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精选8篇）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篇1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实现同案同

判，力求司法公正

红河中院审务办

审判实务中，同一案件因不同法院的法官，或者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审判，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极大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同案不同判，是对司法公正的践踏。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就使得基本案情与指导性案例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的自由裁量受到限制，若是没有特殊情形，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做出判决，从而防止了司法腐败。这样统一了审判标准，实现了同案同判，做到了司法公正。

结合全州法院审判实际，我院在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方面主要有以下做法：

一、指导性案例选择、制定、公布、汇编、备案和监督交由负责审判实务管理的专门机构实施。2009年我院成立了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简称：审务办），主要职责是协助审判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完成上级法院及本级人大、政协、院领导交办、督办的各类案件，具体实施本院案件质量的评查工作，监督本院各业务部门完成好各类案件的立案、审理、执行。结合审务办担负的职责，将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工作

交由审务办完成能够起到上传下达的效果。

二、确定指导性案例的范围

从全州法院经常请示以及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类型的实证分析看，下述五类案件是最需要示范、监督和指导的。

1、新型案例，正确运用法律原则裁判，裁判的理由和裁判结果对社会价值和未来法律发展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2、易发、多发案例，适用法律精当、有典型代表意义；

3、疑难复杂案件，裁量准确、有突出借鉴意义；

4、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对维护司法公正和体现社会价值有相当现实意义；

5、其他类型案件，对如何具体适用法律条款有普遍指导意义。

三、结合案件评查工作，评选优秀案例

结合我院每季度的案件评查工作，评选出各类案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逐步建立各类案件优秀案例的备案登记制度，适时汇编成册，下发各业务部门及各基层法院。

四、定期编写审委会纪要，每月编写审委会会议纪要，遴选典型案例，就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正确适用法律以及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抄送相关领导、人大、政协、政法委及本院审委会委员，并就专门性、普偏性问题适时下发指导性意见。

五、深入基层法院，加强调研工作，逐步完善案例指导

制度

针对我州法院审判工作中遇到的带有专门性、普遍性的问题，适时到各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调研工作，并就调研情况形成报告材料，提交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形成指导性意见下发基层法院。

下一步打算：

一、进一步增强审务办上传下达的作用，逐步完善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各项工作。

二、加强和省高院的沟通协调，加强与其他地州市交流学习。

三、进一步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工作，把审判实践中遇到带有普遍性、专门性的问题落到实处。

二○一○年四月一日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篇2

一、如何选取、制作有指导性的案例

(一) 指导性案例具有普遍拘束力

首先是如何认识案例指导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国庆在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称:“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是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工作指导方式。区别包括工作程序不同、对个案的认可不具有普遍拘束力、主体不同、功能不同。[1]

显然, 认为指导案例“不具有普遍拘束力”是值得商榷的, 否则也很难理解最高检《规定》中的第十五条“指导性案例发布后, 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 可以参照执行”, 以及第十六条“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认为不应当适用指导性案例的, 应当书面提出意见, 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虽然第十五条使用的是“可以参照执行”, 但由于有了第十六条关于不参照执行的程序性要求, 故应当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参照执行。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可见最高法和最高检的案例指导制度均实际赋予了指导案例一定的普遍拘束力。故在选取和制作指导案例过程中, 就必然需要考虑指导案例在普遍拘束力方面的价值。

(二) 分歧意见必须充分

作为实际承办案件的司法官员而言, 在什么时候最为希望能够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一定是对于法律的理解存在重要分歧意见时, 如201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之前, 如何认定开设赌场罪的情节严重如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 (八) 实施后, 扒窃入罪, 如何理解刑法意义上的扒窃, 以及扒窃是否需要一定的金额才可以入罪类似上述问题之所以被经常提出, 正是因为存在对立的不同意见, 且双方意见均不超越当时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于是就会呼唤一种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司法解释的出现。

指导性案例的价值, 也应该体现在能否指导常见分歧意见, 有无赋予一定普遍拘束力的必要。只有在选取存在合理的严重分歧意见的指导性案例, 才有可能使其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所谓合理的严重分歧, 应指均能在现行法律规定下获得合理解释并不违背日常经验法则, 且结论严重不同的分歧意见, 同时各分歧意见都应在指导案例中获得较为充分的论证。

(三) 提炼的要点应尽可能具体

一个案例的亮点可能有多方面, 如证据采信、法律适用或刑事政策运用, 如何发挥指导作用必须依靠具体的提炼。

如果这种提炼不够具体, 即如不能做到证据采信论及某一项具体原则, 法律适用针对具体法条或司法解释, 刑事政策详细到何种情况如何适用等, 则其指导效果必然大而无当。另一方面, 如果对提炼的要旨, 或者处理意见的重点分析部分, 做绝对机械的参照执行, 同样会陷入噩梦。

从指导性案例文本制作的角度避免机械参照, 可以尽可能在总结的指导性原则前概括清晰其一定的限制条件。因凡是真理必有适用的限制条件, 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不存在, 故在提炼要旨或有指导意义观点时, 应尽可能概括有可能影响其适用的前提条件。

(四) 重点侧重法律适用

首先, 认定事实也可称为证明标准问题, 即某类案件证据达到何种程度即可认定事实了, 但是否可能构建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证明标准始终是备受争论的。如张卫平教授曾撰文提出:“作为一种确定的、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的构建只能是乌托邦”, 这是因为“事实认定不可能离开法官的主观自由判断”。[2]王敏远教授也认为:具有可操作的证明标准并不存在,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根本不可能为这种不存在的证明标准提供正当性的基础。[3]在司法实践中, 如果这种对如何认定事实采取规范的方法, 则无论篇幅多么巨大, 其结果也必然是挂一漏万。

其次, 证据采信属于认定证据资格的问题, 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基础上, 可以运用指导性案例进行灵活补充。但是在彻底改造刑事诉讼模式之前, 在建立真正的控辩平衡、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决的诉讼模式之前, 即使成体系的两个证据规定自2010年5月发布以来, 也鲜有案件有效适用该规定。那么当更为柔性的指导性案例来规范证据采信问题, 其效果就更不容乐观了。

第三, 适用法律应成为最重要的指导内容, 其中规范裁量权也应属于适用法律问题。因法律适用的问题最易以类型化的方式反复出现, 其适用的普遍指导意义更大。作为成文法国家, 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时不可能跨越的环节, 即使有观点认为承办案件的司法官员无权解释法律, 但实际操作环节仅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而不做任何解释来办理案件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能说司法官员的解释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仅对所办理的个案有效。

此外, 由于司法解释也是以准立法的形式出现, 势必面临如何解释司法解释的问题, 运用指导性案例, 在具体案情语境下就依然存在分歧的法律适用予以指导则显得尤为必要。

二、如何保证指导案例被参照

(一) 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包含多个层面, 主要应有刑事诉讼中各阶段的透明, 赋予并切实保障律师的权利, 庭审的真实公开, 以及相应的司法文书的公开, 可以被一般社会大众查阅。起诉书、不起诉书、判决书等除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等情况的, 应该全部上网供方便查阅。

另一方面法律文书的说理也应成为司法公开的重点, 此处公开的实际是司法机关作出决定的依据、理由和逻辑, 只有将此公开才是真正的审判, 否则司法机关的正当性都将动摇。因为只因为有更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 而不说理并不是司法。

事实上只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案件办理过程、司法决定作出的理由, 才有可能赢得社会认可, 才能切实的从当事人及其家属以闹访为要挟的绑架中解放出来, 才能真正的有效避免司法过程的暗箱操作。

如果将参照指导案例的过程写入司法文书, 且文书能够被社会公众查阅, 则将有效的借助公众的力量监督检察机关是否正确参照指导性案例, 确保案例指导制度的真正运行。

最高检《规定》第十四条“总结经验、教训的案例以及不宜公开发布的案例, 可以在检察机关内部发布。”该规定值得商榷。即使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案例也是指导性案例, 也可以被检察机关从正面或反面参照, 如果完全密而不发, 则将事实上剥夺社会公众要求检察机关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权利。

司法的判断是一个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式过程, 在大量内部规范性文件事实上指导司法工作, 而并未公开, 即大前提不公开, 指导性案例也应属于大前提, 出于各方面原因极简约的司法文书写作也让小前提变得语焉不详, 在这种结论面前, 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不会感受到司法机关的理性, 也难以取得公信力。故即使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案例, 只要赋予普遍指导意义的, 都应该予以公布。

(二) 纳入考核

考核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手段, 但运用以考核为导向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司法机关则存在诸多问题, 司法工作泛行政化管理的弊端的声音始终存在。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 大体目标考核工作抓的紧、落实到位的院其各项工作确实处于更为优秀的地位, 也就是说在现有队伍结构和社会实际的基础上, 考核这种手段是利弊相衡后的现实选择。

但有效不代表最优, 就像带着游泳圈可以保障安全的游泳, 但不尝试摘下游泳圈则永远也不能真正学会游泳。故若想真正提高司法工作水平, 行政化的考核一定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在现阶段目标考核是最主要、最有效的管理手段, 可以将是否正确参照指导性案例作为考核内容, 对于应该参照而没有参照并作出与指导性案例所确立原则相反的处理结果的, 应予以减分, 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 出台具体的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文书模板

指导性案例不是判例法, 不是我国法律的渊源, 只是与司法解释同时运用的一种解释法律的方法, 不存在法官造法的问题。但不是判例法不代表完全拒绝适当借鉴判例法国家如何适用判例的方法。因为通过判例、案例呈现出的原则来作出司法决定, 是完全与适用成文法不同的, 没有能够通过案例提炼规则, 并在刑法理论指导下正确参照案例能力的司法官员, 是不可能完成案例指导制度设置之初的美好初衷的。

以法院系统以典型案例指导办案为例。首先最高法《规定》出台之后尚未实际发布指导性案例, 其次由最高法刑事审判庭编辑的《刑事审判参考》是司法实践中影响较广的, 其分歧意见论述充分, 处理意见具体逻辑清晰, 本应对司法实践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实际情况是, 由于只是“参考”, 相比于成文法对纷繁的案例学习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故只有善于学习的司法官员才会在审查案件过程中有意参考。另一方面, 到底应该如何参考实际是缺乏明析的操作方法的, 因为世上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件案子, 参考不是对处理意见的简单参考, 而应是对法律适用中面对分歧意见所确立原则的参考。

上级司法机关也不会以《刑事审判参考》为依据纠正下级司法机关的决定, 故耗费大量工作以典型案例提炼出的指导办案的具体原则就被束之高阁, 而没有产生制作该参考的所期望起到的作用。

参考与参照存在一字之差, 赋予了指导性案例一定的普遍拘束力, 但如果不能从操作层面确保这种普遍拘束力的实现, 则单纯文字的改变不会自然的发生效果。目前, 可以考虑发布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模板, 从文书的细节层面保证检察人员的执行。

三、检察指导案例与法院指导案例之间的关系

虽然最高检和最高法都有司法解释的权力, 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已经明确了“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但由于两高在面对同样的法律进行解释, 事实上这样的区分仍不可避免两高针对同样的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

虽然《决议》中规定了司法解释发生分歧时的解决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 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但实际情况是在《决议》颁布后, 出现过分歧, 但并没有出现过及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的情况。

既有分歧, 又不做终局的解释来消除分歧, 则在诉讼过程中, 一旦最高检作出的解释与最高法的解释不同, 则必然在最终判决时被放弃援引的必定是最高检的解释。

司法解释面临的问题, 指导性案例同样会遇到, 如何避免发布指导性案例但并不能事实上被参照, 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在发布指导性案例前必须全面了解法院系统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避免重复问题的发布、矛盾观点的发布, 也是确保指导性案例的严肃性。

二是及时更新调整, 当发现已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与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存在矛盾, 且确系检方的指导性案例存在问题, 应当及时调整。

三是如果检、法双方的指导性案例存在根本分歧, 且确实不能互相说服, 则可以考虑参照司法解释的分歧的处理方法, 将问题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终的解释。

摘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出台及公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之后, 指导性案例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运行, 本文从如何选取、制作指导性案例, 以及需用何种配套措施来保证案例指导制度的落实等角度提出问题、寻求答案, 并且尝试撰写了指导性案例建议稿。

关键词：案例,指导,制度

参考文献

[1]蒋安杰.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国庆——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N].法制日报, 2011-01-05.

[2]张卫平.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J].法学研究, 2003 (04) .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篇3

判例，即有约束力的司法先例，是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由具有权威性的审判机关作出的可以影响或在事实上拘束今后审理同类案件的权威性司法判决。而所谓判例法是一种创制、借鉴以及遵循判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或法律体系。判例法之根本是将先前的判例视为一种规范，在之后的类似情况下的必须适用。我国所实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该制度同判例法不同的是，它不是对判例的直接适用，而只是有目的的寻找类似或大致相同的判例为当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提供一个或若干个参照，其目的主要是指导，而不是要求以判例作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一直未正式使用“判例”一词，因此，在使用判例之处，一直名为“案例”。就案例指导制度而言，是指选择以往的典型案例作为判例，以提示法官对当前审理的案件作出更为恰当的适用。具体到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笔者认为主要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对典型行政案例的收集、研讨、编纂和公布而确定的，为以后类似案件提供法律依据的、具有一定拘束力的行政判决、裁定。

二、我国建立行政案例指导制度之现实分析

（一）我国建立行政判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

1.建立行政判例指导制度有利于弥补我国行政立法缺陷

我国主要以成文法以主要法源，而成文法的内敛性和封闭性使其内容一直滞后于社会现实，实行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弥补立法滞后的缺陷，也可以防止由于法的经常修改而丧失法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同时，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弥补立法笼统、模糊等缺陷。还有利于弥补法律的空白，达到补充法律的作用。

2.建立行政判例指导制度，有利于推进司法的公正和统一

目前，我国有必要制定行政案例指导制度，要求法官在审判时参考先例，对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形成大致相同的裁判，从而使裁判充分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有利于弥补制定法的缺陷，回应权利需要和保障司法统一。

（二）我国建立行政判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实行行政法上的案例指导制度，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司法实践来看，都具备一定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相关案例发挥着类似判例的作用。自198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其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每期刊载一些典型案例，以供各级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参考。到2001年止，共刊载发布了366個判例，另以“法公布”的形式发表了130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这些案件都是各级人民法院经验的总结，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证性和权威性等特点，并且，这些案件叙事清晰，分析精辟，说理充分，运用法律准确，因此，在实际审判工作中，得到了下级法院的普遍遵循，对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我国的判例渊源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依据《裁判文书管理办法》以法公布形式，在《人民法院报》或《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案例，以法院公报形式公布；另一种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后经上报或推荐，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成案例材料，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发表于法院公报的判例。

三、我国建立行政案例指导制度之具体构想

在行政案例指导模式的选择上，中国不应实行英美法系典型的行政判例制度，即不将行政判例作为主要法源，而应立足历史和现实，实行以制定法为主、判例为指导的模式，这种构想更能暗合中国法制以成文法为主的理性主义传统。

（一）行政判例的创制

不论是实行典型还是不典型的行政判例制度国家，行政判例的创制主体多是该国最高级别的法院。在英美法系中，判例不仅可以在最高法院产生，也可以在基层法院产生，只要所确定的判例没有被后来的判决明确推翻，这些判例就具有先例价值而被以后的判决遵循。我国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而确定的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必须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相吻合。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行政判例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创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法官的素质上讲，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素质较高，而且它指导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对我国的行政审判发展情况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理解法律问题的决议》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解释。”据此，行政审判工作中的判例创制权应当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样，既保证了行政司法的统一性，又防止了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判例相互矛盾的现象。

（二）行政判例的公布

历经整理程序的成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判例公告》或《人民法院报》上开辟行政法专栏予以公告；或在专门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例汇编》等专门性刊物上公布，并可采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体向社会公布。另外，还可创建行政判例数据库供法官、律师、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进行查询，实现信息公开。

（三）行政判例的实施

行政判例应遵循法的一般生效原则，即以公开发布的日期为生效时间，并且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已颁布行政判例随着原有法律的修改、废止或新法律的颁布，或相同或类似新行政判例的产生，也须相应地予以变更或废止，只有这样行政判例制度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7判例在颁布的新的法律或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相冲突的判例之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定期对无效的行政判例进行清理。同时，在行政判例已不适应社会发展，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或下级人民法院认为判例不适当时，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对其进行修改，从而保持行政判例的可持续性和指导性。

综上所述，在我国实行行政判例指导制度，一方面能够提高我国的行政司法裁判质量和裁判效率，促进我国的行政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和世界法律的接轨，促使我国法律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仍是一项新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具体的适用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随着我国法治环境的改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一定会愈加成熟。

作者简介：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篇4

国卫科教发„2013‟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厅局）、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局、财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必经途径，是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医疗卫生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治本之策，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学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培养和建设一支适应人民群众健康保障需要的临床医师队伍，现就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提出如下意见，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执行。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进程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立足基本国情，借鉴国际经验，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成长规律，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政策，健全体系，严格管理，建立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全面提高我国医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基本原则。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同、行业牵头、多方参与，建立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机制。坚持统筹规划、需求导向、稳妥推进、逐步完善，积极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坚持统一标准、突出实践、规范管理、注重实效，切实提高医师队伍执业素质和实际诊疗能力。

（三）工作进程。到2015年，各省(区、市)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到2020年，基本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二、逐步建立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四）制度内涵。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指医学专业毕业生在完成医学院校教育之后，以住院医师的身份在认定的培训基地接受以提高临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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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主的系统性、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是对招收对象、培训模式、培训招收、培训基地、培训内容和考核认证等方面的政策性安排。

（五）招收对象。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指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和中西医结合类，下同）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六）培训模式。“5+3”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主要模式，即完成5年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的毕业生，在培训基地接受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七）培训招收。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中长期规划和培训计划。培训基地依据核定规模，按照公开公平、双向选择、择优录取的原则，主要通过招收考试形式，招收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单位委派人员和社会人员参加培训。根据医疗保健工作需求，适当加大全科以及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的招收规模。

（八）培训基地。培训基地是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疗卫生机构，依据培训需求和基地标准进行认定，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设在三级甲等医院，并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实际情况，将符合条件的其他三级医院和二级甲等医院作为补充，合理规划布局。区域内培训基地可协同协作，共同承担有关培训工作。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除临床基地外还应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九）培训内容。包括医德医风、政策法规、临床实践技能、专业理论知识、人际沟通交流等，重点提高临床诊疗能力。

（十）考核认证。包括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合格者颁发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三、完善保障措施

（十一）编制保障。机构编制部门在制订医疗卫生机构编制标准时，将有关机构承担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任务作为核定编制时统筹考虑的因素。

（十二）人员管理与待遇。

培训对象是培训基地住院医师队伍的一部分，应遵守培训基地的有关管理规定，并依照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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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变，委派单位、培训基地和培训对象三方签订委托培训协议，委派单位发放的工资低于培训基地同等条件住院医师工资水平的部分由培训基地负责发放。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与培训基地签订培训协议，其培训期间的生活补助由培训基地负责发放，标准参照培训基地同等条件住院医师工资水平确定。具有研究生身份的培训对象执行国家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培训基地可根据培训考核情况向其发放适当生活补贴。

临床医学专科学历毕业生参加2年毕业后培训（3+2），培训期间的有关人员管理和待遇参照上述原则并结合当地实际执行，培训内容及标准等另行制订。

（十三）经费保障。建立政府投入、基地自筹、社会支持的多元投入机制。政府对按规划建设设置的培训基地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教学实践活动以及面向社会招收和单位委派培训对象给予必要补助，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予以适当支持。各地要充分利用已支持建设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的条件，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密切相关政策衔接

（十四）学位衔接。探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指临床、口腔、中医，下同）研究生教育有机衔接的办法，逐步统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内容和方式。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符合国家学位要求的临床医师，可授予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要求，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内容进行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十五）执业注册。规范化培训前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培训对象，应当将培训基地注册为执业地点，可不限执业范围。培训期间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可在具有执业资格的带教师资指导下进行临床诊疗工作。培训期间，可依照《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后，医师执业证书应当注明类别，可不限执业范围，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填写相应规范化培训信息。培训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执业范围和地点，依法办理相应执业注册变更手续。

（十六）政策引导。在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省（区、市），将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级技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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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的条件之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者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可提前1年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培训对象到基层实践锻炼的培训时间，可计入本人晋升中高级职称前到基层卫生单位累计服务年限。申请个体行医，在符合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优先，并逐步将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作为必备条件。

（十七）建立培训供需匹配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逐步建立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数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培训容量与临床医师岗位需求量相匹配的机制。

五、强化组织领导

（十八）抓好组织落实。各省（区、市）要按照本指导意见，制订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具体实施方案。卫生计生、编制、发展改革、教育、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中医药等部门要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制订政策，发布相关实施细则，并及时研究解决贯彻实施中的有关问题，不断探索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本地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扎实稳妥有效推进。

（十九）促进各地均衡发展。发达地区要积极支持欠发达地区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在师资队伍建设、基地建设、培训名额等方面给予帮扶。招收计划要有一定比例的培训名额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

（二十）发挥有关行业组织作用。加强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及相关机构能力建设，在制订培训标准、开展考核认证等方面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优势与作用。

（二十一）做好舆论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必要性及重要性的认识，为全面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营造良好氛围。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央编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3年12月31日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篇5

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的指导意见

第一条 为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内控制度体系，加强存款风险管理，防范欺诈、盗窃和挪用客户存款案件，特就建立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提出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加强存款风险管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保护客户资金安全的职责所在，是风险管理的常规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建立适应风险管理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

第三条 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内控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存款业务操作合规性的内部检查制度。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应与开销户制度、对账制度、后督制度等其他制度相衔接。

第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或相当于法人机构的管理机构，以下统称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本指导意见提出的原则和要求制订适合本机构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

第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的检查对象是在对公结算账户中核算的本、外币存款。

第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应实现全面覆盖、保证真实和确有实效的要求，通过检查，发现并纠正违规操作，防范案件发生。

（一）存款检查实行接续滚动的方法，即以3 至6 个月为一个周期，在本周期未受到检查的存款，应在下一个周期接续滚动检查。具体周期由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行确定，但一年不得少于2 个周期，以实现全面覆盖的要求。

（二）存款检查应由被检查机构的直接上级机构派人独立实施，或在该上级机构组织下，统一抽调异地人员实施。不得由本机构经办人自行检查或本机构人员交叉检查。在每个检查周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确定一定比例组织抽查。检查人员发现疑点或问题，应独立与相关企业核对、跟踪彻查，并予确认，以实现保证真实的要求。

（三）存款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经确认后，上级机构应责成被检查机构立即纠正；有犯罪嫌疑的，应责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按照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向当地银行业监管机构报告。与此同时，还要剖析形成问题的原因，找出操作的漏洞、制度的缺陷和管理的不足，并及时弥补，以实现确有实效的要求。

第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应遵循存款检查“三优先”原则。

（一）大额存款优先检查的原则：即在检查周期内，对所有对公结算账户中单笔最大额存款优先检查，并由大到小依次检查。大额存款的金额下限，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并视不同时期的情况自行调整。

（二）存款异常变动优先检查的原则：即在检查周期内，对对公结算账户中违反常态变动的存款优先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大收大付的存款、短期内频繁收付的存款、整收零付或零收整付且金额大致相当的存款、账户所有者与无业务往来者划转大额款项等情形。

（三）重点账户存款变动优先检查的原则：即在检查周期内，对认为应重点关注的对公结算账户的存款变动优先检查。重点账户包括（但不限于）非银行长期合作客户开立的临时结算账户、未经银行营销主动开立并立即收付大额款项的账户、由非开户企业人员代理开立的账户、长期未发生业务又突然发生大额资金收付的账户、长期不与银行对账或不及时领取对账回单的账户等。

第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应明确制度执行力要求，规定内部主管部门和职责，规定检查人员职责，并对执行不力或检查不力的行为作出具体问责规定。

第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应有保密方面的规定，对检查中形成的资料或文件，非法律许可，不得对外披露或提供；不再使用的资料或文件，应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中有关存款检查中发现问题的确认、应重点关注的对公结算账户的确定、抽查的比例、对执行力的要求、问责规定、保密规定以及重大情况的标准等，均由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定，并向银监会或法人属地监管机构报告。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应报送银监会或法人属地监管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向银行业监管机构书面报告存款检查情况。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依据自定的检查周期，按期向银监会或法人属地监管机构报告存款检查情况，但一年不得少于2 次，遇有重大情况应随时报告。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在逐级向上级机构报告存款检查情况的同时，应报送当地银行业监管机构。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报告存款检查情况，应有上个周期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和成效，本周期检查情况概述、检查的机构数量、检查的存款总额、检查发现问题的笔数和金额、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已经或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等情况，并附相关案例。

第十二条 银行业监管机构应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的情况予以指导和抽查。

（一）各级银行业监管机构应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存款风险滚动式检查制度情况予以指导，将其纳入日常监管工作，并作为内控制度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各银监局应根据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内各期报告情况，适度组织抽查。抽查比率由银监局根据需要确定。

（三）各银监局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发出监管提示和整改要求，并实施跟踪检查，监督整改。

（四）各银监局应于每年末向银监会书面报告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存款检查的情况和抽查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意见。

第十三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法人银行。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篇6

一、写在前面

现在的高考作文命题，新材料作文（含任务驱动）一统天下。写新材料作文，是什么东西？是灵光乍现的灵感，还是思想的火花？是日常生活的感悟，还是发人深思的哲理？总之，“心灵的微光”以是灵感之光，是思想之光，是智慧之光，是存在之光（以上为纵向分析），也可以是诗意之光，是自由之光，是正义之光，是公正之光（以上为横向分析）……

2．为什么要珍惜自己“心灵的微光”？“心灵的微光”对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假如没有了“心灵的微光”，人将会变成怎样的人？将会导致怎样的严重后果？

珍惜自己“心灵的微光”，是一种自信，也是一个人价值所在，表明一个人信仰和追求。

假如没有了“心灵的微光”，人的价值就难以存在，人将不再有追求和理想，社会也会因此而死气沉沉不再前进。

3．珍视自己“心灵的微光”的人（尤其是天才）都取得了哪些成就？举例说明。

天才诗人海子，苹果之父乔布斯，美国导演卡梅隆等等，而无视自己“心灵的微光”的人又是多么失败。

4．为什么天才可以发现、观察、感悟及表达自己“心灵的微光”，而普通人就不能？

因为天才有一个敏锐的心灵，能用心观察和感悟，而普通人恰恰就缺乏一颗敏锐的心灵。

5．怎样才能做到珍视自己“心灵的微光”？

首先要学会认识你自己”，学会自我反省，学会自我审视等。其次要学会感悟生活，学会体验生活，学会观察生活，学会发现生活等。

最后，既然“心灵的微光”会在天才的作品中出现，而普通人往往将之忽视。那普通人不一定要完全通过审视自我或审视生活来发现“心灵的微光”，还可以通过天才的作品学习天才发现、感悟、表达自己的“心灵的微光”的经验，从而通过审视天才，来学会珍视自己“心灵的微光”。

6．“心灵的微光”就一定要珍惜吗？为什么？

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事物，而所谓辨证简单地说就是“合理”。事实上“心灵的微光”也可能是愚昧之光、邪恶之光等。人要善于培育

智慧之光、正义之光，摒弃愚昧之光，邪恶之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之谓也。

步骤二：整理提炼

整理思考的过程，提炼自己的观点，形成论证的思路，用总论点和分论点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思路。

在经过一系列的多角度的提问后，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考过程，提炼出自己的主要观点，并理清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自己的观点。

例如，整理自己的思考，可以得出自己的思考：

人们舍弃自己“心灵的微光”的原因，正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东西”，无足珍贵，这是一种极度不自信、妄目菲薄的表现。既然如此。人要坚守自己“心灵的微光”，最重要的莫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从而“肯定自我的价值”了。人要能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人要有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人要有坚守“独立之精神及自由之思想”。

步骤三：论点拆分与谋篇布局

在对材料进行多角度提问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梳理自己的思考结果，整理出能代表自己思考结果的数个观点，并且能使得之间有一定的逻辑性，以此列出分论点，并构成议论文写作的框架，谋篇布局的工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人们应该珍惜自己“心灵的微光”。

2．学会从自己的角度，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并观察生活，感悟生活，体验生活。

3．发自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微光”都自有其价值，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天才”，只是他并没有像“天才”一样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抒发出来。

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辨析 篇7

寻求案例指导制度科学的法律地位, 充分认识并且区分指导性案例与判例, 就尤为必要。首先, 判例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制度, 其整个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构造的概念。而案例指导制度是从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开辟的一种新型的, 能够为司法审判提供更为便利、准确的法律思维模式, 或者说一种司法审判的指导方法。前者具有浓厚的政治概念, 后者则毋宁说是辅助制度发展的概念。其次, 如果更加深层次的挖掘其概念, 至今世界上之所以形成判例法和成文法两大阵营, 有着非常关切的深层根源, 绝对不是流于形式的表面。普通法上的判例法律思想所承载的政治基础就是西方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政治制度的存在。三权之间相互制约形成绝对独立。指导案例存在的基础是我国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政治制度, 二者所承载的政治基础均不同。

二、效力定位:成文法为主, 案例指导为辅

对于案例指导的法律效力的定位, 无论在司法实践, 还是在学说界, 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学界最为公允界定是以是以制定法为主, 指导性案例为辅。在不影响制定法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 作为司法审判中一种灵活的运用方式。在此意义上, 所以有学者主张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活动和制度。 (1) 笔者看来之所以如此定义, 蕴含着对中国司法实践的包容与理解。成文法为主, 案例指导为辅的提法充分体现了我们所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 是我国在成文法前提下独有的司法实践的产物。其运行的规则是案例指导不能突破成文法的界限;又必须使案例指导制度立于一定的高度, 真正在法院审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而不再是浮于形式的表面化参考。这样案例指导制度具有既有“高度”又有“限度”的双重色彩。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以我国现有环境为依托, 在尊重我国既有法源的前提下, 最终推进司法实践的全面发展, 换言之, 这一制度具有创新性, 独具中国特色, 顺应世界法律体系不断融合的机制。 (2) 总之来说, 案例指导制度是一种最安全的提法, 但不是一种保守的提法。

三、功能定位

当然, 这里案例指导制度所说的功能区别于以上所提到的效力。毋庸置疑, 熟悉现行司法制度和审判制度的人都会意识到, 在以制定法为特色的现代中国法律制度中, 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要引入带有判例法色彩的中国式“案例指导制度”, 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和事情。 (3) 学界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通常有以下几点:1、弥补成文法的漏洞。案例指导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弥补制定法的缺陷性。成文法的这些高度概括的模糊性, 以及滞后, 而立法必须又要遵循严格的程序, 这样很难与日益迅速发展的社会相适应。面对法律上的空白, 就必须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机制来解决这种司法困境, 而案例指导制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通过这些典型的案件判决适用于具体的个案之中的指导, 从而弥补了法律的漏洞。2、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统一司法标准。司法裁量和司法尺度的统一, 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存在。因为案例指导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同案同判, 达到司法统一的效果。而任何裁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 是司法能动性的体现, 司法裁量的存在能满足和回应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要求。所以这里提倡的是平衡司法统一的尺度和司法裁量的权限, 提倡统一, 反对冒进。而“同案不同判”是对司法公正畸形的表达。法官在实践的审判过程中, 即使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也无法排除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案例指导制度的存在, 要求各级法官在审理类似的案件中有据可参, 法官依据指导案例来判案, 以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形成事实上的拘束力, 确保同案同判的处理结果。如此以来, 指导案例与待判案件之间具有事实相似的情形时, 法官可以直接参照指导性案例, 这样判决可以形成各级法院在判决同类案件时必要参考, 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司法尺度的统一。 (4) 一份司法判决是司法智慧和经验的结晶, 必须使其价值和作用得到最大的彰显。毋庸讳言, 案例指导制度的引入正是此目的实现的最好例证。其判决的精准性和权威性都具有很高的法律信赖价值。实行案例参照指导, 实践中遇到同类或相似案件时, 对法官判案直接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 更为便捷的保证裁决的公正性。

摘要：司法公正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以追求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公信力为宗旨的重大举措和实践。同时正在发展中的案例指导制度, 也是法官经验在司法审判中的发展和延伸, 是司法效率提升的关键步骤。本文重点阐释了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定位问题, 希冀案例指导制度对中国的法治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关键词：案例指导制度,法律定位,法律效力,指导案例援引

注释

1刘作翔, 徐景和.案例指导制度的理论基础[J].法学研究, 2006 (3) .

2郜永昌, 刘克毅.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J].法律科学, 2008 (4) .

3刘作翔.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案例制度制度[J].法律适用, 2006 (8) .

逐步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篇8

关键词：案例 指导 机制

构建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必须立足于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的实际，符合检察机关工作流程的要求，以提高检察办案的水平为目标。总结多年来检察机关开展案例调研的工作实践经验，我们考虑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应涵盖如下两方面的基本要素：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内容要素，即案例研究制度的具体载体——各种类型的案例；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框架要素，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赖以实施的各项工作机制。

一、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内容要素

开展案例研究指导工作，应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概括而言，有四种案例研究的类型：

一是案例评析型，即针对某一案例，直接揭示出该案的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简明扼要地阐述和分析。这种类型的案例，一般案情相对简明扼要，蕴涵的法律问题多集中于单独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在研究时一般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在简要叙述案情的基础后，勾勒出该案中的争议问题，列明两种或者多种处理意见，然后结合相关法律或法理，对争议问题直接作出阐述，表明自己的倾向性意见。案例评析型是检察机关案例研究工作中经常采用的模式，适合处理绝大部分的案例，其优点是能简捷醒目地指明某一案件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针对性较强，便于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参考使用。

二是判例评析型，即针对某一案件，从起诉到判决，在完整叙述案件诉讼处理经过的基础上，以该案为引子，延伸论述相关法律问题。判例评析型与案例评析型这两种案例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一种短小精悍，直截了当地说明问题，后一种侧重理论，带有判例研究的性质。从目前检察机关的调研情况来看，前一种案例研究方法运用得较为熟练，而对判例研究则有待加强。我们认为，省一级检察机关应更提倡判例研究，突出判例研究的理论品味，以判例指导办案。判例评析型案例，一般要求较为细致地介绍案例的基本情况及诉讼过程，突出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的认定及说理。然后归纳出判例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着重从学理的角度进行研析，在撰写时不拘泥于本案例，可以适当延展，目的在于将案例中包含的法理问题论述清楚，以解决困扰司法实践的法律认识问题。

三是经验总结型，即对办理某一或某类案件的经验总结，通过办案发现规律性问题，旨在总结办案经验，归纳提炼出适合检察工作实践的科学工作方法和办案方式。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可适当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工作机制和方法，以工作规则的形式指导办案，从而充分发挥此类案例的指导效用。

四是检委会案例型，即选取经检委会讨论过的疑难争议案例，对案件中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检委会对案件的处理法理化，便于实务部门掌握使用。加强检委会案例的编写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检委会案例对办案实践的指导性和权威性，规范检委会案例的撰写，提高撰写检委会案例的质量。从指导效力的层次来说，检委会案例在四类案例中当属最高层次，在本院范围内具有最权威的指导意义。

二、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框架要素

当前，各级检察机关十分重视对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具有较高质量和相当水准的案例研析文章不断涌现，不少检察机关还定期编篡出版案例书，这些工作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检察机关的案例指导工作。但是，要形成案例研究指导检察办案工作的长效机制，以制度化运作的方式使案例研究指导工作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离不开科学系统的案例研究指导制度。我们认为，相对完备的配套案例研究指导制度要体现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权威性，即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案例研究指导工作，要由权威机构领导实施，确保案例研究指导工作得到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不至于流于形式。必须以本单位内最权威的方式发布案例，例如经检委会或者院委会研究决定，以文件的形式发布案例，或者以案例指导书的形式定期发布。二是可操作性，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各项内容必须紧贴检察工作的实际，符合本单位的实践需要，设计的各项制度措施要紧贴办案实际，便于检察工作人员运用和掌握。三是时效性，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要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司法解释及上级领导机关相关有效文件的精神要求，当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发生变化时，要及时更新案例。原则上，案例指导库至少要每年更新一次，确保案例的新颖有效。

我们设想，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可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子系统：

（一）案例研究指导的领导机制

虽然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不同于学术界一度热议的司法判例或先例判决制度，但是二者在如何设置领导机构或负责组织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可参考借鉴后者的一些具体主张，予以变通适用。有观点主张，在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内，设置专门的判例法委员会，由资深法官和相关专家组成，定期召开会议，就本院审判的新型、疑难案例进行审查，认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就形成判例予以公布。判例的形式不等与判决书，除判决书的内容外，还应当有审判委员会对于该案的评析。对于这些判例应当定期编篡成集，并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以作为以后修改法律的参考。[1]法学界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有权确认指导性案例（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最高法院才有此权），而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不宜行使此项权力。法院内部行使此权力的机关可以是审判委员会，但更合理的意见是成立专门的“指导性案例确认委员会”专司其职。一旦被确认为指导性案例，则在全国范围内或者本高级法院所辖区域发生指导作用。[2]无论何种观点，均主张在案例指导工作实施范围内由最高权威机构或组织领导实施案例指导工作。我们认为，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最高业务议事机构，其所作决定在本单位内具有最高权威性，由其审议通过指导性案例，无疑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因此，建议由检委会作为案例指导工作的领导组织，负责审议通过指导性案例。

检委会审查通过指导性案例可以采取检委会一案一议与审查通过案例指导专辑两种工作模式。对由检委会议决的案件，可采用一案一议的方式，待该案最终判决生效后由专人直接编写出检委会案例予以发布；对其他整理出的疑难复杂案件，由案件承办人或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分析研究，定期编篡成册（例如一季度一册或半年一册），然后集中提交检委会讨论，通过的案例发布后同样在本单位内发生指导效力。

（二）案例研究指导的资料收集机制

指导性案例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但是并非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都可以成为指导性案例。具体而言，只有那些存在定性争议、程序适用争议、量刑争议的疑难案例才有可能成为指导性案例，没有任何争议的案例一般不具有指导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发现、收集、整理案例的工作机制，从大量的生效案例中选取出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案例加以研究，使之成为指导性案例。

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我们设想可通过三条途径进行：1、反贪局、反渎局、公诉处、二审处等业务部门将办结的疑难争议案例整理行文后提交给研究室，研究室认为内容形式均符合要求的案例，将其编入案例专辑，待交检委会讨论后通过。2、研究室“三书复核”工作人员在复核已生效案件时，将认为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案例挑选出来，撰写相应的案例研究文章，编入案例专辑，待交检委会讨论通过。3、检委会在讨论案件时，认为该案件有研究价值的，可径行指定案件承办人或相关工作人员在该案审结生效后编写检委会案例，由检委会讨论通过后直接发布。

（三）案例研究指导的实施机制

从制度化的目标出发构建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匹配合理的案例研究实施机制必不可少，如果缺乏稳定的实施方法和措施，案例研究指导工作可能陷入临时性的窠臼，难以长期发挥指导功能。结合检察机关开展案例研究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实施案例研究指导工作：

一是建立编辑案例研究专辑的工作机制，以案例专辑的形式经常性编发各类疑难复杂争议案例。以我院为例，每年要办理大量刑事案件，而且由于管辖特点和区位特点，办理的案件中不乏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检察干警经常会对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开展讨论，在思想和观点的碰撞中，检察干警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运用更加深入，他们利用业务时间，积极撰写案例，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融入到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案例中，以案释法，以理释疑。研究室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律政策研究职能部门，承担有编辑院内刊物《调查与研究》的常规性工作任务，为鼓励案例调研，发挥案例研究指导检察实践的积极作用，研究室将检察干警平时撰写的案例予以汇编，在院内刊物《调查与研究》中专门开辟“案例专辑”予以发表。经过数年的积累，以编发有五十多期“案例专辑”，初步形成了规模效应。通过编写大量案例，从中择优选取部分优秀案例，提交检委会讨论通过，成为本院内部指导性案例，无疑对保证案例研究指导工作的稳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二是建立案例研究课题制度，以重点课题的形式集中解决一类犯罪中存在的问题。实行课题制，有利于集中研究资源，对突出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进行联合攻关，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一般质量较高，经专家评审论证后更具有权威性，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某一单位，而且还能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会引起上级领导机关的关注，促进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乃至推动立法。案例研究课题制是案例研究专辑工作制的有益补充，两者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案例研究课题制所研究的问题较为系统，通过课题报告或研讨会纪要的形式得出倾向性法律适用意见，其成果可直接转化为相关法律适用指导性意见文件；案例研究专辑工作制研究的问题相对分散，是对日常办案中所发现问题的及时回应，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我们在开展案例调研的的工作中曾思索，如何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相对分散的案例串编起来，从一个相对系统的角度研究分析问题。实践中以一类或几类法律适用问题为研究对象，进行课题制研究，并组织相关研讨会，力图形成能指导司法实践的法律适用参考意见或建议。案例研究课题，虽然不是通常意义的案例研析，但是其研究的载体是检察机关承办的各种案件，研究的法律适用问题并非凭空生造，而是从案件中提炼而来，因而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四）案例研究指导的发布机制

编写的案例要发挥指导性作用，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发布，以便司法工作人员了解和掌握，作为办案的参考。从我国目前的案例发布制度来看，主要有官方和非官方两种方式。官方的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开出版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刑事审判参考》等公开法制出版物。非官方的主要有商业性的法制出版物、学术期刊、报纸及商业性法制网站等。无论何种形式，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应有别于普通研究型案例的发表，主要区别在于：一是程序的严谨性。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应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必须经过特定程序且由特定主体审查批准后方能公布。二是权威性。指导性案例体现了发布机关对办理该案的工作思路，对案例中所蕴涵的法律适用问题明确提出了法律适用意见，针对性较强，指导意义明显。三是有效性。指导性案例一经发布，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发挥指导效用，除非该案例与新的法律、司法解释或上级领导机关指导性案例相冲突，非经一定工作程序被撤销，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不能被擅自终止。

我们认为，构建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机制要紧密结合前述指导性案例的实施机制，充分体现程序严谨性、权威性、有效性的特点，将发布主体限为检委会。凡是预备成为指导性案例的候选案例材料，必须先由研究室进行形式审查，认为案例材料形式合格的提交本院检委会讨论。检委会经讨论，认为可以成为指导性案例的，由检委会以“院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发布，发布载体可借助本院内部刊物《调查与研究（案例专辑）》；同时，要为发布的每一个“院指导性案例”进行编号，以备检索使用。应当指出，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机制是建立在案例研究工作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能够成为指导性案例的只能是一部分质量较高且具有典型性的研究案例。发布指导性案例要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注重质量而非数量。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指导性案例库将逐渐丰富。

（五）案例研究指导的修缮机制

所谓案例研究指导的修缮机制，是指对指导性案例进行修改、废止、补充的工作制度。具体来说，根据指导性案例的不同情况，可采取废、改、补三种形式的修缮机制。

1.废除指导性案例。当指导性案例的法律适用意见为其它新的法律解释、法律法规所替代，或者因为其它原因而失去指导性时，发布指导性案例的主体可以根据业务部门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启动废止某一指导性案例效力的工作机制。被废止的案例自废止后对今后发生的类似案例就不再具有指导性。

2.修改指导性案例。虽然没有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与既有指导性案例产生冲突，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变化，与指导性意见不尽相符，此时就需要及时修正指导性案例中的若干观点，以适合新的执法形势的需要。

3.补充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库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不变，我们应及时补充新的案例入库，增强案例指导的及时性与针对性。举例说明，为说明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我们可分别选取共同贪污、共同挪用公款、共同受贿、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等罪名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通过多个案例分别阐述，详细说明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及罪名适用问题，从而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

注释：

［1］彭海青：《论我国判例法制度的建构》，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1期，第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