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共7篇）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篇1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31号  敖爱娣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书笔记  摘要：为了探讨流动儿儿童社会适应的稳定性，对一所公办初中的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行12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心理适应）和学业成绩（学习适应）均比较稳定，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这些研究结果暗示，对那些持续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流动儿童要进行干预，特别要对流动儿童在英语科目上的学习适应性进行群体的补偿教育。 社会适应：指的是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 前人的研究   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术语或概念来指称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例如，郭良春、姚远和杨变云从价值观、学习适应、社会和生活适应三个维度来评估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而，刘杨，方晓义，张耀等（）则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研究。 本研究   本研究从心理健康（心理适应）和学业成绩（学习适应）两个指标，采用纵向研究来研究。 一、 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稳定性研究 1、  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两个时间点取样的数据，回答“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是否较为稳定”的问题。 2、方法 (1)  研究对象 整体抽样某初级中学所有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 （2）工具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家长使用版） （3）程序   团体施测，儿童带回家请家长填写，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为12个月。 3、结果 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判断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稳定性，统计结果表明，两个时间点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p<0.001，单尾检验)。 4、  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我们应该针对这些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介入和服务，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社会适应。 二、 流动儿童学习适应的稳定性研究 1、  本研究采用结果取向（与过程视角相对）的研究视角，通过求取流动儿童四年的学业成绩之间的Pearson相关来判断流动儿童学业成绩的稳定性。 2、研究方法及程序 收集流动儿童从预备年级到初三的学年期末考试成绩。 3、研究结果 学年各科目的标准化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与年级均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用t检验，说明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4、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可能因不同的学科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流动儿童在英语这门学科上存在稳定的适应不良状况。（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是否是听不懂城市英语，还是城乡儿童对英语的学习能力不同） 三、 研究结果的意义 这些研究结果暗示，对那些持续存在适应困难的流动儿童要进行干预。流动儿童在英语学习科目上的学习适应存在群体性的困难，需要接受英语科目的群体性补偿。   读后感 经济的发展，城乡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农民向城市发展，他们的孩子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变成留守儿童，二是变成流动儿童。两个选择对孩子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虽然研究的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心理适应）和学业成绩（学习适应）均比较稳定，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一些农民工为了挣钱也顾不了那么多，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农民工的子女能够健康的成长。或者加大乡村的发展力度，留住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发展，减少城乡的差距。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可能比其他儿童更早学会独立，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有其利与弊的一面，只不过哪一方面更多一点。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人们就要学会面对遇到的问题，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人也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社会也会不断得到发展，人类也会更加进步了。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教育,兰州市

一、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一个边缘性群体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下文简称“六普”) 数据显示, 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约为2.6139亿人;中国目前每年约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1000万人, 大部分以进城务工经商和学习为主。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和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 吸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涌入。据兰州市公安局数据显示, 兰州市2010年的流动人口为59.2万人。但笔者认为, 2010年兰州市的流动人口远不止于59.2万, 原因有四:一是“六普”中“居住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被以“常住人口”身份统计, 而在学术界“流动人口”只要户口没有迁徙到流入地仍属于“流动人口”。二是一些城市如兰州市只有年满16周岁才需要到流入地的街道社区办理暂住证, 因此未年满16岁者一般不被公安局或街道社区统计入内。三是兰州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主体是回族和东乡族, 大部分是穆斯林。调查中, 一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说“一般家庭男子只要在街道社区或公安局做了流动人口登记, 往往就代表了整个家庭都做了登记” (MJR, 男, 53岁) 。四是受民族和宗教文化影响, 一些少数民族男子“一夫多妻”, 但往往办理结婚登记的只有一个妻子, 其余的对象及其孩子未能办理结婚证其孩子也未能上户口, 因而未到街道社区做登记。因此, 笔者认为兰州市流动人口群体数量远大于59.2万人。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与兰州市公安局合作开展兰州市流动人口调查, 预估兰州市流动人口约有103万人且每年在递增;其中103万流动人口中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民族约占31.7%, 即2006年兰州市约有32.65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且每年在递增。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因为登记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流动性大等原因, 目前尚未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只能做大体的预估。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和统计报表数据, 预估兰州市市区 (不含直辖县) 的少数民族流动儿童 (16岁以下) 至少有1.5万人左右, 并呈现递增趋势, 其中一部分是在兰州市出生的, 一部分是在老家出生后跟随家人到城里的, 因为研究表明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化的流动。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群体结构特征深受其父母一辈结构特征的影响, 笔者总结如下: (1) 民族成分以回族和东乡族为主, 藏族流动人口较少; (2)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中男性高于女性; (3) 已婚者较少; (4)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受教育水平低;女童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 (5) 其流动主要受家庭化流动影响较大, 受民族宗教和经济因素影响较小; (6) 居住地主要是跟随父母“围寺而居”, 呈现小聚居等特点, 主要聚居点为城关区的徐家湾、红山根、张家滩、东部市场、五泉下广场、张掖路、临夏路等; (7) 流入地多为兰州市周边地区, 如临夏回族自治州、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

一些学者认为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维度应该包括经济适应 (如职业经济收入、居住条件等) 、社会适应 (如消费方式、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等) 和心理文化适应 (如身份认同、归属感、价值观等) 以及政治层面适应 (如利益表达等) 等部分。经过调查发现,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主要出现了以下困境: (一) 身份认同的迷茫和尴尬; (二) 生存艰难, 部分少数民族儿童变成城市新贫困群体; (三) 上学难、辍学多, 许多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变身“童工”; (四) 部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等。

除了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相关的政策与文件的限制外,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以下五个因素是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适应和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一) 自身能力情况影响其城市适应程度; (二) 父母能力和受教育水平限制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融入城市; (三) 居家环境、家庭关系好坏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城市适应; (四) 社会关系网的大小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程度; (五) 社会排斥和民族偏见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适应和融入城市。

二、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与教育援助中的作用分析:以兰州市D服务中心为例

关于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从自身层面、政府层面、社区层面、社会层面沟通采取措施突破其城市融入的困境。学者秦晖认为开放的体制有利于流动人口适应并融入城市, 也利于主流社会和边缘群体未融合前形成矛盾的缓冲机制;而广泛发展的社区组织和第三部门就是这种矛盾缓冲机制的重要内容。秦晖讲的社区组织和第三部门就是目前国家话语中的“社会组织”, 包括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和社会团体三大类。

(一) 兰州市D服务中心:一家服务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

兰州市D服务中心位于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兰州市小西湖地区, 由一名回族穆斯林女性于2004年发起创办的, 是一家专为城市少数民族妇女、学前儿童、适龄儿童、孤残儿童等提供服务的民办公益机构。谈到机构创办时, 负责人MYL说:“我作为一个穆斯林知识女性, 在初次和这些穆斯林教胞的接触交流中, 我深刻感悟到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求知欲望。自2001年起, 我便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交流和传播信仰与知识的行列中, 利用空余时间走访少数民族边缘地区, 进行家访调研、摸底、积累。通过自己的努力, 掌握了第一手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生存状况及心理方面的资料。了解到小西湖一带作为兰州的南大门, 是最大的少数民族社区, 集聚了来自东乡、和政、广河、康乐、张家川等流动人口达三万之众 (约2000个家庭) , 其中东乡族占70%, 其次为回、保安、撒拉、维等民族, 而且多为多子女家庭, (平均每个家庭3—5个子女) , 由于历史原因,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尤其是妇女儿童在两性平等, 心理健康、文化知识、生存就业等方面长期处于弱势。”“我经过思考、探索、同时去求教一些民族学者, 仁人智士。既然社会有这种需求, 穆斯林姐妹和下一代有这种期盼, 我感觉到有必要, 有责任开创一条适合于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的办学模式。”

兰州市D服务中心一开始是个草根组织, 没有注册, 没有合法身份。据负责人MYL介绍, 他们也很想注册, 但当时的管理体制下要创办个公益组织必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 我们找了区教育局等都没有人愿意做业务主管单位。后来没有办法就效仿别人进行工商注册, 一开始开展妇女扫盲服务, 后来政府相关部门说国家的扫盲工作早结束了, 女校被面临关闭的危险。2006年, 为了满足城市少数流动人口子女“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 在区教育注册了福利幼儿园, 注册过程也异常艰难, 要么师资力量不符合条件, 要么说硬件条件不达标。2009年兰州市D服务中心开始关注社区里的孤残儿童, 发现这个群体需求量大但无人关注, 于是她又开始张罗孤儿助残养所的注册。2013年1月, 兰考孤儿和弃婴在大火遇难7人的事件影响全国, 民政局对他们查的很严, 勒令孤儿助养所必须单独场所开展服务。

(二) 兰州市D服务中心协助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适应城市与异地受教育的举措与效果

第一, 为少数民族流动孤残儿童提供行动照顾、物质照顾、心理支持和整关怀等服务, 但侧重于行动照顾和物质照顾。兰州市D服务中心为30个孤残儿童提供集体宿舍, 免费提供饮食和住宿, 还安排老师专门负责课业辅导、生活照料等。此外, 部分孤儿的亲友或者邻居也给予情感上和人伦上的非正规照顾。穆萨 (化名) , 今年13岁, 是一名来自宁夏石嘴山市回族儿童, 伴有心智障碍。他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和爷爷来到兰州打工并在兰州安家。2000年父亲病逝, 爷爷担负起了他的照料和培育任务。但由于穆萨的爷爷年事已高, 无经济收入, 户口不在兰州也无法享受兰州的低保等公共福利, 于是穆萨2011年4月就来到了兰州市D服务中心接受服务。之后, 穆萨就开始免费住在D服务中心的集体宿舍, 接受生活辅导员的照顾, 并免费在D服务中心的福利幼儿园上学前班。

第二, 为少数民族流动学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和托管服务。2006年兰州市D服务中心成立了幼儿园, 后来在教育局注册为新苗福利幼儿园, 主要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平等的、免费的学前教育, 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目前在园人数约为140名。

第三, 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提供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服务。家庭本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和传承的重要场所, 但父母忙于打工无暇顾及知识以家庭为载体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断裂和缺失, 于是像兰州市D服务中心这样的社会组织就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责任。笔者在兰州市D服务中心女校也了解到, 他们也向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开设《古兰经》、《民族传统文化》、《阿拉伯语》等课程。

第四, 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家长提供各类培训和支持。如对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家长和学校老师进行了农民工权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援助、反对家庭暴力、亲子教育、毒品犯罪预防等法律常识等培训。

第五, 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城市生活常识和能力培训。如兰州市D服务中心女校还专门开设了一些日常技能课程, 传授大家如何发短信、如何使用电脑、如何坐公车、营养搭配基本的城市生活的常识与技能。

三、结语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是一个城市边缘性的群体, 自身上的民族性、文化性特征和汉族流动儿童不同;其群体结构特征深受父母一辈的影响;随着岁月的增长他们中部分会纳入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本文以兰州市为视域对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结构特征、城市适应的困境、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此外, 在众多破解城市适应困境的方法中, 社会组织成为了一种新的力量, 他们作为政府的有力补充, 将更好地协助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适应城市和在异地接受教育。本文对社会组织如何介入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和融入工作只是以个案做了初步的分析, 有待于更多学者关注和深入研究此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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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民族出版社, 2007:1.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篇3

【关键词】城市流动学前儿童 社会适应行为 借鉴参考

【中图分类号】D4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1-0246-01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目的：社会适应是儿童成长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它必然成为教育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果不对他们的社会适应作特别的研究，寻求促其适应的教育干预措施，他们的社会适应将会出现问题，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将受到威胁。本研究从这一现实出发，研究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分析其发展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为社会关注流动少年儿童，促进其健康发展提供依据和实证参考。

意义：幼儿期是儿童社会适应行为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对个体一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重视和研究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问题，对促进幼儿社会适应行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通过实证性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以往有关儿童社会化的理论研究，弥补了关于3-6岁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行为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通过深入探寻而展现社会和教育事实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其结果可以为教育学、心理学提供相关参考依据。

1.概念界定

（1）城市流动学前儿童

本文中的流动学前儿童是指3-6岁跟随父母或其监护人在天津市幼儿园中接受义务教育，而户籍不在天津市的儿童，对居住时间不作限制。但不包括留守在家的学前儿童。

（2）社会适应

所以本研究把幼儿社会适应能力定义为幼儿能够逐渐学会接受新环境，适应矛屑冲突情境的能力，具体包括：初步形成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对陌生人的适应能力，对同伴交往的适应能力，独立地克服困难，解决生活实际中简单问题的能力，以及最初学习生活的参与能力。

2.研究问题

（1）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发展总体发展特点

（2）流动儿童和本地普通儿童在社会适应各项目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3）流动儿童和本地普通儿童在社会适应上是否存在显著性的性别差异

（4）流动儿童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及对策

3.研究假设

（1）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发展总体具有特异性，即流动儿童在社会适应的各维度上的发展具有不同特点

（2）学前流动儿童在社会适应上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差异，随着年龄增长，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发展

（3）学前流动儿童和本地普通学前儿童在社会适应上存在差异

4.文献综述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本研究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两个方面进行综述。

5.理论基础

人格模式理论、智力模式理论、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思路：本研究首先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现状进行了回顾总结，从文献探讨中获得影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相关因素，其次论述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整个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再次开展学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调查研究。以4-6岁学前流动儿童和本地普通儿童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儿童社会适应现状的调查研究，结合本人在学前教育中的实践经验，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与儿童社会适应紧密相关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为全面提高学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依据，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的关键问题是要立足于流动儿童实际生活的现状，通过实事求的调查，得出有价值的结果和结论。

方法：

（1）文献法

通过学校图书馆、中国知网等途径获取国内外关于儿童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相关资料。

（2）调查法

本研究中，针对学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现状采取的调查研究，就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学前流动儿童和本地普通学前儿童的社会适应现状及可能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并分析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提供指导和依据。为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在收集资料前，调查人员均受过统一培训。

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社会适应现状的调查：

调查目的：运用儿童社会适应量表，考察流动学前儿童的社会适应的发展特点，包括流动学前儿童社会适应水平与本地学前儿童的差异，以及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

调查对象：天津市内收费较低、规模较小的10所幼儿园。

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杭州大学儿童成长发育和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与杭州大学心理学系编制的《3-7岁儿童社会适应行为评定量表》手册中的问卷《儿童社会适应行为调查项目》。

调查结果和分析：

（1）父母亲文化程度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2）家庭收入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3）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特点

（4）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性别差异

（5）流动儿童与当地儿童社会适应的比较

三、结论及建议

1.结论

（l）3-6岁流动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状况受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2）3-6岁流动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状况受家庭收入的影响

（3）3-6岁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具有发展性

（4）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行为发展性别差异不显著

（5）3-6岁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行为水平低于当地儿童

2.建议

（1）为流动儿童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2）改善流动儿童家长的素质

（3）为流动儿童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4）增强流动儿童对所居住社区的归属感，避免流动儿童边缘化

3.体会与思考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篇4

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基于社会排斥的分析视角

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鉴于其原因产生的复杂性,故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从社会排斥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制度排斥、经济排斥以及文化排斥是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作 者：冯帮 Feng Bang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刊 名：江西教育科研 PKU英文刊名：JIANGXI EDUCATIONAL RESEARCH年，卷(期)：“”(9)分类号：G62关键词：流动儿童 教育公平原因 社会排斥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篇5

一、流动儿童社会心理适应性:现状

1.总体满意度、总体自尊、学习投入及个人控制感等方面明显偏低。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 是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在流动儿童调查中, 约80%的儿童认为“生活中我没有拥有我所想要的东西”, 如在学习方面的阅读资料或书籍的缺乏, 在家庭中与父母沟通的缺乏等。自尊是个人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情感体验, 属于自我系统中的情感成分, 与其相近的概念有自尊需要、自我效能、自我价值、自我概念等, 约90%的流动儿童认为“归根结底, 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无法对自己持肯定态度”、“我确实时常感到毫无用处”、“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主要原因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及其隐含的城乡文化差异和社会地位, 不仅使流动儿童遭遇了强大的社会排斥, 而且容易使他们产生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 并面临社会文化适应的重重压力。学习投入是个体的一种与学习相关的积极、充实的精神状态, 是学业倦怠的对立面。基于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和自尊感不高, 在学习动机方面明显偏低;个人控制感是当应激出现时能够抉择和采取有效行动产生新希望的结果而避免令人不愉快的结果的出现的能力。大部分流动儿童认为“我很少能够改变我生活中的一些重要事情”, 如生存条件、学习资源、“边缘人”的认同感等。以上指标都会通过他们的人际关系、自我效能感、安全感、情绪问题等方面表现出来。

2.积极情感明显偏低。这主要与其父母的教育参与、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水平相关, 其中, 父母参与是指父母亲在儿童智力投入方面, 包括辅导孩子家庭作业和为了帮助孩子更好完成学习购买教育书籍等, 为儿童提供学习资源;行为参与是指父母倾向于管理儿童相关的学习行为, 比如看电视时间、和朋友玩耍时间和作业完成情况等这些比较能够监控的事情;情感参与是指父母是否注重与孩子的交流, 关心孩子在学校或者学习上遇到的困难, 并且愿意和他们交流沟通。调查结果表明, 流动儿童父母参与程度总体上处于一个中等水平, 母亲的参与程度显著高于父亲。家庭是个体成长的主要环境, 亲子沟通是儿童心理成长的重要渠道, 由于流动儿童父母从事着负荷大、时间长的体力工作, 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比较低, 再加上很多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 这些都使得他们对于儿童虽然在学习上的期望很高, 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教育时间和资源方面的投入却很少, 在沟通交流方面的投入更少, 在长期缺乏父母的关注、陪伴和欣赏的情况下, 儿童的消极情感日渐增强, 积极情感则日渐降低, 如流动儿童普遍有孤独感, 易产生抑郁情绪, 自卑感比较明显。

二、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因素

1.环境因素。美国心理学家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 (Bronfenbrenner, 1979) 认为, 儿童生活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 其心理是在个体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之中发展而形成的, 而这些生态环境是由若干个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统组成, 由内到外包括:微系统, 包括家庭、学校、社区, 如流动儿童与父母沟通过少, 感受不到父母的情感温暖, 专门的流动儿童学校使他们有“边缘人”的感觉, 生活的社区环境的安全、秩序及条件都不太好等;中间系统, 包括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家庭和社区的关系以及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 目前流动儿童父母与学校的矛盾仍比较多;宏观系统, 包括种族、社会阶层或地区、时代或者生活风格等;外观系统, 包括父母的工作环境等, 如流动儿童父母普遍收入不高、居无定所, 无暇顾及对孩子的教育, 错过了孩子成长的黄金期, 对孩子的心理发展非常不利。

2.心理因素。心理弹性的研究源于压力/逆境经历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心理弹性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 它们对个体心理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流动儿童来讲, 家庭经济条件差、收入低、社会地位低以及社会接纳度不高等因素都会给流动儿童带来自我认知危机, 降低自我认同感, 难以适应城市生活, 影响心理适应性的正常发展。

三、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对策

(一) 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为流动儿童提供生活与学习的安全感

首先, 制定城乡一体化户籍体制。多年以来, 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动儿童分享城市的教育资源, 制度缺陷阻断了就读于流动儿童学校的流动儿童与本地城市儿童的接触机会。同时, 就读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 由于个人特征与家庭背景的差异, 流动儿童也不可避免地体会到各种不公与社会歧视;被标签化的“外地人”身份使他们意识到身份的差异, 并逐步成为班级中的边缘群体。因此, 制定城乡一体化户籍体制, 一方面可以尊重农民工进城工作的权利, 对进城买房和租住房屋能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 有权享受与城市居民共同拥有的社会资源。

其次, 制定完善的义务教育制度, 为流动儿童提供就学保障。我国的教育制度是根据户口、工作单位而实行的学区制, 而农民工的户口不属于这里, 一些公办学校不接收外来流动儿童入学, 对一些被政府制定要接受外来务工人员孩子的学校则实行分班制, 这种隔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流动儿童的一种歧视, 而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学费高, 教育资源匮乏, 不利于流动儿童得到与城市儿童相对等的学习资源, 特别是从内心里对自身身份的不认同感和被城市边缘化的低自尊和自卑感, 严重影响了流动儿童融入当地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因此, 国家和政府应制定平等的教育制度, 统筹社会教育资源, 进行优化配置, 实现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享有相同的教育资源, 将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身上,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学生居住地政府和城市政府在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应承担的责任, 并责令财政及相关部门给予积极配合, 将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教育资源统一组合, 以保证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二) 建立“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 提高流动儿童与城市环境的社会融合水平

流动儿童的父母大都是来城市打工的农民, 经济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在城市中生活居无定所, 位置上则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 与城市社会相隔离, 因此儿童很少有与城市里的孩子接触的机会。实际上, 流动儿童对在城市生活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但由于他们是处在城市的边缘, 因此, 他们无法与城市生活达到一种和谐的融合, 不可避免地出现水平较低的社会心理适应水平。从社会支持视角分析, 就是流动儿童与城市生活处于“非融合”状态。要解决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问题, 关键是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

1.加强家庭对流动儿童的关爱, 改善流动儿童无序化生活造成的危机感。通过政府的合理管理, 为流动儿童父母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 保障他们的权益, 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收入, 满足流动儿童的资源需求。同时, 为流动儿童父母提供各种社会活动,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情感交流, 增加对流动儿童的关爱, 抚慰流动儿童的情感挫折, 帮助流动儿童建立一个积极性的家庭环境, 塑造一个温馨愉快的家庭生活氛围。健康的成长环境能够加快流动儿童城市融合的步伐。

2.保障学校对流动儿童的接纳, 避免流动儿童学校的边缘化。当前专门为流动儿童建立的学校多是民办学校, 在流动儿童学校里, 基本教学条件简陋, 学费高, 有些设施不齐全, 如本次调查中发现, 很多学生反映, 学校课余活动场地及项目很少, 都希望能有专门的图书馆和健身房等场所。因此, 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财政扶持力度, 保障流动儿童学校与一般儿童学校形成无差别的学校教育, 促进其均衡享受良好的教育机会。此外, 应在公办学校对教师进行关于流动儿童的相关讲座或活动, 让教师们从内心里理解和接纳流动儿童, 并让一般儿童与流动儿童增进了解, 相互尊重, 相互帮助, 促进流动儿童融入校园生活。鼓励流动孩子融入当地城市, 培养孩子的交往技能。

流动儿童作为我们研究的主体, 在我们为其提供尽量好的融入城市生活环境的同时, 应不断鼓励流动儿童加大与城市群体的交往, 尤其是与城市孩子的交往。这需要流动儿童的家长和老师在日常生活中对其进行培养。另外, 流动儿童自身一定要努力学习, 并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 适应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 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 努力克服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

3.矫正社会对流动儿童的偏见, 促进流动儿童建立正确的自我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通过一个人在确定自身与接触的群体的边界而构建出来的, 因此, 一个儿童的身份认同就是指他本人是否与当地人划为同一类人, 自己是否与所在城市的人有区别, 比如说语言是否相通, 文化是否相近, 生活习惯、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范是否一样等。以往研究中,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一般儿童低, 主要表现在自尊感低、自卑、自我认同感低, 伴有孤独、焦虑等情绪反应, 这是由社会对流动儿童的不正确认识而造成的。因此, 政府加强城市社会宣传教育, 改变城市市民对流动儿童的偏见, 丰富流动儿童的社区生活, 扩大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之间的交往, 甚至是他们家长之间的交往, 从而改变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境遇。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当地城市纳税人之一, 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地政府应该让其享受应得的国民待遇。只有当地居民不歧视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孩子, 给他们树立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 他们在与城市孩子的交往中才不会感到自卑。

(三) 整合资源, 发挥社区功能, 建立流动儿童的精神家园

一是生活层面, 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针对流动儿童的业余生活, 社区可以建立多项相关项目, 如合肥市三里街街道天长路社区“儿童梦想港湾”项目, 其设计目标是为流动儿童搭建起学习、交流、娱乐、成长平台;重庆渝中区“流动儿童社区融入项目”, 开展融入城市社区的系列活动, 包括课业辅导、兴趣培养、亲子教育、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 旨在协助流动人群管理其子女, 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习生活质量, 帮助流动儿童较快地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促进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二是“人”的层面, 既对“社区人”的教化, 培育“公民意识”, 培育“公民义务”, 促进“居民”向“公民”转化。如在社区设立街道或楼道小黑板、宣传栏, 对流动儿童权利保护工作做宣传, 让社区居民对保护流动儿童权利有一定认识;可以印制相关宣传材料, 诸如对《儿童权利公约》、《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广泛宣传, 让居民深刻了解保护流动儿童权利的目的和遵循的法律。三是社会层面, 化解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社区干部要多关心流动儿童家庭, 与流动儿童家长多沟通、多联系, 经常了解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摘要：基于“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的社会背景下, 本文探讨分析了流动儿童的社会心理适应性现状和影响因素, 从政府参与的视角, 在生态系统论和心理弹性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搭建良好的政府参与平台、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建立“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整合资源并发挥社区功能等建议对策, 从而为流动儿童提供生活与学习的安全感, 提高流动儿童与城市环境的社会融合水平, 满足当前流动儿童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同时, 对推进社会和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政府参与,流动儿童,社会心理适应性,现状,因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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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剑虹, 包蕾萍.工作特征, 控制感及职业紧张的关系分析[C]//第八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文摘选集.1997.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篇6

1.智力障碍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

智力障碍儿童作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 与普通儿童一样有生存发展的需要, 接受教育的需要, 获得职业的需要, 服务社会的需要, 爱与被爱的需要, 学习、工作和完善个体生活的需要, 受到理解、尊重、平等参与的需要。智力障碍儿童更需要提供个体全面发展的机会。

2.家庭对智力障碍儿童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的强烈需求

相关调查研究以及和智力障碍儿童家长的沟通都表明, 智力障碍儿童家人对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需求。许多家长因为各方面压力, 不愿意把孩子带出家门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他们寄希望于学校和机构, 很愿意配合训练。学校只要从不同的发展水平出发, 着眼于智障教育, 使用合乎人性的训练方法, 是能够将智力障碍儿童培养成遵守社会规范, 生活自理的“人”, 从而满足家庭对智力障碍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强烈需求。

3.智力障碍儿童的教育需要

由于智力障碍儿童的高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均衡性, 智力障碍儿童能否正常融入社会, 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就成为衡量智障教育的重要指标。智力障碍儿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正常儿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形成和掌握而智力障碍儿童无法习得的教育内容移到课堂上, 课堂也就成为智力障碍儿童的日常生活, 通过一些专门的方法建立和发展智力障碍儿童的人性, 逐步完成他的社会化, 使之能进入社会。

二、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方法

1.情境体验法

情境体验法指的是在教学中, 教师通过真实的场景给智力障碍学生制造真实体验, 从而使教学目标达成的方法。通过情景体验的方法, 可以使智力障碍儿童产生足够的生理需求, 从而提高主动表达需求的能力, 达到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目的。选择此种干预方法主要是基于智障儿童普遍缺少真实体验刺激的特点, 由于个体间差异很大, 因此在适应此方法时教师要制订不同的干预侧重点, 并在训练同一内容时也应有不同的要求,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2.家居生活训练法

家居生活训练法指的是教学中根据一日生活节律安排合理的学生家居生活作息, 在家居活动中进行相应的生活自理及生活化体能等相关内容的学习, 并在其中对相应的能力进行训练的一种方法。教师可通过家居训练法, 使学生在家居生活的各活动段进行相应活动的学习训练, 如三餐中进行用餐的训练, 起床时进行穿衣训练等, 从而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及基本身体活动能力, 达到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目的。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追踪研究》的读后感 篇7

抑郁是儿童青少年期常见的以情绪低落为主要表现的情绪障碍, 不仅影响其学习能力和社会功能, 而且与自杀行为密切相关[8]。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深层的人格结构, 包括自尊、控制点、神经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等4种人格特质, 可以更有效地评估个体的人格倾向[9]。本研究拟以抑郁作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 以核心自我评价作为流动儿童人格的评估指标, 对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与抑郁、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以广州和贵阳为取样城市, 并各方便选取1个行政区 ( 白云区和南明区) , 再从每个行政区内随机选取2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和2所招收流动儿童的公立学校 ( 小学和初中各2所) ; 然后从每个学校中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取2 ~ 4个班级 ( 六年级、初一、初二各2个班级) , 作为此次问卷调查的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 回收有效问卷970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 。其中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530名,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268名, 本地儿童172名。流动儿童中, 男生443名, 女生318名; 流动时间不到1 a, 1~ 3 a, 3 a以上和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分别为66, 85, 396和249名 ( 缺失值均未统计入内) 。流动儿童年龄范围10 ~ 15岁, 平均年龄为 ( 12. 62±1. 10) 岁。

1. 2方法采用团体施测, 时间为30 min, 主试为心理学专业的高校教师, 经过统一培训后进入班级现场施测, 统一宣读指导语, 作答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内容包括: ( 1) 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问卷由研究者在肖水源所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0]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后的量表共10个项目, 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 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为0. 75。 ( 2 ) 儿童抑郁 量表 ( CDI) [11]。该量表共27个项目, 采用0, 1, 2的3级计分, 分别代表相应症状“偶尔”“经常”和“总是”出现的频率, 其中13个项目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 84。得分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按照Timbremont ( 2004) 等的研究结果[12], 将CDI得分在19分及以上的儿童界定为抑郁症状。 ( 3)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采用杜建政等[13]修订的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该量表共包括10个项目, Likert 5点评分,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 77。1. 3统计分析使用SPSS 16. 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主要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χ2检验和相关分析, 使用Amos 6. 0进行路径分析, 以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流动儿童抑郁、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状况

流动男生的抑郁得分高于女生, 流动女生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得分高于男生 ( P值均 < 0. 05) 。不同流动时间的流动儿童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核心自我评价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5) , LSD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流动时间在3 a以上的流动儿童, 其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均高于流动时间在3 a以下的两组流动儿童。见表1。

注: 部分数据存在缺失。

2. 2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抑郁情况比较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本地儿童的抑郁得分 ( 12. 83±6. 93, 12. 22±6. 64, 11. 02±6. 9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4. 27, P < 0. 05) 。LSD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抑郁得分高于本地儿童 ( P < 0. 01) 。

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本地儿童的 抑郁症状 检出率[21. 8% ( 106 /486 ) , 16. 25% ( 39 /240) , 13. 66% ( 22 /16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6. 68, P < 0. 05) 。

2. 3流动儿童抑郁、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分析流动儿童抑郁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核心自我评价均呈负相关, 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核心自我评价均呈正相关 ( P值均 < 0. 01) 。见表2。

2. 4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首先使用Amos 6. 0进行社会支持 ( 潜变量) 对抑郁 ( 显变量) 的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发现, 社会支持对抑郁的路径系数为 - 0. 64 ( P < 0. 01) ;随后建立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并运用百分位BOOTSTRAP法 ( 重复抽样1 000次) 对效应值的置信水平进行检验。

从图1可以看出, 社会支持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对抑郁的间接效应为 - 0. 18 ( P < 0. 01) ; 社会支持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为 - 0. 46 ( P < 0. 01) 。因此, 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4]。社会支持对抑郁的总效应为 -0.64[-0. 46 +0. 54× ( -0.33) ],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 13% 。

注: P 值均 < 0. 01。

3 讨论

流动男生的抑郁得分高于流动女生, 与尹星等[15]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可能与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以及儿童情感宣泄的方式有关: 一方面, 流动女生的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的总体水平均高于流动男生, 有助于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 另一方面, 女生在生活中更注重亲密关系, 容易找到适当的宣泄方式和途径, 而男生则更加注重独立性关系, 有时会压抑负性情绪, 从而导致抑郁水平较高。

流动时间长短对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有较大影响, 在城市生活时间较短的流动儿童, 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 社会支持水平和对支持的主动利用程度都较低, 加之对周围环境不熟悉, 会导致在社会比较过程中, 降低自尊和自我评价水平。

在抑郁得分和抑郁症状检出率上, 均是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最高,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居中, 本地儿童最低, 与有关研究结论一致[16,17]。提示教育安置方式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的影响, 公立学校的教育安置方式明显优于农民工子弟学校, 本研究结论比较支持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就读或混合入校的观点。

流动儿童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 13% , 在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抑郁的影响作用中, 有部分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来实现的: 一方面, 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抑郁, 并有效降低流动儿童的抑郁水平; 另一方面, 社会支持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人格特征而间接影响抑郁。当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 意味着其拥有的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就越多, 人格的发展状况也越好。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稳定的、深层的人格特质, 水平越高, 个体越会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自身及周围的事件, 激发自我监控系统, 对压力或环境做出积极反应, 从而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 有效降低抑郁水平。当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 获取的支持和资源较少, 人格的发展状况相对较差。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较低的个体情绪稳定性差, 认为自己无力应对压力或不利事件, 从而形成消极认知和反应, 加重个体的抑郁水平。因此, 在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干预过程中, 一方面要从多个方面给予他们广泛的社会支持; 另一方面, 也要注意培养他们的积极人格。

摘要：目的 探讨流动儿童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儿童抑郁量表和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对方便抽取的广州市和贵阳市798名流动儿童和172名本地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抑郁得分 (12.83±6.93, 12.22±6.64, 11.02±6.9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27, P<0.05) , 抑郁症状检出率 (21.8%, 11.25%, 13.6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8, P<0.05) 。流动儿童抑郁与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均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50, -0.47, -0.30, -0.40, -0.55, P值均<0.01) 。流动儿童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13%。结论 流动儿童的抑郁水平和症状检出率较高, 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来影响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