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评价

引文评价（精选12篇）

引文评价 篇1

摘要：为探究HIFU领域的国内发展情况,把期刊评价指标引入主题研究,进行主题被引频次、主题影响因子和主题即年指标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显示,2000-2009年被引频次不断增加,至2009年篇均被引数达到3.3次;主题影响因子在2002、2008年最大;即年指标在02和06年达到最高。可见,十年间,被引频次呈逐年增加趋势,文献交流速度无明显增长,HIFU领域整体学术水平有所提高,但文献引用、吸收和利用较之其它学科尚存在差距,学者间应加强协作和交流。

关键词：高强度聚焦超声,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发展趋势

引文分析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1]。引文分析法既是一个中立的学术方法,也是种很有效的交流方法[2]。因此,引文分析是衡量某一领域发展的重要方法。 对于海扶(HIFU)的研究,现已有李林平[3]、严少彪[4]等人分别在2007、2009年从载文量角度对其国内、国外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本文借鉴期刊被引分析中的期刊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引入主题被引频次、主题影响因子和主题即年指标,对HIFU主题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探究其发展现状和趋势。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和中国引文数据库(CCD)。检索截止时间为2010年6月11日。中国知网是一个综合类数据库,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其中CAJD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CD收录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的所有源数据库产品的参考文献,本研究选取期刊类型的引文数据为研究对象。

1.2 数据采集

统计自中国知网收录起始年至2000-2009年近十年的HIFU领域载文量及其被引情况。在CAJD中统计载文量,选取“海扶”、“HIFU”、“超声聚焦”和“聚焦超声”作为内容检索词,并选用逻辑词“或者”进行“关键词”字段检索,按要求限定期刊年限。在CCD中统计被引文献情况,在高级检索模式下,选取“海扶”、“HIFU”、“超声聚焦”和“聚焦超声”为检索词,选用逻辑词“或者”进行“被引关键词”字段检索,资源范围设定为“全部期刊”,按要求限定发布时间与被引时间。

因2010年的文献不全,不能代表2010年的整体发展状况,因此本文只统计研究分别至2000-2009年十个年段的文献情况。

2 结果分析

2.1 被引频次

十年间HIFU文献量呈持续性增长,年段被引文献量和被引频次分别由27篇和71次增加到664篇和4038次,增幅分别为24.59倍和56.87倍。篇均被引频次也逐年上升,到2009年达到平均每篇被引3.3次。2000—2009年HIFU文献被引频次分布见表1。

2.2 影响因子

主题影响因子是借用“被引证峰值”[1]的概念,是某领域最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被引证次数与该领域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的比值。类似的,篇均被引率指某领域最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被引证篇数与该领域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的比值。统计数据见表2。

由表2看出,HIFU领域主题影响因子在2001-2002年与2008年达到高峰,并在2002年达到峰值,2005年最低。篇均被引率在2007年之前均低于0.4,之后高于0.4。

2.3 即年指标

即年指标是当年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与当年发文数的比值。2000-09年HIFU每年的被引文献量、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都是在不断变化的,2005、2006年被引文献量和被引频次达到了最高,发文量则在2007-09达到最高。即年指标在02、06年最高,都超过0.1,2001、2008年为最低。各年即年指标见表3。

3 讨论

3.1 被引频次分析

文献的被引频次情况可以反映论文涉及内容受关注程度和学术水平的高低。十年间HIFU文献的总被引频次和被引量不断提高。篇均被引频次由0.5次上升到3.3次,说明文献整体使用价值不断提高,但与我国2009年统计的科技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5]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可能与HIFU的发展历程有关,在上一个世纪40-50年代只限于实验室试验研究,其后长时间处于停顿[6],直到90年代“高强聚焦超声无创外科”技术才又重新在英、美、法、中等国家相继兴起[7]有关。另外有关HIFU的论文全国总体状况依然是面窄、分散、薄弱,几乎不成团队且人员严重老化[8],这可能也是造成这一差距的重要原因。

统计数据还发现,部分较早发表的文献在发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仍然有人利用,如由伍烽、陈文直等人在1999年发表的《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初步临床研究》,持续在2000-2009十个年段被引频次均排在第一位,这不仅说明HIFU领域有部分学术很高的文章,同时也说明了HIFU领域的研究者比较注重吸收前人的精华[9]。

3.2 影响因子分析

主题影响因子即论文平均被引率,以两年为尺度避免了因统计年限不等、质量不等及较老文献所占的优势所造成的不一致,能够客观反映某一领域的论文平均被引证水平。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2年影响因子最高,达到0.97,最低2005年为0.38,十年的平均影响因子为0.69。在期刊评价中Elsaie ML和Kammer J认为[10],期刊的影响因子决定了发表文章的影响力。同样,在主题研究中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发表文章影响力。HIFU主题影响因子的两个高峰说明这几年的平均被引率较其他年份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文献得到了较好的利用,相应的平均影响力也相对较高。但其篇均被引率在影响因子达到第一个高峰时并未同时达到高峰,可能是因为2002年前后可利用有价值文献不多,被引现象相对集中(2001年最高被引频次达到20次之多)造成的。

3.3 即年指标分析

即年指标是每年发表文献的及时性和有用性结合的综合客观衡量指标[11]。即年指标高,则文献扩散速度快,说明领域发展交流快。从表3可以看出,即年指标在2002年和2006年达到高峰,说明这两年的论文吸收反应速率高,这可能与HIFU的学术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2001年5月,首届HIFU“国际超声治疗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之后每年举行一次,HIFU的研究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紧接着国内又分别在2002年5月和12月举行了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研讨会,并与2005年3月开展了以“国内肿瘤热疗学研究与应用中的科学问题”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8],2006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又批准了我国数字化医疗领域唯一的“超声医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重庆落成,这些研讨会和举措都促进了HIFU的交流与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主题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三个角度可以窥见某一领域的一些发展状况,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未单独处理部分较长时间内未被关注但具有高价值影响力的文献。这些高质量的文献由于受流通速度、信息技术的制约以及研究员自身条件的局限,被引频次较少。第二,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多数综述和指导性论文有比一次文献更高的引文索引[12],不排除部分编辑为求高影响因子在选稿时加入人为因素,从而影响主题影响因子的数据统计,本研究并未将一次文献和综述文献分开计算。第三,未处理自引对各个指标的影响。尽管自引率和指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这两者之间会相互影响[13]。因此,尽管这三个指标可以从新的角度反映被引情况,从而反映某领域发展情况,但仍需要引进其他测度指标,综合各项指标并加权处理,从而给出全面的评价[14],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4 结论

通过主题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HIFU文献的整体学术水平均有所提高,文献利用速度及被引程度变化趋势不明显,与科技论文的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研究者要加强HIFU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注重新生力量的培养,从而促进HIFU的发展。

引文评价 篇2

阿凤之引文---恶

作者：刘栖泠

有关“恶”的问题，或者说是“善”，“恶”的问题，从先秦时期就一直在思辨，论辩。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当然，韩非子的论点也非常者的重视。他们由于对人性本能和道德的关系评价不同，形成了关于“善”，“恶”的不同观点。

孟子的性善论对于善恶行为的解释是，人的本性自然流露为善，不善在于本有良心的丧失;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为善，不善在于不能充分发挥;人先天固有“仁义礼智”四德为善，不善在于没有体验到他们的存在。与此相应，“有性善，有性不善”属于第一种情况。“性可以善可以为不善”归入第二种情况：“性无善无不善”则是第三种情况。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以人性本善为理论出发点，而将重心放在主体自觉地道德完善的实践中。尽管后来儒家的人性善恶说有不小的变化，然其基本的理论方向是孟子所开创。

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首先，性恶是价值否定和事实肯定的矛盾综合判断。从价值的否定来说，人为了生存需要的一切活动，都是“性”之所本有，“人生而好利”为了需要的锥切，矛盾争斗产生是必然的。顺从人的本性发展就不然是恶。所以荀子从道德上给予了否定的评价。然而，由于人之追求出于“自然”是不可抑制的必然过程，就其必然性说，这种恶的人性又是合理的，但它却不符合礼义道德法度。因而，以“自然”人性为恶，仍是据于后天的礼义道德法度，即以后天的道德原则规范为标准去判断和评价先天本性的善恶，所谓先天性恶，其实是先天只有“性”后天才有“恶”。

其次，与对先天本性的价值否定和事实否定的矛盾综合体。“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之饥，见长而不敢先食，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平父，弟之让平兄;子之代平父，弟之代平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性情，则不辞让矣。”礼义是“反性悖情”的既然它悖逆人之性情，限制了人的发展追求，这对人为感性的事实生命存在无疑是直接的否定。但对于原有的社会体系的制度维系来说，却又是必需的手段，个体的发展欲必然性的转化为社会道德体系抑制这种欲望追求的必然性。

韩非在吸收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自为”的学说。韩非的出发点是荀子的性恶论，继承了荀子以利欲为人之本有的观点。他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部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物之欲求实为人之生存的第一需要，它是人们思考问题并指导行为的最初出发点。“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作为人之常情也就无可厚非。或善或恶，是善是恶的道德评价于此并无必然的联系。韩非实际是把道德责任与对利欲的追求分割开来;利益是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

韩非宣扬了人的私利的合理性并要求利用这种私利以诱人们为社会，社会发展而效力。韩非不承认善恶判断的意义和道德标准，而以为“治道”就在于因顺情而立赏罚，赏民之所好，罚民之所恶，人情与制度的精神达成一致。相反“上古”的道德早已让位于后世的智谋和诡道。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去守着传统道德去判定善恶，只能是迂腐不可及的。

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杨雄，董仲舒，王充，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等都对人的自然本性――欲，和所谓理――社会道德构架的关系提出过各自具有时代性的论辩，而存理于欲观在清中叶戴震对“理欲之辨”的总结批评中达到了高潮，戴震认为情欲是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内容，情欲的适当便是理，便是善，道德的`自律应以情欲的适当满足为前提，“以我之情挈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将推己及人的儒家道德平等精神建立在了从个体需要的满足推广到群体需要的满足的利益平等的基础上。

戴震认为，不存在孤立高悬的脱离于人欲――所为恶的至上天理，理学家以价值信念代替道德规范，“存天理，灭人欲”用空洞过时的“天理”反对人之欲望，否定作为社会活动的基础――所谓“恶”的生命价值趋向，实际上是“以理杀人”，这比酷吏的“以法杀人”更加残酷，对“以理杀人”的揭露和批判，等于宣告了“存理灭欲”的传统，正统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已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它应该是在人性经历长期压制之后的蒙醒状态下的终结。

先哲们的论点很多，几千年的历程留下了许多有关“善恶”的认识和思考。他们始终围绕着人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作了很多思辨和阐述。如果细细思之，将会在他们的论著和言语中发现，这些论点都在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时代的变迁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而历史事实证明社会伦理道德再稳定，再坚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动力面前，只能退至其附庸的地位上去。发展的趋势和动力总是在不断的改变着，潜移默化着和重新塑造着已往的传统社会道德，和新的社会道德规范，缓解着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社会道德整个体系与发展的趋向保持一致，为发展的顺利进行服务。但这些在一开始往往就是架构在发展与道德二者激烈尖锐的矛盾之上而进行的。但最终却将是发展以及发展的趋势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

实际上“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上成为了一种动力的表现形式。每一种新的事物的产生必然标志着对一种旧的形式的毁灭。每一次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又某一“神圣”事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逐渐衰之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地叛逆，和反抗。同时，人的恶劣的情――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在一个制度走向另一个制度的过程中显示了持续不断的证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经受种种苦难，即是要经受“恶”的折磨，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人自身的发展，与大历史的发展同趋向时如果达到预期目的。这个实现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个人，甚至整个阶级为代价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其实是一种带有生物存在逻辑的过程，是一种“适应”过程。它充满着残酷的血腥的竞争。

“恶”的法则，手段，是个体生存的目的，人不能失去这个目的，也不能失去竞争能力。这种能力的显现则导致了进一步的“恶”的发展，虚幻目的构成。此时道德，传统被挤到了意识的边缘。以保障“成就”的产生和手段存在的理由。不管是从人类的总体历史发展上说，还是从个体的生存状态上说，发展都呈现一种无意识秩序，都是一种无意识结果。

发展是整体规则秩序和个人的意识参与社会实践的附属结果。而不是某种价值指向和公共意志引导的结果，更不是所谓“计划”的结果。社会乃至自然从来没有一种主导力量在引导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本质上是为“生存需要”而进行的，人认识的总倾向，始终惯向生存需要处在“缺乏状态”。发展由此成了摆脱这一状态的理由和途径。发展以诱惑的方式，不断刺激了人对生存需要的不断扩充范围和增加强度。得到扩展和提升的生存需要又不断增加发展的基础和进展。这个互动过程使发展无法界定应有的范围广度和层次的高度的度量。为了发展的欲望，人在不断的开发新的手段，使用新的手段。发展的本质使本质的“恶”成为了发展进程中的动力，也成为了手段。恶对发展的推动成为了旧的社会整体制度崩溃的原因之一。“恶”的影响不管存在于社会的哪一方面，不管是社会整体的泛作，还是出于个人利益，其结果都带有残酷性。但是“恶”又的确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人类历史中充满了苦难，或者直接说文学史中充满了对苦难的描写的记录。很多文学作品都把苦难做为了文学的主题。

这些作品种所反映的悲剧意识中苦难的描述占了很大比重。产生了所谓苦难意识。

许多作品的作者，把这种注定要伴随人的苦难。“人类的不幸”“痛苦的执著与体验的根源归结到了人的自我的心理束缚”或“人之理性的困惑”“人生活的孱弱”。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些观点探讨。而苦难产生的真正的源头，苦难背后的原因是“恶”，是恶这个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发展能量显现，膨胀的结果。是“恶”制造了人世上的种种苦难。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只描写了人类的苦难，探寻了苦难的来源，而真正把苦难――恶――发展――历史联系起来，而做了有机的描写的为数极少。

然而《红楼梦》的作者，却没有忽略这些。他处于18世纪的中国，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了这一切。他陷入了异常痛苦的客观的矛盾思辨中。通过思辨，痛苦，矛盾，终于作者在《红楼梦》中对“恶”，苦难进行了深刻，具体的描画。于是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对“恶”的态度，对“恶”与发展，与历史，与社会变迁，人物的荣辱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红楼梦》中一个隐秘而宏大的架构。

康雍乾三朝是大清国的全盛时代，而此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又是什么样子呢，在此上是否又能体现出“恶”的作用呢。这直接关系到《红楼梦》的思想主题。

康雍乾三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国内商品市场越来越扩大，长途贩运日益发展，逐步形成了空前的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

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空前的，这标志着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商品生产发展迅速为康雍乾时代时期扩大和全国市场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全国统一，社会基本安定为全国市场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增加不仅把全国各地从政治上联系在一起，也把全国从经济上文化上联系结为统一整体。为统一商业政策，统一税制，统一币制，统一度量制度提供了可靠条件。这一时期人们本身的物质需要和欲望的强烈上场，也促使了商业的全国性的手段的出现，商路的开辟，长途贩运的发展为其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全国市场的形成，其标志还在于某些产品不仅形成了中心产地，而且这些中心产地的产品已遍及全国，或者说某些商品已经有了全国市场。其最著名的苏州，杭州的丝织品生产中心。这时期又出现了两个新的丝织业中心，即南京，广州，时人称“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其产品“北溯淮泗”达汝洛，趋京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陇;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恶贸迁之所及耳。而“天下商贾云集”：为京师，南京，杭州，苏州，扬州，天津等地。这些又不得不说，作为全国市场的生产中心，作为商人云集的地方，与当时当地的人的强烈的崭新的商品意识与需要欲望有着密不可分得关系。

康雍乾三朝，商品生产发展，商业繁荣，商路广阔，已形成了由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组成的商业网。在商品生产发展与市场扩大的带动下，生产要素市场也出现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数量的增加和使用货币的广泛。金融市场开始了萌芽和成长。

这一时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贷款”――高额利息的贷款，它往往是由保人作保进行贷款。还有一种高利贷是以实物抵押为手段进行高利息贷款。康雍乾三朝时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使高利贷业十分活跃。尤其是在各商品生产中心，商人云集的地方更加发达，额度也十分巨大。其计息方法，有年计的，有以月计的，有以日计的，而以月计为多数。利息多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两银子，月息三分或五分，有的高达九分。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的高利贷，即清廷的生息银两。由国库拨出一定数量的银两，交内务府或各镇，各省营运，以获得的利息解决官员中的经济困难。这种生息银两以康雍两朝为盛。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亲自批准借给两淮盐商100万两。雍正元年(1723年)拨出90万两生息。这种生息银两本质上与民间的高利贷并无不同。而恰恰证明了在康雍乾三朝地方官员放高利贷的合法性。清廷的生息银两以及民间的高利贷投放市场，主要是商人得到需要的贷款，而放高利贷者和官员们从中可大大牟取暴利。这恐怕也属于道德范畴中“恶”的行为，然而，它却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推动经济全国性交流，以致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萌芽，成长，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形态的显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红楼梦》的人物描写中，就有关以放高利贷为生的人物――醉金刚倪二。然而真正高利贷放债的大家却不是他，而又是一个钟灵毓秀的人物。

《红楼梦》中有关“恶”的刻画，可随手拈来。如：“毒设”“弄小巧”“借剑”“弄权”等等。这些“恶”的出现却往往以两种形式，一是紧紧地与权欲，利益结合中出现;另一种则是以“善”者的互动形式出现。而这两种形式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恶体现了什么?体现了在封建政治经济的最后“盛势”中出现的新的，与传统背道而驰的思想，行为，体现了资产阶级中有意无意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念的初步形成，也说明了在某些封建贵族身上闪现的新的亮点。从封建贵族转化为资产阶级贵族的无意识的强烈欲望，和顺应时代发展变迁的适应能力。

作者看到，新的“恶”必将取代旧的“善”，作者也看到传统的所谓“善”，所谓伦理道德，所谓“天理”是没落的，僵死的，丑陋的，残忍的，比新的“恶”还要十分的不可救药。但当取代这些的是新的“恶”，并以此基立的社会道德时，作者内心矛盾了，不情愿了，不甘心了，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趋势是一个必然，于是《红楼梦》中种种矛盾，或者说令人感到困惑的冲突出现了，令人困惑但是形象鲜活，个性十足，异常活跃的人物形象出现了。

《红楼梦》中真正刻画出的“恶”是一种对封建专制的延续忠贞不二的“善”，这是一种对所有后儒礼教的严格执行。是以“理”杀人的伪善，和连伪善的外包装都不要了的真恶，丑恶。它们阻碍了社会发展，泯灭了美好的人生，摧残了“水做的女儿”，同时它也在毁灭着自己。因为历史总要发展，这是一个总趋势，大趋势。面对它对落后的，过时的社会道德的恪守，和殚精竭虑的弥补，便是真正的恶。

而贾琏，薛蟠，赵姨娘为代表的是一流毫无廉耻的真恶，尤二姐的贪得无厌，出卖色相，与贾瑞的令人作呕的行为也是可悲，可笑的真恶。

引文评价 篇3

关键词：引文分析 引文规范化 引文错误

中图分类号： G2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084-05

引文是作者著述论文过程中引用的前人的学术思想、理论和数据等等。学术研究都是有继承性的，“一般能够在科学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自己本学科及相邻学科的那一部分核心文献”[1]，引文就成为联系众多环节的纽带，将不同形式的、不同作者群的、不同时空的文献有机的组织起来。

1 引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

引文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评价功能[2]。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与《人文科学与艺术引文索引》（A&HCI）系列索引的出现，通过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将文章跨时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引文看似是简单地罗列文献的名单，但是通过引文索引，将各个条目背后的复杂关系链接在一起，聚集成一张立体的关系网络。引文分析则是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梳理与评论。科学的引文分析建立在科学计量方法的基础之上，需要诚实性和合理性的引用行为，加上科学性与可行性的统计方法，以得到可靠性的数据结果作为分析的依据。

正确规范的标注引文，是科学、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的具体体现。笔者在从事校对工作中，将引文与原文进行核对，发现大量的引文失真。这种失真，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的错别字词，添字漏词的简单问题，其中不乏引文不规范问题。不规范的引文会导致学者无法根据引文查找原文，由引证关系建立起来的引文链就此中断，还有可能误导学者借鉴错误的引文。对文献计量工作者来说，在数据统计前，需要做大量的引文整理、矫正和归一化的工作，只有经过大量的数据矫正工作，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在评价工作中，引文数据的准确性是文献计量学中引文评价的核心问题之一，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应用它的评价结果。定量评价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结果的客观性，数据样本的偏差，则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使定量评价失去原有的评价效果。

2 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的一些客观数据

是否完整地列出引文是引文规范化的前提条件。篇均引文量是编辑规范性和论文学术性的重要指标[3]。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6～2010年数据的统计（见表1），显示社科核心期刊的篇均引文数量逐年增加，由2006年的9.01篇增长至2010年的11.97篇，涨幅达到32.8%。

根据实际考察，社会科学的引文标注大多采取顺序编码制，少数为作者出版年制。CSSCI收录五种类型的引文，包括参考文献、文后注、脚注、文中注和文内引（各类型引文比例逐年变化见表2）。社会科学引文大多以每篇论文正文结束处所附的参考文献、文后注释或脚注的形式出现，文中注和文内引形式的引文形式只占极少的份额。

3 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的主要问题

引文的客观性与可靠性是进行引文分析的重要基础。这种客观性与可靠性是基于引文与原文信息的一致。笔者对大量期刊引文的数据进行整理和校对，发现引文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甚至是错误。这些错误可能误导读者阅读，影响引文索引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更重要的是将使人们对引文索引的各类分析统计结果产生偏差[4]。由于引文著录的错误或者不规范而产生的统计数据的错误，使个别期刊影响因子的误差很大，甚至减半[5]。笔者选取引文类型为中文期刊的引文进行分类归纳，列举其目前存在的问题：

3.1 引文缺项

期刊引文中，作者、题名、刊名、年代、期数（卷数）都是标识期刊引文出处的重要信息①。从规范性看，这五项缺一不可。缺少其中的一项或多项，会造成引文信息的不完整，不仅给读者查找被引文献的原文带来不便，而且影响期刊引文的计量分析，特别是刊名和年代的缺失，给期刊指标的统计造成极大不便。CSSCI收录引文的原则中，对于缺项的引文“只要能便于读者查找到该篇被引文献”予以收录，但是作者和题名信息均没有，“这样的引文没有参考意义”，无法找到出处，被视为“无效引文”，不予以收录[6]。

3.2 非原则性问题

错别字（词），漏（添）字（词），使用符号不统一，例如：食人部落的雕刻家与“食人”部落的雕刻家，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不统一，例如：“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与“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机遇”，等等。这些错误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和查找原文，但是进行引文统计的时候，会造成同引文信息无法合并，给引文计量分析带来不便。

3.3 题名中的问题

3.3.1缺少副题名

缺少副题名，例如：一代有一代之戏曲，原文的实际篇名为：一代有一代之戏曲——中国戏曲的继替现象研究之一。

3.3.2连载文章未标注连载的序号

对于未标注连载序号的引文，若读者以篇名作为检索点，不能立即准确的查到所需的原文，只能再借助于依靠期数来判定，增加了查找原文的繁琐度。

例如：谢立中.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应为：谢立中.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3.3.3题名偏差

例如：韩红兴. 我国公诉案件庭前准备程序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司法，2009（1）

应为：韩红兴. 刑事庭前准备程序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司法，2009（1）

这种情况出于作者未仔细核对原文，凭借个人印象列出文章题目，造成题名意思相近，但是表述不正确。

3.4 作者中的问题

nlc202309040705

引文中列出完整准确的作者信息，不仅便于读者根据作者信息查找原文，同时也是对原作者学术劳动的尊重与认可。对于多个人作者，不能只罗列第一作者或者前三位作者加上“等等”。

3.4.1以团体作者中的个体作为作者名

例如：张晓晶，汤铎，林跃勤. 金融危机、 全球失衡与中国经济的复苏[J].经济研究，2009（5）

应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J].经济研究，2009（5）

3.4.2颠倒作者排序

例如：关涛，薛求知.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知识特性与转移工具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6 （12）

应为：薛求知，关涛.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知识特性与转移工具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6（6）

3.4.3以非第一作者代替第一作者

例如：于兆波. 司法和谐理念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应为：马大宇，于兆波. 司法和谐理念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3.5刊名中的问题

笔者在引文校对的工作中，发现刊名的不规范或者错误是引文各项信息中类型最多也最为复杂的。许多期刊信息在没有核对原文的情况下，几乎无法瞧出其中端倪。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受不正之风影响的期刊，为了提高自身影响，自引、互引，甚至捏造引文，再加上粗心的作者以讹传讹，使得引文变得扑朔迷离，致使读者无法获得正确的引文信息，也给引文的统计造成极大的阻碍。以下列举刊名中出现的问题：

3.5.1正副刊名不统一

诸多刊名只书写了正题名或者副题名。例如：财经论丛、法律科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等等，应该按照版权页，列出完整的刊名，如：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等等。

3.5.2由于期刊更名而未标注当时正确的刊名

期刊由于办刊宗旨的变化、主办单位的变化、编者变化、出版频率变化、刊物合并等原因更名期刊名称，作者在引用文章的时候，没有注意刊物更名的情况，沿用期刊原来的刊名或者用新刊名代替老刊名。

例如：卢子博. 公共图书馆资源布局之我见[J].新世纪图书馆，1987（1）

应为：卢子博. 公共图书馆资源布局之我见[J].江苏图书馆学报，1987（1）

3.5.3将栏目名称当作刊名

丰富的电子资源给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便利。很多作者阅读电子文献时，直接将期刊页眉或者页脚的期刊栏目名称误当做刊名，导致引文中出现不少根本不存在的刊名或者误认为是另一种期刊的刊名。

例如：郭萍，陈凌. 中日家族企业权威传承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2009（2）

应为：郭萍，陈凌. 中日家族企业权威传承比较研究[J].日本研究，2009（2）

3.5.4 一刊多版而未标注版本

一刊多版，是一种期刊由于针对不同读者群、出版周期变化、语种不同等原因，又细分出不同版本的期刊出版现象。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市场分工的不断细化，期刊社为了开拓和占领市场，获取更多的读者群，而采取了这种出版形式。例如：教育实践与研究（A）、教育实践与研究（B）。由于不同版本的期刊分别出版发行且内容各不相同，在进行期刊有关数据统计时，应该分开计算。在引文中，作者应该详细的标注出期刊的版本，便于读者区分查找，也有助于期刊数据统计时加以区分。但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有关规定，①一刊多版属于违规出版物，笔者不提倡将违规刊物列入统计的范畴之内。

3.5.5 港澳台及海外期刊未作标注说明

为了便于读者和计量学者区分中国大陆地区期刊和港澳台及海外中文期刊，也便于避免不同地区期刊重名的困扰，港澳台及海外期刊名称后应标注地区名称。例如：东海中文学报、二十一世纪，可以标注为：东海中文学报（台）、二十一世纪（港）。

3.5.6 中文刊标注为英文的刊名

引用中文期刊的中文文章，应该标注中文刊名。

例如：李春秋，曹慧，张建新，史占彪.大学生择偶偏爱性别差异及其与一般社会信念的关系[J].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7

应为：李春秋，曹慧，张建新，史占彪. 大学生择偶偏爱性别差异及其与一般社会信念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3）

3.5.7 以复印报刊资料的类目名称作为刊名

作者参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收录的二次文献时，不仅注明专题名称，也要注明“复印报刊资料”，与一般期刊以示区别。例如：财政与税务，应为：复印报刊资料·财政与税务。

3.5.8 学报的问题集中分析

高校学报是学术期刊群体中一类特殊的群体，它们多为综合性学术期刊，以学校的名称命名，根据学校学科分布的特点和科研的重点，区分出不同的版本，如：社会科学版、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理工版、信息版、医学版、艺术版、教育版等等。高校不同版本的学报，都有独立的编委会、独立的审稿委员会、有独立的ISSN号和CN号，是不同的独立个体，所以在引文中应该正确的标注学报的版本，便于读者不会混淆各个版本的学报，亦便于计量学者对各个版本的学报予以分开统计。现将学报中出现的问题，归纳整理如下：

（1） 学报未标注版本

例如：陈志刚. 关于封贡体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2010（6）

应为：陈志刚. 关于封贡体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nlc202309040705

（2） 学报版本标注不标准或者错误

例如：杨丽艳. 试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7）

应为：杨丽艳. 试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例如：杨攀，杜志红.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应为：杨攀，杜志红.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 两个版本交替出版的学报版本标注混乱

一些规模不大的中小型高校，由于条件限制，合并出版文科版本和理科版本的学报，采取文理科版本按期数交替出版的出版形式。其中，有一些在封面或者版权页上注明了版本，但是交替出版的多个版本实际是使用同一CN号和ISSN号，因此应该计为一种期刊计算。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不标注学报的版本。这种特殊的引文情况，作者可能很难知晓，这就需要期刊编辑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对引文中不规范的学报版本进行修正。

例如：姜维枫. 《霍桑探案》的创作背景及对近现代社会的思考[J].潍坊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应为：姜维枫. 《霍桑探案》的创作背景及对近现代社会的思考[J].潍坊学院学报，2006（5）

（4） 学报名称书写不规范

某些学报并不以学校名称作为学报的名称。作者在引用学报的时候，没有仔细核对学报的名称，导致书写错误。

例如：孔爱国，王淑庆. 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应为：孔爱国，王淑庆. 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3.5.9 查无出处的刊名

根据作者、篇名、刊名、年代、期数等信息，以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为检索口进行查找，都无法找到文章出处的引文。这类引文，建议视为无效引文，在引文统计的时候，予以剔除。

3.6 年代中的问题

该项信息的错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缺少年代，此类已经在之前进行过分析；另外一类是年代信息错误，将论文正确的发表年份误写成其他年份。虽然年代的错误并不复杂，但是这种错误对引文分析却有重大的影响，年代的确实或者错误，可能导致诸如影响因子，即年指数、被引半衰期等期刊的多项指标统计发生偏差。

3.7 期数中的问题

标注错误的期数，将月份标注为期数，期数以其他形式代替，如创刊号、夏季号、6月号等等。

4 引文规范化操作的几点建议

（1）端正作者对待引文的态度。一篇优秀的论文，不仅需要有充实的正文内容，规范的引文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真对待论文的引文，是对前人学术劳动成果的认可与尊重，也是对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因而错误的引文如同错误的正文一样不可姑息。从操作层面上说，作者在借鉴别人学术成果的同时，应该认真的标注出处，而不是简单的凭印象列出引文，或者干脆抄袭别人的引文导致连环错误。所列出的每一篇引文都应与原文仔细核对，这才是一位具有良好学术风格作者应有的做法。

（2）规范期刊编辑对引文的责任意识。期刊编辑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论文内容的编辑，引文的编辑也应列入考察的范围之内。有些编辑由于篇幅的原因，删除作者列出的引文，甚至删除全部引文，这些都是编辑缺乏引文意识，甚至可以说是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和基本学术素养的表现。还有些编辑出于种种原因，编造引文，非常规自引，互惠引、循环引，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提高自身期刊的学术指标水平，这已经是学术道德问题了。对这种编辑严重缺乏引文责任意识的现象，应当予以严正制止。如果说作者是引文规范性控制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编辑则是第二道关卡。作者引文意识比较薄弱的时候，更需要期刊编辑严格把好引文的“第二道关”。引文经过作者和编辑的二重检查，合格率能够大幅提高，引文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3）从技术层面，可以建立标准库，标准文档。期刊编辑部可以将规范引文的著录格式标准写进“投稿须知”一栏中或“稿约”中，并对其做出详细的要求，举例说明之[7]，如此一来，以期刊为单位的引文可以做到规范化统一化。当然，引文的规范化也与之参考的多种数据库数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知名大型数据库文献的规范化与准确性成为尤为重要的问题。经过大量数据的累积，建立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字库、词库、题录库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实际上，CSSCI早在建立之初，就考虑利用标准库进行校对干预，并且先后建立了地区字典库、机构字典库、期刊字典库等等。有了标准库的参考，也便于使用人工和机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引文质量控制，这为我们进行期刊的被引统计、影响因子的计算、重要引文的分析等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数据保证。

参考文献：

[1]徐久龄. 引文与引文制度——再论社会科学文献引文的规范化[J].情报资料工作，1997，（2）：11-13.

[2]安秀丽. 引文的评价功能及其规范化[J].情报资料工作，2001，（S1）：204-206.

[3]CSSCI（2010～2011）来源.期刊遴选原则与方法[EB.OL].[2012-12-08].http：//cssci.nju.edu.cn/news_show.as

p？Articleid=71.

[4]苏新宁. 引文索引数据质量控制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2）：76-78.

[5]袁培国.期刊评价中引文索引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6.

[6]吴向东，马晓军.对期刊学术论文及其文后参考文献规范化的几点建议[J].甘肃社会科学，2006，（1）：126-129.

[7]余丽珍，徐岩.体育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规范化的研究[J].中国出版，2010，（8）：56-58.

作者简介：胡，女，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馆员。

引文评价 篇4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检索2011年7月31日前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关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相关文献的载文量及被引情况。

1.2 研究方法

用“(糖尿病OR消渴)AND(中医OR中药OR中西医)”为检索策略在“关键词”字段检索,设定为“全部期刊”、“中英文扩展检索”,检索近11年关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相关文献发表及被引情况。

2 结果分析

2.1 被引频数

因2011年的文献不全,不能代表2011年的整体发展情况,故本文只统计2000～2010年间的文献。2000～2010年间文献被引频数情况详见表1。11年间,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相关文献量及被引文数量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总被引频数在2000年～2006年逐年上升,2006年后稍有回落,篇均被引频数、最高被引频次则出现逐年下降趋势。

2.2 关键词频数分析

去除“糖尿病、消渴、中医、中药、中西医”及相类似检索词,统计其他中文关键词频数,详见表2。

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其他并发症在历年出现频数均较高,补益剂、活血祛瘀剂、补阳还五汤、胰岛素抵抗、胃轻瘫、护理是2000～2010年后期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中医证候、病因病机、中医证型间断有出现。另外,个别年份出现健康教育、老中医经验、健脾等关键词。2000～2010年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相关被引文献关键词频数分布情况见表2。

3 讨论

引文分析具有客观性,分类原则科学性等优点,通过引文分析,在纵向上可以发现某一研究的产生、发展过程及现状,预测未来发展方向;在横向上可以揭示各研究之间交叉渗透、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而中国知网是一个综合类数据库,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其中CAJD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来源充足可靠,具有代表性。

由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相关文献量不断增长,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一领域,提示中医药治疗在糖尿病治疗中的受重视程度加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相反,也提示中医药在治疗糖尿病虽有一定疗效,但值得不断拓展深入研究的问题依然存在。

文献被引频次反映了该文献的被认可度和利用度,被引频次越高,说明此文献在该研究领域中地位越重要,可被认为是核心文献,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反映当前研究的重点。总体来看,2000～2010年间每年被引文数量是不断增长的,但伴随总文献量的增长,篇均被引频数及最高被引频次反而出现下降,提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于糖尿病中医药治疗的研究内容已不再集中于某一方面,而是出现热点发散、多元化发展趋势。

关键词频数分析结果表明,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其他并发症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前三者的出现频数远远超过其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提示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目前临床较常见却又相对棘手的问题,也是中医药治疗的优势所在,预计仍将是近期研究的重点;补益剂、活血祛瘀剂、补阳还五汤、胰岛素抵抗、胃轻瘫、护理等关键词在2000～2010年后期出现频率较高,提示补益剂、活血祛瘀剂、补阳还五汤是近年来常用的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复方,可能具有一定疗效,可用于指导临床用药及中成药开发研制;对胰岛素抵抗、胃轻瘫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虽具有一定规模但尚未形成系统,提示是中医药研究中既有潜力又存在较大进步空间的领域,学者可以尝试进一步深入研究;“护理”这一关键词的频频出现表明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护理不容忽视,临床应予重视;中医病因病机、证候、证型的研究散见于各年度研究中,提示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较少,可能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相关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或大部分研究者从事临床而非基础理论工作有关;健康教育、老中医经验、健脾等关键词的出现揭示相关研究内容有望成为下一个研究热点。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糖尿病领域正在蓬勃发展中,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并发症是目前研究热点,胰岛素抵抗、胃轻瘫、护理、健康教育等可能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或趋势,补益剂、活血祛瘀剂、补阳还五汤、健脾治法及老中医经验是治疗中的主要方法或药物,可供临证借鉴。

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相关文献,采用引文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文献发表情况及被引频数、关键词频数。结果 2000～2010年间,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相关文献量及被引文数量均不断增长,篇均被引频数、最高被引频次则下降;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其他并发症出现频数高,补益剂、活血祛瘀剂、补阳还五汤、胰岛素抵抗、胃轻瘫、护理等关键词在后期出现频率较高。结论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已形成一定规模,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并发症是目前研究热点,胰岛素抵抗、胃轻瘫、护理、健康教育等可能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或趋势,补益剂、活血祛瘀剂、补阳还五汤、健脾治法及老中医经验可能是治疗中的主要方法或药物。

关键词：引文分析,糖尿病,中医药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 篇5

一.关于编制意图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正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人们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对于比较和评价国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绩效和成果产出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为此，学术界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提出了测算和评估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指标，其中，论文量和引文量是衡量以论文为主要产出形式的研究活动的两类重要计量评价指标。

美国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的权威性的科学引文分析工具。由于SCI收录中国期刊太少，将SCI作为“中国看中国”的工具则缺乏普遍性。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CSCD）能有效地弥补这些不足，它在基本结构和选刊原则等诸多方面与美国SCI接轨，是研究国内科学技术活动整体状况的引文分析工具。为了帮助科教决策部门科学地评价我国科学活动的宏观水平和微观绩效，为了给学术界研究与评价科学交流和传播机制积累基础性数据，为了帮助科研人员客观地了解自身的学术影响力，也为了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学科的成长与发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紧密结合国情，以SCI和CSCD的来源期刊为统计源，精心设计和编制了这本《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以下简称《指标集》）。

二.关于统计源

《指标集》设置的百余项有关论文与引文的指标是根据美国SCI和中国CSCD为基础数据统计而成（书中的统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按第一著者统计）。

1.SCI数据说明

SCI的数据是通过检索SCI光盘2004年年度光盘而获得。检索数据的条件为：著者单位所在地标注为“Peoples-R-China”的论文。满足检索条件的数据共计34576篇（不包括原文为文摘的数据）。其中中国大陆著者为第一著者的论文，共计29194篇。大陆著者在SCI收录的非中国出版的期刊上发表了29816篇论文。

2.CSCD数据说明

CSCD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的简称。CSCD的来源现 I 有来源期刊1046种，其中核心库期刊669种。2005年卷的《指标集》以CSCD核心库的669种中国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为统计源，2004年总计论文136953篇（不含增刊论文）。

三.关于数据分类

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资料分类法》，对SCI的每一篇论文（根据题名）和CSCD的每一篇论文（根据内容）进行分类。若一篇论文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就列出多个分类号。《指标集》中，有关分学科统计的数据，均按多个分类号统计。因此，分学科统计的数据总量不等于当年CSCD的论文总量。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项目组

欢迎访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http:// 联系电话：82627496

引文评价 篇6

关键词：作文教学；以文教文；以文引文；提高水平

中图分类号：G63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07）11-0026-02

《语文课程标准》对写作的要求是多写、多改，在实践中提高写作能力，并针对不同学段提出了写作次数、字数的量化要求；同时就写作实践本身，提出了一系列能力要求。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和学生的基础，设计出作文教学程序，每一阶段每一课题每一步骤都以一篇或几篇教师下水作文（或选用课文、时文、或学生优秀习作）先做正面示范，或反面对比，或思路的引导，或认识的辨析，或思想的灌输，或章法的借鉴，或心理的激发，使学生感到有话可说、有路可循、有例可依；然后再让学生结合见闻经历，放笔为文。完成一个层次，再着手下一个层次，即“以文教文，以文引文”。这样，抽象的写作教学就变为实践性的，直观性的，交流性的，启发性的。“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了，用得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写作教学处于节奏快、容量大、撞击频繁、思维活跃的状态，因而抢出了时间，掌握了章法，作文水平得以大面积提高。

以文教文，不是仅就写作方法做临时性示范，而是把“以文教文”纳入总体规划，持续地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多种类的示范：从文体格式、资料积累、观察分析、构思定序、推敲修改，到联系实际等等；而且只有在作好以上种种示范之后，写作方法的示范才能真正转化为学生的能力。所以，“以文教文，以文引文”实际是一个从方法到思想、从课内到课外、从语文到各科、从学校到社会、从作文到做人、“文道统一”的综合性教育手段。

“以文教文”，改变了作文教学“动口不动手”的抽象性、说教性。它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以文”教文，就是说：写作方法和写作规律的传授和借鉴、订正，尽量要通过“活生生”的文章来实现。其二，必须是以文“教”文。就是说，不是出个题目就拉倒，而是真正地“教”，并且真把学生“教”会，“教”出兴趣来，“教”出门道来。选用的具体文章，可以是时文、新老课文，学生习作和教师下水作文。课文的典范性，时文的战斗性，学生之文的榜样性，都有独特的作用。但在这里强调教师下水作文。多年来，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了不少教师自身表达能力的退化，这对写作教学产生了影响。实际上，“动口不动手”的教学模式正是造成学生高分低能的重要原因。因此，教师把抽象的写作要求通过自己的作文体现出来，“教”的进程就会明显缩短，学生发展的滞缓状态得以改观。

我教驳论文写作，不是一味地重复“驳论点”、“驳论证”、“驳论据”等常识，实践证明：这些从实践中抽出来的写作规律，如果教师不在实践中去传授，那么就很难在学生的实践中运用，更不要说转化为能力。所以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教学生。

第一、先“辨”后“辩”。即从生活里抓取问题，先辨其是非，再进行驳辩。如我先写《雷锋精神过时了吗？》。

第二、由愤而驳，即先激发学生的愤慨之情，立即在激愤之中写驳辩之文。如《默默无闻就不是人才吗？》。

第三、据理力争。从近期报刊上选文，分析批驳，这样教，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特殊的吸引力，学生跃跃欲试，愿意学，学得快。

再如，我教说明文写作，是从以下三种示范入手：

第一、探索性示范。第二、考证性示范。第三、订正性示范。

这类文章，知识量未超出中学范围，而又有切实的使用价值，学生极感兴趣。长期以来，我国中学作文教学中，文学性大于实用性，已经影响到了民族素质，这一弊端非改不可。

教师下水作文之外，也不能低估选文的重要。在各教学环节，我都选用过大量的课文、时文和学生习作。年轻教师最好力争自己多作文，而以“选文”为辅，以后随着资料的积累、阅历的增加选文的比例可以逐渐增大。

“以文教文”是为“以文引文”服务的。“教”要有方，“引”要得法。以下几种“引文”的途径效果比较好：

第一、抓住特殊心理来“以文引文”。

激动状态。如看了《神话》大家纷纷为蒙毅鸣不平，教师先写文把激情变为说理，然后组织作文：《蒙毅的爱情悲剧》，此文难度大，但都写得情真理透，义正词严。

沉思状态。每讲一种新的章法之后，学生心有所动，我便立即引文《我的习惯性思路错在哪里？》、《今天我才恍然大悟》、《同是一番心血——两篇作文成败的比较》等。

驳辩状态。把B对A的作文评论发给A，立即引文：《我还有话要说》、《评语给我的启示》。

第二、运用命题艺术，以文引文。

有时为了“引文”的需要，有意命题。有时命题只是为了诱发学生的思路，具体成文还要自拟新题，如在读了一篇杂文之后，命题《我必须站出来表明观点》，同学们立即进入情境，写出的文章各有题目。复习阶段，我读了《不许贬损鲁迅》一文，马上引文：《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此题配合了语文复习，很有战斗性。

第三、通过切磋评改，以文引文。

教师的评语和评论，要努力写得不空不死不八股。同学们也会效法，组织学生互相写作文评论，每次都有具体的目的，频而不烦，先后有“读后评”、“向作者提一问”、“一文一评”、“一文二评”、“一文三评”、“二文一评”、“评提纲”、“从提纲到成文”、“评基本功”等多种形式，气氛活跃。如“一文多评”：把A的原文，B的评论，A的答复和反问一齐放到C前，C怎么能不积极思维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在思维撞击中互相启发的高频信息网络，一文往往能引出三五篇文来。

第四、设计环环相扣的教育程序，以文引文。

针对学生各种文体均不过关的状态，设计这样一个全面补课的程序：我先读一篇自己的下水作文，学生写由此受到的启示——然后，互写评论——再写：《读了×××同学的评论之后》——班级交换：评以上两文的语文基本功——给老师写信推荐佳文——佳作演讲会——《记我班激动人心的一次作文演讲会》——记叙文互评——阶段小结。以上历时三周，练了四种文体及口头表达，学生兴味盎然。

还有“根据学生思想提高的进程”来引文，要“因材施教”的以文引文。

引文评价 篇7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各国专利网络数据库的免费在线提供, 专利引文分析研究已经进行得较为深入并朝着可视化方向发展, 但在专利引文数据的选择以及有效性问题上国内学者考虑得还太少。Meyer2000年在探讨专利引文数据有效性时提到:必须深刻理解各国专利实践活动才能恰当地解释专利引文数据。Michelle以及Paila Criscuolo等众多学者在大规模收集美国专利和欧洲专利引文数据的基础上, 发现不同专利制度下2个专利系统在平均引文数量、引用地域分布、发明人和审查员引文比例上都存在极大不同, 这就意味着选择不同的专利系统作为专利引文数据来源将会造成分析结果的差异。

对于必须通过美国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以及欧洲专利局数据库收集专利引文数据的国内学者而言忽略各国专利实践过程中的差异所得到的专利引文数据将会影响到专利引文分析的质量和效果, 本文将对比美国和欧洲专利局的审查标准和相关程序, 对这2个组织提供的专利引文数据特点以及对引文分析产生的影响进行描述。

1. 专利引文数据来源

目前我国专利数据库均不提供专利引文数据, 国内学者进行专利引文分析时主要选择美国专利全文或文摘数据库、欧洲专利局提供的欧洲专利数据库或世界专利数据库、日本专利局知识产权电子图书馆作为引文数据来源, 这些数据库均免费提供专利的引用与被引用信息。本文选择前2个更常用的平台进行介绍和对比。

(1) 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专利数据库 (www.uspto.gov) 。

美国是世界发明专利第一申请大国, 各国家在美国申请的专利占世界专利的1/3。美国专利与商标服务局提供的公布专利数据库提供详细的引文信息, 当通过专利权人或通过技术类别检索出一批专利文献后, 点击专利号或题名进入可以看到该专利引用的在先专利列表、引用的其他科技文献列表和该专利的被引信息列表, 这些均是各个角度专利引文分析的数据基础。

(2) 欧洲专利组织专利数据库 (ep.espacenet.com) 。

欧洲专利组织 (EPO) 也是世界上授予专利权较高的专利组织, 在每一份欧洲专利说明书中都包含审查员进行新颖性检索得到的检索报告 (search report) , 罗列出该发明最相关的在先技术。在检索欧洲专利数据库时, 点击某一专利篇名进入后可以看到该专利的引用与被引用数据, 其中引文数据来自于欧洲专利组织的专利检索报告。

2. 美国和欧洲专利引文数据的对比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很多学者都运用数学方法证明专利被引次数的多少确实与其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呈正相关, 从而证明专利引文分析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在专利引文分析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 国外学者对专利引文数据有效性的探讨以及对不同专利制度下产生的专利引文数据所做的比较一直都在进行。

(1) 基于同族专利的专利引文对比。

笔者在利用USPTO平台做IBM公司专利分析的过程中随机抽取了专利US5634015, 并转到EPO平台中世界专利数据库 (worldwide) 检索到该专利的同族专利EPO498201, 同族专利是同一发明在不同国家申请的专利文献。如表1所示为从欧洲专利局为EPO498201提供的检索报告中提取的该专利文献的引文;如表2所示是从美国专利局授权专利数据库中提取的US5634015的专利引文。

理想状态下, EPO498201和US5634015的引文应该一致, 因为它们所描述的发明内容完全相同, 是同一申请人为取得在不同地域的专利保护而在不同国家申请的专利。但通过比较表1和表2发现, 这2个同族专利的引文不仅在数量上不同, 在内容上也没有一条是相同的, 甚至欧洲专利局审查员认为与EPO498201密切相关的引文EPO255096和US4371924均没有出现在US5634015的引文列表中 (在欧洲专利检索报告中, 在审查员认为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否认申请专利某些权项要求的引文前加[X]标注) 。表3列出了US5634015各引文的欧洲同族专利, 6篇引文中有5篇具有欧洲同族专利, 按理说如果标准相同的话, 无论哪个系统的审查员都应该能够检索出相同的引文,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另外, EPO498201的引文既有欧洲专利 (EPO255096) , 也有美国专利 (US4371924和US4715030) , 而US5634015的专利引文全部都是美国专利。这些虽然是对一个专利发明的引文信息进行的比较, 还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专利引文信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高可靠性, 不同系统间的专利引文数据存在着差别。

(2) 基于统计的专利引文对比。

不同系统间的专利引文数据差别有多大, 是否会对专利分析造成较大误差, 需要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引文信息对比———在收集大量引文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不同角度的比较。

(1) 平均引文量。

Michelle和Bettels对1999年所有欧洲专利和美国专利的引文数量进行了对比, 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国专利的平均引文为12.96条, 大约是欧洲专利平均引文4.37条的2.96倍;在同时具有美国、欧洲、日本等同专利的专利集合中, 美国专利局授权的专利拥有平均引文14.26条, 其由欧洲专利局授权的同族专利拥有的平均引文只有4.18条, 倍数扩大到3.4;非专利引文也具有相同的趋势。

Sampat收集了2001年至2003年间502687件美国发明专利的引文信息, 其中包括6324381件美国专利引文, 1382430件外国专利引文, 经计算得到这一期间美国发明专利的平均引文为15.33, 与Michelle和Bettels对1999年美国专利进行研究得到的12.96相比又有了增加。而Paola Criscuolo和Bart Verspagen收集了1985年至2000年间共700674件欧洲专利, 共得到2859714件专利引文, 平均引文量为3.25, 还略小于Michelle和Bettels的4.37。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和欧洲专利审查的可专利性需求不同, 美国专利局的专利审查比欧洲专利审查标准化程度和要求都更低。据Quillen和Webster统计, 美国专利申请的通过率在80%以上, 加上美国专利本来数量庞大, 为后续专利提供了更多的在先技术和引用基础, 因此更多的参考文献出现在美国专利说明书的扉页上, 其中包括很多相关性并不大的在先技术。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参考专利引文在100条以上的专利。

欧洲专利审查更具标准化, 检索和实质性审查是严格分开进行的, 检索审查员的任务是根据申请书的权利要求识别最相关的在先技术, 而实质性审查员则不受检索审查员的影响对新颖性和商业应用潜能做出判断。根据E-PO2005年的指导书可以了解EPO引文选择原则:只选择必要的最相关的文献作为引文, 如果几个在先技术与申请技术相关性相同, 只选择其中之一加入引文列表。从这一角度而言, 大多数学者认为欧洲专利引文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专利的发明人倾向于在申请书中添加大量的引文以满足美国专利法规的要求, 申请人一般会先进行在先技术的检索以保证申请通过审查, 这一点将在后文描述。

(2) 外国专利引文比例。

Michelle和Bettels同时发现:1999年欧洲专利局授权专利的引文国别分布较美国专利局授权专利的引文更为分散, 欧洲专利引用最多的不是欧洲本土专利而是美国专利, 占总数的30.9%, 世界专利 (WO) 、德国专利 (DE) 、日本专利也占不小的份额;而1999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专利的专利引文则呈现完全相反的景象, 90.2%的引文来自美国本土, 其他国家专利只占9.8%, 所引用的欧洲专利、日本专利、世界专利均不超过2%。

利用Sampat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计算, 2001-2003年美国专利的外国专利引文占总引文数的17.9% (总引文数7706811件, 外国专利引文数1382430件) , 这一比例比通过表5数据计算到的9.8%有了较大增长, 但与本土引文所占的82%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Sampat的数据还显示:这些美国发明专利的引文有41%是由审查员发现的 (其余59%由申请人在专利申请书中揭示) , 但审查员发现的外国专利引文只占所有外国专利引文的12.3%, 这说明本来数量就偏少的外国专利引文绝大部分是由申请人添加的。可以说Sampat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美国专利局授权的专利更倾向于由申请人或审查员在专利说明书中揭示本国在先技术, 而对外国在先技术的反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对于美国专利不占优势的技术领域, 由于大部分基本专利分布在其他国家, USPTO的这种特性将导致大量专利引文漏检, 以此为基础的专利引文分析会带来较大偏差。

(3) 发明人引文和审查员引文比例。

上文已经提到Sampat的研究发现:2001-2003年美国专利的引文有59%由发明人在申请书上添加, Alcacer和Gittlelman2006年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比例, 他们认为60%的美国专利引文来自于专利发明人而不是审查员。

从Paola Criscuolo和Bart Verspagen的数据中却发现欧洲专利的专利引文呈现另一种趋势, 1985年至2000年间75.77%的欧洲专利其引文全部由审查员提供, 发明者在申请书中添加的专利引文只占总引文数量的11%。如果考虑年代的因素, 那么通过图1可以看出申请人专利引文占总引文比例随着年代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 从1985年的14%逐渐下降到1999年的9%。

Aker指出美国专利法规定每一个发明人具有揭示所有与该发明相关的在先技术的职责, 不这样做将导致严重的惩罚, 因此申请人总是倾向于提交宽泛而庞大的引用列表以免承担日后专利权被撤销的风险。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专利局的专利检索报告更具有文献检索的特征而不是专利新颖性检索特征。欧洲专利局则没有这样的规定, 只是要求申请人在申请书中尽可能描述技术背景, 帮助审查员了解该发明, 申请人可以选择是否提交在先技术列表。即便申请人提交该列表, 审查员也将对这些在先技术进行分析和过滤以保证只选出最密切相关的在先技术记录在检索报告中。2个专利系统间规则的差异导致发明人引文和审查员引文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也导致2个系统中专利的平均引文数相差悬殊。

另一点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欧洲专利还是美国专利, 它们的发明人引文比例都与具体的技术类别相关:Paola Criscuolo和Bart Verspagen发现欧洲专利中有机化学领域的专利其发明人引文比例超过20%, 而信息技术领域发明人引文比例不足4%, 说明在同一专利系统中不同技术领域的发明人添加专利引文的习惯是不同的。发明人是否进行深入的新颖性检索以及揭示在先技术的影响因素很多, 包括一些策略上的考虑, 如有些领域的申请人只希望获得更多的专利而形成保护网, 并不在意专利质量, 这种申请人可能倾向于少揭示其引用的具有其发明基础特征的专利, 而将其他无关紧要的专利作为引文。因此发明人引文比例过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利引文数据的可靠性。

3. 影响与对策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 由于国内专利数据库不含引文数据, 进行专利引文分析的数据源一般都依赖EPO和USPTO的专利数据库平台, 如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的侯筱蓉、司有和在《基于引文路径分析的专利技术演进图制作的实证研究———以医学内窥镜专利分析为例》一文中描述了他们的引文数据来源:先利用IPC分类号找出与医用内窥镜有关的国内专利, 再利用这些专利在其他专利系统 (EPO、USPTO、JPO) 中的同族专利获得免费的专利引文数据。通过上文的对比, 笔者认为在利用专利引文数据时, 应该意识到不同系统中引文数据具有明显差异, 应根据课题的具体目标进行选择数据源, 并应注意以下标准。

(1) 尽量选择EPO专利平台获取引文信息。

通过上文的比较可以看出, EPO专利的引文数量较少, 外国专利分布比较均衡, 而引文多来源于审查者, 因此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认为EPO的专利引文数据“噪声”更小, 作为专利引文数据源更加可靠;美国专利系统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巨大, 又比较依赖发明人在申请书中添加他们认定的在先技术作为引文, 在进行新颖性检索时对美国专利系统以外的在先技术揭示不足, 这些都导致某些专利的授权本身存在错误 (本来不具备新颖性, 却获得了专利权) , 专利质量受到影响, 反过来又影响到后续专利的引文质量, 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美国专利系统的引文数据质量与EPO引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因此, 在进行专利引文分析时, EPO专利平台应该是首选。

(2) 尽量使用同一系统收集引文数据。

在进行专利引文数据收集的时候, 应该选择同一专利系统作为数据源。在同一系统中, 不论发明人还是审查者都遵循相同的标准和规则进行新颖性检索和专利引文添加, 引用习惯也基本相似。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数据误差可以通过修正方法加以矫正。如果从多个专利系统中提取专利引文数据, 则因为各系统具有不同的引用规律, 很难用单一的方法进行修正。美国专利引文数据虽然相对而言质量偏低, 但并非不可用, 事实上很多研究人员都利用USPTO收集专利引文数据, 但同时在多个平台上进行数据收集显然是不可取的, 应该尽量避免。

(3) 收集的引文数据应该进行修正。

不论是利用EPO还是USPTO收集引文数据, 都应该根据分析目标加以修正。EPO的专利引文数量偏少, 在通过引文数据进行技术路径变化研究时可能出现节点较少而无法有效聚类的情况;而USPTO则正好相反, 可能出现节点过于密集连成一片的情况, 加大分析的复杂性。对于前者有国外学者采用多阶段引文分析法加以修正, 即选择一批基本专利, 收集其专利引文及引文的引文, 扩大节点数量;后者需要研究者精心设定阈值, 满足一定条件的引文才能入选作为分析对象。

4. 结语

专利引文分析是专利情报分析的重要组成, 对挖掘重要的专利技术、识别重要的竞争对手、研究技术的演进和技术预测都有重要的意义, 而保证专利引文数据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又是专利引文分析的前提。本文对EPO和USPTO所做的引文数据对比主要基于国外学者的数量统计, 接下来的研究应该致力于利用从不同专利系统收集的专利数据进行专利引文分析的实证研究并比较分析结果, 才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结论。

摘要：专利引文分析是专利情报分析的重要组成, 而有效的专利引文分析是以高质量的专利引文数据为前提的。EPO和USPTO是国内学者通常使用的手机专利引文数据平台, 但由于欧洲专利组织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标准和相关程序不同, 导致这2个专利系统在平均引文数量、引用地域分布以及发明人和审查员引文比例上存在很大差异。文章对比了EPO和USPTO的引文数据差异, 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并针对专利引文数据收集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专利引文分析,平均引文,发明人引文,外国专利引文,USPTO,EPO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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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Quillen, C.D., Webster, O.H.Continuing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U.S.patent office[J].Federal Circuit Bar Journal, 2001 (1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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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叙传》颜注引文考校 篇8

1.《叙传上》: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故伯引此为言。” (100上/4201/16)

案:“孔子曰”当为“子贡曰”。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作“孔子曰”。

然今《论语·子张》作:子贡曰:“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注疏》卷一九,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2532页。)

考《文选·关中诗》:“纣之不善我未之必。”《李善注》:“……《论语》, 子贡曰: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 (《文选》卷二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939页) 《太平御览·皇王部·帝纣》引《论语》作“子贡曰” (《太平御览》卷八三, 中华书局, 1963, 393页) 。皆是其证。

2.《叙传上》:卫叔, 解在《五行志》。 (100上/4217/4)

案:《五行志》当作《诸葛丰传》。《诸葛丰传》:师古曰:“叔武, 卫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晋之难, 出奔陈, 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后晋人纳成公, 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 叔武将沐, 闻君至喜, 捉发走出, 前驱射而杀之。事在《左传》僖二十八年。” (《汉书》卷七七, 3250页) 卫叔, 未见于《五行志》。

3.《叙传上》:《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 其马无故亡入胡中, 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讵不为福?’居数月, 其马将胡骏马而归, 人皆贺之。对曰:‘此何讵不为祸?’家富马良, 其子好骑, 墯而折髀, 人皆吊之。对曰:‘此何讵不为福?’居一年, 胡夷大入, 丁壮者皆控弦而战, 塞上之人死者十九, 此独以跛之故, 父子相保。” (100上/4217/10)

案:“北塞上之人”, 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同。然今本《淮南子》作“近塞上之人” (《淮南子集释》卷一八, 《新编诸子集成 (第一辑) 》, 中华书局, 1998, 1256页) 。俞樾云:“近, 谓近时也。此盖《淮南》举近事言之, 故曰近。非连塞字为义也。班孟坚《幽通赋》“北叟颇识其倚伏”, 即用此事, 而云‘北叟’者, 以下文言‘胡大人入塞’, 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颜师古注《汉书·叙传》引此文, 作“北塞上之人”, 盖涉正文“北叟”而误, 非颜注之旧, 是以李善注《文选·幽通赋》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 则正宜引之以证“北叟”之义, 安得删去之?唯其是“近”字, 故可有可无也。《后汉书·蔡邕传》“得北叟之后福”, 李贤注曰:“北叟, 塞上叟也。”但言塞上, 不言北塞上, 得则《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此文, 并作”北塞上之人“, 则为《汉书》注所误。王氏念孙反据以订正《淮南》, 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则当作‘塞上之人’。《汉书》、《后汉书》注、《文选》注及诸类书所引, 无作‘近塞’者, 可知近字之非。然亦无作‘北塞’者, 又可见此文作‘北塞上’之误矣。”杨树达曰:“近, 附近。” (《淮南子集释》卷一八, 1256-1257页。)

4.《叙传上》:《庄子》云:‘网两问景曰:“曩子行, 今子止, 曩子坐, 今子起, 何其无持操欤?”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 (100上/4218/12)

案:“持”, 南宋庆元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殿本、金陵书局本作“特”, 北宋景祐本、南宋蔡琪本作“持”。

今本《庄子·齐物论》作“特”。 (《庄子集释》卷一下, 《新编诸子集成 (第一辑) 》, 中华书局, 1961, 110页) 《庄子今注今译》解释“特操”为“独特的意志”。 (《庄子今注今译》卷一, 中华书局, 2009, 101页) 《文选·登池上楼》:“持操岂独古, 无闷征在今。”《李善注》引《庄子》作“持”。 (《文选》卷二二, 1040页) 《文选·幽通赋》“恐魍魉之责景兮, 羌未得其云已”《李善注》引《庄子》作“特”。 (《文选》卷一四, 640页)

依所引《庄子》文意, 作“持”于义为长。持, 守;保持。《汉书·董仲舒传》:“夫五百年之间, 守文之君, 当涂之士, 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 然犹不能反, 日以仆灭, 至后王而后止, 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 (《汉书》卷五六, 2486页)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每尝思之, 原其所积文章之体, 标举兴会, 发引性灵, 使人矜伐, 故忽于持操, 果于进取。” (《颜氏家训集解》卷四, 中华书局, 1993, 238页) 《旧唐书·文苑传下·李商隐》:“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俱无持操, 恃才诡激, 为当涂者所薄。”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 5078页) 皆作“持操”。

5.《叙传上》:又析木者, 有建星及牵牛焉, 则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后, 逢公之所凭神也。 (100/4219/9)

案:“大姜之姓”, 《国语·周语下》作“大姜之侄” (《国语》卷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38页) , 韦昭《注》:“大姜, 大王之妃, 王季之母, 姜女也。女子谓昆弟之子, 男女皆曰侄。伯陵, 大姜之祖有逄伯陵也。逄公, 伯陵之后, 大姜之侄, 殷之诸侯, 封于齐地。齐地属天鼋, 故祀天鼋, 死而配食, 云其神主, 故云凭。凭, 依也。言天鼋乃皇妣家之所凭依也, 非但合于水木相承而已, 又我实出于水家。周道起于大王, 故本于大姜也。” (《国语》卷三, 140页)

6.《叙传上》:师古曰:“《诗·大雅·绵绵》之篇曰‘爰挈我龟’。” (100上/4220/16)

案:《绵绵》, 即今本《绵》之篇, 《诗经》有取第一个字或前两个字作为篇名之例。

7.《叙传下》:刘德曰:“宅, 居也。西方人皆居心于高祖, 犹系心也。《书》曰‘惟众宅心’。” (100下/4236/16)

案:今本《尚书》无“惟众宅心”一语, “宅心”, 见于《立政》、《康诰》。《尚书·立政》有“文王惟克厥宅心”。 (《尚书正义》卷一七, 232页。) 《康诰》有“宅心知训”。 (《尚书正义》卷一四, 203页。) 周寿昌曰:“宅, 《说文》所托也, 古宅, 托, 字同, 犹言归心。” (《汉书补注》卷一〇〇下, 中华书局, 1983, 1738页)

8.《叙传下》:师古曰:“《尚书·舜典》曰‘夤亮天功’。” (100下/4240/4)

案:“夤亮天功”, 今本《尚书·虞书·舜典》作“钦哉!惟时亮天功!”。 (《尚书正义》卷三,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132页) “夤”, 恭敬也, 与“钦”同训。故“夤亮天功”与“钦哉惟时亮天功”义同。《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自古帝王之兴, 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颜师古《注》:“《虞书·舜典》曰钦哉, 惟时亮天功也。” (《汉书》卷一六, 527页) 则引同《舜典》。

9.《叙传下》:师古曰:“……畔换, 强恣之貌, 犹言跋扈也。《诗·大雅·皇矣》篇曰‘无然畔换’。” (100下/4236/15)

案:“无然畔换”, 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同, 今《诗经·大雅·皇矣》作“无然畔援”。郑玄《笺》云:畔援, 犹拔扈也 (《毛诗正义》卷一六, 521页) 。与“畔换”义同。

10.《叙传下》:晋灼曰:“甲令, 即《景纪》令甲也。” (100下4237/14)

案:《景纪》当为《宣纪》。《宣帝纪》:“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 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 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 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 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 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汉书》卷八, 253页)

11.《叙传下》:师古曰:“《小雅·青蝇》之诗云‘谗言罔极, 交乱四国’。” (100下/4251/1)

案:“言”字, 今本《毛诗·小雅·青蝇》作“人”。 (《毛诗正义》卷一四,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80, 484页) 《鲁诗》作“言”。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 1987, 297页) 。考本书《东方朔传》 (《汉书》卷六五, 2870页) 、《孔光传》 (《汉书》卷八一, 3362页) 均引作“谗人罔极”。

12.《叙传》:师古曰:“《卫诗·燕燕》之篇曰‘终温且惠, 淑慎其身’。” (100下/4251/9)

案:《燕燕》, 《毛诗》属《邶风》。《汉书·艺文志》著录齐、鲁、韩三家诗皆二十八卷。盖“三家诗”邶、墉、卫无分也。邶、墉、卫均属卫诗。

13.《叙传下》:师古曰:“《诗·大雅·下武》之篇曰‘媚兹一人, 应侯慎德’。一人, 天子也。媚, 爱也。此叙言张汤见爱于武帝。” (100下/4256/8)

案:“慎”, 北宋景祐本、南宋庆元本、蔡琪本、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局本皆同, 惟明正统本作“顺”。

今《诗经·大雅·下武》作“顺”, 是。郑玄《笺》云:“媚, 爱。兹, 此也。可爱乎武王, 能当此顺德。谓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顺德, 积小以高大。’” (《毛诗正义》卷一八, 525页) 按, “慎”, 有遵循;依顺之义。“慎”与“顺”虽义同, 然明正统本作顺, 正统本翻刻宋淳化本, 盖师古注始作“顺”也。

《荀子·非相》:《诗》曰:“媚兹一人, 应侯顺德, 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荀子》卷三, 《新编诸子集成 (第一辑) 》, 中华书局, 1988, 110页) 亦引作“顺”。

14.《叙传下》: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堂堂乎张也’, 盖美子张仪形盛也, 故引之。” (100下/4259/4)

案:“孔子曰”, 殿本作“曾子曰”, 是。今《论语·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 难与并为仁矣。” (《论语注疏》卷一九, 2532页)

考《文选·白华》:“白华玄足, 在丘之曲。堂堂处子, 无营无欲。”《李善注》引《论语》亦作“曾子曰” (《文选》卷一九, 9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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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引文分析法的定义及其作用 篇9

1 引文分析法的相关定义

1.1 引文

“引文”通常指文献结尾处的参考文献, 不含脚注、间注、夹注等, 现有的文献引文分析工具也不提供脚注、间注、夹注的查询。

1.2 引文分析法

引文分析 (Citation Analysis) 就是利用各种数学、统计学以及逻辑方法中的归纳、比较等方法, 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之间的各种关联和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对象间内在的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引文分析法是科学评价中的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建立科学计量学指标体系来实现对论文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引文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基于文献之间引用与被引用的线性关系和网状关系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对文献中大量的引文进行定量分析研究, 旨在探讨文献的分布和使用特性以及文献之间的关系。通过引文分析, 可以揭示科学结构、科学发展变化和前沿领域, 评价学科领域及科研机构, 了解某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 预测科学发展趋势等。近年来, 利用引文分析的定量评价方式对个人、机构的科研成果和水平进行评价越来越普及并且引文分析的方法被各国政府机构和科研管理部门广泛应用于科学成果的评价。

2 引文分析法的作用

2.1 评价核心期刊, 研究期刊质量以及期刊之间的关系

核心期刊即某学科的主要期刊。一般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 质量高, 能够代表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本学科读者重视的专业期刊。如果按照期刊在一次文献中被引用的频率进行排列, 被引频率高的期刊一般为某馆或某学科的核心期刊。通过引文频次的多少不仅可以评价核心期刊, 而且也可以评价引文所在期刊的质量, 一般来说, 引用的频次越高, 其质量越大。并且通过文献之间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 也可以分析学科之间的关系, 通过学科文献之间相互引用的关系, 可以探讨出文献所属学科之间的联系, 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促进。引文分析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 并不能说某一文献引用的频次多, 其质量就越好, 但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反映文献所属刊物的质量。

2.2 研究文献老化规律, 指导文献收藏和文献利用

许多文献老化的规律的研究都是基于引文分析法的, 如普赖斯定律的提出, 半衰期指数的确定, 都是在引文分析法的基础上得到的。所以引文分析法作为一种研究文献之间关系的基础方法,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老化的规律, 并将此种规律应用于图书馆及其他机构文献的查旧剔除以及最新文献的引入, 将有利于指导文献的收藏与文献的利用, 更有助于优化馆藏, 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

2.3 评价人才

论文被响应度可以作为衡量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影响的一种测度, 因而也从科研成果被利用的角度反映了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影响和地位。一般来说, 作为被引用文献的作者, 文献被引用的频次越多, 其影响力就相应的较大。虽然文献的引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并且在引用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规范的引用情况, 但根据马太效应的影响, 文献的引用频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作者的影响力进行一个反映。

2.4 评估某组织机构、国家和地区的科学能力和学术水平, 评价科研工作质量和科技生产率, 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

论文发表以后, 是否被引用和被引用的多少, 可以说明它们对后来研究工作的影响和作用。而通过这种引用与被引用的多少以及后来的影响与作用, 可以很清晰地对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效率进行评价。一个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及学术水平是有很多方面组成的, 而一个机构的文献的发展情况也属于一个侧面。某一机构其文献被引频率越高, 其学术水平也相应的较高。实践的发展来源于理论的进步, 对于引用频率较高的核心的文献加以利用, 会促进科学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

2.5 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和趋势

引文分析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 通过对引文年代, 引文作者, 引文学科之间的分析找出其中的规律以及发展的趋势。通过对引文年代分析, 可以了解文献发展的历史并且可以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而对于引文学科的分析, 可以了解学科之间发展的情况, 对于判断热门学科以及未来的潜力学科都有很大帮助。

3 结语

引文分析法作为信息计量学的基础方法,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应用也较广泛。尤其是在网络化与可视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引文分析更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与作用。当然, 引文分析法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它在引用质量的区分、引用意图以及引用的客观性方面都有缺陷, 但这并不能抹杀引文分析法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引文分析法的缺陷会在科研工作者的事件中得到改善以及克服, 引文分析法也将会发挥它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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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思萌.引文分析法的作用、局限性及其改进[J].图书馆建设, 1992 (6) :17-20.

学术期刊古籍引文存在的问题 篇10

古籍引文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多漏字, 标点错误, 引文所在原资料的位置标错。对于白话文, 多漏字有时并不影响阅读, 但对于古籍, 一字之差, 意思大相径庭。如笔者在编校稿件时发现, “有诎而无信, 则贵贱不分” (1) , 被误写为“有诎而无信, 则贵贱分”, 整个意思变了。还如, 引文出自第5卷, 却标成第7卷, 使读者无法找到原文。二是引文序号与注释或参考文献中的序号不一致。文中和文后注释序号不一致是期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也是期刊的大忌。比如文章内排列的引文序号有N个, 文后却有N+1或N-1个。三是引文取舍不当。有的引文只要引出具体相关的材料即可, 但作者却把整部分材料都引出, 造成主次不分, 大大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分析, 让人感觉文章就是材料的堆积;还有的引文只引出相关的几句话, 但查阅整个材料, 这几句话不能证明作者的观点, 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曲解文献、削足适履的现象, 是作者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为之。这虽不如抄袭为人所不齿, 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涉及版权的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属于侵权行为。四是引文繁体字、简体字、异体字、通假字转化存在错误。具体存在两种情况:1.引文繁简字并存。引文如果能转化为简体字, 应该转化为对应的简体字, 但不能繁简字并存。2.异体字、通假字随意转化。如民国时期“的”、“底”混用, 而引文作者按自己的常识更改。1934年《东方杂志》中的“河南农村中底雇佣劳动”一文中“底”就不能改为“的” (2) 。再如, 将“操吴戈兮被犀甲” (3) 中的“被”改为“披”, 将“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4) 中的“受”改为“授”。五是文内括号注与文后注混用。如文内作者在一句引文后用 (《汉书·卷5》) , 而文后或列出同样更详细的注, 或不再显示该注释。这不符合古籍引文的规范, 应该采用统一的形式。六是转引他人文章中的古籍引文, 而不核对原文出处, 甚至有时照抄错误的引文及对引文的错误解释, 以讹传讹。从他人的文章中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 也是做学问的一条途径, 但是必须核查原出处。如果以讹传讹将造成极大的学术危害, 也侵犯了保护作者作品完整权的法规。七是引用的古籍参考文献标注不完整, 著录格式不正确。古籍的著者和注释者是不同的, 对古籍的理解不同, 句读就会不同, 注释也不同, 所以古籍引文必须标注清楚著者、注释者。如只标出作者, 而不标注释者, 而作者偏偏引用的是注释本的文字, 就会产生误解, 侵犯注释本作者的署名权。也有些作者将古籍完全按照现代书籍的格式著录, 但中国古籍各版本页码常常不同, 一些影印本和重排本与原书页码完全不同。对于古籍, 重要的是知道引文在文献的哪一卷哪一条, 而不是具体页码。所以引用古籍不能按照现代的书籍一样只标注出版社或页码。

古籍引文问题产生的原因

作者个人原因造成的差错。一些作者对引文问题不重视。思想上不重视, 实际操作中就会出错, 错引、漏引等现象时有发生。中国古代大量古籍资料, 往往都来自线装繁体排印本, 这就存在繁体字向简体字对应转换问题。而作者抄录时不怎么注意或受自身能力的限制, 不太了解繁体字和简体字复杂的对应转换, 因此在稿件中往往混杂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 或混有一些汉字系统中不存在的自造简化字。如果编辑再放过这些错误, 这些不规范用字就会出现在出版物中。

引用文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支持、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是现在一些作者急于发表文章, 没有研究基础, 选好题目后才在资料中进行查找, 即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找资料, 这样就容易为证明自己的观点, 把引文的地点、时间、内容搞错, 甚至断章取义挑出对自己有用的“资料”。还有一些作者自身功底不深, 对资料理解有误, 从而得出错误的推断。加之古籍记载用词简略, 一些古籍不用标点, 也没有点校本, 全凭作者自己的理解, 一旦断句有误, 就曲解了原意。同时, 一些古籍和教材不断再版, 再版的过程也是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 但作者没有参照最新版本, 从而造成引用错误。

电子文稿造成的隐性差错。现在电子稿件成为大多数学术刊物的投稿模式。但是由于发送和接收程序的差异, 人为操作的原因, 使一些文稿在发送后产生不可想象的错误。还有一些作者用拼音法输入文字, 这样极易造成同音异字的情况。这种错误经常在笔者接收的稿件中出现, 如“由”错输成“有”、“又”等, “河南赈务委员会”输成“河南振务委员会”。对于古文来说, 一些字输错会影响整个结论的得出。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编辑直接在网上接收稿件, 稿件在责编、发排、印刷车间等部门通过网络传输, 作者的差错、转录的差错、编辑的差错、计算机操作的差错等, 都表现在电子文本中。笔者经常发现, 一校改正的差错, 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最后的小样中。

出版事业状况造成的差错。近年来, 国学热成为一种潮流, 典籍整理、出版越来越多。由于古籍出版不受个人版权的约束, 致使古籍出版市场混乱。出于营利和时间的考虑, 许多古籍整理者不重视版本和校勘, 没有把所有的版本进行核对, 甚至有些常见的版本都没有核对过, 从而造成严重错误。而一些作者在引用文献时, 也没有考虑版本, 直接引用, 从而造成以讹传讹。电子书的发展是出版业的重大突破, 在方便大众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突出问题就是错误较多, 因为文章格式转化会造成大量错误。同时电子书籍也涉及署名权、复制权和发行权等问题, 一些网站为逃避版权问题, 上传一些非经典的版本。而一些作者在查找资料时, 由于纸质资料的缺乏, 从而转向网络电子书, 造成引用错误。还有, 由于职称评定的需要使得大量专著出版, 而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 这些专著引文存在错误。这些专著被同行或非同行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 就会造成错误流传。

转引造成的差错。著述中的引文应尽可能从作者亲自阅读过的原著中直接引用, 非转引不可的, 作者必须认真核对准确, 抄写无误, 并注明转引出处。有些作者在别人的相关著述中看到了对某一古籍的引用, 自己并未查核资料的出处, 就把这一引用作为自己的直接材料用到文章中, 变成自己的材料。如果原作者对该资料的引用、理解有误, 直接引用的作者当然延续这种错误。

解决对策

古籍必须复核引文, 处理好转引问题。引文必须准确无误, 如果引文有误, 文章的学术价值也将大打折扣。如其所引用史料出现问题, 治史者称其为“硬伤”, 也是治史的大忌。如果这类文章得以刊发, 将给学术刊物的声誉带来不良影响。因此, 编辑在工作中有必要对史籍引文进行复核。

老一辈学者在引用古籍时不仅亲自查阅, 而且尽量引用善本。由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累积以及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 我们不可能一一鉴别古籍资料, 但为了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每位作者应该做到:一是尽量从古籍原文中摘录引文。全面、正确地理解史料后, 合理摘录适量引用。然后列出著者、书名、卷次、篇名、注释者、版别等。总之, 应该列出的项应全部列出。二是如果转引他人文章中的引文, 实在无法复核古籍原文, 应注明转引, 并标注清楚文章出处, 以便于其他人核对引文, 这也是对引文作者署名权的尊重。

除了要求作者引文准确, 学术期刊特别是社科类学术期刊的编辑, 应把复核古籍引文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进行二次把关。不能以文责自负为借口把复核引文工作推给作者。文责自负是指作者应对文章的学术观点负主要责任, 不能将文责自负理解为作者应对文章负全部责任。稿件一经发表, 就意味着作者和编辑共同对文章负责。复核引文是一项琐碎而又严谨的工作, 它要求编辑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 运用自己的学识为文章把关。编辑应在条件许可的最大限度内复核引文, 如果某些引文难以找到原文, 应提请作者查核, 直至引文准确。

编辑应必备一些常用古籍、工具书。文史期刊的编辑, 身边必须备一些常用古籍, 便于核对, 如《四库全书》等;还要备一些工具书, 如《通典》、《文史通义》、《校雠学》等书, 可以避免通假、断句等方面的错误;也要备像《现代汉语词典》、《成语典故辞典》、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 以便随时查阅。如果实在查不出来, 对引文的正确性又有怀疑, 可以变通处理。比如, 可以将直接引用改为意思转述, 或如果能去掉这条材料, 就去掉。

作者应该引用最新权威版本。对有不同版本的古籍, 如有学术界公认的权威版本, 则应以最新权威版本为标准引用。既然是权威版本, 那么其学术水平就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最受推崇。而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更新, 作者观点会有进步或改变, 不少著作再版时都要进行修改或校订, 使其内容更科学, 疏漏、错误更少。作者只有引用最新版本才可能反映引文作者的最新观点和成果。

引用要完整、准确, 遵守著作权法。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古籍, 是将别人的作品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 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不引用, 自己文章中的某些问题就难以说清, 所以引用是必不可少的。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列举了十二项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使用其作品的情形, 即合理使用的情形。 (5) 因此适当引用或合理引用至关重要。适当引用已经得到国际公约和各国著作权法的认可。论文作者与引文作者之间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合理使用关系, 因此, 学术期刊编辑应要求作者来稿时必须著录参考文献, 并使之准确、完整。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这三项权利所受保护是永久性的, 因此引用古籍时必须严格遵守。古籍注释本和点校本凝聚了注释人和点校人的创作性劳动, 形成了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 因此注释人和点校人分别享有注释本、点校本的版权, 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所以在引用古籍点校本、注释本时, 必须注明注释本、点校本的著者、点校者。对于历史等的研究性文章, 要大量引用古籍, 被引用部分与分析部分同样重要。所有引文都是分析的依据, 因此要处理好引用古籍的版权问题, 最好的做法就是标注完整古籍的著

摘要：本文分析了学术期刊引用古籍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的七种主要错误, 认为在引用古籍时, 作者自身不重视引文、电子文稿的使用、出版事业现状、转引是造成引文错误的主要原因。因此引用古籍必须认真核对原文, 力争引用最新权威版本, 遵守著作权法关于古籍引用的相关规定。

关键词：学术期刊,古籍引文,著作权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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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愈著, 马其昶校注, 马茂元整理:《师说》,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一卷赋》杂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引文评价 篇11

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选取2013《中国酿造》第1～12期所刊载的520篇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从载文、作者与引文3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

【关键词】

2013中国酿造；载文分析；作者分析；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酿造》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是全面报道中国酿造工业科技的专业杂志，历次被评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酿造》的内容包括专论与综述、研究报告、创新与借鉴、经验交流、分析与检测、产品开发、管理与营销、酿造文化、海外文摘、各抒己见等方面。为更好地评价《中国酿造》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13年《中国酿造》的载文、作者与引文进行统计分析。

1 载文统计分析

1.1载文量统计分析

期刊的载文量是指某个期刊在一定时期所刊载论文的数量[1]。经统计2013年《中国酿造》1～12期的总页数为1996页，载文量为520篇，期均发文量为43.333篇，篇均页数为3.838，篇密度为0.261。上述数据表明《中国酿造》期刊所发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所发文章篇幅较长、论述较充分、质量有保证。

1.2栏目载文量统计分析

《中国酿造》设置了10多个栏目，覆盖了中国酿造工业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其各栏目2013年的载文量如下：研究报告栏目共293篇，占《中国酿造》期刊总载文量的56.35%，说明《中国酿造》期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产品开发栏目共37篇，说明期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该栏目对企业增加新产品、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专论与综述栏目共57篇，占10.96%，涉及国内外酿造及相关行业发展动态等方面的综述文章，可以使读者从多方面、多层次受到启迪；分析与检测栏目共52篇，占10.0%，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新的检测技术与方法；经验交流栏目共41篇，占7.88%，读者可相互借鉴彼此的科研生产经验；其它栏目共21篇，占4.04%，可提供不同方面的相关知识。

1.3基金论文统计分析

基金论文是指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等提供科研经费而产生的研究论文，具有较好的新颖性和较高的学术水平。2013年《中国酿造》所载各类基金论文共330篇，占论文总数的63.46%，这一数值在同类期刊中处于领先地位，既表明了《中国酿造》期刊在国内研究者中的地位，也有效保证了《中国酿造》明显的创新性和较高的学术水平。

2 作者情况分析

作者是衡量期刊质量和档次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对《中国酿造》2013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进行了分析。

2.1作者职称分布

2013年《中国酿造》第一作者职称分布如下：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数为121人次，占第一作者总数的23.45%，说明《中国酿造》作者中的高素质人才较多，为期刊的研发水平提供了保障；中级职称的人数为137人次，占24.46%，说明《中国酿造》作者中的青年骨干也较多，他们是中国酿造行业发展的希望所在；在读研究生为172人次，占33.33%，他们处于科研工作的新起点，是中国酿造界的新生力量。

2.2作者合作情况分析

论文作者的合作情况包括合作度和合作率。2013年《中国酿造》的合作度和合作率如下：2013年《中国酿造》载文520篇，共涉及作者2063人，其中合作论文463篇，合作度为4.465人/篇，合作率88.85%，上述数值表明《中国酿造》的合作度和合作率都很高，对提高论文质量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2.3作者系统情况分析

2013年《中国酿造》第一作者的系统分布中，高等院校的数量最多，为372人，占第一作者总数的71.54%，说明高校人才聚集，科研实力强；酿造企业发表65篇，占12.5%，说明酿造企业的科研水平和能力也比较强；科研机构发表52篇，占10.0%；政府机构发表31篇，占5.96%。上述数值表明中国酿造业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以高校酿造专业为主体包括生产企业一线科研人员在内的科研队伍。

2.4作者地区分布分析

通过对《中国酿造》的作者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酿造》的作者来自全国31个省市区，说明《中国酿造》影响范围广，得到了全国各地的作者和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作者以传统酿造强省和教育科研强省为主，说明这些地区的科研实力和经济发展强；但各地作者的分布呈现不均匀状态，少的地区，研究有待加强。

3 引文统计分析

引文是衡量学术期刊信息吸收能力和学科相互渗透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所发论文的引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中国酿造》作者吸收和利用情报的意识和能力，找出酿造行业期刊引文的一些规律。

3.1引文数量统计分析

2013年《中国酿造》引文总数为8007条，篇均引文量为15.4条。说明《中国酿造》的论文作者对相关文献信息的吸收能力强，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利用程度高。

3.2引文类型统计分析

2013年《中国酿造》引文统计分析如下：《中国酿造》的引文主要来自期刊，共6769条，占总数的84.54%，这表明期刊的内容新颖、前沿以及作者吸收、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强，也说明期刊是我国酿造行业科研人员获取信息的首选信息源；图书类引文共632条，占7.89%；其他引文共606条，占7.57%；但网络资源较少，在这方面还应该加强。

3.3引文语种统计分析

2013年《中国酿造》的中文引文5856条，占73.14%，这说明我国酿造学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外文2151条，占26.86%，说明《中国酿造》的作者吸收和利用国外参考文献和科研成果的能力比较强，作者的外文水平普遍比较高。

3.4引文年代分布统计分析

2013年《中国酿造》的引文年代大都在论文发表后的4年之内，这表明引文都是比较新的。说明酿造行业的科研人员站在了学科发展的前沿，能积极探索先进的、新的研究事物；也说明《中国酿造》的载文把握了酿造行业发展的脉搏，引导着酿造行业研究的方向。

4 结论

通过以上文献计量学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酿造》期刊具有自己鲜明的学术风格和专业特点，它为酿造行业的科研人员传递着最新的科技信息，为我国酿造行业的发展壮大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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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褚孝强，冯亮.2008年《大学图书馆学报》载文、作者及引文统计分析[J].情报探索，2010，155（9）：53-55.

【作者简介】

我国移动学习高被引文献研究 篇12

一、研究过程

1. 研究样本选取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中的期刊为数据来源,使用“篇名”为检索项,以“移动学习”为检索词,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为来源类别进行精确检索,时间为2003—2014年,检索到被引文章598篇,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利用普赖斯定律()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确定高被引论文[2]。为了避免只看重被引频次数而不考虑时间的先后带来的被引频次数的积累,在选取样本上还选用共时法[3],基于这种引证规律,将时间化为3段,分别为2003—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4年。共选取样本文献为125篇,高被引文献占总被引文献的20.90%,文献数量集中,数据具有可研究性。移动学习文献的高被引文献分析,终止于2014年,是因为文献的被引频次与时间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近两年的文献的高被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重要的文献还不能从高被引的方式分辨出来。

2. 高被引文献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的文献

在研究样本中即125篇高被引文献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的文献共有11篇,在移动学习的研究中被多次的引证证明了在研究者中的认同率最高,可见在移动学习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对文献的影响力占一定因素。

这11篇文献中文献综述类文章占了5篇,说明移动学习的研究还不成熟,研究者还在对移动学习的定义或基础理论的文献进行研究。其中叶成林2004年发表的《移动学习研究综述》中,对移动学习的概念及其定义进行了论述,由于时间的累积效果和这篇文献对移动学习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提出,使得此篇文献成为移动学习研究者引用频次最多的文献[4],详情请见表1。

3. 高被引文献的日期分析

在样本的选取中,以共时法的普赖斯定律选取高被引文献,由图表可以看出高被引总频次虽然有时间的累积占有一定的因素,但还是呈现了一种周期性,每2年或3年为一个周期,产生一个峰点年份,此周期性与当年是否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或此年的文章是否能在接下来几年引起共鸣有关。

由图1可见,2004年、2007年、2009年为高被引的峰点年份,而2010年也有发展为峰点年份的趋势。在2009年在这一年中发表的文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可观的,论文发表的内容包含了理论[5]、技术实践[6]和资源开发[7]等多个领域,可见移动学习到2009年已经达到兴盛的状态。我国的移动学习研究虽然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发展势头良好。

4.高被引文献的第一作者分析

从高被引文献的作者署名情况统计发现绝大部分的文献为合著作者,合著作者文章一共有98篇,占了高被引文献的78.40%,这表明目前移动学习的研究主要以团队合作为主,不同机构间合著论文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

移动学习的高被引文献的第一作者分布相比较其他专题比较分散。从年龄来看,前5名作者都是1970左右出生的,这个年龄段的研究者是我国移动学习研究的中坚力量。方海光在移动学习和学习对象的研究中,建立了系统过程模型,从整体构建移动学习系统环境的应用与研究框架—移动学习的系统环境路线图。顾小清对微型移动学习进行深入研究,研讨了微型学习策略和资源的共建及其可用性设计(见表2)。

5. 高被引文献的关键字分析

在对高被引文献的关键字进行分析时,本文利用在线软件HTML5 Word Cloud。在线软件HTML5 Word Cloud是一款文字云软件,可以输入词汇或文章能够突出显示原文本中的高频词,通过文字显示大小形成特殊的词汇云图达到可视化效果。

利用HTML5 Word Cloud对125篇高被引文献的关键字进行可视化分析,除去以“移动学习”为关键字,输入所有的关键字生成词汇云图,由图可以看出,“学习”是移动学习中关键字频率最高的,也是移动学习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和研究取向。接下来是“资源教育”“设计”“分析”“模式”“内容”“系统”和“环境”等都是关注的热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动学习的研究趋势更倾向于系统的设计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加关注学习者(如图2所示)。

二、总结与启示

1. 移动学习的理论研究稳定持续发展

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分析,移动学习主要有以下7种理论基础,包括非正式学习理论、活动学习理论、情景认知与学习理论、分布式认知理论、境脉学习理论和会话学习理论。通过横向的对比发现其理论研究都是以对学习者的研究为中心的。随着移动学习碎片化的特点,传统理论行为主义的“小步子”学习法,基于遗忘曲线的强化理论与基于交互理论的及时反馈的优势特点得到充分体现,在移动学习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创新性的应用[8]。这种传统学习理论与新兴教育形式的有机融合,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引起人们的思考。

2. 技术更新扩展移动学习发展空间

技术作为移动学习不可忽略的基础与关键性因素之一,需要研究者给予重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利用技术手段增强移动学习的情境性学习、构建学习模式和开发移动学习资源等实践应用中,利用Podcasting技术构建移动学习模式[9]、基于Flash Lite的移动学习资源开发[10]、基于GSM Modem的移动学习平台构建[11]等实例研究在减少移动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和学习资源的建设中不断发挥其特色优势,且新技术带给学习者新的学习体验,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产生拓展了移动学习的发展空间。

3. 新技术和新理念推动移动学习方式创新

新兴技术和新理念在学习中的深入应用,使得移动学习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传统、单一的学习方式转变为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有利于增强学习者参与学习过程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促进学习方式的创新。移动学习支持学习者进行随时随地的学习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学习者的移动性是和注意力的分散性相关联的,因此导致了移动学习者无法进行连贯、系统的学习,而针对此问题将采用片段化的处理方式进行弥补,利用新技术和新理念推动移动学习的快速发展。

三、结束语

从2003—2014年高被引文献的统计分析虽然有管窥蠡测的嫌疑,但依旧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有权威人物和权威机构在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他们的文献提供了创新性较强的研究理论或研究方法,引导了移动学习的研究走向;不足有引用过此文献的文章成为另一个高被引文献而产生了盲从心理,进而在科学知识系统中产生“马太效应”,形成数量上的累积而成为高被引文献。总体来说,只有不断提高研究内容的质量或自身的分量就会获得更高的引用,而高被引文献之间也会不断相互引用,文献的高被引频次可以说明文章的学术价值。

摘要：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已经成为对学者研究成果的一种认可。利用普赖斯定律和共时法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确定高被引论文,对2003—2014年12年间的高被引文献以内容分析法进行统计和分析。揭示我国移动学习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新趋势及所呈现的新动态,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结果表明我国移动学习研究稳步持续发展,新技术的引进支持学习方式的持续创新,也为当前教学课堂的延伸和教学形式的改革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