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强国

2024-09-14

新闻出版强国(共10篇)

新闻出版强国 篇1

2010年, 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到2020年将我国建设成为新闻出版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2016年8月24日在参观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改革创新、多出精品力作, 加快实现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那么什么是出版强国?出版强国是一个国际化的概念, 是国与国比较的结果;出版强国是一个综合实力的衡量标准和指标体系[1];出版强国是文化产品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统一。从资源层面来说, 出版强国就是出版基础、出版行业规模、出版创新、出版效益、出版吸引力、出版影响力、出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的综合体现[2]。我国已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可中国出版的影响力, 诸如2009年成功举办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担任主宾国等,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 打造出版强国还要靠一流的国际化出版人才。

国际化是中国出版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而要想打造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名出版企业和品牌图书、提升跨国经营水平、实行海外并购, 就需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 为建设新闻出版强国提供全面的人才支撑。目前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健全, 传统培养方式及流动机制无法满足出版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归根结底, 就是要培养一支能实现上述目标的国际化出版人才队伍。

一、对出版强国战略引导下的国际出版人才培养, 跨界才是硬道理

在这个跨界的时代, 运动员跨界娱乐圈、演员跨界做导演等现象屡见不鲜, 让我们明白在一个行业做得好的人同样也具备其他技能。在当今社会只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长足的发展, 因为社会竞争激烈, 要想比别人更好地完成一件事, 需要同时具备其他多种技能。在国际出版贸易中, 出版知识和外语知识兼备的人才, 其工作业绩会比只具备其中一项知识的工作人员高很多。作为一个选题编辑, 更要具备多种能力, 从最初的选题策划, 到图书出版, 再到图书营销都需要做好;既要同作者打交道, 也要同读者打交道, 而在现今多渠道营销的时代, 还要和自媒体经营者打交道, 如“大V”、有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创始人、网店店主等。

(一) 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定义

什么是国际化出版人才?国际化出版人才首先必须要有出版的专业背景, 其次要具备使用外语沟通的技能, 再次要具有开展国际出版业务的相关技能。换句话说, 国际化出版人才是复合型人才, 既要懂得出版知识, 又能熟练使用外语进行交流, 同时还要对国际经济贸易有所了解且懂得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经营企业管理和相关法律知识。

国际化出版人才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出版人才, 还有国外的出版人才, 要努力使本土人才国际化和国际人才本土化[3]。在国际图书贸易中要大胆地使用当地的出版人才为“我”所用, 以减少选题策划成本, 但是对其进行有效的培训是前提。

(二) 跨界是对国际化出版人才的要求

国际化出版人才跨界是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也是发展的难点。出版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传统出版人才的支持, 但是为了顺应国际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传统人才还需通过跨界, 努力学习各种技能, 如国际合作出版、版权代理、互联网思维与传统经营思维相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引进出版的《宝宝物理学》一套书, 共6本, 在短短半年里售出11万套, 除本书独具特色外, 互联网营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该套书编辑选择拥有大批妈妈粉丝的育儿公众号推销童书, 这样童书较易于被目标读者接受, 且购买几率高;同时, 还将该套书的其他国家语言的版权买断, 这样一来就成为该套书在全球范围内的版权代理人, 获得了更多的商机。此外, 有的编辑为了营销图书还办起自媒体, 拥有自己的公众号、读者群, 通过书来聚集国内外读者, 然后基于读者再推新书, 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因此, 国际化出版人才跨界才是硬道理, 是现阶段出版业发展的要求。国际化出版人才只有具备多方面的技能, 才能更好地服务出版工作。

二、对出版强国战略引导下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培养, 创新才是关键

在明确了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跨界人才的培养后, 下面我们就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探索。

每个出版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不同, 需要的出版人才也不同。如果只是版权引进或输出, 那么需要培养既懂得出版知识又懂得国际贸易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如果是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出版, 那么需要培养除具备上述能力外还具有国际出版和相关法律知识及国际市场营销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如果是想实行海外并购, 那么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资本运营和企业管理能力的国际化出版人才……不管现阶段各个出版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如何, 终极目标一定是想将自己打造为世界知名品牌图书,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对跨界人才的培养是第一步。

(一) 要创新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引进机制

现阶段,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传统出版人才由于专业上的限制, 在某一方面精通, 对其他领域可能不太熟悉, 那么就需要先引进一批能辅助国际出版业务的人才。这些人才并不一定是出版专业的, 可能是国际贸易等其他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工作的性质和特点选择最佳的人选, 把引人和借智结合起来, 通过团队合作, 取长补短, 发挥各自的所长, 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在我国出版业大发展的时期, 还特别需要引进一批既懂管理、懂出版、懂经营的通才, 这类人才上手快。但是这种有经验的高层次人才毕竟有限, 不容易被引进, 且引进成本高, 所以也不能忽视对新人的培养。

(二) 要创新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机制

通过各种方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编辑, 培养一批精通国际传播规则和实务的人才, 培养一批懂内容、懂传播、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4]。

从前端控制来说, 要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定制版的国际化出版人才。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及时调整高等教育的使命, 培养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学校和出版企业共同培养国际化出版人才。高校通过与出版企业常规性的沟通了解现在需要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然后据此革新专业和课程、提高师资力量;出版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这样的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既能增强学生的专业功底, 还能让学生真正体验出版全过程, 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完善。从中端控制来说, 出版企业可以实施管培生计划, 这在很多跨国企业已经很成熟, 出版企业可以借鉴他们的优秀经验。美国吉列公司有一个“国际毕业生培训计划”培养全球化媒介人才, 即每年从各国最著名的大学中挑选优秀毕业生, 然后对这些毕业生进行18个月的培训, 最后筛选出一批培训后的合格生入职。[5]从终端控制来说, 要对已入职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在职培训的内容要根据出版社的需求确定, 因人而异。从适应出版行业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出发, 有针对性地对国际化出版人才进行培养, 查缺补漏。在职培训要具有系统性、计划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纵观国际知名企业, 无不对在职人员的培训很重视。

(三) 要创新国际化出版人才的使用机制

培养国际化出版人才, 最终的落脚点在使用。美国著名企业家Lee Iacoca说:“企业管理无非就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要重视精神层面的激励, 为人才发展提供平台。[5]出版社的人才层次比较高, 都希望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出版社应该为人才提供展现才能的平台和机会, 为各类人才设计不同的职业生涯规划,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三、对出版强国战略引导下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培养, 融合才有出路

培养跨界的国际化出版人才是目标, 创新国际化出版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是关键, 那么融合就是未来出版行业发展的趋势。相比跨界和创新, 融合之路更为艰难, 因为融合涉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利益主体。现在出版界融合的趋势已显现, 地域化的出版集团已经出现, 强强联合趋势明显;出版集团跨行业经营广泛, 涉及多个行业。出版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融合, 通过与各个行业、各个国家出版社的合作为客户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满足客户的需求、提升客户的体验。例如, 现阶段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对于图书的阅读体验了, 还需要各方面的体验。读者的这些多样需求仅仅靠出版社自身有时很难满足, 需要同不同的行业进行合作才能实现。例如, 对于一套书可以配相关的手工制作材料、音频视频资料、微课, 更有甚者, 配其他行业提供的服务。不管融合的方式如何, 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提升客户的体验。那么基于此, 对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应考虑到如上提出的各个方面。例如, 如何跨地域与国外出版社合作, 如何设计与图书配套的衍生产品, 如何让纸媒更好地数字化、更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等等。

四、结语

现阶段, 我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 “走出去”道路也越来越宽广。通过参加国际书展担当主宾国、开展图书进出口贸易、中外合作出版、中外文化交流、出版企业跨国兼并、国际发行网络建设等多种形式, 加快推动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目前我国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图书贸易, 包括图书、报刊销售和开展馆藏配业务等;在多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出版企业。以上这些是我国出版业取得的巨大成绩, 令人欣慰;但我们不能满足现状,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出版大国, 还不是一个出版强国。中国出版业正处于由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的进程中, 急需国际化出版人才[6]。因此, 有效培养国际化出版人才是未来中国出版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是重中之重。在国际出版业激烈的竞争中, 谁拥有一流的国际化出版人才队伍, 谁就拥有一流的产品, 因此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 为我国出版业的繁荣服务。

参考文献

[1]周炳然.关于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几点认识[J].中国报业, 2012 (18) :166-168.

[2]杨庆国.出版强国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方法[J].中国出版, 2010 (24) :3-8.

[3]张志成.本土人才国际化与国际人才本土化:谈出版走出去与出版人才培养[J].中国出版, 2013 (4) :25-27.

[4]刘晓凯.深入探索新闻出版发展规律努力实现新闻出版强国目标[J].中国编辑, 2010 (2) :147-149.

[5]马玉洁.我国出版业人才培养与管理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 2007.

[6]闫松.外文出版社社长:中国非常缺少出版国际化交流人才[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2-02-22.

新闻出版强国 篇2

一、向文化强国迈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事实上,从党的十二大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践行着追寻文化发展和破解文化难题的政治路径。从最初将文化建设视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到后来十五大明确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党中央对于文化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逐渐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到了十六大,文化的作用力已然引起了来自各方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者的充分肯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十七大更是对文化的作用以及“文化软实力”内涵进一步进行了扩展与充实。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明确表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并日臻完善。

今年,可谓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之年。3月份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专门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设为独立篇章,提出了“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对“十二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在我国文化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会议强调,“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要求与战略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准确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是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和突出亮点,为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十六大对文化因素的特别关注到十七大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再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长期战略目标的确定,可以说,我们党逐渐把握了文化的本质性力量,实现了对原有文化表象化、局限性的思维定势的根本性突破,最重要的是对文化的功能有了一种全新的定位。

二、中西“文化逆差”与由此产生的“话语赤字”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相互交汇、相互借鉴的途径日益广阔,世界各国都普遍意识到文化力的作用。“文化软实力”不仅体现为一个国家在国内的舆论引导,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全球话语权的实力证明,因此,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都将很大一部分精力财力投入到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过程中去。

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加大对文化发展的投入,大力发展强大而又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使其发挥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效益,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做法。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繁荣的文化产业,早在1996年,美国的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就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目前,其文化产业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约在10%左右。美国也是世界上文化产品出口大国,凭借政治经济的强大优势,美国政府支持美国的文化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并利用大众传媒和电子媒介,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贸易为载体,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文化。迪斯尼、NBA、好莱坞大片等一系列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的成功运作,使得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以不可比拟的速度席卷了全世界。欧洲文化大国法国尽管在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方面不及美国,但其电影业、图书出版业和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也早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作为欧洲最大的电影生产国,其电影产量在世界名列第五。在世界出版市场上,法国堪称执全球出版业之牛耳,其年营业额200万法郎以上的出版社约400家,小型出版社3000家。长期以来,法国一直非常重视推进文化交流,与美国不同,法国更多地采用国家扶持的方式,以保护和复兴其引以为豪的法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在世界各地设立文化协会、开展文化交流计划等。

而我们的亚洲邻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建立文化立国战略方面也颇有建树。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其目的就是推出日本文化,把文化产业作为本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加以大力扶持。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为了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确定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投入大量文化经费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中国却在国际舞台上依然扮演着一个文化产业弱国和文化输出小国的角色,这与我国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可谓翻天覆地,然而,“文化软实力”却仍然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2.75%,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距离仍然很大。以最具影响的国际文化贸易而言,数据的差距也是悬殊的,美国文化产品占据了国际文化贸易市场达42.6%的份额,而中国仅占1.5%。此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基本是以5-10倍的数字来呈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15倍。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全面提速,据商务部2011年10月19日最新发布的“十一五”文化贸易的相关发展情况介绍,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分别增长了2.8倍和8.7倍,图书版权进出口比例从2003年的9:1下降到2010年的3:1,图书版权逆差大幅下降,但从总体上看,对外文化贸易仍远远落后于国家对外贸易的总体增幅。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产品的出口,还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

由于缺少国际竞争力、对外影响力,文化逆差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国际文化贸易上的“经济赤字”,而且导致了中国在国际跨文化传播中巨大的“话语赤字”。虽然近年来,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着力推进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等,但中国文化向世界对外传播的能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和魅力相比,相去甚远。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知程度仍然不高,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仅仅局限于中国功夫、太极拳、舞龙等一些文化表层的东西。

三、中国应建立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文化产品贸易上的巨大逆差,阻碍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阻碍了中国更多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话语”机会。在今天的全球传播环境里,传播技术的不平衡加剧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强势文化国家的跨国传播必然构成对弱势文化国家的“文化渗透”。由于中国尚缺乏运用新闻为自己设置有利的国际新闻议程的能力,因此很难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新闻话语权,而作为一个处于相对弱势文化群体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似乎总是在针对西方设置的负面新闻疲于奔命为自己不停地辩护,却很难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面对着文化交流的严重失衡,面对着本土的、传统的主流文化有可能面临被“空心化”和“边缘化”的危险,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充分运用信息手段的优势,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同时维护文化安全,抵御文化侵蚀与渗透,成为了当前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各种思想文化必将长期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间相互激荡、彼此碰撞,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各国之间原先那种硬碰硬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竞争,越来越多地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替代,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必须从战略上考虑文化安全问题,中国需要建立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中国需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来推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四、推进“文化强国”战略,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闻出版业责无旁贷

新闻出版业是国家文化建设与改革重要力量。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建设者,打造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实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新闻出版业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要从战略上保护新闻出版的文化环境

对当前我国的文化环境现状,我们首先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从目前来看,我国整个的文化大环境是民主开放、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并真正呈现出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但是,越是在这样开放繁荣的环境里,我们越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西方文化的渗透、价值观的较量仍然给我国的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们必须要对我国文化环境净化的长期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着力建设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主动向外输出我国的政策、方针、文化、信息,同时抵制国外错误的意识形态、腐朽文化和歪曲的新闻报道,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国内国际舆论环境。

2.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深入推进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

事实上,中国的图书、报刊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突破性发展,其中有的是实物直接输出,有的是版权合作,有的是直接到海外办刊。如:《于丹<论语>心得》签约28种语言,在法国一年卖出10万册以上,连续十几周登上法国外文引进版的排行榜;《狼图腾》版权售出25种语言,版税创下最高值。

期刊亦是如此,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例,2001年,其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地区发行,这是大陆地区唯一原创并由出版人购买版权发行他种文本的杂志;2002年,其日文版在日本上市发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完整落地的媒体;2008年,其港澳繁体版诞生;2009年,其英文版面世。《中国国家地理》通过各种版本对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深度报道,让更多的国外读者了解到了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其他期刊,如:《读者》《Women 0f China》等也在确保主刊发行量的基础上,积极拓展“走出去”战略,形成多版本、多语种刊物出版发行,努力把中国先进文化传播出去。这些都是成功的案例,然而,更多的图书报刊大多都在高调“走出去”之后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因此,如何能够“走出去”,并能更长远地“走下去”对于中国的新闻出版业来说,是一个长期命题。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我们要进一步抓好“走出去”战略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努力为开展国际合作创造新体制与长效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传播中国的声音,不断推动新闻出版产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外主流市场、国际汉文化圈和港澳台地区,让中国的出版业的品牌在海外生根发芽。

3.要巧妙运用传播手段,提升新闻出版的传播力

中国的新闻出版媒体作为媒介载体,起到的是一种桥梁的作用,其责任和使命就是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因此,它们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要走进海外受众的心里,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人要深入研究海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努力贴近海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海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从而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这一点,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有些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对外宣传往往注重的是高端的或精英的文化,轻视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但殊不知曲高和寡,越是高端,其传播范围越窄,传播效果越差,反之,则效果极佳。

好莱坞拍摄的电影《花木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以别样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将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念巧妙得融入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当中传递

给中国的受众,这种方式是我们今后必须学习和加强的。因此,要提升新闻出版的传播力,就必须要巧妙利用现代传播技巧,运用国外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传播符合中国和世界发展、符合受众口味的、经典的文化作品、新闻报道,必要的时候还要走“草根化”“通俗化”但不“庸俗化”“低俗化”的大众文化传播的路子,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新闻出版对外传播的吸引力,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认同度。

此外,中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应当通过加强与全球性和区域性大型国际新闻出版媒体的合作,整合和巩固现有海外华文出版物营销渠道等手段,构建国际立体营销网络,推动更多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

4.要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做大做强新闻出版产业

新闻出版数字化、网络化是时代潮流,新闻出版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要利用互联网、数字化、无线通讯等新技术,打造我们国家的数字新闻平台、数字出版平台,使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兴产业结构转换;同时开发新媒体新载体新平台,技术上实现升级换代。

移动互联网是最近两年IT界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其超乎想象的发展速度,正深刻地影响着新闻出版的发展态势。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移动手持终端设备,包括智能手机、上网本、iPad等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直接改变了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方式。新媒体通过占领终端占领多种传播渠道,产生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有人曾断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终端者得天下。

在此背景下,新闻出版业必须及时布局新的传播渠道和终端,从而让传媒媒体资讯最大限度的在新媒体终端上延伸,提高主流新闻覆盖力。目前,国内很多传统平面媒体已经做了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几百家国内媒体都在苹果应用商店和谷歌电子市场推出自己的移动阅读客户端《南方周末》作为第一个跻身iPad全球新闻资讯应用前10名的中文媒体,目前在智能移动平台上的总用户数已经超过160万,在国内传统媒体中遥遥领先;《南都周刊》的iPad收费版推出之后发现,其超越时空界限的无缝发行优势,有效地激活了期刊发行量和影响力,“在付费购买的用户当中,海外读者占了绝大多数,而在过去,一本期刊在出版当天就能拥有一个远在北美的读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由此可见,新闻出版业只有跟上新技术升级更新换代的步伐,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设备,才能实现传播平台的不断扩大延伸,才能真正实现新闻出版业的做大做强。

5.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

我国是出版资源大国,但远远不是出版强国,原创的世界性精品力作还不够多,能够产生较大国际影响的出版物还比较少,以期刊为例,今年10月21日《2011世界期刊创新报告》中文版在中国正式发布,这本报告集合了世界范围内顶级杂志出版商们最新的、成功的创新实践,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被誉为“是迄今为止,关于期刊数字化最新最全的创新路径指南”,然而,作为拥有9884种期刊、平均期数超过16349万册、总印数高达32.15亿册期刊大国的中国,却没有一个创新案例被提及。可见,中国的期刊在内容、语言、印制等方面还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还难以为国际读者所认同,我们必须在内容上进行提高。因此,新闻出版业要大力推动内容创新,打造具有时代精神与特点、能代表中华文化精粹和当代中国文化成就的精品、经典力作,推出更多代表中华民族永久记忆乃至世界永久记忆的各类出版物,创造出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

此外,无论对于国外还是国内受众来说,我们的新闻出版物内容要力求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近年来有统计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新闻报道逐渐呈现出三大趋势,即硬新闻的比例下降,软新闻大幅上升;国际新闻比例下降,地方新闻大幅上升;重大新闻比例下降,贴近平民生活的亲近新闻上升。我国新闻出版界近年来所倡导的“三贴近”恰恰与此不谋而合,《读者》杂志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多年来它始终以“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为办刊方针,在内容上不断开拓创新,更加注重体现“人文关怀”,被誉为“中国人自己的心灵鸡汤”,从而使其多年来在期刊界长盛不衰,即便在目前平面媒体普遍萎缩的大趋势下,但其却仍保持着500万份的高发行量。可以看出,只有贴近读者、贴近生活的内容,才会让读者感到贴心、可心,才会使出版物不仅有内涵,而且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增强新闻出版媒体的竞争力。

总而言之,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也给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基础核心部分的中国新闻出版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借这股强劲的东风,进一步做大做强新闻出版文化产业;如何巧妙运用传播新技术与技巧,重新书写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印象,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于世;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中国新闻出版在全球传媒与文化领域的发言权,如何用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实际行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将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课题。

质量强国与文化强国之道 篇3

质量强国文化前置

从操作层面讲, 标准是法律的基础, 是治理质量的依据, 标准须当先行。但是, 标准是一种手段, 治表不治里, 治体不治心。质量强国、标准先行, 标准先行之前, 更应文化先行。先治理人的品质, 把人的质量提升起来, 这个社会对标准的态度才能转变过来, 才能从钻空子、找漏洞转变为自觉执行。

文化如何为质量强国的治国之策奠定基础?有三点:首先, “以文化人”转变人的涵养, 形象地称为“提高人的质量”;其次, “以文化器”改变产品质量;第三, “以文化企”转变企业质量。

而文化到底是什么?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 开篇讲的第一类文化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普遍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 既普适价值出了问题, 这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就会接近崩溃, 质量将出现全面滑坡。所以, 质量强国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人心”, 将文化前置的价值观重构, 就是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是转变人的品质的重要文化标准, 这是质量强国、标准先行的基础。

当初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身没有错, 但30年来, 我们搞错了“中心位置”和“前后位置”。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GDP至上, 就是唯利是图。于是, “金钱”成为国民普遍的信仰, 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显性的动力。由此, 出现了中国当下的诸多问题。这次会议“质量强国标准先行”纠正了经济建设的秩序和位置, 非常重要。

文化强国质量先行

“质量强国标准先行”的会议主题启发了“文化强国”之道。文化如何强国, 我认为, 须当文化质量先行。文化质量的提高, 又当文化标准先行。

不管怎样, 文化强国, 文化的质量必须先行。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标准研制虽然很难, 但是, 势在必行。现在, 我们开始制定文化馆服务标准、网吧服务标准、博物馆服务标准、舞台技术服务规范等, 也开始应用“卓越绩效”标准探索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同时, 也在研究电影、电视、出版物、表演等文化产品的质量标准。或许有了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标准, 就能通过认证推行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

新闻出版强国 篇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大众出版需求的不断丰富,民营书业发展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越来越强,在畅销书策划、数字出版、发行和零售市场、物流配送和网络书店服务等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半壁江山,为建设出版强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和国家始终是关心、鼓励和支持民营书业发展的,不断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放宽准入的限制,优化市场和政策环境,促进民营书业健康发展,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为全民阅读、书香中国建设服务。十多年来,我本人积极推进出版体制改革,力促各种政策出台,为民营书业创造发展条件。从十多年前为“二渠道”正名到现在立法保障民营书业全面参与国有出版企业改革、一视同仁参加公共文化服务、多种体制和业态融合发展,都是认真贯彻中央国有民营共同发展的方针,把中国的出版生产力解放出来,目的是早日建成出版强国,让中国的出版物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的思想、科学、文化、学术在世界上有地位、有作为、有影响力。

大力发展民营书业、加快建设出版强国。我有一个判断,没有民营书业的大发展,中国的出版强国是建不成的,必须是国有、民营一起努力、共同发展。

一、没有民营书业的大发展就没有出版强国

近年来,国家为非公文化企业发展创造了相对公平合理、有利长期发展的政策环境:参股国有文化企业改制,授予数字出版和对外出版特许经营权,扶持民营实体书店,减税让利,资本市场的利好等等。民营书业在内容、业态、生产方式和技术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变革,不断拓展个性化、多元化、复合型发展道路,不少民营书业企业提出新的整体发展思路,重新定位品牌形象,凭借灵活的经营理念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出版发行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许多有特点、有内涵、有潜力的优秀民营企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找到了持续上升的空间。一批名牌民营企业为民营书业的新空间趟出道路,有增强数字出版、新媒体等领域技术含量,在技术上寻求突破的;有从产品销售向阅读服务转变,在商业模式上寻求突破的;有创办最美书店,推动全民阅读,实现全新发展的;有实行多元股份管理、混合所有制、小微创新,在管理机制上寻求突破的;有登陆“新三板”、创业板,以资本助力企业升级的;更有以产品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为目标,在境外办社办厂办店,在国际竞争中寻求突破的;以上种种,显示着民营书业的创新能力、发展能力和担当能力。总体上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民营书业经过了市场、政策和技术变革的三大考验,企业主体和市场渠道、商业模式越来越成熟,表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统计数据显示,一些民营书业企业年经营收入已经超过了20亿元,5亿元资产规模的企业已不在少数,1亿元民营书企数以千计。许多书企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产业园区,完善了自己的产业链条,建成了体系、设施完整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即使在社科、学术这样的出版领域,也有不少年经营额超过5亿元的民营书企,有的已达到18亿元,做出了传播“三个自信”的国际畅销书,超过同类国有出版机构的策划、经营能力。

二是市场竞争优势明显。在中小学教材、职业教材、系统教辅、党的学习文件等政策资源干预较多的领域,国有出版发行机构更有一些优势,但是民营书业凭借市场能力,实现了很多突破,主导了产业的很多环节,市场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在注重市场竞争的领域,如文艺、生活、少儿、财经、市场教育等大众出版领域,民营书业的市场敏感度非常高,有比较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国有出版机构有政策方面的优势,民营书业有市场方面的优势,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优势,形成了当前这样一个发展良好的局面。

三是并购重组频显实力。世界书业最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是靠并购,并购以后有了规模的优势,扩大市场的需要,享受了全球市场的渠道,推动了书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民营书业也进入到这个阶段,发生了大量的并购案例,比如时代新经典并购了10多个省的民营批发商,重庆五洲传媒并购了时代天华和博尔。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开始并购其他的企业,是很好的发展方式。希望通过并购进一步扩大民营书业的实力,担当文化建设的主力军的责任。

四是探索融合发展。有的企业从教育、少儿、科技出版发展成为全方位的出版,从传统出版拓展到数字出版领域。在教育出版领域,不少企业对数字出版的投资已经有近10年,开发出了一系列教育发展需要的课件课程。这些企业多是花自己的利润来投资,力求实效,有的已经能够带来可观收入。有的企业向业外拓展,比如培训、文化地产、酒店、食品等。

五是发力外向型扩张。有的从做单一产业环节向产业链条上扩张,有的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民营书业进入国际市场更加没有障碍,更有独特优势,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展空间。

就像电影、电视剧、新媒体、互联网的发展证明的那样,民营文化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没有民营资本大量投入就没有今天的电影振兴;没有向多元资本开放的电视剧政策,就没有今天的电视剧大国;没有民营资金的投入,就没有今天的新媒体;没有国内外风险资金的投入,就没有中国的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这些事实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是没有民营力量的加入,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是实现不了的。同样,没有民营书业的发展支撑,我们的出版强国也是建设不起来的。文化是个人人可以参与、共享的行业,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营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民营文化创造力发挥不出来,就不能建成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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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条件下,我们更要重视民营书业的地位、作用和竞争发展的能力,从思想、工作、政策、法律多个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支持和鼓励民营书业做大做强做优,成为国内出版业发展的生力军和国际出版业市场竞争的一支主力军。

二、用新发展理念激发民营书业创造力

据有关方面调查,民营书业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政府和有关方面给予关注。一是资源配置问题。如何按照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思路,解决好对民营书业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二是出版权寻租问题。目前在内容审定、印刷委托两个环节都要通过出版社,这两个环节制约了民营书业的发展。这个问题中央已经提出来制作和出版分离的改革办法,但还没有落实。三是国家出版工程项目对民营书业支持不够。四是中央提出的一些有关政策在一些地方不落实,已经明确了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解决不了。五是融合方式问题。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通过融合发展来解决目前改革不深入的问题,融合发展就要打破体制障碍,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现在推动的力度还不够,民营书业感到困惑,国有新闻出版机构也感到困惑。现在提倡“互联网+”,但是很多报社、出版社搞的只能算是“+互联网”,两者不是一码事。“互联网+” 是以互联网思维为基础来改造整个行业发展的思路,“+ 互联网”就不一样了,把传统的内容放在互联网上并没有改变什么。所以,大家要注意把握好中央的精神。民营书业更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主动推动融合发展问题的解决。六是版权纠纷问题。下一步教辅整治可能会涉及这个问题,民营书业一定要在这个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守法经营,科学地去应对。七是教辅腐败问题。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和出版界的教辅腐败问题屡屡发生,国家对教辅的政策也会不断的调整完善,腐败治理会更加清晰有力,民营书业也要廉洁自律,立于不败之地。八是税赋不公问题。税收问题上国有民营要做到一视同仁。在有些环节上,民营企业税费负担要重一些,要通过税制改革不断地解决。九是实体书店发展问题。这些年实体书店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各地为了保存文化的独特风景线,出台了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中央也非常关心实体书店发展,专门拿出资金支持实体书店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总体上来说,民营实体书店希望的地租、税负方面的政策,也正在研究解决当中。将来在社区街道的文化建设中会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会拿出一定的面积作为实体书店的发展空间。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要运用“十三五”期间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运用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开放的思路去思考,用创新发展的办法去解决。

一是推动创新发展。面对全球传播技术的革命和数字出版的发展,书业的生产、流通、服务方式也在大变革,形态、业态、样态日新月异。加之文化本身最具创新的天性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使然,民营书业必须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创业中争地位。既要创新体制机制,也要创新业态、渠道、技术,还要创新内容、形式和经营模式。要适应当前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规律,以长远的眼光加快企业创新发展的步伐。

二是推动绿色出版。新闻出版部门十年前和环保部门签订了绿色发展的协议,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民营书业要在这方面寻找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节约原材料、减少污染、研发新材料新载体新工艺方面寻求突破。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无论是纸上阅读还是线上阅读都要有健康保护的措施,在出版产品方面要有严格的绿色标准。当然,从企业本身来说,重视环境建设,保护大自然的优质资源,是每个企业都应该重视的问题,既是绿色产品的提供者,也是美好生态的保护者。

三是做好协调发展。首先是产业协调。有一些民营书企是畸形发展,产业本身是不协调的,往往受到一点冲击就难以抵挡困难,这是很多民营书业不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其次是行业协调。行业要做到配套协调发展。比如说,线上图书销售方面,亚马逊、当当、京东给出版发行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配送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等实体门店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成立一个大的网络发行物流中心,线上线下两边就能够协调发展。另外,大市场体系集中统一管理,实行电子结算,就可以解决出版发行回款难的问题。再次是市场协调。行业协会要经常研究市场的整个情况,因为一个企业很难掌握整个市场的变化。要加强民营书业方面的市场协调,各地要互通情况,集中发现一些问题,共同研究应对之策。协调发展包含的内容很多,还有跟社会、政府、其他行业等各个方面进行很好的协作,满足消费者需求。

四是推动共享发展。共享是什么意思?从企业到全球都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把人作为一类,而不是以国家、地区作区分。习总书记讲的亚洲共同体、人类共同体,就是共享思想的一种表现。我们要从共享理念出发,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服务,把单纯的买卖关系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变成一个共享的过程。文化建设的共享性是很强的,文化进入市场进入社会,就像空气、水、阳光一样,人人都会享受到。民营书业要从读者、社会共享的角度出发去设计产品,改造市场渠道,提供更好的服务。

五是实现开放发展。大市场需要大开放,不管国企、民企都要开放发展。现在数字出版、对外出版的全面准入,给民营书业开放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去开拓发展领域。产业要开放,对内要开放,对外也要开放,在产品发展的基础上建成开放的企业。

另外,还有融合发展的问题。在出版传媒方面,中央特别重视融合发展,要改变当前新闻出版传媒两条线、两张皮,这是推动传媒改革发展的一个方针。民营企业要抓住融合发展的机遇,参与到主流媒体的各方面,通过融合发展来拓展发展平台。每个地方融合发展的进度要求不一样,大家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地参与、主动地推进。

如果做到这几条,上面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就会逐步得到解决。我们要着眼于新的发展观念,积极地推动改革,加快融合发展,创新企业的制度,解决大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十三五”期间不光是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问题,还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稳定下来。大家要通过发展、探索、参与,积极推动相关制度的建设并通过法律来固定下来。

新闻出版强国 篇5

我们国家的皮化比较散乱, 厂家几百家, 重点不突出。应该集中比较好的企业、比较有规模的企业支撑我国制革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实现从皮革大国向皮革强国转移的战略目标。搞这项工作我们有好的基础条件, 大家知道德阳以及周边的地区 (我把它叫做泛德阳地区) , 集聚了一批生产规模、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均名列我们国家皮化产业前茅的皮革化工企业, 也不断的有一些沿海的企业往这边迁。四川的制革并不是很发达, 皮化却有它独到的氛围。它是一种文化, 大家都喜欢这种东西, 还有人才的优势聚集在这里, 使之能在国内保持前茅的水平。外省一些大的皮化企业也迁了进来, 因此泛德阳地区已经具有建设中国皮化基地的基础。同时我们国家一批优秀的皮化研发机构如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科院成都有机所、陕西科大、温州大学等, 他们的很多研发成果也都在与这一地区的皮化企业进行联盟性的合作。

文化氛围是最重要的。通过长期的产学研的合作, 这些企业和研发单位的研发工作已经融为一体了, 比如川大与亭江合作了20多年, 在新的发展时期又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与德赛尔公司合作进行皮化产品应用工艺优化研究;川大骨干老师兼任达威公司技术副总等。发挥各自的优势, 川大与这些骨干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完全是融为了一体的, 因此相信通过中国皮化基地的建设, 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皮化产学研的有机、高效的结合, 提升企业在重大科技前沿的自主创新能力, 从而全面提升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 使德阳及泛德阳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国家的制革企业提供产品创新所需要的高档化工材料, 成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辐射基地。

今天还有一个战略联盟签约, 这个联盟应该是皮革化工企业、制革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一个战略联盟。以建设中国皮化基地为契机, 建设这样的联盟, 是我们国家皮革工业实现战略转移, 推行产品工程, 开发和生产引导型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产品工程在我们国家最近十年皮革行业提得比较少。实现从产品生产到产品工程的转化, 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产品倒推需要什么样的化料。比如国外汽车坐垫革就是汽车制造商、制革企业和皮化 (下转第7页) (上接第5页) 企业一起来设计的, 需要什么样的雾化值、什么样的卫生性能、什么样的防火阻燃性, 然后组成一个战略联盟攻克这些问题, 我们要去跟就比较困难。产品工程设计比产品生产要高出一筹, 我们要走这个路。

我们国家的制革企业对国外的皮化产品比较依赖, 对国内皮化产品存在一定的偏见。有三点我们应该注意, 第一随着皮化企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的皮化企业的涌现, 过去制革企业的担忧比如产品稳定性等情况已经大为改善, 大家可以看到德阳这两家皮化企业自动化的水平;第二, 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可以肯定地讲, 国产皮化企业早晚会占据中国主要的皮化市场, 国内皮化、制革企业应早日结成战略联盟, 及早进行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另外, 一味采用国外成熟的化料基本决定了我们国家皮革产品的跟踪性、追随性的模式。因此有远见卓识的大型制革企业、皮化企业应该谋划战略联盟的构建, 从产品生产走向产品工程, 从适应市场走向引导市场。可以相信, 中国皮化基地的建设可以为这一战略联盟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成为支撑载体。

新闻出版强国 篇6

2 0 1 5年末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明确了“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工作任务与思路。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工信部将加快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贯彻落实创新、协^1、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 统筹推进制造强国, 实施“中国制造2015”, 力[I快构建产业新体系。

会上提出2 0 1 6年主要预期目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左右、能耗降低4%,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4.5%。电信业、互联网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人分别增长3%、2 5%和14%左右。

大国与强国 篇7

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在汽车发展问题上,中国汽车人的共识显然不仅仅只是做大,还要做强。但前提是既要有知人之智,又要有自知之明。除了已经知道的显化差距以外,还有隐形差距的问题。有种说法,在电动研究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为此,有人甚至提出了“弯道超越”的口号。这种说法振奋士气可以,但却不可当真。就国际汽车领域而言,上个世纪末,电动汽车的研究由于电池的降解问题无法解决而陷于停顿。虽然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和教训,使得国际上知名跨国企业在这个领域仍然居领先地位,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知名企业并没有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汽车产业只有后发优势和避免前人挫折的宝贵经验。虽然金融危机使得西方汽车列强遭受重创,但也给他们腾笼换鸟,弃旧图新的机会。必须看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新能源产业的重视程度与实施力度是空前的。

中国与国际汽车巨头之间,除了显性的差距外,还存在着隐性差距。这是因为目前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大规模地进入市场,一旦时机成熟,外国新能源汽车产品,会大举冲击中国市场。在混合动力方面,日本、美国的汽车巨头已经量产并大规模投放。膜技术、高能量密度电池是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技术,日美等国依据其雄厚的科技实力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近百年的产业发展造就了这些国家相对完善的产、学、研以及配套体系,不可否认,这些正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面临的挑战。

标准问题涉及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选择和发展方向,是导向性的重大问题,应该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联合国内有成熟研发和产业化经验的企业,成立国家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委员会,尽快着手制定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标准;关键零部件技术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新能源汽车标准的制定首先是关键零部件标准的制定,尽快确定统一的关键零部件产业标准;加强与发达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标准的接轨,制定出具有国际通用水准的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美国、日本、德国已经向国际标准组织递交电动车充电接口标准的审议报告,一旦采用这些国家申报的标准,中国汽车产业将再次陷于被动状态。

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的落实,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出台的振兴政策,再次证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无庸讳言,国家意志对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做强做大上仍然需要国家的力量。国家应该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产业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财税政策扶持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譬如电池能否由国家统筹安排。支持几个有基础的电池企业专门做通用的模块,然后各个企业根据新能源产品的需要做系统集成和应用,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

追梦海洋强国 篇8

现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二研究所所长。江苏常熟人, 博士生导师, 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 全国先进工作者 (劳动模范) 。他任七〇二所所长以来, 与所领导班子一起.团结和带领全所职工以战略思维引领科技发展, 经过这几年的运行, 科技产业取得了持续跨越式发展。2010年荣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2013年7月19日, 在圆满完成南海第一航段任务之后, “蛟龙”号潜水器从厦门再度扬帆, 迎来一次长达两个月的远征, 以完成赴东北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及试验性应用航次二、三航段的任务。

望着“蛟龙”号在雨中渐行渐远的背影, 中船重工702所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所长翁震平稍稍松了一口气。作为“蛟龙”号主要设计生产单位的掌舵人, 针对“蛟龙”号此前7000米海试中存在的问题, 翁震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刚刚带领702所的科研人员们, 完成了一场漂亮的优化升级攻坚战。

翁震平是“蛟龙”号屡次顺利出海深潜及702所其他重大科研项目中绕不开的一位功臣——大到搞所里的科研体制改革、确定科研方向以及整合相关资源, 小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为科研项目的宣传、推广与合作而奔走于全国各地。为保障702所科研方向顺利前进, 翁震平鞠躬尽瘁。

对他来说, 702所寄托了自己怀揣了多年的梦想, 一个有关中国海洋装备事业的梦想。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 他有过荣誉也曾有过失落, 翁震平却选择将这些统统抛诸脑后, 一心一意搞海洋装备科研。

沧海横流间, 印刻了翁震平对待海洋装备事业的坚毅态度。

“远”与“深”

就在此番“蛟龙”号再次远航的一个月前, 《科学中国人》杂志刚刚评选出了年度科学人物, 翁震平与院士王小谟、薛其坤等人一同当选。

但翁震平似乎无心留恋这一殊荣, 刚刚结束北京行程的他, 立刻返回了位于江苏无锡的702所, 在组织了深海装备发展研讨、布置了绿色船舶研究等一系列工作以后, 随即动身前往国外作技术交流, 而在7月19日“蛟龙”号出海前他又在厦门忙碌了一个星期——连续一个多月, 翁震平的工作几乎没有间断。

翁震平并不算太年轻, 他敢于这样“拼”的理由简单且实在:为了建设海洋强国。

“无论是从近代历史上看, 还是从我国的现实需要来讲, 建设海洋强国都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年国家海洋局在江苏召开“建设海洋强国座谈会”, 翁震平是唯一一个从不靠海的城市来的参会代表。

建设海洋强国应“强”在何处?技术人员出身的翁震平坚信海洋装备的强弱, 对一个国家的海洋实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海洋装备科研哲学中, “远”和“深”是最重要的两个字。

“如果我们国家的海洋装备能够在远海运行自如, 在深海也潜行自如, 那么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海洋强国就不仅仅是一个梦想, 而是不远的现实。”从21世纪初开始, 全球船舶工业重心逐渐向中国转移, 中国船舶制造行业也一片大好。在这一时期的2007年, 翁震平走马上任702所所长, 当时的他清醒地认识到, 在中国从造船小国成为造船大国的过程中, 702所发挥的作用很小, 但这并没有打击到他的信心, 翁震平对同事说:“接下来, 702所必须在中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的转变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并非一句空谈, 成立于1951年的702所, 有着一代代海洋装备拓荒人留传下来的科研理念以及一大批先进的科学实验设施:有我国规模最大的深水拖曳水池、我国唯一可在稳定回转角速度下进行模型水动力参数测试的大型旋臂水池等20余座国际一流试验设施和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检测中心, 这些都是翁震平的信心来源。

2012年“蛟龙”号7000米海试圆满成功, 也印证了翁震平当年的预言。而这还仅仅是702所正在进行的海洋装备研究项目之一, 在“蛟龙”号的基础上, 翁震平还规划着建设深海移动工作站, “它能载更多的科学家, 能比‘蛟龙’号的工作时间更长”。

同时, 为了让耗能更低、跑得更快的船舶更多、更远地在世界各个海域航行, 翁震平正和702所的研究员们马不停蹄地进行有着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船舶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 如果有一天北极海运航线开通, 中欧之间的海运成本将大幅度降低, 为中国研发出能够承担这一任务, 又符合节能减排绿色标准的船只, 也是我们所的目标。”

丹麦船运公司Nordic Bulk Carriers就曾于2011年尝试“破冰”北极航线, 该公司称, 经由俄罗斯北部向中国运货的成本, 比取道苏伊士运河降低三分之一, 航行时间也缩短近一半。

“他认准了的事, 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接任702所掌舵人之初, 翁震平就立志把702所建成世界一流的船舶科学研究所。但当新的时代需要遭遇旧有体制弊病、思维定式时, 新官上任的翁震平很快遭遇了理想照进现实的尴尬。

“对702所这样的一家老科研单位来说, 既有好的传统, 比如老科学家们扎扎实实搞科研、聚精会神突破技术的精神, 但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旧有的体制模式让很多人停留在‘上面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的思维定式, 科研积极性很差, 更别提向外推广相关技术应用。”

初入市场的702所, 也免不了像很多进行体制改革的科研单位那样, 面临“搞科研如坐针毡, 进市场如履薄冰”的困难境地。继续这样下去, 702所很可能会在新一轮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被无情地淘汰掉。

在这一背景下挑起大梁的翁震平清楚地知道, 必须对702所现有的体制和机制加以改造, “既要保留优良的传统, 又要发挥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要素”。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翁震平为702所制定了六个方面的十年规划, 涵盖了实验室建设、人才发展、科技发展、管理、企业文化和科技产业。

702所的“科技产业处”就是由他主导成立的部门之一, 成立该处就是为了保障科技成果与产业的最优结合。同时翁震平也在所内设计鼓励机制, 让更多的科研人员“走出去”, 提高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反应能力。

为更灵活地应对科研项目, 翁震平还努力推动为每一个重大项目专门成立部门, “让这些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搞研发”。如为响应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建设深海移动工作站的呼吁, 翁震平就成立了专门的深海移动工作站办公室, 直接瞄准应用搞研究。

提拔任用年轻人到重要科研岗位, 也是翁震平改革中重要的一环。“既培养了年轻人, 又能把新领域发展起来”, 在翁震平看来, 这有着“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保证这些年轻人能够准确把握科研方向, 翁震平还通过设立行政领导小组和技术专家小组不时给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予以保障和指导, 确保他们不会在科研跑道上跑偏。

“只要是翁震平认准了的事, 就一定会坚持下去。”虽然同事们都清楚他的性格, 但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力推进改革的翁震平还是难免遇上这样那样的阻力, 但他从不搞一言堂, 总是第一时间向同事们解释改革的目的与好处。“对我们这样的研究所来说, 创新是唯一的出路, 假如不搞创新而是始终停留在某一领域, 那么这个单位只能存在于一时, 不能长远发展。”

很难想象, 这样一家应国防需要而生、长期靠“吃皇粮”生存的研究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没有倒下去, 还占据了全国四分之一水上游乐设施的市场份额, 成立了多家产业化公司, 并在国际船舶新规则的制定上有了话语权。

从技术人员到“外宣专家”

翁震平说, 技术难题和体制障碍并非阻碍船舶项目进行的唯一障碍, 他和研究人员们经常还会面临因他人对项目不理解, 从而无法使项目立项以及获得项目经费的问题。

船舶工业被誉为现代工业的集大成者、“综合工业之冠”, 为支持这一工业建设, 就少不了各个领域的基础性科学研究, 但这样的研究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应用, 收到实际效果, 这也是一些船舶科研项目长期无法立项的直接原因。

但翁震平不这样看。“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啊!”

实船螺旋桨空泡观测试验就是一直萦绕在翁震平心头的一个基础研究之殇。“这项工作, 我们在国内推动了十几年, 到现在竟然都没有找到一家船舶单位同意和我们搞合作研究。”翁震平有些激动, 他心中更显得焦急, 因为这项研究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20多年, 而国内针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则一直仅限于模型试验及理论研究阶段, 十分落后。

“空泡发生在各类船舶的螺旋桨、舵、减摇鳍、支架等船体各类突出运动部位, 甚至突出船体的管路进出口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空泡, 很容易引起船体严重振动、噪声以及剥蚀等后果, 为了进行这类研究, 少不了实船观测。”

这样的尴尬, 甚至曾发生在今天广受关注的“蛟龙”号身上。在702所有着30多年“工龄”的翁震平, 见证了从1992年开始论证, 到2002年正式在科技部立项的10年间, 所里前前后后无数科研人员在背后作的艰辛努力。

但他并不是一个只会等待的人。面对这些问题, 翁震平选择了主动出击。

以实船螺旋桨空泡观测试验为例, 就在一个月前, 702所同德国一家船舶公司展开合作, 终于成功地进行了试验, 为下一步开展空泡和空泡脉动压力相关性分析提供了宝贵的试验资料。

技术人员出身的翁震平, 似乎是702所里观念转变得最快的人——他自言已经习惯了奔走全国各地为一个认准了的项目做推广、搞宣传, 让他人了解某一基础研究或科技项目的重要性。“大量的技术细节, 只有通过不断地宣传、解释, 才能让人明白它的重要性, 才能真正推动它向前进。”

彼时的翁震平, 用“外宣专家”来形容并不为过。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 到成熟稳重的科研机构掌门人, 翁震平经历了国内对船舶基础研究从轻视到重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宣传基础研究重要性的他, 曾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冷遇, 他也曾感觉到“失落”, 也曾困惑于“为什么就没人愿意重视一些基础研究”之类的问题, 但翁震平从未真正放弃过, 他清楚地知道就算基础研究的推广很难落实, “但终究还是要做的”。

“想要取得科技进步, 确实相当艰辛, 相当艰辛啊!”回望当年, 翁震平连发喟叹。

“我是国家培养的”

1982年, 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的翁震平, 人生首次事业扬帆就是在702所。30多年过去, 翁震平同当初一样, 依旧是个有着一股子韧劲的人。

初来乍到, 这个搞自动控制研究的年轻人, 发现702所其实是一个主要以力学研究为主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和本专业不相符的地方工作, 将来会不会对自己的事业前途产生影响?

翁震平并没有去想这些, 而是很快作出调整, 并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搞工程研究需要大量的实验, 这就离不开控制和测试, 这不正是我的老本行吗?”

上世纪90年代初, 他被送往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学习控制和测量技术, 由于在这里参与的是具体实验项目的控制和测试研究, 作为技术人员的翁震平就很难在论文上取得成果——在很多研究人员眼中, 论文是衡量一个人科研成果的重要依据, 对一个进入研究所工作了快10年的人来说, 如果能在英国取得成果并发表一些论文, 自己一回到单位很可能会“青云直上”。

但翁震平依旧没有去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 反倒是沉下心来, 仔细观察英国的实验室究竟用了哪些现代的新测试技术, 哪些对702所的实验测试有借鉴意义, 可以被带回国内。例如英国在当时就已经很注重船体结构强度的长期监测, 1993年翁震平一回到国内, 就力主推动这一监测工作的进行, 尽管当时国内还没有太多人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1999年从荷兰学成归来, 翁震平依旧保持着几年前在英国的“习惯”:不发表论文, 而是趁着荷兰正在建设新型实验设施的机会, 加紧了解对方究竟建设了怎样的新式科研基础设施。这一次, 他带回了三维造波机的技术理念。7年后, 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维造波系统在702所安装调试成功。

难以想象, 如今的702所所长, 就是因为当年没有发表太多论文, 曾两次申报所里的研究员未果。在别人看来, 没有发表过太多学术论文的翁震平, “学术水平肯定不怎么样”。

但真正和翁震平共事过的人都知道, 在推动702所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翁震平功不可没。而这个事业心很强的男人, 总是把工作放得很高, 个人荣辱得失放得很低, “我是国家培养的”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成为所长后, 翁震平似乎更忙了。最近他又盯上了可燃冰, 尤其在听到日本已经实现了在海底开采可燃冰技术后, 他又再度扮演了“外宣专家”的角色, 向相关部门提建议、做宣传——在“建设海洋强国座谈会”上, 翁震平建议由江苏牵头成立可燃冰开采公司, 形成一个从开采到运输、销售的产业链。他说, 这件事, 必须要超前谋划, 要快做。日本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可燃冰, 美国人对于页岩气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开采也用了20多年。为了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在702所召开的江苏省海洋装备产业技术合作联盟研讨会上, 翁震平特邀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光进, 作《天然气水合物利用与风险防控》报告, 详细介绍了可燃冰储备和各国的利用现状。他也借机结合702所技术积累, 就可燃冰开采过程中对深海装备的技术要求提出问题, 组织参会人员展开讨论, 提高了大家对可燃冰的认识和了解。

在翁震平看来, 有着深海装备研发优势的702所, 应该在海洋资源的开发上有所建树, “如果成立一个可燃冰开采公司, 我这个所长宁可不当了, 再到国家的能源产业发展中去贡献点力量。”

“我恐怕连及格都算不上”

自6月22日《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后, 记者就不止一次地向翁震平提出采访的邀请, 尽管他已欣然应允, 但电话那头的翁震平, 总是没有太多空余的时间, “很抱歉, 这两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是他常有的回复。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7月28日, 记者才终于得以在两场会议的午休空隙间采访了翁震平。而那天正是星期日, 持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翁震平, 还是没能迎来放松的周末。

但采访当日, 记者并没有从电话中听出翁震平太多的疲惫, 一谈起海洋装备事业, 他就像一个关不住的话匣子。

翁震平总是很乐意同别人交流, 无论是所里的科学家, 还是上级领导, 以及普通市民——刚刚在厦门送走“蛟龙”号, 翁震平就来到上海“新民科学咖啡馆”做科普。

“一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重量约1万吨, 水下7000米的压力约12万吨。也就是说‘蛟龙号’突破7000米, 相当于拖着12个埃菲尔铁塔在海里活动。”在翁震平眼中, 推广海洋装备事业不需要区分宣传对象, “与不同的人交流, 收获也是不同的”。

“您为自己6年的所长工作打几分?”采访的最后, 记者问翁震平。

新闻出版强国 篇9

柳斌杰指出,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新闻出版全行业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各地区各单位行动坚定自觉,举措扎实有力,取得了突出实效。去年以来,新闻出版系统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狠抓舆论宣传和主题出版,大力营造氛围,为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和推动全党全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认真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从四个方面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即要在学习原文上求深入,原原本本研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章和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领会精神实质。要在武装思想上求深入,把握重点、抓住难点、引导热点,更好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一思想认识,凝聚智慧和力量。要在贯彻落实上求深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改进文风作风,紧密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改革发展的实际,用党的十八大精神判断形势、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在宣传引导上求深入,继续以图书出版、报刊宣传和网络传播为阵地,发挥主动性,唱响主旋律,为全党全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创造良好学习条件、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柳斌杰强调,当前,新闻出版改革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日益加强,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深层次矛盾更加凸现,内容创造乏力,体制改革没有到位,机制活力不足,产业规模偏小,竞争力不强,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挑战应对好了就会变成机遇,机遇丧失了也会变成挑战。只要我们善于抓住新机遇,勇于改革创新,就一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一定能实现新闻出版强国之梦。

柳斌杰指出,20l3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做好20l3年新闻出版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部署,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加快落实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型升级,多出精品力作,提升传播能力,落实惠民工程,拉动出版消费,充分发挥新闻出版业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加快推进新闻,出版强国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首批国家级信用等级印刷企业诞生

2013年1月9日,我国印刷业诞生首批49家获评A级以上信用等级的企业。当天,由商务部和国资委批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承担的首批全国印刷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复审会在京召开。历经企业自愿申报、初审、第三方机构评审、评审委员评审、媒体公示、复审、向商务部提交备案等程序后,49家企业获评A级以上信用等级。印刷行业没有国家级信用等级企业的历史就此终结。

安徽省建立全国第十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

近日,安徽省安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获批建立。至此,全国第十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在安徽省落户。

2012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派出考察组,专程到合肥、芜湖两市现场考察安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筹建情况。同年12月,总署批准同意安徽省建立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安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建立,对于充分发挥全省数字出版现有优势,促进数字出版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和产业链迅速形成,加快推进新闻出版强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发2012“扫黄打非”十大案件

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向社会公布了2012年“扫黄打非”十大案件。其中,非法出版物案件3起,淫秽色情出版物及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件3起,侵权盗版出版物案件l起,非法报刊及印刷品案件2起,假记者案件1起,案件涉及的地区包括新疆、河南、广东、北京等多个省(区、市)。这十起案件中的主犯最高获刑14年,并分别被处罚金。

总署积极组织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2013年春节期间组织出版发行单位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以多种形式送优秀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到基层。

为结合新闻出版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要求,通知特别指出,文化惠民活动要进一步贴近基层,服务群众,不搞形式主义,不给基层群众增加负担。同时,主要新闻媒体拿出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刊登文化惠民活动的报道。

大型世界通史类著作《世界历史》首发

2013年1月10日,多卷本(《世界历史》出版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书是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等出席。

据介绍,多卷本《世界历史》是首部专题研究与编年叙写相结合的大型世界通史类著作,由武寅担任编委会主任,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百余位学者担任撰稿。全书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等8卷39册组成,共1500余万字。

——人民网

《国家人文历史》创刊

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国家人文历史》创刊庆典近日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国家人文历史》的前身是《文史参考》杂志。秉持“真相、趣味、良知”的办刊理念,《文史参考》自2010年创刊以来,追求文化内涵,广受读者欢迎。杂志社中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系列内刊、新媒体、图书出版等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在形成一个有传播力的文化平台和有影响力的媒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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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在庆典上表示,从《文史参考》到《国家人文历史》名称的变更,背后折射的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国战略,是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国家人文历史》将秉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坚持高格调、高品位,在历史长河中披沙沥金,在人文宝库里萃取精华,发掘真的意义,弘扬善的品格,传播美的力量,丰富精神世界,推动时代进步。

——《人民日报》

中国版协教育图书工作委员会换届魏运华当选主任

2013年1月10日,中国出版协会教育图书工作委员会换届大会在京举行。会上,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建国代表理事长柳斌杰、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刘建国说,教育出版是我国出版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全国教育出版社承担着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出版任务,编辑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中小学教科书。他希望教育图书工作委员会全心全意为会员单位办好事、办实事,充分调动教育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会上,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魏运华当选第六届教育图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志刚、汪中、应中伟、刘东杰、邱菊生、丁一平、谭立群当选副主任,李俏当选秘书长。

据了解,教育图书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87年5月。自2007年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版协领导下,在组织召开全国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订货会等系列活动方面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中国新闻出版报》

新华网IPO申请获证监会受理拟登陆A股市场

新华网IPO(首次公开募股)申请近日获得证监会受理,拟上市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目前审核状态为初审中。新华网若上市,将成为继人民网之后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国有新闻传媒类网站。

据了解,新华网已获得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在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官方网站中,已投项目包含新华网,但公开资料并未透露具体金额。

——新华网

第四届中国期刊发经理人年会召开

1月5日,中国报刊发行经理人联盟在京举办第四届中国期刊发行经理人年会,全国百佘家期刊社的相关负责人和多家期刊渠道发行商参会。围绕“协作·创新·共赢”的主题,与会者就期刊的微博营销、社区营销、移动媒体产品设计以及海外发行渠道拓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中国报刊发行经理人联盟创建于2008年,是一个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机构,由全国各地报刊社、传媒公司发行经理人,以及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报刊发行代理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协会致力于报刊发行领域的动态信息传递和业务交流。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2年中国游戏产业年会召开

2013年1月8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游戏出版物工作委员会和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2012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在苏州举办。主题为“游戏悦动生活”的年会对2012年中国游戏出版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作出突出贡献和表现优异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年会还发布了《2012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与《2012年中国游戏产业海外市场报告》。

据介绍,连续举办九届的中国游戏产业年会已成为面向国内游戏产业最权威、最专业的大会,被业内人士视为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届年会,本届年会围绕“鼓励游戏研发、扶持自主品牌、提倡平等竞争、繁荣民族产业”展开,并举办中国“游戏十强”盛典,展示2012年中国游戏产业成就。

——新华网

王亚非:战略高度保障出版集团可持续发展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飞在《中国图书商报》撰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经过十年的体制改革之后,出版集团今后的改革将重在机制、布局、人才、创新、融合和走出去上进行突破,在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爆发式突破和增长。

融资与融合是下一阶段产业发展的总趋势,精品化、项目化、新媒体、走出去将成为2013年主业发展的最大取向。随着出版产业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和趋于稳定,出版及其相关资源的集中度越来越高,资金、版权、人才、政策等核心资源向强势企业、品牌企业的流速加快,资源的深度开发机制和关联拓展机制,成为出版业发展大文化产业、融入大经济循环的重要机遇。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高广深新的精品工程战略。以高端资源、广阔市场、深度开发、新型业态为核心,挖掘、储备和开发高端文化精品,开发图书衍生品,实现一种投入多种产出,大力发展文化电子商务,攻克数字出版关键技术,大规模开展3G互动阅读产品开发,重点推出一批精品示范工程和品牌文化项目。

效益优先的资本运营战略。继续推进条件具备的所属企业上市,增强企业的资本市场参与度。继续开展中短期融资债券业务,拓展资本投资。继续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资产结构,做大资产总量,让资本转起来产生最大效益,发挥资本的产业发展动力作用。

黄永松:把优秀的中国童话留给孩子

《汉声》杂志创办人黄永松在接受《信息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多年历史中,孕育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只是无人整理。中国的当代文化被西化得太严重了,应该对失根于自身的文化沃土加以重视,新生一代的孩子多半阅读翻印自欧美、日本的儿童书籍,很少能看到图文优美的中国读物。孩子们只认识德国的白雪公主、美国的米老鼠、日本的无敌铁金刚……如此失根于自身的文化沃土,无怪乎民族意识一代比一代。低落了。这令我们十分忧心。甚至我们自己搜肠刮肚给孩子讲故事,最后却发现,记忆中的故事怎么都是西方的?这种情况使我意识到,我们被西化得太严重了。在经济起飞的浪潮中,首当其害的便是儿童的精神生活。

中国本土童话更接地气儿,更适合中国孩子的口味。好的童话故事都应该给孩子讲,越丰富越好。我们说给孩子讲我们自己民族的故事,并不是说外国的童话不好,但你不能只有外国的童话。你应该先要知道自己文化的根。你要记得你的祖先是中国,中国不是没有童话故事,中国有很多的故事。同样,也不能只接受中国的童话,文化要相互碰撞才好。要想明天更美好,需要从孩子人手。小孩子觉得是好东西他就会记住,甚至影响他一辈子。中国童话就是将我们寻到的中国文化,扎根在孩子心中,唤起孩子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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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顺科:中国科普出版缺少“大家”支撑

中国科普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石顺科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需要一些‘大家’出来做科普工作。多年以前,美国的科学报道也常出问题,歪曲的报道、扭曲的报道、别有用心的报道非常多,后来科学家站了出来,成立了专业组织和团体,专门在公开的刊物上批驳或者纠正科普谬误。一直到现在,美国还有一个探索中心,对非科学的东西进行揭露和反驳,包括一些科普大家,像贝尔,专门给公众释疑解惑。”

中国科普事业发展这么多年,中国科协现在也提供资金和定向支持,支持作者、支持创作团队进行科普创作,但奖项设得不够,引导不够强,导致有一个老问题:创作队伍比较嫩,没有大牌科普作家,难以呈现特别好的作品给读者。另外,他认为,国内推荐优秀科普图书和向公众宣传的力度较弱,与国外宣传促销费用要占初版印数总码洋的8%-15%的投入相比,我们一般只有不到1%的科普图书宣传促销费用。

肖伟:传统出版与数字阅读如何寻找共赢

中国电信天翼阅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伟在接受《出版广角》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电子阅读方面,网民的付费习惯有待培养。而事实上,在正版图书价格偏高,支付模式单一化的背景下,天翼阅读模式已经成为较好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它能给出版社带来一部分新的客观收入。同时拥有强大的品牌、资金、用户资源,可以将数字出版行业比较严重的盗版问题理顺,使行业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版权得到梳理,其次是数字阅读习惯得到培养,再次是收入模式也得到了新的尝试和完善。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优质读物无法及时登录数字阅读平台,这可能是由于传统出版社有一个误区——担心平台用户分流纸质书读者,减少收入。事实上,这两种渠道的读者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平台相当程度上延展了纸质出版物的销售。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版权,传统出版社需要将自己的数字版权进行理清,便于后期的合作。

在与出版商合作方面,天翼阅读目前有丰富多样的接入方式,对于有出版资质的意向出版机构合作方,实行绿色通道,只要提供相关材料就可以直接签约,而且免费为出版机构提供数字化代工的服务。

为2012年中国少儿出版喝彩

《光明日报》报道:2012年,中国少儿传统出版单纯依靠卖书的赢利模式被悄然打破,各家少儿出版社尤其是品牌社在儿童文化产业甚至在儿童产业的背景下,探索出多元化的赢利模式。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建立了衍生产品部,生产蜡笔、红袋鼠语音智能玩具、叮当狗、儿童靠枕等衍生产品;明天出版社以明天学前教育所和山东学前教育网为基础,成为幼儿园各个门类产品的提供商。

2012年,在实体书店受到多重冲击的情况下,少儿出版积极寻求对策,加大对二三线城市销售开发力度,选择重点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成立网络销售部,挖掘当当、卓越、京东、淘宝等大型电商以及红孩子等垂直电商的销售空间,积极进入多种团购渠道和母婴渠道等特种渠道,拓宽销售渠道。市场占有率曾一度达到8.94%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12年创下历史新高,在总体图书市场所有出版社排名中名列第五,为少儿出版迄今为止在总体图书市场中的最佳表现。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画书《穿墙术》入选“中国最美的书”,将与其他19本入选图书一起参评2013年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魔法小仙子》《美丽的西沙群岛》等6种少儿图书入选第12届“五个一工程”奖……2012年,中国少儿图书出版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地位,少儿图书出版业也彰显了越来越厚重的品质,值得喝彩。文艺社向全媒体内容提供商转型

《出版商务周报》报道:出版作为整个传媒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除了开发好产品,还可以充分利用出版资源进行产业延伸。目前,国内外成熟的出版集团正是为了延长产品的产业链而进行的资源整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把目前出版集团划分为3类:系列化集团、一体化集团、多元化集团。以此分类为参照,出版产业链可以从三方面打遣:一是类型化产业链,以图书内容为核心,通过平媒、网媒等形式充分开发利用内容资源;二是一体化产业链,这是将造纸、出版、印刷发行等出版上下游打通的产业资源整合;三是多元化产业链,是以出版主业积累的资本进入投资非出版相关行业。此处重点谈第三类产业链延伸。而对于文艺社来说,最主要的形式是将产业延伸到影视业。

对于产业链延伸的几种形式,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说:“数字出版由出版集团统一操作,而动漫出品和教育培训则是少几社的长项,文艺社在一定程度上能做的是向影视业的延伸,都是从单一的纸质出版到全媒体的内容提供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影视;二是直接进行影视版权的运营,把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出售给相关影视公司,从源头上和影视公司建立起紧密的战略联系。比如我们2012年出版的《甄嬛传》《将军在上》《离婚前规则》等,都是和影视一起互动的。而由于影视的带动,《甄嬛传》单套书码洋就达到了两千万以上。”

学习借鉴国际教材编辑出版先进经验与做法

《中国青年报》报道:高职高专教材编辑出版要根植教育,服务教育,争做中国先进教育理念的倡导者,先进教学模式的探索者,先进教学内容的传播者。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陈建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不单单是一本纸质教材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从传统的教材建设转向现代教学资源的建设。

一本高质量的高职高专教材,第一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第二要反映行业企业用人的需求,第三是紧跟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向发展,第四是体现中高职衔接发展,第五争取实现纸质化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北师大出版集团总经理杨耕说,该社在编辑出版《美术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精品教材外,还积极参加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等国际书展,学习借鉴国际教材编辑出版的先进经验与做法。

植入广告,漫画营销新方式

人民网报道:对于漫画作品中植入广告这种厂商合作的新型营销形式,多数漫画作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并且也愿意尝试。但他们同时指出,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一些现实问题。第一,漫画作者担心植入广告引起读者反感。第二,作者与品牌商通过何种渠道建立联系并达成合作?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如何控制广告在作品中的植入程度以达到品牌宣传的最佳效果。

新浪微漫画平台相关负责人认为,在漫画作品中植入厂商的商品广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商业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在上映前,为了配合某品牌厂商的推广需要,将杜拉拉电影中的精彩情节单独提出,以漫画的形式对电脑进行了重新演绎,受到读者喜爱。只要拥有着专业的编辑及运营团队,能够为品牌商提供优秀的漫画植入方案。就可以达成产品与漫画的完美结合及有效传播。

强国必先强教 篇10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 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有力推进了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 推动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科技、教育、人才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加迫切, 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显得越来越重要。虽然我国教育事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但仍然存在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教育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 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新要求。我们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紧紧抓住机遇、有力迎接挑战, 着力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迈上新台阶, 充分发挥教育的重大作用。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大力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优先发展教育,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全面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把握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 坚持以人为本, 遵循教育规律, 面向社会需求, 优化结构布局,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大力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关键是要贯彻落实好《教育规划纲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坚持改革创新, 全面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促进教育公平,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重视教育质量, 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和出名师、育英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确保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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