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共8篇）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篇1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出来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在大规模地引入西方科技文化之时,有人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来规范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在规定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论争就集中在“中”、“西”、“体”、“用”这四个字上,这是企图从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角度来规定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20世纪初年的“保存国粹”论,就是要维护中国文化之体,而稍后提出的“全盘西化”论则是企图以西学为体。

鉴于“中”、“西”、“体”、“用”的长期争论不休,王新命等10教授于1935年1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时,则有意避开这四个字,而提出文化建设应该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这一“中国本位”的原则。这一提法作为一个抽象的原则当然是正确的,但它没有指明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是什么。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这个原则来回答中国文化发展路向时,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如王新命等人认为中国此时此地需要的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这实质上就是在鼓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文化。而严厉批判“本位文化”论的胡适则一贯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全盘西化。所以“此时此地的需要”这个原则还不能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问题。

不过,“此时此地的需要”这个原则却影响了以后的讨论,知识界将视野集中到“此时此地的需要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来,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

“科学”和“民主”,早些时候称为“格致”和“民权”,至迟到19世纪末维新派就在事实上把这两者视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核心内容了,但是把这两者明确作为发展新文化的方向性的口号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激进的陈独秀等人提出来的。对于激进派的文化观当时有不少批评,但对他们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各派都表示赞成。

“民族”和“大众”这两点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明确起来的。以笔者所见,最先提出以“民族的”和“大众的”来标识新文化特征的是鲁迅先生。1936年6月,鲁迅和沈雁冰、冯雪峰商议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此前,中国的文学界对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问题已有很多议论,但未将这两者并列,作为一个明确的方向性的口号提出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是一个发展新文学的口号,同样也具有一般文化学上的意义。稍后,在1936年的新启蒙运动中,经过讨论,新文化的发展路向进一步明确了。艾思奇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新启蒙运动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并将在三个方面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没有努力在广泛的民众中去建立新文化,新启蒙运动将使新文化的普遍性达到最大的限度;新文化运动没有把它的作用实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这使得它没有稳固的基础,新启蒙则应该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民生改善等配合着;新文化运动没有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它所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成绩(如整理国故之类)和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介绍,新启蒙运动将继承这些成果,并在全民族自觉的基础上,“给它一个新的综合”。虽然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这一运动所持的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新启蒙运动应当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提倡“科学的”和“民主的”,并且还应当提倡“民族的”和“大众的”。

新启蒙运动之所以要给新文化加上“民族的”和“大众的”两个特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总结新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认识深化了。在很长时期中,“民族文化”是保守主义

者的口号,中体西用派、国粹派、中国本位文化派等都是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来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的,而各种激进的“新派”则不同程度地轻视甚至否定文化的民族性,而经过激烈的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化缺少深厚的民族文化之根的弱点暴露得更为明显了,要求建设民族新文化的呼声骤起,就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能不表示,他的“全盘西化”实际是自然折衷,让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自由接触,自然形成中国的新文化。“大众的”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平民意识”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新启蒙运动兴起于全民抗战前夕,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发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是战胜日本侵略的重要条件,因此新文化不能不强调“民族的”这个特点;抗战需要动员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参加,文化恰负有鼓动群众的责任,因此新文化不能不强调“大众的”这个特点。

新启蒙运动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中断了,但是关于中国新文化发展路向的讨论并未因此而中止,各派文化人几乎都在提倡“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如胡秋原在1938年12月发表《中国文化复兴论》,提出“在现代的基础之上,一定有中国的现代文明”,“所谓现代文明者,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内容上是科学的”。而在解释“民族的”含义时,他说:“民族主义同时是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同时是全民主义”。他这里也提出了四点: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全民主义)。1939年2月,张申府发表《论中国化》,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学习中国历史遗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同”,他并且围绕文化的民族化问题,深入分析了民族化与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关系。他指出:“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思想文化运动。”“我们一方面主张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把科学与社会密切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主张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的意思就是要使中国在科学上有其特殊的贡献,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新启蒙运动反对奴化,同时要求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科学的通俗化,学问的大众化。要通俗化,大众化,当然必须先中国化,本国化,本土化。”

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这场文化讨论也很关注,并且吸收了其成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张闻天(洛甫)于1940年1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讲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节讲到新民主主义文化,说它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比较一下,毛泽东所讲的比张闻天的少一个“民主的”,但不能由此认为毛泽东忽略了“民主的”。毛泽东是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时提出了那三点,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当然就是“民主的”,无须将这一点再同义反复地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所以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论述是一致的。很可能,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曾讨论过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毛泽东对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述大家都很熟悉了,不须在此重复了。经过毛泽东的阐述,中国新文化发展的路向不但明确了,而且确定了。它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

今天,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文化人时不时还要议论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但很少有人提“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了。倒是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说比较受重视。其实“综合创新”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一个方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只是说在创造新文化时需要利用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而未说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它之所以可以被广泛接受,正在于它没有提出“方向性”这样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在现代,无论中体西用论者、西体中用论者、新儒家、西化论者,都赞成利用古今中外的文化来创造新文化,也就是都主张“综合创新”,但是对于如何利用和多大程度上利用中西文化的资源,他们就有分歧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此时此地的需要”和对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现在仍以“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作为中国新世纪文化建设的方向为好,因为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推动人类进步的四大思潮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为中外历史学家所认同,我们的新文化当然也不能偏离这四大主义,“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正与这四大思潮吻合(“民主的”与“自由主义”相通,“大众的”与“社会主义”相通),只是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它们的含义作出新的阐发。

摘自：《新华文摘》2003年12期

作者：房德邻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篇2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后现代文化”在世界范围类广泛传播, 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已完成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的观念转变。意大利美声唱法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它体现出“现代主义一体化“的审美价值观念, “通”“实“圆”“亮”“纯”“松”“活”“柔”统一的声音标准已成为各国声乐工作者努力追寻的标准。而后现代的声乐文化, 笔者认为更应当更体现出“多元化, 多样性”的艺术, 体现出“包容性”的音乐理念。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正是在结合西方声乐艺术的同时, 体现出了中国本民族声乐的“后现代性”。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已成为东方文化的一块美丽的奇葩, 绽放在世界多元化音乐的舞台之中……从宋祖英维也纳音乐会开始, 中国的民族声乐歌唱家频频走出亚洲, 打开国门, 让西方人领略到中国民族声乐的魅力, 从而发出赞叹, 深深为中国民族声乐所打动。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更是伴随着“后现代”已从整体性、统一、性的时期步入彻底的“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阶段。下面从声乐演唱、创作、欣赏方面加以浅析。

(一) 民族声乐演唱、教学与创作风格的多元化

声乐艺术作为人声演唱的带有语言的音乐, 界定来了它语言音乐化和音乐语义化的构成与主体表现方式质的规定性。其创作的多元性是表现对象再现的显著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已从戏曲, 曲艺、说唱等传统唱法的单一唱法的基础上发展为全新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艺术。在西洋美声唱一统天下的绝对审美价值观念之下, 在经历“土洋之争”之后, 中国民族声乐吸取了欧洲西洋唱法之精华, 按照本民族审美原则与习惯, 以本民族语言为基础, 以行韵味为特色, 将声、情、字、腔、综合地融为一体, 并伴有形体表演的一种演唱方法。“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 统一性的时代, 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创作的多样化直接带来演唱的多元化, 中国民族声乐的“后现代时期”, 从20世纪50年代以郭兰英、王昆、胡松华老一辈声乐演唱艺术家与教育家的演唱“真声为主, 个性化”突出具有浓郁的传统民族色彩, 作品以建国后农民翻身做主人, 新民主主义的大时代背景的社会主题如《咱们工人有力量》《翻身农奴把歌唱》等作品发展到80年代以彭丽媛、阎维文、宋祖英为代表的青年歌唱家,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借鉴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成功经验, 形成了更为先进科学的民族唱法。作品以讴歌时代主旋律, 开发西部, 作品如《好日子》《春天的故事》《西部放歌》, 以及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百姓现实主义路线的情感创作如《母亲》《为了谁》等等, 无不展示了当代民族声乐空前的演唱、创作繁荣的多元性。在教育领域, 现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林教授在民族声乐教育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楷模, 他提出混声唱法运用于民族声乐教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80年代以来, 金铁霖教授确立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方向, 提出了声乐艺术要体现“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的现代声乐美学标准, 并指出了培养声乐人才要以”“声”“情”“字”“味”“表”“养”“象”七字标准为培养目标。金老师提出了”科学性“唱法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作为人, 它的发声器官是一样的, 掌握了科学的唱法可以体现不同的个性, 包括美声、民族、通俗也包括戏曲、曲艺和各地的原生态民歌。借鉴的目的不是改变自己, 而是发展自己。要在世界声乐之林站住脚, 被外国人承认, 被中国人承认。”金铁霖教授用自己特有的多维度视角不断的探索声乐艺术研究领域, 为学生的声乐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用更新的音乐视角阐释了他对声乐美学, 声乐教学、声乐本体研究的价值观。近年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协会的成立”“高等艺术院校民族声乐大赛”等等更是推动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二) 声乐欣赏习惯与审美感知方式的多元化

声乐欣赏活动是人类听觉审美的需要, 这一需要的产生, 经历了人类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过程, 经历了由感官的生物学自然属性, 发展为具有社会学文化属性的不同文化存在, 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音乐审美趣味的扩展, 不仅会极大地丰富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 而且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影响着人的世界观和道德风貌。音乐欣赏的美学原则则要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作品文本与欣赏主体的统一, 从而获得基本的审美体验。后现代的来临, 民族声乐的审美形式也开始让位于多元共存模式。时代在发展、在前进, 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生活节奏都在发生变化, 美的追求和欣赏习惯都给民族声乐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通”“原生态”等新的演唱带了的新的声乐欣赏与审美的多样性, 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理念。让我想到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原生态歌手阿宝, 青歌赛走出来的索朗旺姆, 都以最原始的民间声乐唱法将人们带回到一个没有被雕琢的最原始的声音状态的境界中。原生态, 它是民族声乐的根, 是源泉, 是基础。民族声乐和原生态并不隔离, 它们是一条线。近年来歌坛崛起的新秀即刚刚座客南师大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歌唱家谭晶, 笔者曾亲临现场聆听她的演唱, 领略了她熟练地跨界美声、民族、通俗的演唱为一体“多元化唱法“, 符合了当代人民的对民族声乐演唱的

浅析斯克里亚宾

《第三钢琴奏鸣曲》素材及性格特征

余婷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艺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00)

《第三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98年, 也是斯克里亚宾以演奏金奖毕业后留校任教钢琴的那一年。细细分析他的创作思路以及他在作品中如何体现自己非凡的钢琴造诣, 是指明我们日后演奏之路必不可少的步骤。这首奏鸣曲共有四个乐章, 要较好地掌握演奏本身, 首先要完全地、透彻地了解作品各部分的内容, 以及各部分所表达的含义, 再加之演奏者的技巧及演绎, 才能表现出作品的精髓。

主部是奏鸣曲式的基本形象, 也常常是音乐家们倾注最多心血的部分, 从莫扎特开始作曲家对主部创作的重视与垂青就体现无疑。贝多芬则将主部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 内容相当充实, 不过往往都是单一性格的。而肖邦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奏鸣曲式, 他对奏鸣曲式中的每个部分都曾有过尝试, 主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斯克里亚宾的这部奏鸣曲呈示部共54小节, 虽还不及肖邦#c小调谐谑曲主部的一半, 但在24小节短小的篇幅里, 斯克里亚宾展示了自己的特别构思。作品的主部是由弱起开始的, 并且是以#f小调Ⅳ级的八度音程开始。主题的旋律动荡不定而富于戏剧性, 它的材料个性并不统一, 主部主题内部本身就存在着对比因素, 主题前半句级进上行, 以八度为主, 和声式进行, 深沉而有动力, 后半句呈下行趋势, 并出现了旋律线条, 旋律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婉约的诗人气质, 颇有肖邦的风范。

主部整体以乐段的形式出现, 但不像简单曲式中的乐段那样稳定, 也许是斯克里亚宾希望更加突出地表现奏鸣曲式这一戏剧性结构, 他先是在主部主题中就埋下对比性的因素, 显示出音乐形象要求积极发展的动力, 接着, 又将主部乐段的结构编排成不对称的乐句, 第二乐句在第一乐句的基础上有所扩充, 各个乐句用侵入终止一环接一环地贯穿起来, 形成不断发展的趋势。最后, #f小调主和弦上的完全终止示意了主部的结束。

连接部是主部与副部之间的桥梁, 与以往的奏鸣曲式中的连接部不大一样的是这段连接并未完全承担“承上启下”的作用, 它直接省略了对主部的补充, 通过几个音的连接, 直接将旋律引入了如水的温情, 但它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启下”的任务, 不但与副部音乐情绪保持了同一性, 连接部结束时也停留在了副部调性的属音上, 为副部的进入“修桥铺路”。

副部柔和、安详富于抒情性, 与主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调性也按照惯例转入A大调。这一部分的篇幅不大, 并未像肖邦在f小调中那样出现多个主题, 主要由一个简短的乐句发展而成。虽然简洁, 但在作曲家的鬼斧神工下并不逊于主部, 非常精彩, 创作手法上, 作曲家将这一段安排成一段卡农式的轮奏, 副部主题素材在左右手交替出现, 此起彼伏, 体现了作曲家创作技法上的特色。欣赏习惯的需求。选秀节目江西电视台“中国红歌会”, 让广大百姓, 每一个中国人重温起对一批诞生于上个世纪的经典民歌的热爱, 参与群众很广, 范围之大。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的创办, 已成为中国民歌与世界民族音乐接轨的桥梁。春晚舞台, 周杰伦与宋祖英“英伦配’, 欧美古典乐坛莎拉布来曼在流行与古典成功跨界的演唱等等都展现了当代声乐发展的开放行、多义性。哲学家威尔什认为:“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们的意识, 它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 公式、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 主张变革和创新, 强调开方性和多元性, 承认并容忍差异。”

“只有民族性, 才是世界的。”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对我

结束部是呈示部的结尾, 它完成了整个呈示部的发展。这里的结束部共9小节, 篇幅适中, 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奏鸣曲式中结束部既可作为副部的补充终止, 又可将呈示部中各部分的素材结合运用。斯克里亚宾选择了后者, 他将主部主题的素材与连接部中的片段以四部和声的写作手法进行融合, 并为选用副部中的素材, 最后四小节完全运用主部主题前半句的材料, 层层模进, 于#F大调主和弦上结束了呈示部。

展开部是音乐形象矛盾冲突的中心, 通常的, 主部主题一般比较活跃, 适于展开, 副部的性格抒情而富有歌唱性, 结构比较稳定, 展开时动力往往受到限制。因而在展开部中, 主部主题的展开总是比较占优势, 但展开部中展开各部分素材的作品也比比皆是。肖邦的第一、第三奏鸣曲中的展开部就选取了呈示部中的各种素材。第一奏鸣曲展开部展开了主部、副部、结束部, 但却不是全盘展开, 只是汲取了其中的乐句甚至是乐节的材料进行展开, 展开的方式多以素材发展、扩充为主;第三奏鸣曲的情况与肖邦第一奏鸣曲非常相似, 只是在展开副部素材时基本完全引用了副部素材, 只是相较副部而言有些简缩。斯克里亚宾有他自己的构思, 充分运用了主部、连接部、副部中的材料, 但却是用他的方式。

从音乐语汇的角度看, 展开部由三个段落构成:55-74小节为第一阶段, 这部分主要运用了主部与连接部的材料, 55-58小节为整个展开部的导入部分, 其后, 主部素材与连接部素材结合, 以分解、填充、节奏变化、转调等手法幻化出四种短小的句型, 并以对称形态呈现。61小节为第一种句型;63、64小节为第二种句型;67小节为第三种句型, 上行模仿4次;71小节为第四种句型, 下行模仿4次。75-82小节为第二阶段, 由两个乐句构成, 每一乐句前半段是主部的材料, 后半段是副部的材料, 这一乐段也是对称的。83-94小节为第三阶段, 这一部分主要运用了连接部的素材与副部主题, 作曲家将连接部的主要素材节奏拉宽, 副部主题音型节奏大致不变置于内声部, 两者结合在一起, 4小节一乐句, 副部主题模进了5次。

再现部首先完全再现了主部主题的第一乐句, 接着下移小三度完全再现了连接部, 基本完全再现副部, 但在副部再现即将结束时, 于第121小节开始出现了新的发展。第一乐章的尾声较为短小, 与呈示部中结束部的结尾一样, 以主部主题动力性音型收尾。

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8

[2]钱仁康钱亦平.音乐作品分析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5

们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是适用的, 作为一名中国的声乐学习者, 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 学习和借鉴国外好的歌唱方法和艺术手段, 使我们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加多元化地屹立在当今世界的声乐之林中。

参考文献

[1]《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管建华著.2006年4月第一版

[2]《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金铁霖著.2008年4月第一版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篇3

关键词：孔子学院；文化软实力；文化传播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地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学院应运而生。

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强盛常可以通过文化的兴盛反映出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如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应该引起当代中国青年的思考。因此，从孔子学院兴办的角度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孔子学院发展的基本现状

孔子学院（ 英文：Confucius Institute ），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主要职能有：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1]

孔子学院采取中外合作的办学模式。所有孔子学院的申办都由外方提出申请，在中外双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孔子学院办学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中国的高校和国外的高校，采取民间合作的形式，民办官助；国外的社团和我国的高校合作；国外的企业和我国的高校合作；国外政府与我国地方政府和高校合作。而其中的重点还是中国的高校和国外的高校的合作。孔子学院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截至2015年12月1日，全球134个国家（地区）建立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设在125国（地区）共500所，其中，亚洲32国（地区）110所，非洲32国46所，欧洲40国169所，美洲18国157所，大洋洲3国18所。

虽然发展态势良好，但是它也在发展中走过一些曲折之路。2014年9月25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宣布停止与孔子学院合作。2014年10月1日，賓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将于2014年年底终止与中国孔子学院已达5年的合作，不再续约。2015年6月3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关闭。

二、孔子学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欧美话语霸权的环境下，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不仅面临着以孔子学院为首的文化交流项目自身发展的困难，而且将遭遇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

（一）快速和无序的发展

从2004到2015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11年间建立了1500所，覆盖了六大洲，这已然超过了歌德学院60年以来的建院数。英国文化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马丁曾说，“孔子学院模式”仅用短短几年时间，走完了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语言推广机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堪称世界奇迹。

然而，如此快速的发展速度使得孔子学院总部在没有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的情况下难以保障其质量的同步提升，也难以实现孔子学院的有序建设。由于缺少相应的规则和法律规范，在具体操作中，海外孔子学院双方的责任和权利的界定比较困难；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双方容易产生分歧，不利于合作办学。[2]

（二）缺乏专业、稳定、持续的师资队伍

年轻的孔子学院相比于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办学起步晚，欠缺经验。在师资、教材方面都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

歌德学院中国总院前院长阿克曼说，歌德学院之所以成功就是在一开始就重视建立职业化队伍，现有专职人员3000人；英国文化委员会7000多人；法语联盟2万人。可是，每一年，孔子学院总部都要外派中方院长、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非专职人员近万人，至今仍在“抓壮丁”。现状是，中国派来的老师通常只待两年，刚刚适应环境就需回国，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持续性发展和其质量提升。

目前，在我们的对外交流中，我们较多地考虑“让外国人看到我们”而很少考虑外国人能看懂什么、喜欢看什么。尽管有些对外汉语教材适合当地需要，但仍有部分的教材是直接根据英语版本的翻译编写的，在实际教学中无法满足这些语言国家的教学习惯和接受习惯。所以我们可能无法将教材本土化与介绍中国文化很好地融合。以斯洛伐克的汉语教材为例，汉语对于“段”时间的表达和对于“点”时间的表达与斯洛伐克学生的表达习惯不同。如：“一小时”和“一点钟”，翻译成斯洛伐克语是同一个词。 [3]

（三）负面舆论的排挤

在孔子学院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软实力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于2005年12月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的文章，文章强调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了美国利益。还有人曾撰文大胆预言，中文将在十年内取代英文，成为互联网上的最主要用语。原文作者虽无捧杀之意，但契合了西方国家的夸大中国影响力以强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传播需求。

继美国芝加哥大学于2014年9月25日宣布停止与孔子学院合作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于2014年10月1日宣布，将于当年年底终止与中国孔子学院已达5年的合作。2014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曾呼吁美国近百所大学取消与孔子学院的合作或进行重新谈判。他们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是宣传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有违学术自由。事实上，孔子学院主要功能是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类似机构有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机构带有官方色彩，并不一定会导致它与传播意识形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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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孔子学院发展的建议以及对传播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先驱机构，孔子学院得以稳定健康发展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与分析，针对以上三大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个看法：

（一）质量化和有序化

孔子学院已进入了内涵式发展阶段，其竞争力体现在质量上而非数量上。孔子学院总部应放缓速度，适当提高开办孔子学院的办学门槛，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及时清理办学资质不够的国内外机构。

每所孔子学院都应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汉诺威孔院前院长胡春春将全球孔院大致分为四种类型：文化传播型、语言教学型、注重高层对话的学术讨论型以及以商务、中医等为主题的特色型。例如：柏林自由大学孔院偏向“语言教学型”，不仅提供不同等级的中文课程，也为中文教师进修提供培训；汉诺威孔院侧重文化传播，倾向于用德国语言介绍中国文化，通过举办中德教育研讨会、文学鉴赏、来华夏令营等活动帮助德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新开办的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以中医为特色。

国家汉办应对孔子学院的发展有一个全局的规划，制定合理的海外布局，有序建设，最终树立品牌效应。

（二）师资队伍专业化、稳定化、持续化

延长外派教师在海外的外派时间，既能给予教师充分的时间了解当地学生的需求和爱好，也利于组成稳定的教学团队。提高外派教师的薪金和待遇，鼓励对外汉语专业等专业的毕业生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参加外派活动，从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实现师资队伍的专业化、稳定化、持续化。

孔子学院总部应培养专业人员负责编写不同地区的对外汉语教材，做到教材的专业化，实用化，适应当地学生的需要；对于不同年龄的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课程。通过外派教师和本土教师相结合的模式，做到介绍国学和教学本土化的有机统一。[4]同时， 汉办可采用反映中国现实的外文轻松读物，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实现文化交流形式的多样化，从而让汉语教学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质量也能更上一個台阶。

（三）去政治化

汉朝和唐朝时期，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包括儒家、道家思想以及各种工艺技术等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鉴真东渡日本、日本遣唐使等途径传入东亚和西亚。宋朝和明朝时期，大批西方的旅行者、商人和传教士到访中国，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到欧洲； 郑和七下西洋，再次把中国的丝绸、陶瓷、钱币、制度、艺术等带到世界各地。[5]虽然古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是当时的开放文化交流氛围值得借鉴。我们不仅应当积极推动孔子学院在海外发展，而且应当欢迎其他国家在我国设立文化交流机构，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促进文化的平等交流和世界文化的繁荣。

国家汉办的官方背景和多国政要的相继问津是西方国家关注孔子学院是否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发展孔子学院的过程中，要逐渐淡化孔子学院的政治色彩，注意发展的方式与节奏，平和地进行文化传播，避免产生把文化强加于人的误解，做到适度宣传，化解非议。[6]我们应敞开对外文化友好交流的大门，以事实回击某些媒体的负面舆论。不仅要向孔子学院的学生讲述国学，而且要向他们介绍现代中国，扩展他们对于现代中国的认识，消除他们对于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与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传播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过于重视文化交流项目的数量而非质量；相关人员的不专业以及招致过多的负面舆论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适当放缓进行文化交流项目的步伐，注意发展的节奏；注重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的新型人才的培养，组织一批专业化的队伍；适度宣传，适当地淡化文化交流项目的官方色彩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积极应对的措施，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最终定会独树一帜，走出一条辉煌之路。

参考文献

[1]国家汉办官网：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 htm.2016.8.9

[2]唐淑宏.《孔子学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王媛媛.《海外的孔子学院的教材编写现状分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4]张德瑞.《对孔子学院国际传播战略的思考》.[J].《中国战略》.2016年2月

[5]曹凤霞、李碧权.《从孔子学院看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现状及反思》.[J].《长春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6]王瑜贺.《从孔子学院看中国软实力》.[J].《理论观察》.2014年第9期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篇4

一、《 小苹果》走红解析

年 5 月，由“ 筷子兄弟”创作的《 小苹果》 一经发布，就迅速占据国内各大音乐网站榜首，点击率居高不下。 在2014 年全美音乐大奖( AMA) 上，《 小苹果》 更一举斩获了“ 年度国际最佳流行音乐奖”，《 小苹果》 也因此迅速增加了国际影响力。 不可否认，《 小苹果》的国内外走红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其歌词简单，情节搞笑，表演夸张，与中国的众多广场舞“ 神曲 ”一样 ，不符合主流音乐的审美和评判标准 ，恐怕连创作者都未预见之后的走红程度。 然而，结合当下的社会情形和其创作背景，《 小苹果》的走红也是必然。 首先，旋律简单，歌词易记，舞蹈简单易学，这些特点恰好具备当下走红“ 神曲”的要求。其次，MV 画面搞笑，色彩艳丽也迎合了下当下年轻人的“ 吐槽”心理。

年 ，“ 鸟叔 ”的《 江南 Style》 横 空出世 ，欢快的韵律 、搞笑的骑马舞，这样一部 MV 短时间内病毒式地走红世界。凭借Twitter 等社交网络平台的和宣传，《 江南 Style》 的点击率在三个月内就飙升到 2.5 亿次，成为世界上在线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 虽然两首“ 神曲”有众多相似之处，但《 小苹果》尚未达到《 江南 Style》的影响力，也未达到世界风靡地步，然而进一步研究不难发现，《 小苹果》 的创作和走红符合了文化产品国际化的潮流。其 mv 的编舞李朱善，也正是《 江南 style》“ 骑马舞”的编舞，而韩国歌手裴涩琪则在MV 中客串伊甸园里的蛇这一角色 ，可以说《 小苹果》 的在创作之初就瞄准了国际化的定位，《 小苹果》 的走红，是我国文化产品向国外输出的重要代表。

二、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分析

( 一)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逐渐吸收了世界上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也同时显现出其文化的扩张性特点。 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无法撼动的头号文化强国，在音乐、影视、图书报刊业等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着巨大的市场份额。

1.坚持自由竞争原则

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秉承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竞争原则，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过多地干预，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为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 在美国，文化产业占 GDP 的比重逐年提升，并早已超过计算机、电子产品、汽车等制造业的比重，品牌化、科技化、规模化等特点日趋明显，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坚持国际化扩张的道路

美国不仅是政治、经济大国，文化也越来越显现出较强的扩张性特征。近年，美国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市场上常取得票房与口碑上获得双赢局面，除了电影的创意新颖、逻辑缜密、技术精湛外，各个导演将美国普世价值观念、自由平等、英雄主义情怀等“ 美国梦”元素融入电影中，并通过好莱坞电影将“ 美国梦”进一步在全世界传播和放大。 而美国文化不仅仅体现在电影院的视觉冲击，更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如各国民众已经对随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文化标志习以为常。

( 二) 英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英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较为丰富，文化产业是英国的战略经济产业之一，并已经成为英国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音乐产业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发展速度及经济收益早已超过传统的钢铁等行业。 英国的文化产业一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文化产业的平均发展速度是英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年均产值已超过 600 亿美元。

1“. 一臂间隔”的文化扶持制度

英国政府对文化的管理遵循着“ 一臂间隔”的原则，政府减少直接监管，而在政府和文化企业之间建立非政府的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建议，并负责政府文化资金和文化项目的分配，同时也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在此管理模式下，政府减少了对文化的直接干涉，给予英国的文化机构和创作团体较大的文化自由权利。 这种政府“ 关心但不干预”原则既保证了文化创作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2.注重培育“ 文化名片”

英国注重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英国政府充分发掘文化的商业性，将文化与旅游资源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本土的“ 文化名片”。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王室文化的旅游价值不断提高。 曾经对民众保持神秘的王室领地逐渐对公众开放，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游客。 而王室的重要活动也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如英国威廉王子大婚，这场婚礼的直播吸引了全球 20 亿观众，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成为促使英国经济复苏的重要的力量。 而尼斯湖水怪、莎士比亚、披头士等“ 文化名片”每年也都为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

三、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国际化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的竞争不再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扩展到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近年来，我国持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如美剧、英剧、韩剧的风靡，日本动漫和游戏市场份额的.不断增加等。 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也显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弊端，如无核心竞争力品牌，无高科技的文化产品等。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转变文化产业发展理念，成为提升我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 一) 增加政府的资金投入

从日本和韩国促进文化发展的模式看，政府的资金投入不仅推动和保障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对文化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 我国和日、韩两国地理位置相邻，文化中也存在较多相似的部分，吸收和借鉴邻国的优秀经验，增加政府对文化的资金投入，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 要持续增加政府对文化的资金支持，充分满足文化发展的资金需求，促使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 同时，要加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合作，拓展资金来源，在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 二) 积极引导居民的文化消费观念

我国文化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但我国现阶段的文化产业发展依旧迟缓。 一方面，我国以农业经济发展起来的文化观念较为保守，更加注重思想教化和艺术修养，尚未重视文化的娱乐性和经济性;另一方面，文化的作用依旧停留在宣传教育功能上，尚未意识到文化发展对经济的巨大带动作用。 因此，要加大对文化经济性和娱乐性的宣传，积极引导居民文化消费观念的转变，增加居民日常生活中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提高居民的文化修养。

( 三) 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从春节习俗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篇5

鸦鸿桥镇河西小学 臧艳丽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吃过腊八粥，家家开始忙年，做新衣、办年货。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买东西；二十八，把猪杀；二十九，打黄酒；三十，吃扁食……人们有意无意的，都在盼着新年的到来。

现代，我国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其实，年和春节的起源是不同的，古代庆祝年和春节的习俗方式也是不同的。“年”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历法。我国在四千多年以前，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开始使用“农历”。夏代历法把一年称为“一岁”或“一载”，商代则称“一祀”（因商代重视每年一次的祭祀天地活动），年的称谓是周代开始的。《尔雅》中有“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的注解。“年”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禾，下面是扛负的人，意思是收割禾谷的时候。由于中原地区谷禾都是一年一熟，周代的人们便把谷物成熟的一个周期称为“一年”，所以“年”便被引申为岁了。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传统历法多把一年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把正月的第一天称为“正日”、“元旦”，在这一天开展庆祝活动，并被国家确定为节日。但最早把正月初一叫做“年”的，是西周。秦朝历法一年的开始被确定在十月，汉高祖刘邦十月攻破秦都后，没有更改历法。汉武帝时，司马迁创造的《太初历》确定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新年。中国人自古便重视“开始”，作为一年之始，正月初一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人们不免要采取各种方式庆祝、纪念一番，此后，庆祝农历年的习俗就不断累加、一直流传了下来。

“春节”又另有一番来历。虽然民间对春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但实际上，从夏商时代到南北朝，民间虽有过年的风俗，但那时的“新年”并不叫“春节”。当时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朝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对于一个具有深厚农耕传统的国家来说，春天的风调雨顺自然是极为重要和喜庆的事情，因此，每逢开春时节，国家和百姓都要进行一系列祭祀和庆祝活动，以祈好年景、好收成，立春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节日。真正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的，是辛亥革命后的国民革命政府。为“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总统府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使用公历（格利高里历），这样就把格里历（公历）新年称为“元旦”，而把传统的元旦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了。从那以后，国人把古代过年的各种习俗和过春节的各种习俗揉合在了一起，祭祀天地先祖、除夕守岁、吃饺子、穿新衣、贴春联、闹花灯、赛龙舟、扭秧歌……节日喜庆气氛要持续整整一个月，形成了现代丰富多彩的春节“过年”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中国人的一些传统文化在过春节的各种节日习俗中也有体 现。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根本的文明古国，几乎所有的民间习俗和传统节日都体现了农业文明的显著特点。从远古时的过年祭拜神灵以祈丰收，到后来的庆年、祭祖、祈福、拜年等几百上千种传统习俗，都深刻蕴含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就拿新年习俗来讲，春节到，家家扫房舍，装点居室（如：贴窗花、贴对联、贴福字等）、张灯结彩（如：挂红灯笼等），鸣放鞭炮，盼的是协调阴阳、去旧布新、驱邪祛病；户户焚香供奉，祈天祀地，拜神祭祖，求的是大吉大利、天神佑护、风调雨顺、家族兴旺；人人穿红披彩，互相拜访，赠物达礼，口口相贺，祝亲友健康富贵、吉祥如意、开心快乐。虽然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千年的世代承袭，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沉淀到我们中国各民族的血液中去了，每到节日来临，我们还会感应祖先的文化基因，不自觉地为那些传统习俗而奔忙、而团聚、而快乐。春节是亲人团聚的节日，离家远游的儿女不远千里也要回到父母家里。过年的前夜叫团圆夜，家人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就是“合”，饺与“交”谐音，取的是相聚之意，象征合家团聚。我们中国人是最重家庭观念的，把家人团圆欢聚看成是最重要、最欢乐的事情。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篇6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培育“四有”公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分析其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来看清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种挑战，以便更好地应对。

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

（一）校园文化建设取得的进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对高素质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国家对高校投入力度不断地加大。校园文化建设不仅体现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上，不断发挥其陶冶师生情操，塑造美好心灵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的丰硕成果。

制度上：由于对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有了更自觉的认识，高校校园学生文化工作呈现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趋势。许多高校已把校园文化建设纳入学校日常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为校园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保证。物质上：高校中教学大楼，图书馆，操场，体育馆等硬件设施不断完善，为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佳的条件。

（二）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文化活动中的问题：看似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娱乐活动”占得比重多，学术类思想性活动比例较少，这些偏向娱乐性的活动并不能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以师大为例，仅12月就有三次以上的联谊交友活动海报挂出，涉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偏少。很多活动组织进行时存在无序混乱等问题，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宣传文化或教化的作用，这是文化建设中应努力避免的。组织的文化活动采取的形式也较为固定，缺少创意，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涉及学生思想建设的活动举办的频率比较低，看起来像是完成上级任务，并未认真加强。

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仍存在一定问题。学生中仍存在不爱惜公共财物，不遵守基本道德公约的现象。以师大为例，尽管洗手间都贴有“来也匆匆，去也冲冲”的标语，不遵守的人仍大量存在，自习室图书馆研究间更是常见乱丢弃的垃圾，这证明了知识能力和道德水平没有必然联系，高校的文化建设不应该侧重于文化活动的举办，而应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文化”不是在别人能看到时做到彬彬有礼，而是强调在没有监督时也能自觉地做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高校中科学文化建设已十分重视，而思想道德建设更不能忽视。

此外，高校学生中“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仍存在，采用网络等新形式传播的“迷信主义”也有抬头的趋势，这些都是文化建设中需要警惕的。

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从上述现状可看出，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从其存在的问题可看出未来仍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一）多元价值观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挑战

高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识记表层，随着市场经济、科技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新事物的不断出现正不断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重塑着一些基本观念。从一个语言学专业学生的角度，近年来很多新词新语的出现能生动及时地反映人们思想状态的变化。高校学生中普遍使用的很多新词新语很多有低俗化的趋势，如“屌丝”“穷挫丑”“土肥圆”“穷癌”“懒癌晚期”等，有些词本是用来调侃搏大家一笑，而过于广泛使用以致很多人用这些词自称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这些词语背后代表的一种草根的无奈和自嘲。随着微博的流行，很多微博段子手显得十分机智有才，往往能在社会热门事件发生后迅速编出应时的段子针砭时事，这固然有好处，而有些段子讽刺的现象后究竟是在“针砭时弊”还是只是无奈地应和。

柯震东吸毒事件曝出之后，多少人在其微博下留言“没关系我们还支持你”，网友调侃同样是吸毒，李代沫吸毒后其微博下大多是骂他“骗子人渣”的评论，于是感叹道，“这果然是个看脸的世界！”很多大学女生竟调侃称要去北京监狱外排队见柯震东，调侃归调侃，如果这样的言论多了，该给主流价值观造成怎样的冲击？

词汇语言最能及时生动地反映人们思想状态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接受各种资讯的来源也更加多样化，各种信息通过多种媒介迅速传播，且夹杂着他人的评论和看法，当所有人都在大声说话时很难听到自己内心思考的声音。人心越是浮躁，高校学生就越应该保证头脑清醒，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不同的信息观点采取辩证批判的态度。一些貌似机智实则心术不正，甚至助长歪风邪念的段子或话语背后体现的是人们信仰缺失，价值观受到冲击。

多元价值观对“集体主义”也造成了一定的挑战。在高校中同学间“互助团结，共同进步”的优良传统不常见了，继10年前的朱令事件后，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再次让我们寒心。前阵子上海某法院二审仍维持对被告林森浩的死刑判决，其以“愚人节开玩笑为由”的投毒行为引人深思，多元的价值观可能导致学生在生活中面临的诱惑变多，部分学生为求异于他人更是会做出一些违背主流价值观的事。

（二）网络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挑战

网络是高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但是由于其作为大众传播载体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对我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网络文化的内容良莠不齐，当其成为高校学生接收、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很多网页广告包含大量三俗内容，这对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的思想造成了侵蚀。

网络的发展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渗入的方式更隐蔽更多样。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在思想领域展开攻势，企图通过网络这种虚拟传播手段向我国主流社会进行渗透，强烈冲击着学生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标准。通过网络看剧或玩游戏是高校学生课余放松的主要消遣活动。部分美剧、韩剧中体现的不健康的价值观易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侵蚀，世界观、价值观被扭曲，因此广电总局已明文推迟引进部分美剧，韩剧。事实上，应对此种挑战最好的方法应是我国的文化产品生产者努力制造优秀的文化产品，公平地与外来文化产品进行竞争。真正优秀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外来作品还是值得推广的。

（三）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挑战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往往造成消极、落后的国民习性，即所谓的“劣根性”，一些沉淀在人们心中的陈旧的思想观念不断地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林语堂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在《吾国与吾民》中就系统分析过国人性格中圆熟、忍耐、冷漠、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等特性，单看“冷漠”这一特性，今天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仍是需要加强克服的。很多学生仍是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并不热心公益。中国社会在古代长期处于的“人治”社会，中国百姓的自由没有法律保障，导致人们不敢发表政治言论，“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态度最为稳妥安全”。而在有了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的今天，国民性格中“冷漠”的因子就减少了吗？联想到近年来发生的“摔倒老人没人敢扶”及其他不断挑战我们道德底线的事件，高校文化建设中更是应该加强此类“顽疾”的应对。

传统文化中的“迷信”的因子也在以其他形式出现。如社交平台上常见的“锦鲤大王”转发可佑全家的转发，还有一些星座运势等，对待这些应仅将其看作娱乐。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篇7

文化误读是指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由于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 在衡量中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而引起双方在认识和理解上出现了某些偏差, 并导致了双方彼此之间没有正确的去认识对方。文化误读包括很多方面, 譬如有对语言文字的误读, 对某些政策的误读, 对礼仪风俗的误读等等。文化误读因为理解上的偏差, 很容易让彼此双方之间发生误会, 因此, 尽量能站在别人的价值观来看待某一个问题是减少文化误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2 文化误读的情况

中国人经常对西方的很多东西理解有偏差,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对别的国家不了解, 当然不仅是我们中国这样,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也有些偏差。

2.1 关于人性的误读

首先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性情况的误读, 试看下面几个例子。密迪乐在他的《杂录》中就写道:“尽管中国的圣哲们有许多教导人们真挚、诚实的好原则, 但是, 很少有人强调严格遵守真理。中国人不以撒谎为耻, 反以为荣。甚至孔夫子都相信, 小孩撒谎只要对父母有利, 就值得肯定。”密迪乐还写到:“尽管在中国不乏讲实话, 守诺言的人, 但是, 一般说, 他们还是被人们看成是臭名昭著的撒谎家。”约翰·汤姆森在《马六甲海峡, 中南半岛和中国》里写到:“据说, 由于中国人不讲真话, 在基督教国家的人们心目中, 他们的品质更让人瞧不起。”以上3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西方人和中国在说谎这个价值观上的偏差。出现这种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说谎”这个词的理解, 在西方人眼中, 只要是没有按照原意表达就是说谎, 而中国人理解为, 是否说谎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该说谎的时候就得说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善意的谎言。之所以双方会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造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 只要是适当说谎的人给别人的印象都不错, 反而是那些所谓的讲真话的人却得不到别人好的评价。随着这种情况的不断增加, 中国人慢慢的基本适应了这种情况。但是西方人由于习惯了说大实话, 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即使有时候在需要说谎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说, 哪怕去伤到别人的心灵的时候, 他们始终坚信中国古时候的一句谚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分歧并不只在是否应不应该“说谎”这个问题上。

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还能看到西方人对近代中国人思想理解的偏差。道格拉斯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中提到:“在第一次英中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之后, 西方人相信, 中国人再也不能坚持他们的排外政策, 固守他们的习俗以防止外国的影响。特别是在1840年之后, 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给予那些开始同他们接触的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发展的联络设施、1850年之后日本的迅速发展, 都对中国施加了强烈而又特别的压力。”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西方人完全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中国人的做法, 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去做, 但事实上却让他们失望了, 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特意在和他们找别扭, 完全是中国人的思想和西方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的思想属于封建主义思想, 那时的中国人封建思想已经有两千余年了, 加之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封建主义的统治制下, 因此中国人不会因为和西方人短短的几年接触时间, 就能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西方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人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 显然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到中国人那里显然是行不通的。

2.2 关于制度的误读

西方人在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上面出现难于理解的情形, 不仅如此, 在理解中国的某些制度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误读。试看下面一例, 倪维思在《中国和中国人》里写到:“西方人认为, 中国人在如何充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方面有许多优点。它使得教育及博大精神的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 并培养出一支好的官员队伍。这种制度往往还能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性的考试, 那些比较重要的权力机关也许会被世袭贵族霸占, 低级的政府职位有可能归帝王的宠臣所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只看到了考试的表面现象, 诚然, 用考试来进行选拔人才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西方人没有想到这里面可操控性的东西很多, 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首先, 要想通过考试, 你就得学习, 要想学习, 你就得买书看书, 而穷人们是买不起书的, 既然买不起书, 也就根本谈不上去看书, 不去看书就想考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而所谓的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只是给那些家庭环境相对来说不错的人所设的, 贫困的人只能望而却步;其次, 在考试中也可能有不公正的体现。这是因为在考试中有作弊现象的存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小抄, 打小抄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偷着打小抄;另一个是用钱贿赂监考官, 使其在考试中让监考官徇私舞弊, 但既然有钱贿赂监考官这也说明只有家庭条件不错的人才能这样做;最后, 考试后也可以有操作性。毕竟卷子是人判的, 有许多考生会在卷子中做些记号, 当判卷人发现这些标有记号的卷子后, 并可以暗中做些手脚, 但同样需要的一个前提是还是需要钱把判卷人贿赂好, 这也说明了只有家庭宽裕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 说用考试的方式能选出人才也不能完全说对。必须指出的是, 考试是目前选拔人才的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 虽然它也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可西方人恰恰只看到了这种制度的表面性, 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内在”东西。在西方人看来, 一个制度是不可能有什么漏洞的, 但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也许他们会通过正常的手段去完成这个考试, 可在中国这样的方法似乎行不通, 因为在中国那里, 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去操纵这些东西。因此, 西方人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中国的制度, 而闹出种种笑话, 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结语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之间, 因为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理解不同, 而彼此产生的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基于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 而且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而, 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些观点趋于一致也是不现实的。人们往往情不自禁的把自己的价值观用来去理解别人的价值观, 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也经常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经常发生对对方的行为产生误解。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误读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他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什么是说谎, 什么是考试, 同中国的所谓对说谎的理解和对考试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也就造成了文化误读的情况。因此可以这样说,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 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关于文化误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仅仅是列举了几个例子, 但必须说明的是, 对某一个概念或者对某一件事的认识, 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情况, 西方人经常对中国的事情产生误读的情况;同样的, 中国人也会经常对西方的事情产生误读。

文化误读在生活中可能因为双方的误会, 而导致双方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因素, 但这些都是正常的, 为了尽量避免文化误读这种情况的发生, 双方之间可以多加强交流与合作, 互相认识和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 了解一下对方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可以减弱对文化误读的影响。

参考文献

从汉语教学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篇8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高校的汉语课堂数量也逐年增长。对美国和加拿大四所大学的汉语学习者和非汉语学习者进行了调研，探究学习中文是否可以加深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是否会促使学生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行动，从而探究海外汉语课堂是否真正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国家形象提升起到一定作用。

关键词：海外汉语课堂；中国文化；传播

一、文献综述

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之一，汉语课堂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国内有关海外教学以及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有很多，朱志平、赵宏勃从语言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教什么”）和语言教学实践中最关键的因素（教师）出发，研究新趋势下提高汉语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和途径，认为最重要的途径是培养适合海外需求的汉语师资。刘保华根据自身教学实践经历，结合相关理论，探索海外汉语教学实际需求和国内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问题。过国娇阐述全球“汉语热”浪潮下，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缺乏合格师资的现状，在师资培训理念、培训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国外学者中，James F. Paradise运用统计数据说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助于在文化上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在政治上提升中国软实力，但同时认为孔子学院会成为中国扩大世界影响力的一个途径。

学者的研究多為理论研究、定性分析，实践类、定量分析研究较少。为弥补这样的空缺，本研究通过发放问卷，收集、分析数据，探究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此次调研探究的问题是：学习中文是否可以加深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同时，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这三者是否会促使学生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行动，从而对软实力的提升起到作用。

1.研究对象

笔者于2014年2月至4月走访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和西北大学，调研期间以随机抽样方式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65份，其中汉语学习者的有效问卷80份，非汉语学习者有效问卷85份。

2.研究假设

假设1：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中国文化这三者均与学生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行动存在紧密联系。

假设2：学习中文与了解中国文化有紧密联系。

假设3：学习中文与喜欢中国/中国文化有紧密联系。

3.研究工具

该调研的研究工具主要是调查问卷和访谈。问卷的第一部分是了解受访者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关于是否了解中国，具体问题包括让受访者尽可能多的写下他们知道的中国书籍/故事、历史人物等。第三部分通过两个程度问题测试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喜欢中国/中国文化，第四部分测试受访者是否会就相关中国的事情上采取一些积极行动，比如有没有来过中国，会不会来中国旅游，别人对中国有错误的偏见是否会指正等等。

4.数据收集与处理

为了进行定量分析，笔者将每位受访者给出的答案进行赋值，根据上述问卷设计整合为四部分：“是否学过中文”“是否了解中国”“是否喜欢中国/中国文化”以及“是否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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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部分相互关系

用以上赋值作为样本数据，对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中国文化、采取行动四者进行相关性检验，若存在相关性则证明上图中四个部分两两相关，且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中国文化和采取行动间存在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的问卷答案分析，补充说明学习中文分别与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中国文化存在紧密联系。

三、研究结果

1.针对假设1：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中国文化这三者均与学生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行动存在紧密联系

笔者用SPSS将四组数据进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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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分析显示，显著性Sig值均为0.000，小于0.005，由此表明“是否学过”“了解”“感兴趣，喜欢”“行动”这四个因素之间两两存在相关性，为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中国文化这三者均在数据上与学生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行动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说受访者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和喜欢中国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取行动关注中国、了解中国。故假设1成立。

2.针对假设2：学习中文与了解中国文化有紧密联系

由于上述相关性检验已证明学习中文与了解中国文化紧密相关，以下对这部分的问卷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问卷的1～5题主要是测试参与者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第一到第四题让参与者尽可能多地写下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书籍/故事、历史人物等。第五题用五度标记法让参与者选择自己对中国艺术、哲学的熟悉程度。在被问及旅游景点时，中文学习者平均给出3.19个旅游景点，而非中文学习者只给出了1.43个。由此可见，中文学习者对中国的旅游景点知道的更多。同样，中文学习者给出的书籍/故事数量、城市数量和历史人物数量也远多于非中文学习者。第五题为程度题，考查的是受访者如何评价自己对中国艺术和哲学的熟悉程度。对于中国艺术，6%的非中文学习者认为他们熟悉或非常熟悉，而13%左右的中文学习者这样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只有2.4%的非中文学习者熟悉，而有20%左右的人认为他们熟悉/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相比于没有学过中文的人，有更多的中文学习者认为自己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

因此我们推断，学习中文的人对中国熟悉程度更高，假设成立。

3.针对假设3：学习中文与了喜欢中国/中国文化有紧密联系

同理，相关性检验已经证明学习中文与喜欢中国/中国文化存在紧密联系，为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对该部分的问卷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接近一半学过中文的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而只有10%左右的非中文学习者选择“很感兴趣”这一选项。在学过中文的人当中，只有1.2的人对中国文化没有特殊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但是在没学过中文的人当中，却有20%的人对中国文化没有特殊感觉/不感兴趣。而对于对中国的态度，46.3%学过中文的人表示很喜欢中国，而只有8.2%没学过中文的人表示很喜欢中国。选择“喜欢中国”这一选项的受访者中，学过和没学过中文的人大概各占一半，没学过中文的人略多。两组问卷对比非常明显，即学过中文的人更喜欢中国/中国文化，所以假设3成立。

四、結论及启示

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受访的美国和加拿大学生来说，学习中文与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提高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以及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相比不学习中文的大学生，学习中文的大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喜爱程度更高，采取更多行动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可能性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良好的中文课堂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从而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起到正面作用。所以加强海外汉语课堂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本研究取样的样本数量比较有限，要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仍需要大量样本数据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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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保华.海外汉语教学需求与对外汉语专业建设的对接[C].北京：2010年全国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建设研讨会论文集，2011：201-205.

[3]过国娇.“汉语热”背景下海外中小学汉语师资的现状与对策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1）：61-64.

[4]James， F，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J].Asian Survey， 2009，49（4）：647-669.

基金项目：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孙杭萍，女，1990年10月出生，在读研究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翻译、跨文化交际。

赵倩蓉，女，1992年4月出生，在读研究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翻译、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