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信访

司法与信访（精选6篇）

司法与信访 篇1

访与司法独立

——答《北京周报》问

贺卫方

贺按：日前，一位英文媒体朋友问及上访问题，我告诉他，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接受《北京周报》访问，访谈稿英译可以在博唠阁里看到。但是他却怎么都找不到。我查了一下，果然没有。于是就把英文本找出来贴了上去。马上就有朋友问：中文在哪里可以看到？答曰博唠阁里有。但是翻来覆去还是查不到，经查，与英文稿一样，这个真的没有。可见我的记忆力是多么不可靠，还要请大家多包涵。这里贴上中文稿，也顺便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订，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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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问：您认为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上访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贺卫方答：很明显，现在对上访的所谓重视是重视怎么把上访的打击下去，而不是重视认真去对待每一个上访。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各地政府对上访都特别的紧张，派出大量的人在北京截访。实际上这并非想通过上访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条例和现在的实际做法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上访问题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年复一年，这么多的大规模的上访，全国各地都有人跑到首都来，去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冤情能上达天听，这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里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或者说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里，这种情况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

我想，原因可能首先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整个的司法体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法院的这样一种体制本来就是为了让社会中出现的纠纷，冤情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预,就不能独立地按照法律规范公正地判断案件。表现司法无力感的最典型例证可能是拆迁引发的上访问题。政府出面来进行拆迁，不给老百姓一种平等交涉的机会和可能。老百姓要诉诸司法，但是，令他们绝望的是，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判决时并不能够独立地去判断这个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门狗，司法权完全融合在行政权之内。最近，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说涉及到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给掐灭了。他当然还可以通过向当地的政府诉愿，但如果当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事人的话，那根本就是与虎谋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倾诉，使得最高层能够知道当地这种糟糕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无奈、迫不得已的选择。

问：那您觉得上访制度的存在是否与中国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沿革有一定的联系？

答：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文化上看，我们往往愿意把一个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明君或者一个伟大领袖的身上。这种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历史的演变也证明中国传统社会里，老百姓非常害怕某种上下的分权，联邦制啊，人们觉得这是不好的一种东西，因为往往都是地方官员，贪官污吏，形成了对于老百姓的一种压榨。人们唯一的企盼就是有一个好的皇帝，来解决这个问题。

跟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跟英国的历史相比较的话，这种差异就非常明显。在1066年以后的英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国王也会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国王被称作是正义的源泉。老百姓有了冤情当然希望国王能亲自给予解决。但是，在国王派出各种官吏到地方去解决问题，审理案件、纠纷的时候，却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关于司法的专业化知识。通过司法，通过一种稳定的判例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们逐渐使得规则得以确立，也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形成了一种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英文叫做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以往的案例对后来的案例有着严格的约束力，使得司法的过程中不仅仅解决了个别的纠纷，而且使未来的案件有了一种法律上的依据。

任何国家的法院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同样的案件能得到同等的对待。同样事实的案件，它适用的规则应该是一样的。所以确立了一种严格的规则的话，那司法本身肯定是独立的，因为它是按照自己的这套逻辑来判断案件，解决纠纷，而不是按照外部的任何别的权力去解决问题。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跟西方的很不一样。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几千年的社会没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法院，西方式的权力分立学说在我们这里是闻所未闻的。州县官在司法的过程中间，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把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结了，而不是努力去形成一种严格的规则。没有发展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以及司法独立的传统，几乎也没有专业化的，独立的法律知识体系能够成长起来。就导致了谁能够向决策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谁就能获得一个更有利的结果的局面。恶霸可以横行乡里，“金陵四大家”可以在贾雨村那里网开一面，权力与财富之间眉来眼去，小民百姓只能梦想自己能够碰巧遇到一个清官。清官不可遇，也只好到皇居之处告状申冤了。

问：那您是否认为上访制度存在本身与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存在着矛盾？尤其是现在出台了新的条例，是要加强信访制度。

答：其实上访好像给底层受了气的人民保留了希望，但实际是我觉得是饮鸩止渴。我们不是去认真地去构筑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不是去提高司法制度的正义程度，而总是在一个制度之外的方式去开一些口子。

前一段时间曾有报道，温家宝总理亲自为一位农民工讨薪水，媒体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可是，温家宝纵然三头六臂，也只能帮助个别民工讨回工资。但是这个事件的副作用太大了。副作

用就是老百姓都觉得如果他们也能够找到总理，找到总书记，把自己的冤情解决了，那该多好。所以大家就都来找。这当然会培养一种对最高领导人的依赖甚至崇拜。但是制度建设就会被忽略，我们毕竟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不是一个靠贤明君主来统治的国家。上访制度和人治有着联系，而在人治的社会里，贤明的君主也经常会演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恶霸。

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向法治社会努力的过程中，信访制度的存在是一个解压阀，或者是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

答：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压力是必需要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经常解压，导致的就是制度没办法去形成。而我们经常是把一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能够形成制度的压力给一点一点的释放掉。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很大的冤情，那么大家都一块呼吁，包括法学界，我本人也参与其中，呼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并启动特别调查制度。用一个整体化的制度来去把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中违反宪法，剥夺人民权利的这种做法进行一个一揽子的解决。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是2003年6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宣布废除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人们在歌功颂德，他们在说新一届政府真好，他们多么亲民啊。但实际上制度创建所需要的一种压力一下子也被释放掉了，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契机给错过了。上访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问题。上访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上访人被规劝回去，被强制押解回去，人们送上来的材料大多数情况下又被返回到那些制造冤案的机构或是个人的手中。

问：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好多问题，然后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您认为应该改哪些方面？

答：首先当然是司法的独立，就是法院在判决一个案件纠纷的时候，唯一的依据就是法律规范本身，而不是人情，党的书记的意见，人大的意见等其他非法律的因素。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独立性并不是特别容易，我想这需要在人事，财政体系上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法官的素质以及司法行为的中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法官素质低，这将给独立带来很大的问题。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可以由于利益在其中而表现出有所偏袒。法院必须要独立于自己的上一级法院，上下级法院都要相互独立的决策，真正的表现出一种中立性。中立性可以极大地避免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冤情，冲突。一些具体案件，很难说怎样判决是公正的，怎样判决是不公正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许多情况下，司法不过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平衡。有时候一个案件的解决，法官本身的中立的态度会起到很大的束缚作用，就会减少人们对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诉求。这种对减少上访非常重要。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能够让法官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感觉到他们不能够随便断案，而是要严格依照法律来判决案件。这个监督现在在中国主要有人大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等方面。实际上也是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监督不

够，另一方面是监督失当。前者说的是一些该揭露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后者说的是有时候报纸电视会取代法院成为实际的法官。还有人大也会自己来审理案件，导致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混乱不清。

问：我采访过中国的一些公益律师，他们认为中国的上访制度是应该保留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司法体系压力太大，法官的资源缺乏。如果上访制度突然取消，这么多的纠纷矛盾全压到司法系统，中国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

答：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法官在办案效率方面，仅仅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中国的法官好像看起来是天天在忙，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使得他们做的好多工作都是无用功。比如说中国没有哪一级法院的判决是终极性的判决，任何判决都有可能因为上级部门领导的批示，或者由于某种压力，就会被推翻掉，我们的司法体制是二审终审制。二审终审完了本来意味着案件的了解，但是没关系，只要你上边有人，你就可以使二审终审过的案件推倒重来。推翻以后，原来的胜诉者就变成了败诉者，败诉者可能想方设法去寻找更高的力量，来制造压力再推倒重审。我们没有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的概念。我们的法院做得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实际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西赛罗（Cicero）说过，“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关键在于在一些案件中间，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细小不正义，这时候如果当事人能感觉到反正是二审终审了，案件已经解决了，自己应该该干嘛干嘛，就像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戈尔诉布什，戈尔败诉了，他说我特别讨厌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我必须尊重它，因为你不可能推翻它。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它永远告诉你只要有能力，就有可能把对你不利的判决推翻掉。这就激励了很多人民想方设法去改变也许只是一小点儿的不公正，一定要想方设法推翻掉整个判决。我们最荒唐的司法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个错误可能只是很小的错误，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大的错误。如果很小的错误都想法设法去纠，哪个判决不会有问题呢？这就解释了中国会有这么多老百姓会去道路奔走，权门呼号，想方设法寻求最有利的结果，推翻原来的判决。推翻掉了以后原来的胜诉就又变成败诉了，败诉者又会去推翻。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就会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有的人家徒四壁，天天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可能本来他这个案子败诉他损失500元，但是几年上访下来，他完全可能耗费成千上万。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变得愈发不能忍受这个不公，愈发怒火中烧，不推翻掉不行。

这个过程还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原来制造一点小冤屈的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决策被推翻，他们也想方设法去建立一个攻守同盟，下边的官员们会结合在一起，阻止任何纠正错误的情况发生，于是又导致一旦原判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被追究责任。这样就带来更多的压制、阴谋和苦难。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让大家服气的司法权威，你不知道什么是规则，什么是权威，最终将是民怨沸腾，一地鸡毛。

2005年9月18日改毕

2009年5月5日再修订

司法与信访 篇2

一、信访法治化的现状分析

信访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是产生在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的时代大背景之下, 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民意诊断、政策反馈等途径体现其政治属性, 其最初的目标定位在舒缓社会冲突方面。而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20余年之后, 诉讼、仲裁、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日趋完善。有学者认为, 社会冲突“解决”的内涵“应当是多层次主观效果的综合体”, 包含四个层次: (1) 化解和消除冲突; (2) 实现合法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 (3) 法律或统治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回复; (4) 冲突主体放弃或改变对抗社会统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心理和态度, 增加与社会的共容性, 避免或减少冲突 (至少是同类冲突) 的重复出现。①可见, 信访并不具有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特点, 我们依此四项标准分析现行的信访制度时, 我们不难发现信访不可能全面实现解决社会冲突的各个方面, 即使在化解和消除冲突的功能上也具有很大的欠缺性。

我国是这样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 长期以来执政党没有将作为抽象政治术语的“人民 (群众) ”与作为权利义务本体的公民个体进行有效的区分, 使得任何人都可以以“人民 (群众) ”的名义挑战司法的权威。信访中民众在其认知的指引下找政府, 找领导为自己解决问题, 其实质在寻求政府的权威。这种现状不仅与我国信访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特点有关, 也和民众在长期的宣教中所形成的心里去想具有直接的关系, 这也就导致民众在遇到问题时, 他们更多的倾向于选择风险小, 程序简易, 受理范围广范的信访渠道来解决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针对诉讼的上访呈上涨态势。在现实生活中, 更有一部分当事人在法院败诉之后不甘心, 千方百计向人大、党委、政府部门进行频繁信访, 对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法院个人造成了围攻之势, 甚至一部分人采取极端方式 (拉横幅、自杀相威胁等)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起到了误导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针对这种现象, 迫切要求开拓信访的司法分流路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改革, 理顺司法体制, 树立司法权威;还要对信访制度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改造, 使其与司法体制相协调, 促使信访体制依靠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而回归本位, 真正发挥其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二、信访司法分流的可行性分析

依法治国理念的要求下, 要消除信访制度实践中与司法过程的紧张关系, 稳固司法独立裁决的宪法权力框架, 加强司法的权威性、独立性, 打破支撑信访长期存在的政治理念和逻辑, 纠正司法独立运动过程中行政化的过分干涉, 遏制在涉法涉诉问题上纠缠不清的恶性循环, 在法治国家权利救济的框架里, 架构具有法治基础, 进入到现代司法运行机制中去的信访制度。

首先, 信访司法分流有利于维护司法独立。

通过前文对于我国信访制度特点的分析, 我们已经得知, 信访制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纠纷解决机制, 它包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各种功能。信访制度在为民众提供权利救济的同时, 也为其他行政机关和人员干预司法提供了制度性口径, 造成了司法独立与信访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一项很重要的原则, 是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内在表现。所以, 对信访制度中行政权力对司法的替代, 是信访司法分流成为可行性原因之一。

其次, 信访司法分流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任何社会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一定权威的维系,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 司法已被公认为是定纷止争的权威部门,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②人们过分地依赖于信访权威, 而信访权威是政治权威、领导权威的化身。在中国乡土文化下, 中国老百姓更愿意寻求政府权威, 这就造成了在处理纠纷中凌驾于司法裁决效力之上的外权力的挤压和排斥。可见, 为了在法治国家中维护司法权威, 成为了信访司法分流的可行性原因之二。

最后, 信访司法分流有利于维护司法的自治性。

我国现行立法中吸收了既判力的合理因素。既判力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具有严肃的拘束力。民众本着权力信任的理念认为自己的案件政府应该管, 只要案件的判决民众认为“不正确”, 都可以寻租信访制度为其提供的制度性空间和便利, 造成了长期的缠诉、缠讼的现象。无限制的信访, 反复进行的就同一事实的再审是不会导致案件的审判永无安宁之日, 也最终会导致司法的自治性形同虚设。可见, 司法自治性的内在要求之一也是信访司法分流的可行性原因之三。

三、信访司法分流的路径探讨

在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之下, 提倡信访司法分流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将任何纠纷都强行纳入到司法的途径中予以解决。信访制度是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 在现阶段根据民众的认知状况, 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决定了他们在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 会趋于选择信访途径。信访制度存在的这种现实需要性, 和其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基于以上考虑, 我们要寻求在法治基础上使信访和司法依照其各自特色实现各自角色的矫正和回归。从而在确保司法权威, 维护司法独立, 确保司法自治的基础上同时起到公民权利救济的作用。

首先, 畅通最高法院信访的通道。

在中国, 信访工作是指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及各种社会管理组织受理人民群众来信, 接待人民群众来访的一项经常性的群众工作。最高法院的信访事项一般包括:不符各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检举、投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和违法乱纪行为等;咨询相关政策、法律和问题, 寻求相关帮助;对相关司法问题提供各种建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等。③在目前环境下, 畅通司法系统内部的信访途径, 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最高法院信访制度的受理及处置机制的建构, 应当建立在宪法和法律权责的划分和制衡的基础之上, 这样才能通过信访司法分流的作用, 即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也可以依赖于民众对信访途径的倾向心理, 更好地解决纠纷。同时, 加强最高法院的信访处理功能, 健全相关制度建设, 比如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建立轻微行为惩戒制度, 消除诱发信访的制度性根源, 减少信访的数量, 使矛盾不再被激化, 当然, 最高法院信访渠道的畅通, 也为民众接近司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其次, 扩大法院受案范围。

这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 一切社会矛盾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不受理的要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书。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司法政策的限制, 使得法院的受案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 会涌现出一批新型的社会矛盾需要处理, 但是按照司法政策受案范围的限制, 人为地将一部分社会矛盾推到信访中加以解决。特别是目前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涉群纠纷案件, 人民法院处于诸多因素不予立案, 造成了这些群众通过堵路、上访等一些过激行为去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 要明确信访诉求处理须有终结机制。

必须明确的是, 对于正常信访和非正常信访, 群体信访和个体信访都必须有终结机制, 否则, 会造成无休止的信访现象。对于这种情形, 我们应当明确进行区分, 如果事件已经经由司法机关最终裁决了, 除了属于最高法院信访受理范围之内的情形的, 要首先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不再通过信访进行解决;如果纠纷属于信访和司法受案范围的, 可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民众通过信访程序在前处理, 司法最终裁决在后处理, 程序不得前后颠倒;同时, 对于信访案件本身要通过实体和程序上予以终止, 实体上而言, 对于已经通过信访处理的纠纷处理结果具有效力, 纷不再就同一事件重新处理, 维护处理结果的有效性, 程序上对于信访处理的纠纷不再受理和处理这类纠纷, 从而完成信访案件的处理。

第四, 搭建信访与司法之间的畅通的信息平台, 把涉诉信访从一般信访中剥离出来, 构建相对独立的解决机制。

民众习惯于从政府那儿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而不习惯于为法律服务买单, 这是民众长期以来的社会认知、经济状况、社会成本等情况进行分析的。这和乡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关系, 人们习惯常规性思维, 具有一定的思维定势。即使现行的司法制度中赋予了民众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 但因为是宣传的不到位还是其他因素, 法律援助与信访制度并没有形成有机整体, 信访者缺乏行之有效的大众渠道实现司法信息和资源的享用。同时, 对于信访案件实行一案报告与公开制度, 实现信访案件在不公开信访者身份的情况下对社会公开, 也给司法救济途径提供思路。规范信访案件中的受理范围, 改变目前受理对象随意性大, 受理结果和处理结果不明确的工作方式, 完成信访与诉讼案件受理范围的无缝隙衔接。

将涉诉信访从一般信访中剥离出来, 首先要改革司法机关强调信访影响性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信访案件的数量不作为影响司法机关考核的硬性标准。要整合各级司法机关在信访受理和处理机构资源, 设立专门机关同意受理涉诉信访案件, 不仅可以节约成本, 还可以防止信访接访和处理相脱节的情形的发生。

总之, 信访制度在目前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需要性。依靠于依法治国的需要, 我们在法治框架下不断完善现行的信访制度, 纠正公众偏好信访和信访不诉讼的普遍心里存在, 在保持司法权威、司法自治、司法独立的前提下, 通过信访司法分流的途经处理信访问题。

注释

11 林莉红.论信访的制度定位——从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化角度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 2006 (1) .

22 刘旭.信访法治化进路研究——以信访的司法分流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 2013 (3) .

司法与信访 篇3

关键词：信访；信访条例；职责；依法治国

近年来，群体信访和个体信访量逐年上升，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而且愈演愈烈，已形成了“信訪洪峰“。如此庞大的信访量，已经对社会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国务院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

新条例与原条例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增设了法律责任一章。该章共有9条内容，其中8条是规定各级政府信访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既有行政责任，又有刑事责任。这足以证明行政立法机关对做好信访工作，为民排难解忧的决心，从而使信访这一政治任务与法律正义达到有机的统一。同时，为了规范信访人的行为，维持正常的信访秩序，新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要求信访人在信访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并规定了“六个不得有”。第四十八条还规定“信访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从接待涉法信访和接待一般信访的情况看，仍然存有两种现象，一是政府机关、司法机关接待人员对来访群众不热情，甚至态度冷漠，工作敷衍、推诿，信访人的合理要求迟迟不能解决；二是信访人信访无序，随意性很大，甚至扰乱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工作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为此，信访制度亟待完善。

一、校正信访观念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尊重公民、法人的信访权。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这五项权利可归纳为公民的信访权。信访是公民行使上述权利的主要方式，又是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不良行为、不法行为进行斗争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各级政府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所以各级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必须善待公民、法人的信访。

其次，要明确各级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法定职责。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这是法定的义务，必须坚持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尽职尽责，自觉接受群众监管。否则要依照《信访条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再次，要加大对《信访条例》的宣传，明确信访人的权利义务。信访人必须依法信访，自觉服从和规范信访行为。各级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也必须依法办事，既不能一味迁就，也不能该办的不办。

二、严格各负其责

新《信访条例》再一次明确了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在接待信访中的职责范围和处理原则，其中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又明确规定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受理信访事项的分工。一是凡应由司法机关处理，或已由司法机关处理的信访事项，一律归口司法机关，为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作了努力，同时也可避免以往用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理的不正常现象。二是凡是应通过仲裁、行政复议解决的信访事项，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克服了以往的职责不明、责任不清的现象。这样不仅可提高解决信访的效率，而且也可降低社会负担。三是坚持属地管理，就地解决问题原则。这里应注意两个问题：1.各级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必须切实依法履行职责，不推诿，不敷衍；2.上级机关领导不应充当“救世主”，不能也不要越权作出批示，更不能把批件交给当事人传递。上下级之间应当相互支持，共同维护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构建司法终极机制

党的十五大以来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更加强调，从现在起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只有8年期限，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目标的重大意义所在，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社会矛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始终存在，有矛盾就可能有信访，在对待信访问题上也必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要妥善处理信访问题就必须将其纳入法制轨道，构建司法终极机制。一是要树立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二是要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既判力；三是严格依法执行生效的裁判所确定的内容；四是要及时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权力机关应加强对司法的监督，但不应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也不应当干预司法机关的正常运作。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认为“司法信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司法的不足，有助于纠正司法的错误；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司法的正法实践运行，影响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信访权是我国宪法和信访条例规定的一项公民政治参与权，公民通过信访权的行使主张权利的存在并寻求司法救济。如果简单取消信访，不仅将严重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且也无视了信访其背后的传统习惯和现实需求，不利于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但如果过度强化信访，当事人可以任意申诉翻案，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可以越俎代庖，将对法院的审判独立造成严重的冲击。因此必须将信访逐步纳入国家的正常法治轨道，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强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信访问题，使防控信访与审判独立相融合。

参考文献：

[1]王维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李宏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2007） .

“司法信访化”趋势引发担忧 篇4

在维稳压力下，把信访机制纳入司法机制，使得信访从司法的体外进入体内，将对中国司法的运行产生极大的冲击

【财新网】（见习记者 周凯莉）12月1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召开深入推荐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评查会议。最高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在会上表示，《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制定出台，最高法院将对全国重点重复信访案件进行程序终结。地方的信访老户案件，由各高级法院终结，报最高法院登记备案。

景汉朝表示，由两级法院终结的案件，将统一汇总报中央政法委和中央有关信访部门，终结的案件不再重复办理。今年10月起，最高人民法院派出八个复查组，对21家高院、37家中院、20家基层法院进行复查。复查组对200余册卷宗进行全面复查，包括评查范围内结案不息访、非正常访、越级访、重复访等重点案件。

此外，最高法院从下级法院抽调16名法官，组成4个巡回接访办案合议庭，对地方法院与当地党政部门的工作进行协调、沟通。

今年３月底，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评查活动，要求“逐案落实包案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随后，各地探索建立“政法机关联合接访中心”，推广实施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工作模式。

目前，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都先后制定并完善了本系统的信访案件终结办法，明确了“无理访”的认定标准和终结退出程序。这意味着对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理进一步制度化。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涉诉信访的高压持续，在政策层面也出现了“司法信访化”的趋势。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汪庆华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司法政策和信访目标出现汇合，司法和信访机构重叠现象严重，两者之间的功能界限不明。

例如，2009年9月，最高法院设立涉诉信访立案庭。该庭负责受理各类依法向最高法院提起的申诉和涉诉信访案件，对此类案件进行形式审查、登记立案等。此外，涉诉信访立案庭一并负责对最高法院审判、处理的各类案件进行流程管理。

目前，涉诉信访已成为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的重要工作内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指导之下，地方各级法院甚至直接处于访民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双重压力之下，信访数量的多少已成为衡量法院工作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

以河南省高院为例，其曾将2009年工作目标定为开展“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各级法院各尽所能，推出大量举措以减少信访乃至消除信访，几乎每个法院都成立由院长或主管院长负责落实的涉诉信访办公室。

汪庆华认为，信访是一种非常规性的救济机制，“强信访、弱司法”模式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在维稳压力下，把信访机制纳入司法机制，包括涉诉信访机构的设置、涉诉信访听证的推行，涉诉信访终结的出台，使得信访从司法的体外进入体内，将对中国司法的运行产生极大的冲击。

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办法 篇5

(1991年1月24日司法部令第14号发布施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做好司法行政机关的信访工作，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的稳定，根据《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和司法行政系统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认真负责地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接受群众的正确批评和建议，及时妥善处理信访案件。

第三条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准绳，秉公办事，切实解决来信来访人的正当要求。

（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属于哪一级、哪一个部门职权范围内处理的问题，就由哪一级、哪一个部门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三）件件有着落的原则。对于群众反映的合理要求，凡能够解决的，要认真给予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讲明情况，耐心说服；对要求过高或不合理的，要认真做好教育疏导工作。

对于群众的合理申诉，要认真复查、核实，妥善解决。

对于群众的揭发和控告，要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查明情况，认真处理；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转交相应机关查实处理；对反映问题不实的，要予以澄清。

对确属利用来信来访捏造事实，诬告他人和无理取闹、带头串联滋事，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据事实和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四）专人负责，及时处理的原则。每件信访都要有专人负责，除疑难的和涉及面较广的信访外，承办人应在15天内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章组织领导和机构设置

第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劳改局、劳教局（处）和县处级劳改、劳教场所应根据信访工作量设立信访工作机构，配备相应地专职干部，统称信访办公室。计划单列市司法局、地（市）、县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设信访室，配备专职或兼职信访干部。

第五条信访工作机构的职责

（一）按照信访工作管理范围和职责分工，决定来信来访是否属本部门受理及受理后的处理方式；

（二）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转办信访问题或案件，协助有关职能部门查处有关信访问题，协调、督促、检查、催办交办的信访案件；

（三）反映来信来访中的重要情况和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建议、批评；

（四）了解、掌握信访工作情况，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交流信访工作经验，推动信访工作的开展；

（五）定期分析、综合信访工作情况，及时搞好信访统计，为领导机关提供信息资料；

（六）完成领导交办的有关信访事项。

第六条信访工作机构在所属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接受当地党委、政府信访部门的业务指导。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信访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督促、检查和指导本机关所属单位、下级机关的信访工作。

第七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劳改、劳教单位，必须切实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确定一名领导同志分管信访工作，并建立领导干部接待处理来信来访制度，亲自处理一些重要来信来访，直接参与查处重大问题和疑难案件，积极解决信访工作的接待用房、装备、业务经费和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

第三章受理范围

第八条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群众来信来访的范围：

（一）揭发、举报司法行政干警、职工的违法违纪问题；

（二）司法行政干警在执行职务方面的问题；

（三）司法行政干警对本机关或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的信访问题；

（四）有关司法行政业务方面的信访问题；

（五）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协同有关部门处理的信访问题；

（六）刑满释放、解除劳教留厂（场）就业人员的安置、待遇问题。

第九条司法部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范围：

（一）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办的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要处理结果的信访问题；

（二）部机关工作人员和部直属单位领导干部的申诉和控告；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领导干部的申诉和控告，或地方处以下单位和干部中案情重大、需要由部立案查处的信访案件；

（四）向司法部反映对司法行政工作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五）司法行政干警申诉的问题，经当地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处理后仍不服的；

（六）向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反映揭发问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和需要跨省解决的问题；

（七）其它应由司法部机关受理的信访问题。

第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范围：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人大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信访问题和司法部交办要处理结果的信访案件；

（二）本厅（局）机关工作人员和直属单位领导干部的申诉、控告；

（三）对地（市）、县级司法局领导干部的申诉和控告；

（四）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五）基层司法行政干警对原单位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决定不服，并向当地地（市）、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诉，对其处理仍不服的；

（六）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系统内跨地、市和跨部门及不易归口处理的信访问题；

（七）其它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职权范围内处理的信访问题。第十一条属于第九条范围内的信访，分别由司法部办公厅信访处受理，各业务职能部门也应受理有关的信访问题，具体分工依照《司法部信访工作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

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信访工作机构与各业务职能部门受理的信访，具体分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确定。

第四章制度和方法

第十二条信访工作人员要认真阅办来信，文明接待来访人员，不得推诿、敷衍。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提出的正当要求，采取漠不关心、办事不公和顶着不办的，应给予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本级司法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三条妥善处理群众举报，保护揭发人、控告人，对揭发、控告材料，应当指定专人查办。举报人要求为其姓名、单位保密的，受理单位应尊重举报人的意见。严禁将举报、揭发材料转给或透露给被举报、揭发的单位和当事人。

第十四条对受理范围内的重要信访案件，应当立案，交有关职能部门或所属机关查办的，要及时催报处理结果。必要时，交办单位可派人协助调查。承办单位对上级机关交办要处理结果的案件，要认真查处，应在交办后三个月内办结上报，不能按时上报的，应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申诉案件的结案报告，应有申诉人对结案处理的意见。凡办结的案件，应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交办单位收到结案报告后，要认真审查，提出可否结案的意见，送主管领导审批。

第十五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受理的信访问题，主办单位要及时向来信来访人回告处理意见或处理结果。

第十六条处理信访问题要立足于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就地处理，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凡属基层单位职权范围内能够处理的问题，应按照就地处理的原则办理，把大量的信访问题解决在初信初访阶段，减少越级上访，重复上访。

第十七条对集体上访，特别是集体进京上访的，发现苗头要及时向领导和上级机关报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同志要亲自接待，做好劝阻工作，并迅速研究解决办法，妥善处理，防止事态扩大。对因劝阻不力、工作失职、官僚主义导致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单位领导者的责任。

第五章信访干部

第十八条司法行政机关要选配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有一定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从事信访工作，并保持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

第十九条司法行政机关的信访干部必须做到：

（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知识、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

（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三）模范地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坚决抵制和反对不正之风；

（四）顾大局，识大体，主动热情地搞好同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团结协助，互相尊重，密切配合；

（五）严守国家秘密和信访纪律，不得扩散来信来访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问题。

第六章附则

街道司法所信访办工作总结 篇6

2015年，街道司法所（信访办）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正确领导和市、区司法局大力支持下，认真履行各项职能，认真做好人民调解、信访维稳、普法宣传、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等工作。

一、领导重视，司法（信访）工作有序开展。

街道领导高度重视司法（信访）工作，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过企业化购买服务方式购买2名人民调解社工充实人民调解队伍。主要领导亲自担任行政执法改革、普法工作和信访工作等领导小组组长，有效保证街道司法（信访）工作开展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二、加强法治，全面推动街道法治建设工作。

（一）开展街道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全力推进街道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完成制定《行政执法监督员制度》、《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制度》、《行政执法事项终身负责制（试行）》等7项行政执法改革制度，按时办结督办件，受到区法制办肯定，并推荐南方都市报对街道行政执法改革工作亮点进行报道，被南都称为“深圳行政执法改革的街道版”。

（二）全面展开“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全面启动“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机制，购买专业律师服务，提供“点单式”法律服务，并按照一案一档、一事一记建立服务台帐，法律顾问在开展法律咨询、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及参与人民调解等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全面完成省司法厅考核验收。截止目前，法律顾问服务社区58人次；提供法律咨询39次；开展法律讲座12次；为居民提供法律援助1次；参加调解2宗；协助基层选举1宗。

（三）制定涉法事项法制专业审查制度。制定《东晓街道重大事项法制审查工作制度》、《东晓街道办事处合同管理办法》，开展涉法事项法制专业审查工作，截止目前，街道法制室审查涉法事项（合同、规范性文件）共51件，街道重大改革项目做到依法有据。

（四）提高街道法制审查水平。街道购买专业法律服务，聘请律师为街道法律顾问，街道法律顾问驻点服务共75小时,开展街道涉法事项法制专业审查合同、文件56份，提交合同修改意见书56份,参与处理松泉山庄6栋403房产确认使用权及所有权案件等街道重大疑难案件。

三、搭好平台，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一）及时介入、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截至10月份，街道各类调解委员会调解小组共调处辖区普通民间纠纷2013件，成功调解并履行有2006件，调解履行率达到99.7%，及时平纷息讼，维护社会和谐。其中，成功调处珠宝加工厂员工坠楼死亡纠纷、中华宿舍楼8、9栋经济纠纷4起、张波西医外科诊所医患纠纷、员工出差交通死亡纠纷等重特大、疑难纠纷7宗，调解涉案金额146万余元，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辖区12个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整，社区法律顾问兼任调委会副主任，积极配合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人民调解工作2宗，提供法律服务，协调解决相关法律事宜。

（三）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影响力。今年5月到6月，开展2015年“人民调解宣传月”法制宣传咨询活动，通过邀请挂点律师现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开设人民调解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宣讲人民调解法内容等形式，进一步宣传人民调解工作,提高了社区居民对《人民调解法》和调解工作的认识，扩大了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影响。

四、形式多样，加强普法宣传，提升法制宣传教育水平。

（一）加强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法治教育。组织开展街道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治教育培训活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法学，学习《深圳行政诉讼典型案例评讲》，以案释法，加强领导干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街道依法治街水平。

（二）做好“六五”普法工作。以加快建设一流法治街道为工作目标，认真落实“六五”普法规划，做好考核验收工作。采用“谁执法谁普法”新模式，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贯彻“谁执法谁普法”理念，扩大普法宣传教育队伍，促进居民学法守法懂法；加大宣传法律、法规的力度，培育居民的法制观念。

（三）开展宪法宣传“四进”活动。推进宪法宣传教育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街道司法所向各社区派发宪法宣传海报和宪法知识小折子500多份，张贴于街道、社区工作站及住宅小区法制宣传栏；向辖区学校及企业发放图文并茂的宪法宣传主题挂图，贴挂于学校及企业内，通过此举加大宪法宣传效果，营造良好学习宪法的氛围。

（四）深入基层开展法律常识普及工作。以“3.5”学雷锋纪念日、“3.8”妇女节以及社会重大事件为契机，开展主题法制宣传活动，向辖区居民大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工作人员身穿印有“中国司法”的黑马甲，采取有奖问答形式宣传法律知识，向来往的群众派发宣传资料和小礼品；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数十名普法义工志愿者与社区居民互动热烈,积极营造辖区良好的法治氛围。

（五）扩大社区法律服务知晓率。在每个社区悬挂社区法律顾问的相片、简历、联系方式、法律服务范围、服务时间等信息公示牌，让群众可以看到律师提供服务的详细资料;向群众派发便民服务卡，让“有法律问题可以随时咨询法律顾问”的理念深入社区居民之心,扩大群众对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知晓率，让居民在社区内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法律服务。

（六）提倡辖区学法讲文明。制作并发放印有鲜明的法律、法规知识的东晓街道法制宣传明白卡500份，摆放在辖区企业、门店、物业管理处、办公场所等显眼处，广泛宣传法律、法规和文明标语，大力倡导文明行为，引导群众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提高辖区文明水平。

（七）创新法治文化建设。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利用“罗湖家园网”新媒体方式，建立街道的法律服务信息化平台，已定期向社区网友发布法制案例9篇，案例结合群众生活上发生的息息相关例子，加上法律、法规的评析，让网友深入学习法律知识，做一个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受到网友的赞扬和肯定。

五、依法监管，规范社区矫正，做好监管工作。

（一）严格履行矫正安帮职责。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矫正人员采取积极管控和预防为主措施，依法履行社区矫正职能，截至10月份，街道司法所接矫18名，解矫10名，移矫1名，现在矫20名，安置帮教人员34名，无脱矫、漏矫、以及重新违法犯罪行为，情况稳定。

（二）认真落实社区服务和教育学习“两个八小时”规定。根据每个矫正人员所犯罪行为量身制定学习计划，并要求将学习心得写成思想汇报上交司法所，达到提高社区矫正人员法律意识、增强其法制观念的目的。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的安排社区矫正人员参加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社区服务，树立社区矫正人员正确的劳动观念，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目前为止，社区矫正人员累计完成社区服务约1176小时，教育学习约794小时。

（三）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法治意识。组织辖区在矫人员到XX区社区矫正人员警示教育基地（罗湖看守所）参加社矫人员法制教育活动。通过检察官进行法制教育授课，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增强了社矫人员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

（四）加强社区矫正管理硬件建设。街道领导对社矫工作高度重视，为保障社区矫正人员的隐私权，专门设立独立的社区矫正办公室和档案室，面积约15平方米，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区矫正人员更愿意向工作人员敞开心扉，有利于我们及时掌握矫正人员心态，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提高矫正工作的效率。

（五）改变社矫监督管理模式，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采取社矫人员生日或节假日电话问候的工作方式，主动关心社矫人员生活，掌握社矫人员心理动态、人身所在、生活困难等各方面行为动向，对出现情绪波动的矫正人员，及时介入进行心里疏导，帮其减轻心里包袱。在工作中，积极主动为社矫人员服务，对社矫人员的困难马上提供帮助。矫正人员周某提出要回老家开农场的想法，希望能在老家接受矫正，社工马上跟区矫正办报告有关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办理好全部移矫手续，周某及其家属感谢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真情帮教，特送来锦旗。以上工作在市、区司法局的多次检查考核中也得到肯定和好评。

六、排查先行，强化信访维稳意识，提高信访办件效率。

（一）及时预防上访事件发生。司法所（信访办）紧紧围绕维护全区社会政治稳定这个大局，及时化解特力布心工业区员工死亡纠纷、水贝工业区宿舍楼8、9栋租赁纠纷、水贝工业区宿舍楼8、9栋经济纠纷、员工出差交通事故死亡纠纷等多宗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案件7宗。

（二）切实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2015年，街道进一步提高对信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成立街道一把手担任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由党工委书记主持研究制定信访工作方案，切实把信访工作抓紧抓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信访工作原则，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其他领导分口抓，部门领导具体抓，职责明确，各负其责，强化有效解决辖区信访问题，确保辖区社会大局的稳定。

（三）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排查制度。全面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排查制度，一是强化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实行“一岗双责”，既抓好本职工作，又抓好信访稳定工作，每位领导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对分管科室和社区会出现问题，处理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格追究责任。二是认真落实逐级上报排查，每月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统计后报区信访局备案。今年共排查社会矛盾纠纷148件。有效地稳控了中华花园二期房产办证纠纷、松泉公寓房产盗卖纠纷、水贝工业区宿舍楼8、9栋纠纷、草埔新村房产纠纷。由于提前预测和事先排查，矛盾纠纷在萌芽状态就得到了迅速的稳控，维护了社区和谐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