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政策

新闻出版政策（精选11篇）

新闻出版政策 篇1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中国国民党执政全国, 依据“以党治国”的方针, 在新闻出版事业管理上, 提出“以党治报”原则, 并依此实施新闻统制政策, 制定和颁布以《出版法》为代表的一系列专门适用于新闻出版事业的法律法规, 设置专门的新闻检查机构, 实行新闻检查。由于1927年-1936年正处在中国社会巨变的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政治势力的斗争以及各种思潮的较量, 均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新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寻求思想一律, 实施新闻统制

寻求言论一律, 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待新闻出版事业始终如一的指导方针。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 社会动荡、军阀乱战、民众身处困境中, 蒋介石把此境况归因于“思想的纷杂”, 他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 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 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思想之统一, 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蒋介石认为, 对国民心理影响的诸因素中, 报纸对国民的影响甚大, 所以要达到思想之统一,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控制新闻出版界。

为有效统一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活动, 也为了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基本方针, 致“以党治报”被提出, 它要求国统区所有报纸、杂志等的审核、出版、发行, 都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 “使党的势力伸入整个新闻界, 逐渐使之化于党”。1934年,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在国民党新闻宣传会议上做《开会词》, 其中对“新闻统制”做了解释:“所谓新闻统制, 就是‘一方面要希望自己新闻宣传发生有力的表现, 一方面要应付反党反宣传的新闻’, 二者之间要通盘考虑, 党内外间密切联络, 以求脉络贯通, 统一宣传”。由此, 国民党在着力发展自身新闻事业的同时, 对其他党派的报业进行了适时的扶助或严厉之取缔, 以此实现对国统区报业的有效统制。

二、制定新闻出版法规, 实行新闻检查

为实现“以党治报”、钳制民众思想、寻求言论一律,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1936年十年间, 先后颁布了大量的新闻出版法规, 据此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其中, 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927年的《审查宣传品条例》, 以本党的主义、纲领为界限, 规定报刊的登记条件、审查范围和标准。1930年12月《出版法》及其实施细则颁布, 此法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出版品刊载内容之限制, 如不能登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虽然此法采取登记制, 对报纸杂志的创办并无太多限制, 但为了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 在禁载事项中强调“意图”二字, 实际给予执法部门较大的执行权力和解释空间。1933年的《新闻检查标准》, 规定了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化四类新闻的审查、扣留、删改标准。1934年6月, 《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颁布, 开始对图书杂志实行严格的原稿审查。

1927年-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大量新闻出版法规来管理和控制新闻出版业, 通过法律条文将其新闻统制政策确立起来, 也据此建立完备的新闻检查制度, 在实际新闻出版事业管理中实施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标准》、《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新闻检查办法大纲》、《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多项法令, 均是专为新闻出版检查而设, 从检查范围、内容、标准、处罚等方方面面将新闻检查制度化、常规化, 尤其是1932年开始实行的事先检查制, 要求报纸、杂志、图书在出版之前必须将文稿、报样上交至新闻检查机构, 由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报刊内容等进行审查, 若报刊违反相关法令或检查标准, 即要求其撤销、修改甚至损毁而不得上市。作为新闻预防手段的事前检查制, 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检查制度, 它直接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言论一律”、“以党治报”下的新闻统制思想。

为进行有效的新闻检查, 南京国民政府专门设置新闻检查机构和图书杂志审查机构。1934年8月, 国民党中央检查新闻处成立, 下属南京及重要省市的新闻检查所和各县市新闻检查室, 从而形成全国性的新闻检查网。

三、区分不同报业, 实行不同政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中国报业处在一个多元结构中, 国共两党的新闻事业、传统的民营报业, 以及在华外报等, 其各自的发展原则、社会影响, 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差别。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 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和有效地实行新闻统制, 针对不同的报业采取不同的政策, 以便有的放矢。

首先, 是构建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建立国民党自身新闻出版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工作迅速展开。1928年, 国民党政府先后专门颁布三个关于党报的条例:《设置党报条例》、《指导党报条例》、和《补助党报条例 (草案) 》, 这三个条例将国民党党报管理规范化、统一化, 在其指导下, 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迅速发展并初具规模。至1932年前后, 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党营新闻出版事业体系, 这个党报体系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 为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思想、执政方针及各项政策服务。

其次, 对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进行严格查禁。针对共产党的报刊, 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一建立就颁布了许多法令, 对其进行严格查处, 如1928年《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华民国刑法》中, 明确了对不利于国民党执政宣传的惩处;1929年《宣传品审查条例》中着重将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定为反动宣传;之后的《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等直接规定禁止共产党出版物出版发行。根据这些法令, 共产党出版物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查处,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9年公布的一份查禁刊物报告, 这一年查禁的共产党刊物有148种, 占到全年查禁刊物的一半以上。

第三, 对于民营报业恩威并施。民营报业一直是中国近代主要的报刊出版力量, 其言论传统在社会上早已形成广泛又深刻的影响, 为政权的稳定, 国民党政府十分注重对民营报刊的拉拢, 总体上采用较为宽松的政策, 因此民营报业在资金、设备等方面都有所提高, 报刊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增长。但是, 并不是民营报业的一切言论或表现都得到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有危及国民党统治的相关言论时, 政府仍会对其进行各种名目的干预或制裁, 如1932年对《申报》的多次禁邮和对史量才的暗杀, 都可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民营报业的两面性。

1927年-1936年, 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政权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时期, 其对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基本态度、管理政策、措施及各项法令, 从初步建立到逐渐完善并形成较为固定和完整的体系, 尤其是形成了贯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始终的新闻统制思想, 依据这些思想及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了区别式管理, 也影响到这十年间乃至之后中国报业的格局。

摘要：1927年到1936年十年间,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多项新闻出版法规, 并依此对新闻出版界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的原稿审查。在实施过程中, 其针对不同报业类型, 在具体策略和方式上有所区别, 但本质上仍是围绕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 在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上, 逐步形成“以党治报”、“党化新闻”的新闻统制。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新闻统制,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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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5]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6]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6]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新闻出版政策 篇2

多年来，长沙先后实施“313”、“3635”人才引进计划，并配套出台一系列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相关政策，目前全市人才总量达110万。“长沙人才新政22条”从加快引进培育、支持创新创业、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服务体系等方面大胆创新，如深入实施“芙蓉英才星城圆梦”推进计划，实施高精尖人才领跑、紧缺急需人才集聚、青年人才筑梦、“长沙工匠”铸造、国际化人才汇智五大工程等。新政重点指向三类人群，即针对长沙产业创新发展需要，引进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着眼培育未来之星，引进和留住一大批大学生;围绕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引进和培育一批蓝领工匠，打造高端人才“顶天立地”、青年人才和技能人才“铺天盖地”的人才格局。

根据新政，未来五年，长沙将投入上百亿元奖励人才、扶持发展。其中近40亿元用于高精尖人才、高技能人才、紧缺急需人才、国际化人才、高校毕业生的引进培育、奖励补贴等。同时，组建规模不低于80亿元的各类产业扶持基金，对人才创办企业实施动态支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据统计，政策的实施将使两百万以上人才受益。

特别是长沙首次对高校毕业生发放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实施“零门槛”落户，让大学生留在长沙、奉献长沙;给予国际顶尖人才最高1亿元项目资助，通过领军人才带动产业发展;既奖励人才，也奖励用人单位、创新创业平台和人才“伯乐”。

数字出版，政策源动力 篇3

[关键词]数字出版；政策分析；发展建议

[作者简介]谭冰，广西科技大学财经学院。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自身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需要市场的调节，但政府宏观调控是产业发展源动力。

一、数字出版，政策源动力

近几年，有关单位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要方向以及产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和具体发展要求，充分激活了产业发展的正能量。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数字出版“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期间我国数字出版业发展的战略重点：积极推动传统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转型；发展、壮大优势产业；提升数字出版版权保护水平；建立海量数字内容转换和加工中心；建设布局合理、类型多样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构建公共数字出版服务体系；积极实施数字出版“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央和地方相关机构在资金、资源、技术、战略规划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行业发展的导向性政策。2013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促进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艺术品等数字文化内容的消费；加快建立技术先进、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提升文化产品多媒体、多终端制作传播能力；加强数字文化内容产品和服务开发，建立数字内容生产、转换、加工、投送平台，丰富信息消费内容产品供给；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建设，实施网络文化信息内容建设工程，推动优秀文化产品网络传播，鼓励各类网络文化企业生产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逐步将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与国计民生紧密结合起来。

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地方各单位也积极行动，通过打造基地、园区等集约式发展模式为数字出版产业夯实基础。据悉，2013年，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数量已经达12家。其中上海张江基地2012年的总产值已达到200亿元，广东、江苏基地的产值也已达到130亿元左右，基地集群化效益已经显现。同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对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通产业链，带动整体和辐射周边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福建省，由于近年来国家制定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战略，新闻出版总署也加大了对海峡西岸经济区新闻出版业建设的政策扶持，鼓励福建省在对台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试，同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对福建数字出版产业进行了多次调研，认为福建数字产业要素完备，而且在手机阅读渠道，两岸数字出版领域合作等方面优势明显。2012年底，福建省获批建立海峡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力争在“十二五”期末将基地发展成为集原创、研发、生产、孵化、培训、交易、运营为一体的“国内领先、国际知名”具有闽台特色的综合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而在陕西省，西安获批成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示范区，该区将重点发展以“高新技术为支撑，数字化内容为核心，以版权交易为手段”的数字出版产业，建成集内容原创、技术研发、数字加工、版权运营、终端服务等为主的产业集群，建成集孵化培育、人才培训、平台运营等为一体的服务体系，带动陕西乃至西部地区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二、政策，尚有余地和空间

虽然，我国政府及相关机构通过制定政策，激活了数字出版产业的能量，有力地拉动了全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但宏观政策调控尚有余地和空间。

有关数字出版产业的政策是政府对产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就目前看，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数字出版产业的政策常常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加上执行力不足，不能有效确保各个环节的工作开展，政策调控之手便“有其名无其实”。例如，多年来我国对出版业一直实行行政审批制度，国家多行政审批权把握非常严格，远远不能满足数字出版商的出版需求。目前全国有互联网出版单位几十万家，通过审批的出版单位也就是几十家而已。同时，对传统出版单位和新兴数字出版单位的管理上采用不同的方式，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传统出版单位具有新兴出版单位无法得到的资源优势，包括书号资源、音像出版资源以及网络出版优势等，这些都是新兴数字出版企业无法企及的。

其次，相关法律及规定不健全，无长效机制，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出版物盗版现象严重，现有法律及规定不能行之有效地保护数字出版物版权利益、合法著作者利益以及数字出版企业合法利益。比如关于版权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只在几个法条中得到提及，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提到了一些，而其他法律法规则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即使是专项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条例都不能做到明确规定保护合法权益。这样很难为数字版权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也就很难切实保护数字出版的利益。二是法律及有关规定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数字出版发展需要，没有给出新问题的解决依据。比如，网络出版是数字出版的新领域，网络出版的版权保护问题，目前在法律法规上几乎没有明确提及。由于网络的特性，网络出版作品的著作权很难得到保护，出版单位及作者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这种状况的产生，一是我国数字出版从业者和经营者的版权保护意识淡薄，也主要是因为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对数字出版物保护的有利形势。

再次，相关规定和政策的发布往往着眼于宏观。当前数字出版产业链较松散，而关注产业链建设的指导性政策较少，数字出版产业赢利模式模糊，产业发展非良性运转。数字出版产业上游是技术提供商，中游是网络运营商，下游是渠道开发商，上游提供技术服务，却也期待高回报，这种渴望在传统出版产业比较模糊的态度面前显得苍白。中游则是处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垄断地位。下游的营销模式还没有建立健全，必须依赖传统出版客户，对新客户新市场开发不足。已出台的政策便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关问题，比如产业链上分成比例不平衡、上中下游之间存在资源重叠浪费等。

对此，笔者建议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数字出版产业有关政策的调控和监管作用。首先，深入研究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参考美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的数字出版保护政策，针对发展中已有问题以及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制订相关产业政策，加强政策的行政执行能力和监督管理力度，确保政策行之有效。其次，建立健全数字出版产业法律法规，形成保护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长效机制。保护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要专门制订针对数字出版的法律，要制定针对网络网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要制定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环境变化的法律。综合来看，一是要针对数字出版盗版问题制订法规，保护版权利益，二是针对发展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比如对数字出版产品内容涉及的新领域审查、监管力度不够，要制订明确审查责任，落实审查流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再次，针对目前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不完善现状，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制订产业政策，保护产业发展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提高产业发展竞争力。宏观政策是政府机构制定的针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发展方向的政策，如我国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微观政策要涉及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各个细节，包括产业机构、产业链接、国际化接轨、资源整合、出版模式转换、版权保护等等。产业政策的完善一方面依靠政府的参与力和执行力，另一方面必须依靠行业发展的促动作用，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和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产业政策应该本着为行业服务的态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出版行业的税收政策优惠及其应用 篇4

一、正确解读优惠政策的内容

为了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出版社首先应该认真解读政策内容,可以从优惠范围、优惠期限和退税环节三个方面解读优惠政策。

(一)优惠范围的规定。

出版物是指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图书、报纸和期刊包括随同图书、报纸、期刊销售并难以分离的光盘、软盘和磁带等信息载体。文件中规定的享受增值税优惠的出版物包括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全国影响面较大、体现中央舆论导向的、可享受增值税100%先征后退政策的出版物。这主要包括政府机关刊物和青少年读物,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53号)比较发现,相关内容作出了少量的调整,如增加了“老龄委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取消了“科技图书、科技报纸、科技期刊、科技音像制品和技术标准出版物”条款,将其归并为享受先征后退50%政策的范围,在特定图书、报纸和期刊中添加了《环球时报》等。

另一类是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50%政策的出版物。相比较财税(2006) 153号文件,这一部分是新设的条款,体现了扶持行业专业出版物的政策。根据财税[2009) 147号文件规定,这主要包括除实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图书和期刊以外的其他图书和期刊、音像制品;还包括了一些综合类报纸如国际时政类报纸、外宣类报纸、其他类报纸,一些行业专业类报纸如经济类报纸、工业产业类报纸、农业类报纸、文化艺术类报纸、法制公安类报纸、科技类报纸、教育类报纸、新闻出版类报纸、信息技术类报纸、综合信息类报纸。

文件还规定,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的纳税人必须是具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具有相关出版物出版许可证的出版单位(含以“租型”方式取得专有出版权进行出版物的印刷发行的出版单位)。承担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指定出版、发行任务的单位,因各种原因尚未办理出版、发行许可的出版单位,经省级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或同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核准,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二)优惠期限。

该文件明文规定该优惠的实施时间为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对于国家这些暂时性的优惠税收政策,出版社应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增大资金积累。

(三)退税环节。

对大多数出版物只在出版环节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的优惠政策,而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印刷或制作业务以及特定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印刷企业的印刷业务实行该项优惠。出版社必须针对这一特定环节做好相关税收筹划工作。

二、财务上实行单独核算制

财税[2009]147号文件规定:“纳税人应将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出版物在财务上实行单独核算,不进行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这就对既经营退税产品,又兼营非退税产品的出版单位在财务核算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纳税人同时经营增值税先征后退项目与非优惠项目时,应各备账册单独列示,否则不得享受先征后退的优惠。其次,纳税人在销售报纸、杂志的同时销售其他非13%税率产品的,对这些不同税率产品的销售也应分别核算,如果不分别核算则从高适用税率且不能退税。此外,纳税人在生产、销售应征增值税文化产品的同时,又通过媒体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如广告服务),而且该营业税应税劳务与销售产品之间属于兼营销售关系,应分别核算货物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的,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应与货物一并征收增值税。

应退税产品与非退税产品在财务上的单独核算,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分摊退税产品与非退税产品的进项税额。对单一退税商品的核算比较简单,实行“直接计算法”。而对多种商品,又分两种情况:凡从材料供应商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上能分开的,按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金确实无法准确分开核算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原则,采用“销售比例法”计算。计算公式为:

应退增值税=退税产品销项税额一[(∑退税产品销售收入/∑全部产品销售收入)×全部产品进项税额]

公式中全部产品销售收入应减除不能分摊当期进项税金的收入,包括:残值收入、其它非增值税的应税收人、无进项税金的收人。如果申报退税期中有上期留抵税额、进项转出税额(能够分清非退税产品的进项税额转出除外)和期末留抵税额等项目,应适用上述公式的同一比例计算相应税额。

三、完善退税资金的会计处理

纳税人获得的按规定退还的增值税税款应专项用于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新兴媒体的建设和重点出版物的引进开发。因此,出版社就不能将该笔资金用于弥补亏损、转增资本或分红,应该按照规定妥善处置。先征后退的税款由税务机关退还,是在增值税正常缴纳之后的退库,并不影响增值税计算抵扣链条的完整性。销售出版物时,可以按规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正常计算销项税,购买方也可以按规定抵扣。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的定义可知,该优惠政策完全符合政府补助的定义,所以,应计入营业外收入。会计处理如下:

(一)根据正常销售,确认收入

(二)缴纳增值税时

本月上交本月应交的增值税

本月上交以前期间应交未交的增值税

(三)计提应收的增值税返还

(四)收到增值税返还

四、按时按量缴纳增值税款

纳税人出版销售出版物后,应按照增值税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增值税。欠缴税款、缴纳的过头税以及不能证明已人库的税款不予退付。要保证应缴税金账表之间对应、勾稽关系及数字的一致性、真实性,并将增值税申报表反映的应缴税金、已缴税金与税票合计数进行核对,不能有应缴未缴和实交税金大于当年应缴税金的情况。年度终了,申请人应在税务机关进行增值税年度清算后方能提出退税申请,并提供相应的增值税年度清算结论。

五、妥善保管并及时上报退税材料

形势与政策新闻稿 篇5

最终决出一等奖2人、二等奖3人、三等奖5人。

比赛中，选手们结合“G20杭州峰会”、“供给侧改革”、“南海问题”、“长征精神”等时政热点话题，详细阐述了各自微课授课的基本思路、导入方法，

分析了相关话题的重点、难点问题，展示了各自的微课视频。

同时，针对评委的提问，参赛选手们结合自身的教学、科研经历，围绕微课的展现形式、微课的应用、微课的制作、微课的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当前微课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

本次比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初赛阶段，共收到全区各高校推荐作品27件，经组织评审，确定初赛排名前10的选手进入决赛。

决赛阶段，采用说课的形式进行现场授课展示，经由专家组成的主评委和由除决赛选手外的其他参赛选手组成的大众评委分别打分，最终确定选手总得分。

惠台政策推动两岸出版合作 篇6

惠台政策鼓励两岸出版交流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等四部委分别公布了多项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措施。在两岸出版交流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将把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作为两岸出版交流试验区,支持两岸业者以版权贸易形式合作出版科学技术类期刊。台湾业者参加大陆书业活动相关费用与大陆业者一致。鼓励台湾企业到大陆相关新闻出版行业的产业园区或基地投资落户,享受园区或基地优惠政策。对在大陆台资企业开发并入围国家重点网络出版工程的精品项目,在表彰、奖励、宣传、资助等方面与大陆企业同等对待。这项惠台政策的实施无疑为不断萎缩的台湾出版业带来了一线光明。

台湾出版事业协会理事长陈恩泉表示,本已不大的台湾出版市场近些年出现持续萎缩,不进入广阔的大陆市场寻求发展,台湾的出版业者是难以做大做强的。而这一惠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利于推动两岸出版业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开拓庞大的世界华文图书市场,传播中华文化”。

台湾印刻出版有限公司社长、《印刻》文学生活杂志社总编辑初安民说,“有关政策措施令人鼓舞”。两岸出版界加强合作、互补双赢,是必然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两岸出版合作是基于文化的交流、融合,而不仅仅是考虑商业的需求,两岸出版界应加速推进交流与合作。

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还达成共同建议,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

共同建议认为,两岸使用的汉字属于同一系统,应客观认识汉字在两岸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达成更多共识,使两岸民众在学习和使用方面更为便利。建议还说,支持两岸学者就术语和专有名词规范化、辞典编纂进行合作,推动异读词审音、电脑字库和词库、地名审音定字及繁、简字体转换软件等方面的合作。建议强调,发挥双方的优势,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震涛认为,两岸相隔许久,中华文化在大陆与台湾同时发展,虽然是同一根源,却已有小部分不同。大陆与台湾借合编中华大辞典,将两岸文化再度连结在一起,有助于彼此的文化交流。“事实上,两岸以民间身份合作编辑中华辞典早在多年前就做过,并且在台湾和大陆公开发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说。北京语言大学就曾联合台北中华语文研习所,以民间身份共同编写了《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

对于未来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的事宜,王登峰表示,“很多民间组织,包括学术组织、大学都很积极地做这件事,也有初步的方案。目前计划还是由学术组织来做,涉及两岸辞书编辑的专家,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据了解,两岸已经有了初步方案,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后将进入操作阶段,两岸合编的《中华大辞典》计划将在3年内完成。

建立两岸出版交流机制

此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会通过的几项建议中还有一项就是“建立两岸出版交流机制,积极扩大出版物贸易与版权贸易,加强出版合作,并共同开拓海外华文出版市场。”陈恩泉表示,世界上华文图书有1/5的阅读人口,开拓单一市场,可以避免浪费资源与消耗发展空间。合作是大趋势,出版界向虚拟出版模式转型是大趋势。

新闻出版政策 篇7

所以,在中央级别的许多文件当中都有涉及宣传系统建立以及宣传刊物推销的内容。正是由于这种重视,使得报刊业为代表的新闻事业健康发展。

一、共产党创立初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共产党于1921年7月21至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两份文件。后者当中分别有关于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等几方面内容。宣传方面的内容包括:对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出版物应当由党员经办;出版物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等几项。[2]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当时苏联的宣传经验和宣传方法,是党宣传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一大之后,中央机关只有陈独秀,李达以及张国焘三人,而宣传工作实际上是由李达负责。《新青年》杂志1920年9月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之一。一大之后,仍由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则作为中共中央党刊,秘密出版,由李达主编。

1922年7月二大之后,中央开始筹办的《向导》周报,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机关报。《向导》的创办,使得中央的路线思想、纲领策略等内容有了可以直接宣达的平台。最初的《向导》周报,立足于宣传党的二大纲领,旗帜鲜明地反帝反封建,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热情地支持工农运动。除《向导》之外,创办于1923年的《前锋》月刊也是早期共产党的主要刊物之一。《前锋》在其创刊号《本报露布》当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立场: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的救星,我们在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决,只愿充当前锋,只愿打头阵。[3]

《向导》和《前锋》的创办,是共产党积极践行新闻政策的重要体现,从思想上保证权威性,从发行上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早期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就新闻宣传而言,五四运动前后创办的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刊物为党创立党刊积累了经验,但是新闻政策和宣传政策方面,却未有经验值得借鉴。因而,在共产党的一大和二大召开之时,宣传部门尚未出现在其组织架构当中,关于宣传方面的文件,亦是在中央文告当中出现。这一现象表明了早期的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的不熟悉。但是,这样的探索有积极的意义。1922年的《教育宣传问题的决案》以及1923年成立的教育宣传委员会是共产党早期新闻政策探索当中的重要举措。

1922年中央发布《关于教育宣传问题的决案》,明确指出了各个方面的宣传方针(包括政治、劳动、农民、文化四个方面)和教育方面的宣传政策,并且要求地方学习的材料应当以中央编辑《前锋》、《向导》为主要材料。同时,也建议地方应当设立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会等学会,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该决案第一次明确了中央宣传的方针,并且继续强化着地方宣传路径与中央应当保持一致这一传统。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教育宣传委员会,起草《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详细规定了该组织的隶属、职权范围、责任分工等事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该文件第一次阐明了中央所属报刊的种类,有《新青年》、《向导》、《前锋》、《党报》(不定期出版)、《青年工人》、《中国青年》、《团镌》,这当中既有党中央所属,亦有团中央所属刊物;第二,规定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直属于党中央及团中央,并且对党及团中央负责,由党及团中央指派委员组织,这从性质上厘清了委员会的隶属关系。

二、国共合作时期:重视党报党刊推销和工农斗争宣传

党建立初期,很重视对党的刊物推销和发行,以期形成全国一体的宣传网络。于此,中央于1924年9月发文《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详细要求各地方分配中央机关报的数量以及报告中央机关报的发行情况,并且规定了党员不仅有阅读党报的责任,更有推销党报的责任。中央出版部于1924年11月发文《中共中央出版部通告第一号———要各地报告<向导><新青年>等推销发行情况》,该文详细要求了地方党委应当及时汇报成立地方出版部情况、当地《向导》,《新青年》发行情况、对于党刊的推销情况等,同时要求推销应当以中央出版物为主等事项。

另外,在1925年3月,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发文《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内容与几月前中央所发文基本一致,但在语气措辞上更为迫切,同时,号召党内同志应当积极订阅并推广党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发文,可以看出中央对于宣传工作以及党刊党报推广情况的重视。从文件内容来看,事实上是确立了以《向导》为中央喉舌的地位,并且希望形成地方党委以及基层党员与中央一致性宣传,扩大影响范围,使党的刊物在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当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向导》在中共早期的报刊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其作为党的机关报存在,同时在读者当中又有很高的分量,发行量很快便超过了万份,最高达10万份。除了在国内外发行外,还远销至越南、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4]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党中央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对《向导》等中央机关报发行进行指导和规定,是这些刊物销量大增的重要动因。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改组了中国国民党,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并且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的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同时,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工农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

1925年10月,中央常委会发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一号》,通告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主编。内容主要包括政治、外交、国际等,同时特别开辟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专版。同年12月,《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告知各省级党委,在新的斗争背景之下,在工农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工作的中心应该是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斗争。但是,在此基础之上,不能忘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要让广大群众明白国民党及其反动势力的反革命行动。文件表示,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只有扩大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参与,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宣传策略上以及发行技术方面,应当便宜行事,务必使党的刊物能深入人心。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党的新闻政策重点在于宣传工农武装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本质,使党的宣传能够深入人心,能够获得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在机构运行方面,规定省委所属的出版分配股,应当与中央所属的出版科发生直接关系,要形成系统的发行。通过中央文件,联系全国各级党委,形成完善的宣传体系。

三、中共四大:确定宣传机构,规范宣传刊物

1924年1月11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等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会议形成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5](下称《决案》)。该文件篇幅较长,系统且全面地综述了建党以来宣传工作得失,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决案》对于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形成和强化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从历史的发展当中梳理了过去几年工作的不足和优点,得出产生左倾右倾错误在于宣传工作当中“过于推崇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还有“左倾的幼稚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这两点。究其原因,是宣传和解释工作做得不到位,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深刻,理论不够成熟。《决案》分析了过去党的宣传工作,指出有三点应当批评:一、党的政治教育做得太少。很少见到讨论党的政策和教育党员的文字;二、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没有能够深入群众。这样的结果便是广大党员的基本理论、基本素养不够,党的基层组织不牢固,诸如“二七”工潮后一些工人组织的解体便归咎于此;三、对基层群众宣传当中,策略方法不当导致宣传不够深入。理论引导和阶级教育很欠缺,无产阶级文化很少出现在群众当中。

针对以上的问题,《决案》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宣传机构

中央应当存在专事新闻宣传,负责各项事宜的机构,即宣传部。宣传部应当与地方的宣传机构有广泛而系统的联系,指导地方机构工作的展开。同时,宣传部还应当下设编译委员会等分支,以作为真正能负责做事的机构。

(二)党的刊物

《向导》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应该负责解释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新青年》应当联系实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对实际系统的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工人》应成为职工了解党的政策、各地工农情况的桥梁;《党报》用以讨论并组织教育党员同志;另外,编译委员会应该编辑党内外小册,介绍关于国内外状况以及常识材料等。在文风上,应当力求浅显、详细。

(三)党员教育

党的支部应当发挥作用,给党员解释政治报告和策略。有条件的支部要设立党校用以教育党员,增进党员之间的互相认识。在实际的党员教育当中应该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据客观实在的条件,要立足于实际并克服困难,同时应该注意贴近群众,落实政策。

四、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失败时期:鼓动群众,宣传工农政策

这一时期新闻政策的施行大体上延续了“宣传工农政策,鼓动群众”这一主线。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6]该议决案为今后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版物问题。《向导》应该增加自身的鼓动性质,要宣传工农运动。《新青年》应该集中整合党内的理论力量,同时增加关于中央问题的研究讨论。应该创办中央通俗刊物《劳农》(或者是《工农》),以搜集全国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意义。要对出版物定期的审查,应当设置编辑委员会,能让中央指导地方刊物的编辑。

(二)宣传部部务。设立消息科,汇总言论及消息,报送中央。及时揭示中央决议,拟定宣传大纲。与地方宣传系统联系,指导地方刊物编辑,反馈地方宣传部门信息,开展教育工作等。

(三)编译工作。包括理论的翻译出版,党校教材,革命当中通俗刊物的印行等方面内容。

(四)地方需定期向中央进行报告,内容包括具体的宣传成绩,思想舆论方面的调查,党员教育的成绩,党的刊物在地方的影响等。

(五)工农通信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如何进行有效的信息反馈,宣传部门应当及时了解宣传政策和宣传方法在群众当中的作用以及群众的看法。具体说来,应该组织能够写信的群众给组织写信,挑选学生同志去基层采风谈话等方式。

这份决案比较有研究价值之处在于所提出的应该及时了解群众对于宣传思想、宣传策略的看法。事实上,也正体现了共产党新闻政策方面的逐渐熟悉,开始认识到新闻的一般规律,实行宣传比较有效的办法,这应该是一种进步。另外,该决案还明确规定了党的宣传部门作为宣传、鼓动、调查、教育等事项的具体负责单位的职责,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宣传部门应当定期检查出版刊物,以保证其思想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组织上和中央紧密联系,业务上保持先进。这种检查制度的确立,是共产党加强自身宣传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有力保障。时至今日,对于出版物等的检查,仍然是党保证宣传工作有效进行的重要举措。

五、结语

新闻出版政策 篇8

一、批判书报检查政策

批判书报检查制度, 是马克思第一篇政论文章的主题, 也是恩格斯年轻时代很多文章的主题。这一制度涉及到当时社会日常精神交往的主要形式, 书籍、报刊、文学 (诗歌、小说、戏剧) 等的传播和大学讲坛。书报检查制度是统治者为了确立公开的统治关系而采取的一种反动的交往政策。

书报检查的性质是非法的, 因为它以当事人的思想作为衡量标准来惩罚人, 而法律应以人的实际行为作为衡量标准。就此马克思写道:“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 因为这个意见不是书报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他承认社会上存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但他反对外部力量干预思想斗争。他写道:“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 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1]思想观点的多元是社会的自然现象, 所以马克思要求不同观点的报刊都有平等的存在权利。他反对查禁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莱比锡总汇报》, 也反对查禁与之敌对的其他报纸。他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泽尔日报》, 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2]其实, 后几种报纸在思想观点方面是马克思的死敌, 经常攻击马克思, 但他认为, 只要允许自由发表意见, 这是可以通过公开辩论解决的问题。

既然以思想方式为衡量标准, 那么有关书报检查的法律中便不可能存在一般法律所具有的确凿的标准, 它们永远是一种随时由于检查官的主观意愿而落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马克思曾以普鲁士检查令中“严肃”和“谦逊”这两个标准为例进行过分析。他说:“我是一个幽默的人, 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 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多么相对的概念呵!严肃在哪里结束, 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 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一样, 都是错误的。”恩格斯也对普鲁士旧检查法律中“蛮横、无礼和嘲弄”这几个标准的连用进行过分析, 指出:“这些立法规定是多么含糊和多么不能令人满意……无礼不一定是蛮横。无礼行为是一种过失, 是不够细心, 是匆忙的结果, 是最好的人也可能有这样的过失。蛮横是蓄意触怒人, 是恶意。现在又加上嘲弄!从‘无礼’到‘嘲弄’相距何其远啊!可是二者受到同样的惩处。”[3]

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造成了社会精神的普遍虚伪。因为在书报检查制度的控制下, 只有一种意见能够存在, 时间长了, 从当权者到人民, 对一些官话习以为常, 就当权者而言, 产生了马克思指出的一种现象:“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 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 但是它却耽于幻觉, 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 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对于书报检查制度下的报刊而言, 马克思认为制度造就了它们的“最大的恶行———伪善”, 因为它们“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由于这一天必然要同另一天发生矛盾, 所以报刊常常撒谎, 而且还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 必须抛开一切羞耻。”[4]

马克思把实行书报检查的时期称为精神的“大斋期”, 意为人民在这样的时期得不到任何精神食粮。恩格斯也感慨地谈到书报检查造成的后果:“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5]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施蒂纳宣称:“如果国家是神圣的, 那么就应该有书报检查机关。”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批注道:“真是一个乡下佬!”在他们的著作里, 书报检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否定性概念, 是“旧时耻辱的标志”。[6]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 就生活在这种罪恶的制度下, 所以他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可以自由地说话。马克思引证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 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 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恩格斯青年时代就坚决表示:“我自己不愿意扼杀本人的思想。”40年后, 德国官方要求报刊实行“自我检查”时, 他再次指出:“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 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1000倍。”[7]因为这种自我检查实质上要求首先自我扼杀自己的思想, 更为野蛮。

二、新闻出版自由政策

表达自由的观念是怎么来的?马克思不认为这是天赋人权, 而是来自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观念中。他发现, 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 除了物物交换外, 同时也隐含着平等和自由的观念, 就此他写道:“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 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 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 反过来也一样, 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 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 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8]显然, 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人的自由权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观念在社会领域的折射。

这种自由, 主要表现为自由地报道和讨论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自由, 发展真正大规模的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曾特别引证了德国工业资本家的代表大卫·汉泽曼的话, 写道:“正如汉泽曼正确地指出的,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因此, 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9]显然,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伴随精神方面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认为是否存在新闻出版自由, 可以成为衡量整个社会自由的尺度。他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 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 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 那么, 整个自由都成问题。”[10]1851年, 他在与英国工人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写道:“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 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11]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定义, 可以参见恩格斯的一段话:“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阻挠地和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而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就是新闻出版自由。”[12]在这里, 恩格斯谈到了衡量新闻出版自由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不受阻挠”, 这里指的是发表意见的渠道畅通, 而在专制制度下, 严格控制思想流通的渠道, 是新闻政策的基调;第二个条件是“不经国家事先许可”, 而专制制度钳制思想的基本要义, 即发表意见要看上司或主人的眼色;最后他强调的是所发表的是“自己的意见”, 这是鉴于旧时的许多发表者仅仅是当权者的传声筒这一普遍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争取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 看作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13]商品化社会同时也是知识社会, 尽管表现自由有利于当权的资产阶级的发展, 由于它以普遍人权的形式出现, 因而使得工人阶级有可能也得到部分表现自由权。对此恩格斯曾说:“比起旧的奴隶制来, 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 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 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因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表现自由的权利看作“人民的权利”。[14]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现代新闻出版自由的法治特征。在当时的英国、美国、瑞士, 以及1848-1849年德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普鲁士莱茵省等地, 新闻诉讼通过法律程序, 由法庭 (特别是陪审法庭) 来判决, 而不是由行政官员的主观意志对相应的报刊作出查封的行政处理。如果这种情形实现了, 即实现了新闻出版自由。

这是一种较为完善的法治管理下的自由, 恩格斯使用“绝对的出版自由”的概念来说明它。他在回顾《新莱茵报》时写道:“在莱茵河地区, 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 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谈到自己为《新莱茵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时, 他说:“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 绝对的出版自由……”[15]这里谈到的法律保障, 包括不以思想倾向作为衡量媒体是否违法、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等。《新莱茵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遭受到23起新闻官司, 由于莱茵省的法律规定一切经过司法的独立审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在法庭上自由地为自己辩护, 涉及该报的已审理的两起官司, 均宣布被告无罪。所以, 恩格斯说《新莱茵报》获得了绝对的出版自由。19世纪80年代先后在瑞士、英国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得以正常出版 (然后在德国秘密发行) , 也得益于这两国的绝对的出版自由的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称英国是“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16]

现代市场经济把表现自由的观念从古代社会狭窄的圈子扩大到所有人, 这使得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以此为起点, 摈弃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偏见, 思考表现自由应当具有的真正人的内容。马克思很早就指出, 出版对印刷厂主和书商来说是一种行业, 但对作家来说就不应当是行业, 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 因而他拒绝把头脑的解放看作是行业自由。他写道:“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行业, 那么, 它作为头脑的行业, 应当比手脚的行业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 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17]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示, 他们反对将自由竞争的观念奉为自由的观念, 而把消灭阶级作为实现自由的真实条件。

三、新闻出版自由与法的基本思想

法律上保障新闻出版自由, 而不是限制这种自由,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与法的基本思想。马克思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因此, 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1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法在总体上是有阶级性的, 但是法的制定者“作为统治者, 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 它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样, 法就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19]马克思在一篇笔记里还谈到, “统治者不得不和好多种行为和好多种人打交道, 而不是与孤立的行为和单个的人打交道。由此产生他们的‘法律’的不偏不倚性、铁面无私性和普遍性。”[20]这种情况下, 统治者制定的法律愈开放, 条款愈明确, 那么对统治阶级中的个人的任性限制得也愈大, 同时也有利于非统治阶级更多地享受到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

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打破了以往人们交往简单而封闭的状态, 造成普遍联系。但这是一种建立在物 (私有财产、资本) 的基础上的普遍联系。人们必须了解其他的活动情况才能生存和发展;而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又竭力不让别人获知自己的情报。于是出现马克思所讲述的情形:“各个人看起来似乎是独立地 (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 确切些说, 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 自由地互相接触”。[21]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要求新闻出版、言论等的自由, 同时又要求别人的自由不得侵犯自己的利益, 而每个人的自由实际上受到很大的制约, 包括经济能力、个人能力差异等, 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从中也可以导致更为不自由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2]

因而,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简单地将自由竞争的观念奉为一般的自由权利的观念, 也反对简单地将新闻出版自由仅仅视为一种行业自由。马克思指出:“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行业, 那么, 它作为头脑的行业, 应当比手脚的行业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 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23]在他们看来, 消灭阶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才是实现真正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真实条件。

从立法必须保障表现自由的认识出发, 马克思多次批评了宪法上承认人民的表现自由权, 具体法律限制甚至基本取消这些权利的假自由主义。1848年11月的法兰西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表现自由权利, 但后来的具体组织法又实际上取消了这些权利, 马克思揭露说:“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权利和自由 (例如, 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 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 ———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普鲁士1850年的宪法也规定了普鲁士人的各种表现自由权利, 然而马克思发现:“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24]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 是交往政策的立法从专制性质向民主性质过渡的时期。为了使这种立法较为彻底, 更多地有利于工人运动, 他们对有关交往的法律提出了基本的法律要求。

首先, 法律不应当是预防性的。马克思指出:“预防性法律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尺度、任何合乎理性的准则……预防性法律没有范围, 因为为了预防自由, 它应当同它的对象一样大, 即不受限制。因此, 预防性的法律就是一种不受限制的限制的矛盾, 这一法律所遇到的界限并不是由必然性产生, 而是由任性的偶然性产生”。“因此, 法律是不可能预防人的行为的”, “法律只是作为命令才起预防作用。”[25]这是马克思从批判书报检查制度中得出的关于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有关精神交往的法律是预防性的, 就必然将所有交往假定为全部是怀疑对象, 等于扼杀了任何自由的交往。

其次, 法律必须与党派的认同相区别, 不能以思想方式为衡量标准。恩格斯曾讲过:意见领域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意见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 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 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法律只干预意见领域的违法问题, 如诽谤等, 但不干预意见的其他内容。党派则以意见的内容相认同, 它的特点如马克思所说:“在这个党的成员中使我遭到憎恨和鄙视的东西, 在那个党的成员中却会受到热爱和尊敬。”[26]因此, 他坚决反对用党派的倾向作为法律的依据。

再次, 法律规定应当是明确的, 而不是含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写文章批评普鲁士法律用词含糊, 而含糊用语恰恰反映了法律的专制主义特点。1843年, 当普鲁士内阁用这类法律用语指摘《莱茵报》时, 马克思指出:“这些指摘在它们现在这种含糊不清、可作多种解释的措词下, 却可以用来 (同样不能用来) 作为查封任何一家报纸的理由, 就像查封《莱茵报》一样。”[27]法律用语的含糊, 造成判断的过大的伸缩性, 而使主观任性得以为所欲为。

新闻出版政策 篇9

1.1 发展初期阶段概况

政治与媒体之间有着无法分离的关系。台湾电视新闻的发展历史与政权息息相关。1969年, 中视 (中国电视公司) 的开播结束了台湾电视的黑白时代, 从此进入彩色电视时代。之后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逐渐提高了新闻的深度、覆盖率以及时效性。在新的电子媒介技术的作用下, 80年代台湾电视新闻不断发展, 时效性和准确性再次大幅提高。“硬新闻”及时事新闻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媒介管制放开之后, 时事新闻获得了很大的自由。无论是播报内容、报道形式、写作手法还是采访的范围, 都有了很大的自由度。而1987年开放的探亲政策下, 台视的新闻也减少了对大陆的恶意歪曲报道, 并且播出许多大陆纪实专题节目, 使得两岸交流和联系更为密切。1996年, 在台湾许多家有线电视台提出提议后, 台湾允许大陆节目在台湾播放。到1997年为止, 台湾已经有一百余家电视台转播央视4套, 在台湾的有线电视用户中, 超过半数的用户都可以收看到大陆节目。

1.2 民进党执政期间的传媒政策

随着两岸媒体交流的越发密切, 对政治环境的变动的敏感性也随之提高, 从而对媒体交流产生可能的阻碍。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至2004年连任, 在职期间坚持“隐性台独”, 不断回避“一个中国”的原则, 使得两岸的关系变得紧张, 也严重影响到媒体之间的交流。2002年, 大陆唯一在台湾获准播出的央视4套在台湾停播, 尽管台湾当局以缴费原因搪塞民众, 但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2003年, 台湾有关部门明确宣布央视4套在台湾禁播。但一些大陆栏目受台湾观众的喜爱, 因此挂名在台湾一些电视台的名号下偷偷播出。

1.3 始于2008年的政策转向

2008年, 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放宽了对大陆媒体记者在台湾的访问权限。福建省的传媒机构因为其地理优势而率先成为得以驻台的媒体机构。从此在台湾当局政策的支持下, 越来越多的大陆媒体人能够到台湾交流。传媒、时事和政治向来都是分不开的, 三者息息相关又互相作用和影响。在政治政策下生存和发展的媒体, 因政策改变而转变原本的形式和策略, 与此同时, 在时事发生的条件下与公众互动, 反过来又可以影响政治和舆论导向。电视媒体作为媒介连接着政治和民主, 它不仅向民众传递着政策思想, 也可传递舆论, 反映社会的民意导向。

2. 台湾时事类新闻节目改革

2.1 时事类节目成为台湾最强的媒体

时事类节目在台湾地区成为首屈一指的媒体, 这在其他地区中是很难见到的景象, 也是值得传媒界研究的现象。在收视高峰期, 台湾数十个频道节目在反复播放时事评论时的唇枪舌战。时事类节目在台湾的种类之丰富、数量之众多、覆盖面之广泛使得许多时事在发生后经过时事节目评论员的发酵和升级, 社会舆论也随之越来越激烈, 甚至引发热议甚至街头活动。

台湾时事类节目成为一种近似传播形态的存在, 是一个对于台湾各党派而言都十分重要的阵地。对于民主选举而言, 选民对于候选人的熟悉程度很大程度决定了投票的意向。时事节目可以大大拉近政治人物和选民的距离, 让选民对政治人物感到熟悉。掌握了电视媒体黄金时间的时事节目从而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一定的民意导向, 而政治人物在节目上的表现可以大大改变民众对其印象。

2.2 时事评论员在台湾走红

台湾的时事评论员以犀利的言辞和深入的分析, 受到了从台湾到大陆观众的欢迎。他们用广博的知识面和深刻的洞察力向观众分析台湾的时事和其中映射出的社会现状, 用独特的人格魅力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 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台湾时事节目的时事评论员准备了大量的资料来丰富自己, 让自己站在一个足够的高度和平台使自己的言辞更为犀利、确凿又不失生动形象, 引人入胜。观众对于他们的印象往往是从容、严密、对答如流、反应敏捷, 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将复杂的社会形势和时事政治分析给观众, 让人觉得通俗易懂。

陈水扁任职期间大陆与台关系日趋紧张, 但相当一部分充分了解中华文化传统的台湾时事评论员就成功地感知到了大陆和台湾人民对此的愤怒。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坚持一个中国, 他们在节目上对于台独势力的指责甚至大骂甚是符合两岸大多数观众的心理, 在被大陆观众认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引导了台湾普通民众的政治舆论导向。

时事、政治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媒体在对于群众舆论导向中的作用不可估量, 而时事评论类节目在台湾电视媒体中作为强势媒体形式, 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要：电视媒体对大众的影响力是大且深远的。因其受众面广且娱乐性强, 对于民众的舆论导向作用是显著而深入的, 电视节目中传递的信息会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舆论的走向。在政治政策较为特殊的台湾, 其电视媒体尤其是时事类新闻节目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值得被研究。

关键词：台湾传媒政策,台湾新闻,改革思考

参考文献

[1]孙炜峰.大陆台湾电视民生新闻对比研究[D].吉林大学, 2014

新闻出版政策 篇10

本报告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CTA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共同发布的第4份关于二十国集团 (G20) 投资政策的系列报告。该报告是应G20首脑在2010年6月多伦多峰会上提出的最新要求起草的。各国首脑在多伦多峰会上要求UNCTAD, WTO和OECD继续对贸易和投资政策进行监测, 并就有关国家的承诺提交季度报告。以三个机构负责人名义起草的报告概要, 联合国贸发组织与经合组织共同起草的关于投资政策的报告, 以及世贸组织起草的关于贸易政策的报告, 已于11月3日提交将于下周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

报告主要结论:总的趋势仍在走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联合国贸发组织、经合组织第4份联合报告显示, 2010年5月至10月G20成员国总体上继续成功抵致了保护主义压力。报告期内各国投资政策最新动向有:

1.在G20成员国中, 共有17个国家在投资政策方面实施了新的举措。

2.8个G20成员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拉伯-采取了专家针对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 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3个国家采取了减少短期资本流动波动的措施。

3.G20成员国几乎不再采取新的紧急救助措施, 但此前采取的很多此类措施仍在发挥作用。只有意大利和美国两个国家采取了新的紧急措施, 同时一些原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紧急措施被停止实施。

4.在G20成员国中, 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土耳其、英国和欧盟缔结了9个新的国际投资协定 (IIA) 。

G20成员国采取的新的专门针对投资的政策绝大多数都是旨在促进投资流动的。这与2010年3月及6月以及2009年9月发布的G20投资和贸易政策报告的结论是一致的。

自由化措施在全球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正如联合国贸发组织此前发表的《全球投资政策季度报告》指出的那样, 尽管全球总的趋势仍是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方向发展, 限制性措施在总的投资政策中的比例近年来显著提高。从2000年到2009年, 限制性措施在所有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从2%增加到了30%, 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措施相应地从98%减少到70%。限制性政策措施在逐步积累。尽管总的政策趋势仍是自由化和投资促进, 但现存的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不容低估。

关于全球投资政策趋势的更详细的报告, 请参阅联合国贸发组织关于全球投资政策的季度报告, 以及该组织发表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 (www.unctad.org/diae)

G20面临的挑战:保持国际投资复苏势头, 推动投资为发展服务

本次报告是在流入G20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大幅下降, 新的风险因素不断显现的背景下发表的。2010年第2季度, 流入G20的FDI与上一季度相比下降了36% (全球投资流动同期下降约25%) 。受其影响, 2010年G20以及全球FDI流动总体上可能会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公共投资正逐步退出, 而外国直接投资等私营部门投资似乎仍未做好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准备, 国际投资流动的形势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 各国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保护主义压力。由于投资政策和其它公共政策相互影响, 一些经济问题 (如失业率居高不下、宏观经济失衡、汇率政策之争等) 的根源并不在于投资, 但它们也给各国政府的投资政策带来保护主义压力。

G20集团占全球对外投资的2/3, 在推动私人投资为发展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 在最不发达国家中, 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少数国家, 其中多数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从发展的角度看, 应促进私人投资流向更多的穷国及关键的经济部门 (如农业、基础设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 , 以减轻贫困。

我国新闻政策的产生及重要性 篇11

关键词：新闻政策；产生；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64-01

一、新闻政策的产生

新闻政策是影响媒介生存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的媒介体系都体现了它们所在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的价值取向。尽管国家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印刷及播出系统仍处在各国政府的控制与管理之下。”[1]可见新闻政策是与国家、与新闻业紧密相连的，集中体现了国家对新闻业的态度和价值趋向。

1949年到1956年，是我国建国后的一个过渡时期，新闻媒体在这个时期完全处在一种“媒体国家化、报道宣传化”的状态。在1956年后近20年的政治旋涡中，我国的新闻政策几乎被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所左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传媒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报道上都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自由度。1992年至今，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时期，党政信息开始逐渐公开化，同时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趋势，使得媒介市场国际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新闻政策的调整与发展以“确保正确导向、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指向，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在“繁荣与管理”之间，寻找新闻事业的发展契机和发展路径，党和政府对多种政策目标进行了调整。

新闻政策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对信息源的控制上、相关政策的规定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新闻政策的执行方式上，政党、政府对媒体“耳提面命”。由于我国民主法制不健全，我们的传媒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的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就是给与它知情的权利。但中国大众媒体的知情权又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这种职权的限定就造成对敏感问题的报道要经过层层审查，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新闻传媒在有关事件的报道上失去了自主性和积极性，有时候甚至会由于上层部门的层层审批而使新闻报道失去了时效性。

（二）新闻政策为新闻报道设置了许多“禁区”，对媒体的新闻选择构成“无奈”。任何一家新闻传播机构在进行新闻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除了新闻价值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三）新闻政策对网络媒体的某些管理失当。当前，我国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本来就不健全，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新的新闻传播模式，许多的行政手段和法制建设更显滞后。

（四）新闻政策之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完善。不少部门配备新闻发言人主要是为了统一宣传口径，以免影响良好的形象。“新闻发言人在一定的空间限度内有权适当调解权力机关信息保密原则与新闻传媒要求充分披露信息之间的矛盾。但是，既然发言人是权力机关派出的，那么更多要表现的是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公众议程的引导。”[2]结果导致“最大的信源控制，当属政府机关、组织机构、集团势力，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故意封锁新闻、垄断新闻。

（五）新闻政策规定的疏漏或失当。假藏羚羊获奖照片以及其他一些虚假新闻照片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除去PS技术、摄影记者为了私人利益修改照片等原因外，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我国新闻政策的失当，它并没有明确规定：获奖新闻照片不得拼凑、合成，否则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所以致使摄影记者心中没有一个参照的准则。

二、新闻政策的重要性

新闻政策是政党、政府对新闻事业规定的准则，它在国家管理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闻政策直接关系到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新闻政策规定对“重大群众性骚乱”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报道，应由新华社统一发稿，这就避免了多口发稿引起的口径不一，和防止了对同一事件发出互相矛盾的信息和评价，避免了给工作造成被动，新闻舆论就不会造成混乱。如2003年的“非典”，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报道客观事实，并提醒大家做相关预防措施，就避免了公众由于不了解事实而妄加猜测，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公众恐慌及社会动荡，

（二）新闻政策体现出不同时期政党、政府的相关政治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新闻政策中体现的政治策略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国为例，建国初期，政治策略就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切政策应体现官方意图，而当时的新闻政策也是“报纸国家化、报道宣传化”，置公民知情权于不顾，而到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的政治策略开始开放化，言禁打开，政府信息开始公开化，公民有了一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策略不同，因此新闻政策也随之不同。

（三）新闻政策在调整新闻媒介与政党、政府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闻政策制定相关规定，通过新闻媒介这一重要的舆论工具，对政党、政府进行公开监督，促进政府的廉政建设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四）新闻政策使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选择时有了一个参照的准则。新闻政策是政党、政府规定的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的准则，确保了新闻事业正常、有序的向前发展，使新闻传播人员在进行新闻选择时有了一个参考与比照的标准，新闻工作人员能够沿着新闻政策这条活动的“准绳”，为党和国家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有了这条“准绳”，新闻工作者在遇到某些新闻事件时就不至于盲目，无所适从，促使其在新闻价值与新闻政策之间进行取舍。如我们的记者遇到一些自己认为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但这些素材可能有一些反动的意味或与国家的倡导、主张不一致的，新闻政策的规定就不允许其进行报道，记者就得另寻素材。

（五）新闻政策在调整新闻媒介与公众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新闻传播活动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新闻政策起到限制和监督的作用，如对捕风捉影、虚假不实的新闻报道，过度炒作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细节的报道，对新闻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构成侵犯的报道、黄色新闻、有偿新闻等等，如果任由其发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新闻政策加以限制，控制其蔓延，这就有利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三、结语

总之，新闻政策是新闻领域中，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它同新闻法规、新闻道德有些不同，它的制定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背景、国家的政治策略相关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在调整新闻媒介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