 开展农民工创业大赛, 营造全社会鼓励、支持农民工创业的氛围。在帮扶广大农民工成功创业的同时, 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就业。

参考文献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10

1 城市剩余空间

1.1 概念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够被合理的规划和利用,因此,在不同的形式种类作用的建筑群中间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空间上的浪费,有学者给出定义是,城市中未能被充分利用的空间,常位于城市角落,具有消极性的城市空间[1]。同时,随着城市的更新,老城区的建筑旧址被废弃,成为不被利用的空间,这些空间就是城市剩余空间。这些城市剩余空间分为:(1)建筑物之间的狭窄不规则地块;(2)被污染的土地;(3)限制性地形如陡坡;(4)被高架道路分割;(5)被废弃用地。

1.2 城市剩余空间现状与研究意义

目前,大城市新老建筑的并存带来了城市景观不统一、人口密度过大带来的公众活动空间的缩小等问题。与此同时,城市交通用地占到整个城市用地面积的10%以上,成为不可改变的用地,而高架下的用地、被废弃的城市铁轨和道路、建筑间不可被利用的狭窄不规则地块等,在大部分城市均没有很好的利用,影响城市整体面貌,也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对于用地资源紧张的城市地区来说,土地资源是非常稀缺的生产资料,因此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将会成为未来城市合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可以说,研究城市剩余空间对城市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把剩余空间当做城市的一条丝带,将城市不同建筑和不同景观连贯起来,打通隔阂,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协同感也创造了良好的城市公共环境。剩余空间是具有消极性的城市空间,他们的大量存在正在与城市规模扩张存在矛盾,清晰的认识剩余空间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建设城市。

2 纽约高线公园

2.1 基本认识

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是一个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西侧的线型空中花园。建筑性质为公共设施,设计单位为建筑师Diller Scofidio+Renfro建筑事务所,整体规模有6英亩21公里,包括一期、二期以及三期工程。“高线”是一段三十英尺高的高架铁路,原来是1930年修建的一条连接肉类加工区和三十四街的哈德逊港口的铁路货运专用线,沿途可欣赏美景和哈德逊河,还能经过一些地标性建筑,比如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高架铁道距离地面约9.1米,铁道最宽处约18.3米。后于1980年功成身退,一度面临拆迁危险。后来在纽约FHL(High Line之友)组织的大力保护下,高线存活了下来,并建成了独具特色的空中花园走廊,为纽约赢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国际设计和旧物重建的典范。

高线公园的历史沿革可分为三个阶段:铁路时期(1847年-1980年)、荒废时期(1985年-2005年)、重建时期(2006年-2014年)。在铁路时期高线公园起到交通运输的作用,后2个阶段则是荒废和恢复阶段。

2.2 项目改造概述

高架公园总体设计和建设投资为15300万美元。投资由纽约市、州政府、高架之友募集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提供。

一期工程为最南端的三分之一段,从甘斯沃尔特街延至西二十街,长约0.8公里,途中横跨第十大道。这段改造由混凝土和绿化景观带组成,保留了繁茂的野花野草和纵横交错的铁轨,夜间在灯光下,高线带来的线状的光源流动而有韵律,开放后受到市民的欢迎,游客量超过400万人次。二期工程则是从西20街到西30街,全长半英里,还有公园在其周围,设4个新入口,整个公园覆盖了完整的无障碍通行道和电梯。同时二期工程还设计了一系列景观小品,如切尔西丛林、西街23号草坪、台阶座椅、福尔肯天桥、西街26号观景坡、发光长凳和西街30号铁架剪影等,给市民带来更多乐趣。三期工程将于2014年春天与人们见面。第三期新建了长凳、铁轨步行道、表演空间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游戏场等[2]。高线公园的改造很好的提供了人活动场所,尺度和谐,使得人和周围的建筑发生关系,产生不一样的互动和共鸣。历史的气息与现代的生活氛围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融合,使得一个本已死去了的建筑物重新变得生机勃勃。

2.3 特色分析

(1)将废旧的空间变成一个可利用的景观空间,给人们带来乐趣和城市中的绿地的同时,也保留了当地的历史价值和社区特色,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2)整个地面环境由硬到软分布,通过这些不同比例的硬地和植物的混合,使得人们在穿越这段两公里的步道时不会感到一成不变的沉闷,反而会领略到植被种类的不同的和疏密的变化,从而获得一种充满惊喜的空间体验。

3 城市剩余空间的填充策略

从纽约高线公园的改造中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对于城市剩余空间的利用十分值得借鉴。

(1)提高公众对待城市剩余空间的意识。让公众意识到城市剩余空间的价值,以及改造城市剩余公共活动空间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公众主导成为项目成败的关键。在我国公众参与意识逐渐提高的今天,推动社区、公众发挥更为主导的作用正当其时[3],公众自觉参与到工业遗存的项目改造中,有助于利用城市剩余空间,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2)区域更新与局部再开发关联展开。城市里某些剩余空间会与其周边的建筑、社区、区域有所关联,因此需要考虑周边要素,要有长远的目标和眼光,不仅关注剩余空间的开发,还要重视其同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使单体和区域发展获得双赢。(3)历时性保护替代古董式保护。以文化为手段,让改造后的剩余空间的公共活动空间充满人文色彩[4]。对于有些城市剩余空间比如废旧工厂、铁路等,他们往往具有一些历史意义,因此在改造时应将历史特性保留,建设具有特色的空间。(4)完备的规划开发设计。它是保证剩余空间被成功改造的必备条件。专业的设计开发团队影响和推动空间的改造、规划与建设,最终实现剩余空间的价值升值,为居民造福。(5)以景观的手段对城市剩余空间进行改造。所谓剩余空间基本上是在城市整体空间里最不起眼、最无用处的地块,他们往往既不能用作建筑地块也不能作为大的休闲外部空间,他们往往狭窄、不规则,甚至都不在人们的视野范围内,因此,笔者认为采用景观的手段,用植物、景观小品、水等软质材料来处理剩余空间是最符合城市生态发展的,既利用了空间也给城市创造了绿色空间。(6)政府的支持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政府政策的支持决定了项目发展的走向,工业化的转型、城市化的发展,需要政府投入更过的精力,而法规条例的制定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4]。政府和法律法规的支持更多的是保证了对剩余空间的管理和规划的实施。

4 结语

不同于旧厂房改造一类的项目,这种城市边缘的地块设计更强调的是一种无中生有,一种对于地块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同时,自然元素也可以从原有的辅助手段终于登堂入室成为了主要的设计手段。作为一个现代人,在追求效率和科技的同时,我们同样渴望一份休憩和自然的宁静。这是我们中国的城市规划中所缺失的重要一环,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大片的石砖铺成的广场,中间立着个大雕塑,或者是建在某个偏僻角落杂草丛生的公园,但是唯独看不到在喧嚣都市的中心有一隅绿荫可以让人们暂时的逃离,放松。

参考文献

[1]王坚锋.上海城市剩余空间问题初探[D].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2005.

[2]崔曦.城市场所功能更新---以纽约高线公园为例[J],北京规划建设,2012.

[3]杨春侠.历时性保护中的更新-纽约高线公园再开发项目评析[J],规划师,2011.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 篇11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的特点

英国农业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前的16世纪。这时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从而形成了最初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此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在农村以内部家庭为纽带，通过兼营农业和手工业方式实现的，因而转移过程缓慢。研究表明，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程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转移背景的独特性。英国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独特的背景条件，如早期机器大工业的空前发展；始于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小农经济的“圈地运动”，是英国所特有的条件。英国历年向海外净移民1000多万人，殖民扩张历时之久规模之大，也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所不及的。无疑这些对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转移过程的漫长性。英国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但农业劳动力转移却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时期，即使只考察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后的阶段，其转移的速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快。

第三，转移方式的递进性。在英国，工业部门一直是容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服务业才逐渐成为容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但其劳动力来源主要不是农业部门，而是传统工业部门所释放出的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由农业——工业——服务业的递进结构。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演变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政策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政策的形成和演进角度看，英国劳动力转移政策表现为从严厉限制到积极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血腥立法”限制阶段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初是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圈地运动本身，不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圈地的目的，是为了养羊赚钱，而不是为了扩大农业生产。由于牧场不能容纳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因此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时英国还没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非农业部门也还没有产生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所以这些被驱赶的农民，除少数人受雇于农场和手工业工场外，绝大部分人成为生计无着、四处行乞的流浪汉。他们逐步向城市转移，成为游民、失业者和贫民。在圈地运动开始的最初200多年里，英国圈地运动受到法律的限制，规模不大，失地农民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威胁旧国民体制存在的地步，失地进城农民被简单地看成流浪汉和懒汉。英国统治阶级禁止他们到处流浪，通过“血腥立法”，加以严惩。爱德华六世在位时，于1547年通过了被认为是都铎王朝最严厉的惩治流浪汉法令。健康流浪汉将被逮捕，在前胸打上“S”烙印，被罚做两年奴隶；如果逃跑，将被判终身为奴；逃跑两次，将被判死刑。

由单一的限制性惩罚向救济过渡阶段

随着圈地规模的扩大，失地农民的数量在增加，英国政府逐步认识到进城流浪农民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失地农民的过错，而是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于是，英国政府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手段，即救济和惩罚并用的两手政策。最初英国政府允许对无劳动能力和老弱病残等流浪汉进行救济，后来逐步扩大救济范围。但是，开始时救济基金主要由私人和私人机构来进行。政府并不承担责任。从亨利八世开始，英国政府开始承担起组织救济和筹集救济资金的责任。

英国工业革命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进程。为此政策层面的调整即所谓历史上有名的“斯宾汉姆法”。该法对流浪者、失业者等贫困人口实施补贴，具体方法是根据食品价格决定工资标准，对工资达不到标准者，由政府给予补贴。然而这种救济只是暂时的办法，它不仅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造成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的另一种应对方是推出鼓励向海外移民的政策。英国在海外移民中，主要转移的是游民、失业者、贫民和犯人，而对于熟练工人的转移英国政府是严格禁止的。英国通过这种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本土的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

谋求就业机会和提供政府救济并重阶段

在本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中，英国政府认识到移民和流放只是权宜之计，只有创造工作机会，积极促进就业，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英国在政策导向上开始发生转变，而工业化的发展，也为这一政策提供了可能。因为在工业化初期，尽管工业部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失地农民本来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工厂谋到一份工作，但是由于当时工厂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收入极低，失地农民宁可乞讨过活，也不愿意在工厂做工。而在工业化中后期，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主要是受到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改善以及海外殖民掠夺的影响。不过，在这一时期，失业问题成为比流民更为严重的问题。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找到工作后，很快又失业，失业问题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而失业问题毫无疑问需要由国家来解决，因此英国政府以解决失业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培养游民的劳动习惯，积极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同时，英国政府还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同时继续对流浪者、失业者等贫困人口实行救济性福利措施。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历史进程及其政策演变，体现出许多共性的和规律性的东西，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借鉴。

政府需要推出积极的政策予以支持和引导

在劳动力转移道路上存在着制度制约因素，积极主动消解障碍性制度，为人口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才能促进和加速劳动力转移进程。英国的历史发展证明：只有束缚和压迫农民们的各种制度逐渐松懈、瓦解，越来越多的农民才能够获得自由迁徙和流动的权利。在我国，绝大部分省区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制度性障碍因素，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子女城市就学制度、入城收费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这既不利于农村人口城市化，也不利于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发挥。

同时，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城市经济难以吸纳众多就业人员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建立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劳动技能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一套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移民过多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冲击，从而减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市化快速进行中农村移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需要，才能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才能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工业化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目前，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还处于劳动力转移起步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化及相关部门产业，增加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区域和对农村社区剩余人口的“拉力”效应，从而在城市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接收机制，吸纳剩余劳动力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否则，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是被农业“推出”土地，农民们虽然摆脱了农业，但他们“离土不离乡”不会成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会变成稳定的城市人口。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仅仅完成了一半，农民走出了农村，却没有进入城市。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过变成“季节性”打工群，周期性游动于城市和農村之间。因此，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从地理空间的变化，转向生存方式和社会身份的变化，才能真正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乡村工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益补充

在城市现代大工业没有建立时，发展乡村工业，缓解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超快造成的就业压力，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准备条件。一般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难以同步的。如果工业化落后于城市化，显然，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寻求不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导致失业。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同步的矛盾也很突出，工业吸收就业人员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瓶颈”，这种状况在全国许多城市不同程度存在，在工业发展薄弱地区尤其如此。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南方一些省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走上发展“乡村工业”之路，并正在这条道路上行进。

城市剩余劳动力 篇12

盐城市东临黄海,拥有江苏省最长的海岸线、最大的沿海滩涂,沿海码头众多,水运工程发达。据统计,盐城市85%以上码头的损坏是由于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降低而导致的码头承载力下降[1],而盐城市90%以上的码头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降低是由于氯离子浓度扩散侵蚀导致混凝土中的钢筋锈蚀。

因此,本文假设盐城市码头损坏均是由于氯离子侵蚀引起,并拟以Fick第二定律[2,3,4]为基础,研究建立氯离子浓度预测盐城沿海码头剩余寿命方法与计算模型。其中,氯离子在钢混结构的扩散模型(Fick第二定律)为:

式中:C(X,t)为t时刻X处氯离子浓度;Co为初始时刻混凝土氯离子浓度;Cs为初始时刻混凝土表面氯离子浓度;erf(X)为误差函数;D为氯离子扩散系数。

1 混凝土水灰比估算

水灰比的大小是影响混凝土结构性能的重要参数[5],也是决定混凝土抵抗氯离子侵蚀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水灰比无法直接获取,通常建立计算模型来对水灰比进行估算,即通过混凝土强度与水灰比的关系式来反算[6]。

1.1 计算模型建立

混凝土强度与水灰比的关系式为:

式中:fcu为28 d混凝土立方体压强;fce为水泥强度;c/w为水灰比。

因此,可以反推灰水比的计算模型为:

1.2 盐城市沿海码头混凝土强度的历时变化

根据近二十年的统计资料(1990—2010年),研究盐城市沿海码头混凝土强度平均值随时间变化的关系,为了精简量纲,令δ(t)=t时刻混凝土强度/其28 d混凝土强度,并将其历时变化绘于图1。

根据图1所示规律,结合盐城市沿海各码头实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盐城市沿海码头混凝土强度平均值历时变化的数值模型:

2 氯离子扩散模型研究

法国波尔图工程实验室的Garrt教授通过大量试验发现,氯离子的扩散并不是一个匀速过程[7,8],相反,随着时间将不断减速,这可能是因为混凝土内部水化反应比较充分,内部结构比较密实。Garrt教授提出的氯离子扩散模型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D(t),D0分别为t,t0时刻的氯离子扩散系数,m为衰减拟合指数,一般取0.26。

而28 d的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与其水灰比大小有关,其关系式为:

由于各码头的混凝土结构相差较大,因此应增设综合系数,以用来反映混凝土结构情况,使计算模型更贴近实际值。因此,改进后的氯离子扩散模型为:

式中,鄣为综合系数,按照式(7)可反推其表达式:

将式(8)代入氯离子扩散模型,假设初始时刻混凝土氯离子浓度为0,可得到其表达式:

3 实例分析

以盐城市大丰港区某高桩梁板码头为算例,进行实例计算分析,该码头已运营11年。取其横梁样品进行抗压试验,检测后可知该试件抗压强度均值为45 MPa,并分层检测氯离子,并将检测数据代入式(3),可得试件的灰水比与水灰比分别为:

将式(11)结果各层数据依次代入式(8),可依次得到各层综合系数鄣1=0.916,鄣2=0.512,鄣3=0.528,鄣4=0.552,鄣5=0.771。

根据检测,初始时刻混凝土表面氯离子浓度Cs为0.400,各层综合系数代入式(9),可得到当钢筋表面氯离子浓度达到浪溅区氯离子临界值时的临界时间t。

因此可得第一层的临界时间t1=23.15a,则第二层至第五层的临界时间依次为t2=30.12a,t3=30.69a,t4=28.75a,t5=19.63a。

因此,取各层临界时间的最小值,即该码头氯离子侵蚀寿命为23.15a,由于该码头已运营了11a,则易知该码头的剩余寿命为23.15a-11a=12.15a。

4 结论

(1)虽然海洋环境下工作的混凝土强度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化,但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变化幅度较小。因此,本文建立了通过混凝土的实测强度来估算水灰比的计算式。

(2)本文考虑到各码头的混凝土结构相差较大,因此增设了综合系数鄣,并重新修正改进了氯离子扩散模型。

(3)以盐城市大丰港区某高桩梁板码头为算例,根据其横梁样品抗压试验以及氯离子浓度检测结果,可计算该码头氯离子侵蚀寿命为23.15a,结合该码头已运营时间,可进一步得到其剩余寿命为12.15a。

参考文献

[1]王元战,田双珠,王军,等.不同环境条件下考虑荷载影响的氯离子扩算模型[J].水道港口,2010(4):125-130.

[2]THOMAS MDA.Bentz EC(2000)Computer program for predicting service life and life-cycle cost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exposed to chlorides[R].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2008.

[3]牛荻涛.海洋环境下混凝土强度的经时变化模型[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1995(3):49-52.

[4]张俊芝,郑辉,周建民,等.自然扩散法预测感潮环境下混凝土氯离子侵蚀[J].建筑材料学报,2011(2):164-168.

[5]王勖成,邵敏.有限单元法基本原理和数值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6]MANGAT P S,MOLLOY B T.Prediction of long term chloride concentration in concrete[J].Materials and Structures,1994(27):338-346.

[7]薛鹏飞,毛达岭,项贻强,等.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侵蚀模型及验证[J].混凝土,2010(7):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