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共7篇）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篇1

一、导言

本文研究公共商品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及其对预算支出结构调整的政策含义。公共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会影响不同生产组织 (政府公共部门也是其中之一) 的相对效率。一旦决定了由政府供给一种商品或服务, 就需要在不同的生产组织中选择一种来实现这些供给, 而这种选择与政府规模是密切相关的, 但与政府的活动范围无关。一方面, 如果财政支出结构中基本公共服务和转移性支出的增长高于行政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增长, 则可以看作是政府服务范围的扩大与政府规模相对稳定的组合情形, 这是公共财政出现的重要特征。这有赖于政府有效利用市场分工的能力——合约的选择和执行能力;另一方面, 政府提供的效用不可分性公共商品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存在内生的信息不对称性, 监督和控制政府滥用公共资金的力量失灵, 使得政府预算规模的扩大并没有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方面,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政府项目消耗了公共资金而社会大众所获甚少。效用可分性公共商品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对个人的转移支付相关, 效用不可分性公共商品与政府购买性支出中项目支出相关, 投入品的不可分性内生地与政府规模正相关。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对不可分性投入品的预算经费控制, 是政府规模控制的关键, 这主要依靠对政府项目支出的控制来实现。

二、公共商品的不可分性与政府规模

1. 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

对公共商品而言, 效用函数的不可分性就是共享的不可分性。我们首先从效用函数的可分性, 然后到不可分性来分别定义公共商品。可分性公共商品定义:, 其中为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为第个消费者对这种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拥有) 数量之和;且公共商品在个人之间是可分的。有大量符合可分性生产函数的例子, 如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救治的病人、提供的自来水、回收的垃圾等。这些公共服务项目的效率界限是一条连续的线。

不可分性公共商品定义:其中, 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享受公共商品的总量, 且在个人之间是不可分的。不可分性公共商品的例子有很多, 如铁路、桥梁、公路、国防等, 这些项目的效率界限是离散的 (Baum et al.1978) 。

詹姆斯·M.布坎南 (James M.Buchanan, 1999) 研究了公共商品效用的不可分性与政治集团规模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 在政治集团的规模与产权结构是外生变量的情况下, 公共商品不可分程度是集团规模的增函数。

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是指生产过程中离散生产单位之间的生产不可分性。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报酬递增与交易费用的折中, 决定了公共商品有效率的生产应该是由外包还是由政府公共部门自己完成。张青、魏涛 (2008) 将杨小凯 (2003) 关于厂商规模与分工规模关系的论述, 推广到公共部门效率分析中, 提出了政府规模无关论, 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合约经济学基础上的。

命题一:如果分工在政府部门内发展, 则平均部门规模和生产力会同时提高;如果分工在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发展, 则平均政府部门规模会下降, 而生产力和分工水平会提高, 公共支出的水平与政府规模是无关的。

政府部门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别类型的合约——纳税人放弃一部分收入以交换公共服务。因此在市场的替代组织形式规模和分工规模之间就有明确的划分。就政府部门来说, 一方面, 政府部门规模的扩大仅仅意味着公共生产类型的合约增加了。由于这可以通过降低市场合约的数量来达到, 因而会导致政府部门规模的扩大, 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仍保持不变, 甚至下降。另一方面, 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能挑选一些不同类型的合约来协调分工, 分工经济并不一定导致大的政府部门。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并不与政府部门的规模直接相关, 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部门决策者的理性化程度也至关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构成经济组织合约关系的形式, 基本是由政府决定。首先, 要考虑选民的机会成本不同, 其次, 要考虑执政当局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在这些限制条件下, 政府最后可能提供公共商品基础促进经济活动 (道格拉斯C诺斯, 1992) 。公司与市场在组织分工中可以互相替代, 替代的程度依赖于劳动力要素的机会成本与企业家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约束。政府部门与市场在组织分工中也可以互相替代, 替代的程度依赖于选民的机会成本和执政当局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约束。

在公共商品的生产函数中, 政府部门消耗的成本与其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水平是无关的。政府公共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不能混淆, “养人”与“养事”也不是一回事。当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可以是公共提供、私人生产时, 市场效率可以作为衡量政府部门效率的标准。

鲍尔莫 (Baumol William J., 1967) 提出, 如果政府提供的教育和警察保护等“物品”中有很多是服务的话, 则可以预期这些“物品”的价格相对上涨, 即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政府扩张的原因。他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主要蕴含在资本设备的技术变化之中, 从而政府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与私人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富克斯 (Fucks, V.R., 1968) 、罗斯和伯克黑德 (Ross, J.P.and J.Burkhead, 1974, Ch.6) 、戈洛普和乔根森 (Gollop, F.M.and D.W.Jorgenson, 1980) 的研究表明, 政府生产率滞后于私人部门的生产率, 且实际可能是零或负值。多纳胡 (Donahoue, 1989) 进行的多项研究显示, 同样是提供市政服务, 美国的公共单位所需要的成本就比私人机构高出很多。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 (2004) 对所有权结构差异导致效率差异的原因,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进行了模型分析。丹尼斯·C﹒缪勒 (2002) 则批评鲍尔莫没有考虑到政府部门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办公设备方面的创新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可与私人部门相竞争的条件, 因而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效率差异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根据本文的命题一,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什么政府部门的效率与同样是以服务为主的金融和贸易领域无法抗衡?这是因为后者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分工的优势, 通过合约结构的多样性和数量的密集性, 实现了行业的内生增长。

罗德里克 (Rodric, Dani, 1998) 认为贸易条件风险高的开放经济有大得多的政府消费支出, 是因为政府部门通过实施政府项目或者用干脆直接吸收劳动力的办法以削减就业风险。我们可以将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作为可分性公共商品, 而将政府消费作为公共部门的成本函数处理。如果政府规模无关论成立, 则相关的计量研究应该得出两类效应: (1) 相互影响项目 (OPEN TTRISK) 与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与政府消费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1) 这可以看作是政府规模不变与公共开支增长相容的情况; (2) 如果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以及政府消费同时与开放性/贸易条件风险相互影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则证明这类国家的政府缺乏扩大失业救济金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行政能力, 去抵消开放经济所带来的风险。这类国家的政府往往通过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规模以削减整体就业风险。这可以看作是政府规模扩大与公共开支同时增长的情况。罗德里克 (Dani Rodric, 1998) 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 OECD发达国家具有上述第1类效应;而在某种约减的全样本中, 发展中国家具有上述第2类效应。见表1。

资料来源:Rodric, Dani (1998) , 表4和表6。注:第1、4和5栏中的方程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第1栏中的自变量是1980—1989年间的平均值, 第2—5栏中的数字是1975—1984年间的平均值。括号里的数字是标准误差。*代表99%的显著水平。**代表95%的显著水平。***代表90%的显著水平。

罗德里克的经验研究表明, 政HhII府执行合约的能力与选择合约的能力同等重

要。市场分工为政府提供的合约选择空间并不会自动地成为政府的效率改进空间, 政府部门的政治意愿和行政能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阻碍, 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担心政府规模的过小会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发挥和公共商品的供给。财政支出的所谓“瓦格纳法则”就是其理论投影, 凯恩斯主义更是将政府规模视为混合经济的基本特征。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 (1996) 指出, 瓦格纳将保护和一般行政性管理等支出类型看做是随人均GNP增长而增长是没有道理的。其实, 公共商品的供给与生产是两种有区别和联系的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 社会专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 将公共商品和服务按照竞争原则外包给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 可以大大降低政府部门“养人”的开支。在编制预算、评价公共支出的绩效时, 应着眼于考察:公共预算单位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市场的专业化优势进行服务外包?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是否低于市场组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部门的人员编制是否需要随着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的规模扩大而扩大?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是否也应随之上涨?如果始终局限在使用政府制定的各种静态“标准”去评估预算单位的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理, 而不是充分利用市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巨大潜力, 就很难建立效率与效能相结合的服务型政府。美国联邦政府对公共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时, 广泛使用市场组织的效率指标作为参照系, 对我们改革和改进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不可分性与公共支出效率

曼瑟·奥尔森 (Olson, M., 1990) 在其“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观点的统一”的宏文中, 极富洞见地指出, 不可分性社会生产函数是一种检验空间极为有限的“少集” (scant set) , 就是这个集合可能只包含了一个元素, 通常是是政府部门活动的领域。由于公共政策的实施后果无法在实验室准确模拟出来, 政策的实践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不可分的整体, 使得其中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由于无法通过推到重来的办法去比较和检验政策的绩效, 故此称为“少集”。

奥尔森认为, 只要存在下面两种情况之一, 不可分性就一定存在。

(1) 共享的公共商品。公共商品不可能被分割成一个个单位产品, 然后提供给部分消费者, 而不提供给其他消费者。所有人都必须分享相同的整个公共商品——这就是所谓共享的不可分性, 也就是效用函数的不可分性。

(2) 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领域。非竞争性是一个技术特征, 它意味着当某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仅仅包含固定成本而没有变动成本从而出现显著的报酬递增时, 该资源就是非竞争的。在帕累托效率的商品供应上, 向额外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商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或至少大大低于平均成本) 。在这些条件下, 任何公司只要其提供的商品数量接近帕累托效率供给量而又没有价格歧视的话, 这个公司都无法弥补自己的成本。如果该商品一定要提供的话, 也只能作为公共商品提供, 这就是生产函数 (投入品) 的不可分性。投入品的不可分性称之为整体的不可分性 (lumpy indivisibilities) 。

命题二: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政府生产时的信息损失要高于政府提供、私人生产时的损失, 投入品的不可分性与政府规模正相关。

我们首先考虑共享的不可分性的例子, 也就是说, 不能排除非购买者享用公共商品。在这样的情况下, 存在三种重要的信息损失或难题。

(1) 由于存在不可分性, 绩效检验必须是针对公共商品的整个群体, 因而代价高昂。因此, 公共商品, 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其他大型行政管理区所关心的公共商品, 构成了一个少集, 而不是多集。例如, 政府兴建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会产生气候、地质、水文、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移民等多方面的影响, 由于存在不可分性, 尽管有许多专业研究, 但仍未解决知识方面存在的差异。对工程负面影响存在争论, 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可分性使得相关生产函数变得模糊不清。不可分性公共商品很难拆分为预期收益和方差相同的分割单位, 因此, 它们只能被作为一个整体而非部分, 即整体收益和整体方差被接受或否决。换句话讲, 我们不能获得62%的收益和38%的方差。对这样的项目进行取舍时, 都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议。当然, 只有在因果关系的实证信息不充分的时候, 关于什么起作用, 什么不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才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2) 由于公共商品拥有共享的不可分性, 即无法被分成能够计数或直接度量的各个单位, 因此, 政府也无法直接度量产出的数量。即使可以度量, 由于消费者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没有显示出来, 这意味着产出的价值是未知的。因此, 政府通常无法知晓产出价值的变化情况, 这是因为价格机制无法产生作用。

(3) 由于共享的不可分性要求政府作为供应商必须拥有垄断地位, 至少在某个地区或群体有垄断地位, 因此, 除非蒂布特式的用脚投票成本非常低, 社会大众是不知道其他供应商能够以什么样的质量和价格提供同样的产出。这说明, 即使当前政府的生产函数和居民对政府产出的评价是可知的, 对于可能做得更好的、可替代的其他政府或行政体系的生产函数和产出价值仍然无法知晓, 从而失去可比较的客观依据。

我们再考察生产函数不可分的情形。不可分性生产函数下的公共支出效率信息的缺失和困难是内生于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弥补企业的缺位所带来的。公共提供、私人生产时所遇到的信息困难比起只有政府才能执行的活动——公共提供、公共生产时所遇到的信息问题要轻一些。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 (2004) 认为政治家的代理问题是公共企业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根据命题二, 我们可以推断公共部门代理人有激励尽量选择信息缺失较大的生产类型, 从而会出现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规模不变, 而政府规模却扩大的情况。

对于效用可分的标准化商品, 通过竞争性政府采购投标可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但兴建各类复杂工程, 由于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不可分性, 无论是采用直接投资还是竞标制, 都很难判定其成本收益。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带来了投入成本的不确定性。投入成本的不确定性在政府项目和工程中是无所不在的, 这是导致“钓鱼项目”泛滥和政府预算失控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可分性效用函数与公共支出的配置效率有关, 与政府规模无关。不可分性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则与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损失以及政府规模扩张有关。提高政府支出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公民对政府支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离开这一点, 只从技术上、指标上研究如何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是无法奏效的。

由于投入品的不可分性与政府规模正相关, 抑制政府规模增长的关键着力点就要放在对政府项目支出的控制上。财政部第35号、36号令提出了部门预算编制与公共资产存量管理相结合的思路, 很准确地把握了公共部门存在的关键问题, 相应对策也击中要害。实施的效果如何, 则在¨å很大hû程度hå上è取û决于对 (ü行ü政事业HHäü单位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 Hç这方面¨Èææ的hÈç工ç作还需要倾注大量的努力。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篇2

1. 受宏观调控政策和风险控制考虑,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体规模有所下降。

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 辽宁省地方政府性贷款余额4036亿元, 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比上期上升2.4个百分点。其中,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3771亿元,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15.7%, 同比减少2.5个百分点。总体上看, 辽宁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有:一是地方政府平台贷款从2010年开始冲高回落。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 中央出台刺激经济计划, 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扩张, 但进入2010年, 中央各部委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严控贷款规模, 加强风险的控制和管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开始下降。二是商业银行自身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各金融机构均能制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管理办法, 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严控全口径平台贷款总量, 明确贷款新增投向和新增条件, 实行名单制及限额管理。由于平台贷款审批条件不断严格, 导致平台贷款出现萎缩。

2. 平台贷款以政策性银行为主, 现阶段资产质量良好。

辽宁省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截至2012年三季度期末尚未出现损失贷款, 正常类贷款占比93.1%, 关注类贷款占比平台贷款余额6.8%, 与2011年同期持平, 可疑贷款余额1.96亿元, 仅占平台贷款余额的0.1%。辽宁省平台贷款资产质量仍保持较高水平。从资金来源上看, 以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 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平台贷款金额达到1674亿元, 占平台贷款余额44.5%,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贷款余额占比分别为12.0%, 8.3%和6.0%, 城市商业银行也积极提供平台资金支持, 贷款余额也占到了5.9%。

以平台贷款市场份额较大的国家开发银行为例, 一是融资平台资产负债率未达到监管要求的只有6家, 贷款余额55亿元;二是融资平台信贷分类中支持类达到53家, 保证了平台贷款后续发放;三是平台贷款风险定性中现金流全覆盖41家, 贷款余额1124亿元, 占比稳步提升到98.8%;四是最新统计显示, 平台贷款中正常类贷款1011亿元, 占比89%, 关注类贷款131亿元, 占比11%。

3. 平台贷款担保形式以抵质押贷款为主, 但潜在风险依然存在。

2012三季度末,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抵质押贷款余额2624亿元, 占比69.6%, 同比提高了4.1个百分点, 以土地抵押和应收账款质押为主;保证贷款占比23%, 以国有企业保证为主;信用贷款仅占7.4%, 下降了3.3个百分点, 主要以地方政府信用形式。但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采取信用方式发放的贷款占比有所下降, 但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这类贷款的质量极易受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 一旦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趋紧, 其质量有急剧恶化的可能。

单位:万元, %

以抵押、质押方式获取的贷款也存在质量恶化的风险。由于平台公司贷款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其贷款抵押品相当一部分是土地使用权, 一般可以获得土地估价60%-80%的贷款。土地交易市场受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很大, 而近年来土地价值容易被高估;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政策下下行压力很大, 土地交易市场出现价格向下回落, 会大面积地影响银行的贷款质量。同时, 应收账款的按期收回也会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

4. 承建项目中公益项目比例较大, 贷款与投资错配问题容易引发流动性危机。

从承建项目的性质来看, 有64.75%的项目是公益性项目, 其中靠财政偿还资金的比例为17.7%, 其他均依靠自身的收益偿债。由于公益项目的贷款与投资项目现金流通常存在错配, 高比例的自身收益偿付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大部分基建项目大都存在着建设周期长、收益回收分散的特点, 而投资平台贷款期限相对较短, 从而给平台公司带来投融资期限错配的风险, 同时由于这些基建项目存在变现能力差的特点也会给平台公司带来流动性风险。当地方政府无法按时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时, 即使一些项目在长期看来是盈利的, 流动性的缺乏也可能会影响项目的进程, 并最终影响金融机构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收回。

5. 政府平台类别和贷款用途多样化, 市政建设和交通运输类占比较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分为6大类, 其中, 城市投资建设公司平台和交通运输类融资平台占比较大, 均超过22%。从贷款用途看, 市政建设类贷款占比居首位, 达到30.39%, 集中用于道路桥梁建设、拆迁改造旧城区和保障性住房;其次是公路建设, 占比24.53%;园区建设和土地收储也占有较高比例。值得关注的是, 无论是从平台类别看, 还是贷款用途看, 土地储备相关贷款比例显著提高,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此类贷款主要用于收购、整治土地, 提升土地出让价值的贷款, 偿还受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 应注意土地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6. 新增平台贷款以5年期以上的项目贷款居多, 容易造成风险累积。

从2012年9月末的平台贷款期限结构来看, 流动资金贷款占比下降近2个百分点, 大部分资金以项目形式流出, 这与宏观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办法有关, 进一步限制了平台贷款的流向。项目贷款以5年以上长期贷款为主, 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2012年9月末5年以上长期贷款增长了7个百分点。长期贷款一方面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因为银行整体的资产结构是“存短贷长”;另一方面由于期限长, 会给未来本金和利息的回收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旦多个项目同时到期, 原本短期可控的风险, 经过一段时间的长期积累, 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二、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1. 在短期内应继续控制政府融资平台整体规模, 加大对平台贷款的风险监测。

不可否认,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保增长、扩内需和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 初期盲目的扩张也会给未来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 目前应当控制地方政府平台贷款整体规模, 在保证期末平台贷款余额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满足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贷款需求, 以实现经济逐步企稳。同时, 对新增的和已有的平台贷款加强风险监测。一方面, 要严格平台贷款审批, 对于贷款投向、贷款规模严格控制, 实行名单制和限额管理, 确保新增平台贷款的合规性;另一方面, 对已有贷款, 尤其是年内到期贷款, 逐户落实还款来源, 制定还款方案, 防范短期风险, 对抵质押贷款的担保物进行合理评估, 避免由于土地贬值等因素引起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不仅仅是对其项目效益和还款能力的测算, 很大程度上与制度风险与市场风险紧密联系,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核心是土地的资本化, 而土地的资本化又与住房市场有密切的关系, 其风险也和当地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2. 在中长期应增加财政转移支付, 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

从上半年的财政预算来看, 辽宁省的地方财政预算偏紧, 可能会出现短期的支付困难。短期内, 中央政府应及时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确保贷款本息的正常偿付, 防止引发大面积的违约。但从长期来看, 如何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质量, 增加财政预算收入非常重要, 着眼于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 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尤其是对于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单纯依赖地方财政无法实现, 可以通过直接支付转移的方式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目前,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贷款成为了地方政府实现资金融通的唯一渠道, 而本质上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区别。拓宽地方政府的资金融通方式意义重大, 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 参考发达国家成熟经验, 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收支矛盾。

摘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来已久, 其概念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公司, 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地方政府成立这些城投公司的主要目的, 即曲线从银行贷款, 来进行地方基建、市政、公共事业的建设。该文就辽宁省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质量、构成、使用方向、潜在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提出了要控制整体规模, 加大风险监控等建议。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篇3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 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政府的强力支持、社会的巨大需求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快速发展和培养能力的提高等因素[1]。为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2013年2月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了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决定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 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2]。

在新政策下, 完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对于研究生收费改革以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3]。从近期的视角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本科生招生规模的情况和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是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发展的三个重要变量;从远期的视角来看, 则应该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 应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 制定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模型[4]。

文献[5]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构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一专业评估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云南省数学类专业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模型, 给出了决策变量与指标权重, 得出了模型结果和相应的整改方案。

文献[6]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经费来源的基本状况以及教育成本的现状, 建立了教育部直属高校、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研究生招生规模与教育经费的非线性规划模型, 最终得到了关于研究生招生规模与政府经费投入、学费标准、教育成本、师生比的最优取值, 并分析了研究生培养的适度规模经济效益问题。

文献[7]在适当的假设下, 建立了关于高校招生规模、政府人均经费投入与学费标准之间的三维连续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并给出了模型平衡点的稳定性条件并对最优招生规模进行了估计, 反映了招生规模的一般规律, 然而在实际中, 招生与经费划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因此离散动力学模型更能反映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演化过程。

本文在考虑研究生的就业能力的条件下, 分析招生规模与政府投入的关系, 建立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根据映射动力系统理论给出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 为高校管理部门及考研学子提供一定的建议, 同时弥补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

1 模型的建立

用M (t) 表示t时刻的招生规模, N (t) 表示t时刻的政府投入。

1.1 招生规模的动力学方程

政府对教育资源 (包括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 的投入力度越大, 对该校的教育质量具有促进作用[8]。毕业生就业能力越低, 反映该校的教育质量越低, 因此假设政府投入的相对增长 (N (t+1) -N (t) ) /N (t) 与就业能力成正比;为了限制不理智的扩招风气, 当研究生招生规模过大时, 政府投入的变化率应该减少, 故政府投入的相对增长速度与招生规模负相关, 即。因此

其中β>0为研究生招生在单位规模下政府投入的相对改变量, 反映政府投入对招生规模变化的敏感度。

1.2 政府投入的动力学方程

当政府投入增加时, 招生规模可以适当地扩大, 招生规模与政府投入呈正比;招生规模也与毕业生有关, 如果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过大, 学校则应该降低招生规模, 招生规模的变化与学生毕业时的就业能力成二次负相关[9]。考虑从t时刻到t+1时刻, 招生规模的变化率 (其中α>0为单位政府投入下应增加的招生规模, k>0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

综上所述, 建立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如下:

2 非负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2.1 非负平衡点的存在性

将建立的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 (1) 写成映射动力系统的形式则有:

这里“′”表示时间增加一个单位算子, 在实际中一般表示一个学年。下面求系统 (2) 的平衡点, 根据平衡点的定义, 系统 (2) 的平衡点应满足M′=M, N′=N, 即为如下非线性方程组的解:

由于模型本身的意义, 只需考虑系统的非负平衡点。易知E0= (0, 0) 恒为系统 (2) 的平衡点;当F, N不全k k不为0时, 解得.因此系统 (2) 有两个非βαβ负平衡点:边界平衡点E0= (0, 0) 和正平衡点。

2.2非负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系统 (2) 的Jacobian矩阵

2.2.1边界平衡点的稳定性

在边界平衡点E0= (0, 0) 处,

(3) 有两个正特征根1和1+k>1, 因此E0为非双曲不稳定的平衡点。

2.2.2正平衡点的稳定性

在正平衡点E1处,

(4) 的迹tr (J) =2-2/β, 行列式det (J) =1+k/β-2/β, 因此 (4) 的特征多项式可以表示为

根据Jury条件, 当参数取值使得:

均成立时, 正平衡点E1渐近稳定[10]。

因此关于非负平衡点和正平衡点的稳定性, 我们有如下定理:

定理1:考虑系统 (2) 所反映的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变化规律, 我们有

(1) 无论参数如何变化, 边界平衡点E0= (0, 0) 恒不稳定;

(2) 当参数满足4-4β<k<2时, 正平衡点E1= (~M, ~N) 渐近稳定;

(3) 由于f (1) >0恒成立, 因此系统 (2) 不会在E1处产生Fold分岔;

(4) 当f (-1) =0, 即k=4 (1-β) 时, 系统 (2) 将从E1处产生Flip分岔;

(5) 当1-f (0) =0, 即k=2时, 系统 (2) 将从E1处产生Neimark分岔;

(6) 参数α的取值对平衡点E1的分岔无影响。

由定理1可知, 当4-4β<k<2时, 该系统处于稳定状况, 说明为了维持系统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就业能力并不是越大越好。由于政府投入的相对增长率与就业能力成正比, 而为了维持就业能力的不断增加, 政府投入将会不断增大, 而政府投入的规模是有一定限制的, 故就业能力有一定的限制, 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 因此就业能力存在上限, 即k<2;同理, 维持系统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就业能力存在下限, 否则过低的就业能力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从而造成就业难, 引起系统的崩溃, 由定理1可知, 就业能力的下限依赖于政府投入相对于招生规模变化的敏感系数β, 敏感系数越大, 对就业能力k的下限要求越强。

针对上述性质, 将参数的取值定为α=1, β=0.75, 此时可验证正平衡点的稳定性。根据上述性质, 当1<N (t) <2时, 正平衡点E1渐近稳定。

如图1所示, 当1<N (t) <2时, 正平衡点稳定。而且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不断增大, 就业能力不断上升, 且大致为线性增长;当N (t) =1时, 正平衡点Flip分岔, 当N (t) <1时, 正平衡点通过Flip分岔失去稳定性, 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系统将出现混沌现象, 与上述性质及描述吻合, 结论成立。

3 数值模拟

为了验证定理1, 首先取参数α=1, β=0.75。由定理1可知, 当就业能力1<k<2时, 平衡点E1渐近稳定, Flip分岔和Neimark分岔分别发生于k=1和k=2。

如图1所示, 当1<k<2时, 随着就业能力k的增长, 系统保持稳定, 且政府投入和招生规模稳步上升, 当k=1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Flip分岔, 当k=2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Neimark分岔。

然后取参数α=1, β=0.6。由定理1可知, 当就业能力1.6<k<2时, 平衡点E1渐近稳定, Flip分岔和Neimar分岔分别发生于k=1.6和k=2。

这些结论可从图2得到证实, 当1.6<k<2时, 随着就业能力k的增长, 系统保持稳定, 且政府投入和招生规模稳步上升, 当k=1.6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Flip分岔, 当k=2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Neimark分岔。

图1和图2中, 政府投入用红色表示, 招生规模用蓝色表示。对比图1和图2, 可以发现如下几条性质:

(1) 当k=2时系统在平衡点E1处发生Neimark分岔, 与参数α, β (0.5<β<2) 的选取无关;

(2) Flip分岔发生在4-4β, 与参数α无关, 与β负相关;

(3) 当参数不同时, 招生规模和政府投入的数值不同, 与β负相关;

(4) 在稳定区间内, 招生规模和政府投入的数值成正相关。

4 结语

本文考虑到在研究新收费政策下, 政府投入对研究生招生规模产生的影响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通过建立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离散动力学模型, 对模型进行了相关性质和稳定区间的探索和解释, 给出了招生规模与政府投入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 结果可供相关部门参考。

摘要：本文根据政府投入和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关系, 建立了政府投入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然后, 根据Jacobian矩阵和Jury条件判定了模型的稳定性并确定了非负平衡点的稳定性。最终, 应用计算机数值模拟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关键词：政府投入,招生规模,Jacobian矩阵,Jury条件,稳定发展区间

参考文献

[1]李莹, 陈雪飞.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27 (1) :70-75.

[2]网易教育.2014年秋季起研究生全自费, 硕士学费不超过8000[EB/OL].http://edu.163.com/13/0207/09/8N3OKCMC00293OM3_all.html, 2013-11-31.

[3]汤贵玲.浅析全面推行奖学金制度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J].经营管理者.2014, (3) :363.

[4]张亚娟, 王莹.浅谈研究生奖学金制度[J].大学教育, 2013, (19) :11-12.

[5]闰芳, 化存才.研究生教育质量一专业评估的指标体系与线性规划模型[A]//第十一届中国青年信息与管理学者大会论文集[C].2009:60-64.

[6]任丽平, 化存才.研究生招生规模与教育经费的非线性规划模型[A]//第十一届中国青年信息与管理学者大会论文集[C].2009:16-20.

[7]化存才.高校招生规模、政府投入和学费标准的三维动力学模型及政府调控[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4 (6) :657-660.

[8]陈少雄, 王静一, 尹柳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近期和长期发展模型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4, 25 (4) :79-85.

[9]亓晓同, 晏磊, 叶文妙.研究生招生规模、教育质量和就业率的三维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分析[J].数学建模及其应用, 2014, 3 (1) :22-26.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篇4

一、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近年来, 云南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政府消费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一方面, 1978-2010年, 云南的GDP由69.05亿元增加到7224.18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19.43倍, 年均递增9.89%。另一方面, 云南政府消费水平增长也很快, 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6.13%上升到2001年的23.91%, 2010年又回落到16.73%, 与全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相比, 云南的政府消费规模波动性很大。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Barro和Karras的模型来分析中国政府最优规模问题。假定政府支出是生产性的, 因为政府提供国防、法律制度和警察保护及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 从而将政府消费支出纳入到生产函数中, 则有

式中, Yt、Kt、Lt、Gt分布为产出、资本存量、劳动力、政府支出。将 (1) 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力Lt, 把生产函数化成密集形式, 则有

式中, yt=Yt/Lt为人均产出, kt=Kt/Lt为人均资本存量, gt=Gt/Lt为人均政府支出, 式 (2) 说明人均产出主要受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政府支持的影响。

代表性消费者面临的最大化问题为

式中, u (ct) 为代表性消费者的瞬时效用函数, 且有u′>0, u″<0, ct是人均消费, ρ为时间偏好率, n为人口增长率, δ为折旧率。

通过构建现值Hamilton系统求解上述优化问题, 得

当政府支出增加一单位导致经济产出增加1单位时, 政府规模达到最优;当政府支出增加1单位导致经济的产出大于或小于1单位时, 政府规模过大或者不足。

1. 实证分析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的方便, 生产函数采取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对等式两边求导, 可建立以下实证分析模型

2. 数据说明

本文中产出Y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 劳动力L用年末就业总人数表示, 资本存量K取支出法下的资本形成存量, G为支出法下的政府消费支出 (事实上支出法GDP核算中的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 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由于回归分析中所取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 对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为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 我们对产出、资本存量、就业人员和政府消费取对数, 然后检验序列、、和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 结果表明原序列都不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95%的置信度下是平稳的。由此可知, 时间序列取对数后的序列、、和均为一阶非平稳序列, 即I (1过程。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得到了政府消费最优规模的条件为政府消费支出的边际产出和边际收益都为1, 此时对应的政府消费与GDP之比即政府最优规模。云南政府规模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波动性更大, 这些都说明云南需要通过采取措施来降低政府规模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单位:亿元, 万人)

摘要：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尤其是政府规模问题历来都是经济学各派争论的焦点。本文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模型, 说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得出政府最优规模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在实证上, 运用云南省的经济数据分析了云南政府的最优规模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篇5

废弃电子电器产品 (Wast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 Equipment, WEEE) 是指失去原本的使用价值, 但是其本身又具有一定再利用价值的电子电器产品。通过表1发现: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数量连年激增, 这种增长势态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存健康, 同时也在不断挑战自然界的承受极限, 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环境问题。因此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回收和处理越来越多的受到各国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关注[1]。

万台

数据来源:《应对国际绿色技术性贸易壁垒废弃电子电器处理技术研究报告》

在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所有措施中最有效的就是逆向物流, 因此对废旧电子电器产品逆向物流策略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达庆利等讨论了逆向供应链的系统结构并展望了其未来的研究方向[2]。Krikke等建立了考虑家用电器产品设计结构的逆向供应链模型, 提出产品的结构设计应具有易维修、可回收利用的特性使其更具回收利用价值[3]。因此建立规范化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体系和有效的管理机制、实现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回收处理、推进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产业化发展, 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政府在提供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制度 (比如立法等) 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因而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5]。现实中政府不但存在对社会利益目标和企业利益目标的偏好差别, 而且还存在执行力的不同[6,7,8]。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朱庆华和窦一杰从进化博弈的角度, 研究了政府影响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的政策, 指出核心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政府对企业是否开展绿色供应链的奖惩力度, 都影响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9]。张保银等考虑了废旧电器产品回收的道德风险问题及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10]。Wojanowskiet.al从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过程中政府激励对消费者参与影响的角度, 提出了含有补贴和奖惩因子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以及基于价格的逆向物流策略[11]。另有一些文献从补贴的角度对逆向物流中政府行为做了进一步研究, 周垂日等讨论了政府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逆向物流中的经济责任机制, 确定了政府对回收处理厂商的最优补贴率, 同时讨论了政府实现其经济责任的经费来源[12]。宁亚春研究了政府管制双寡头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一般模型[13]。Aksen讨论了政策立法性补贴和政府支持性补贴, 并且比较了两种补贴政策下的补贴额度[14]。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Romer和Lucas对物流行业中普遍存在的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讨论[15,16], 研究了企业对政府补贴行为的影响因素。

可见, 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讨论政府行为对逆向物流的支持策略, 对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对政府具体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少见。基于上述已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以逆向物流中作坊式处理中心和具有规模效益的企业为研究对象, 以社会总收益最优为出发点, 以政府补贴率为着眼点, 讨论了存在企业规模效益时政府最优补贴率以及企业规模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从而揭示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对社会总收益的积极影响。

1 理论与模型

当前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具有环境危害性的作坊式处理和环境友好性大型处理中心处理。企业作为利益主体以盈利为目的, 在构建与实施逆向物流的过程中, 仅考虑自身的效益最大化;而政府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 可以对逆向物流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予以考虑, 不仅能够起到促进逆向物流产业的发展, 而且能够扭转逆向物流行业中存在的外部不经济现象, 促进逆向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和谐发展。政府和企业追求目标的差异性导致了环境收益和企业收益的冲突, 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淘汰环境危害性作坊式处理中心使其逐步转变为环境友好性大型规模企业, 因此应考虑规模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1.1 模型假定与符号说明

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 具有环境危害性的作坊式处理仍是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处理的主流模式, 作坊式处理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大型处理中心。本文中假定市场中共有n家企业, 其中有1家规模企业 (具备采用新设备的大型处理中心) 和n-1家小企业。大型规模企业在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时需要更多的投入 (如新技术的研发、专利的申请和保护、新型生产模式的建立、工人的培训) , 因此假定规模企业的投资额度为I。政府为鼓励大型规模企业发展需对大型企业的投资进行补贴, 补贴率为η。大型企业在设备效率、设备成本上都具有优势, 在要素市场也处于优势地位, 设备、人员等专业化分工使得大型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假定f (qI) 是大型规模企业的规模效益, 记为f (qI) =kqI, k>0。而小企业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根据Mukhopadhyay的假设[17], 回收处理中心面临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供给函数为:p=α+βq=α+β (qI+ (n-1) q*) , α>0, β>0。α是最低回收价格, β是回收量价格系数, qI是具有规模效益的大型企业的回收处理的数量, q*是一个非规模企业的回收处理量, 为方便研究假定所有非规模企业的回收量相同。

在企业的收益方面, 规模企业在投资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前, 处理单位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与非规模企业相同, 都是r0, r0是处理收益扣除处理成本之后的单位净收益。但是规模以上企业可以获得与其处理量成正比的规模经济效益f (qI) 。因此, 大型企业在投资I并实现规模经济后处理单位产品获得的净收益为:r1=r0+f (I) +f (qI) 其中f (I) 是处理中心投资新设备处理单位产品增加的收益, 一般与投资额I正相关。记f (I) =mI, m为企业要求的新设备投资收益率 (投资门槛) m>0。则有r1=r0+mI+kqI, m>0, k>0。

1.2 确定政府对规模企业最优补贴率

用三阶段博弈来描述政府和规模企业间的相互作用, 第三阶段考虑规模以上企业采用新设备, 而规模以下企业不采用新设备, 政府对规模企业的新设备投资进行补贴, 确定补贴率为η。第二阶段, 规模企业确定投资水平, 得到投资和规模效益的关系。第一阶段, 规模企业确定最优回收数量。下面我们用逆向归纳法求出这个三阶段博弈的均衡结果。

第一阶段:规模企业确定回收数量

规模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1= (r1-p) qI-I (1-η) = (r0+mI+kqI-α-β (qI+ (n-1) q*) ) qI-I (1-η) (1)

单个小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 (r0-α-β (qI+ (n-1) q*) ) q* (2)

首先确定规模企业的投资门槛, 令∂π1/∂I=0

m= (1-η) /qI (3)

从中可以看出规模企业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要求新设备投资收益率为1/qI, 但是当政府对企业投资新设备进行补贴时, 企业要求投资收益率随着政府补贴率的提高而降低, 即降低了企业投资门槛, 从而提高了规模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

由 (1) 式得到规模企业的反应函数为:

r0+mI+2kqI-α-2βqI-β (n-1) q*=0 (4)

由 (2) 式得到小企业的反应函数为:

r0-α-βqI-2β (n-1) q*=0 (5)

联立式 (3) 和式 (4) 得到纳什均衡解为:

$\text{q}{}_{\text{Ι}}^{\text{Δ}}=\frac{\text{r}{}_0+2\text{m}\text{Ι}-\text{α}}{3\text{β}-4\text{k}}(6)$

$\text{q}{}^{*\text{Δ}}=\frac{\text{r}{}_0-\text{α}}{2\text{β}(\text{n}-1)}-\frac{\text{r}{}_0+2\text{m}\text{Ι}-\text{α}}{3\text{β}-4\text{k}}\frac{1}{2(\text{n}-1)}$ (7)

式 (6) 和 (7) 得到在考虑规模经济效应时企业的回收数量决策。由式 (6) 可知:规模上企业的回收数量随着规模经济效应的增大而增加, 投资额度越大规模企业的回收量越大, 企业投资收益率提高可增加规模企业的回收量。由式 (7) 可知:大型规模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小企业的回收量越小, 即小企业市场份额更多地被规模企业占领。同时新设备投资收益率越高小企业的回收量越小, 即新设备投资收益率越高小企业采用新设备的动机越大。

第二阶段:规模企业投资水平和规模效益关系

均衡条件下规模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begin{array}{l}\text{π}{}_1^{\text{Δ}}=(\text{r}{}_1-\text{p})\text{q}{}_{\text{Ι}}^{\text{Δ}}-\text{Ι}(1-\text{η})=(\text{r}{}_0+\text{m}\text{Ι}+\text{k}\text{q}{}_{\text{Ι}}^{\text{Δ}}-\text{α}-\text{β}(\text{q}{}_{\text{Ι}}^{\text{Δ}}+(\text{n}-1)\text{q}{}^{*\text{Δ}}))\text{q}{}_{\text{Ι}}^{\text{Δ}}-\text{Ι}(1-\text{η})\\ =\left(\frac{\text{q}{}_{\text{Ι}}^{\text{Δ}}(3\text{β}-4\text{k})}{2}+\text{k}\text{q}{}_{\text{Ι}}^{\text{Δ}}-\frac{1}{2}\text{β}\text{q}{}_{\text{Ι}}^{\text{Δ}}\right)\text{q}{}_{\text{Ι}}^{\text{Δ}}-\text{Ι}(1-\text{η})=(\text{β}-\text{k})\text{q}{}_{\text{Ι}}^{\text{Δ}2}-\text{Ι}(1-\text{η})(8)\end{array}$

同理得单个小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begin{array}{l}\text{π}{}^{*\text{Δ}}=(\text{r}{}_0-\text{α}-\text{β}(\text{q}{}_{\text{Ι}}^{\text{Δ}}+(\text{n}-1)\text{q}{}^{*\text{Δ}}))\text{q}{}^{*\text{Δ}}=(\text{r}{}_0+\text{m}\text{Ι}+\text{k}\text{q}{}_{\text{Ι}}^{\text{Δ}}-\text{α}-\text{β}(\text{q}{}_{\text{Ι}}^{\text{Δ}}+(\text{n}-1)\text{q}{}^{*\text{Δ}}))\text{q}{}^{*\text{Δ}}\\ =\left(\frac{\text{q}{}_{\text{Ι}}^{\text{Δ}}(3\text{β}-4\text{k})}{2}+\text{k}\text{q}{}_{\text{Ι}}^{\text{Δ}}-\frac{1}{2}\text{β}\text{q}{}_{\text{Ι}}^{\text{Δ}}\right)\text{q}{}^{*\text{Δ}}=(\text{β}-\text{k})\text{q}{}_{\text{Ι}}^{\text{Δ}}\text{q}{}^{*\text{Δ}}(9)\end{array}$

规模效益企业具有很多优势:规模企业使用更大型和更有效率的设备, 设备的规模成本指数下降;规模企业在要素市场往往占据重要地位, 这种地位增强了企业获取信息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规模企业能够进行更专业化的分工, 有利于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比较式 (8) 、 (9) :π${}_1^{\text{Δ}}$/π*Δ=q${}_{\text{Ι}}^{\text{Δ}}$/q*Δ-I (1-η) / (β-k) qΔIq*Δ, 由于q${}_{\text{Ι}}^{\text{Δ}}$≫q*Δ, 故满足π${}_1^{\text{Δ}}$≥π*Δ。为得到更多的利润非规模企业具有加大投资力度的动机, 从而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令∂π${}_1^{\text{Δ}}$/∂I=0, 得到规模企业的最优投资额为:

$\text{Ι}=\frac{(1-\text{η})(3\text{β}-4\text{k}){}^2}{(\text{β}-\text{k})8\text{m}{}^2}+\frac{\text{a}-\text{r}{}_0}{2\text{m}}$ (10)

由式 (10) 得企业的投资额度随着政府补贴率的提高而减少, 企业的投资额度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而增加。可以理解为政府补贴激发了更多的规模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政府确定最优投资补贴率

由式 (8) 知, 随着投资额度的不断加大, 规模企业的经济收益逐渐降低, 同时新设备投资存在门槛效应, 这些都会降低了规模企业的积极性。为达到较高的环保效应, 同时保证规模企业的经济效益, 政府部门需要对规模企业进行补贴。政府补贴率为η, 假设规模企业采用新技术后处理单位产品的环保收益为θ, 则总环保收益为θq${}_1^{\text{Δ}}$。社会总收益w (包括环保收益和企业收益) 为:

$\text{w}=\text{π}{}_1^{\text{Δ}}+\text{π}{}^{*\text{Δ}}+\text{θ}\text{q}{}_{\text{Ι}}^{\text{Δ}}-\text{η}\text{Ι}=(\text{β}-\text{k})\text{q}{}_{\text{Ι}}^{\text{Δ}2}-\text{Ι}(1-\text{η})+(\text{β}-\text{k})\text{q}{}_{\text{Ι}}^{\text{Δ}}\text{q}{}^{*\text{Δ}}+\text{θ}\frac{\text{r}{}_0+2\text{m}\text{Ι}-\text{α}}{3\text{β}-4\text{k}}+\text{η}\frac{(1-\text{η})(3\text{β}-4\text{k}){}^2}{(\text{β}-\text{k})8\text{m}{}^2}+\text{η}\frac{\text{a}-\text{r}{}_0}{2\text{m}}$

为了确定最优的政府补贴率则:

$\frac{\partial \text{w}}{\partial \text{η}}=0$,

得到

$\text{η}{}^{\text{Δ}}=\text{m}\frac{2\text{β}\text{θ}(\text{n}-1)-(\text{r}{}_0-\text{α})(\text{β}-\text{k})}{(3\text{β}-4\text{k})(\text{n}-1)\text{β}}$ (11)

由式 (11) 得政府的最优补贴率ηΔ随着θ的增大而增大。说明设备和技术投资对单位产品产生的环保效益越大则政府给予的投资额补贴率就越高。

1.3 企业规模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规模企业在回收和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过程中处于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双重优势地位。但是目前市场中作坊式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而大型规模企业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发展缓慢。政府部门应以社会总效益为出发点, 扶持小规模企业不断整合转变为大型规模企业, 同时应鼓励大规模企业加大投资额度, 采用更为先进的处理技术节约社会资源, 使社会收益最大化。政府补贴率和企业规模的关系为:

$\frac{\partial \text{η}}{\partial \text{k}}=\frac{\text{m}}{(\text{n}-1)}\frac{8\text{θ}(\text{n}-1)-(\text{r}{}_0-\text{α})}{(3\text{β}-4\text{k}){}^2}\ge 0$ (12)

由式 (12) 看出在非垄断市场即小企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 (这完全符合我国当前的逆向物流市场) , η是关于k的增函数, 因此政府的补贴率和企业的规模正相关。可以理解为, 处理废旧品环保要求提高、业务规模扩大、人员数量增加、机构网点增多, 故运营成本增加, 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弥补企业运营过程中遇到的资金不足问题。所以政府应对不同规模企业采取不同的补贴率, 同时引导小型企业向大规模企业转变。

2 结语与建议

基于逆向物流在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本文从社会总收益角度出发, 讨论了不同规模企业在逆向物流系统中的不同地位, 重点研究了企业投资额和政府补贴行为的关系、企业规模效益和政府补贴率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 通过讨论企业最优投资额与政府补贴率的关系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投资新设备的门槛, 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政府补贴降低了规模上企业的扩张成本, 促进大企业采用更先进的设备、培训更专业的技术人员, 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企业竞争力, 进而提高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的处理效率。

(2) 通过研究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发现:规模经济效益与政府的补贴行为呈现出典型的正相关关系, 即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会显著提高政府补贴产生的环境保护效益, 从而内在地要求政府应该补贴规模上企业, 并引导小企业走上规模化经营道路, 最终使社会环境保护收益达到最优化。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篇6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官民比例开始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一个热议的话题, 集中表现在每年两会前后公众对此议论纷纷。虽然学者利用不同样本和测量方法得出有关中国官民比若干结论, 如该值为1 :18或1 :34, 但是这未能改变官民比过大成为多数人对中国人事行政的看法之一 (朱光磊, 李利平, 2009) 。在中国于2008年启动大部制改革后, 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柏林提出对减少编制给予3-5年过渡期建议遭致众人批评, 表明政府机构精简无法完全由政治家运用技术手段完成。

学界在探讨中国官民比适度性和其他政府规模问题中往往聚焦于中国不断增长的财政供养人口, 从而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从2007年到2011年, 中国公务员人数从600万增至逾1000万人, 而全国人口增长不足1% (张旭晨, 孙国峰, 2012) 。然而,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合理的政府雇员规模, 财务规模和职能规模等要素构成政府和社会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暗示判断一国官民比适度性不应不顾国情地以官员人数或占全部人口百分比衡量, 或对官民数量关系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 (王保成, 李和中, 2009) 。探讨官民比适度性离不开认清一国政府雇员绝对和相对规模的社会决定和影响。

近年来, 一些中国官民比适度性研究者看到该比例在国内和国外存在区域差异。2006年, 中国各省财政供养人口占对应人口比例平均为0.94%, 安徽和西藏分别是官民比最高和最低的省 (张光, 2008) 。与此同时, 工业化国家公务员占人口比重基本上超过1%, 而印度和索马里分别是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大国和失败国家中具有低于1% 官民比的国家。即使在城市层面, 1%依然是稳健的官民比基准。如在美国各州城市, 公务员占据当地人口比例超过1% 并非罕见, 而澳门一般行政人员占当地人口比为1.14%。这似乎说明1% 是任何地区建设良治社会所需官民比的下限 (孙涛, 2008) 。

显然, 对最适政府雇员规模标准一概而论是不妥的。首先,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中, 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政治形态上的一大表现是官僚机构的膨胀 (李建强, 张树翠, 2008) 。同时, 政府在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后需要增加解决经济波动引发的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经费 (孙晓莉, 2008) 。此外, 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上具有规模经济, 使人口密集的地带具有低于人口稀少的地带的公共生产成本 (吴木銮, 林谧, 2010) 。在这种情况下, 各地具有迥异不同的政府规模是必然的。

鉴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尚多见, 本文将在考虑影响政府雇员规模一般因素的同时, 重点分析政府雇员规模在开放经济中影响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下, 中国形成八个具有不尽相同要素禀赋的经济圈。它们在按照以透明度原则为代表的世贸规则逐步减少外商投资审批事项的同时, 需要越来越多地将公共资源用于营造适宜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蒋俊彦, 吴迪, 2011) 。政府雇员规模将如何随经济市场化改革深化而变化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二、国内外政府机构改革历程简要回顾

长期以来, 政治经济学家基本上根据需求定理和供给定理探讨政府职员规模的区域差异。政府活动扩张论支持者从瓦格纳到帕金森对政府规模增加的归因不外乎公共需要增加或官僚物欲膨胀推动官僚机构膨胀 (武靖州, 2013) 。不过, 这些因素远非影响政府雇员规模因素的全部。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既可以增加民众对公共品的需求, 又可以提高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在开放经济中, 政府未必将职能毫无保留地推向市场, 而是以制度创新的方式扮演矫正市场失灵积极行动者的角色 ( 涂红, 2006) 。

在全球化理论首创者卡梅伦 (1978) 通过分析战后经合组织国家国有部门增加和贸易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开创开放经济中政府规模研究的先河后, 大政府一度成为行政学家眼中低效的代名词之一。卡梅伦发现贸易发展产生的集聚效应包括劳动者倾向于在大公司加入工会, 促使左翼政党为成为执政党而增加对工人的转移支付。在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后,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大大降低, 使社会各界不再对政府万能论深信不疑。面对激增的财政赤字和资本外逃, 许多国家展开集减税和削减福利开支于一体的竞次竞争, 包括出售国有部门 (马恩涛, 2011) 。

尽管全球放松规制的呼声至今未消失, 但是这不是说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有所下降。皮尔逊 (2006) 在承认人们反感纳税的同时, 对公共品具有需求刚性, 导致福利国家在贸易自由化浪潮冲击下未曾衰亡。由于人们对优效品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 所以贸易收入增加将增加公共品需求。罗迪克 (1996) 和科斯特勒 (1998) 看到政府在开放经济中必须运用经济杠杆补偿失业者和其他利益受损者, 从而减少社会冲突。嘉利特 (1998) 看到税收和劳动力成本不是跨国公司进行区位决策的全部考虑因素。政府在提高劳动者素质, 治安管理水平和居民购买力上出力均有助于吸引外资。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目睹国家—社会关系类型从整合型变成分离型的同时, 保持政府在公共生产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在分税制改革前后, 中央政府既扩大地方政府财权, 又保持在人事上对后者的控制 (刘海波, 2008)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常设办公室负责各级人事行政。它通过对各省人口, 行政区划数和其他指标配上一定权重, 对各地政府人员编制类型进行划分 :每级政府人员编制包括基数, 调整数和附加数。如果说简政放权只是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经历的一种政治变迁, 那么现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采取简政放权的时机自然尚未成熟 (闫志刚, 2006) 。

经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 中国在控制政府雇员规模上收效甚微。在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中, 中国借助干部离退休制度将国家办事机构和职员数分别从98个调整为52个和从4.9万人减至3.2万人。在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 中国将国务院直属机构和非常设机构分别从22个减至19个和从75个减至44个。中国在1993年和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继续减少国务院直属机构和非常设机构的同时, 将政府职员减至2万以下。然而, 每次政府机构改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陈六玉, 刘春苗, 赵泽洪, 2007) 。

三、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多因素决定

尽管国内外不乏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 但是有关学者对中国经济开放度和政府雇员规模之间的关系讨论依然有限, 使经济圈中官民比适度性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 随着一国经济开放度提升, 政府雇员规模将受到两股反向力的作用。一方面, 政府会出于拓宽税基的考虑, 将放松经济性规制当作减少各类交易费用的方法 ;一方面, 政府会加强社会性规制来取信于民。其中哪股力量首要影响开放经济中的政府雇员规模并非一目了然。

毫无疑问, 经济因素是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一类重要变量。一般地,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总量增加和结构优化。一国经济增长意味政府和其他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 而经济结构优化意味政府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扩大。前者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支大体同步升高, 后者表现公务员和其他白领队伍扩大。亚洲开发银行专家通过研究战后100个国家公共部门规模, 发现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平均分别超过40% 和低于30%。同时, 发展中国具有不足经合组织国家一半的官民比, 且多存在严重的服务贸易逆差。

政治因素是另一类重要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变量, 主要由政府财权和事权组成。前者作为政府筹集和分发经费的权力, 关系到官员和其他行业职员收入比例关系维持。后者作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 关系到社会群体利益要求的实现。1997年, 《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劳动报酬是建立一支精干公务员队伍是决定性因素。同年, 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指出政府工作重点将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维护社会公平。发达国家支付官员不低于其他行业员工薪酬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吸引贤能从政产生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因素对于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影响并非可以忽略不计, 特别是社会结构与政府雇员规模息息相关。通常认为社会结构包括城乡结构, 就业结构, 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可以由城市化水平衡量, 而就业结构和阶层结构分别可以由农民占劳动力比重和人均国民收入衡量。城市化水平提高涉及人口日渐集中居住在城市, 因而会带来城市病蔓延 ;农民占劳动力比重降低通过打破民众自给自足生活方式, 扩展公民参与网络 ;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会推动中产阶级形成, 进而提高公众对环境质量和其他公共生活质量要求。这都迫使一国增加市政管理人员。

当然, 影响政府雇员规模的因素中不乏随机因素。首先, 公共舆论变化可以带来政府雇员规模变化, 如执政党提出减员增效口号会促成一定政府机构缩编。其次, 议价能力变化可以带来政府雇员规模变化。具有强大议价能力的政府机构不但可以避免自身被缩编, 而且可以要求增加财政拨款来扩编。此外, 政府机构设置先例存在性和突发事件到来均可以增加政府雇员规模 :政府在缺乏相关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会搁置机构增减, 并会就处理公共危机暂时组建一定专业委员会。

四、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在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构建将政府雇员规模作为因变量, 将其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选取2007-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环渤海经济圈各省政府雇员规模和对应的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作为研究样本 (剔除北京) 。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位于中国腾冲线以东一类经济区, 在官民比上不具有明显差异。特别地, 本文将贸易开放度作为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 (见表1) 。

(一) 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前, 本文运用SPSS12.0对该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前提之一是各自变量是不相关的。然而, 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诸因素往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使该假设在环渤海经济圈和其他经济区均无法成立。通过计算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本文发现这些因素多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为了避免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伪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探寻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最佳数学表达式 (见表2) 。

(二) 构建逐步回归模型

在建立以贸易开放度为唯一自变量, 以政府雇员规模为因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后, 本文先后采用前进法和后退法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最佳数学表达式。首先, 本文依次将各控制变量代入该模型。由此, 本文得到回归模型仅保留贸易开放度和政府事权。该模型的拟合优度大于0.6, 表明贸易开放度和政府事权可以解释大部分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之后, 本文依次将各控制变量从包含全部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模型中剔除, 进而得到保留贸易开放度和城市化水平, 具有较好拟合优度的回归模型 (见表3和表4) 。

(三) 构建主成分回归模型

由于运用逐步回归法获得的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模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所以本文采用主成分回归法再次分析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主成分回归法是一种将多个具有共线性的变量转化为少数综合变量的方法。前3个主成分在累计方差比例上超过80%, 因而可以代替政府雇员规模诸影响因素。通过计算各主成分因子载荷与特征根的比值, 可以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在这些主成分中对应的系数。将这些主成分作为解释变量, 将政府雇员规模作为因变量, 可以得到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见表5和表6) 。

在完成拟合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回归模型后, 可以发现该模型总具有较好拟合效果。在该模型中, 各主成分与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具有正相关关系。然而, 该模型系数和方程都不是显著的。即使这些主成分没有直接包含自然地理条件, 它们涵盖的社会条件兼有开放经济基本面和其他区位因素。鉴于社会因素, 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在这些成分中分别具有多数权重, 可以对三个主成分依次命名为社会结构因子, 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和政府权力因子。

五、结语

本文尝试解析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进而确认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政府雇员规模增长与其被视为一种单纯反映官僚意志的社会变迁, 不如说属于行政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在一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调试。不顾社会情境主张裁减政府雇员只能混淆公众视听。纵使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试图将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 中国为履行行政职能而不得将政府雇员规模压缩过某个临界点。

当然, 本文对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和结论存在若干不足。受到篇幅的限制, 本文只对后危机时代环渤海经济圈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从而无法说明中国所有经济圈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毕竟, 中国八大经济圈在政治文化类型上不是同质的, 决定它们具有不一致的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经济圈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影响因素的南北差异乃至相关改革路径依赖是一个有待今后在地方政府学研究中解决问题。

摘要：尽管官民比是衡量中国政府雇员规模的一个公认指标, 但是近期有关研究表明评判政府雇员规模合理性的依据不只是官民比。通过回顾上个世纪中后期国外和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历程, 发现合理的政府雇员规模构成政府履行职能的要件之一, 进而将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并以2007——2010年环渤海经济圈为例, 先后采用逐项回归法和主成分回归法来分析政府雇员规模和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间的关联。结论是当代中国政府雇员规模变动具有社会制约性。

政府规模的系统性分析 篇7

在时代发展的新形式下, 人类面临着化石能源枯竭的现象, 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也造成了环境的日趋恶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较大, 其中, 光伏发电作为一种新型的能源获取方式, 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的应用,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提高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同时对电力系统造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 光伏发电并网系统的概述

光伏发电并网系统就是利用相应的光伏电池方阵产生电流, 然后将所产生的电流送入变压器和逆变器, 根据实际的电网需求, 将电能输送到公共电网当中, 其中不需要经过蓄电池对电能进行储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电能不需要经过相应的储能和释放, 能量的消耗程度就会在最大程度上降低, 进一步提高了电能的利用率, 其中光伏数组能够将太阳能转化成高压直流电, 逆变器能够将这些电流转换为正常的正弦交流电, 一般情况下, 光伏发电并网具有以下几种优势: (1) 提高了电能的利用效率; (2) 光伏发电系统的收益较高,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用电紧张的局面, 且清洁环保; (3) 光伏发电并网系统的占地面积较小; (4) 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物相互结合, 也能够增加建筑物的整体美观性。

2 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的建模

(1) 光伏电池和其阵列模型。这样的模型建立基于单二极管模型, 其中是根据基尔霍夫原理来建立相应的光伏等效电路, 同时对其中的理论计算公式进行简化, 并且利用不同的光伏发电系统中的短路电流、开路电流、最大功率点电流和最大功率点电压等技术参数, 来得出合适的模型表达式, 以此来应用到相应的工程计算当中, 一般情况下, 其中的光伏阵列模型需要根据光伏电池模型和串并联关系组合得出, 但是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光伏阵列的光伏组件差异和遮挡等情况, 会对P-V特性的多峰值和光伏阵列逆变器模型的建立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并网换流器及内环控制模型。换流器对光伏发电系统单元的暂态并网特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目前比较常用的换流器控制方式主要是内外环结构的双环控制方式, 一般情况下, 换流器的外环控制主要是以电压输入为主, 并且经过控制环节生成内环控制的电流参考值, 来对换流器的并网方式和外特性进行确定;在换流器的内环控制当中, 主要以电流的出入为主, 同时以外环控制生成的电流参考值作为基准, 在控制环节当中, 通过相应的换流器, 来实现电流进入公共电网 (见图1) 。

(3) 光伏发电的动态模型。在对光伏发电系统的动态模型进行建立的过程中, 需要利用发电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状态方程, 来建立相应的方程组, 并且将逆变器和MPPT的控制转化为相应的状态方程, 这样两种状态方程相互结合, 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方程组, 以此来建立相应的光伏发电系统的动态模型。

(4) 光伏发电系统的稳态模型。在光伏发电系统当中, 由于逆变器的双环控制模式, 可以实现以电压或者电流的方式来接入电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潮流计算当中可分别处理为有功输出、并网节点电压恒定的PV节点或入网电流恒定的PI节点;一般情况下, 功率因数为1的光伏发电系统需要安装无功补偿装置, 而节点的电压幅值与电容器等补偿装置的无功输出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进行潮流计算的过程中, 如果需要对光伏发电系统的内部进行计算, 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潮流方程, 在这种潮流方程当中, 需要包含光伏阵列、逆变桥和变压器等稳态模型。

3 大规模光伏发电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1) 对无功电压特性的影响。基于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特点, 一般情况下, 规模较大的光伏发电系统需要在海拔较高, 同时日照时间较为充足的沙漠或者戈壁滩等地区进行建立, 另外, 这个地区中的人口数量相对来说较少, 对电力的需求量也会较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电力的负荷水平较低;一般情况下, 在光伏发电系统当中, 不会存在较大的电网短路容量, 这些由光伏发电系统所产生的电能都需要借助高压, 来进行远距离电能输送,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相应的随机波动, 这些随机波动的有功出力会对电网的无功平衡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也会导致输送电能的母线电压产生较大幅度的波动, 对电网的整体平衡性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 目前的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自身的无功电压支撑水平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光伏发电系统会对电网系统中电压的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严重的情况下, 可以造成电压幅值越限。

(2) 对功角稳定性的影响。根据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特性可以知道, 经过光伏发电系统所产生的电能是经过变压器和逆变器直接并入公共电网,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电能具有随机波动和没有转动惯量的特性, 会对电网原有通道的传输功率和潮流分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使电网系统的等效惯量相应的减小;另外, 光伏发电系统的动态支撑技术与原有的发电机组不同, 当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并入电网系统的时候, 电网的功角稳定性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与光伏发电系统的规模、位置和控制技术有着一定的关系。光伏接入对电网功角稳定性可能有改善效果, 也有可能会导致恶化。

(3) 对电能质量的影响。电能质量是电网运行中十分重要的考核指标, 在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接入到电网系统中之后, 相当于对原电网系统中的电源结构进行了相应的扩充;另外由于光伏发电系统的规模和数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对电网的网架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使其出现相应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会使电网的潮流分布难以得到控制, 相应的电网系统中的电压质量就会降低, 影响了用户的用电体验, 同时, 由于目前电网系统中用户所使用的电子器件的数量正在不断的增多, 电能的消耗程度正在不断的增加, 给电力系统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4) 对配电系统保护装置的影响。在电网系统当中, 为了保证电网系统的正常运行, 需要相应的保护装置来对电网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进行保护, 在大规模光伏电源接入配电系统之后, 配电系统的电网运行情况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相应的配电系统的故障特征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配电系统中保护装置的作用就不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比如在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接入电网系统的时候, 网架结构会转化为双电源或者多电源的拓扑结构, 电网系统中的保护装置会发生误动或者拒动的情况, 这样会对电网系统的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 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入也会使电网系统中变电站备用电源自投装置的正常应用产生相应的不良影响。

4 结束语

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用电紧张的局面, 但是同样也会对电力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电网系统中接入大规模光伏发电系统的过程中, 需要对其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析, 尽可能的遏制其给电网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此来发挥其整体功效和作用。

参考文献

[1]丁明, 王伟胜, 王秀丽, 等.大规模光伏发电对电力系统影响综述[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4 (1) :1~14.

[2]李石头, 王小川, 胡彦雪, 等.刍议大规模光伏发电对电力系统的影响[J].河南科技, 2014 (20) :20~21.

[3]严洁.大规模光伏发电对电力系统的影响[J].大科技, 2015 (36) :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