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茂县论文

2024-08-25

四川茂县论文(精选4篇)

四川茂县论文 篇1

1 引言

四川茂县地处青藏高原向川西平原过渡地带,面积3886km2,境内高山耸峙、峰峦叠嶂,林地面积约为67%,人口11万。县域平均气温11.1℃,平均日照数1557小时,年降水量490毫米,平均蒸发量1376毫米,无霜期216天。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很适合苹果、大樱桃、青脆李等优质水果生产,1985年该县被当时的农牧渔业部确定为“优质苹果商品生产基地县”,苹果、大樱桃、青脆李等水果通过了国家的绿色认证,特别是茂县的苹果着色美观、果面光滑、香气浓郁、肉质细腻、甜酸适度、清脆可口、耐运耐贮,适合加工等特点,使其驰名海内外,3次被评为全国优质水果,以色列专家曾称赞茂汶苹果是“世界上最好的苹果”;大樱桃个大色鲜、味甜爽口,价格曾卖到40元/斤。优质果品种植已成为该县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现在全县已建成水果生产基地27000余亩,年产量近30000吨,主要销往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绵阳等大中城市。

随着优质果品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卖难”问题开始凸显,大樱桃的价格降到了不到10元一斤,苹果价格一直在2元左右一斤徘徊,因物流链制约,茂县优质果品的销路和流通渠道不畅,甚至出现大量优质水果烂在树上的现象,成为了该县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

2 茂县果品物流发展现状分析

2.1 茂县果品物流发展现状

果品属于农产品,该县农产品物流现状也基本反映了果品物流发展现状。从整体上看,该县农产品物流发展既有一些有利因素,也存在不少问题。

2.1.1 有利因素

随着中央和省政府加大对边远地区“三农问题”的政策扶持,茂县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组织管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1)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改善。茂县的交通运输方式以公路为主,国道213线纵贯全境。近年来,经过灾后重建的对口支援和政府的投入,全县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乡镇路面硬化、村村公路连通;在农产品物流市场的培育上,所有乡镇都建立了农产品集贸市场,一些较大的集镇还建有农产品批发市场。这些基础设施为分散居住果农的果品交易提供了方便,奠定了特色农产品“货畅其流”的物质基础。

(2)物流主体和组织形式呈多样化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地的主要物流组织形式,是当地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市场的纽带,在政府支持和鼓励下,一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诞生,“龙头企业+农产品基地+农户”、“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基地”等发展模式正在得到推广,带动了果品物流产业化的发展。

(3)抓住机遇拓展市场。“5.12”地震后,茂县政府抓住灾后重建机遇,该县根据国家、省、州有关政策和法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通过对援建省市,结合实际,建设了一批绿色生态果品基地,通过专业的商贸物流公司,将大樱桃、苹果等特色果品市场拓展到沿海地区,为茂县果品的冷链物流和物流规模化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对茂县特色果品供应链产业一体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与杭州新亚太果品交易中心合作,把茂县优质水果通过市场运作介绍给杭州、上海等华东地区的消费者。

(4)积极培养物流专业人才。茂县政府在省州政府物流办的支持下,加强了对农产品运销、农产品批发市场等的物流相关人才等培训,利用省物流发展基金,鼓励这些人才创办各类农产品物流实体,为农产品物流专业化提供了基本的人才支撑。

(5)宏观环境有利于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改善民生成为当今国之大计,为尽快使农民致富,解决农产品“难卖”、“贵买”问题,国家政府把解决好农产品市场流通问题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明确提出了要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的新要求,提升和改造我国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探索和建立新型、高效、安全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和运行机制势在必行,因此,各级政府必然将出台更多有利健康发展边远地区农产品物流的扶持政策。

2.1.2 存在的问题

总体看,虽然茂县的农产品物流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特色果品的流通渠道仍然欠畅通,导致优质水果贱卖,农民“丰产不丰收”,严重制约了当地水果产业的发展,阻碍着农业产业化的进程。特色果品物流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其一,茂县地理位置处于山区,交通运输条件总体较差,农产品物流渠道不畅通,增加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其二,在批发市场、仓储设施等公共设施方面还需改善。茂县还没有专门的仓储设施,导致大量丰收的农产品因为没有很好的保鲜而腐烂变质。其三,茂县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农产品物流运输企业,其他运输手段也较单一,运输网络也不完善,导致对流运输率低,返空运输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自动化设备较少,基本上都采用手工操作,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物流效率。

(2)农产品物流的信息化程度低。政府有关部门和流通管理部门对农产品物流信息网络建设不够重视。信息化程度的地低下,导致各物流主体与农户之间供求信息不对称,产销脱节现象严重。县域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缺乏相应的信息设备,使市场无法为物流主体与农户提供准确的物流信息。虽然该县初步建立了苹果产销信息网络,但由于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断层现象,发布苹果物流信息很难保证其时效性,难以起到市场信息的服务指导功能,导致苹果流通不畅,交易率也大大降低。

(3)农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流通渠道范围狭窄。首先,作为农产品重要市场主体之一的农户,在现实中要真正承担起市场主体的角色很难。其次,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经纪人、中介组织匮乏。最后,农村合作社等起主要作用的市场主体,数量少、组织化程度较低、内部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建立,商品流通效率低,经济实力较弱,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服务功能意识不强。

(4)人才与技术制约农产品物流发展。当地经济条件和教育条件的落后,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较少,尽管近年来有一些大学生回县工作,但茂县农产品主体农户和中介组织合作社都缺乏专业的物流教育和培训,导致了解物流的专业人才不多,更不用说现代物流意识和市场营销观念;茂县果品物流仍以常温物流或自然物流为主,在运输途中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和保鲜、冷藏等物流技术、设备的落后以及加工技术不完善造成果品损失巨大。人才和技术成为了制约当地特色果品物流发展的瓶颈。

3 发展茂县果品物流的基本对策

3.1 重视仓储等果品物流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

茂县要大力发展现代果品物流,实现茂县果品产业化发展,必须要在运输、仓储、信息处理等基础设施上下功夫。借鉴发达国家大宗农产品市场建设经验,充分利用中央、省政府大力扶植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建立由政府出资、企业化经营的优特果品批发市场,形成功能较为齐备的冷链和物流集散系统,市场内建构面向全国的茂县特色果品信息平台,通过互联网发布果品产销和物流信息,以信息平台为纽带,将果农、经纪人、经销商、储藏与加工、物流运输、客户和市场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完善的果品物流链,消除果品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果品从产地到市场的物流畅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采取政府给予适当补贴的政策,特别扶持市场的冷链和果品专用物流运输设施的建设,如大型冷库、冷藏集装箱和冷藏运输车辆,提高果品交易率,降低果品物流损失率。

3.2 完善果品物流体系

果品物流的发展直接关系着茂县果农的经济收入。因此,政府一是要逐步转变观念,建立和完善农产品物流法规、市场条例以及市场监督机制,适时加强市场内部的宏观调控、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为果品物流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从而保证果品流通的协调、高效运作,并藉此提高果品的交易效率;二是在茂县、绵阳市和成都市分别建立茂县特色果品批发物流中心,通过中心的经纪人、经销商的物流系统将茂县果品种植户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三是政府应当做好合理的规划与协调,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物流模式和技术,引入国际化标准,实现茂县苹果生产标准化、物流标准化,宣传口径统一化,在区域内严格实行品种布局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1],目的在于建立公众广泛认知的品牌,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促进果品物流的发展;四是争取县、州、省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扶持,利用农产品“绿色通道”,减免跨区域的果品运输路桥费,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3.3 促进第三方物流的发展

物流企业是物流的主体,没有发达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就不可能有果品产业的大市场。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大力扶持果品种植大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下转第43页)(上接第24页)积极支持、鼓励农民开展苹果加工、销售服务和自购销组织,推进果农联合会、发挥这些组织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打破所有制、地域、行业界限,建立一批多形式专门化的第三方果品物流企业,以此为核心,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将各个独立的农产品仓储业、加工业、配送中心以及零售商等组成利益共同体,更有效地服务于果品的大规模生产,促进茂县果品物流和农村果业经济的发展。

3.4 提高物流标准化程度和现代物流意识

在现代农产品物流快速发展进程中,其标准化程度决定着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和流通损耗。农产品物流的标准化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农产品流通工具的标准化,其二是检测体系的标准化。流通工具的标准化程度是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比如日本,目前已实现了农产品从净化到包装的一系列标准化变革,从而形成了从集装箱、小包装箱、托盘直至运输设备、库房、搬运器械的标准化系统,为现代化的农产品流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检测体系的标准化是物流质量追溯的保障,美国利用条形码技术,建立和完善了产品及物流过程的追踪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实现农产品供应链质量的全过程监控。

实现果品物流标准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们的现代物流意识。物流标准化程度高低直接影响物流质量,间接影响果品质量和价格。因此,对广大果农和果品物流从事者进行现代物流技术、方法、装备知识的普及培训是十分必要的,帮助他们渐渐转变传统的单一运输经营理念,变自货自运的经营模式为多联式协作物流。

3.5 提高物流技术,重视物流人才培养

果品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的过程中,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的物流技术,技术的创新是果品物流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动力和支撑,因此应把提高各环节的物流技术放在首要位置。要维护农产品物流的正常运营和大力发展,需要物流意识较高,专业知识丰富和实践技能较强的专业人才。

3.6 建设果品冷链物流系统

果品冷链物流冷藏冷冻类果品在生产、贮藏运输、加工、销售,到消费前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以保证果品的鲜度和质量,减少果品损耗的一项系统工程。从采摘下来,常温下,樱桃保质期只有两天,苹果保质期4~6天,在冷链系统里,鲜果的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所以茂县鲜果要面向大市场,离开现代冷链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鲜果冷链系统建设重点在检验清洗、分级及深加工、现代冷藏工艺、冷藏运输、包装技术、保鲜技术。通过冷链,既可以规避鲜果“丰产贱农”的果业产业化风险,还可以实现鲜果的反季节销售,提高果品价格,增加果品附加值。

摘要:根据茂县特色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现状,分析了茂县苹果等农产品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茂县特色农产品物流、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果品物流,研究

参考文献

[1]何富全.四川茂县水果生产问题及对策[J].中国果树,2007,(2),60-61.

四川茂县论文 篇2

——兰州大学赴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茂县暑期社会实践团总结报告

本暑期社会实践团主要于2014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活动于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茂县境内(主要活动地区为茂县黑虎羌寨),主要从事当代羌族白石崇拜信仰状况的调查走访(以茂县为例)。本次社会实践的参加者主要为兰州大学2013级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计有9人,分别为历史学类3班的马静,历史学基地班的晁芊桦(本次社会实践负责人)、陈庆俊、丛麟懿、任丽平、吴华锋、张雅婷、吴忆晨、倪楠。现将此次实践活动总结如下:

基本情况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的人员分工如下:实地调查小组:张雅婷、吴忆晨、陈庆俊、吴华锋、任丽平、晁芊桦、倪楠;文献资料整理小组:从麟懿。实地调查小组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走访了茂县的旅游景区中国古羌城与坪头羌寨以及茂县县城(7月16日至7月17日),重点调查与走访地区为茂县羌族原始文化与传统的民俗信仰保存较多的黑虎乡(7月18日至8月15日,其中有几天前往茂县办事),黑虎乡下辖四个大队,实地调查走访小组住在一大队一组的何桂富大叔家里,一大队二、三、四组均有走访,其余二、三、四大队中二、三大队都有做过调查,四大队由于路途太远,交通不便,没有走访。文献资料整理小组主要负责整理羌族白石崇拜的起源与演变以及相关资料的整合。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拜访了茂县新华书店、茂县档案局、黑虎乡政府、黑虎小学等一些政府部门与文化、教育单位,从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实地走访调查的人数超过了两百人,其中重点采访了羌族文化第一代传人陈德明、羌族文化第二代传人何桂富、黑虎乡一大队一组杨寨主、原黑虎小学校长、原茂县人民政府干部、茂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罗彬、内江师范学院大四毕业生高杨族(黑虎本地人)、绵阳中医学院本科生杨腾(黑虎本地人)、何桂富大叔的妻子、女儿、儿子、儿媳,中国古羌城保安、成都技校的学生(茂县土门羌寨人,在坪头羌寨一家农家乐打工)、数位在读黑虎小学学生等。本实践组根据羌族实际情况草拟出一份黑虎乡白石崇拜信仰状况的调查表,由于我们调查的时间正处于当地农忙季节,因此调查人数较少,只有十五人左右接受了问卷调查,不过这十五人中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均有涉及,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说服力。在调查走访之余,为加深我们与当地人的感情,我们也积极帮助当地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放羊、摘花椒、搬砖,并辅导一些当地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等。

主要成绩

本小组主要调查课题是当代羌族白石崇拜信仰状况。为了使羌族白石崇拜具有延续性,同时也为了体现当代羌族白石崇拜信仰的变化所在,因此文献资料整理小组主要负责白石崇拜的起源与演变,实地调查小组主要通过调查走访所得的资料来整理出白石崇拜状况的现状。在白石崇拜状况的现状中以新中国成立与汶川大地震为最主要的分界点,前后又有很大的不同。现将白石崇拜的状况简要叙述如下:

在古代,由于白石具有照明、取火、作为防御武器的作用以及在羌族神话传说中的频繁出现(如《羌戈大战》等),因此自古以来白石在羌族人民心中具有重要地位。羌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文化因素,与本土原始宗教融合,逐渐形成了以白石为表征的多神崇拜。羌族信奉万物有灵说以及多神崇拜,在羌族的宗教体系中包含了观音菩萨、太上老君、土地神等多种不同的神灵,这些神灵都有自己的形象(或者就在灵台上放一张属于某个神的照片来代替),而像山神、树神、水神、灶神、火神、路神等这样的神则用白石来代表,不同的神用的白石的形状、大小略有不同,并都有相

应的祭祀仪式。羌族的房屋与碉楼上都置放白石,具有辟邪、照明的作用。无论白石供奉在哪里,都必须要经过相关的仪式,如释比对白石进行“开光”才能放上去。古时候的羌人对白石的信奉是非常虔诚的,因为不同的白石代表不同的神,是非常神圣的,所以白石不但不能去碰触,而且还要经常举行祭祀仪式,进献祭品。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羌族人的白石信仰崇拜是非常坚定、虔诚的,对白石的信奉几乎就是羌民信仰生活的全部。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政府发起的一系列破除迷信的活动,羌族地区许多祭祀白石的活动被披上了“迷信”、“封建残留”的骂名,被政府强制禁止了,很长一段时间内羌族地区的白石信仰崇拜不再被人提起,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重新调整了针对少数民族信仰的政策,再加上整个思想大环境的转变以及国内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白石崇拜信仰逐渐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相关的研究活动开始兴起。改革开放至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几十年中,总体来说白石崇拜信仰与以前没有较大的区别,但由于改革开放经济浪潮的冲击,大量年轻人开始出外打工,对白石的理解开始出现年龄层段上的断层,同时也是从这一段时间羌民白石信仰的程度开始弱化,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短短几年中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由于地震之后旅游业的兴起,许多羌寨纷纷打造成旅游村寨,把白石信仰商业化,普通化(最典型如甘清寨),导致最纯粹的白石信仰开始弱化;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青壮年都跑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大人都忙于农事劳作,学生在学校中接受无神论的教育,这无疑加剧了白石崇拜信仰传承的不便与断层。现在的白石崇拜状况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普通民众信仰淡化;有识之士奔走呼吁,但力不从心;政府部门过度重视经济发展与形象工程,忽视传统民俗信仰的保护;教育部门普遍宣扬无神论,没有针对本地区特点教育年轻一代保护本民族文化。

在我们的采访期间,我们也重点采访了当地的一些经济状况、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青少年受教育状况、释比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几点思考

对于茂县地区,乃至整个阿坝州的羌族人民而言,其实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与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二者的共存问题。现在不只是白石崇拜信仰,还有羌族传统的羌笛、口弦、歌舞、神话传说、服饰等等都面临着逐渐失传的危险。针对这个问题,本小组经过思考,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一些方法与措施:

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而言,在重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不断加大对文化保护的经济投入,在群众中大力宣传本民族文化;积极与外界寻求合作,开发旅游业,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参观,不断推广本民族文化,提高知名度;对于教育机构而言,要针对本民族特点加强对学生关于加强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教育,提高青少年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羌族白石崇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民俗信仰,是中华民族灿烂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份瑰宝,毫无疑问,失去它将会是重大的损失。对以白石崇拜为代表的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弘扬必须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另外,本小组在研究白石崇拜中结合相关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认为白石崇拜是羌族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这种社会现象时,应当将其融入其所处的社会进行整体、全方位的研究。“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在这个统一体或系统中,每个元素都有与整体相联系的确定功能。要想认识某种社会现象,就必须将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如此方能真正认识它的意义与功能”。1若想深层次挖掘白石崇拜的意义与内涵,就必须将其与羌族社会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做到全面、1 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细致。

存在问题

由于时间仓促、经费欠缺等多方面的原因,本小组对白石崇拜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之处,问题主要集中在实地调查小组:

首先由于时间与经费的限制,没有对茂县地区进行过彻底、全面的走访,只在茂县羌族文化保留最多、最原始的黑虎乡停留了二十多天左右的时间。但即使是黑虎乡也没有全部走访到(差四大队没有去过,因为路途太远,而且没有公共交通工具)。这导致了搜集的资料不全面;其次本小组总共调查的人群数量超过了两百人,但数量还是较少,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黑虎乡。调查的人群中大量集中在40岁以上或20岁以下,而20到40岁这一群体因为大量外出打工未归调查人数较少;本小组事先对白石崇拜设计的问题以及制作的调查问卷不够细致、全面;对于一些四川话口音浓重的本地人没有准备,导致信息理解不清,记录不全。

由于这是第一次做田野调查,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小组计划明年暑假还会再来一次,继续进行羌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经验体会

通过这一次难忘的社会实践,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

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在亲身实践中我们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一次的社会实践使我们明白:大学生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拿出百尺竿头的干劲,胸怀会当凌绝顶的状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中走的顺利、轻快。在社会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羌族人民的热情、勤劳与朴实,在与羌族人民一起度过的一个月时间中,我们是快乐、幸福的。

----2014年8月20日

参考文献:

1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四川茂县论文 篇3

关键词:农村,特色产业,茂县罗山村

四川茂县南新镇罗山村, 位于岷江上游, 茂县东南方, 距离省会成都市约180 公里。 现全村共计193 户, 近800 名村民。 这个坐落在平均海拔1800 米的高半山小村庄, 除农用车外, 全村共拥有140 多辆小轿车, 是名符其实的 “ 汽车村”, 而且该村人均收入超万元, 说明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康村”。 而现在的这一切, 在2007 年以前, 是村民们做梦都不曾想到的。

一、高半山区的农业发展经验

笔者在罗山村实地调研时, 村支书告诉笔者, 2007 年以前, 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村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 由于道路路况的限制, 从山下的213 国道开车到村里需要3 个小时, 遇到雨季, 更是很少有车辆愿意上山。 据统计, 2007 年以前, 全村人均收入不到3000 元, 低于国家贫困标准。除了逢年过节买点新鲜的肉类食用以外, 村民们平时几乎都是食用自己熏制的腊肉, 主食也只有玉米和土豆。 本文, 笔者想通过分析高半山农区发展的良好经验, 同时针对继续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相关建议。

1. 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的核心

早期, 罗山村以玉米、白菜作为主要种植作物。 产品附加值不高, 在同类农业产品作物里不具备竞争优势, 同时由于作为经济作物的白菜的市场价格波动大, 致使农户每年的经济收入也随之升跌。 改变这一现状的办法, 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2003 年, 部分村民开始尝试种植附加值更高, 经济效益更好的果树。 结合罗山村自身的自然地理条件, 最终选定红脆李作为主要种植的经济果树。 但因对该种作物的市场预期不足、培育周期太长等客观因素, 罗山村也只有少部分村民尝试选择种植红脆李。 于2007 年底, 罗山村成立了 “红脆李种植合作社”。 至2015 年, 全村红脆李种植面积达到1200 亩, 估计晚熟红脆李产量可达到200 万斤, 保守估计按市场价7.3 元一斤, 全村可实现经济毛收入1400 多万元。

2. 政府相关扶持政策是发展的助力

产业有序健康的发展, 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 自2007 年罗山村的红脆李种植形成规模之后, 当地政府基于此大力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一, 对村道进行了硬化处理。 首先, 这不仅缩短了村民进出罗山村所花费的时间, 而且也解决了由于天气原因造成无车辆进出村落的问题, 为村民提供了交通出行的便利。 其次, 降低了运输成本, 果实市场价格更趋合理。 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极大改善, 使得每年收获季节水果收购商络绎不绝。 收购商可将货车开到种植户的果树旁进行装车作业, 这不仅保证了水果运输的新鲜程度, 同时平整的道路也减少了在运输过程中对水果的损耗。 第二, 地方政府修建水池水窖, 解决农作物的灌溉问题。 罗山村处于海拔1400 米至1600 米的山间区域, 水资源匮乏, 作物用水主要依赖自然降雨灌溉, 且每年7、8月大概会有1 到3 周时间不等的干旱期。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果树生长, 影响红脆李生长品质的关键时期, 所以对于在这一海拔区间种植的红脆李来说, 灌溉水是其生命线, 也直接决定最红成品的价格。

3. 科学技术投入是发展的保障

技术作为生产要素里不可缺少的条件, 对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产品品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罗山村, 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农用土地的专业检测。相关部门对罗山村的农用土地在进行耕作和种植之前都会进行土壤成分测量, 分析土壤的酸碱度, 以及所含各种微量元素的分成, 这对于种植作物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 改良土壤。 种植户在种植前期会依照将要种植的作物生长所需要最佳土壤环境对土壤开始改良。 在改良过程中, 最大程度的使用自然非化学的有机肥料和物理改良技术。虽然改良土壤以及相关的措施会增加种植的成本, 但是对果树的健康以及丰产, 高品质而言,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 相关专家的专业技术指导。每年罗山村还会请农业专家到种植户家进行专业的技术指导。 从病虫害的预防和治理, 到果树生长期的氮、磷、镁、铁肥的配比, 最后到蔬果疏支, 挂果套袋都是科技种植的投入。

4. 诚信是发展的关键

诚信经营是一个企业品牌建立的基础条件, 同样也是企业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罗山村, 虽不是以企业的形式经营农业产业, 但其诚信的基准是该村红脆李能远销海外的保障。

由于水果类产品的特殊销售模式, 当水果还未完全成熟时, 收购商便要到种植户家里进行订购 (收购商预付定金) , 数量和收购价格都在这一时间协商好, 待水果完全成熟时, 收购商直接到田间地头进行采摘、装车并支付剩余款项。在订购到交易最后达成的这段期间内, 罗山村的红脆李品质的好坏是掌握在种植户的手中。 签订订购协议时, 农户对今年红脆李的市场价格是没有预期的, 也就是说, 最终的市场终端零售价格可能会高于之前订购时所商讨的采购价格。 笔者在罗山调研时也了解到有过类似情况的发生, 但当时整个罗山村的种植户没有出现一个毁约案例, 而且历年来罗山村的红脆李都是保质保量的按时交付到收购商的手中。 种植户还告诉笔者, 诚信是所有商业交易的必须品质, 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失掉了诚信, 那样会失去所有。 从以前的贫困落后小山村到现在的“小康村”甚至“富裕村”, 他们懂得感激, 他们勤劳, 更理解诚信。 这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收购商来罗山村收购红脆李, 最远的已被销往海外, 市场越做越大,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销售纠纷。 诚信是罗山村红脆李产业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的关键因素。

二、持续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及建议

1. 产品知名度低, 应添加地理标识

近年, 罗山村的红脆李虽然销往各地, 但自身的原产地及品牌并未让消费者产生了解。同样是出产于四川茂县罗山村的红脆李, 由不同的经销商包装之后销往不同地区, 被冠以的产品商标与名字都大不相同, 没有统一的地理标识。 以至于只有最初的收购商知道这是产自岷江上游罗山村的高品质红脆李, 但最终的消费者不了解它产自哪里, 没有办法通过产地进行同类产品的比较和分辨。所以建议在种植户保证自身产品品质前提下, 应该由当地政府牵头, 给与相关政策支持, 再由村委组织协调, 对从本地产出的红脆李进行统一的包装, 冠以注册商标。一方面, 包装过后的红脆李在产业链中提高了其附加值, 种植户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对提高自身品牌的知名度有着巨大作用。 在市场的竞争中, 品牌的价值与口碑, 往往可以决定产品最终的走向。

2. 高端产品产量少, 加大科技投入

罗山村出品的红脆李, 虽然品质普遍较高, 但是能销往高端市场的, 满足更高国际标准的产品并不多, 达不到所有成品的千分之一, 这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高端产品由于数量不多, 往往按照普通价格被收购, 同时罗山村的红脆李在高端水果市场几乎占不到份额。而高端产品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是用一般价值衡量无法测算的。高端红脆李的生长相较普通红脆李的生长, 需要更多的生长空间, 这样才能接受的更多的光照和土壤养分。果树间的间距, 以及每棵树枝间距以及朝向, 挂果时果与果的间距都有很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加大科技投入, 更加科学的种植, 科学的培育, 才能提高高端产品的产出, 得到更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出。从而使得罗山村红脆李的产业发展更加长远。

3. 劳动力流失, 应转变劳动者传统观念

在当今中国的大部分农村, 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 只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 往往面对同样的一个困境, 罗山村也不例外, 就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往往一代果树还没到需要更替换代的时间, 种植户就因为自身家庭缺乏劳动力的因素放弃农产品的继续种植。 随着现代教育水平的提升, 绝大多数年轻人更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会让他们自然的排斥。即使如今进行农业生产已经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 但是当代的年轻人仍旧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 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重视对青年一代有条件可能参与农业活动的年轻人进行思想上的教育, 改变其传统的思维模式, 让他们明白从事农业生产和作业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性, 使其自身找到荣誉感和满足感, 使得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到农业生产之中, 焕发新的活力。

四川茂县论文 篇4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自称“日玛” (ZMA) 、“玛” (MA) 、“日麦 (ZME) ”、“尔玛” (XMA) 、“尔麦 (XME) ”, 因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 故史称“西羌”。羌族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布于中国古老大地的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宁夏、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今天则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县, 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 甘孜州的丹巴县, 贵州省铜仁地区的石阡县、江口县等地。由于其地域分布及文化发展的差异.形成了该民族在婚姻家庭、继承、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文化传统。本课题组在四川省阿坝茂县的太平乡和尔村展开有关羌族族习惯法律规制的调查走访工作, 通过问卷调查和对当地羌族人的访谈, 重点走访了其中的太平乡, 据统计太平乡共有128人, 30户, 全部为羌族人。乡镇上的羌族人民在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大体上取得了一致认识, 但是, 在相对偏远的地区还存在与国家法和自治条例相冲突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里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那么不和情理。另外, 还调查走访沙湾、较场、三龙、罗卜寨等地的部分羌族同胞。

一、羌族习惯法的发展历程

(一) 羌族习惯法的源流

自上古羌人至清朝“改土归流”前, 羌族习惯法的发展历程, 主要在于羌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所进行的, 因此, 无论从内容角度还是从形式角度来看, 都有些比较简陋的地方。《后汉书·西羌传》论曰:“羌虽外患, 实深内疾。”由此可见, 在习惯法发展过程中, 其自身并未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 学者们把这段时间称作为羌族习惯法的独立运行阶段。

(二) 羌族习惯法受国家法的渗透阶段

在18世纪-19世纪中叶, 清朝政府开始实行“改土归流”, 在这种情况下, 将土司控制的羌族地区变为由政府县州来予以统治, 清朝也开始加大对羌族地区的权力构建, 并且加大推行国家法的适用力度, 这样羌族习惯法所调整的对象以及范围就由于外部权力因素的介入而变得日趋缩小。据当时的川陕总督公庆复等制定的《川省三齐三十六寨番民归隶茂州管辖筹酌管束事宜》的文件中记载:新附羌民违法, 暂照夷例归结, 十年后照内地法律办理。①由此可见, 由于国家法在羌族地区适用范围的扩大, 并且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 致使国家法令逐步进入羌民的生产劳动中去。这段时间被称作国家法对羌族习惯法的介入阶段。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国家法已经牢牢地发展为调整羌族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外部重要手段。但是, 并不是说它的到来, 就可以彻底改变羌族习惯法在羌族社会发展中长期所占据的主要作用。

(三) 羌族习惯法受国家法的挤压阶段

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也就是从1851年至1860年, 到民国时期, 在这一百多年里, 羌族社会仍然沿用习惯法来解决各种纠纷, 这是统治阶级很难容忍的。为此, 同治四年 (1865年) , 清廷核定《善后章程》二十条:禁止羌族内的行政首领或自然首领按习惯程序解决族内各案, 更不允许其自行处理重案要案, 至于用老规矩惩治违法犯罪的当事人之行为尤其需要严禁, ②即国家法对羌族习惯法的挤压阶段。但是, 由于清朝末年以及民国社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所限, 统治阶级已经无力对羌族社会予以调控, 因此, 羌族社会所存的纠纷都很难适用国家法来予以解决。国民政府在对羌族社会的管理过程中, 也无可奈何, “诸多政令, 碍难切实推动”。在此情况下, 就给羌族习惯法的适用给予了很大的空间, 所以, 仔细考究这一百多年, 羌族社会的司法历史都是在习惯法与国家法并行并重的情况下运作的。

(四) 国家法与羌族习惯法的此消彼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对羌族社会实行了非常有效的治理。但是, 羌族习惯法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 仍在为地方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新中国对于羌族习惯法特别是当地的一些习俗采取了逐步过渡的方式, 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现状。

二、四川省茂县羌族地区民间习惯解决纠纷状况调查

民间调解方式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在对茂县地区的羌族调查走访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地方与通行的规则制度已无区别, 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一些传统习惯, 主要有人设之规即“议话”程序和神拟之法即盟誓、捞油锅、掷骰、枪击草 (面) 人, 其中盟誓、捞油锅等方式。同时还存在人民调解方式、司法调解方式、行政调解方式等。

(一) 议话

“议话”这种方式是通行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各羌族村寨。在不同的羌族村子里可以建立联席的议话机构, 在同一羌族村子里可以建立因定的议事机构。每年或者每几年举行一次重大的议话仪式, 同时, 如果平时遇到重大事件, 也可以随时召开, 并由首领、老人召集, 每一家庭里都应派出1个来参与, 但必须是成年男子, 由决定村里公约, 以及解决各种纠纷案件。

(二) 神判制度

神判制度是指在所发生的案件疑难重大复杂时, 如果仅凭人力无法判明时, 则求助于神灵, 最后以神意的方式对案件结果做出裁判。在羌族社会, 神明裁判的方式是非常多的。

1.盟誓

盟誓在古老的羌族社会里, 一开始为一种政治外交的手段, 后来演化为适用习惯法裁判的一种审理方式。在司法过程中, 为了判定案件的结果是否公正, 比如说犯罪嫌疑人不承认其有盗窃行为的, 或者无直接人证或物证证明其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 对于这样的疑难案件而言, 就需要采取盟誓的方式来予以证明, 以期望神灵来主持正义, 对确有过错的人予以处罚。

2.捞油锅

这种方式主要是在审理很难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有盗窃等案时予以适用。同时, 这种方式也可适用于那些被怀疑的人, 但是, 又不承认并且又缺乏证据证明的个别案件。一般而言, 对于“捞油锅”方式, 都是由羌族神职人员“释比” (汉语称“端公”) 操持, 如属窃盗疑案毫无寻疑线索, 则集全寨人于一处;如属有怀疑对象的个案, 则将争执的双方或数方集中一处, 用一大锅盛油煮沸, 锅中置一白石 (羌人信仰白石神, 故以白石为信物, 且不易溶化) , 抛无数玉米入内, 即爆成苞米花, 分食众人, 以示不伪。然后释比于锅旁呼啸作法, 呜伊念经, 经为《雪山经》 (又名《雪山凌》, 《雪山露》) , 请神降雪霜凌露, 并将手伸入锅中, 捞出白石示与众人, 手不见任何烫伤痕迹。再行宣布:“已求神降下雪山露, 好人伸手抓石不会烫伤, 有神保佑;坏人贼人抓石就要烫伤, 有神惩罚。”之后, 参与众人逐一捞之。

3.掷骰子

这种方式是羌族社会中神明裁判的另一种方式, 同时也是适用于因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不足而产生纠纷的个别案件, 但是, 这种方式与前两种相比, 并不是具有普遍性, 仅适用于个案。

4.枪击草人

这种方式主要是适用于处理一些无头案件。因为这些无头案件大多都属于查找不到线索的盗窃案件, 所以这种做法只是起到寻找贼人的目的。所以, 很多老百姓把该种做法称之为“捉贼”, 即以草人, 面人象征贼, 并非能够抓到真的盗贼。具体作法为:村寨中有窃盗案发, 不知谁人所为, 失主请来端公作法, 村寨中各户买香纸到祖庙前发誓, 声明自己未作此事, 然后带上各种工具, 来到失主家, 失主待以酒肉。端公扎一草人, 誓称:吴二爷 (捉拿阴鬼和坏人的神灵) 捉拿窃贼, 百廿十天, 必告成功。然后, 众人持枪射击草人, 每天一次, 连续三天。射击草人时间要求在太阳初升时, 可得天神之鉴, 更为灵验。③

(三) 人民调解方式

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羌族老百姓之间因为“打架斗殴”等所发生的民间纠纷, 一般来说, 由“老人”要求双方摆置酒晏, 喊乡村民众一起过来调解, 在此情况下, 大家一起喝酒, 一起吃肉, 由“老人”“开坛”先饮, 然后依次循环, 边谈边喝, 认定是非, 最终由有过错的一方向受害人道歉, 并承担所有费用, 这样双方当事人都不再追究对方责任。

(四) 行政调解方式

行政调解方式是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主持下, 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基础, 由行政机关主持, 以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为依据, 以自愿为原则, 通过对争议双方的说服与劝导, 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让互谅、平等协商、达成协议, 以解决有关争议而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五) 司法调解方式

司法调解方式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工作中, 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 应当用调解的方式结案。但不适宜用调解的案件, 则不应采用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调解贯彻诉讼的全过程;调解与判决一样, 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

三、以上几种民间习惯解决纠纷的利弊分析

作为羌族的几种民间习惯解决纠纷的方式各有其利弊,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探究。

(一) 民间调解的利弊

对于民间调解而言, 其有利的方面在于民间调解所依据的是羌族的习惯与风俗, 是为当地羌族人所信服和接受的, 在仪话程序中达成协议大家都会自觉遵守的。另外, 具有一定的效力, 其效力类似合同的约束力, 能依据调解书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调解是真实有效的话, 法院会支持调解协议, 但是对方可以主张调解协议无效或者不公平, 法院会重新做出判决的。这也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市场动因, 相对灵活的操作方式, 和为贵的社会动因, 减轻法院负担的要求。任何事物都有他的反面, 由于民间调解是一种羌族的传统习惯, 所依据的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人处理问题的规则, 所以他的不利之处在于民间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一旦有人反悔, 只有诉诸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 在一些地缘相对封闭、家族观念强的寨子, 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 如家族械斗引起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二) 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利弊

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积极方面在于在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时有快捷、低廉、尊重意思自治的特征。两种调解方式的内容、方式和调解结果, 都要以合法为基础, 有利于实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和谐, 两种调解制度的存在保证社会冲突解决机制体系的和谐。另外, 司法调解所依据的是国家认可和制定的法律法规, 有国家机器保证实施, 所以还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其弊端则是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 注重坐堂审判, 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片面强调直接开庭, 该做当事人工作的不去做;片面追求当庭宣判率和当庭结案率, 庭审调解流于形式;一般案件的持续时间长, 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造成当事人讼累;当法院的调解书到达一些当事人是, 得不到认可就像一纸空文, 执行存在困难。

四、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在解决纠纷方面的现实冲突

羌族的习惯法与国家法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趋向大同, 由于出羌族习惯法的民族个性与羌族的游牧文化息息相关, 这是羌族习惯法文化的民族个性的具体体现。在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 羌族习惯法逐渐产生儒家化的倾向, 也可理解为汉化, 具体表现为:定姓名论辈份、维护纲常伦理。以羌族的民族个性作了深入的探讨, 有很高的价值, 羌族习惯法与汉族的法文化是个性与共性的问题, 但是羌族习惯法还不能完全融入了国法文化, 所以, 它们依然存在并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冲突, 具体表现在羌族的婚姻生活。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 由男方向女方家长请婚, 女方家长掌握婚姻的决定权;女方家长可向求婚者提出种种条件, 严格考查。女儿出嫁时, 女方自愿赠与一定的妆奁, 作为女儿丧失原家庭财产继承权的补偿。结婚后, 女子不许“回头”留恋娘家生活, 而应嫁夫随夫, 从一而终, 否则将被男方抛弃而丧失妆奁。从此以后, 一夫一妻制中的买卖婚、劳役婚逐渐形成, 并受到相应习惯法规则的维护, 以保障男女双方家庭在婚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 在比较封闭的羌寨家族中还少量存在一夫多妻制、包办婚姻等现象。在继承遗产方面, 财产基本都是由自己的儿子加以继承, 而作为女儿, 并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只是在出嫁时可以取得很少的嫁妆。此外, 夫妻双方在财产的继承方面,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相互继承, 但是, 如果是在夫妻离异或者丧偶分割财产时, 则都会有很多限制。如果妇女改嫁时, 只能把财产留给其儿子, 而不能拿走她亡夫的遗产;如果没有儿子, 那么则由丈夫生前的兄弟或者侄儿来加以继承。这种做法, 如果仔细分析, 很明显是不符合国家法关于继承的规定的。

羌族内部有时发生纠纷无法调和时他们经常诉诸于武力, 所以经常发生冤家械斗, 很难解决。在一些羌寨仍然保留着高十余丈的碉楼, 就是械斗的直接产物。如在茂县的一些村子里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遗迹。到了今天, 对待此类纠纷, 茂县人民法院法院采取国家法和习惯法并用的手段, 很快就解决了双方的纠纷。“对地方习惯是照顾了, 对太不合理的习惯和要求, 则采取了坚决的斗争, 因而使问题的解决, 能够比较圆满而合理”。④司法机关这种高效率的做法慢慢地取得羌族老百姓的信任, 在此情况下, 一旦再发生纠纷, 他们往往由以前崇拜习惯法来解决案件的思想就变成愿意将所发生的案件交由司法机关或者政府部门来加以解决, 这样, 国家法的适用就越来越广, 习惯法适用的空间也就变得越来越小, 二者此消彼长的状态就越来越显著。

五、羌族习惯法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完善建议

民族间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在相互的交流沟通过程中, 由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的不同, 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矛盾纠纷,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本课题组认为, 羌族习惯法在解决社会纠纷中固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 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缺陷,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 首先选用符合实际的羌族习惯法予以规制

在我国, 民族自治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民族习惯和情况对法律行使变通的权力。这不仅是解决习惯法与国家法相冲突, 并使两者实现整合的方式, 也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 这样更有利于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互补、对接和并存。在现代社会, 我们已经看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立法变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 阿坝州制订并实施《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09年制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行政调解工作暂行办法》等, 在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中, 很多变通规定都是在羌族习惯法的基础上整理制定的, 特别是在婚姻法方面尤为如此。四川、西藏的很多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在对婚姻法的立法上, 往往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 废除多夫多妻制;一是对法律颁布之前的多夫多妻制家庭, 凡愿意维持的准予维持。

(二) 再选择采取现行国家法律法规予以补充

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社会力量正发生着剧烈复杂的变化.且尚未形成良好的秩序。主张实行国家主导型模式, 其原因在于, 首先, 中国市民社会正处于形成之中, 其内部自生机制远不够完善和成熟, 客观上尚不能充分应对日益激增的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这就需要一个行使较多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托一个现代的、理性化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实现纠纷的解决。其次, 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沉淀形成了公众对国家权威高度的信任度和依赖感.国家权力主导的纠纷解决结果更具有现实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也更易为公众接受和认可.同时, 这也与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进路相一致。

(三) 以国家法为背景, 尽力改变羌族社会落后的法文化观念

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羌族聚居地区的经济, 提高其生活、教育水平, 通过经济的渗透达到思想观念的改变。我们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所依存的经济条件不同, 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是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 寻求两者良性互动的途径归根结底就是促进羌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给予其更大的关注和扶持, 使其不仅生活得安定, 而且生活得富足殷实。那么,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充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改善人们的生活!

(四) 在司法实践上, 尽力调和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以解决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合理衔接

首先, 应当明确两种机制在羌族社会中解决纠纷的功能以及作用, 这样就可构建一个统一而又互为一体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此机制的运行过程中, 每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都可以发挥着其自身所具有的作用, 独立运作, 互相依托, 这样就可以实现完善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合理衔接。双方所发生的纠纷实际上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利益对抗形态,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 那么作为社会表现形式之一的矛盾纠纷就一定会存在。因此, 要破解所存在的纠纷, 不仅仅要以司法的手段即以诉讼的手段来解决, 更重要的是在民间场合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中间机构, 来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 来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而民间性机构, 可以根据民间惯例来进行处理, 避免纠纷向法院递进;在此基础上, 再重新审视行政调解所起的作用。行政解决民事纠纷的另一优势在于行政执法具有多面性, 它拥有一定的政策裁量性, 可以综合运用各自所掌握的政策优势, 灵活地适用政策依据, 这样就可以加强纠纷的解决力度, 最终实现全方位、多领域地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这一点, 尤其是在处理羌族社会纠纷中更值得关注。如果采取以上两种方式, 仍不能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话, 可在考虑进入司法程序予以处理, 但是, 在法官审理案件中, 仍然可以借助民间和行政力量来调和矛盾, 以取得案结事了的法律后果。

综上, 羌族社会由于文化基因的差别, 所表现出的矛盾冲突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 应当尽力采用羌族习惯法予以解决, 但是要注意羌族习惯法本身所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因势利导, 在此基础上, 再运用国家法来予以调整, 来达到两者并用, 彻底解决矛盾纠纷的目的。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 需要法治来保障, 乡村社会法制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难题。在乡村社会法制建设过程中, 需要妥善处理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羌族是我国少数民旅之一, 习惯法在羌族乡土社会纠纷的解决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如何使习惯法在羌族社会发挥作用, 进而克服因传统法文化断裂所引起的秩序缺失, 是羌族地区法制构建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是我国法治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羌族,习惯法,国家法,作用

注释

1《川省三齐三十六寨番民归隶茂州管辖筹酌管束事宜》, 转引自《羌族风情》, 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3年3月8日编.

2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卷六, 《志存》.载《中国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县志辑, 巴蜀书社, 1992年影印版.

3《月里乡规民约碑》, 载《阿坝州志·文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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