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的表现在

政府公信力的表现在（共6篇）

政府公信力的表现在 篇1

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政府失信与社会低信用均衡，从而导致区域经济所需要的社会信用系统难以建立；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促使人们丧失对公共政策的信任；严重影响投资环境。

[关键词] 地方政府 公信力 区域经济 影响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区域经济中的首要任务，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是地方政府行使行政权的出发点和归宿，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搞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是地方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转变观念、提供优质服务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发挥这些作用的最基础保障是其信用和公信力。政府的信用度在国内外都在不断提高，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的地方政府信用失范，公信力下降，已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信用、政府信用与政府公信力

信用，广义上说，就是二元或多元经济主体之间，以某种需要为目的，建立在诚实守信基础上的心理承诺与约期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较为简单地可以理解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所谓政府信用，指的是政府履行其对公众承诺(包括法定的政府职责、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所包含的信用责任等等)的状况，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条件下的责任政府的重要标识。它既包括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期望和信念等，也体现出民众自愿地配合政府行政，减少政府的公共管理成本，以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如民众信赖政府和政府的行政决策、行政计划，行政执行能获得民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民众支持、拥护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及民众之间形成融洽、和谐的关系等。政府公信力体现的是政府的信用能力，它反映了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取决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的丰富程度。这种信用资源既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如公民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公民对政府制度及公共选择过程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程度等等)、物质上的(如政府的财力)，也包括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民心目中的具体形象等等。

二、政府信用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而在所有的社会信用中，政府信用的地位与作用最为重要。

1.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与支柱。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系统是由国家信用、政府信用、政党信用、社会组织信用、企业信用、团体信用、行业协会信用及公民个人信用等构成的。而政府信用是其他信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为政府信用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之中。政府的每一项决策，公务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展示着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系统中，政府信用是最关键和最基本的信用。

2.政府信用是政府职能顺利实现的保障。转变政府职能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其职能能否顺利实现，既需要从人、财、物等有形方面提供保障，也需要从制度、规则、信用等无形方面提供精神支持与动力。如果政府信用存在缺失，政府职能的实现就必然遇到阻碍，政府信用度低，其法令、决策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就必然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现象。失信于民，政府行为就得不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与配合，甚至还会引起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危及到政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3.政府信用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是一种依靠秩序、规则和信用维系其存在与运行的经济。但市场竞争中的信用规则的确立和维系单靠竞争者的自身行为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依赖于政府和政府信用。因为政府要为市场竞争制定“游戏规则”“信用规则”。同时市场“游戏规则”“信用规则”的遵守与履行离不开政府。

三、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表现

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

1.行为信用下降。主要包括由于政府行为(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规范，不负责任而导致的信用危机现象。如一些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直接介入市场交易的具体过程，或者自己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从事经济交易活动，或者随意以政府的名义为某些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提供担保，滥用政府的财政信用，一旦交易失败或经济纠纷引发支付危机便往往以赖账了事。由于现行的自上而下选拔委任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形成了官员只需对上负责的局面，这种制度约束条件，使得一些机会主义官员将对公众负责排斥在自己的信用责任范围之外，为取悦上级官员不惜欺下瞒上，信口开河，出尔反尔，愚弄百姓，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及政府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2.政策信用下降。主要包括公众对公共政策合理性、正当性、科学性、有效性信任程度降低的现象。主要有如下一些突出表现：一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必要的民主性和公开性，一些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制定出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盲目制定出某些脱离实际的公共政策，并造成严重失误之后，拒不兑现其承诺的责任。如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所谓的“逼民致富”，盲目出台政策，强制农民种植某种经济植物，对违反行政命令的农民进行粗暴的处罚，同时又不切实际、不计后果地大开空头支票，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无力支付农民的损失，不得已就以“打白条”的方式，推卸责任；三是一些地方政府规制无度，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形成“一个班子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很大，导致公众无法对政府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地方及自身利益，随意制定同上级政府的政策相抵触的土政策，导致公众因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相互矛盾而逐步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

3.绩效信用下降。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绩效追求的价值取向背离公众利益，以及这种绩效本身的真实性受到公众怀疑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下降。如一些地方以简单的经济增长数字作为官员业绩考核的主要参数，导致一些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绩效，行为取向惟经济指标是从，为了在经济绩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重汲取轻服务，甚至置百姓生活实际于不顾，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使公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为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形象。

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政府信用缺失及公信力下降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以下几方面都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1.政府失信与社会低信用均衡，从而导致区域经济所需要的社会信用系统难以建立。确立稳定、有效的信用秩序是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不断走向繁荣的重要前提。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信用秩序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市场主体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成为可能。政府信用是其他信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严重损害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支撑，加剧了社会秩序的瓦解，它将导致社会陷入一种低信用均衡，即在低信用的社会约束条件下，机会主义者将以不讲信用、坑蒙拐骗作为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那些自身利益受到机会主义行为严重损害的行为主体，在不能指望政府挽回自己的利益损失时，为防止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再度发生，也会纷纷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加入失信者的行列，以行为短期化和不讲信用作为自己的理性选择，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样的地方政府如何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又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所以，这种信用缺失的环境势必会影响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2.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促使人们丧失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与地方政府规制无度，法无常规，导致公共政策发生信用危机有着直接的关联。首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各级地方政府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自身利益，个别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利益型政府，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社会行为主体。为此，一届政府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就可能随意地变更和废止上届政府的政策，并在不顾及下届政府的信用能力的情况下制订具有短期效益的公共政策，形成一届政府朝政策的现象。其次，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的行政理念还停留于单纯管制的层面上，依然满足于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一切围绕着政府转的权威感，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发号施令，强制性地推行自己的行政目标，所以注意力的转变，甚至心血来潮的冲动都可能促使地方政府官员随意变更公共政策。再次，由于地方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权限与程序还没有得到严格界定，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更改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行为选择客观上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的政府只能是“任性”政府而非守信政府，权力政府而非责任政府，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3.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切实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已成为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改善地方投资环境面临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对于投资主体来说，信用秩序的缺失特别是政府信用的短缺，足以将政府许诺的任何政策优惠抵消得干干净净。相反，一个地方形成了良好的信用秩序，树立了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在吸引投资等方面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本优势。据经济日报报道(2032年1月17日)，我国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我国企业经营中的无效成本更是居高不下，如剔除制度性变化和利率调整等因素，我国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14%，而美国企业只有2%-3%。另外，与WTO的规则接轨和落实我国政府的承诺，都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尽快熟悉和适应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政府，切实承担起自己所有行为的全部责任。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存在的信用问题，不仅会使我们丧失入世给区域经济带来的种种机遇，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国际纠纷

政府公信力的表现在 篇2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政府流程再造

引言:2011年10月19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了诚信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要起示范带头作用, 坚持依法行政, 推进政务公开, 提高决策透明度,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不断提升公信力。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群众的公民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关注政府, 关注“公仆”。与此同时,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为人们的这一愿望提供了很好的实现途径。“在当代西方, 一系列的民意调查显示, 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趋势”。我国也不例外。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同样也只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鉴于此, 我国学者对政府公信力弱化这个问题作了不懈的研究与探讨。本文将从政府流程再造这个角度入手, 探讨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

一、政府公信力及其弱化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 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 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在现当代, 政府的作用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公信力低的危害非常大。不仅严重降低了政府的价值, 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声誉和政府的形象, 还严重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尽管政府公信力对于政府的意义重大, 但是, 我国政府公信力近年来仍呈现出连续走低的态势。学者张旭霞就政府公信力问题在网络上进行了跟踪调查, 得到的数据显示:对政府持“信任”态度的约占20%, 持“不信任”态度的约占80%。另由中国《小康》杂志组织的对我国“信用小康”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近几年的政府公信力水平不高。2008年、2009年政府公信力得分分别是61.5分, 62.2分。再者, 唐云峰副教授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问题专门作了调查, 他根据政府公信力的来源将问卷分为地方政府合法性、行政过程中的信用和行政绩效的信用三个部分, 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公信力存在缺失的情况。各级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更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 提高政府公信力, 已是刻不容缓。

从政府公信力的概念可以看出, 影响政府公信力高低的因素主要是政府的行政能力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而最终归结起来, 还是政府的行政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是受政府行政能力影响的。一个公信力高的政府, 必然是一个行政能力强、高绩效的政府, 而传统的行政理念与行政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政府的要求, 因此政府流程再造是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必然选择。

二、政府流程再造及其对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意义

政府流程再造, 是指在引入现代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 以“公众需求”为核心, 对政府部门原有组织机构、服务流程进行全面彻底的重组, 形成政府组织内部决策、执行、监督的有机联动, 以适应政府部门外部环境的变化, 谋求组织绩效的提高, 使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获取更高的社会认可与满意。政府流程再造不是简单的操作程序改造问题, 它涉及行政理念的更新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 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政府流程再造的含义, 我们可以得出:政府流程再造以公众需求为核心, 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样必将带来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好评, 政府公信力会随之提升;政府流程再造的目的是谋求组织的高绩效, 以使公共产品和服务更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满意, 以高绩效组织、高社会认可度与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流程再造必然会带动政府公信力的大幅提高。

以成都市工商部门的流程再造为例。它改变了原来的串联式的登记注册程序, 变为并联式的。先由工商部门受理, 再由工商部门抄告给其他部门办理相关的前置行政审批, 最后再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实践证明, 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再造, 为群众节省了很多时间, 避免了群众多次往返于各政府部门, 同时, 也提高了各部门的办事效率, 因此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据调查显示, 成都市实现政府流程再造的部门公众满意度显著提高, 其中82.5%的公众认为部门工作作风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有很大的转变, 71.5%的公众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平服务较好, 87.3%的公众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程度较高。

党的十七大指出, “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 “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政府流程再造不单单是操作流程的重新组合, 更是行政理念的创新。用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行政理念指导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必然会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爱与拥戴。

三、做好政府流程再造的建议

政府流程再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环节的疏漏都有可能导致再造的失败。在笔者看来, 在进行政府流程再造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 组建一支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流程再造团队。这支队伍的成员必须对本级政府或本部门有着很深刻的了解, 并且需要很强的责任心, 同时需要引进学术界的流程再造的新理论, 不断创新流程再造的新方法,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者, 做好指导与协调工作。

第二, 不管是一级政府的流程再造还是某一部门内的流程再造, 都需要有一个详细周密的计划。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一份详细周密的计划就是对未来再造过程的一个预计, 有了这样一个计划, 即便再造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 都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补救措施。另外, 政府流程再造计划的具体执行, 最好由制定计划的人也就是流程再造团队来操作, 因为他们最清楚他们的计划,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流程再造的成功。

第二, 做好流程再造的沟通与宣传工作。美国日裔学者威廉.达内在1981年出版的《Z理论》指出, 坦诚布公地沟通是获得管理绩效的最佳方式。任何组织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 这就需要做好对内对外的沟通与宣传工作。对内需要不断地与工作人员沟通流程再造的计划与愿景, 争取更多的人加入到流程再造的队伍中来, 减少内部阻力。对外需要持续的做好宣传, 努力塑造好流程再造的外部舆论环境, 提高公众对政府流程再造的认可度。

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关系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关系到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 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我国各级政府无法回避的责任。政府流程再造对政府公信力的提高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是新时期我国建设高公信力政府的一个有益选择。

参考文献

[1]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 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 2005 (3) [1]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 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 2005 (3)

[2]张旭霞.试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径[J].行政学研究, 2006 (7) [2]张旭霞.试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径[J].行政学研究, 2006 (7)

[3]信用最差和最好的时代[R].小康, 2009 (8) [3]信用最差和最好的时代[R].小康, 2009 (8)

[4]唐云峰, 宋国庆.基于社会调查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2) [4]唐云峰, 宋国庆.基于社会调查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2)

[5]姜晓萍.政府流程再造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5) [5]姜晓萍.政府流程再造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5)

政府公信力的表现在 篇3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公共服务;信用道德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一、政府公信力的内涵

在西方,公信力(credibility)一直是大众传播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总体上,对公信力这一概念的探求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信源和媒介。前者指传者特性影响信息传播效果,如在霍夫兰模式中,传者品质对传播效果的制约;后者集中于承载信息的渠道研究,如网络媒体与印刷媒体在可信度上的差异。但公信力的定义究竟为何,却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严密而准确的界定。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戴索认为,“公信力是一种信赖,也是一个品牌”[1]。随着现代社会学科之间的广泛渗透,公信力这一概念进入政治领域,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进一步讲,公信力是指因社会公众的信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和支配力,它包括权力与非权力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支配力等,是一种综合实力。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笔者认为,所谓政府公信力,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政府公信力的形成与评价一般包括三个层面:其一,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是形成政府公信力的关键。公信力不仅体现在“红头文件”上,更体现在社情民意中。如果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就必然会失去公信力。其二,公信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政府的公信力不是靠标语、口号宣传出来的,更不是依赖公权的强制力树立起来的,而是靠政府的科学行政理念及其指导下的良好行政行为获得的。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都不可或缺:政府公信力是从政府角度出发,强调政府在这种信任关系中的主动性;而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则是从公民出发,是公民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期待。在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中,政府不可能要求公民的信任,只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值得信任。其三,不同情势下公信力的评价有一定差异。政府公信力既存在于平时,也存在于突发事件的危急关头,但时间地点不同,评价尺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说,时间地点的改变对公信力的评价会产生一定影响。

明确政府公信力的含义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完善领导学的内容。现行领导学著述的学术体系基本上是围绕领导主体展开的,对领导客体则很少涉及。事实上,领导客体对领导主体的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对领导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认真研究领导客体,就割裂了领导主体与领导客体的对应关系。领导者公信力虽然不是对领导客体的直接研究,但离不开对领导客体的分析研究。确立公信力的概念,会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其次,在实践上能够促进领导者完善自我,以便领导活动的顺利开展。领导者懂得公信力这个概念,会促进个人意识的自我完善,以便得到群众的信任,使个人形象得到提升。这种提升,客观上会有助于领导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政府公信力失范分析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为和行政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强势和支配地位,导致偏好行政、随意行政的主观任意性出现,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也随之产生。这些都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我们称之为政府“公信力失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法律受践踏。政府官员代表国家、地方的形象,政府官员的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带头违法,会从根本上冲击社会信任和社会公正的底线。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如果这一手段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信用就无从谈起。虽然当前我国法律制定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规范性不够等不足,但是立法机制比较健全、立法形式较为完备,主要的问题是当前的执法基础相当脆弱,因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后果,政府信用大打折扣,司法公正遭到质疑。

第二,公共政策遭扭曲。其主要表现是:(1)政策决策不规范。科学的决策,必须经过问题的确定、备选方案的提出、科学的论证、广泛的咨询、民主的讨论、方案的选择、行政首长决策的完整决策程序。程序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对专断的限制。通过理性的程序运用,可以前瞻性地排除恣意的决策行为并防止权力的滥用。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决策的随意性比较大,发现问题时不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而是更多地考虑政绩;决定议案时不是经过科学调研,而是凭经验和习惯;出现问题后不勇于承担责任,而是拍拍屁股走人。这些决策不规范行为造成的后果有些是相当严重的。诚如前任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所说:有些决策失误比贪污腐败更可怕。[2](2)政策缺乏连续性。政府政策要有连续性,不能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一届政府一套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3)政策执行有偏差。一是象征性地执行政策。正如荷兰学者布雷塞斯等[3]所言:“‘象征性合作’系指地方政府假装合作,而实际上并未合作。在实际执行中,这种情况包括口头上支持中央政策,或以书面形式表态,但没有按照中央政府的期望做任何事情。”象征性政策执行与“象征性合作”非常类似。二是附加性地执行政策。主要是指政府行为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对原政策附加了政策目标所没有规定的不适当的内容,改变了政策的调整对象、力度、范围和目标,从而导致了政策的变形。三是替换性地执行政策。主要是指某些政府行为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针对那些与自身利益不相符合的政策,制定出看似与上级政策相一致,而实际却违背上级政策原则的执行方案。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无论是哪种,最终导致的结果都是政策实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

第三,政府职能被滥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缺位。这是指有的事情本该由政府管而没有管好,导致政府无法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需求,使公众对政府信任度降低。二是政府行为越位。政府某些机构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在管,导致政府形象严重受损。三是政府行为错位。这是指政府一些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造成政府行为在一些地方表现出很强的人治色彩,结果在利益冲突过程中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

第四,权力异化。其主要表现是:(1)政绩观不科学,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惟GDP是从的倾向,忽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泛滥等严重后果,形成了只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出现各种自然和社会危机。(2)由于自利动机的存在,生活中产生大量的寻租、创租和抽租现象。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交易的筹码,进行权钱交易。(3)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多为本级政府或者上级政府,属于自我评估。在这样的绩效评估体系里,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采取短期行为,重汲取轻服务,对公众关注不够,往往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4]

三、 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对策

没有公信力支撑的公共权力犹如空中楼阁,难以为继。公信力的打造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公信力的丧失却往往在顷刻之间,且一旦丧失是很难弥补的,任何一种对公信力的破坏行为,都需要整个社会支付高额成本。因此,对于政府而言,要始终把提高公信力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来认识,把提高公信力作为对各级干部的基本素质来要求、作为其应有的职业道德来培养。

1.加强政府信用道德建设,培养政府官员的诚信意识

政府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人员的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亚里士多德[5]曾经说过:“一个城邦,一定要参与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能成为善邦。”因此,政府要把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把讲信用作为公共伦理的底线。要使公民做到诚实守信,政府首先要做到诚信。政府信用道德要求强调服务理念、绩效理念、伦理自主性、公共精神、责任意识,要求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处理好权力与权位的关系,在思想、言论、行动、决策上对公众高度负责,忠实履行岗位职责,遵守行政伦理,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和政府信用形象,从而建构道德型政府。要不断加强对政府官员的诚信意识教育。树立诚信意识是现代社会对政府官员的强烈要求,是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6]

2.健全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

法律是现代社会维护正义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构建政府信用的基础。哈耶克认为:“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7]“行政权的行使,应受法律的限制;行政机关的组织及作为,都应该以宪法或法律为依据,不得任意扩张组织,或擅断越权。这就是‘依法行政’。”[8]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规范政府及其行为的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政府的权力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符合法定的职责、权限和行使的步骤、方式、手段;另一方面使政府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时,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意图和大多数人的公平公正观念,做到合情合理、客观适度。

评判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政府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立、队伍管理,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政府只有严格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才能在社会公众中真正树立起威信,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发展。[9]

3.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官员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建立行政问责制,对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构建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基于“权为民所授”。在民主政治下,人民授权政府,政府再授权官员,因此政府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要明确问责事由。当前的问责制仅限于官员发生重大渎职时进行问责,这有失偏颇。问责不仅是指犯了错、违了法要追究,它的范围还应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情况;不仅包括对乱作为的问责,也包括对不作为的问责;不仅包括对渎职官员的惩罚,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其次,科学确定被问责对象。从当前问责制的实行来看,不仅仅是要问责一把手,对相关责任人也要问责。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职位分类制度,明确权、责,将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状况改变过来。再次,扩大问责主体范围,实现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有利于调动各方监督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全方位对政府官员的行为监控。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基本上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完全实现。故需要加强异体问责的建设,通过相关法律程序,明确人大、执政党、司法、民主党派、人民群众、新闻媒介具有问责主体资格,特别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

4.建立行政公开机制,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化

行政公开制度是指政府应当向公民和社会公开其行政行为的一种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与公众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公众的代理人而存在。“只要政治代理人即政府是信息优势者,即拥有一些为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而政治代理人的本性中又包含自私自利的成分,那么,理性的政治代理人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10]因此,构建政府信用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迫切需要建立起行政公开机制。

由于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通讯手段的进步、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政府事实上已经被置于能见度较高的“鱼缸”之中。 “鱼缸效应”的实质在于:在信息传播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已经无法实现与社会的完全隔绝,政府重新回归为整个社会大分工体系中的一个普通组成部分。当政府不能够顺应民众知情权的要求及满足民众对有关政府信息的需求时,大量非政府渠道产生的有关政府的信息会成为民众自我获知政府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必然包含了大量敌视和反对政府的信息。因此,政府对民众信息供给能力的降低,最终会损害政府形象和政府的自身利益。

•10•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建立行政公开机制,增加工作透明度,要求政府做到: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向社会公开;在实现行政公开法制化的基础上,扩大行政公开的范围;行政行为内容、结果以及行政程序必须公开;顺应信息时代要求,推进电子政务;确保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公共权力监督要社会化、公开化。

5.惩治权力腐败,建立廉洁政府

公共权力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当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通过违反法律和其他形式的规定来追求私利时,就形成了权力腐败。权力腐败不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败坏社会道德风气,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伤害。

当前和今后在惩治行政腐败中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反腐败关键要靠制度与机制,制度问题和机制问题是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二,从严治吏,建设一支高素质、廉洁的公务员队伍。特别要强化对公务员行使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第三,改革行政审批制,减少基层政府的“寻租”机会。

6.政府要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为民众特别是贫弱群体提供一套平等的教育、社保、养老、就业等福利保障设施。这也是政府需要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能。为了缓和和化解社会矛盾,政府需要加大对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需求的投资力度,尊重和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各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利。同时,要构建官民互动的制度平台,这就需要归还并赋予民众以宪法意义上的话语权、监督权和结社权,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的动态博弈平衡,对强势的政府公权力构成一种有效的制衡,确保政府公权力朝向服务公共利益而非谋私的方向发展,把公权力的运行边界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这不仅是保障民众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且还是制约政府滥权的需要。这样的体制设置是维护和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官民之间相互宽容、彼此尊重的良好气氛,才能创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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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程雄.公信力:评价领导者的重要尺度[J].领导科学,2003(17):33.

政府公信力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篇4

一、大众传播在政府公信力建设中的作用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 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其覆盖广、手段多、专业化等优点, 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大众传播媒介也随之成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逐渐扩大, 受到政党的普遍重视。

1. 大众传播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宣传者

公众能否了解和认同政府的施政理念,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公信力能否有效提升。随着社会信息量的不断扩大, 公众亲自感受的事物是有限的, 大部分信息是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到的, 而大众传媒又是在经过一定的政治标准过滤之后才将信息传递给公众的, 同时政府也可以凭借其话语权优势, 传播自身的施政理念、宣传政策精神、说明施政方法与步骤, 提高公众对政策程序的了解与满意程度。

2. 大众传播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监督者

从根本上说, 政府公信力反映出来的是公众对使用权力的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实践证明, 缺少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公众借助大众传媒以公共舆论的形式对政府施政过程进行监督与评价, 可以有效提高政府的施政质量, 修正其政策偏差。

二、现阶段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现状

据有关机构调查, 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相比2007年有所降低。在一项“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项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题中, 选择“绝对是假的, 从来都不信”或者“仅作参考, 掺假成分很多”的比例高达91.1%, 而2007年此数据为79.3%。由此可见,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较为严重。

1. 地方政府政策连续性不强

一些地方政府对已经生效的合同、政策等随意废止或者修改, “新官不理旧账”、“计划比不过领导一句话”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政策的不透明让公众对官方新闻事件的真实性抱怀疑态度。

2. 群体性事件频发

由个案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如2009年贵州的瓮安事件、2010年湖北石首事件等, 群众不相信当地政府, 以一些个案为导火线, 借题发挥, 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少数不法分子更是散布谣言, 蛊惑老百姓, 趁机进行烧、打、抢、砸等违法行为。

3. 社会舆论质疑不断

政府发布一项决策或者信息之后, 公众都热衷表达自己的看法, 由网络进行传播与蔓延, 如, 云南晋宁的“躲猫猫”事件、湖南凤凰少女坠楼案、陕西华南虎事件等, 都是经网友质疑之后, 政府进行调查, 才让真相水落石出的。

三、提高政府公信力, 增强新闻的真实性

提高政府公信力, 让公众信任政府, 才能够增强公众对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信任。

1.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打造诚信法治政府

一是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和对媒体的管理。在网络信息化的今天, 尤其需要加快完善网络法律法规, 依法治网。建立信息公开机制, 加强政府工作的可见度, 让公众了解政府, 引导公众做出合理判断。二是坚持依法行政。加强与改进行政执法, 践行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三是兑现对民承诺。政策出台后, 应当言必行、行必果, 建立政府的诚信印象。

2. 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 打造亲民务实政府

一是不要让政绩工程出头, 而要真正为民着想, 以人为本, 为群众做实事、好事, 反对形象工程。二是疏导民意反馈渠道, 深入群众听取民意, 解决民众的困难, 将群众上访变为领导下访, 完善听证制度, 积极采纳民意,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三是提高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比例, 不要以官意代替民意, 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 增大公众参与比例, 听取基层意见, 积极协调各方面矛盾, 杜绝重大事件个人说了算的现象。

3.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打造服务高效政府

一是加强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不干扰经济运行, 维护优良、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积极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努力改造水电路, 多做实事, 完善教育、城乡社保、卫生医疗、贫困救助等体系, 增强弱势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加强政策可行性研究, 制定政策时, 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 完善电子政务, 加强和公众的沟通。三是增强应急处变能力, 建立应急处理预案, 应对突发事件时要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 争取群众的维护与支持。

四、小结

政府公信力是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 也是公众对政府公布新闻真实性判断的依据, 只有提高政府公信力、树立诚信政府形象、加强和公众的沟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 才能够处理好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网络舆情下的政府公信力 篇5

1、政府公信力和网络舆情的含义

百科名片上给出政府公信力的定义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公众对自己所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网络舆情主要通过网络載体BBS论坛、博客、新闻跟帖、转帖等加以强化。

2、 网络舆情与政府公信力的关联性分析

网络舆情与政府公信力的互动关系

第一，舆情反映的社会现象，必定和社会管理有联系；第二，网络舆情出现的时候，政府回应不当会造成舆情升级；第三，要提升政府公信力，网络也恰恰是个很好的取信于民的平台。

网络舆情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积极影响。首先，网络舆情真正地实现了社会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主体。互联网这个平台具有传播广、快的特点，不仅涉及数千万网民的参与，还会对所发生的社会事件造成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网络舆情是一种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全新的、有力的监督方式；其次，网络舆情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民意和发现社会潜在问题。当前网络舆情、网络问政的热情不断高涨，它们已经成为政府倾听和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民意和发现社会潜在问题，使政府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拿出合理方案反馈于民众；第三，网络舆情能有效地促进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如今不少官员也开通网络微博、微信，和网民进行实时对话，各地方政府也纷纷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这有效地促进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

负面影响。当虚假信息及网络谣言使得真正有效的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很难被分辨，同时还会加剧民众不安的情绪，有时对于这些虚假信息及谣言政府没能及时处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让政府陷于尴尬境地，公信力也将受损；再者，非理性的网络舆情会演变成“网络暴力”。网民通过网络进行情绪宣泄，使得整个良性政治参与失效，也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从而让网络舆情的正向功能大打折扣。

3 、网络舆情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当前，网络舆情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第一，对于网络舆情的发生，政府介入的反应会迟缓；第二，网络舆情发生后，政府会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刻意掩盖或捏造事实；第三，对于新出现的网络舆情，政府没有汲取以往类似网络舆情的处理经验，也没有在日常做好应急演练工作，再一次让政府公信力受损。

出现上述表现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网络时代下易滋生政府腐败现象。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一些官员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权谋私、腐化浪费现象十分严重；第二，政府对网络舆情研判不足，且行政思维守旧；第三，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导致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使得公民知情权缺乏有效的保障，等等。

4、河南杞县“钴60引发群众恐慌外逃”事件引发的思考

以河南杞县“钴60引发群众恐慌外逃”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杞县利民辐照厂在生产运行中发生卡源故障，并因此导致辐照室内的物品升温自然，经消防及环保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引燃物得到有效控制，周边环境未受到辐射污染，但官方没能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卡源故障造成爆炸”等谣言在群众间逐渐传开。事件结局是张某等5人被当地警方以“传播虚假信息罪”拘留或给予治安处罚。

在这个事件中由于政府没能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导致了谣言大范围传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整个事件中的网民情绪的话，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65期2014年第3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那就是“悲愤交加”。其中有的批评政府失职（41%），有的直言官方失信于民（34%），还有的呼唤社会公平正义（17%），有的同情当地民众遭遇（5%），另有极少量的网民表示人心惶惶焦虑不安（2%）。

客观的分析，在应急处理方面，当地政府的补救措施尽管采取得比较及时有效，但在媒体看来不过是迫于形势的被动反应而已，因为“他们事先未曾料到公众很快以遵循谣言的方式选择了‘外逃’”。在信息公开方面，经抽样调查显示，近八成媒体认为当地政府“信息透明度不高”，且有“封所消息”之嫌；另有43%的媒体直言，政府应对杞县民众大规模“外出逃难”负主要责任。

5 、网络舆情下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加强政府对网络舆情发生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政府加强对网络舆情发生规律的认识，是提高其应对网络舆情和处置舆情危机事件能力的因素之一。政府对网络舆情的认知不是普通程度的简单对其进行笼统的概括和理解，而是对网络舆情存在的社会意义进行深度追寻，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真正的提高政府对网络舆情发生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树立现代公共管理理念。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是政府执政的核心要素，它表现为政府长期执政以来，公众在精神上及心理上对政府行为的期望，也就是政府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力，从而形成的信心与信任。政府公信力的构建与其形象有效传播的深度内涵是确立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通过塑造、改善、修正、强化、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建设研究提升政府形象来加强政府对公众的影响力、公信力、吸引力 树立现代公共管理理念，重新塑造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事实上是对政府信任度和形象实施再造的过程，是弥补曾经政府公信力缺失与形象被损的过失行为，基于弥补失去的权威，重塑它应有的权威，来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网络舆情预警就是指在一些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之前，通过对舆情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以达到对事件进行预防和控制的目的；其次，要建立网络舆情的危机处置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汲取发达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建立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机制；最后，还要建立有效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的导向作用，就应该将网民关注的网络热点问题及时公布于众，对于网民质疑的重大突发舆情事件要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好的网络舆论氛围，引导正确的舆论走向。

完善电子政务建设。首先，要完善政府对外网站建设，开放民众讨论平台。快完善政府对外的网站建设，努力打造政府与民众沟通对话的新平台；其次，要建立健全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建立健全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官方专员第一时间对热点事件的网络舆论进行回应，不仅能使政府和公众间的网络对话机制常态化、规范化，还有助于政府有效解决网络舆论危机，从而维护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最后，要拓宽电子政府的参政形式。让政府和社会无缝对接，利用网络技术的快捷性、低成本性和超时空性，尽量吸收更多的民众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建议，且提出诉求。

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凸显，各种网络舆情将依然呈现出高发的态势。政府应保持辩证的角度看待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并积极认真地对待网络舆情，构建与群众网络交流的良好平台。

政府公信力原论 篇6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 ；原论

一、政府公信力的界定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自身特有的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依赖的能力。

1.政府公信力的主体。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特有的能力，以政府为主体。信任、诚信、信任关系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社会上也有“媒体公信力”、“司法公信力”、“行业公信力”等表面相似的概念。然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特有的一种能力，社会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都不具备。

2.政府公信力的客体。政府公信力的客体是社会公众，以社会公众为受力对象，以影响社会公众为主要用途。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责过程中，会与各种各样的对象发生联系，产生相互作用。其中政府公信力专门描述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政府引起社会公众信任和依赖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区别于政府在外交、国防等领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的作用，区别于政府在利用或者改造自然、资源、环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而是专门用于表述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

3.政府公信力的内容。政府所拥有的执政资源、能力多种多样，包括国家主权、军事力量、法定职权等。政府公信力则有所不同，并不是通过有形的暴力或者法律执行力直接迫使管理对象做出一定行为，或者发生某种变化，而是对社会公众的思想、情感、情绪、心理产生影响，使社会公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进而积极响应和支持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

二、政府公信力的性质

1.客观性。政府公信力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一种主观意识。相对而言，作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程度”的政府公信度正好与之相反，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一种主观意识。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自身性质的体现，是政府内在固有的一种能力。政府公信力可以对外界发生实际影响，发挥实际作用，并非被动地由社会公众主观评价所赋予或者改变。有的研究者认为政府公信力来源于政府的客观执政行为，即政府施加于外部的有形行为。本文则认为政府的客观执政行为只是政府公信力外化的方式，是政府公信力对社会公众发生实际影响的途径，而不是政府公信力的来源。正如人的体力既可以通过做运动的方式释放出来，也可以在休息状态下隐而不发，这时运动只是人的体力外化的方式，而不是体力的来源。政府的实际公共管理行为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实际效果千差万别，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外化效果的差别，亦即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满意程度的不同，但是不会影响政府公信力这种固有能力的存在。

2.稳定性。政府公信力具有稳定性，包括存续的稳定性和程度的稳定性。（1）存续的稳定性。存续的稳定性是指政府公信力在政府存续期间始终存在。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同时产生，同时消失，只要政府合法存续就会始终存在。对于政府公信力，没有必要考察其产生的时间。正如政府天然地具有暴力统治机器属性，并不需要探讨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具有暴力统治机器属性，以及从什么时候失去这种属性。考察政府公信力的消失时间也无必要。只有在江山易主，政府更迭的极端情况下，旧政府的公信力才随着其实际统治的衰亡而消失。由于公共管理理论主要研究如何在政局平稳、社会安定的情况下，改进政府工作，提高公共管理绩效，而不需要过于关注政权斗争，因此本文暂且忽略政府公信力消失的情形。（2）程度的穩定性。程度的稳定性是指政府公信力不需要作量的考察。一般来说，“力”总是可以区分程度大小，可以被外界测量。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政府公信力也可以随着政府自身性质，以及统治力量、管理能力的变化而变化。

3.价值中立性。通常对政府的考察都涉及价值判断，即评价政府是好还是坏。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内在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正如政府掌握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控制着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这些能力、力量、资源或者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不管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具有政府公信力。至于如何运用政府公信力，以及用政府公信力来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不影响政府公信力本身的价值中立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不等于喜爱和赞扬。本文主张政府公信力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客观能力，同时也强调社会公众对政府和信任和依赖是不带感情色彩的理性选择。

4.实用性。以往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大多着重探讨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基本没有关于政府如何主动、积极运用政府公信力的探讨。有些关于“政府公信力”作用的论述，也多是从“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根基”角度展开，显得比较抽象。然而政府公信力概念虽然简单，但是并非无用。相对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一界定，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依赖的能力”，具有实实在在的用处。政府公信力可以由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积极运用，外化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使社会公众理解、响应、支持、配合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共管理目标，或者增强公共管理效果。

三、政府公信力的来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自身特有的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依赖的能力。政府公信力来源于政府自身固有属性，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责。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政府往往被置于社会公众的对立面，甚至敌对面。这一现象有其合理性，因为理论研究的意义本身就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政府正常发挥作用，与社会公众不存在冲突的领域，没有必要耗费研究资源。而发现和研究解决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矛盾，的确是政治理论研究的本份。虽然如此，不应抹煞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一面。关于政府或者国家的起源，前人作了许多探索，在理论上有自然生成论、君权神授论、社会契约论、暴力征服论、社会分工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等多种解读。总的来说，政府自发产生于人类社会之中，本身就是人类的创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需要。人是社会动物，在人群之中必须有核心，有领导，或者有政府，否则就将陷入混乱，甚至走向毁灭。建立政府，或者接受政府的领导，是人类社会成员的自然选择。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曾经指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就会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那是一种孤立的、贫穷的、野蛮的、丑恶的、短缺的自然状态。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无政府的战争状态，人们需要有公共权力的政治权威。政府的作用在人群、社会或者国家的对外斗争中表现得更为鲜明，例如与其他人群、民族、国家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对抗凶猛野兽的袭击，防御地震瘟疫水旱灾害等。在这些关系到人群或者国家存亡的重大斗争中，必须有坚强的政府或者其他核心领导机构，持续有效地承担公共管理职责，团结、动员和组织全体社会成员，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合力。因此，虽然政府在许多时候会做坏事或者错事，会与社会公众发生矛盾冲突，但是政府的存在总是利大于弊。当然，人类社会形态不断演化，政府治理方式不断发展，政府本身也会发生更迭，但是只要人类社会需要政府，期待政府有所作为，那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就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说，政府是天生的公共管理机构，是人类满怀信任和期待创造出来的。人类希望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发展社会经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远远超过对任何其他社会主体的信任和依赖。

2.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政府一旦产生，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有着独立的运行发展规律，并且努力使自己成为强有力的统治机器。政府在满足人类社会的期待，履行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责的过程中，掌握了相应的能力和资源。政府掌握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统治机构，可以对抗敌对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秩序，拥有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强大的实际影响力。政府掌握、控制、配置核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科技资源，拥有实施治国理政的雄厚物质基础。政府长期专门从事公共管理，有法律依据，有战略目标，有长远规劃，有具体办法，具有最强、最全面的专业性。政府拥有人才优势，本身就是专业化的精英团体，并且注重自我发展。政府拥有信息优势，掌握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情况。如果人们敬重见多识广学问渊博的人，那么社会公众也会信赖拥有信息优势的政府。现实生活中，有时政府因为在某些具体事情上信息公开不良，存在发布消息不及时、不充分或者不真实现象，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不满。社会舆论中还有“任何一条信息在未经官方否认之前都不能轻易相信”，或者“政府的辟谣证明了消息的真实性”这样的调侃，用以讽刺政府总是不说真话。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不是政府在“辟谣”，而是某个出租汽车司机或者某个“网络意见领袖”出来“辟谣”，是否能起到“证明消息真实性”的效果？恐怕不能。原因在于，社会公众虽然可能对政府存在不满，但是仍然相信政府拥有全国范围内最强的公共管理能力、最丰富的资源和信息，相信政府在总体上相对于其他任何社会主体都更加负责任。政府发布的信息，无论是真还是假，都以一定实际情况为基础，以理性思考和利益平衡为前提，不会毫不负责、毫无顾忌地胡言乱语，哗众取宠，或者搞恶作剧。因此，如果政府不值得信任，那么也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主体更加值得信任。总之，政府所拥有的管理能力和资源，成为其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资本。与政府相比，其他社会主体的实力都相差甚远，不堪信任。在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中，政府的政治权力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契约论者持人民主权观点，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然而在政治学领域中还存在对政府权力的更多不同解读。“权力是一种实在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政治权力就是一定政治共同体或组织中的某些政治实体，利用已经占有的优势政治资源，以不可抗拒的公共理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整合、控制、支配和影响另外一些政治实体的强制力量。”

政府公信力与政治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有二个方面。一方面，二者之间存在深层次的联系，即都是政府的本质属性范畴，二者必然同时存在。政治权力是政府公信力的来源之一，是政府公信力存在的充分条件，没有政治权力就没有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公信力，政治权力也不会存在。另一方面，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基本不在同一领域，较少交叉。政治权力概念主要用于探讨政治斗争、政权更迭等政府自身存亡问题，政治权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往往是在对立的政府或者其他政治实体之间；而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的一种客观能力，主要用于描述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3.政府的唯一性。通常在同一个人群、社会或者国家中，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统治者或者政府。因此，社会公众只能信任这个政府，别无选择。而且，这个唯一存在的政府，必然会最大程度地集中治国理政所需资源，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扮演好值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依赖的强者角色。如果一个国家发生内战、政变、分裂割据之类的特殊情况，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政府。不过，这些政府往往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可以相互独立地实施有效统治或者控制。在这些势力范围内，仍然只有一个政府。如果这些势力范围之间边界封锁不严，物资、信息、人员可以流动，那么情况会复杂一些。这些势力范围里的人们，可以对多个政府的公信力进行观察和比较，然后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选择到相对而言更值得信任和依赖的政府那边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例如，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有志青年从沦陷区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些民主人士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不过，这种人们自由选择政府的情况，总地来说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因为这样的局面并不稳定，其发展结果，要么是公信力较差的政府消亡，最终只剩下公信力最强的一个政府；要么是各个政府加强边界管控，各自为政，限制物资、信息、人员流动，回到局部范围内只有一个政府的局面。至于在政局稳定的国家里依法有序正常进行政府换届更迭，其政府公信力问题与本文观点并不冲突。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微观层面看，如果强调各届政府的独特性，则应看到各届政府并不同时存在，而是先后相继，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政府；从宏观层面看，如果忽略各届政府之间的差别，可以认为每一届政府只是同一个国家政府的不同时期或者阶段，整体上则仍然只有一个政府稳定存在，并且始终具有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