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劳动力效率

产业劳动力效率（精选7篇）

产业劳动力效率 篇1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产业结构亟待转型以促进经济的高效健康发展。长期以来,区域产业结构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1,2]。就其地域差异的成因来看,包括经济发展阶段与城市化水平[3,4]、产业转换与应变能力[5]、第二产业结构效益及其竞争力[6]、用地与工资成本[7]、人力资本等[8]。在优化策略方面,不同学者提出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与优化人力资本结构[8]、提高科技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9]、注重资源深开发与考虑新经济的需求相结合[10]、提出明确的城市低碳目标[11]、完善环境规制及加快技术进步[12],提高产业升级率与优化率[13]、以区域优势引导产业分工及培育新兴产业等[14]。此外,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评价指标体系[15,16]、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17,18]、偏离-份额分析法(SSM)[19]、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模型[20]、投入产出分析[21]均为区域产业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但总的来看,借助劳动力比例与社会经济效益比例表征区域产业劳动力效率及其时空差异的研究成果尚不多。山东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产业结构正逐步由“二三一”型向“三二一”型演进,但依然存在经济效益差、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22],本文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山东省为研究区域,针对产业劳动力效率进行研究,旨在理清其时空发展特征,并据此提出优化思路及重点调整领域,以期为山东省及各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借助区位熵以比值之比衡量专业化水平的思路,本文以某产业就业人数、生产总值占地区就业总数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产业之间或城际单位劳动力数量创造的生产总值的不同,作为产业劳动力效率E,进而可作为指导产业调整的依据。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Eia以第a年为准表达不同产业的差异,即a年i产业劳动力效率,Eib以产业i为准表达城际差异,表示b市i产业的劳动力效率;S与L分别相应的生产总值或其他经济社会效益指标及就业人数,Sia表示第a年i产业生产总值,Sa表示第a年地区生产总值,Sib表示b城市i产业社会经济效益量,Si表示i产业社会经济效益总量,Lia表示第a年i产业从业人数,La表示第a年从业人员总数,Lib表示b城市i产业的就业人口,Li表示i产业就业总人口。

1.2 数据来源与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5-2015年《山东统计年鉴》,产业劳动力效率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20门类。在具体选取中,去除客观上主要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农林牧渔业及统计为0的国际组织,并将制造业、采矿业与能源产业合并为工业,以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运邮储业、住宿餐饮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研服务业、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文体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等16类作进一步分析。在时间演变分析中,数据为2004-2014年山东省分行业地区生产总值及分就业人数;在空间分异分析中,数据为2014年山东省17市分行业地区经济社会及就业人数。

2 结果分析

2.1 产业劳动力效率演变

2004-2014年山东省各产业劳动力效率结果如表1,据表可知:首先,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服务、卫生医疗、文体娱乐等劳动力效率均在1以上,单位劳动力创造生产总值较多;其次,房地产业、金融业以及科研服务的标准差明显较高,变动最为明显。

数据来源:2005-2015年《山东统计年鉴》。

2004-2014年,工业就业人数与生产总值均不断提高,但由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工业劳动力效率虽能保持在1以上,但也存在较明显的下降趋势,批发零售业、教育与工业相反,虽然劳动力效率均在1以下,但上升趋势明显;建筑业、交运邮储业、住宿餐饮业与卫生行业的劳动力效率较稳定;信息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劳动力效率均具有先降后升的特点,但相比较而言信息服务业的回升稍滞后;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文体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业均呈现波动上升的特征;科研服务业分别在2007年(2.17)和2013年(2.31)达到明显高值,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效率平均值与标准差;房地产业与金融业是山东省产业劳动力效率最高且标准差最大的两项,变化明显但趋势相反,前者不断走低而后者逐渐趋高。

2.2 产业劳动力效率空间分异

为综合衡量各产业实际效益,选取统计口径相同的产值、利税额等多项数据,分别计算劳动力效率后再取平均值,作为产业劳动力效率结果。其中居民维修与其他服务业、文体娱乐业、水利环境与设施管理、卫生等效益难以量化,故将此4类剔除,以其余12类继续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结果发现,济南市、青岛市、临沂市和德州市的变异系数较低,该4市内部效率结构较均衡,而枣庄市与莱芜市内部结构差异明显;建筑业、交运邮储业与教育业变异系数较低,以上结果表明城际差别并不显著,其中教育对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基础性,故城际差异不大,而住宿餐饮业、科研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变异系数较大,各市具有明显差异。

从城市综合劳动力效率看(为消除量纲影响,先按行业类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将标准化结果按城市累加,得到综合劳动力效率结果如图1),东营市(6.71)、青岛市(6.37)、威海市(6.25)与烟台市(6.21)综合劳动力效率较高,形成17城市中的第一梯队,淄博市、济南市等5市紧随其后形成第二梯队,而其余8市综合劳动力效率低于全省平均值,其中德州市与枣庄市居于末位。从区域差异看,综合劳动力效率较高的城市均分布于半岛地区及胶济沿线地区,而鲁西北与鲁西南等地城市该值偏低,这种分布格局与各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能够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此外,虽有许多城市在部分产业方面就业人数占比与社会经济效益占比均较高或较低,但由于二者差异,也可能导致其劳动力效率明显偏低或偏高。因此,劳动力效率结果并不能反映城市某项产业在更大区域的地位与作用,但能够以相对量反映同行业内的城际差异,进而为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3 对策建议

3.1 加快推进山东省产业结构创新调整

从山东省发展全局来看,第三产业仍相对滞后,第二产业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具体来看,工业与房地产业是二三产业中具有通过关联效应带动多个部门、发挥引领力量的行业类别,但二者效率均呈下降趋势。知识经济时代,应紧握创新2.0的契机,在大力扶持新兴工业、高端服务业的同时,山东省可以试点企业探索并推广信息及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的“互联网+”模式、整合区域人才与创新资源的“产学研循环”模式,逐步提高对第二产业尤其是传统工业的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此外,落实供给侧改革,扩大要素的有效供给,以低成本优质量的供给扩大社会需求总量,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3.2 各城市因地制宜地发展优势产业

济南市、青岛市等区域中心城市应结合本地区优势的科研技术提升产学研融合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与商务服务业的技术创新与服务管理水平;枣庄市与莱芜市等城市内部变异系数较大的城市应考虑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遴选发展势头良好的产业进行优先发展;东营市虽然综合劳动力效率较高但应注重进一步优化结构,考虑从资源环境现状、发展趋势及地区发展战略出发,打造新兴主导产业。

3.3 开展行之有效的城际分工合作

从经济效益与政策角度出发驱动城际合作的开展[23,24]。首先,从全局层面的规划与发展政策出发,保障合作的开展;其次,注重提升地区交通通达水平、提升路网密度以降低时空联系成本,密切城际、省际乃至国际经贸往来[25,26];第三,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应依托半岛蓝色经济区、中韩自贸区与海洋优势建设高端制造业中心、海洋产业集聚区及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欧美再工业化冲击的核心力量,西部城市应在注重绿色发展的同时协调人力资源配置,创新思路、鼓励创业、发挥后发优势[27]。

产业劳动力效率 篇2

假定技术进步是希克斯 (Hicks) 中性的, 总量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其中, Yt、At、Kt及Lt分别为t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

则相应的部门生产函数为:

(其中, Yit、Ait、Kit及Lit分别代表t时期i (i=1, 2, …, n) 部门的产出、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及劳动投入量。)

经过进一步推算 (具体过程略) , 得到包括资源配置效应在内的经济增长分析模型:

式 (3) 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分解为五个部分, (1) 是扣除了资源配置效应后余下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是资本要素在部门间配置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 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配置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4) 是总的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5) 是总的劳动投入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定义及说明

由式 (3) 可知, 实证分析河北省的资源配置效应需要的基础数据为:产出总量数据及分部门产出数据、资本存量数据和劳动力数据。以下分别做出说明，由于篇幅所限，详细计算过程及数据表恕不列出。

(1) 产出指标。产出指标选取全省、三次产业部门的产出数据，源自《河北经济年鉴2007》及《河北统计提要2006》，产出数据均为1990年价格。

(2) 劳动力指标。考察我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指标的选取上，采用历年全社会从业人员作为历年劳动力投入量指标，数据源自《河北经济年鉴2007》。

(3) 资本存量数据。在资本存量的估算上，对当年投资I的选取沿用张军 (2004) 的方法，即不考虑库存的变动。我们得到的全社会资本存量数据 (1990年价格) ，其中1978—2000年数据为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研究的结果，2000—2004年数据沿用同一方法估算。基础数据源自《河北统计提要2006》，折旧率为9.6%。折旧率的测算方法见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

三、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

(1) 河北省总量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估计。对河北省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采用国内大部分对我国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结论，即总量生产函数适合C-D函数。

C-D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可以写成:

两边取对数，有:

其中，μ为反映不同时间上，在生产技术或生产能力等方面的随机误差项。若对生产函数施以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即α+β=1，则(5)式可写为：

利用已经取得的总量产出数据、全省资本存量数据及劳动力数据，在Eviews软件中分别对 (5) 式和 (7) 式进行计量回归，取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α=0.82，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β=0.18。

(2) 三次产业部门的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由前面模型推导可知，全省要素产出弹性和部门产出弹性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令Y1, Y2, Y3分别为三次产业产出，根据前面得到的产出数据，计算出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出占全省产出的比重。经回归分析，三次产业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在样本期间都取值0.18，资本要素产出弹性都取值0.82。

四、河北省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

根据式(3)，利用第三部分得到的三次产业要素产出弹性估计值及第二部分的数据，可对样本期间我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从不同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令式(3)的 (2) 、 (3) 部分分别为R1、R2,

对于不同的部门划分，式中的αit、βit取相应的产出弹性值。计算出劳动力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效率(计算过程及结果略)，绘制曲线图如下，并对测算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

由上图 (纵轴表示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数值，横轴表示1978—2004年) 不难发现，劳动力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效率的变化起伏基本上与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相一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河北省乡镇企业，在市场处于卖方强势的短缺时代，短期内获得了高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而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短暂的短缺经济宣告结束，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时代。而此期间农村第三产业，甚至全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比较缓慢。显然，1990年前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配置效率的大起大落正是上述情况的直接反映。从9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新一轮经济扩张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这股热潮中，河北省各地、市纷纷加大开放力度，大力招商引资，大上开发区项目。第二产业的急速发展短时间内吸纳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截至90年代中期的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上升显然是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货紧缩，劳动力需求的下降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城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图中1996—1999年的河北省劳动力配置效应的显著降低与上述过程也是基本吻合的。随后，我国政府适时施行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宏观调控以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和生效，在图中直接表现为河北省2000年后的劳动力配置效应的缓慢上升。

参考文献

产业劳动力效率 篇3

1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俯瞰新农村建设

1.1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在农业经济学中, 农业资源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及资金资源, 这三种资源在中国的现有状态是“人多地少、资金短缺”, 中国有高达9亿的农村人口, 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5亿人, 劳动年龄人口是5亿人, 而其实在农村不仅仅只是劳动适龄人口才参加劳动, 从目前许多文章中提出的现有一些地区农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为“九九、三八、六一”部队, 就可知农村劳动力人口远远不止5个亿。但是我国的土地适用种植面积却在不断减少, 由其在目前保护生态环境的压力下国家主张的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等计划以及国家规划建设中对耕地的圈占, 更加速了种植土地面积的减少。

截至2008年12月31日, 全国耕地面积为1.22亿hm2, 又比上一年度减少1.933万hm2。这已经是耕地面积第12年持续下降。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 不到俄罗斯的1/8, 美国的1/6, 印度的2/3。不仅如此, 我国的耕地面积中, 有70%多是中低产田, 产出量比发达国家少很多。人均土地资源越来越少, 可见中国三农问题中人地关系紧张是要解决的一大核心问题。按照何景熙的界定, 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乡镇农村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 截至2009年底, 我国农村还有大量隐性失业人口。

农村劳动力普遍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 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人口, 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3.33:1, 为1978年以来最高水平, 而且还存在继续扩大的态势。中国政府已经取消农业税, 这一举措体现了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必须看到, 农业税1年仅350亿元, 农民人均1年仅负担40元, 因此取消农业税对于解决三农问题, 真正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增收还有一定距离。《大国兴衰》的作者, 历史学家肯尼迪也认为, 贫富悬殊和人口爆炸是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 可见解决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

1.2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资源

在党和国家的“十一五”规划第三项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并把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途径。一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一定会和这个外生变量同时存在, 但是外生变量是因, 内生变量是果, 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 分析可以得出, 在上述五个目标中最根本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 但是从内外生变量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 前面四个变量是外生变量, 而最后一个是内生变量。因此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从外生变量着手, 也即是如何搞好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面对前文中已经论述过的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 可以看出劳动力资源的效率又是这四种目标的外生变量, 如果不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出来, 那么搞好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以及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都是不现实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主要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宏观层面。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一头连着城镇, 推动工商服务业发展;一头连着乡村, 对农民就业增收有现实的作用。而且这一转移关系我国从农业、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向非农就业、城镇人口为主的现代化国家过渡。二是农村发展建设的层面。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仅靠财政支持, 转移农业劳动力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收益率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提高劳动力资源效率的重要。

2 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效率的建议

2.1 从农地产权制度着手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效率

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基本要素。由于我国农村土地能够吸收的劳动力有限, 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计算, 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 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 要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其关键还是要回到农民的立身之本———土地。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三农”问题的实质问题, 而土地作为中国农民曾经数个世纪为之奋斗的生产资料, 对农民来说是其重要的财富, 但就目前国家发展情况来说, 却又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让农民真正从农村、农业中转移出来谈何容易, 而要想真正让农民实现顺利转移首先就要从直接的入口土地产权制度着手, 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 实现土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

2.2 从农村劳动力资源本身着手提高其效率

“追本要溯其源”, 中国农村劳动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出现快速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中国的农民在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型中也被分化了, 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新阶层。所谓“农民工”, 说白了就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即其农民身份还没有或未能得以转换又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乃至居住生活。然而“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 是和劳动力转移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好多年, 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一部分都只是在做一种“候鸟式”或“游击式”的流动, 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之中, 而最终的归宿还是回流回到原地, 这其中固然有制度的因素, 但笔者认为我们也要从其本源出发, 从劳动者自身出发, 为什么农民工中有一部分最终做到了真正的市民化, 为什么农村中一些孩子通过学习教育真正走向了城市, 为什么如今面对这众多的民工潮, 一些地区反而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 根源不在于农村劳动力不多了, 而是其供给结构已经不符合目前的需求结构, 被微软公司请去讲课的出租车司机臧勤师傅说, “很多司机都抱怨, 生意不好做啊, 油价又涨了啊, 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我说, 你永远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你永远不能提高。从自己身上找找看, 问题出在哪里。”这话听起来好熟, 好像是“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 就改变你自己”, 既然面对目前的制度缺陷, 我们一时间不能改变那么就应该改变自己, 农民朋友就应该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和技能训练, 只有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都提高了才能真正走向城市。

2.3 开展乡村工业, 推进城镇化进程

农民太多, 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表现, 另一方面,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当然这里所说的城镇化是和传统的城市化理念1有着很大区别的, 我们要进行的城镇化建设必须直接面对广大农村, 面对九亿农民。换句话说, 城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 为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创造所必须的条件。要把大城市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同步进行,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资料, 1985年全国共有建制镇7956个, 占全部乡镇个数的比重8.7%;1995年全国共有建制镇17282个, 占全部乡镇个数比重36.7%;2002年全国共有建制镇19811个, 占全部乡镇个数的比重50.7%, 吸纳人口达2.4亿人。在我国目前城市4.8亿人口中, 小城镇占50%左右。可见, 小城镇的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 小城镇该如何发展起来呢, 多种研究表明, 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大发展, 就不会有今天蓬勃兴起的小城镇, 因此我们还必须更加进一步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 做到让“工业下乡”。费孝通先生认为, 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与贫困问题, 解决问题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 “最根本的措施”是“恢复农村企业”。

3 小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长期性的基本特征, 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用了近百年时间,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花了近两代人的时间。我国虽然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着相对较好的条件, 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英美日等国相差甚远, 所以我国仅解决“三农”问题估计就要五、六十年左右。所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定不能重蹈以往人民公社化建设的覆辙, 不能只看速度不管质量。切忌要把速度和质量并举, 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一方面是农村人口骤增,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农村劳动力剩余凸现出来。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增加农民收入, 解决“三农”问题, 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关键。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 指出提高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效率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关键词：资源配置,效率,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叶普万.《贫困经济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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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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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候杨方.土地:新农村建设的关键[N].经济观察报, 2006-3-13.

[8]新民晚报.http://www.fedcars.com/files/200603/26013.html.

[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200-202.

产业劳动力效率 篇4

一、模型构建

农业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AGDP=f (lab, area, cap, tech) (1)

lab代表农业劳动力 (万人) ;area代表耕地面积 (千公顷) ;fer代表化肥施用量 (万吨) ;pow代表农用机械总动力 (亿瓦) ;tech代表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农业部门的产出效率取决于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农业生产是人与自然合力作用的过程, 一种新技术的发明、推广和广泛应用需要很长时间, 期间不仅自然力往往导致其难显成效, 政府主导的推广力度和农业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同样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我国农业劳动者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占到85.01%, 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也很难得以改变, 因此在构建生产函数时暂且不考虑技术要素。农业资本投入的方面很多, 包括农用机械、化肥、农田基础设施、灌溉、土壤盐碱治理、病虫害防治等, 各项目计量单位不统一, 计算非常复杂, 鉴于农业机械和化肥是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最经常和最主要的资本投入, 选用农业机械总动力 (亿瓦) 和化肥施用量 (万吨) 作为资本的替代形式不影响模型的科学性。假定农业生产函数符合C-D模型, 其对数形式的回归方程表示如下:

二、数据描述和回归分析

本部分实证分析所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08年各指标的统计数据。之所以选取这一阶段的样本数据来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主要基于近年来农村工业化步伐加快, 新的土地流转制度也已实行, 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 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特征。

由表一分析可知, 2001--2007年间, 除2003年由于自然灾害使得农业产值比上年有所下降外, 我国农业总产值逐年成递增态势, 而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各要素增减变动分析如下:农业总产值虽增加了10196亿元, 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由13.1%下降至9.8%;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少了5069万人, 增长指数也由101.3%下降至96.5%;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耗用量分别增加了854万吨和2142亿瓦, 增长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农作物种植面积在2003年之前逐年下降, 2004年之后逐年回升, 但绝对量减少了224.4万公顷。

用EVIEW5.0软件对模型 (2) 进行回归分析, 表2列出了农业GDP生产函数的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从解释变量的统计性质来看, F值高达504.8949, 说明模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 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很好的因果关系, 各解释变量的系数能够说明解释变量的变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调整后的R2非常接近1, 即模型有着非常理想的拟合优度, 所选变量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从农业GDP生产函数估计结果看, 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并且各变量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其中area和fer更为显著。解释变量的系数值表明: (1) lab的系数小于1大于0, 说明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与农业GDP之间存在正相关, 即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减少1个单位, 农业GDP仅减少0.6849个单位, 这是由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造成的; (2) area的系数为正, 说明土地的增加能够促进农业总产值的增加, 土地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为106%; (3) fer的系数为4.948, 即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化肥, 就可以增加将近5个单位的农业总产值, 在选定的四个投入要素中, 化肥具有显著性; (4) pow的系数为-1.42, 说明农业机械每增加一个单位投入, 农业总产值则要减少1.42个单位, 这似乎与常理不符, 但也在情理之中。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模型估计结果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高度耦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投入对农业生产贡献率低。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07年底, 我国农村居民劳动力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5.01%, 其中还包含6.34%的文盲, 中专和大专以上的仅占3.99%。作为对比, 以色列等农业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占到47%, 其他农民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也证明了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民数量减少、质量提高的过程, 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为学习、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也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引入现代生产要素, 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二是资本投入对农业生产贡献率高。在现有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民素质条件下, 通过增加化肥施用量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 但化肥的使用效果却呈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化肥和不科学使用化肥, 使得土壤板结、污染、营养流失, 质量下降, 产出能力不断下降。农业机械的使用是以连接在一起的大块平坦农田为前提的, 而我国广大农村土地承包到户, 用于农业纯收益低, 农民务农积极性不高, 土地流转速度缓慢, 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另外, 农业机械的使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要由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农业技术人才操作使用, 如果不顾客观实际一味的强调农业机械化, 必然造成较大浪费。

三是耕地总量刚性且质量下降, 对农业产出弹性不大。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22亿公顷, 居世界第三位, 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01公顷, 不足世界人均的一半, 且每年仍以平均数1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 占国土总面积的37.2%, 相当于在全国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地表土, 流失的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 即全国一年生产的化肥中氮、磷、钾的总含量;土壤质量逐年下降, 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至1%, 明显低于欧美国家2.5%-4%的水平, 且重金属超标率达12.1%。土壤破坏和环境气候的双重影响, 将使得我国土地的生产效率降低, 农业生产前景不容乐观。

表1和表2分析结果揭示出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机制在于:在国家惠农补贴政策激励和耕地面积刚性约束下, 通过大量使用产出效率高的化肥, 并配合农业机械的使用, 弥补了农业劳动力转出的损失,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总效率 (4.95-1.42-0.68=2.68>1) 。科学施用化肥能够促进农作物产量长期增长, 但过分依赖施用化肥来提高产出水平, 其结果必然是短期效果明显, 中期增长乏力, 长期损失严重。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较低, 农业生产成本高, 农民收入低且缺乏社会保障, 必然导致其在生产经营中短期行为, 谋求短期利益。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改善并逐渐扭转这种局面将成为我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任务。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资金投入, 扭转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执政理念。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综合素质。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办好各类、各层次适合农村、农业和农民需要的培训教育。最有效的解决策略是完善社保制度, 提升社保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与此同时, 国家和地方财政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 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减少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 改善农业结构和经营方式;正视乡镇企业的社会贡献, 帮助其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引导乡镇企业向技术密集型转换, 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

总之, 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和根本源泉, 按照市场规律转移农业劳动力, 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而且还能够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郑贵庭, 朱贵云.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经济增长[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2]范丽霞, 李谷成, 蔡根女等.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基于村域微观数据的一个解释[J].农业技术经济, 2006, 6.

产业劳动力效率 篇5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ata Envelope Approach, 简称DEA) , 研究中国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首先在各省份各年截面数据的基础上, 构造了中国1978年~2003年历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Production Frontier) , 得到每个省各年的第一个Farrell效率指数, 即“水平”效率。然后, 通过每个省份在各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投影点, 构造出中国1978年~2003年全效生产可能性边界, 得到各省各年的第二个Farrell效率指数即“增长”效率。最后综合两个效率用它们的乘积计算29个省各年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

本文发现1978年~2003年中国各省历年平均“水平”效率差距很大, “增长”效率差距不大。“水平”效率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省的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情况不同。技术的扩散使“水平”效率较低的省区有较高的“增长”效率。“水平”效率, “增长”效率,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随时间变化情况各不相同。1978年~1991年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下降, 1992年~2003年快速回升, 到2003年达到67%, 从降到升的变化来自于中国在1992年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 引入了更多的综合改革措施, 这导致了外资的大量涌入, FDI有助于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在中国传播, 这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效率改进。

一、中国29个省份历年的“水平”效率

1. Farrell效率指数

将每一个省份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位, 假设在每一个时期t=1, ……, T, 第k=1……k省使用n=1, ……, N种投入xtk, n, 得到第m=1, ……, M种产出ytk, m。根据Fare et al. (1994) , 若假设每一期规模报酬不变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 , 投入要素强可处置 (Strong Disposability of Inputs, S) 则第t期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由投入最小化形式表述为:

其中z表示每一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

计算每一个省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Farrell效率指数的非参数规划模型为:

其中Fit表示t时期第i省Farrell效率指数。

整个模型的经济含义是:在现有制度、结构和技术水平下, 得到目前的产出水平 (观察值) , 投入要素是否可以减少, 若可以 (Farrell效率指数小于1) , 则认为生产缺乏效率, 存在浪费, 亦即:可以用比现有投入更小的投入获得当前产出, 因而生产活动处于低效率状态;反之 (Farrell效率指数等于1) 则认为生产有效率, 现有投入得到的产出已是最大产出。所有有效观测点形成包络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本文中考虑的投入要素为物资资本存量 (K) 和劳动力 (L) , 产出 (Y) 。

2. 数据与计算结果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保持口径的统一, 从1996年起四川省的数据包括重庆市, 海南作为一个省成立的时间较晚, 相应时间序列观察值较少, 本文所考察的省份不包括海南省, 同时没有考察港澳台的情况, 因此, 合计为29个省份。

(1) 总产出。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各地区总产出的基本指标, 并且按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2) 资本投入。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使用了“永续盘存法”。由于统计资料中只有1992年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我们假设各省每年的GDP平减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相似, 对各省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以1978年为基期, 折旧率为6%。则投资时间序列可近似用式 (3) 表示:

第一期的资本存量可以用式 (4) 求出:

I (0) 和λ可以由1978年~2003年的投资序列的对数值和时间之间的线性规划 (5) 求出:

用δ表示折旧率, 则资本存量可以用式 (6) 求出:

(2) 劳动投入。本文采用各省历年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采用DEA方法的专业软件onfront, 根据1978年~2003年历年的分省横截面数据, 可以求出我国29个省份历年的“水平”效率。

二、中国29个省份历年的“增长”效率

1. 分析的框架

以上用DEA方法得到了中国29个省份历年“水平”效率, 在此过程中, 未将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来考虑。主要原因有: (1) 中国在1982年后才开始人力资本相关数据的统计, 并且数据的连续性较差; (2) 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之间有重叠部分; (3) 影响产出的人力资本是人们开发并掌握的各种技能, 它是一个社会综合素质的反映, 是将劳动转化为有效劳动的能力, 因此是影响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下考察29个省份在1978年~2003各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 i=1, ……29, t=1978, 1979……2003。同年各省份在产出上的差异仅仅是因为投入不同产生的, 已经脱离了省与省之间在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 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横向”差异。但对不同年份的产出有影响作用的因素仍为:“硬因素” (资本和劳动) 和“软因素” (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制度, 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 。在投入一定时, 随时间变化的“软因素”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而影响产出, 如果某省某年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比上年提高, 社会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则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提高, 否则降低。将某省份i第t年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位, 根据1978年~2003年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共29×26=754个点) , 构造一个包络, 定义为中国1978年~2003年全效生产可能性边界 (C) 。由各省各年生产集到全效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计算Farrell效率指数。这个效率是“增长”效率。一般来说, 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随时间的前进会逐步得到改善, 至少不会出现倒退, 因此, 如果某省当年的“增长”效率比上年的“增长”效率有所下降, 意味着当年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不如上年更适合该省的经济生产。

2. 计算结果

使用软件onfront, 根据29个省份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 i=1, ……29, t=1978, 1979……2003, 可求出我国29个省份历年的“增长”效率。

三、中国29个省份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初步分析

中国1978年~2003年各省历年平均“水平”效率差距很大。上海各年的“水平”效率均为1, 这表明1978年~2003年间, 上海同其它省区相比最有生产效率, 其生产集均位于当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而青海、西藏历年“水平”效率的均值不到0.5, 相当于上海的1/2。也就是说, 若上海投入相等于青海的资本和劳动力, 产出将是青海的2倍还多。考察影响“水平”效率大小的各项“软因素”: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社会经济制度、产业结构。若假设我国29个省份的社会经济制度无明显差异, 并且技术具有瞬间扩散性, 那么, 东部各省效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比西部地区优越。东、中、西各地区内部, 各省的“水平”效率也存在差异, 例如山西的“水平”效率平均只有0.57, 低于中部平均值近10个百分点, 除了有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外, 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也很值得关注。

中国1978年~2003年各省历年平均“增长”效率差距不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水平”效率低的省份“增长”效率比较高。中国东部各省的“增长”效率平均为0.78, 中部为0.82, 西部为0.81。“增长”效率使东、中、西部经济生产表现出趋同性。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是地区经济趋同的重要因素, 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缺乏, 技术相对落后, 使得它们在进一步的教育普及和技术的扩散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 “增长”效率与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无正、负相关关系, 说明“增长效率”不受经济生产规模的影响。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是“水平”效率和“增长”效率的乘积。“增长”效率使各省“水平”效率的差异减弱, 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变得很接近, 平均值分别为0.59和0.60, 西部平均值较低为0.42。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高低决定产出的多少, 经济增长的快慢, 以此可以解释西部省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现象。

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两个阶段。1978年~1991年是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下降的阶段, 1992年~2003年快速回升, 到2003年已达到67%, 远远超过以往年份。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依靠要素密集性特征的变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增长”效率从制度改革中释放出来, 但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攻坚阶段, 效率的释放大大低于初期。由于体制的不稳定, “水平”效率的上升速度远低于“增长”效率下降的速度, 因此一直到1991年,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地下降。1992年,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 由于引入了更多的综合改革措施, 这导致了外资的大量涌入, FDI有助于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在中国传播, 这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效率改进。所以这一段时间内,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得以快速地回升。

可见, 中国东、中、西部资本和劳动力平均使用效率的时间序列变动情况基本相同。1978年~1990年使用效率逐渐趋同, 从1991年开始, 中部的使用效率有很明显的上升。东部的使用效率也有改善, 特别在1999年之后。而西部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平均值从1981年~1999年始终徘徊在0.4左右, 2000年~2003年虽有提高但上升幅度很小。这使得1991年~2003年东、中、西部在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地扩大差距, 趋同消失。

参考文献

[1]Dees, Stephane“, Foreign　DirectI　nvestment　inC　hina:Determinantsa　nd Effects”,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98, 31, 175～194

[2]Wu, 　Yanrui, 2003“, Has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to　China’s　Growth?”,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8, pp.15–30

[3]李善同　吴延瑞　侯永志　刘培林:生产率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调查研究报告, 2002年第108号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研究 篇6

一、现阶段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现状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改革的不断深入, 采用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的增加, 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但是在有些企业中, 劳动生产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在流动性强、环境艰苦、劳动力和设备密集的行业, 劳动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例如在建筑行业中, 建筑行业中需要用到大量的劳动力, 各个工序之间的连接、各个操作人员的配合等方面, 现阶段还是机械所不能够代替的, 因此会使用大量的人工劳动生产力, 建筑行业中改革和创新的意识也不是很高, 所以造成了目前劳动生产效率不高的现象。一些企业受到传统生产经营理念的制约, 市场竞争的意识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自我约束自我提升观念不强, 不重视新技术研发的投入以及管理质量的提高, 企业的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不高。企业从业人员自身和业务素质的高低, 也是制约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如果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 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学习使用过程中, 会非常的吃力, 有些甚至完全使用不了新工艺和技术, 这样就大大的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现阶段随着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需要越来越高, 劳动生产力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企业从业人员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待遇和福利, 导致了企业的劳动生产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要想通过降低从业人员工资的方法来降低成本是不现实的,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的劳动生产成本。现阶段我国许多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还有较大的潜力,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的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的应用, 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将会不断的提升。

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措施研究

企业从业人员的自身和业务素质是提高企业劳动率需要重点研究改进的方面, 通过不断地提升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可以有效的增加从业人员的操作熟练程度, 提升其接受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提高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一个是吸引高素质的企业员工, 不断的改善企业员工的待遇、工作环境、福利, 降低劳动强度等, 来吸引高素质的企业员工, 丰富企业员工的精神和业余生活, 增强他们的企业归属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同时还要加强企业与高校的合作, 通过设立奖学金和签订就业协议的方法, 为企业培养有针对性的人才队伍。另一个提高企业员工素质的方式是通过培训学习的方法, 利用培训的方法来不断的提升企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企业要在预算时就要有相应的培训费用, 这样才能够将员工的培训落实到位。在培训的过程中不但基层的生产操作人员要培训, 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也需要培训, 不断的学习行业的新成果新发展方向, 扩宽自身的知识面, 提升自身的业务素质。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不仅仅由每个操作人员和机器的工作效率决定, 同时还和企业的运营组织管理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企业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生产计划, 改变企业生产任务随意更改的现状, 让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能够有规律和有秩序的进行, 避免由于生产任务的不合理造成企业劳动力浪费的现象。采用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 能够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尽量采用, 保证企业生产过程中每个工种的连续性, 合理的分配好流水作业各个员工的工作量, 以及每个岗位需要安排的员工的数量, 保证不存在窝工的现象, 而且每个员工不能够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提升每个岗位员工的专业化水平, 对企业每个工作岗位的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和工作标准, 利用量化管理的方法来明确每个岗位的职责和考核标准, 保证每个工作岗位的工作质量, 这样不会因为人员的改变, 而导致岗位工作质量出现差异。不断的加大新技术新工艺设备的投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大量的事实表明, 利用先进的工艺、技术、材料、设备等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 企业想要长期稳定发展, 就需要不断的投入资金来改进设备工艺, 不断的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也是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措施, 确定企业合理的工资制度, 采用科学的分配制度, 将企业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效益仅仅的结合到一起, 充分的体现多劳者多得的理念, 提供完善的福利待遇, 有效的提升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

结束语

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直接制约着企业的劳动成本, 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后续的稳定发展, 因此需要不断的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改革的深入, 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但是有些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通过提升企业从业人员的自身和业务素质, 制定科学合理的生产计划、不断的加大新技术新工艺设备的投入, 提高劳动着的工作积极性等措施, 可以有效的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 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摘要：劳动生产效率的高低是反应一个行业劳动力水平的重要标准。目前随着劳动力资源不断的急缺, 劳动力的成本不断的增加, 这样就给企业效益的增加带了巨大的挑战, 通过不断的采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方法, 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通过调研分析, 研究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现状, 提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措施。通过研究对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率,现状,措施

参考文献

[1]李晶.劳动力资源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贡献研究[D].山东:青岛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 2007.

产业劳动力效率 篇7

1 文献综述

C.Clark (1940) 认为, 产业结构转化的本质是对涵盖物质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再配置的动态过程。本文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劳动力禀赋的相关分析, 正是基于现代经济增长中对两者动态匹配关系的跟踪。林毅夫 (2012a) 在其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范式中, 特别强调了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变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范剑勇和张涛 (2003) 通过对美国经济史的分析, 甚至发现, 产业结构转型是推动二十世纪初美国产业和工资地区收敛的根本原因。但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定带来经济增长和地区进步的观点也受到了质疑。韦森 (2013) 将上世纪七十年代亚、非、拉美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 归结为统制主义教条下相关国家急于发展现代先进产业引致的产业结构冒进。文富德 (2005) 通过对印度产业模式的探析则指出, 虽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印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明显, 但其也引致基础设施落后和贫困人口涌现的弊端。那么, 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是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对该问题的回答, 便涉及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力禀赋 (人力资本) 的动态匹配问题。

靳卫东 (2010) 指出, 产业结构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人力资本 (劳动力禀赋) 是产业结构转化的基础, 两者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的不匹配, 是造成失业增加、经济波动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杨爽和范秀荣 (2010) 则在中国各省市区截面数据基础上, 构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的人力资本适配度指数, 并得到人力资本适配度提高能够持续有效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结论。张国强等 (2011) 引入地区比较视角后的研究则指出,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水平出现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研究同时指出, 在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和结构上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将具备更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胡春林 (2012) 通过对目前国内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的测度, 明确提出了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轮动发展路径。关于劳动力要素 (人力资本) 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还可参考蔡昉和王德文 (2002) 、戴启文和杨建仁 (2007) 、孔进和孔宪香 (2007) 的研究成果。本文延续对两者关系动态匹配研究的思路,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引入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比较的视角, 对该问题进行了再研究。

2 劳动力构成特征的地区比较:结构化差异明显

在CHIP (2007) 数据基础上, 通过对劳动力构成特征的地区比较发现, 当前国内劳动力在工作经验、受教育时间等构成特征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化差异趋势。

2.1 数据描述

CHIP (2007) 调查共包含三个子样本:城镇住户样本、农村住户样本、农村-城镇住户样本。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跟踪调查, 涉及10000个城镇家庭和13000个农村家庭的收入等信息;第二部分则来源于项目组问卷调查, 涉及另外的5000个城镇家庭、8000个农村家庭以及5000个流动人口家庭的收入和就业等信息。本文在上述第二部分数据范围内, 将城镇住户样本和农村-城镇住户样本进行了合并, 以全面反映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 城市内部劳动力禀赋的地区差异。对城市劳动力数据特征的报告显示 (参考表1) , 上述两部分样本共包含的有效样本量为13563个。其中东部城市包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省 (直辖市) 8地市, 共计7044个有效样本量, 中西部城市包括湖北、安徽、河南、重庆、四川五省 (直辖市) 7地市, 共计6519个有效样本量。

2.2 特征比较

2.2.1 工作经验

数据显示 (见表1) , 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东部城市劳动人口的平均工作经验显著小于中西部城市。参考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与实现更加充分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 (2012) 的研究成果, 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地区差异是因素之一但却不能解释全部差异。这在提示, 在劳动力队伍中, 东部城市比较中西部城市可能拥有更为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上述猜测在制造业的地区比较中格外明显。进一步的计算显示, 涵盖二、三产业的东部城市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5.41岁, 其中制造业为35.70岁, 服务业为35.28岁;中西部城市则平均为36.30岁, 其中制造业为37.86岁, 服务业为35.79岁。东部城市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平均年龄, 分别比中西部城市小2.16和0.51岁。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 将使得中西部城市比较东部城市面临更为艰难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 对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研究, 可参考朱洵和周彦汐 (2013) 。

2.2.2 受教育时间

数据还显示 (见表1) , 从制造业来看, 东部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小于中西部城市, 但从服务业来看, 前者平均受教育时间则大于后者, 非农产业总体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地区结构则呈现出制造业的特点。经过计算发现, 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时间, 东部城市城镇人口为11.94年, 流动人口为9.09年;中西部城市城镇人口为12.08年, 流动人口为8.79年。关于地区间教育水平的研究可参考张邦辉等 (2007) 、姚先国和张海峰 (2008) 。遗憾的是, 东部和中西部城市间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差异, 并不能解释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地区间呈现的结构错位, 这再次提示, 上述结果应来源于一种非均衡的结构化因素。进一步的计算发现, 该因素来自于地区间进入不同产业的流动人口占比。其中, 东部城市制造业流动人口占比为58.56%, 服务业为47.04%;中西部城市制造业流动人口占比为42.48%, 服务业为47.06%。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相比, 制造业中的流动人口高出16.08个百分点, 服务业则落后0.02个百分点。由于流动人口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周昌林和魏建良, 2007) , 流动人口占比的高企, 将使得东部城市同样面临较为艰难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 这对东部城市制造业而言尤其显著。

3 劳动力综合禀赋的地区比较:产业间差异迥然

本文对劳动力综合禀赋产业差异的探究, 借助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工资总差异反事实分解的方法, 该方法又以工资收入分位数回归方法为基础, 后者用于获得劳动力特征变量的系列回归系数。凭借上述方法, 文章完成了劳动力综合禀赋的地区比较。

结果显示, 从服务业与制造业工资收入总差异中分解得到的劳动力综合禀赋差异, 在不同地区城市间迥然不同。

3.1 反事实分解的计算

按照研究的需要, 本文先后借助分位数回归和MM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 得到了不同地区城市间, 服务业与制造业工资总差异反事实分解计算的结果, 如表2所示 (限于篇幅, 这里仅对奇数分位点进行了显示) 。

3.2 反事实分解的比较

“禀赋差异”反映了不同产业工资总差异中, 可以由产业间劳动者综合禀赋得以解释的部分。图1显示, 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伊始, 从产业间工资收入总差异中分解得到的劳动力综合禀赋, 在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间已出现迥然分化。其中, 东部城市服务业中的劳动力禀赋已然全面超越制造业, 而中西部城市制造业仍然具有明显优势。这提醒我们, 为了有效推动城市内部的转型升级, 鉴于东部与中西部城市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产业间劳动力综合禀赋比较优势, 上述城市应当走向适合自身的差异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路。

4 总结建议

发达国家转型升级, 得益于当初后工业化促成的禀赋优势重构。先发优势保证了发达国家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 以研发、销售、金融、保险、会计等行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劳动禀赋比较优势逐步确立。发达国家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动, 与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了良性互动, 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不断变迁。而对当下国内城市而言, 本文发现, 从产业间工资总差异中分解得到的劳动力综合禀赋比较优势在不同地区迥然不同, 东部城市服务业中的劳动力综合禀赋已然全面超越制造业, 而中西部城市服务业仍然明显落后于后者。

基于产业结构的要素禀赋决定理论 (林毅夫, 2012) , 结合前述对劳动禀赋产业差异的研究, 本文认为:东部城市在未来的转型升级战略中, 应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并重视两者之间融合发展, 以充分发挥本地区服务业劳动禀赋比较优势;而中西部城市在未来转型升级战略制定中, 今后一个时期内应继续倚重传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 并重视两者之间协调发展, 在充分发挥本地区制造业劳动禀赋比较优势的同时, 积极推动服务业劳动禀赋培育, 为将来势必面对的服务化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参考文献

[1]Colin, Clark.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London:Macmillan, 1940.

[2]胡春林.分工、经济服务化与区域轮动战略研究[J].商业研究, 2012, (1) .

[3]靳卫东.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的动态匹配效应——就业、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的评述[J].经济评论, 201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