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流动儿童

2024-08-18

美国流动儿童(共9篇)

美国流动儿童 篇1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 进城务工人员的流动模式已经从过去“跑单帮”向“举家迁移”发展了, 随之而来也带来了新的教育问题。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联系的教育问题也从过去的“留守儿童”问题发展为“留守和随迁流动儿童”兼具的教育问题。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庞大, 据统计我国现有进城务工人员达1.3亿人, 仅2008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流动儿童”就达884.7万人, 占全国义务教育总人数的6%[1] 。在解决好当前“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同时, 解决好“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任务。为了给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 本文介绍了美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情况及促进流动儿童教育的不同措施, 试图为我国解决当前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提供建议。

一、美国流动儿童的基本状况

美国的流动儿童主要是指季节性流动的农业工人子女。传统而言, 美国的农业工人有三个主要的流出地, 即东部、中西部和西部。很多年以前, 农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在农忙季节就离开家往北迁移, 之后又回到家乡。当时的流出地东部主要是佛罗里达州和波多黎各州, 中西部主要是得克萨斯州, 西部主要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些传统的农业工人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 今天这种流动已经逐渐连成片了, 农业工人流出地延伸到了南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的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美国的流动农业工人的境遇同样也是很差的, 他们常常被称为“穷忙族”。比如, 他们没能获得加班费, 没能受到国家劳动关系法案的保护。另外, 政府在督促有关对流动工业工人实施的法规力度上也是极其有限的, 并常常无效。正因为如此, 流动农业工人的子女常常生活在极端贫困的境地, 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连英语都说不流利。更重要的是, 由于不断的迁移, 他们的教育常常被打断。在有些情况之下, 尽管他们的教育不会被打断, 但是他们的迁移同样会导致教育的脱节和严重的教育不利。由于美国流动儿童人数众多, 据美国教育部统计, 仅在1998~1999学年享受了流动教育计划 (MEP) 的流动儿童就有783 867人, 该计划的享受资格还仅限定于由于农业或渔业劳务而导致跨学区流动的工人子女。因此, 美国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和研究者的关注。

二、美国流动儿童教育的获得过程

尽管现在美国政府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满足流动儿童教育的需求。但是, 美国流动儿童获得这些教育机会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困开战”计划后, 1965年美国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小学教育法案 (ESEA) , 其目的旨在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该法案提供了辅助教学, 重点强调阅读和数学, 以及一系列支持服务, 以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克服文化排斥、较差的医疗卫生和营养不良及疾病带来的影响。然而, ESEA法案并没有对最有可能遭受贫困影响的人群——流动儿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他们无法享受到ESEA法案提供的服务, 因为这种服务是基于学校本位提供的, 流动儿童的流动性和由此造成的中断和缺位致使他们难以享受该项服务。在学校申请该法案的服务计划时他们的流动性使得学校无法将他们计算在学校的申请人员当中, 并且当他们进入一个学校时, 他们在一个学校待的时间又相对较短也带来了同样的结果。

由于贫困、流动以及文化和语言障碍等等对流动儿童带来的混合影响更加难以处理, 促使政策制定者颁布了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补充法案。因此, 1966年ESEA法案正式实施时附加了针对流动儿童的补充条款。同年冬天该法案又经过修订, 流动儿童计划 (MEP) 成为该法案的独立部分。该法案的修订者, 国会议员威廉·福特的初衷是让流动儿童获得ESEA法案的全面保护。之后, 流动儿童计划在每隔6~8年的ESEA法案重新获得授权的过程中都得以保留, 并且在2002年1月由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落下一个孩子”的法案中又获得另外的授权。

今天, 几乎每一个州都加入了MEP计划, 为将近50万达到资助标准的流动儿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由于美国流动儿童的数目庞大且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 因此, 该法案强调了接受资助的资格不因种族、语言而有所不同, 唯一强调的资格条件是流动。它们对流动儿童的定义已经涵盖了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背景的儿童, 也涵盖了从事不同农业和渔业工作家庭背景的儿童, 其定义范围远远超过60年代的定义范围。当时在MEP开始实施时, 流动儿童的定义是时间超过12个月的季节性流动农业工人子女。1974年覆盖范围才有所扩大, 包括了从事渔业的季节性流动工人子女和其他与农业相关的季节性流动工人子女。随后, 该法案还经历了多次调整, 并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补充。1988年通过的霍金斯—斯塔夫法案使得享受流动计划的儿童年龄从5~17岁扩展到3~21岁。这样, 潜在有资格享受该计划的人群又一次增加, 对流动儿童的定义也扩展了, 流动儿童既包括了独自流浪儿童也包括了随父母流动的儿童。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在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努力下, 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指导规则将从事食品行业的工人子女也纳入MEP的计划之内, 其前提是该食品工厂的员工流动率很高。这直接导致了大量中西部肉品加工业工作人员的子女得以享受该计划。

总的来看, 和37年以前一样, 流动儿童计划的理论前提仍然是贫困和流动是有着特别联系的, 与此同时贫困和学校教育也是有着特别联系的。贫困本身会对教育造成负面影响,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儿童难以获得阅读材料和其他的学习机会。频繁的流动本身使得辍学造成的时间浪费和课程缺少联系性也带来大量的问题。贫困和流动一起常常对流动儿童的学习期望带来致命的影响。由于其基本理论没有发生变化, 整个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计划一直都出于不断发展当中, 该计划的涵盖人数在不断增长, 为更多的流动儿童提供了服务, 该计划对流动儿童实施帮助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

三、美国流动儿童服务计划的创新

任何流动都要求孩子做出困难的调整, 并且他们重新进入的学校也要做出重大的调整。在典型的流动模式中, 来自于南得克萨斯州或佛罗里达州的流动家庭都在学期结束之前往北流动, 在秋末才返回居住地, 此时下一个学期已经开学几星期了。这常常意味着孩子错过了重要的入学指导课和评估, 这也意味着在选课和儿童早期课程中没有变动的机会或者大部分课都已经选满。甚至所有的流动儿童得单独编班。因为一些流动儿童已经超龄了, 且英语水平也有限, 他们往往需要更多的关注。为了使流失率和低学业成就率有所好转, MEP做了大量有创造性的工作。

1.流动学生的有效管理、协调和合作

在过去的37年里, 全美国的流动教育计划都在关注减轻流动给儿童教育带来的影响, 比如通过提供辅助教学和各种支持服务。因为向那些在州内或州际流动的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计划是富有挑战性的。MEP一直在使用新技术进行州际间的协调。例如, 在计划早期, 教师们经常随着流动儿童进行州际流动, 目的是为他们提供连续性的教育。后来, 由于支持州际教师流动的资金限制, 又发展了在各州实行使用相同课本的尝试, 以使流动儿童跟上学习进度。之后又开发了流动儿童记录流转系统 (MSRTS) , 专门用来收集和管理学生的学业和健康记录, 并在不同学区中提供学生相关记录的邮寄服务。MSRTS的开发是旨在推进教育连续性, 不管流动儿童的流动多频繁及在哪些地方进行流动。该记录包括学生家庭、原来入学的学校、特长、考试成绩、基本身体健康状况信息, 比如免疫接种信息。但是, 由于有效性和成本问题以及信息革命的出现使得MSRTS系统在1995年没能再次获得IASA的资金支持。在新法律的要求下各州需要自行负责转接这些关键信息。

2.新一代系统

得克萨斯作为全美MEP计划最大的州, 其流动农业工人占全美流动农业工人的绝大部分, 该州的儿童几乎流动到了美国的42个州当中, 为了和那些接受得州流动学生的州合作, 该州决定建设自己的流动学生系统。该系统称之为新一代系统 (NGS) , 为一个跨州电子信息转接系统, 专为流动儿童而设。该系统由多个有兴趣的州合作建设, 这些州包括科罗拉多、伊利诺伊、特拉华、蒙大拿、新墨西哥、俄亥俄、得克萨斯、犹他、华盛顿和威斯康星等州。该系统由一个非营利性的单位管理, 订阅一个学生的信息年费用为4.1美元, 该费用由各州负责。得克萨斯为该系统的牵头州, 其总部设在奥斯丁, 由得克萨斯流动儿童计划主任负责管理。NGS系统现在已经拥有超过200 000名流动学生的教育和健康状况信息的信息库;拥有超过10 000个流动儿童注册过的学校设施的信息库。

该系统为各州老师制订有针对性的服务、授课计划及全面的评估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没有这一数据支持那些负责实施MEP计划的各州教育部门是难以为那些落后于州教育标准的流动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的。

3.SMART计划

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和个人熟悉的学习环境已经为学生的学业表现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高质量的教师能够提高流动儿童学业表现成就, 而教学技术和策略的获得则是流动儿童学业成就提高的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美国16个州一起开发了一项流动儿童暑期获取资源计划 (SMART) 。SMART计划是一个为流动儿童设计的远程学习计划。该计划在暑期通过卫星广播播出8个星期。在得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方, 公共电视台和网络运营商都提供这档8星期的节目。一些不能收到在线节目的流动教育计划就事先录制这档节目再进行播放。该计划于1991年在蒙大拿和得克萨斯州启动。这项计划不仅克服了流动儿童学习的距离问题, 也有助于教师弥补流动儿童学习中的缺失。该计划中的课程设置相当灵活, 为学校管理者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以符合流动儿童的需要。这种设计整合了多个以居住地为中心的暑期流动儿童教育计划的传递模式。SMART计划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授课者与流动儿童和SMART参与者的对应性。SMART的参与者 (包括当地的老师和其他州的参与者) 监测学生的进步, 对学生做出评估并通过外展活动直接提供授课帮助。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围绕着流动儿童的日常生活, 结合学生们的生活经验。该系统提供不同阶段的学习内容, 涉及学前教育、小学初年级、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及高中的所有内容, 为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提供了学习机会。

4.ESTRELLA计划

鼓励学生通过技术获得好的学习成就、生活技能和前景 (ESTRELLA) 计划, 是流动儿童通过技术手段获得教育和发展的五个项目之一, 该项目是由美国教育部和流动教育办公室资助的为期五年的项目。ESTRELLA计划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初中流动学生和在农忙季节流动到蒙大拿、伊利诺伊、纽约和明尼苏达州的学生提供手提电脑。该计划的设置宗旨是提供州际间的紧密合作, 为学生提供连续性的教育和无缝的服务递送。其理论基础是手提电脑和通讯设备具备增强学生选择、动机、学习自主性的潜能, 有组织地使用技术至少能打破流动的初中学生所面对的传统障碍。参与该计划的学生能获得大量在线课程和测试服务, 以及符合得克萨斯州学业标准的高中课程以保证课程的连续性。不管是在家里、学校、图书馆还是暂时的居住地, 在任何时候学生都能获得学分, 能够符合毕业标准, 并为标准考试做准备。

四、小结与启示

与我国相比较而言, 美国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出现的更早, 两国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既有相似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1.美国的流动儿童主要是指由季节性农业工人流动带来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他们常常在一年当中会往返于原住地和暂住地之间, 所以美国流动教育计划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流动儿童学习的连续性。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我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已经有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 其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具有美国的季节性流动特征, 而表现出长期性受教育的倾向。由于我国固有的一些制度性因素的约束, 我国现在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所面对的主要是如何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2.美国为了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很早就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强调了州与州之间的合作, 为流动儿童融入当地的教育系统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服务

虽然这一点与我国的流动儿童教育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 但是, 对不同州 (在我国则是省) 之间的合作机制的强调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我国很大一部分流动儿童也面临着转学的问题, 其中所涉及的学生信息的转接就非常重要。如果要保证流动儿童也获得良好的教育的话, 就必须保证学校教育者熟知流动儿童的需要, 但是他们经常是并不知情的。只有当学校教育者更加知情时, 他们才能够为制订合适的教学计划做出更好的准备, 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对于为流动学生提供服务而言, 协调和合作是获得这些目标的关键。为了提供最好的学习机会, 新学校与流动儿童的老学校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因此, 强调学生信息的转接服务对于保证流动儿童真正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至为重要。

3.美国的流动教育计划很强调补偿性的教育服务

因为人们已经一致认同流动和贫困, 以及流动和学习不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话, 就必须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的补偿性支持服务, 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国已经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发展转变到了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和谐首要讲求的就是公平正义, 而真正的公平正义恰恰正是区别对待, 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 随着我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从原来只强调入学机会到现在开始关注义务教育后的升学机会问题, 这其中已经开始向我们显示未来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将更需要关注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为他们解决入学的问题, 而没能关注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 未来必将产生新的不公。由于我国现在流动儿童数目庞大, 如果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未来这将又是一个巨大的弱势阶层。所以, 在解决现有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时, 我们需要更多的考虑为他们提供补偿性的教育支持, 以克服因为文化、社会距离等造成的流动儿童学习不利情况的出现。

4.美国的流动教育计划覆盖的流动儿童的年龄范围为3~21岁, 它不仅涉及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 还涉及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就[2]

由于流动农业工人常常无法自己负担这些问题的解决责任, 而需要政府的帮助。另外, 学前儿童的养护和教育对于儿童后期发展又至关重要, 因此, 5岁以前的流动农业工人的随迁子女的养护和教育也就纳入到了流动教育计划当中, 使他们获得政府的帮助。相对于我国现在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 一直以来都主要关注小学1~9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3] , 而少有涉及6岁以下儿童的养护和教育问题。由于我国学前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 比如学前教育政府责任不明确、幼儿园办学不规范、收费高、幼儿教师待遇缺乏保障等等问题[4] , 导致了学前教育诸多问题的出现。对于进城务工家庭来说, 由于学前教育的费用需要个人承担, 而费用又普遍较高, 学龄前流动儿童的教育就难以有保障。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的特征已经逐渐出现了新变化, 80后 (16~29周岁) 已经成为了进城务工人员的主力军[5] , 他们的结婚生子已经不像老进城务工人员那样而是更多地在城市里完成, 因此, 对于学前儿童的养护和教育应当成为今后我国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

参考文献

[1]外地子女可在流入地接受义教, 中央下拨20亿奖励金[EB/OL].http://edu.people.com.cn/GB/79457/11048915.ht ml.

[2]Biying Hu, Judit Szente.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challenges and prospects[J].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2009 (12) .

[3]Guo, J. (2007) .Migrant children s school performancein China:A pilot study in Beijing.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tiy of Calilfornia, Berkeley.

[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稿[EB/OL].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zhuanti/2010zqyj/zqyjg.htm#-Toc254687556.

[5]80后进城务工人员工作生活现状调查[EB/OL].http://jxzyxyb.cuepa.cn/show-more.php?doc-id=251239.

美国流动儿童 篇2

一、研究背景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推进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教育的热点问题。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大批外来人口来溧阳务工。近几年来,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率逐年递增,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学生因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及家庭教育缺失,尤其是频繁的转学,造成行为、心理品质、学习习惯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严重地制约着健全人格的培养。良好习惯是健康人格之根,是成功人生之基。

为使这些学生能享受平等的、均衡的教育,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做起,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解决我校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特提出“我校流动人口子女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研究”这一课题。

研究内容 :

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根据个体发展的规律,通过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复训练,使之形成稳定的行为习惯。本课题的思路是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培养流动人员子女良好的行为习惯,主要包括三方面: 流动儿童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实践研究 不良行为习惯矫治的初步实验研究(以个案为主);

探索从学校、家庭、社会等途径培养流动人口子女良好行为习惯的有效方法。

研究思路:

本课题将行为习惯分解为做人的基本习惯、做事的基本习惯和学习的基本习惯;在做人方面,强调的核心理念是“培养爱心”,主要是“有真爱,负责任,明礼诚信和乐观豁达”。在做事方面,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规则意识”,主要就是“遵守规则,做事有计划,善于合作,毅力顽强”。在学习方面,强调的核心理念是最基本的学习习惯。

课题将如何做人、做事和学习具体化为一系列习惯,在研究策略上主张由点到面,先研究后推广的方式。旨在通过建立学校“行为习惯教育”管理网络——系统性;创设良好的校园教育工作环境——体验性;成立一支强大的家庭“习惯教育”辅导队伍——参与性;成立课堂渠道实施小组,在各门学科中渗透习惯教育——学科性;开设行为习惯实践体验活动——活动性等措施来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1、问卷测试,摸清现状 A、对教师的教育认知进行调查。

B、调查流动人口子女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状况。C、调查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情况。

成人的言行是少年儿童良好行为习惯形成的活教材。成年人也要有好的习惯。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和教师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社会化他人”。我们希望通过从教师教育认知与行为、流动学生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状况各方面进行调查,进一步分析流动人员子女不良习惯形成的多方原因。

2、联合教师、家长、德育专家对现状会诊,系统总结问题原因,探讨流动人口子女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原则和方法。

3、整合教育资源,具体操作,达到研究目标

制定各学段的应达目标,设计科学系统的训练序列,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1)我们将整合学科教学、校园环境、教师教学策略、少先队工作、家庭教育策略,制定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具体实施、评价体系。习惯培养最主要的方法是训练,课题组根据“低起点、小坡度、分阶段、分层次”的原则,分低、中、高三个学段制定训导方法、评价体系,结合学生实际,循序渐进、分层落实。训练要反复、严格,还要近(贴近生活),小(具体目标),实(实效)

(2)组织教师以班级为单位对流动人口子女在知、情、意、行各方面进行调查,并依据学生的行为习惯进行统计、分类;及时了解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并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找出家庭教育对学生成长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建立“在校流动人口子女基本情况”数据库。并对个别特殊的流动学生(一般是流动人口子女中的问题学生、或虽成绩优秀但存在某种问题倾向性的学生),每班确定3~5人进行个案跟踪,有针对性地施展教育。

(3)依托我校家长学校建立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培训基地”。养成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学校、社会、家庭有机结合,父母应该承担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树立父母主动配合的意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教给父母科学的教育方法,注意对父母的服务和指导,努力创建教育的合力。研究的方法与步骤

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以行动研究法为主,采用点面相结合的办法,整体教育与个案跟踪相结合并辅之以调查法、文献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制定课题实施方案。2)组织有关教师对课题进行论证并进行修改。

3)组织课题组成员进行学习,收集理论依据。

4)通过调查,建立“在校流动人员子女学生基本情况”数据库。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1)了解学校中流动人员子女学生原有行为习惯、思想品德等方面的情况,并依据学生的水平状况进行分类,统计,寻找原因。2)成立流动人员家长学校,每学期二次向家长们传授家教的先进经验,促使家长们观念的转变。

3)课题组成员分别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结合班主任工作、家庭教育等途径对课题进行研究。

4)分阶段做好课题阶段小结,根据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修正课题实施方案。第三阶段:总结阶段。

本阶段工作的主要任务:对本课题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与评价。1)撰写课题研究报告和论文。2)收集整理有关课题研究的资料

3)提出鉴定申请,请有关专家对课题进行成果论证。

三、预期成果

1、培养我校流动人口子女良好的行为习惯,探索出学校、家庭、社区三维教育的策略。

2、将习惯培养细化为可操作性的原则与方法,并逐步推广使用。

3、构建我校各学段学生的行为习惯应达目标和科学的训练序列。

4、带动我校师德、校风建设,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

保障措施:

(一)近几年来,我校遵循“搞课改 强内涵 铸品牌”的办学思路,学校一直非常重视教科研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制度保障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学校科研教研氛围较为浓厚,具有一定的科研底蕴,也获得了良好的科研成效,课题报告、教学成果多次在区、市、省、全国获奖。

(二)本课题研究人员配置合理。此课题实施有一支在各级各类课题研究中锤炼、勤学肯钻、勇于实践的骨干教师队伍,为课题研究提供了较佳的人员保障。课题组组长是本校校长,将此课题已纳入学校日程规划上,课题组其他成员均为学校科研骨干教师,多次承担了市级以上立项课题的研究工作,有较强的教育理论素养和教学实践能力,具有实施本课题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源,能够承担课题的研究工作。本课题在实施过程中将继续邀请教科研部门专家进行指导。

美国流动儿童 篇3

一、美国MEP概述

为了应对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美国联邦政府于1966 年开始实施MEP,目的在于支持流动儿童达到高质量的学业标准,使其最终能获得高中学历且为成为合格公民、继续学习和就业做好准备。MEP最初是作为1965 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以下简称ESEA)的修正案得以通过,后经1994 年的《改进美国学校法案》(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Act)和2001 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Child Left Behind Act,以下简称NCLBA)而得以修正,其具体目标包括:一是通过为流动儿童提供高质量的、综合性的教育项目来减少因频繁流动造成的教育不连续等问题;二是确保流动儿童不会因为各州在课程、毕业要求及学习内容上有差异而受到不公平对待;三是确保以最佳方式为流动儿童提供合适的教育服务以满足其特殊需要;四是确保流动儿童享有充分、适当的机会去达到所有学生应达到的学业要求;五是开发各种项目以帮助流动儿童克服阻碍其学业表现的教育不连续性、文化及语言障碍、社会排斥及各种健康问题,为高中后教育或就业的顺利过渡做好准备;六是确保流动儿童能从州及地方制度改革中获益。[1]

MEP是以州教育机构(state education agencies,以下简称SEAs)先提出申请并经教育部批准后才由联邦提供拨款的方式进行运作的,因此,为了评估其执行绩效,ESEA、NCLBA以及美国 《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以下简称CFR)等均从法律上要求SEAs必须实施MEP执行的监测与评估。而设立于美国教育部的流动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Migrant Education,以下简称OME)则专门负责协调各州的流动儿童教育工作和MEP执行的监测与评估。

二、美国MEP的监测与评估

美国CFR规定,SEAs必须实施MEP“执行的监测”和“结果的评估”。[2]而且,MEP的监测与评估分为州(state level)和地区(local level)两级。前者主要是监测与评估州内MEP的进度与结果;后者则主要监测与评估地区内的具体指导性、支持性服务的执行与结果。[3]本文主要分析美国MEP的州级监测与评估。

(一)MEP监测框架与内容

为便于监测,OME将MEP的关注领域确定为教育连续性、教学时间、学校参与、英语发展、家庭的教育支持、健康以及获得服务的机会等七大方面。[4]同时,OME在监测过程中还从多个角度审查项目的执行与结果,主要包括项目运行环境、整体组织结构和项目设计、项目结果、实践经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援助需求以及项目预调查。[5]其整体监测框架包括州背景、项目整体设计、项目运作(识别与招募、服务提供和财政管理)、项目结果以及预调查五方面。[6]根据上述监测框架,OME将整个监测内容分为必须监测主题(见表1)[7]和可选择性监测主题(见下页表2)[8]两部分。前者包括州背景和整体项目设计;后者包括项目运作、项目结果和项目预调查。

此外,其他一些监测主题还包括诸如州级标准、授权活动、学龄儿童服务、学前儿童服务、辍学儿童服务、私立学校儿童服务、流动儿童信息转换、项目协调等。[9]

(二)MEP评估机制与标准

按照美国CFR等法律的规定,各州必须评估MEP的绩效并为其地方项目如何进行评估提供指导。MEP评估的目的在于:帮助SEAs和地方职能部门决定该项目是否有效益;通过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成效来改进项目规划;确定在何种程度上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并识别项目执行中的问题;确定流动儿童在哪些方面需要不同的MEP服务。[10]评估一般在MEP执行1~2 年后才开始,目的在于确定MEP的改进之处;而MEP评估周期一般为2~3 年,以便有时间执行来自评估报告的改进建议。[11]MEP评估的目标在于:一是审查项目提供的服务以确保服务的执行与申请时所描述的一致;二是审查数据收集过程以确保服务提供计划中的可测量的项目产出能得到实现;三是记录项目有效实施中的成功的服务;四是分析数据以确定服务的力度和项目改进的地区目标;五是将评估的结果报告给SEAs,尤其是传至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12]

MEP评估主要包括执行评估和结果评估两个方面。执行评估为项目管理者提供早期反馈信息,有利于改进或加强项目以获得最佳绩效,其主要关注项目执行是否与申请时一致、执行中哪些起了作用、遇到了哪些问题、应做出哪些改进等内容;结果评估目的在于判断项目的价值所在,有助于项目管理者就项目的调整、修改或终止做出决定,其主要通过将项目的实际绩效同MEP的可测量产出和州绩效目标(见表3)进行比较。[13]

MEP评估分为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两种形式。内部评估主体包括SEAs和地方职能部门,SEAs负责州内MEP执行与结果的评估,地方职能部门负责地方项目执行与结果的评估。而且,SEAs还必须提交包括本州将如何评估MEP绩效的综合性服务提供计划与MEP绩效的书面报告(包括评估目的、方法、结果、比较后的结果、结论及建议等)。

外部评估主要是由SEAs委托诸如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等第三方机构予以实施。作为外部评估者,其工作一是确保各州MEP评估的客观性;二是审查服务的绩效;三是为帮助各州改进MEP质量提供建议。从已实施的评估中可以看出,诸如META Associates,MGT of America,Inc.以及AguirreInternational,Inc. 等机构经常受SEAs的委托而实施MEP绩效评估。如META Associates就是一个专门从事优质教育研究与项目评估的咨询公司,[15]其在评估阿拉斯加州(Alaska)2007~2008学年的MEP绩效时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与州和地方MEP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二是审查州访谈记录、工作与会议记录、出勤表;三是观察地方MEP的运作,总结项目执行的现场笔记;四是与SEAs职员会谈,审查数据收集和报告系统,讨论项目执行和结果;五是与地方MEP管理者或人员讨论项目评估结果和数据收集;六是汇总和总结整体评估数据;七是准备有关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报告。[16]

(三)MEP执行绩效与不足

从美国教育部官方网站的现有统计资料来看,MEP全国性年度报告的最新数据只追溯到2003 年。[17]从已有的年度报告中可知,MEP整体执行绩效主要表现在:一是MEP服务人数不断增加,如2001~2002 学年参与MEP的流动儿童总数达87 万余人,比1998~1999 学年增长了11%;[18]二是暑期项目(summer-term projects)作用凸显,如1998 年全国约有1,700 个暑期项目在运作,为近26 万名流动儿童提供服务,[19]2001~2002 学年则增至40 多万人;[20]三是享受“优先服务”的流动儿童不断增多,2001~2002 学年比1998~1999 学年增长了33%。[21]此外,德克萨斯州(Texas)2003~2009学年6 个年度评估报告显示,流动儿童接受MEP服务越多,越能明显地降低辍学率和增加出勤率;参与MEP的时间越长,越能明显地降低辍学率。[22]但是,MEP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学校接收力度不高,如在2000~2001 学年,只有24%的Title I学校接收流动儿童,其中10%的Title I学校中的流动儿童数在15 人及以上;[23]二是流动儿童就读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差,如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倾向于更加贫穷,且其少数民族和有限英语水平学生占大多数;[24]三是师资队伍建设落后,接收流动儿童的学校的教师既缺乏相关教学经验或没有资格证书,[25]又很少(不到30%)接受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专门培训;[26]四是教育过程不公平,如接收流动儿童的学校对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的期望较低,且许多学校对有限英语水平学生使用不同的标准;[27]四是各州的流动儿童统计信息不完整,如因频繁流动造成毕业率、辍学率等信息不全;[28]五是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仍落后于其他学生,如在2002~2003 学年的州评估中,3 年级和10 年级的流动儿童在阅读(分别有23 州和26 个州)和数学(分别有12 州和22 个州)上达到熟练水平的比例均至少比其他学生少25 个百分点。[29]

三、美国MEP监测与评估的主要特色

美国MEP自启动之初就已从法律法规上要求必须实施执行与结果的监测与评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美国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以制度保障健全、监测内容全面以及评估标准明确为主要特色的MEP监测与评估体系。

(一)制度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明确具体

美国十分重视MEP监测与评估的制度保障,不仅在CFR(第34 章第200 节)、ESEA(第1,304和1,306 节) 以及NCLBA等法律上对MEP监测与评估作了明确规定,而且也制定了《流动儿童教育非限制性指导手册》(Non-Regulatory Guidancefor Title I,Part C Education of Migratory Children)[30]和 《MEP评估工具包》(Migrant Education ProgramEvaluation Toolkit:A Tool for State Migrant Directors)[31]等文件指导MEP的监测与评估。如CFR中详细说明了SEAs在MEP评估和运用评估结果改进项目服务中的职责;ESEA则明确规定了MEP评估的绩效标准和绩效指标;而OME于2012 年9 月发布的《MEP评估工具包》则更是从评估准备、数据收集、分析数据、撰写评估报告以及运用评估数据改进MEP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说明。

(二)监测内容全面,强调项目整体设计

美国MEP的监测不仅分为州和地区两级,而且还分为MEP执行的监测和结果的监测。从监测内容(如表1 和表2)来看,不仅包括OME要求的教育连续性、教学时间、学校参与、英语发展、家庭的教育支持、健康以及获得服务的机会等七大关注领域,[32]而且涉及流动儿童家庭的工作、健康、福利及流动状况;MEP工作人员的组织、职责及任职条件;MEP经费的再分配、使用及审计等。如弗吉尼亚州(Virginia)2012~2013 学年的MEP监测领域主要包括流动儿童的识别与招募、州评估、项目服务和服务提供、家长与社区参与、委托及记录保存等六方面。[33]此外,从MEP监测框架也可看出,其监测范围涉及州背景、项目预调查和项目的整体设计、执行、结果、评估及调整等整个项目运作过程和周期,而且特别强调项目运作背景和整体设计。

(三)评估标准明确,注重多方评价相结合

美国2001 年颁布的NCLBA对1965 年的ESEA进行了修正,并于2002 年正式将ESEA中的教育绩效目标和指标确定为国家的教育目标。[34]该教育目标共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均为可测量的量化标准,使得MEP评估的实施及结果的比较成为可能。同时,MEP评估不仅有着明确的目标、具体的评估内容以及确定的评估时间与周期,而且实行州评估与地区评估、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评估机制。州评估和地区评估在评估内容等方面不仅各有侧重,而且相互联系。内部评估强调MEP的需求评估、整体设计、服务提供计划及执行前后的比较;外部评估侧重于MEP的执行绩效和改进建议,为评估的客观性提供了保障。

四、启示

随着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不断发展,关注流动儿童教育质量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世界银行与我国教育部已探索建立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监测评估指标”。[35]美国MEP监测与评估的实践,为我国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一方面,加强监测与评估立法,健全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的制度保障。当前,监测与评估已成为政策管理最重要的工具,[36]涉及政策过程的整个环节。由于问题的特性、执行环境及执行机构等多方原因,政策可能并不会按照设计的那样得到执行。[37]而监测与评估则是对政策过程进行监控和“紧急救险”的最有力工具,[38]它不仅有助于政策的不断选择与改进,而且能有效地促进政策目标最大化。[39]然而,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一大问题正是缺乏监测与评估。[40]例如,我国虽确立了“两为主”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甚至建立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监测评估指标”,但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致使我国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至今仍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为此,我国亟需加强监测与评估立法,为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的良好运行提供法律保障。

关爱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工作总结 篇4

浦城县临江中心小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已成必然,催生出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即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守在家乡,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中小学生。为了给这些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我校就在全镇范围内启动“留守儿童关爱工程”,现将有关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各个班级的班主任在学校领导的统一部署下,对班级的“留守儿童”情况展开细致的调查,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心理、安全、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登记,全面了解“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和成长需求,建立“留守儿童”档案。临江中心小学在校学生1139人,其中外来就读的138人,留守儿童有395人(其中双亲在外有202人、单亲在外有193人、特困有34人),户在人不在的适龄儿童在外就读的也有324人。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立足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确定工作目标

通过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分析与研究,找到了影响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狠抓落实,全面推广“关爱工程”,为留守儿童营造了健康、快乐、平等、和谐的成长环境,同时还加强了领导,形成合力,大力宣传,建立目标责任制。确保留守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100%。

三、主要工作措施

(一)建立健全机制,发挥学校阵地的作用。

1、建立健全领导负责制度。学校成立了以齐贵明副校长为组长的“关爱工程”领导小组,制订了具体计划,实施了“留守儿童”教育工作方案,真正地使学校成为了学生学知识,学文化,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的主阵地。

2、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和联系卡制度。我校对所有学生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摸清了留守儿童的底数,建立了每个留守儿童的专门档案和联系卡,通过联系卡制度的建立,加强的了学校与学生家长及其他监护人的联系,共同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关爱网络。

3、实施教职工结对帮扶留守儿童的制度。在学校留守学生中确立重点帮扶对象并配备帮扶教师,由班主任、科任老师与本班留守儿童结帮扶对子。帮扶教师经常找留守学生谈心,随时掌握留守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建立了教职工关爱留守儿童的成长日记,让教师成为“代理家长”,让留守儿童在老师同学的集体中成长,以对他们缺失家庭教育进行补偿,使他们走出孤独和忧郁。

4、建立健全教师与留守儿童的谈心制度。中心学校做到了每学期召开一次帮扶教师、留守儿童、监护人或委托监护人的座谈会(家长会)。

5、建立了关爱留守儿童的应急机制。学校建立了留守儿童、学校、家长(监护人)、政府之间完备的联系方式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层层签订了安全责任书,明确责任,确保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6、注重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积极营造了良好的环境,针对品德行为偏差和心理障碍的留守儿童,学校开设了心理教育课,大力开展了心理咨询,心理矫正活动,让他们削除不良情感体验,树立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7、建立健全检查考核机制。加强了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定期对学校和教师进行了考评,作为奖优罚劣的重要依据。

(二)构建教育网络,形成关爱合力。

1、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或监护人的交流与沟通。

2、加强同社区、村组和家庭的合作,营造深厚良好育人氛围。

(三)明确职责,创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

1、加强了对贫困留守的资助工作。对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等方面,给予特别的照顾,将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纳入到“两免一补”、“济难救助”中来,确保他们完成国家规定义务教育。

2、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3、建立健全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包制度和机制。

4、有的“留守儿童”缺乏自信,学习偏差。学校号召班里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与“留守儿童”结成“一帮一”共同成长拉手对子,做“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好伙伴”。再就是每一位教师负责帮扶几名“留守儿童”,从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引导“留守儿童”形成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通过这一活动的开展,“留守儿童”得到了教育,使他们的学习、纪律、性格都有了改观,都有了进步。

5、建立关爱经验交流制度。学校每期进行一次“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工作总结,不定期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定期举行经验交流、不断探索方法,新措施,不断提高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水平。

虽然我们在过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是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目前我校留守儿童较多,且预计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仍会存在继续增多的趋势,所以我校考虑建立寄宿制学校,建成学生宿舍,以便于学校对分散寄宿在校外或亲戚家的留守儿童的集中管理;

2、在落实学校同社区、村组和家庭的合作中,由于受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的影响,学校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着一定的薄弱之处,有待于今后在工作中加以改进。

流动儿童问题新析 篇5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留守儿童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将留守儿童定位为“问题儿童”, 认为留守经历使儿童产生了心理及行为问题。虽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对留守儿童的重视, 但将留守儿童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对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给留守儿童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偏见。但也有研究证明:留守儿童的心理特征与普通儿童并无差异, 甚至在某些方面优于普通儿童。目前的研究把过多的目光放在了“留守儿童”身上, 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更加严重, 但是身处于城市和农村这两大夹缝中的“流动儿童”的问题其实才更加严重, 鉴于此本研究会积极探寻影响“流动儿童”成长的各方面因素。所以我们应该适时的把目光转向“流动儿童”。这些随打工的父母生活在城市, 城市的不认可, 和其自身对农村的不认同, 给身处其中的城市“流动儿童”成长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皆在通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比较, 证明流动儿童的问题其实更加严重, 同时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对其的影响, 从而唤起人们对“流动儿童”的关注。通过此研究可以让人们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流动儿童”, 用更加关怀的情感去理解“流动儿童”, 最后如何发动学校、家庭、社会三者配合联动, 在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形成对流动儿童教育合力, 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优良环境。

在“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问题研讨会”上,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苏凤杰指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 当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16岁以下流动儿童不办暂住证, 没有纳入城市人口登记和管理体系, 成为“看得见、数不清”的群体, 不利于对他们的保护和管理。二是就学仍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国家在2003年就明确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 其后又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 但由于种种原因, 一些流入地的公办学校仍不能满足流动儿童的就学需求。三是健康状况亟待改善。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接种率明显偏低, 贫血、佝偻病、营养不良等疾病的患病率都显著高于所在地户籍儿童。

客观生存环境的影响和权利的保护问题是流动儿童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 但是在这种客观环境下, 流动儿童所形成的价值观, 和归属感的塑造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更加棘手的问题, 心理状况是形成良好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准。然而, 对于早已远离农村生活, 却也无法获得城市认同的尴尬境地里, 是对流动儿童归属感形成的巨大阻力。人如果搞不懂自己从哪儿来, 那他可能会在自己将要去哪儿去的道路上迷失自我, 这就是归属感对于人的特殊意义。

一般来说, 归属感属文化心理的概念。它是指一个个体或集体对一件事物或现象的认同程度, 并对这件事物或现象发生关联的密切程度, 有归属感的一般就是有责任感的, 责任感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对某些东西的归属感。归属感分对人、对事、对家庭、对自然的归属感。青少年时期对人的归属感较强, 中年时期对事业和家庭的归属感较强, 老年时期对自然的归属感较强。最近,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缺乏归属感可能会增加一个人患抑郁症的危险, 研究人员给31名严重抑郁症患者和379个社区学院的学生寄出问卷, 问卷内容主要集中在心理上的归属感、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活动范围、冲突感、寂寞感等问题上。调查发现, 归属感是一个人可能经历抑郁症的最好预测剂。归属感低是一个人陷入抑郁的重要指标。

对于流动儿童而言, 在认同与被认同的是其成长之路的最根本的和最核心的问题。青少年时期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自我认同与角色混乱。埃里克森认为, 自我的同一性是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 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能全面认识到, 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意识与行为的主体都是自己, 探索发展完善自己。青春期阶段是青少年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的时期, 处于自我角色优待完全确认的时期, 较易受到外在的影响。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全面发展的基础时期, 这一时期的自我认同发展状况决定了青少年自主功能的发展状况, 自主功能的发展状况又决定着青少年能否成功地走向人生, 由此可见, 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影响着人的一生发展, 是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保护涉及“三农”、教育、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 需要从完善政策和管理措施、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等多方面入手, 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第一, 要努力创设一种公平、公正对待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目前社会上和一些部门对农民工仍存在一些偏见和歧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实, 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权利的保护。第二, 建立新型的人口管理模式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 很难消除对农民工子女与户籍儿童的区别对待。第三, 建立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对流动儿童不进行人口登记, 就难以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第四, 进一步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流入地政府应当积极承担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 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第五, 建立跨部门、流入地与流出地互相衔接的农民工子女工作机制。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到规划、教育、卫生、公安、计生、农业、社会保障、司法、民政、财政、妇联等多个部门。第六, 建立社会、学校、家庭一体化的面向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作用, 以社区为依托, 建立面向流动人口家庭的管理和服务网络, 将流动儿童流动信息、服务和具体管理工作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

参考文献

[1]段成荣, 梁宏.关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J].人口与经济, 2005 (1) .

[2]段成荣, 梁宏.我国流动儿童状况[J].人口研究, 2004 (1) .

[3]李春玲, 王大鸣.中国处境困难儿童状况分析报告[J].青年研究, 1998.

[4]吕绍青, 张守礼.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 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J].战略与管理, 2001 (4) .

[5]佘凌, 罗国芬.流动人口子女及其教育:概念的辨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4) .

美国流动儿童 篇6

1.1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

流动儿童主要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或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 (简称进城务工或外出打工) , 而被留在老家的那些孩子[1]。

1.2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

造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原因有很多, 但“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大”造成的城乡差别的身份制度是导致目前“流动问题”困境的主要原因, 它是造成留守问题的制度根源。社科院学者陆学艺认为“取消户籍差别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 只有放开户籍制度才能减少农民”[2]。此外, 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以及中国历来的身份等级观念强烈等, 都是产生“流动问题”的重要原因。

1.3 妥善管理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重要性

解决好流动人口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问题,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流动问题”的严重化, 社会开始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为促进留守儿童发展, 中央和地方出台了相关法规和政策, 2006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全国各地也响应了中央的号召, 一同探寻解决“流动问题”的方法, 先后出现了“温馨家园”、“青神模式”、“山田模式”、“宜都模式”、“孚日模式”等带有地方特色的举措, 为解决“流动问题”奉献出了一份力量。尽管有这么多的模式, 但“流动问题”并未有根本的改善。目前, 作为居民基层自治组织的社区, 在解决“流动问题”方面仍旧是一块弱项, 加快社区自治,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来解决“流动问题”是大有可为的。

2 社区管理解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1 社区管理解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可行性

中国的社区管理是指在街道范围内, 由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主导的, 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区域性、全方位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3]。

社区与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社区可以看作地区社会, 是社会的缩影, 是社会的部分。社区同整个大社会相比, 社区则显得具体可感, 易于把握。社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具体的社区里进行的, 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社区是自生的、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 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 是单一价值取向的, 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4]。

社区具有民主自治、协管、监督、服务、教育、场域、安全稳定等功能, 管理社区的各种事务, 促进社区发展和维持社区稳定, 为社区成员提供相关服务。在“流动问题”的解决方面, 社区管理凭借区域管理的特点和功能, 能够因地制宜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也更有针对性地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进行生活、学习和心理的帮扶。社区管理, 为解决“流动问题”提供了可行性。

2.2 社区管理解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必要性

流动人口、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共同形成了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流动问题”, 是我国当前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时代产物。流动儿童缺乏社会的认同, 社会地位弱, 留守儿童缺乏社会的关怀, 易受到社会忽视, 二者皆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社区是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管理最直接的基层组织机构, 对于“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的管理与具体解决极其需要社区的帮助。社区管理需要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多一份责任, 多一份关怀。

3 良好的社区管理, 是解决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途径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是流动人口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断流动而产生的。政府要从根源上帮助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就必须改变流动人口颠沛流离的求生方式, 采取有效的措施, 积极发展生产力, 发展区域经济, 缩小地区差异,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让流动人群稳定下来或小范围地流动, 才能让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得到应有的关怀和保障。

3.1 辅助政府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

社区可以积极配合政府政策的实施, 辅助政府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向流动人口宣传和解读国家的社会保障条例, 让流动人群充分了解法律、自身权益等知识的同时, 也提高外来劳动力依法维护权益和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 使得流动人口积极地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 主动参与到社会保障中来。通过政府、社区的共同努力, 加快构建符合实际的流动人口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创造城乡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解决好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 也鼓励流动人口返乡就业, 在减少流动人口的同时, 也就减少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产生[5]。

3.2 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政府增加就业岗位, 使流动人口稳定就业, 增加收入, 才能使流动人口稳定下来。社区管理, 作为满足区域内成员特定需要的基层自治组织, 可以尽力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社区的职权较小, 提供的岗位有限, 但社区可以利用现有资源, 来帮助流动人群, 如社区内的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的清扫和维护, 或社区开展活动或进行某些工作时, 可临时雇佣闲置的流动人员。在加强了社区管理的同时, 也解决了部分闲置的流动劳力, 为流动人口的稳定提供了可能。

3.3 完善流动人口培训措施

政府有关部门在把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的同时, 可把权力下放到社区。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管理机构, 可以及时地统计辖区内流动人口的数量、就业状况、生活近况, 并对辖区内流动人口的就业需求进行搜集, 使政府对流动人口进行技能培训, 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也为政府进行有关流动问题的决策, 提供了依据。同时, 社区也鼓励流动人员积极参与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 旨在教会务工人员一项技能, 以辅助其找工作, 更好地立足城市, 为流动人口的稳定进一步提供可能。

3.4 提倡自主创业, 提供创业优惠条件

政府在不断加强对自主创业的重视, 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创业, 刺激流动人口创业的积极性。社区则可加大对创业富民的相关政策的宣传, 针对企业、个体户不同情况, 分别提供相关的帮扶;对正在创业与有意创业的人员进行统计与摸底, 并及时向政府部门反映社区创业的具体情况, 尽可能地达成供需信息的对称。同时, 社区可以对符合创业条件的企业与个体户积极提供使用场地优惠、社区资源共享、行政性事业费用优惠、帮助申请财税优惠等鼓励措施。确保流动人口能充分地认识各项政策, 在政策的指导下、优惠条件的帮助下, 更有效地帮助自身就业或创业。

4 充分发挥社区管理桥梁作用, 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进行有效帮扶

社区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群众自治机构, 对我们居住在一个固定区域的居民, 起着一种媒介桥梁作用。

4.1 辅助解决户籍壁垒、学费贵、上学难问题

对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而言, 最大的壁垒就是上学难、学费贵。政府在加强政策的贯彻实施, 取消户籍限制, 取消择校费, 确保每个地区的流动儿童, 都能上学, 并能够享受到与当地儿童同等的待遇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需要社区充分发挥协调与监督作用, 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 采取与辖区内学校合作的方式, 协调学校接收辖区内的流动儿童, 并监督学校, 避免乱收费现象的发生, 保证每个流动儿童上学的合法权益;社区可及时统计贫困儿童的数量并建立基本信息档案, 积极与学校沟通, 并上报政府, 申请相应的补助或联系辖区内的企业, 寻求相关的资助, 以解决留守儿童学费贵、上学难的问题。

4.2 联合社会力量, 加强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爱心帮助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是一个广泛的弱势群体, 单靠个人、社区、政府的力量, 是远远不够的。社区服务不仅要实现资源的公平享受, 同时还必须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 实现供求一致的原则。因此, 社区应当探索公共服务政府、社区、社会合作供给模式, 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社区单方提供的不足, 还能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供给效率[6]。社区作为基层管理组织, 应当整合资源, 帮助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如:社区可以充分利用上级的各项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集中企业及个人的力量,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开展对儿童学业辅导、心理咨询、生活关怀的帮助;社区还可以联合当地高校, 充分利用高校的信息资源, 对“流动问题”提供积极的帮扶措施, 为解决“流动问题”提出更好的发展建议, 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4.3 给予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怀

流动人口一般是从经济的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移动, 流动人群的经济条件基本上不容乐观;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在学校里有老师的看护, 但课余时间, 家长们忙于工作, 监护人疏于照顾, 孩子的生活、安全和学习等方面存在隐患。

政府牵头的“牛奶鸡蛋”活动, 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视。社区可以把关爱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行动向公民、社会传递开来, 由社区干部、党员、退休干部以及党代表, 与儿童“一对一”的结对, 开展兴趣培养班、组织课余活动等方式, 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关爱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阳光。

5 社区加强自身建设, 谋求发展, 强健实力, 保证服务

5.1 做好上情下达工作

社区作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中介, 接收政府指示, 执行政府命令, 向群众传达政策, 落实政策。作为桥梁的社区, 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群众而言, 都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在认真完成上级任务的同时, 还要让群众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 积极地参与到政府与群众的互动中来, 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共同对“流动问题”进行关注, 共同倾注力量。把社区的公共问题及时反馈给政府, 以期及时有效的解决。

5.2 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管理与措施创新

社区需要依据上级的政策,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形成符合社区实际的管理条例与措施。这就需要政府下放部分权力, 扩大社区的职权, 让社区能充分地发挥其能动性, 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不同的社区, 有着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特点, 所以社区是一个灵活性很强的组织。“流动问题”在不同的社区, 也有着不一样的状况,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存在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就需要社区在政府的带领下, 解决自身的实际情况, 来开展具体的工作, 让各种问题能够逐渐解决。

5.3 独立自主, 积极建设属于社区的企业, 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社区是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的产生、变化、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其中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社区管理在实施中, 在资金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口, 社区事务繁多, 仅仅靠政府的拨款, 社会慈善机构的帮扶是远远不够的。资金的紧缺,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的发展, 削弱了社区的功用。社区可以打破传统, 筑巢引凤、培植税源方面的工作;可立足城市区位优势, 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从而壮大基层实力, 为社会管理和服务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7]。从而实现: (1) 在合理的管理下, 创造财富, 为社区其他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2) 解决社区劳动力的剩余问题, 有效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特别是有助于减少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产生; (3) 增强社区凝聚力, 形成独特的社区文化, 增强社区公民意识, 保障社区管理的有效进行。从而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流动问题”。

5.4 培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区公民意识

社区公民意识的教育培养, 是社区加强自我建设的核心问题, 是建立有效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保证。公民意识就是公民的主人翁精神, 公民居住在社区的管辖范围内, 在社区的管理下产生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社区成员对所居住地区和所属的文化群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8]。社区公民意识与归属感, 可以说是社区的灵魂, 养成社区公民意识, 建立归属感, 社区才能有效地与居民进行双向的互动。

公民意识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不可能一蹴而就。社区可想办法激发公民的主人翁意识, 如:激发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对社区工作监督的热情, 形成良好的社区互动;培养独特的社区文化, 形成统一的价值取向;组建非正式组织, 为社区成员提供一个聚集活动的载体和实现形式, 提高居民的凝聚力等, 都是社区培养公民意识和归属感不可缺少的。只有走好了这一步, 公民社会的源动力才能解决, 后面的路子才会顺理成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 相信“流动问题”将会逐渐弱化。我国是人口大国, 对人口流动的管理, 必将朝着深入、细化的方向发展;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管理, 也必将更重视、更人性化。社区管理作为居民自治组织, 对于解决“流动问题”首当其冲, 社区能够在不断的改革与创新之中找到一条更加合适的道路来为社区服务, 来更好地解决“流动问题”, 相信流动群体与留守群体的春天已不再遥远。

参考文献

[1]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5 (7) .

[2]王石川.2000万留守儿童是三农问题显象[N].中国经济时报, 2006-09-07.

[3]陶铁胜.社区管理概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4]于燕燕.社区的由来及要素[J].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3 (7) .

[5]王敏杰, 刘坤.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新型社区管理的探索———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J].社会观察, 2011 (10) .

[6]徐世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11 (9) .

[7]陈为雷.当前我国加强和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 2012 (1) .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分析 篇7

一、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

1.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基本得到普及, 但总体教育程度偏低。

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6~14周岁年龄段的流动儿童在校率为94.91%, 与同年龄段城市本地儿童相比, 约低1~2个百分点;15~17周岁年龄段的流动儿童在校率比例为41.48%, 而此年龄段的城市儿童在校率为82.54%[2]。可见,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普及率较高, 与城市本地儿童没有太大差距,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二者差距不断扩大, 一半以上的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后便主动或被动的放弃了继续教育的机会, 从而导致流动儿童的总体教育程度偏低。

2. 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吸纳流动儿童的主要方式。

中国对流动儿童现行的教育政策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 以全日制公办中心小学为主, 采取多种形式, 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有数据显示, 至2005年1月, 上海市外来人员子女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人数达37万多, 其中15万在公办小学就读, 占40%, 其余22万多学生主要在300多所简易农民工子女学校接受教育[3]。

3. 流动儿童教育存在不连续性, 成绩相对较差。

农民工的无序流动和工作的不稳定性, 直接导致其子女教育的不连续性。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迁徙, 常常会出现错过入学时间、前后学习内容衔接不上的情况, 从而造成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差, 流动越频繁, 对其学习构成的威胁越大。

4. 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值得关注。

流动儿童一方面延续着父辈的生活, 另一方面又耳濡目染大都市的生活, 心理难免出现落差, 加之城市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甚至污名化, 常常使他们产生自卑、自闭心理, 以致出现行为失范。

二、流动儿童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1. 政府面临的问题。

义务教育法规定, 义务教育由户籍所在地政府负责, 教育经费按户籍人头下拨到输出地政府。那么对于流入地政府而言, 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解决大批量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 由于缺乏资金, 流入地政府无法将其有限的资源在满足城市本地儿童教育的同时, 又照顾到流动儿童的需要。输出地政府对流动儿童肩负着“普九”的任务和责任, 但由于其流动的现实性, 不得不采取“曲线普九”的形式, 即前往劳动力输出地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据了解, 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是由河北人、河南人创办的, 两省均为北京外来工主要输出地[2]。

2. 公办学校面临的问题。

“两为主”确定了公办学校是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主要渠道, 但城市公办学校的规划建设最初是以本市常住人口为标准, 而农民工流动较大, 一定区域内的流动儿童数量很难预测, 不利于公办学校间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自2009年全国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以来, 资金问题也成为妨碍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一大障碍。再者, 流动儿童的成绩不太理想, 对于教师以及学校的教学评估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3. 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问题。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但是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种低水平的自助行为, 因此存在着办学条件简陋、教师待遇差且流动大、教学质量不高、合法身份难以得到确认等诸多的困难, 成为当前一直困扰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发展的难题。

4. 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问题。

由于体制、经济等现实问题, 农民工很难将子女送入公办学校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其自身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平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态度也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流动儿童自身而言, 家庭的贫困让他们过早的分担了生活的重担, 料理家务、照顾弟妹、甚至拾荒赚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与城市儿童的接触中, 他们经常被人瞧不起, 因此几乎没有城市朋友;由于大多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简易临时房里, 生活环境比较恶劣。

三、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1.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对城乡进行了强制划分。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由于身份限制, 被城市偏向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排除在外, 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农民工的城市化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半城市化”[4], 即经济上接纳、政治上排斥的城市化。

2. 缺乏明确的管理机构。

现行的义务教育法和目前关于简易农民工子女学校管理政策之间存在矛盾, 对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究竟由谁负责?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由哪些政府部门来管理?一直悬而未决, 使得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和简易学校的管理工作成了“讲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没人管”[5]的尴尬处境。

3. 教育投入不足。

资金短缺是制约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教育财政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 长期徘徊在3%左右, 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在中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 政府财政拨款占68.55%, 而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投入中政府拨款占85%以上[6]。

4. 农民工子弟学校身份尴尬。

农民工子弟学校给广大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带来了实惠,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但是, 农民工子弟学校却由于办学条件简陋, 合法地位因此一直得不到确认, 办学者也不敢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5. 家庭教育缺失而学校社会教育不足。

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不容乐观, 一则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低, 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二则农民工要为生机奔波, 没有充足的时间对孩子进行教育。除了家庭教育缺失外, 学校和社会教育也存在着不足。首先, 学校对流动儿童的教育重视不够, 不仅对其单独编班, 还常常忽视适应阶段的心理问题。其次, 按照逆向法则, 健康条件最差的群体往往生活在健康关怀资源最有限的地区, 农民工大多生活在城乡结合部, 其能享受的社区资源相当匮乏, 由社区对流动儿童进行的教育也就相对不足。

四、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建议

1. 逐步改革户籍制度, 剥离户籍制度上粘附的福利制度。

广东省中山市最先推出的、随后又在全省推广的“积分制”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所谓积分制管理, 是指以积分而非户口为标准, 从而将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口脱钩。入户条件可细化为学历、技能、参保情况等多项指标, 农民工在积满60分后就可以申请入户, 《意见》对农民工入户城镇后的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配套制度改革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达到入户城镇积分条件, 但不愿意交回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 可以拿到城市“绿卡”。“绿卡”在《广东省居住证》上做标记, 持卡人除可享受居住证一切权益和公共服务外, 还可以在居住地享受子女义务教育、高考、参军入伍等待遇和权益。

2. 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肯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地位并给予支持。

各级政府应充分肯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作用, 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 对于办学条件极其恶劣、教学质量很差的子弟学校予以撤销;另一方面, 对于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赋予其合法地位, 并在硬件和软件各方面给予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3. 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 设立专向基金、引进民间资本, 弥补教育财政的不足。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 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达33%;同时, 教育也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 那么政府理应加大对它的投入。

4. 实行“教育券”制度, 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

“教育券”制度是由弗里德曼于1955年首次提出的, 孩子在哪里读书就把教育券交到哪里, 然后政府再以教育券为依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变由“政府—学校—学生”的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路径为由“政府—学生—学校”的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路径。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解决流入地和输出地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矛盾。针对流动儿童流动大、教育不连续的情况, 可以通过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 使流动儿童的学籍能跟随自己的转移而比较方便的转移, 从而保证了学籍的连续性, 也有助于学校及时了解流动儿童以前的学习状况。

5. 明确各级政府分担责任, 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公共产品收益层次论认为, 政府责任划分应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决定。虽然输入地政府对流动儿童教育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流入地政府也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原因有三:其一, 农民工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其二, 农民工以及子女属于弱势群体, 理应受到帮助;其三, 流动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 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可以促使其尽快融入城市、造福城市。此外, 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居住区域引导, 并在农民工聚集区增加学校设点布局, 将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能载入社会事业的发展规划中来。

6. 号召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教育。

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不足、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 可以寻求NGO等社会团体的帮助。同时, 有条件的社区应该积极为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提供交流平台, 鼓励他们互相帮助, 共同学习, 此外, 多到流动儿童家里走访, 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及时想办法解决。

参考文献

[1]李涛, 李真.农民工流动在边缘[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35.

[2]中国网.2009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EB/OL].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rkld/node_7083933.htm.

[3]廖大海.上海地区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 2004, (12) :4-8.

[4]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J].中国农村观察, 2009, (2) :2-11.

[5]王传瑜.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财政问题的探讨[J].现代教育科学, 2009, (4) :26-27.

美国流动儿童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对象

在调查区县居住满1个月的非本区县籍1~6岁儿童家长/监护人(鲤城区、丰泽区和洛江区跨区不列入)。对全市流动儿童聚集的乡镇采用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方法抽取17个乡镇,每个乡镇在流动儿童聚集地同时至少各调查20名流动和本地适龄儿童监护人。

1.2方法

统一设计问卷调查表,调查员经统一培训后对儿童监护人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家长基本情况、预防接种KAP和儿童疫苗漏种及原因等。完成调查后对调查问卷逐个审核,核定儿童监护人有效问卷。共调查流动儿童家长/监护人428份,本地的353份。

1.3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所有资料采用双录入,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家长/监护人调查指标比较用χ2检验,P<0.01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428名流动儿童父亲和母亲(χ2=18.736,P<0.01)初中及以下学历分别占65.2%和77.1%;353名本地儿童父亲和母亲(χ2=13.628,P<0.01)则分别占49.6%和64.9%,经χ2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差异。流动儿童父亲和母亲从事体力劳动所占比例分别比本地高50.2%和43.4%。流动儿童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及以下的占36.4%,比本地儿童家庭所占比例高43.0%。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家长文化、职业及经济收入情况见表1。

2.2预防接种知识知晓情况

流动儿童监护人“知道不接种疫苗是会影响儿童健康的”、“知道接种后要留观30分钟”分别占58.4%和86.4%,分别比本地儿童监护人所占比例少24.2%和6.7%。见表2。

2.3享有预防接种的服务和态度

知道儿童接种疫苗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不管是流动儿童监护人还是本地儿童监护人,主要是通过预防接种证预约获知的;除预约外,从通知单、电话或短信及村医等渠道获知的,流动儿童监护人占52.3%,本地儿童监护人占87.5%,有统计学意义差异(χ2=108.980,P<0.01)。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监护人均喜欢从电视上获得相关的预防接种知识,其次是宣传单。流动儿童监护人对接种点较满意的比本地少10.8%,对接种点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服务态度不好。见表3。

2.4漏种原因分析

一类疫苗按国家免疫程序要求超过6个月未种的统计为漏种,流动儿童漏种率比本地儿童高154.5%。流动儿童漏种原因主要是“不知道要接种”(占32.4%),其次是“没时间”(占22.2%),第三是“不知道接种地点”(占17.6%);本地儿童漏种原因主要是“儿童有禁忌证”(占34.3%),其次是“不知道要接种”(占25.7%),第三是“计划外生育等其他原因”(占20.0%)。见表4。

3 讨论

3.1流动儿童家长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明显低于本地儿童

流动儿童家长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职业为打工(体力劳动)和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所占比例均明显高于本地儿童家长,这与多地报道[1,2,3]的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低、工作辛苦不稳定和经济收入低的结果相吻合,所调查的流动儿童家长中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者,家庭年收入也未超过10万元。

3.2监护人预防接种KAP水平直接影响儿童的预防接种行为

流动儿童监护人对预防接种KAP水平普遍偏低,其中对“不接种疫苗是会影响儿童健康的”、“预防接种禁忌证”等问题的知晓率远远低于楼灵巧[4]的调查结果。除接种证预约外,能从通知单、电话或短信和村医等渠道获知接种信息的机会比本地儿童监护人少40.2%。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监护人对接种点的满意程度均较低,低于胡昱[5]的调查结果。此次调查流动儿童一类疫苗的漏种率明显高于本地儿童,“不知道要接种”、“不知道接种地点”和“没时间”等主观因素,占72.2%;而本地儿童漏种则是“儿童有禁忌证”、“计划外生育”等客观因素,占54.3%,说明流动人口主动寻求免疫预防的意识差[3]。

3.3对策

(1)加强流动儿童监护人预防接种知识健康教育宣传[5]。可以通过电视、宣传单等监护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定期播放或发放。与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在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或居住证时发放预防接种宣传单。(2)加强多渠道的接种通知形式。除接种证常规预约外,预防接种门诊应充分利用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系统的短信提醒催种功能,并充分发挥村医(社区医生)对流动儿童的主动搜索和上报。(3)提高服务质量。通过推广星级化、数字化接种门诊的覆盖率,改善服务态度和环境,提高群众满意度。

我国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研究述评 篇9

一、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概念

根据1998年原国家教委、公安部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规定,流动儿童青少年指6至14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

城市融入,指城市外来打工者及其随迁子女在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居民在文化、习俗、环境等方面互相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

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主要是指流动儿童在跟随父母迁入城市之后,城市对这些儿童给予平等和接纳,流动儿童也主动地适应新环境与新文化的过程。

二、我国研究现状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国内对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困境

1. 流动儿童受到歧视

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因户籍、语言、生活习惯和城市居民不同,家庭生活水平较低而受到城市居民的户籍歧视、语言歧视、经济歧视。有研究者指出流动儿童要融入城市,实现身份和角色的转变仍然困难重重,受到当地城市居民(包括城市的孩子)歧视、排斥和隔离。[1]

2. 流动儿童受到排斥

随着经济发展,当前农村生活水平虽较改革开放之前有较大的提升,但与城市相比仍显示出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居民素养等方面落后于城市水平,部分城市居民带上有色眼镜对待农民及他们的子女,认为他们穷、脏、乱、臭,不讲文明、没有素质,因此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不仅受到歧视,并且还被排斥。有研究者认为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制度的隔离和移入地居民不同程度的排斥是造成流动儿童城市融入困难的主要原因。[2]有研究者提出流动儿童在日常的交往中遭遇了冷漠与疏离,认为本地学生对他们是排斥。[3]目前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主要有消费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福利制度排斥、经济排斥[4],没有真正融入本地学生中去,但他们渴望与本地学生交往[3],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和改变自己的身份,真正获得城市身份和地位。[6]

3. 流动儿童受到隔离

国家虽然对所有适龄儿童进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流动儿童在城市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中受当地城市教育部门和学校收取较高的借读费,以及其他理由提高入学门槛,使之被拒在公办学校门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流动儿童接触城市儿童的机会,教育、文化隔离从而产生。

(二)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产生困境的主要原因

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历史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是其产生的主要因素。

一是历史因素。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是造成流动儿童城市融入困难的根本原因。有研究者还提出流动儿童因户籍制度的连带限制使受教育权被剥夺而被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极大地影响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4]

二是个人因素。流动儿童因自身性格因素如内向、不善于交际、学习成绩不佳而使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产生自卑感和不适应感。有研究者[3]认为自身交往能力差和心理问题都会影响其城市融入,尤其是男孩子,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比较困难,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融入困难,年龄的大小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此外有研究者[9]认为流动儿童在城市时间长短也会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

三是家庭因素。家庭收入是影响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者提出家庭的经济地位越高,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越高,融入意愿更加强烈。[3]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不稳定,从事劳动强度高,工资待遇低的工作,导致家庭收入低,使得农民工及其子女居住环境比较差,而与当地生活产生隔离。[11]从相关文献了解到,大部分流动儿童在城乡结合部或流动人口集聚地居住,外部环境与居住空间狭窄、缺乏基本设施、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导致流动儿童城市融入困难。此外,父母缺乏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是造成流动儿童融入城市困难的原因之一。有研究者提出父母缺乏家庭教育理念,缺乏一定的教育知识,教育方式粗暴,缺乏情感交流,对孩子的关照不足,对儿童的学习辅导较少,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12]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的物质文化财富和文化氛围,良好的亲子沟通以及家庭内外环境都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13]

四是学校因素。在城市教育场所中既有公办学校又有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公办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当地儿童,流动儿童较少,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基本是流动儿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接触机会较少,产生隔离。有研究者也认同不同性质的学校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3]公办学校当地儿童较多,容易使流动儿童接触并获得城市文化而促进城市融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几乎是流动儿童,缺乏与异质群体交流而导致隔离。不同性质的学校会影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程度,同时政府对公办学校给与的财政扶持较多,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相对较少,有研究者提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大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资源没有公办学校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很难关注学生的个体需求,采用标签固化的奖惩模式,缺少与学生情感交流以及与儿童父母互相沟通,父母也因为工作忙,缺少对孩子的关注。[15]可见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受学校的具体因素的影响。

五是社区因素。社区是儿童校外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流动儿童大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或者郊区,当地社区卫生环境差,不重视流动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有研究者认为社区环境差,社区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9]有研究者提出流动儿童所在的社区没有独立生活空间,周围来往人多且杂,管理不完善。[13]有研究者也认为流动儿童缺乏社区的关怀,他们大部分休息时间在家学习或者帮父母做家务或者帮父母做小本生意,缺少社区活动,导致与外界隔离。[6]

六是社会因素。当地城市的社会文化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有研究者提出流动儿童在农村生活期间所获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在城市接受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产生的间断式文化落差,其中包括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方言不一致和普通话的不标准以及流动儿童的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和需要重新组建新的社会关系而影响其城市融入。[19]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居民及其子女对流动儿童进行隔离排斥,使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网络规模缩小,这些社会因素导致同伴群体交往受阻,使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产生困境。[3]

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受到历史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但笔者认为最大的因素还是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经济是基础,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父母才会更多地投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才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社会的变化发展,以使其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若父母给予及时的关爱,采用恰当的教育方式,会降低孩子对于城市的冷漠,降低消极心理品质,维持积极的心理品质。

(三)流动儿童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困难可能产生的后果

一是导致自我同一感缺失。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缺乏自信,从而产生消极的心理品质,导致自我同一感缺失。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流动儿童从农村转到城市生活,缺少父母和教师的关爱和城市居民的包容,与周围建立和谐的关系较为困难,从而自信心不强,容易产生自卑感,自我同一感缺失,产生厌学、抑郁、抵触等适应性障碍。[15]

二是产生认同危机。流动儿童因缺乏城市的关心包容和认同,从而容易对城市产生认同危机而影响心理健康。有研究者提出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容易出现社会性孤立和情感孤立,从而产生认同危机,很可能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1]

三是影响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有研究者提出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自我同一感缺失和认同危机而对城市产生敌意,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同时,流动儿童父母生活条件差和接受职业培训及受教育的权利缺失,不仅使他们的身心发展受限,同时也使流动儿童的代际流动停滞,造成职业复制,影响自身、国民素质和现代化进程。

(四)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建议

对流动儿童因城市融入过程中受到的歧视、排斥和隔离而影响自身和社会的发展,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从微观上说:流动儿童自身需转变价值观念,建立伙伴关系,寻求集体权利,同时对于优秀的心理品质要积极保持,发现和完善自己。有研究者提出社会要帮助流动儿童发现自身的优势,更要重视其自身的赋权,使其具备获取并合理掌用资源的能力,帮助其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掌握自己的生活,以培养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良好适应。[23]

从中观上说:(1)家庭。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对孩子的成长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因此父母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予儿童物质和精神的抚育。有研究者认为父母及其监护人要给予关爱、加强家庭辅导,环境再创造,加强与儿童的情感交流,建立家校合作,家长要了解儿童的成长状况。(2)学校。公办学校应无条件招收流动儿童入学,改进和完善公办学校的接纳条件,教师给予流动儿童更多情感教育。(3)社区。根据当前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区的口号,有研究者认为应将流动儿童纳入城市社区建设中,建立城乡家长之间与儿童之间的互助模式,完善社区基本公共设施,净化社区卫生环境。

从宏观上说:(1)政府要消除制度障碍,建立合理的制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其带来的就业歧视。在消除户籍制度的基础上要完善教育公平体制,使流动儿童和城市当地儿童享受平等的教育。有研究者认为要完善教育体制促进“异质”教育情景中的互动。[12](2)社会各界应大力提倡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要学会相互尊重、包容,建立专门的维护流动儿童权益的组织,矫正社会偏见,繁荣和谐社会文化。[4]

三、存在问题和未来展望

近年来,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研究者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内容广泛,对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研究的范围涉及到个人、家庭、学校、社区、政府。

二是研究视角具体,研究者从教育学、人口学、心理学、社会学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进行详细研究。

三是研究方法大体相同,运用的方法既有量的研究也有质的研究。

尽管现有研究已从多个方面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部分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问题比较重视对家庭、学校、社区的研究,对流动儿童自身的因素研究较少。根据埃里克森的研究,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共经历八个阶段,前五个阶段应该在21岁之前完成。如果在某个阶段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充分成长,这个人在生活中会感到乏力出现困扰。流动儿童的年龄大部分处在第四阶段(学龄期):获得勤奋而克服自卑感和第五阶段(青年期):建立同一感和防止同一感混乱。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正处于学龄期和青年期,我们应积极关注处在这一时段的流动儿童的人格特征,发现和培养积极的人格特征,完善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

二是研究者提出家庭因素是影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很少研究者去关注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自我概念的发展状况。林崇德[26]在其编著的《发展心理学》中指出,自我概念是个人心目中对自己的印象,包括对自己存在的认识,以及对个人身体能力、性格、态度、思想等方面的认识,是由一系列态度、信念和价值标准组成的有组织的认知结构。自我概念在儿童发展的多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积极自我概念的养成在儿童教育目标中具有特殊地位;自我概念的发展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构成部分。[27]

三是大部分研究者只是对流动儿童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对于整个系统的研究较少。布朗芬布伦纳1979年提出著名的生态系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人的发展的重要影响,认为我们应该活生生地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下研究人的发展。生态理论把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环境看作是一个网络,并认为个体一生在这样一个环境网络中发展。对于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我们要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时间系统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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