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治理（共12篇）
公共安全治理 篇1
一、引言
改革对我们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极大的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改善了社会的生产关系。然而, 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 以市场经济为固有属性, 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与扩展, 这导致了社会上的一些客观存在的不良因素以及各种矛盾也层出不穷。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缺乏完善的约束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社会的调控能力也比较弱, 成为了非法犯罪行为迅速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是,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正常发展的规范化轨道后, 社会经济必将得到协调发展, 犯罪问题也将得到有效控制。本文尝试从社会经济转型的角度揭示其与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 探索维护和促进公共安全的对策。
二、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产生的因素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包含信息安全, 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 公众出行规律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 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建筑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 恶意和非恶意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疏散等。国际规律显示,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范围之内后, 将会灾害事故频发, 社会安全问题凸显。社会经济失调、社会伦理失范、国民心理失衡社会失序等现象成为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转型中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政府方面。目前, 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并具有权威的公共安全处理协调机构。在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分配方面, 也是交叉重叠, 不能在面对危机时统一调度, 及时解除危机。除此之外, 对于制度建设方面, 我国也没有关于公共安全方面的高层次的基本法。其次就是社会规范的失灵。我国体制转型之后,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蓬勃起来, 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且分化严重, 这也就导致了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现象的产生。因此, 在原有的社会规范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而被人否定的同时新的社会规范也没有完善的建立的大背景下, 社会规范调节功能必然失灵, 也就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公共安全。最后是公民自身缺乏安全教育。要想彻底的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还需要从公民自身入手, 必须要加强公民的公共安全教育, 提高防范意识。然而目前来看, 目前的教育和培训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三、对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建议
(一) 健全公共安全法律体系
治理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首先应该建立并健全我国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通过这样的法律体系, 可以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公共安全职能, 从而避免各部门之间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而不能整体合力的现象出现。通过立法界定政府和各部门在危机情况下的安全管理职责, 还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临时性政治动员而产生的混乱无序。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 当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出现时, 有能够有效的保证受害者的权益, 在惩治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人员方面也会有理可寻, 有法可依。
(二) 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教育
从社会来看, 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事, 与自己无关, 并且公众对公共安全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狭窄的公共安全层面。公共安全工作不只是公共安全部门的事, 还要充分认识到在应对突发事件上全体公民的作用, 应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能力, 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安全问题, 增强安全意识。
(三) 加强公共安全科技研究
公共安全科技是提高公共安全程度的重要基础。不仅要加强公共安全的科技理论研究, 还要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预测、预警以及调查处置的关键技术进行不断更新, 对于生产安全、火灾与爆炸安全、核安全、食品安全、社会安全、国境检验检疫等领域的技术研究是重中之重, 应该加大资金进行研究改善, 并将这些科技推广普及, 从而通过科技的进步提高公共安全的安全系数。除此之外还要加强科技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面临危机危害时可以从容冷静的对危机进行处理,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民的公共安全。
四、结束语
一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机制, 反映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和综合的竞争能力。一个国家控制风险的能力, 公共安全的状况, 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 做好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工作, 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摘要：目前,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局之中, 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城市改革安全的问题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中央政府已着手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关键词：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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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治理 篇2
伏创宇
2008年，有关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名表的信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史上最牛房管局局长”迅速“倒台”，拉开了网络反腐的序幕。如今，“表叔”、“房叔”事件的发生对公众而言已非什么新鲜事，这些凸显了网络在反腐方面的强大力量。
“网络反腐”之益端
网络举报十分快捷：投诉举报成本大大降低，上访举报要花路费、住宿费和时间，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小的负担，选择网上投诉则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并且，这种方式还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受到相关利益机关和官员的打压，减轻了投诉举报人的心理压力。
因而，网络反腐拓宽了反腐监督的渠道，使得现有的反腐举报和投诉制度变得更有效率，较传统监督方式具备明显的优势，能倒逼党政官员自觉接受监督，对干部廉洁自律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同时，“网络反腐”是参与式民主的具体体现。公民参与是现代国家参与民主的必然要求，是代表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并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民意缺乏合适的表达渠道，不仅无从抒发亦恐将造成社会的另类病源。
网络提供了民意抒发的平台，发扬参与式民主，克服代表制民主的局限性，同时与权力监督方式相结合，避免了传统自上而下监督的官僚主义。
并且，“网络反腐”构建了网络言论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传统的来信、来电等举报方式，因为担心报复多是匿名，纪委部门查案过程中多无法联系到举报人，给办案带来困难。在网络论坛，任何人都可以交流互动，信息交流活跃，许多事实和证据在交互性强的情境中得以呈现，为腐败案件侦办提供了便利，加快了案件处理的进程。
而作为外部效应，“网络反腐”的教育作用也很明显。以前纪委处分干部，查处结果往往以文件下发，除了政府机关内部外，外界难以知晓；即使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刊播，阅读收看的人也只是一部分。
当下，纪委等权力机关对网上投诉的处理反馈在网上公布后，直接面向社会，被广为点击、转载后，其教育、警示的传播效应比其他方式大得多。此外，一些检举揭发的帖子在网上张贴后，尽管最终不一定属实，但对党政干部来说，警示作用仍不可小觑。
“网络反腐”需公法保障
“网络反腐”为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推动了公共治理，但其只是在传统的投诉与举报方式上融合了现代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因素，网络反腐必须依赖公权力的介入。
“ 网络反腐”可以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公民的投诉行为和公民的曝光行为。
公民的投诉行为指国家机关通过制度明确投诉和举报的网络渠道，公民的投诉与举报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但这种制度化的渠道仍需诉诸于官方的行为，透明度不强，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也使得这种制度渠道的功效减弱。
公民的曝光行为指公民通过网络将腐败现象曝光，从而引起公众与国家机关的注意，是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一种表现。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迫使”国家机关介入腐败现象的调查和处理，但不必然引起国家机关的处理程序。因此，建立网络曝光行为与政府介入之间的制度化渠道，是当前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当务之急。
网络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众口铄金”反映了网络作为“双刃剑”的特质。网路言语的尖锐态度、网络传播的轰动效应以及网络反映事实的难以证实性使得“网络反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潜在的负面效果。
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但由于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举报不实的情况难以避免。而且，由于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公开这些信息，也很有可能让违法官员事先防备，给案件的侦办带来困难。
因此，对于网络反腐，有必要用法律加以规范，避免出现诬告、诽谤、干扰案件侦办、举报不清楚等情况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一反腐渠道的作用得以有效地发挥。
同时，对举报人而言，其也或多或少地要承担被报复的风险，所以对举报人权利的保护应也纳入法治的轨道。
宽容对待网络言论
相较私人言论，政治性言论对于公共治理与政府的透明化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这一重要性，必然要求公共官员放弃一定的名誉权利益，而采取比私人对他人的言论侵权更大程度的忍让和宽容。
政治人物应该像玻璃缸里的鱼一样，带着透明治理的理念，大方地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对党政干部来说，网民发布的意见和牢骚，哪怕是讽刺和讥骂，只要不违法违纪都可用宽容心对待。
公共危机与治理挑战 篇3
在网络时代，任何人和机构都有可能被置于聚光灯下，成为焦点。
大连PX事件、故宫“十重门”事件，红十字会与青基会的“美美”困境，起因不大相同，但后果同样严重。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件，引发了不同的公共危机，而各个部门与管理机构的应对之道看起来五花八门，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换言之，无论是经济发展命题的设定，还是公共文化机构的运行，再或者是公益慈善机构的一举一动，都已经不是单一政府部门、某一机构能独自享有话语权、操控权的时代，民众在这些涉及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每一起事件上的集体发声，都在显示社会发展和变革所带来的进步，而把握和理解这一社会心态，调整和改变社会治理的方式，正在成为新的执政挑战。
这种挑战事实上是多重的。首先是对各级政府执政、治政、理政能力的挑战。传统的管理思维，程序化的处理方式，僵化的语言沟通，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民众的渴求。
如何面对这种挑战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寻求治理之道。“十二五规划”中单独把“社会管理创新”独立成章，显示中央高层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创新社会管理不仅需要理念，更需要行动。如何把利益协调机制、公平博弈的规则机制、市场法治体系机制综合起来，是每一个想要解决公共危机的政府部门都需要思考的事情。
因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建设的转型必须提上日程。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果经济的发展没有惠及民生，如果改革的成果没有得到共享，如果社会的公平问题没有整体解决，社会各阶层就会因不同的不平而产生共同的怨气，而由此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就会汹涌澎湃，不可阻挡。
更要看到的是，在若干年的沉淀后，业已造就了一批逐渐适应现代社会，并具有公共意识的中国新人。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命题，对于公共事务的构建，对于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等方方面面的议题，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有着共同参与的迫切需要。这种来自一个群体的心理变化，需要得到主流社会的正面回应。
事实上，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指出，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培养公民意识，履行公民义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 现在需要做的，则是当公民意识出现时，各部门及机构如何做好让民众依法有序参与的准备，使之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责任研究 篇4
随着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移动通讯设备等技术革新与应用, 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元化符号为主的媒体信息迅速在各应用终端传播。从“大众门户”到“定向索取”, 再到“个人门户”等。[2]
新媒体重新定义信息传播的时空观, 并在大数据时代飞速发展, 已经渗透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框架之中, [3]日益影响着社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形态。媒介化社会传播特征使公共安全治理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通过研究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责任, 使其更好地助力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一、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 通过安全教育来答疑解惑, 稳定人心。把政府“是什么、想什么、干什么”告诉公众, 维护和提升政府形象。第二, 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公开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 消除公众心理恐惧。第三, 监督政府政策执行情况。及时把公众利益反映给有关职能部门, 帮助政府及时了解民情, 发现、解决问题, 减少矛盾。
新媒体在为公共安全治理提供机遇和便利的同时, 也会使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一) 新媒体恐慌不利于治理工作
新媒体恐慌是通过新媒体呈现和传播的社会恐慌心理。[4]新媒体传播和受众恐慌心理形成了新媒体恐慌, 并依存于“转型社会、利益诉求、报道失实”这三个社会环境之中。[5]
“媒体的呈现使得‘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但信息传播本身受传播机制与危机语境的制约可能会拉动危机或风险”。[6]大数据时代, 个别媒体将真假现象混乱报道来博取眼球, 缺乏专业水准, 丧失媒体伦理道德, 过分渲染容易形成恐慌现象。
(二) 新媒体化抗争扰乱公共安全秩序
新媒体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和数字电视等打破媒介间的屏障, 消融媒介介质之间、地域和行政之间, 甚至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 具备媒体个性化、平台易操作、表现形式多样化、信息发布及时、交互性强等优势。由突发性事件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已经不再由政府组织统一领导, 更多的是利用自媒体传播信息, 引发舆论, 在更大的空间寻求关注和支持, 挑拨煽动产生蝴蝶效应, 激化现实矛盾。
(三) 给网络犯罪预防和处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已经不单单是交流信息的平台了, 颠覆传统媒体制度传播的同时, 新媒体与高科技的结合加大了犯罪率。[7]
新媒体的难掌控性和匿名性, 既是犯罪对象又是犯罪工具, 其分散性和隐秘性会对人们造成严重威胁:诽谤、恐吓、欺诈、骚扰、语言暴力、传播恶意谣言, 恶搞、人肉搜索等, 会扰乱他人的正常生活, 对他人造成伤害。
二、公共安全治理新媒体化
公共安全治理主要是对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护与对社会冲突的和平化解。公共安全治理新媒体化意味着媒介化社会与转型社会并存, 新媒体传播对其工作影响越来越大, 使其治理方式和理念更加依赖新媒体, 两者互动日益明显标志着公共安全治理新媒体化时代已到来。新媒体已不再是单一的宣传工具, 其已从公关策略上升至战略资源地位。在一定情况下, 政府对待新媒体的态度等同于对待公共安全治理的态度, 政府对公共安全治理的所作所为都将在新媒体中呈现给公众, 给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一定的压力。公共安全治理除了人力和社会资本之外, 如何正确使用新媒体, 协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提升治理效能的背景资源, 值得研究。
三、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责任研究
达到有序、双向、参与、形象的目标, 既高度概括了公共安全治理媒介化的积极意义, 也是对其媒介化效能提升的一个预期目标。因此, 在尊重新媒体自身规律的同时, 要正视公共安全治理的现实需要, 明确新媒体责任, 有效规范媒体管理策略。
(一) 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治理
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观点:“安全也是一种言语行为。”[8]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的参与首先是有效信息的传播。
公众普遍缺乏安全责任意识, 对他们而言, 安全议题是由政府来建构的。新媒体的责任是怎样将安全议题上升到公共安全治理层面, 引导公众接受, 让社会主体参与进来, 实现媒介安全, 维护社会安全。
第一, 理清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治理职能。媒体宣传部门要强化国家政策方针的教育, 对敏感话题采取审核制度, 健全领导责任追究制度, 疏导不满情绪, 引导和培养公众正确使用新媒体。通信部门要加强对终端设备制造商、应用提供商的行业规制, 落实智能终端的实名登记制度, 给案件侦破和信息核查工作提供资源保障。警务部门通过整合互联网、警用专网等新媒体资源加强甄别和预警能力, 提高信息监测效率;明确警察角色定位, 加强警务和保安人员的法制培训, 严惩利用新媒体传播犯罪活动的行为。增强新媒体的传播力和公信力, 积极利用QQ、微博、微信、播客、博客等信息传播工具, 将新媒体传播作为政府聚积民间正能量的重要手段, 形成政府主导、媒体引导和公众参与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 搭建信息功能平台, 健全新媒体舆论预测预警机制。组建情报信息员队伍获取有效信息并对其进行辨析, 这样能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工作效率。新媒体信息功能平台的搭建步骤如下:
一是收集信息。组建专职情报队伍获得深层次的情报信息;运用抓取软件收集信息;加强各部门保卫人员收集实时动态信息;组织群众信息员获得不同时空情报信息。这样政府可以全方位掌握准确信息, 完善信息内容发表评论, 了解网络动态, 汲取理性观点, 表明媒体态度, 有针对性地实施舆论引导和监督。
二是发布信息。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 借助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渠道向外界发布信息;设立专职新闻发布人员发布权威信息, 消除公众猜疑;加强对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等门户网站的建设推广, 对新媒体发布信息平台特点进行分析, 聘请舆论危机公关顾问提升社会公共安全事务信息透明度等, 发挥舆论正确引导作用, 有利于政府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推动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交互信息。社会热点话题利用新媒体与公众意见交流, 官方舆论场、媒体舆论场、民间舆论场三方建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紧密联系。
四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积极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政府借助新媒体与网民力量, 构建“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公共安全维护体系。通过主流媒体向海外发布权威消息, 邀请境外媒体工作者赴事发地进行信息采集和采访报道, 做好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二) 多渠道推进新媒体参与公共安全治理
法律对新媒体参与主体和利益方的权益保护不明确, 自身法律责任不清晰, 急需完善网络立法来规范新媒体的传播行为, 使新媒体舆论监管有法可依。
还可以通过采取立法、社会参与制度与保障机制管理等引导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参与信息传播管理, 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力量、志愿者等多方形成伙伴管理关系, 能最大限度保障公共安全利益, 使公共安全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这是善治理论的最好体现。
四、结语
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参与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新媒体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完善积极有效的新媒体参与制度, 促进新媒体与政府间相互配合、互相补充, 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公共安全事件, 解决资源型城市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
公共安全治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 需要政府、新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对此, 应在立法的基础上健全新媒体参与程序, 完善参与机制, 促进公众参与。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参与经验, 学习先进方法, 从根本上落实和完善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为建设一个安全稳定、和平民主、健康和谐的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摘要：新媒体对于公共安全治理的新闻报道具有很大的优势, 甚至领先政府部门发现问题。但是, 新媒体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和挑战。本文重点对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分析, 使新媒体最大化地为公共安全治理服务。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安全治理,风险,挑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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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权力的腐败及其治理 篇5
【关键词】公共权力；腐败；治理
公共权力是指人民赋予公共机构行使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力，但是，随着公共权力的使用，以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就应用而生，公共权力腐败由此开始。由于它支配着巨大的垄断性资源，公共权力主体可能会使公共权力表现出扩张的内在本能，容易背离“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以公共福利为目的”的初衷而产生政治腐败。通常表现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不是按照法律规范与政治公德谋求公共利益的实现，而是谋求私人和小团体利益。
一、公共权力腐败的现状
（一）公共权力使用上的腐败。公共权力的腐败通常是以权力来做交易、通过权力的作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从***的案件就可以看出，把权力归于个人，就可以谋取个人的利益，满足个人私欲。
（二）金钱上的腐败。公共权力的腐败一般是以金钱获取利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个人的私欲最终也是通过金钱来满足的。他们往往被金钱所诱惑，不择手段地捞钱，成为金钱彻底的奴隶。
（三）用人上的腐败。选人不凭才干，用人不凭实绩，荐人不凭公认，任职不依程序，把用人看作是自己家事一样，用所谓自己的人。
二、形成原因
（一）主观方面：
1.丧失信仰。丧失信仰在那些落马领导干部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对信仰的背叛是导致他们开始堕落或者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
2.角色偏离。自我权力无限膨胀，领导干部对自己“一亩三分地”范围的权力行使已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3.自律瘫痪。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人，也是社会人。政治人的角色要求他们必须降低、限制自我欲求，服从服务于职位权力的要求，但由于个体放松自我约束力，放任私欲膨胀，最后走向角色背离。作为“政治人”个体意志力的衰退和自律机能的瘫痪，作为“社会人”自然欲望的膨胀最终让领导干部落马。
（二）客观方面：
1.制度不到位。制度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保障。中央颁布实施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纪委“廉政建设”若干规定》等很多相关制度。但现在的突出问题在执行上。制度要落实就必须符合实际。由于人们认识事物不可能一步到位，社会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任何制度都会有不完善甚至过时的地方。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加以修改。可是一项制度出台后，往往就很少有人去研究它本身的缺点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无法执行也不去修改。
2.监督“挂空挡”。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目前我们有一系列监督形式，如司法监督、政府内部监督、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网络监督等等。可问题是为什么监督效果不佳？
暗箱操作，不好监督。监督必需知情，不论哪种监督，离开了对情况的了解，监督就无从谈起。现在有些领导对上级的要求、政策，不向群众宣传，决策不走民主程序，领导虽是公众人物，但不愿把自己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置于阳光之下。虽然要求政务公开，但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总是阳奉阴违，欺上瞒下。
三、治理措施
公共权力的腐败有以上很多原因，但是根本原因是对公共权力缺乏制衡。所以，遏制腐败，必须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要真正制约与监督公共权力，最关键的是健全民主政治机制，实行阳光政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在相当程度上会减少暗箱操作的运作空间，“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监督。
在政治生活领域，信息不对称往往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为公共权力腐败提供便利。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控制着公共信息的发布方式、时机，一般群众无从检验所发布信息的准确度，只能充当被动受众的角色。因此，要预防和克服权力腐败，必须建立一套公共权力信息透明制度，尽力推动信息对称状态的达成。当公共权力公开运行，公共权力信息为社会绝大多数人所知晓时，腐败行为自然就很难得逞。
必须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制度。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纳入政务公开的重点范畴，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加大信息发布的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进阳光政务，努力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公开化，真正把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置于普通群众的监督制约之下，防止公共权力失衡、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
此外，反对腐败，监督是关键。通过决策监督和执行监督、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的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机构监督和个体监督等各种手段的有机结合，大力培植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强化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化监督，扩大体系外监督在监督中的比重，实现与体系内监督的对接，增强监督合力，使各种公共权力合法、有序地在各自的轨道内运行，从而形成强大的外在纠偏功能。
滇池治理的公共政策分析 篇6
关键词：滇池 呈贡大学城 现状 围湖计划 政策分析 措施
一、滇池的概述及发展
滇池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素有“高原明珠”之美称的滇池，是昆明风景名胜的中心，湖岸线长约200公里；湖面面积近300平方公里，居云南省首位，湖水最大深度8米，平均深度5米，蓄水量15.7亿立方米，素称“五百里滇池”，是中国第六大内陆淡水湖。
在两三百年前，滇池的水域面积大约是目前的2～3倍，那时，昆明现在市区很多地方都是浩瀚的水面，翠湖曾经是滇池的一个小水湾，从潘家湾、董家湾、螺丝湾等地名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水面所及，滇池路沿线全部在水底下。目前滇池流域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生活在该流域的人口大约三百万，是云南省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二、滇池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滇池现状。截止2008年，滇池几乎全湖富营养化，污染严重，2005年草海水质为劣Ⅴ类，综合营养指数76.1，属重度富营养状态，外海水质达到Ⅴ类地表水标准，综合营养指数62.5，属中度富营养化。主要入湖河道29条，水质大多为劣V类。
随着滇池流域内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滇池污染物产生量迅速增加。近年来总磷得到有效控制，入湖污染负荷量呈下降趋势，总氮基本持平，入湖污染负荷量稍有下降。
（二）滇池水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
1、流域经济快速增长，生产、生活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水环境压力不断加大；2、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排水管网不完善，入湖河流成为纳污河道；3、缺乏雨季行洪污水治理技术和措施；4、蓝藻水华持续爆发，严重影响滇池水环境功能；5、湖泊自净能力所剩无几，外海南北水质和水生态差异非常显著。
三、滇池治理的前景和意义
（一）滇池治理意义。
水面对一个地方的影响应从微观与宏观2方面来看。宏观方面：1、滇池是昆明能够发展为大城市的必备条件，这不仅因为有足够多的水源，而且丰富的水源是各种物产的最基本保障，周围的良田菜地，湖里的丰富水产（现在当然减少了），都是昆明能够成为大城市的前提。2、如此广大的水域，为昆明周边地下水提供源源不断的来源。3、对昆明的气候起到调节作用，昆明属于高原地形，一年四季都比较干燥，夏季阳光辐射很强烈，滇池的蒸发量可使大气中水气含量增加，达到调节气温的作用。
微观方面：生态系统是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滇池及其多条河流的生态系统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带来意想不到的平衡作用，正常的时候容易被忽视，但一旦出现问题，很难逆转。可以说，没有滇池，就没有今天的昆明。
五、当前治理滇池的建议及对策
（一）滇池治理的特点。专家认为有五个特点。一是坚持综合整治，突出重点的原则。突出环湖截污工程，突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突出湖滨带建设和湿地恢复，突出加快外流域引水前期工程、突出内源污染治理，实行污染控制生态修复相结合，工程措施和监督管理相结合。二是坚持系统性，治理与管理并重的原则。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环境效益优先的原则。滇池水污染的控制与水环境的改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四是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原则。滇池治理必须加强领导，强化责任意识，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各负其责。五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二）滇池治理的政策导向分析
1、改变滇池出水口，使昆明市主城区从上游转位到下游。由于滇池的天然出水口在西南部，滇池水就自然地自北向南流。但是，如果滇池出水口改到北部的草海，那么滇池水就会自南向北流，这样，昆明主城区就将从滇池的上游置换到下游。如此，昆明城区的污水就不会穿过整个滇池、进而污染滇池，且集中在北部的污水由于靠近出水口，就容易流出，能够有效避免污染物的过量沉积。
2、增加水资源总量，提高滇池水环境容量并保证生态用水。滇池水资源的严重缺乏致使河湖在一定程度上都失去了原有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也是滇池污染长时间以来难于有效治理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可以解决水资源匾乏这一问题，就能够为解决滇池的污染问题提供较好的基础条件。
3、在滇池北部重污染区和南部磷礦区设立软隔离带。晋宁磷矿区位于滇池南部， 在晋宁设立软隔离带可以防止其扩散污染滇池， 在软隔离带区域开展生态治理， 吸取水体中的氮、磷等物质，可以净化滇池水体。
4、恢复滇池流域生态环境。滇池流域植物的大量死亡和多种植物的灭绝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应该从本地湿地植物中抚育和优选一些抗污能力强、生长速度快、景观效果好的种类，为滇池湖滨带湿地生态景观的营建和改造提供苗木来源。
5、减少农村污染，实现农业生态长期良性循环。滇池周边农村农业污染问题是滇池污染久治无效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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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丽萍，陈静.底泥疏挖工程对草海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J].云南环境科学，1999 ， （1） ：11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的挑战与治理 篇7
公共安全的含义, “国际上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 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安全。它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每个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的安全, 也包括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狭义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来自自然灾害、治安事故和犯罪的侵害三个部分。对我国来说, 社会公共安全主要表现为:恐怖事件、城市火灾、瘟疫传染病、群体性暴力事件、政治性骚扰、经济危机、商品安全、生产安全、粮食安全、水源安全、网络安全、交通安全等。从目前情况看, 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 生产力水平和发展很不平衡, 公共安全的社会基础、保障条件薄弱, 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因素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增多, 由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犯罪、经济、资源、生态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出现, 给我国经济、政府公信力、社会公众乃至国际政治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 将会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因此,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福祉, 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直接关系国家总体安全战略。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 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 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关键时刻, 是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是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迫切需要,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
二、当前维护社会公共安全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一) 从国际环境看。
当前的国际环境总的特点是“两个大趋势”和“一个总潮流”没有改变, 即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但是, 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正经历着一次深刻复杂的大调整, 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更加激烈。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寻找在各个地区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代理人, 频繁通过培养亲西方的精英力量、掌握其国内外舆论工具、社会组织等方法, 向重要目标国家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制度模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挑战, 在加强对我国借重和合作的同时, 不断加大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力度, 加紧从战略上围堵、安全上威胁、统一上阻挠、发展上牵制、思想上渗透, 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遏制。二是国际经济危机与民族宗教、社会矛盾撞击反射、相互影响, 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等一些新兴国家进入社会振荡期, 传导效应、蝴蝶效应明显增强。三是大国综合国力竞争围绕地缘、经济、软实力、“全球公地” (网络、海洋) 等的战略博弈更趋激烈,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尤为严峻, 美国重点转向亚太, 利用我国与一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 着力扶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 大搞“以邻制华”、“以邻扰华”。日本顽固坚持右倾化, 极力争当军事与政治大国, 菲律宾更是“挟美自重”。与此同时, 我国的海外利益加速拓展, 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马航客机MH370失踪事件、越南挑衅我南海钻井平台就是佐证。四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处于上升期, 并已在我国西部边境形成了恐怖活动弧形带, 对境内外暴力恐怖分子的诱发刺激效应更加明显。“东突”势力加紧进行渗透, 并借助国外敌对势力培植、训练、输送恐怖分子, 处心积虑煽动“圣战”, 制造恐怖活动。
(二) 从国内形势看。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转型期, 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利益关系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趋势更加明显, 突出表现在:
1. 政治安全挑战增多。
近年来, 境内外敌对势力频繁打着“维权”旗号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 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制造事端, 操纵非政府组织向我国实施渗透, 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我国进行破坏, 对敌斗争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2014年是我国建国65周年、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15年、“7·5”事件5年, 境内外敌对势力针对、利用这些敏感节点的渗透破坏活动明显加剧, 特别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策划实施的昆明“3.01”、乌鲁木齐“4.30”等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 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发展。
2. 社会矛盾燃点降低。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 利益格局加快调整, 社会矛盾多样多发, 涉及范围广、波及群体多, 并大量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进入到稳定领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下行风险加大, 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 民间借贷带来的非法集资和高利贷风险增大, 业主跑路、工人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中小学生过早辍学等问题比较突出。在贫富差距拉大、增长速度放缓、就业问题突出、生活预期降低的情况下, 困难群体、失业群体、中低收入群体焦虑已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心态, 群体性事件触点增多、“燃点”降低, 关联性、敏感性、对抗性增强。一旦应对不妥、处置不当, 很可能造成局面失控、事态扩大, 甚至引发局部地区社会动荡。
3. 刑事案件多样多发。
当前, 我国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但诱发、滋生违法犯罪的社会消极因素仍大量存在,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压力增大。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犯罪、信用卡犯罪等新的犯罪类型持续增多, 爆炸、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盗窃、抢夺、抢劫等侵财犯罪多发, 黄、赌、毒等现象屡禁不绝。随着人、财、物的大流动, 流动人口犯罪、流窜犯罪和跨境犯罪不断增多, 犯罪的动态化、智能化、暴力化、组织化特征日益突出。社会治安问题的敏感性、关联性进一步增强, 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重大刑事犯罪时有发生, 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一旦遇到偶然因素的刺激, 就千方百计寻找国家防范漏洞, 采取极端方式发泄不满、加害无辜,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同时, 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犯罪、环境污染犯罪在少数地方还比较严重,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4. 虚拟空间问题凸显。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呈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在网络中, 信息传递能够打破时空界限, 在较短时间内将较大空间的各种力量有效聚集起来, 形成“滚雪球式”、“几何型”发展态势, 特别是微信、QQ群等传播工具“点对点”特征明显, 信息传播隐蔽性强, 极易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成为诱导放大社会矛盾、组织发动捣乱破坏活动的重要工具。
三、我国社会公共安全存在问题的体制内部因素
(一) 重视危机应对, 源头治理不足。
近年来, 各级党委政府持续不断加强源头治理, 在系统上做到了整体优化,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明显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群体性事件、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和处置层面, 而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事业改制、环境污染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或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上还相对弱化, 源头治理的原则普遍存在于理念、观念上, 在执行落实层面还有欠缺。
(二) 重视分工管理, 综合治理不足。
当前, 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遵循“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但往往各职能部门考虑本系统的公共安全问题, 缺乏与其它职能部门的合作机制。造成的结果是, 多方管理主体各自为战而非合作治理, 往往带来缺乏系统的协同性、多头指挥的冲突性、责任机制的模糊性等很多问题, “九龙治水不止水”。比如在反恐防暴领域, 公安、安全、军队、宣传、网信等单位之间的信息基本上还是孤立的、浅层次的、碎片化的, 综合研判、深度研判、跟踪研判不够。
(三) 重视建章立制, 落实机制不足。
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 各级党委政府均十分重视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建章立制, 目前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预案体系, 但是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落实机制, 这些预案的积极意义将大打折扣。比如预案的可操作性差。各级公共安全预案几乎都是在上级预案的框架下、结合本级政府或本单位实际进行一定程度的细化而制定出来。问题在于基层单位的公共安全预案也多是宏观的、原则性的规定, 无法提供明确具体的行动要求。比如预案的形式化, 由于缺乏一定的实施措施的保障, 很多预案被束之高阁, 被当作“盆景”, 走过场、搞应付;再比如, 预案的滞后性。公共安全形势瞬息万变, 要求公共安全维护不断适应新的挑战而作出调整。但预案一旦形成将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预案的内容往往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四) 重视政府责任, 社会动员不足。
我们党历来重视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维护公共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凭政府一己之力实现对全社会的监管和控制是不可能的。社会公众、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在公共安全预防和应对中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当前, 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安全维护的意识不强, 大多数群众对公共安全问题态度冷漠、行为迟缓的现象依旧存在, 尚未形成有效的公共安全关注的强烈意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安全维护的能力不强, 在辅助政府管理公共安全的能力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社会公众缺乏参与公共安全维护的途径, 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渠道不畅, 即便发现了身边隐含的危机或对相关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渠道进行反馈。
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一) 在维护理念上, 重视源头治理而不仅是事后应对。
实践证明, 公共安全管理的源头治理优于事后应对。因为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一旦发生, 无论采取任何行之有效与迅速的办法, 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不可避免地对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伤害。根据我国对以往发生过的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经验教训, 对公共安全事件处置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人们可控的范围内, 在其没有发生之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进行实时追踪监控, 将危机化解和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 维护公共安全要在推进应急处置成效的基础上, 加强对事前源头治理工作的开展, 特别是加强风险评估监测机制和矛盾排查化解机制的执行落实。
(二) 在维护视野上, 重视相互合作而不仅是彼此分责。
为了切实提高应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效率, 实现公共安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要加强各职能部门与其它职能部门合作配合,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联合反应机制, 特别是建立公共安全管理政策、对策的协商机制, 以避免实行维护公共安全政策时出现不必要的冲突, 以保证不同地域、部门公共安全政策能够相互衔接。
(三) 在维护规范上, 重视机制落实而不仅是建章立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制度虽然是管理得以有效开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但如果在对维护公共安全过程中, 过度依靠制度这种静态的、硬性的规则操作, 加之公共安全案事件本身的动态性和多样性, 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 必须建立动态、有效的公共安全管理配套机制, 比如维护公共安全信息机制和预案落实机制上, 根据不断变化的公共安全形势和不断更新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 来不断完善各项机制, 以使整个公共安全管理系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四) 在维护主体上, 重视社会集体努力而不仅是政府单兵作战。
当面对公共突发危机时, 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 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发挥各自优势和力量全力配合、共同应对。在政府内部, 各职能部门之间要在统一指挥下, 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协调, 形成密切配合;在社会内部, 各社会力量之间形成合力。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中应扮演维护公共安全的先行者、指导者、沟通者和激励者。
摘要：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在这期间利益重新分配, 新旧观念相互碰撞, 社会结构将发生剧烈变动,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影响着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常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同时,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强公共安全管理, 预防和减少各类灾害、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违法犯罪、恐怖事件、外来有毒有害物质和生物入侵、疫病疫情的发生, 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成为亟待解决的战略任务。
公共安全治理 篇8
1 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基本结构
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以智慧城市为前提,充分发挥智慧城市的大量软件、硬件和基础网络资源,使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产生和更新的有效信息能够被及时应用到风险防控、危机应对和后续行动中,形成预控式治理模式,从而有效地监测、预警和处置公共安全事件,并实现危机恢复与事后重建,降低公共安全事件对民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促进应急技术快速更新和相关制度完善,提高应急资源利用率,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效能。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2 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1)治理功能上突出前馈预控、提前干预和自主抗逆,体现智能化、高效化和集约化。一是在危机与灾害事件预测上,依据实时监测和风险评估数据,进行危机预警。其中,对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基于历史数据和发展演化规律,结合实时的自然条件、气象条件等,进行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发生概率的预测和预警,并且把这些数据以动态更新的方式推送到决策部门及应急处置部门;对其他类型的公共安全事件,如恐怖袭击、食品安全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等,主要进行危机与灾害的模拟仿真,制定应急预案,做到提前计划,提前演练应对。二是进入应急处置阶段后,动态获取并实时反馈公共安全事件发展演化的相关信息,为后续处置提供决策支持,并应对事件反复和次生灾害,实现自主抗逆。此外,人员、车辆、器材、装备等应急资源的相关信息,均能“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实时获取并整合利用,整个治理过程体现智能化、高效化和集约化。
(2)组织结构上突出开放延展、多元互动和动态适应,体现全风险、全部门和全过程。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政府职能部门主要包括公安、消防、交通、卫生、环保、安监等部门,这些部门之间在日常工作中普遍建有初步的联动响应机制,但是相互间各类应急资源仍然难以有效共享,危机状态下的力量整合也缺乏相关明确机制。在智慧城市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中,风险信息及公共安全事件信息实现全部门流通,并根据灾害事故的规模、类别,动态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同时向相关社会组织和企业乃至社会公众等延伸推送,能第一时间进行风险防控和危机防护,并组织相关力量,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在整个治理过程中,突出全社会、全部门的全过程参与意识和行为。
(3)决策依据上突出数据驱动、精确供给,体现需求导向、科学决策。现代公共安全事件处置过程中,现场条件错综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参与处置人员数量多,所属机构多,应急协调控制难度大,各级指挥员所面对的决策问题极为复杂,且有紧迫的时限性要求。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突出决策过程的数据驱动和精确供给,基于大容量的数据传输、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支持行动筹划、方案拟定和指令发布等,并依据实时应急需求,进行动态精确供给,以提高决策效率和决策科学性。
3 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构建
智慧城市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资源层、组织层和运行层。资源层包括防灾减灾设施、救援器材与装备、城市生命线系统、预警与监测网点、一元化指挥中心、管理机构、专家咨询队伍、应急行动队伍、通信保障系统、物资保障系统、资金保障系统等;组织层主要是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平台,实现多元参与主体行动协调和实时互动,包括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公共安全事件管理机制、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法规体系、培训教育及演练(适应性预防)计划、应急处置与救援预案等;运行层主要是指整个公共安全事件处置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预防预警、决策处置、恢复重建等环节,以及在这些处置过程中涉及的技术要素,包括预测与预报技术、信息传递与处理技术、灾害模拟仿真技术、风险与灾害评估技术、紧急救援与重建技术等,目的是实现多元安全风险预控和过程治理。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构建的核心内容是将这三个层次通过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分布式处理技术等技术互联互通,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高度整合,实现信息的再生更新和快速流通功能。
(1)公共安全治理部门全物联网覆盖,实现多部门多元异构资源共享。为了整合异构资源,实现公安、消防、交通、卫生、环保、安监等公共安全治理机构、人员、物资、车辆、器材、装备的数量、类别信息的横向共享,首先必须物联共享,融合现有网络资源建立公共安全政务网络,如图2所示。
在该网络中,公共安全治理所涉及的人力、物力、基础设施信息等先要通过RFID、ZigBee传感器无线接入网、车联网等技术实现信息的动态实时采集,同时包括气象、地震、水利、国土等部门信息,以及网络舆情分析数据和相关应急物资储备情况的实时更新,通过物联网的网络层传输到信息处理中心。网络层主要依托移动、联通等公共无线通信网和Internet网、企业专网组建,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协议服务器构建公共安全治理虚拟专网,实现信息的专网传输,满足时效性和数据安全的要求,开辟公共安全信息前馈传输的物理通道。此外,整个网络还要组建相应的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维护管理体系。
(2)建设面向全社会应急联动的云计算大数据信息中心,构建数据驱动的监测预警和决策指挥机制。公共安全治理所需要的数据量非常大,种类非常多,治理过程中产生海量数据,难以用传统的数据库管理工具驾驭,使得数据存取、分析、搜索、共享及可视化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有必要依托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公共安全治理的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处理中心。云计算是将复杂的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云”中,将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以及应用服务能力按需分配给用户,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如图3所示。基于公共安全治理部门、相关社会组织和企业以及公众个体的全覆盖数据,有利于提高相关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效率。同时,综合运用数据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和组合预测等技术手段,揭示数据之间隐含关联和规律,预测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趋势,构建数据驱动的监测预警和决策指挥机制,为面向全社会应急联动的预控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3)综合运用分布式智能处理技术,提升数据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可用性,建立多样化服务精确供给的善后恢复机制。公共安全治理部门依托现有的网络资源,建立有线/无线接驳的政务网,横向联通公安、消防、安监、环保等公共安全治理部门,纵向贯通国家、省、市、县,为信息传输提供传输通道。同时,公共安全治理部门依托现有各自信息资源库组建分布式的数据处理中心,通过联网方式实现互联互通。这些数据库在物理上分散在计算机网络的各个节点,但在逻辑上同属一个系统,能实现局部数据的管理、数据的通信和数据字典的管理,采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并行计算技术、分布式处理技术等实现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其网络拓扑结构如图4所示。
分布式处理利用了数据库分片的思想,将数据分片后存储在各个公共安全治理部门的网络节点中,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位于整个网络的中央,对整个网络进行协调控制,对各个节点信息进行汇总和维护。同时,各个公共安全治理部门数据分节点的处理算法是不固定的,不同的部分可以使用不同的算法,根据数据特征、类型、数量进行高速的数据处理,将数据处理结果送入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确保数据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可用性。
4 结语
公共安全治理 篇9
关键词：安徽农村,公共治理,公共危机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农村社会存在爆发公共危机的隐患:社会因素诱发和自然因素诱发, 特别是安徽农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方面引发的农村公共危机不能够有效地消弭和化解, 则安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实现。安徽处于我国中部地区, 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农村社会公共危机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发生的特殊紧急状态和危险局势, 一旦出现和爆发, 就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正常运作, 对涉及者的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 超出了政府、涉及者和社会管理的常态能力, 这就需要政府、涉及者和社会能够调动特定时空区域内及其周围的一切力量, 共同应对, 尽可能的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一般会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 呈现出突发性、公共性、多样性、对抗性、关联性、复杂性、隐蔽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等特征, 需要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动公共资源去应对。同时由于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有限性, 决定了政府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 必须积极寻求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事实上, 基于公共治理理念系统视角下来观察安徽农村公共危机问题, 其产生的根源就在我们的社会运行结构当中。无论是导致农村公共危机的自然因素, 还是社会因素, 都直接和间接地我们自己的行为及公共政策有关。以自然灾害为例, 可以追溯到政府长期以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的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有关。社会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 是与一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失范有关。因此, 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公共危机事前治理问题——预警机制不健全
(一) 危机意识淡薄
安徽地处南北过渡带, 属于自然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安徽年际间气候变化大, 加上长江、淮河流域地势低洼、生态恶化, 造成自然灾害发生频度高、地域广、危害大。“近五年, 安徽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平均为2200千公顷, 占常用耕地面积的52.6%, 比全国高17.9个百分点;2007年安徽省水灾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均位居全国首位。由此暴露出安徽省农田水利设施水平不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弱的矛盾, 这是造成安徽省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较低, 农民种植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2007年安徽省粮食亩产为298.6公斤, 比全国低18.4公斤, 其中稻谷亩产410公斤, 低19公斤。”
“2006年末, 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448.48万人。其中, 男劳动力1211.06万人, 占49.5%;女劳动力1237.42万人, 占50.5%。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20岁及以下337.51万人, 占13.8%;21岁-30岁357.43万人, 占14.6%;31岁-40岁599.97万人, 占24.5%;41岁-50岁452.89万人, 占18.5%;51岁以上700.68万人, 占28.6%。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文盲321.96万人, 占13.1%;小学文化程度799.67万人, 占32.7%;初中文化程度1098.86万人, 占44.9%;高中文化程度200.67万人, 占8.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7.32万人, 占1.1%。”其中“2006年,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119.07万人。其中, 男劳动力698.74万人, 占62.4%;女劳动力420.33万人, 占37.6%。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20岁及以下占15.5%;21-30岁占34.2%;31岁-40岁占32.8%;41-50岁占12.3%;51岁以上占5.2%。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
由此可见, 留在农村的大部分居民基本上是老小和文化程度不高者, 加之安徽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不高, 进而导致整个农村社会缺少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意识, 应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知识更为贫乏, 面对可能到来的公共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比较差。如以阜阳假奶粉事引发的公共危机为例, 在假奶粉事件爆发之前, 多家医院都接诊过来自于农村的“大头患儿”, 但由于相关人员的素质问题, 特别是在阜阳农村, 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很多年轻夫妇在小孩出生不久就外出, “留在家里的婴儿全靠老人用奶粉喂养。加之农村老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 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未尝过奶粉是什么滋味, 因而无从鉴别奶粉的优劣。而一些劣质奶粉质量虽差但包装并不逊色, 有的甚至打着‘国家免检产品’、‘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等标志, 更让他们真假难辨, ”加之“农民自身的封闭性和维权意识淡薄, 也给不法经销商和厂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在阜阳市区调查时笔者发现, 市民多少知道劣质奶粉害人的事。可在农村, 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而在已经发生的上百例‘奶粉杀手’事件中, 真正去工商部门投诉的家长也少之又少。”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 错过了公共危机防范的最佳时机, 进而导致这个问题的不断积累而爆发, 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 震惊全国。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 在追求GDP等过程中, 对政府本该履行的职能进行了异化,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中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主旨, 进而导致农村的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普遍缺乏忧患意识和公共危机意识, 相关知识和能力匮乏, 更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基层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履行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职能, 对潜在的和己经发生的危机缺乏警觉性和应变力, 甚至当发生重大危机造成重大伤亡后采取“内松外紧”的措施, 以防止出现社会恐慌为由试图慌报和回避进而引发更大的灾难。因此, 有必要在农村中, 提高危机意识强调危机观念, 加快农村中预警机制的建设。
(二) 危机预警信息滞后
尽管在“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指导下, 加大财政支农扶农的力度, 为安徽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但比较而言, 安徽农村地区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农村信息沟通不畅, 潜在的公共危机险情难以及时动态的把握。尽管各级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从安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 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 使得即使发现的公共危机隐患也难以及时的做到下情上达, 使得决策部门把那个适时了解、掌握, 进而导致决策部门和基层组织的信息沟通不畅, 延误战机。特别是农村很多地方还没有建立整体联动机制, 特号报警系统多而杂乱, 110、119、120、122、185等多号并存, 增加了信息互动的难度。事实上, 在农村还有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制定公共危机预警系统, 危机前的预防、预警和预控没有专门机构管理, 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机制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危机应急管理和紧急救援的难度, 一旦危机临近, 这些地方往往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 只能被动地应付危机, 效果差强人意。
同时, 由于农民的相关知识的贫乏, 难以对危机的先兆作出识别, 对周围现实和潜在的危机知之不多。加之现行的农村政府工作机制:农村地区的工作长期靠上级政府指导, 各乡村条块分割, 不易形成互动。许多村委会干部都习惯于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 造成各村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 在出现危机苗头时, 先上报上级政府, 再由上级政府通知其他各村, 延误了预防的最佳时机。农村社会团体较少, 缺乏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比较畅通的信息通道, 使得即使发现公共危机苗头, 也难以及时地做到下情上达, 延误战机。
(三) 忽视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
尽管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应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管理体制, 提高危机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多制定了自己的突发性事件处置应急预案, 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比较缺乏公共危机防范意识和相关能力。同时, 在相关培训过程中, 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比较缺乏, 进而导致对出现的公共危机苗头难以识别, 面对已爆发的公共危机往往又不知所措, 不能有效地组织民众和整合相关的社会资源进行积极有效的应对。如2005年安徽省泗县“甲肝疫苗”事件引起的群体性心因反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甲肝疫苗事件本来只是一次极其普通的个别儿童的心因反应, 但由于应对不当, 产生倍数放大效应, 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心因反应,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公共危机事中治理问题——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差
我国每年因社会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GDP的6%。2008年来的冰雪灾难、阜阳疫情粉等, 都展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比较差。
(一) 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善: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
各级政府出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 按照相关法规建立了应急预案, 在我国已初步建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的全国应急预案体系。但由于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时间不长, 基础较为薄弱, 没有形成合力。安徽农村虽然部分乡镇已有或正在着手制定应急预案, 但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 可操作性不强, 许多应急预案的制定是形势所迫, 是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 而并非从适合治理农村公共危机的情况出发, 甚至是照搬照抄上级部门的应急预案, 最终成了面子工程。这种形式重于实质的应急预案体系降低了农村基层政府预防和处置危机事件的实效性, 甚至使得公众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如2008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公共卫生事件, 安徽阜阳市肠道病毒EV71感染儿童升至1199名2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导致基层社会动荡失序状态。
(二) 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亟待提升
在安徽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 由于通信技术和传媒和媒体方面的原因, 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还很脆弱。事实上, 只要投入到位, 农村公共危机的信息, 完全可能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和传媒进行快速传播, 形成社会舆论, 影响公众的态度。如2008年的5.12特大地震报道。在地震发生后18分钟, 即5月12日14时46分, 新华网便发布消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政府部门迅速启动信息发布机制, 通过新闻发布会、在权威媒体上发布等方式及时传达信息, 保障民众知情权。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通畅的信息传播, 使得政府、社会各界、相关组织和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迅速、高效地承担起了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 有效地整合了不同力量, 共同应对。
但由于传统历史原因和官僚作风的影响, 安徽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 对具有预兆性的事件麻木不仁, 对收到的危机信息也只在本地、本部门进行处理, 信息难以共享。一旦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一些基层政府人员以防止引起社会动荡为由封锁消息, 为了自身政绩拖延信息发布或隐瞒信息真相, 为迎合上级领导意愿选择性上报信息。如此等等行径, 不仅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而且延误了农村公共危机处置的最佳时机, 使事件本身变得更为复杂, 进而酿成更大的灾难, 引发基层社会的动荡。
(三) 应急机构应急效率低下
按照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组织体系”中的规定, “特别重大突发共同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 现场应急机会机构予以撤销”,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性质领导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不同机构之间存在纵向过度整合的现象:上级部门控制过于严格, 下级部门没有自主权, 层层上报的结果往往导致处置最佳时机的丧失, 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进而导致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工作处于低效率状态。横向上又存在欠整合的现象:不同职能部门各自处理分管领域的应急事务, 管理体系通畅是的, 危机发生时, 各种应急管理资源很难短时间内有效地调度和协调, 职能不清, 政出多门, 甚至相互等待、推诿甚至冲突, 使公共危机执行难以达到协调、高效的目标。如安徽农村居民长期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等, 严重威胁农民的身心健康, 已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严重制约因素。安徽水污染背后则是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羸弱和分裂, 目前, 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职能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政府集中了如此众多部门力量, 表明了政府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 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使得安徽农村居民长期不合格的水, 巢湖淮河水污染情况依然严重。据淮河水利委员会最新数据, 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 淮河流域有10多个癌症高发村。据《人民网》2001年报道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著名的“癌症村”, 在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 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 被称为“致命水”。
(四) 基层公务员和农民危机应对能力差
公共危机治理知识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程, 危机防范意识和处理技巧也是公民必备的知识。但在安徽农村, 基层公务员缺乏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知识的培训, 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 无法迅速做出正确决策, 趋利避害, 不可能在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做出快速的反应, 不可能能够有效组织协调可支配的资源等, 采取相应的应对行动。由于基层公务员法律意识的淡薄, 依法应对能力较差, 往往盲目的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 如在“非典”期间对“疑似”人员的强制隔离等问题反映出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是否适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上, 乱用警力和强制措施当, 源头化解不落实, 解决问题方法简单, 决策轻率造成等现象。同时, 由于农民与其他阶层的群众相比, 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思想有些保守, 危机意识更加薄弱, 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差, 参与危机管理的主动性很低, 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 更易求助于迷信, 选择了宗教等。因此, 宗教和迷信在部分地区盛行。一旦发生危机, 农村社会就容易陷入恐慌和盲动之中。
(五) 忽视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
在农村公共危机的实际管理过程中, 往往出现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的缺位。特别是在农村公共危机结束后, 经常出现“老子查儿子”、“婆婆查媳妇”等现象。如果出现调查程序、调查时间、调查组根本没接触患方当事人、调查结论避实就虚、语焉不详等现象, 其可信度自然遭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同时, 地方媒体一般都对当地的公共危机事件采取回避报道的办法, 有时报道还采取失真。如上述淮河水污染问题产生的癌症高发村, 就是地方政府以环境换发展, 就等于是以老百姓的健康换发展!地方政府追求GDP, 地方媒体报道的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欣欣向荣, 政府执法机关-企业-公众三方执法监督的工作机制的缺位, 难以形成全社会参与监督的氛围, 癌症高发村居民的公民权益得不到保证。如在“非典”初期, 媒体只充当了公共权力的传声筒, 而没有以公民为本位, 产生了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尴尬局面。
三、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治理问题——绩效评估缺失
(一) 农村公共危机善后重视不够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 安徽农村公共危机善后工作重视不够。众所周知, 农村公共危机的爆发是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过程, 危机处置阶段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的结束, 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恢复阶段。如果危机恢复期处理不当, 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发生。因此, 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危机涉及者等方面的通力合作, 继续提供必要的资源, 力才能够消除和缓解危机后的不稳定, 尽快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组织及其公众的危机管理能力。但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管理工作中一个常见的失误, 就是对善后恢复重视不够。只要把公共危机的爆发势头扼制及其消除, 就算危机管理工作的结束, 进而使得处置阶段的努力大打折扣。特别是需要长期恢复的行动, 其时间长度可能持续数月或数年不等。如淮河巢湖水污染导致的安徽农村公共危机, 往往只是在危机爆发的高峰政府才组织力量进行干预, 一旦爆发的高危阶段过去, 危机的善后恢复往往就没有可持续的行动了。因此, 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 淮河流域多个癌症高发村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二) 责任机制不健全
公共选择与县级政府公共财政治理 篇10
中国财政体制在向“公共性”[1]而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性回归则集中反映为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迅速增长。任何制度安排的效率决定于它对付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劣, 同时又会由于社会环境中现存辅助性制度的影响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2]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状况, 从制度层面而言, 不仅需要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的覆盖, 增加农村投入, 而且需要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局限性, 避免“政府失灵”。也就是说, 在加大对农村公共投入的过程中, 如果不能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农村公共服务供应主体将本能地朝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调整, 这种调整必然对制度设计之初所预计的公共利益目标产生影响。因此, 考察农村公共投入的效果和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 对于完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安排, 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分析的框架和数据信息说明
地方政府为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生产、付费或监管的职责, 必须得到财政支撑, 做到“有钱花”。但是, 政府的局限性导致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 政府也会“乱花钱”。如果能提供一种规则对地方政府局限性形成制衡, 那么就能使得政府“有钱花, 而且不乱花”, 这个关系如图1所示。
具体地说,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投入产出行为, 当局限性失去制约时, 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公共服务偏离公共利益目标, 损耗公共资源, 减少服务数量;当局限性得到制衡时, 公共服务更高效, 实现的公共利益数量更大。我们将以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为目标而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信息来自我们对甘肃省J县和安徽省C县18个政府涉农公共服务部门的调研活动, [3]在中国政府层级间自上而下的授权架构体系中, 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涉及除外交等少数职能以外的几乎全部领域,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商金融农林水利等内容。
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地方的财力控制。在这种控制结构里, 中央掌握大量的财政盈余收入, 地方承担大量公共服务职责, 辅之以从中央补助一部分财政收入给地方。从财政自给能力判断, 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严重缺乏, 形成对中央财力的依赖。图2是调研两县2006年至2010年与中央的财力关系, 其中涉及到两个指标:一个是县级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 [4]用中央对县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补助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表示;另一个是地方收入的上缴率, 用中央收入占县级收入的比重表示, 其中:县级收入指年度一般预算收入、基金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总和, 中央收入是县级收入中上缴中央的部分。有研究指出了财力控制对保证地方政府“对上负责”有效性。[4][5]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意味着地方政府是农村公服务责任的承担者, 具体到文中而言, 县级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中央对地方政府还实施政治控制。中央各部门通过实施专项项目及其资金稽查、逐级签定责任状、开展县级横向评比等措施, 以及完善财政资金的合规性和绩效性使用, 避免财政关系的混乱局面等, 对县级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实施管理, 推动落实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
2.县级公共服务资金来源与预算分配
从调研的两县来看, 县级政府财政掌管县本级财力、上级补助财力、“乡财县管”[6]等途径可以施加影响。
另一类是县级部门申请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项目申报指南是申报单位确定申报内容的依据, 申报指南下达之前, 县级部门无法预备申报内容;申报指南下达到县级部门后, 通常只有3～4天时间准备项目资料, 无法做到项目内容与受益公众的需求相一致, 而公众也没有有效途径对这类项目的确定施加影响。
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方式有投票机制、税收机制、公民主动接触、退出、忠诚、冷漠和疏远、反判等。[7]两县各部门了解公众需求偏好的方式, 仅仅能反映愿意主动接触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与乡镇干部、本部门有关人员的一小部分群体的需求偏好, 对于选择退出、理性妥胁和适应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或以电话、访问、信函、网络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不能反映为部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形成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接触抑制状态。农民理性忽视[8]参与公共服务决策, 主动接触表达需求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不普遍。各部门是在对大多数居民需求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在农村居民需求差异化变动背景下, 公众参与不足会使得农村公共服务普遍与需求不匹配。
四、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1) 农村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非常突出。[9]从调研两县来看, 结构性失衡问题还有新的表现, 具体表现为:重投入轻产出, 重建设轻维护, 重外延轻内涵。
甘肃省J县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央补助清洁能源项目, 能源部门向上申报建设计划数量连年增加, 建成后的使用率却很低, 据J县能源管理机构称只有60%左右投入使用。据了解, 受当地自然条件影响, 现有的技术条件只能保证每年使用4～5个月, 项目实际能发挥的价值极低。但是, J县“十二五”规划仍然要求进一步争取中央资金建设该项目。J县饮水安全工程供水项目建设完工以后, 与之相配套的水质监测、水源的管护项目却跟不上, 饮水安全仍然没有保障。此外, J县在上游地段开垦农业灌区, 造成下游耕地盐碱化的次生问题, 也未能在新建项目时开展综合治理。
而在安徽C县, 修建的农村道路因为不能与其他道路连接形成公路网, 建成后多年不能投入使用, 成为了摆设的“白象工程”。农村客运也因为政策瓶颈制约而得不到发展, 影响了农村公路项目综合效益。
J县和C县的农村公路项目、小型农村水利项目, 建成后普遍严重缺乏管护资金, 缩短了项目使用寿命, 降低了项目效益, 一些水库项目过早地成为病险水库, 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
(2) 公共服务机构[10]的冗员问题。
两县政府各部门普遍存在人员严重超编问题, 冗员充斥。在J县水务部门, 由于人员超编严重, 人员工资只能按标准的60%左右发放。而C县水务部门只有200个工作岗位, 却因为有500多位员工, 只能实行员工隔天轮岗制度。另一方面, 两县政府各部门却普遍职业技术能力不足, 老业务得不到改进升级, 新业务无法开展。虽然各部门紧缺技术能力, 但各部门的培训、学习制度并不完善, 提高人员技能动力不足, 员工培训流于形式等现象十分突出。有研究指出, 公共资金更多的用于养人而不是提供服务, 有利于建立本地的政治支持网络, [5]看来是有依据的。
(3) 资金“整合”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项目通常具有区域不集中、项目小数量多的特点, 县级政府因此斥之为“撒胡椒面工程”。县级政府乐衷于整合农村公共项目资金集中建设大型项目。C县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挂帅, 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资金整合领导小组, 制定了专项资金整合实施办法, 围绕重点工程、重点领域, 实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的集中投入。J县政府各部门也通过“整合”将资金投向容易见成效的项目。如此看来, 两县政府不是以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而是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偏离了资金的公益性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把兴趣放在了投资经济性公共物品, [11]以利于彰显政绩。
(4) 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受重视。
两县政府各部门表现出一种对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够重视的“理性选择”。各部门在信息发布和收集方面, 往往采用既有渠道向乡镇或村干部传达文件, 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 或者通知直接与部门发生接触的群体;项目实施依赖乡镇、村干部的单一渠道;项目审计监督信息发布范围局限于特定群体。这些都在客观上偏离了公共服务全覆盖的要求, 强化服务于利益集团、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 忽视了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 安徽C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信息, 只有平时与该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对象才有机会知晓;C县和J县的产业奖补政策, 驱动公共资金流向强势群体, 加剧乡村内部贫富分化。
(5)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12]。
县级各部门在公共服务项目的申报、建设、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行政垄断行为。在项目申报阶段, 项目的评审程序和规则不公开;财政局拨付项目资金主观随意性强, 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不强;项目建设、管护队伍的确定规则不明确;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 对施工主体的干预随意性强。在C县, 农村道路项目施工队伍被要求使用指定企业的水泥、钢材等主要建材;道路竣工后指定养护队实施养护;J县饮用水安全工程指定水管站收费管理, 等等。
2.对农村公共服务产出数量和居民效用的影响
我们通过表2分析县级政府部门存在的问题会对农村公共服务造成的影响。表2第1列是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 这些内容已经作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在前文中进行了详细讨论。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对公共服务数量或质量将产生影响, 第2列是用生产理论直观判断出的结果。居民在消费中获得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用满足, 机会主义行为对居民农村公共服务效用产生影响, 第3列是用效用理论直观判断的结果。机会主义行为政府部门理性偏离公益责任, 政府部门全面履行服务责任即可消除机会主义影响, 这项判断结果在第4列。消除机会主义影响会带来公共服务产出增加、居民效用提高, 这两项判断结果分别在第5列和第6列。
把第2列和第3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一种处于低效率的公共服务状态:服务数量低, 居民效用低。这种状态与政府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居民需求没有满足形成对应, 此时公众需求表达不充分, 处于需求抑制或理性忽视状态。将第5列和第6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另一种高效率状态:服务数量多, 居民效用高。公共服务的高效率状态等价于供需一致的状态, 这时政府全面落实了责任, 居民需求得到实现。
进一步而言, 当政府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 不主动根据居民需求做出供给决策时, 公众主动接触政府表达需求须支付额外成本, 结果会导致降低公众的总效用。而当居民处于理性忽视, 不主动表达需求时, 地方政府全面履行责任了解公众需求, 意味着向更广的范围发布项目信息、主动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状况或者接受供给中存在问题的反馈, 这时也须支付额外成本, 政府出于理性也将不愿意。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把公众需求表达界定为两种状态:积极参与、理性忽视;把政府部门界定为: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状态。我们把公众和政府的四种选择组成一个2行2列的矩阵, 并完全按照上文对效率分析结果的逻辑顺序直观地赋值, 得到表3。低效率状态对应矩阵的 (2, 2) , 得到改进后的高效率状态对应 (4, 4) 。进一步根据矩阵进行分析, 当政府部门处于机会主义状态时, 公众有主动参与和理性忽视两种选择, 由于主动参与必须支付额外成本, 降低总效用, 公众会做出理性忽视选择, 这时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当公众处于理性忽视状态时, 政府部门也有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选择, 履行责任意味着政府主动去发现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消除这些问题, 做到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 必须支付额外负担, 甚至要对制度实行改革或触动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政府部门也会做出机会主义选择, 尽可能地节省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 甚至尽可能地扩充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结果也将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公共服务高效率的状态是 (4, 4) , 这种状态下公众主动参与需求表达, 政府部门充分履行责任, 然而在特定环境下选择的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处于低效率 (2, 2) 状态的囚徒困境。
五、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路径:政策制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地方政府可能在促进农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也并不必然主动行事。为了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中央政府既要做出资人又要做调解人, 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还应当协调地方政府和公众选择的囚徒困境, 制衡双方做出可获得高效率农村公共服务的选择。在现有的制度集合中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通过制度的制衡来消除在选择中出现表3中 (1, 3) 或 (3, 1) 的结果, 使双方选择只能在 (4, 4) 和 (2, 2) 间进行, 选择的结果就将是公共服务的高效率。我们在调研中获取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通过上级政府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形成了公众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动参与的集体行动, 制衡了做出公众需求与县级政府服务供给相一致的选择, 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我们将这个案例作为对本文分析结论的佐证, 也作为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的一项治理对策。
安徽C县早期的库区移民村庄公共项目是由政府部门包办的, 村民根据自己的需求自选自建项目的行为是被排除在制度集合之外的, 村民的参与受到抑制。政府部门长期积累下来公共服务的不足造成了移民与政府间矛盾尖锐、关系紧张的后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上级政府部门在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实施时新增了融入村民参与的“资金跟着项目走, 项目跟着需求走”制度安排, 村民可以根据集体的共同意愿, 自主决定建设项目内容后向县政府相关部门申报资金。这项政策的出台改变了公众表达需求的收益预期, 于是村民成立了负责调查需求偏好、确定项目内容、申请项目资金、组织施工和维护的项目理事会。自从理事会参与公共服务项目以后, 弥补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 村庄基础设施得以完善, 道路网络畅通、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农民安居乐业, 消除了多年积累的干群矛盾。
摘要：中国财政向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迅速增长, 但是,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作者在对调研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 农村公共服务的囚徒困境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据此, 文中提出了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增加新的制度选项实施制衡的财政治理思路, 并以调研中收集的一个案例验证了这个思路的治理效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公共财政,囚徒困境,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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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治理视野下区域公共事务研究 篇11
关键词：区域公共事务；区域共同体；多元治理；太湖治理；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76-02
一、区域公共事务推动下的区域共同体
（一）全球化与区域化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发展的两大趋势。全球经济市场的形成，一方面将世界各国和地区吸纳到同一个经济网络中；另一方面，密切的联系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各经济主体都想在从中获取更多利益。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经济相通的地区开始整合资源、优化配置，积极寻求区域合作的道路。区域通过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一体化，其实质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二）利益与需求
利益是区域合作的直接动力源泉。区域利益的实现是“地方官员升迁的筹码”，“最终获利的不仅是区域公众，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员。”[1]要指出的是，利益主导的行政体制也可能成为区域融合的重要障碍。
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大量多元的社会公共需求，“要求提高政府再分配效率”，要求“提高低收入阶层生活保障”，要求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等等。这些系统工程，不仅使公共财政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对传统行政区划构建提出了强烈质疑。
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是地方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政府间的“纵向主导、横向阻隔”，各部门的“对口设置”，出现了“条条专政” [2]。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下放财税权，实行行政分权，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区域发展带来了机遇。近年来，将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发展的目标，众多跨行政区的公共服务项目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合作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三）区域共同体：从行政走向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使各地区的内部问题出现边界模糊的现象，大量体现特定区域内的公共事务不断涌现。过去以行政为主导的区域管理，不仅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且容易造成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互相推诿等不良后果。公共事务的区域化，要求形成跨行政区域，代表地区全体成员利益的区域共同体，从行政主导走向多元治理。
（四）多元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成为政治学领域的新范式。罗西瑙是主要的提倡者，他认为，治理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1995年，《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一文中，将治理概括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3]
治理理论具有以下特点：主体多元化；权力运行多向性；管理手段多样化。与统治理论相比，最大的区别即“多元”。将治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能够打破一元中心的政府管理模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多中心治理模式。
二、长三角太湖治理的概述
（一）太湖流域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凭借悠久的历史积淀、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先进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成效的区域之一。目前，长三角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0%左右，是京津冀和珠三角的一倍，经济总量近4万亿。然而，传统管理模式却使环境质量日益下降：地下水超采；酸雨污染严重；沿河段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成为公众关注太湖生态的导火索。
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一面是不断恶化的环境；一面是公众不断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长三角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已不再是单独某个地方所能解决的。
（二）太湖流域治理的困境
太湖流域污染问题是典型的跨水界污染（涉及到的行政区域有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嘉兴、湖州共八个市），即“流域某地区人为造成的水污染影响到其他地方而造成损害的结果，或流域各地方人为造成的水污染影响到全流域而造成共同承担的损害后果”[4]。区域水环境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间的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及跨区域、系统性和社会性等特点，需要整个流域的协同治理。太湖流域的治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面临着诸多困难。
从理论上看，“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公用地灾难”都详释了造成地方政府不顾生态保护、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行为动机。作为理性经济人，各地政府都希望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公共物品的特性，使合作往往因为“搭便车”的心理走向破产。一旦治理困境形成，将会强化低效的“路径依赖”。
从实践上看，阻碍太湖获得有效治理的根源在于传统科层制下的“行政区行政”治水结构，形成了“各自为战”的治理格局，大大降低了治理效率。
首先，闭合式“行政区行政”模式影响了官员的政绩观，导致片面追求数字绩效，大搞重复建设，盲目消耗资源，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同时，辖区负责制使各地政府忽视环境系统的不可分割性，都“各扫门前雪”，甚至转嫁环境污染恶果；任期制更加剧了利益行政化、资源垄断化以及行为的短期化。其次，自上而下的科层制不适合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特点在于范围的不确定性和具体任务的模糊性；而刚性结构的科层制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会暴露出效率低下、缺乏民主的弱点。再次，部门利益左右环境立法、阻碍水资源统一管理。
最后，重管制、轻服务的传统行政模式削弱了社会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习惯于依赖政府，使公民缺乏环境保护的责任心和自觉性，除了跟着政府走之外，“对于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组织应该做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防治的措施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与决策。”[5]
（三）太湖流域治理的制度创新
太湖流域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依赖于各地方政府间的集体合作，合作的关键在于“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以及完善的合作规则”[6]。
现存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首先更新政治治理理念。一方面强化区域认同感，树立“唇齿相依”、“合作共赢”的执政意识，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树立生态责任意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节约资源、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提高效益。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改善执政理念的制度保障。引入绿色GDP，包含社会效益指标和环保指标；关注区域整体利益，“将其对相邻区域造成的正负外部效应，纳入到考核体系中”[1]；提高绩效评估的监督功能，在确保考核主体的多层次参与的同时，加强阶段性评估，既做到公开公正，又贯穿全部行政过程。
地方行政模式的体制改革是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关键。区域行政可以通过专题项目式合作、区域/流域治理、区域行政专区、经济协作区、城市联盟、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区域联合政府等多种形式的多元复合体制[7]来回应区域公共需求。跨界水污染则应该“实行以府际合作为主导的复合型跨界水污染治理模式”，“推动政府层级间和横向间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8]
生态行政的环境创建是太湖流域治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首先，修订完善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其次，完善产权制度，发挥市场作用，建立价格机制，引导企业走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最后，增强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自觉意识，加大政策法律宣传力度，建立起多元的环境保护体制。
三、长三角区域行政发展前景：太湖治理的启示
根据太湖流域治理的经验，多元治理理论是区域公共事务处理的有效途径，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区域多中心治理模式尤其适合解决发展中国家区域公共资源治理问题。
许多学者把分权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事实证明，“分权固然重要，但也必须要有政治上的集权。”[9] 80年代以来，虽然全能主义逐渐消退，但“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适应市场化和社会转型，重建国家的治理机制”，国家“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退却” [10]。
从长江三角太湖治理的现状来看，区域整合的过程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引导。然而单向度从中央对地方施压，也将“面临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张力” [11]。因此，中央的引导是区域公共事务得以妥善解决的重要保障，而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才是根本途径。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区域多元治理模式既体现中央政府对区域内政府的约束，又体现区域内政府的自主性，诠释了公共性与区域性的辩证统一。
长三角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建立区域认同上具有独特优势。通过优化社会资本，减少政府间的不信任，建立政府间区域认同，实践多样的政府间区域合作最终可能达到整合区域资源的目标。以目前的发展形势看，长三角地区无疑将成为中国区域共同体的先行者，但具体情况还需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封慧敏.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治理的制度选择[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 程鹏.建国以来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的历程、动力机制与趋势[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6）：31-8.
[3]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4] 杨新春，姚冬.跨界水污染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研究——基于区域公共管理视角的考量[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1）：68-74.
[5] 单文桃.浅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权的实现[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4）：143.
[6] 易志斌，马晓明.论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机制[J].社会科学，2009，（3）：20-25.
[7] 王川兰.多元复合体制：区域行政实现的梦想[J].社会科学，2006，（4）：111-118.
[8] 张超.我国跨界公共问题治理模式研究——以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J].理论探讨，2007，（6）：140-142.
[9] 徐湘林，李国强.改革战略与中国奇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研究述评[J].经济体制改革，2007，（6）：18-24.
[10]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J].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2010，（5）：1-14.
[11] 姚尚建.流动的公共性——我国区域政府研究的困境与超 越[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4）：96-101.
公共安全治理 篇12
关键词：公共频道,政府治理,对策研究
1 前言
“公共频道” 与它在国际上普遍的含义不同, 虽带有“公共”二字,却不是国际上通用的公共电视台,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商业利益的诱惑,忽视了公共性,而过多地强调公用性、共用性和商业性,使得公共频道发展过程中概念越发的模糊化,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
2 公共频道公共性缺失的现实表现
公共频道是我国特有的产物,虽说与西方的公共电视都带有 “公共”两字,但是不管是创立目的还是作用的发挥都是不同的,我国的公共频道对其 “公共”性的表达缺乏有力的支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公共频道创立之初,其定位不明确,作用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公共频道要明确自身的问题,进行转变。政府和广电部门要制定有效的解决措施,对公共频道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行的建议。
2.1 定位模糊化和综合频道节目设置相差无几
目前我国公共频道数量较多,然而各个公共频道各自为政,定位多样化。多数省级公共频道走的都是 “新闻+综艺+电视剧”或者 “新闻+娱乐+电视剧+法制”的模式。观众对公共频道的定位不清楚,这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公共频道的定位显得比较模糊,忽视了公共性的内涵。目前国内的各省公共频道都隶属各省广电集团,公共频道与同集团其他频道之间界限不清,没有形成特色,多数公共频道基本上混同于一个专业频道,与集团内其他专业频道进行同质竞争,造成媒介资源浪费,频道特色不明显、管理部门重视程度不够,收视率普遍偏低。
2.2 公共性节目时长短、形式单一
加大公共性节目的播出时长,大幅增加公益类节目,提高公益节目质量是广电媒体的长期目标。在总局节目政策的引导下,各级广电媒体或是加强公益节目创新,推出了一批公益、道德建设类节目,或在有关节目中植入大量的公益元素,节目的社会价值得到弘扬。中央电视台 《等着我》节目吸引了大量群体,其为普通百姓找到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是失散多年的亲朋好友、或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歌颂人间真情,触及人的情感深处,使人深受感动。该节目被网民誉为 “最具公益价值的节目”。政府和广电部门应该加大对这类公共性节目的制作投入,多创作出更具社会效应的节目,切实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帮助公众切实解决问题。
2.3 对弱势群体表达长期失音
在我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一些经济收入不稳定或是能力欠缺无法实现自我满足的农民、下岗职工、老病残退等人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弱势群体更加注重对新闻实时资讯的关注,将电视媒体置于获取资讯和头等渠道。然而在各台电视节目中,以农村、农民、老年人、残疾人、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栏目却很少,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重视度不够,他们很少能够通过电视节目获取专业的信息。同时电视娱乐化、同质化造成社会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出现严重的道德价值危机。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电视媒体有必要也有使命将更多的社会关注点投向这些弱势群体身上。
2.4 节目盲目跟风
以综艺节目为例,近年来我国综艺节目掀起了一股韩流热。目前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基本上都是地方卫视直接购买其版权,很少能够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其进行有效的创新。大多数都是照搬照抄,毫无新意,希望综艺节目能够得到有效的创新,节目制作部门能够创作出属于中国特有的优秀的原创的综艺节目,这样才能制作出真正符合我国电视传媒文化要求和满足中国观众精神生活要求的电视综艺节目。极限挑战是抄袭韩国无限挑战的设置,花儿与少年是抄袭韩国花样姐姐的类型。国内综艺节目同质化严重,谁先抢占先机谁就是赢家,虽不是完全抄袭,在播出过程中有一定的改动,但是严重缺乏创新。一旦某一类的综艺节目取得了高的收视率之后,就会疯狂的出现同一类的其他节目。2015 年综艺真人秀节目屡见不鲜,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偶像来了;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东方卫视的两天一夜、中国达人秀、花样爷爷等。真人秀持续吃香,一线卫视家家都是大手笔。
3 我国公共频道公共性缺失的政府治理对策
3.1 政府要注重政策的导向作用
我国的电视媒体制度是国有经营,政府对电视媒体发展的大方向有着严格地把控。电视媒体传播的信息要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不能播出一些引起极大社会争议的内容。电视媒体拥有特有的政治功能,需要传播国家大政方针,对国家重要事件的发生进行有效的传播。如果电视媒体发展偏离了正确方向,就可能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甚至威胁社会稳定,所以电视传媒必须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才能健康地发展。政府要为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 出台相应的政策, 鼓励和支持具有原创特色、发人深省的电视节目, 让题材健康、 具有较大社会效益的电视节目成为市场的主流。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指导电视节目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提升节目的质量。
3.2 政府加强对公共频道的制度化管理
(1)完善内容的生产监督和管理。中国拥有56个民族,各地区文化传统各有特色。所有公共频道在编排和设置节目内容的时候应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提供多种表达方式和渠道,让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到有效的满足。电视媒体应该加大对过度娱乐化的节目的整改力度。大众需要深层次节目,应逐步加大对具有教育性、文化性、知识性、服务性的节目的播出。公共频道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不仅包括一些生活水平优越的人们,还包括一些中等或是贫穷阶层的普通民众,电视媒体应该制作一些能够满足不同层级的人们需求的节目,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平台,能够表达不同思想和意见的平台,听见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的声音。
(2)完善电视法律体系。在现代法治国家,权力需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就会出现很多权力的越位和失位的现象,就会出现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公平的事件。不仅商业电视需要法律监督,公共电视本身也需要法制机构实施法治化的管理。因此电视行业迫切的需要对电视法律体系的进一步监督和管理。中国公共频道转型过程中,也要逐步加大电视法律改革力度,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要加快推进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启动广播电视法立法工作。此外,还要高度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以及网络领域的重要立法制定工作,积极反映行业诉求。各级新闻出版广电管理部门要落实内容审核、审查、审读等制度机制,严把导向关、播映关、出版关、发行关,引进关。
(3)完善电视节目评估机制。公共频道担负着维护公众利益、提供科教文卫各方面需求的重要责任。这类节目内容比较严肃,往往很难取得高的收视率,因此节目评估不能仅仅以市场为导向,仅仅以收视率论输赢,这对公共频道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对于教育频道、少儿频道、三农频道等公共性频道,经费主要来源于电视收视费用、政府拨款等渠道。要逐步加大对维护公众利益和满足公众需求为目标的电视频道支持力度。这类节目评估应主要侧重于公众利益的满足,以观众满意度、节目美誉度为主要评估指标,评估主体应该回归公众。公众对一个节目满意度高,才能够切实满足公众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