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精选8篇）

金融资本 篇1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其经营目标。在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商业银行如何不断增强其竞争力?笔者认为，在经营金融资本时，必须倾心培养道德资本，以道德资本的积累促进金融资本增长。

多层面履行社会责任

道德资本指商业银行及其职工所拥有精神、文化、理念的总和。金融资本的经营方式影响道德资本的积累，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是商业银行在充分运营金融资本的同时，实现道德资本增值的必由之路。

提高金融资本运行效率。资金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而银行承担着社会资金聚集和重新分配的任务，并具有信用放大功能，只有将筹集到的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社会，才能发挥资金固有的功能，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机融合，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优化信贷资源。信贷是商业银行分配和再分配资金的主要手段，信贷政策、信贷资金的流向体现着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积极支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导向的企业发展，推动社会资源的节约与效率提高：积极支持弱势群体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限制对污染型企业的投入，运用信贷杠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等。目前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出现了流动性过剩。更应该针对小企业贷款的“小、急、零、散、频”特点，专门开发针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方式，以有效缓解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商业银行作为服务企业，与客户共同构成金融产品的供需关系。不同的产品结构对客户来说满足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在金融产品供给总量、结构、质量与消费者需求基本一致时，消费者满足程度才会最大化，商业银行才能得到客户更多的认可和评价。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客户的市场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合理进行产品定价。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和费用，也要追求合理的利润，必然会向客户收取一定的成本开支补偿。银行在融资价格的制定和中间业务收费策略上，应贯彻平民策略，让百姓享受中国银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实惠。在产品定价上，不能完全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应通过一定形式回报社会，扶持社会弱势群体。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回报社会。现阶段我国银行的市场准入门槛还较高，基本处于相对垄断经营状态，拥有其他企业无法拥有的融资权和资金结算权，因而也就获得较高的垄断行业利润，因此，商业银行理应将一部分利润通过一定的形式回报社会。

进行合规化经营。商业银行如果在经营金融资本时，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很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助长社会的不公平或侵犯弱势群体利益。因此银行经营金融资本时要以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为依据，要正确把握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以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助推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

积极打造商业银行道德文化

构建共同价值观念。商业银行道德资本一经形成，便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对金融机构员工产生导向、凝聚、激励和控制作用，使员工的追求与金融机构的整体目标一致，自觉遵守金融职业道德。

以诚实守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讲求诚信，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基础条件之一。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商业银行是个高负债率企业，同时又是高度依赖客户进行资金运作的企业，这一切都要以信用为基础。商业银行既是社会信用链主体之一，又对社会信用建设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诚信是商业银行道德文化的核心，诚信有助于商业银行业务的开拓和市场的占有。诚信可以使客户增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诚信品牌是一种极大的无形资产。商业银行诚实守信的内涵包括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证客户存款随用随取，按规定获得回报；对于贷款客户则要一诺千金，言必行行必果；对于客户委托结算则要按照客户指令按时按质予以办结。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使自身的金融资本产生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就必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时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金融资本有高度的社会依赖性，金融资本运行价值通过客户运作而形成，通过市场媒介而实现，市场不断提供客户需求与供给的信息，因此，商业银行职工在经营金融资本时，必须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原则，只有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商业银行的职工才能始终树立客户是第一位的思想，才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创造有利于培育道德资本的氛围。商业银行要为培育道德资本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要不断地探索建立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模式程序和激励机制。领导要做培育道德资本的带头人，应不断激发人的积极性，使职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管理与决策。

对道德资本实行科学管理

形成道德资本培育机制。道德资本的积累需要投入，培育道德资本要通过一定的方式。首先要进行科学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必须是知情意行相结合的教育。其次要有正确的道德导向。道德价值认识和实践活动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明确的道德价值目标。第三要积极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这对于道德建设成果的取得有着重要的意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是这个道理。第四要对道德行为进行合理的褒奖。弘扬正气，打击邪气，张扬社会新风，鞭挞恶行丑闻。无形的社会力量有时强于法律强制力。法律强制力只涉及人的行为自由或物质损失，而道德力量能够深入人心。

注意道德资本的合理配置。道德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不同的配置方式会有不同的经营效果，不同的业务岗位要配置具有相应道德水准的职员。一般情况下，要害岗位金融资本经营风险较大，要配置尽可能多的优质道德资本，从而实现道德资本对金融资本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构建道德资本评价体系。道德资本评价是指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运用一定的方法，通过社会舆论或个人心理活动等形式，对他人或自身的行为进行善恶判断，表明褒贬态度。道德评价本身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道德评价的作用贯穿于银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它有利于银行职员优良职业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道德规范在实践中落实。通过支持符合金融职业道德原则、规范要求的人和事，反对违背道德原则、规范的人和事，能够促使银行职员把金融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变成自己的行为准绳。道德资本评价是对道德资本“效益”的一种考核，评价道德资本的成果不只看它本身如何，还要看它的效用，要综合运用道德态度评价、工作效率评价、客户评价、对比评价、追踪评价、量表评价等多种评价方法。通过道德资本考核的约束，明确道德资本培育的目标，找出道德建设中的差距，矫正不道德行为，使商业银行道德资本的培养目标得以全面贯彻和落实。

金融资本 篇2

在资本论中, 产业资本被定义为投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资本。其最本质的特征是生产剩余价值。其存在和运动决定着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实现增殖自身, 它的运动呈现为一种循环运动。产业资本的循环是指资本的价值从货币资本形态出发, 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售卖三个阶段, 相应地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态, 实现增殖后又回到原来出发形态的运动过程。

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看, 应该说是先有产业资本, 后有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开始阶段基本上是依附于产业资本的。而它真正独立于产业资本, 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不过,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金融资本开始与产业资本展开了博弈。

一般来说, 只有那些投资实业, 并且具体控制某个企业、直接参与管理的资本, 才能称为产业资本。而在资本市场中控制公司股权的资本才可以被严格地称为产业资本, 金融资本则以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代表。

提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就要提到股权分置。股权分置是指由于我国早期的制度设计, 只有占股票市场总量三分之一的社会公众股可以上市交易 (流通股) , 另外三分之二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则暂时不上市交易 (非流通股) 。按照西方早期的金融资本理论划分, 非流通股在性质上属于产业资本, 而流通股属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 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是虚拟经济。

上市公司上市时, 国有股、法人股就被剥夺了上市流通的权利, 从而直接导致我国在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初始设计时就出现了股权分置的情况。股权分置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制度上设计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是中国股票市场得以建立、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政府而言, 股权分置一方面能够控制上市公司, 另一方面又能募集到大量资金。但是股权分置也存在很大弊端, 结果是:占三分之二绝对多数的国有股不能在证券市场上流通;占三分之一少数的流通股股东以远远高于股票面值的价格认购股票。所以它一直成为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问题。

托宾Q理论是现实中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套利的基础

托宾Q理论是指企业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 可作为衡量是否进行新投资的标准, 这个比率称为“Q”。其中, 企业的重置成本指建造这个企业所需成本;企业的市场价值就是这个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总额, 它等于每股的价格乘总股数之积。用公式表示:

如果Q<1, 即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小于新建造企业的成本时, 收购该企业比建造新企业便宜, 此时会选择收购该企业, 就不会出现新增投资。

如果Q>1, 即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大于新建造企业的成本时, 建造新企业比收购该企业便宜, 此时当然会选择建造新企业, 就会有新增投资出现。由上说明, 若Q比较大时, 新增投资会较大。

在股权分置改革后, 部分限售股票允许上市流通。当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较高时, 即当Q>1时, 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大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对相关企业股权的定价。因为存在这种价差, 产业资本就会在股票市场上卖出解禁的上市公司股权, 即存在从股票市场退出的理由, 这时它可以重新投资实业, 从而完成套利。进一步, 可能产生以下后果:原来的上市公司失去主要管理团队后, 开始走下坡路。而刚刚成立的新公司又在逐渐壮大, 再经过运作上市, 这时又给产业资本的套利提供了可能。因此, 可以看出:由于企业股票市场价值和重置成本存在价差, 产业资本的这种直接套现只是这些股东减持的一个动力所在;这些股东抛售股票获得资金后重新投入下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 待新公司上市后再次套现是减持的另一个动力。这种模式重复循环, 实际上使大小非从二级市场的多头转变为空头。

当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 即当Q<1时, 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小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对相关企业股权的定价。此时重新建造类似企业所需成本会高于购买已经上市的公司的股票, 这样当然会选择购买市值较低的公司的股票, 从而出现抄底或者并购等一系列做法。因此, 可以看出:由于企业股票市场价值小于新建造企业的成本, 产业资本此时从股票市场退出的可能性很小, 替代的做法是并购其他市值较低的公司。

凸显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如果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套现后, 把资金投入到待上市的新公司, 等到新公司运作上市后再次套现, 这样产业资本“左右逢源”, 在一轮一轮与金融资本的“蜜月”、“离异”、“联姻”的路途上完成超常规的套利操作。这主要缘于国内对于上市公司主要股东的这种行为没有在制度上和法制上进行约束, 因此存在这种套利空间。国外的制度比较成熟和完善, 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出售原有公司后, 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 即禁止在一段时间内, 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在股票市场上抛出原公司的股份后再入股同行业的企业或者组建同行业的公司, 这就使该股东在若干年内无法再涉足这一行业, 从而产业资本反复套利的模式无法实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根据投资时间的长短和投资方式的差异, 金融资本又可以分为财务投资者和证券投资者。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模型

1.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

股票市场上存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这两种资本都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 即做空与做多。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多, 两种资本得到的效用都是9; (在经济学中, 具体的数值并没有意义, 只是用来作比较。) 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空, 则两种资本得到的效用都是2;如果一种资本做空, 另一种资本做多, 那么做空得到的效用为10, 做多得到的效用为0。图1的支付矩阵描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图1中的数字均表示得到的效用。

2.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过程如下

先考虑产业资本的策略选择。产业资本在考虑金融资本的策略选择的前提下来决定自己的策略选择。根据已知的支付矩阵, 如果金融资本选择做空, 则此时产业资本也选择做空。 (因为做空的效用2优于做多的效用0。) 如果金融资本选择做多, 此时产业资本仍然选择做空。 (因为此时做空的效用10优于做多的效用9。) 这样, 无论金融资本选择做空还是做多, 产业资本均选择做空, 此时做空是产业资本的占优策略。

按照以上思路来分析金融资本的策略选择时, 我们会得到类似的结论, 即无论产业资本选择做空还是做多, 金融资本均选择做空, 此时金融资本的占优策略也是做空。

3.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博弈后结论

博弈双方都有一个占优策略, 即做空。这样该博弈有一个占优策略均衡 (做空, 做空) 。此时, 再仔细分析一下该矩阵, 我们发现:双方都选择做空策略是因为即使双方都采取合作的做法 (即都选择做多) , 这时股票价格可能会上涨, 对于两者整体来说可能会达到最好的效果。但是每一方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都会有一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 即单方面偷偷独自采取不合作的策略 (即做空) , 期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双方都会担心因为对方做空而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损失, 这样双方都会产生先于对方做空的策略, 这样所赚到的盈利要好于做多。此时如果当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且这样实施后, 一方的做空会引致另一方的抛售。这样 (做空, 做空) 的最差结局就会出现, 不仅使得整体利益下降, 各自利益也没有得到满足。

事实上, 低位抛售无论对产业资本还是对金融资本来说, 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行博弈的角度, 两者均会选择做空。首先产业资本存在做空冲动, 因为:第一, 当初股权分置时, 有许多公司的部分股票暂时是不能上市流通的, 这些非流通股当初以极低的成本购入, 即使按照暴跌后的市价套现, 仍然能获取暴利。因此市场很难准确估量解禁后的套利冲动。第二, 后续的产业资本筹码会越来越多, 抛售难度会越来越大。第三, 产业资本也面临着宏观调控下的产业转型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套利的冲动之外, 产业资本套利还存在另一种冲动, 即套现后可以继续进入到下一个待上市公司, 等时机成熟后开始新一轮套现。所以, 此时产业资本会大量抛售所持有的股票, 而众多蓝筹被抛弃使得金融资本也更加确信产业资本做空的策略。此时, 如果股票市场上流动性的增长跟不上流通盘涌现的速度, 那么就会造成股票价格的下跌, 此时金融资本自然也会做空, 资本市场也必定会走低。这个时候对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来说, 抛售 (做空) 就是他们的占优策略。这就形成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囚徒困境”。

这样的恶性循环促使股价进一步下跌。当股价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抄底或者并购等行为,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又会频频做多, 重新抬高股价, 新一轮的博弈会重新开始, 形成一个重复的“囚徒困境”。

在我国, 股权分置和全流通这两个时期,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对比是有所不同的。在股权分置时期, 金融资本占据上风, 这时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权基本由流通股确定, 也就是由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来确定。最近几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 逐渐进入全流通时期, 以前的非流通股大部分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转变为流通股。由于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人们对金融资本的信心, 此时产业资本又似乎有上升势头。随着股权分置的改革, 非流通股转变为流通股之后, 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博弈和转化, 并且逐步实现融合的趋势。毕竟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增殖的源泉, 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增殖的助推器。因此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资本市场上的博弈, 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双赢的格局。

摘要：本文首先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运用托宾Q理论来分析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单方向套利过程;同时运用博弈论来分析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者双向的博弈过程。

关键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套利,博弈

参考文献

[1].付刚.解禁引发估值向下:产业资本套利金融资本买单.华夏时报.2008.4.12.

[2].黄君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博弈困境.证券时报.2008.5.14.

[3].王盛, 叶军.地板界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博弈.中国木业国际网.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金融资本 篇3

在沪指上2600点、深指重回万点的背景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又一次站到了对立面上。两个对市场走势举足轻重的资本分歧再现，将给后市带来如何的影响呢?

产业资本减持提速

以大小非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减持，被认为是A股市场的“下山猛虎”。在市场不断走高之时，这只“猛虎”又蠢蠢欲动了。

截至5月13日，共有49家上市公司发布减持公告，股东减持股份合计达到了3.84亿股。根据交易平均价或变动期间股票均价计算，市值约为32.29亿元。而这期间的交易日只有8个，5月份平均日减持股份数量为4798万股，减持市值为4.04亿元。5月以来，被减持规模最大的是紫金矿业，自然人股东柯希平减持该股票7476.69万股，市值约6.64亿元。实际上，紫金矿业原始股东股份刚刚于4月27日起上市流通，柯希平就在4月27日～5月5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2110万股、5366.69万股。此外，保利地产、韶能股份、瑞贝卡、南玻A、中国中期、建投能源和国恒铁路的被减持股份市值也均超过了1亿元。

与近期不断增多的减持行为相比，股东的增持变得越来越少。5月以来，没有上市公司披露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而在今年4月份，攀钢钢钒、*ST雅砻、ST兴业、江苏舜天、超声电子、中钢天源和锦州港曾披露了股东增持的情况。其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增持攀钢钢钒股份合计4.23亿股。

今年3月份，德豪润达、西昌电力、张江高科、中科英华、深鸿基、景谷林业和恒顺醋业等公司股东也出现了增持行为。从数据来看，随着市场反弹的延续，上市公司股东变得越发理性和谨慎，增持行为逐渐减少，而减持行为不断增多。

“随着股指不断地攀升，产业资本逢高减持的冲动正被逐渐调动起来。”国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汤小生表示。深圳一位资深私募经理也指出，产业资本减持提速的信号表明，经过一轮较大反弹后，部分个股的估值水平已超出产业资本可“容忍”范围，“和去年底大举入市抢筹不同，现在产业资本开始觉得A股变贵了。”

机构资金大举买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减持风的袭击并没有阻挡A股强势上攻的步伐，5月份第一周上证指数累计上涨5.98％创出近7周的最大周涨幅。

4月份以来，以机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与以大小非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操作相反，成为目前A股市场最热闹也是争夺筹码最激烈的一道风景。4月份大小非合计减持市值2062.13亿元，5月份第一周减持3283.2亿元。不过，以机构为代表的市场金融资本近期大量涌入A股市场，4月份机构资金净流入172.27亿元，5月份第一周机构资金净流入规模高达199.34亿元，比4月份全月还高出27.07亿元。

在这场你走我往的大戏中，A股强劲上涨显示出金融资本已占据上风。据统计，4月份大小非减持的58家股票中，除梅花伞、一致药业出现股价下跌，其余股票均觌上涨，且13家涨幅超过10％。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减持的啤酒花、开元控股等个股4月份以来股价涨幅超过50％，显示同期机构资金正净买入这些股票。由此可见，不断涌人的金融资本让这次反弹行情不再惧怕大小非减持。

“机构资金主要是流入了大盘蓝筹股。”莫尼塔策略研究主管张志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宏观经济面的逐步向好，以及不确定性的因素越来越少，机构投资者的配置重点也将从题材股和中小盘个股转向估值较低、业绩增长较明确的大盘蓝筹。随着机构等金融资本逐步深度介入，基金、保险、社保等主力资金看好的石化、能源、机械设备、电子信息等蓝筹股将有一定表现，在这场接力行情中担当重要角色。

张志洲认为，无论是大小非等产业资本还是普通投资者，在对实体经济拐点的把握上，肯定远不如机构等金融资本。“在股指较高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和产业资本可能会产生逃跑的念头，从而错过了大盘蓝筹的长期机会。”

对于持续流入的机构资金性质，汤小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近期新发的基金建仓所为，包括部分前期踏空的保险资金。”

分歧或导致个股分化

截至5月8日，沪指报收2625.65点，较去年底部时的1664.93点上涨57.7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出现巨大分歧，将给后市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呢?

“这主要是两种力量市场对估值判断的差异造成的。这种差异可能将造成后市个股的行情出现分化。”前述私募经理如是判断。张志洲也认为，随着机构等金融资本逐步流入，后市大盘蓝筹股仍将继续近期强势的表现。其中，石化、银行、地产以及焦炭等板块值得投资者关注；而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前期上涨较快、估值偏高的中小盘股和题材股，大小非减持的压力将继续存在，对其股价也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大盘蓝筹股的大小非多为国有单位，近期大量减持的可能性不大；反倒是一些中小盘个股，其大小非多为民营公司，减持冲动也不受限。”上述私募经理表示。

从管理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篇4

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又一次变异。

前制度上的现象——显眼的国内商业精英、对企业的稳定管理控制以及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经济历史的长河中。在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

金融业“松绑”

金融资产爆炸式增长、交易活跃、“衍生品”问世、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资本全球化，金融业“松绑”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

最主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许多新的进展源于美国。但它们正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在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的303%。同期内，英国也从278%升至359%，美国则从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国际互换和衍生工具协会的数据显示，到底，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发行在面价值达到28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6倍），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这些衍生品改变了管理风险的机会。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或欠下）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占累计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跃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达到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40%（低于的68%），占全球筹资总额的52%（低于20的69%）。同时，年至2005年，欧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17%升至43%，该地区占全球筹资总额的比例从17%升至38%。同期，亚太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6%升至11%。

金融业地位上升的解读

自由化（监管的取消或放松）和技术进步（电脑和通讯革命），让金融业地位上升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术进步。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利率上限规定(Regulation Q)。该规定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这个规定还推动了战后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欧元的诞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今，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战前——的水平。

电脑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如今的金融行业，是电脑革命一个极其活跃的产物。

另外两个长期进展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金融经济学的革命，特别是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计出的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成为如今庞大期权市场的技术基础。其次是各国央行在为全球经济、同时也是为全球金融体系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功。法定货币（Fiat money，指政府创造的货币）如今已良好运转逾四分之一世纪，提供复杂金融体系一向依赖的货币体系稳定性。

短期理由

全球储蓄和流动性过剩是解释金融资产近年快速增长的一个短期理由

解释金融资产近年的爆炸性增长，也有一个较为短期的理由：目前全球储蓄和流动性过剩。低利率和流动资产的累积（不仅仅是各国央行所持有的流动资产）刺激了金融创新和负债经营。我们只有等到这些宽松条件消失（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以后，才能了解最近几年金融体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这些相对短期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较长期的结构特征。

金融活动的这种大规模扩张（很多是在国际间发生的）带来了什么后果？后果之一是，家庭能够持有更多种类的资产并能够更容易地获得贷款，这使他们能够分散安排一生中的消费。例如，1994年至2005年期间，英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例从108%升至159%。在美国，这一比例从92%升至135%。即使在保守的意大利，负债占GDP的比例也从32%升至59%。

同样，公司也更容易被其它公司收购，或与其合并。年，全球并购交易总值为3.861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共有3.3141万项单独交易。而1995年并购交易值仅为8500亿美元，交易数目仅为9251项。

由于新型私人股本基金规模巨大、大型银行安排的债券融资颇具规模，即使是最大、最知名的公司也有被出售或分拆的可能，除非它们得到了特殊保护。掌控公司的市场，已大幅增加了所有者（股东）相对于在任管理层的权力。私人股本是市场的积极贡献者。

交易员相对于生产商的胜利

金融投机者一年能赚数十亿美元，这种结果在大多数社会引发了政治问题

新金融资本主义象征着资产交易员相对于长期生产商的胜利。对冲基金就是投机交易员和套利者的完美例证。私人股本基金则是以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从事公司买卖交易的综合企业集团。

同样，新型银行体系由从事资产买卖交易（而不是在账面上长期持有资产）的机构所主宰。

随着交易倾向的增强，出现了清晰而非含蓄的契约和独立交易，而非长期关系。所谓的“关系契约”，甚至还没有写着契约的纸张值钱。它们在新的商机面前难免烟消云散。因此，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交叉持股、以及战后德国股权为银行所主宰的现象都化为泡影，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此外，在股东名册上出现了大量外国投资者——他们完全做好了行使所有权权利的准备，而且不受国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约束，这改变了公司的运营方式：股东成功阻止了德意志证交所管理层收购伦敦证交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侵蚀国家资本自主权的国际金融资本。

另一个后果是出现了两大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它们都位于金融资本主义历史悠久的英语国家，这并非偶然。同样绝非偶然的是，尽管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通常被视为亚洲头号国际金融中心的却是香港，而不是东京。香港的传统来自于英国。英语国家的法律传统和观念，似乎是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资产。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评价最近发生的资本主义转型呢？它是件“好事”吗？支持者的论据可能是强有力的：积极的金融投资者会迅速识别和攻击低效资本；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能提高所有地区的资本效率；他们将市场规律施加在现任管理层身上；他们为新型活动融资，并将低效的陈旧活动转移到那些能更好利用它们的人手中；他们建立一种更好的全球能力，来应对风险；他们将自己的资本放在世界上最有利于其运作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非常普通的人获得了更为成功地管理其资金的能力。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监管、社会乃至政治方面带来了大量新的挑战。

乐观主义者会辩称，新金融体系在效率和稳定性的融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开投保的银行不仅承担的风险少于以往，而且还能更好地管理它们的确要承担的风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谈到全球金融体系在应对2000年全球股市泡沫破裂和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轻松状态（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大型银行倒闭。他们还会指出，这十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在降低。

悲观主义者则会辩称，货币条件处于良好状况的时间过长，使得体系内正在积累大量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无法识别和控制的。他们还会辩称，新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仍未经过考验。

对于依旧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监管机构而言，对一个如此复杂而又具有全球性的体系进行监管，是一项崭新的任务。合作已经有所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及其国家级同类报告，都提供了有用的风险评估。新的团体（特别是19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将监管机构集合起来。但只有经过严峻的压力，才能对这一体系进行良好的测试。

监管方面的挑战已经够严峻了。但它们远不是惟一的挑战。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对其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敌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强大的政治联盟正在形成，以遏制新“玩家”和新市场的影响力：工会、现任经理人、国家政客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感觉受到了逐利机器的威胁，人们即使不认为这种机器惨无人道，也会认为它是冷酷无情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政治本身的挑战。全球各地已出现规模巨大的从劳动力到资本的收入转移。新“受到激励”的经理人摆脱了禁忌的束缚，他们认为有权赚取数倍于他们雇员工资的薪金。金融投机者能赚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一生的时间，而是只用一年。这种结果在大多数社会引发了政治问题。在美国，他们似乎得到了容忍。然而，在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了。将权力赋予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肯定会反对财富和收入的重新集中。

许多国家将继续抵制金融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其它国家只会允许它在与强有力的国内利益紧密结合时运作。大多数国家将寻找抑制其后果的方式。所有国家仍将对出现严重不稳定性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篇5

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

金融创新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1.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金融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发展,为广阔的金融世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增强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利率、有价证券价格的频繁波动,给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但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等新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能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运用正确的操作方法有效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

(2)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

金融机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得先机,积极地引进或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整体运作效率,金融竞争或以推动新的金融创新。

2.金融创新的消极作用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

(1)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在金融运行中出现问题都将迅速波及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金融业,从而影响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漫延欧洲、最后波及全球。

(2)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金融创新工具多以表外业务进行,并不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且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即时性和复杂性,这就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金融监管是金融主管部门依法利用其行政权利,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管制和约束,以控制金融业整体风险,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促进金融业依法健康稳定运行。

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

1.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离不开金融监管

金融业经营活动的失败会导致全社会资金供应者和资金运用者的失败,破坏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甚至会动摇货币制度,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

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才能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2.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离不开金融监管

真实、及时、准确的信息数据是研究制定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而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信息的有力手段。

如果没有金融监管或监管不力,就不能保证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

健全的金融微观运行机制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

不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在内的金融监管制度,就不能建立健全金融微观运行机制。

3.金融监管可以防止金融风险的传播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监管不力,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没其健全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作保证,即使是制定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将其有效地实施,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危及社会的安定。

因而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充分发挥防范风险化解危机的作用。

4.金融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

金融机构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发展,总是千方百计绕开金融监管,在这个过程中就创造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

这些新的金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金融资本 篇6

优化金融环境是充分发挥金融与金融机构作用的需要

金融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是通过金融机构的职能作用来体现的，其作用表现在：1、以资本的分配者的身份影响和调节经济，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不仅具有货币的创制、流通、兑换、保管、收付和结算等功能，还逐步成为资本分配的重要工具。金融机构掌握着社会上存在的大量的金融资本，并且从货币流通的中间人逐步成为一定程度的支配者，甚至成了决定市场经济发展的万能垄断者。2、以其近乎完备的功能和手段影响和调节经济。金融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而且具有提供交换媒介、筹措和分配资本、转移和分散风险、稳定物价和经济四大功能。其功能的影响和调节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货币功能本身，也不等同于货币功能和信用功能的简单相加。3、以其广阔的活动领域和宏大的规模影响和调节经济。如跨国资本流转，已大大超过跨国的商品贸易。再如有的国家，国内所有的金融资产远远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还有，金融市场的周转额超过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现代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所存在的普遍现象。

金融资本 篇7

有关经济增长研究之话题一直是个常说常新的领域, 原因在于, 一方面经济增长是各类社会存在的动力和基础, 另一方面众多影响因素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或模型能完全解释现实, 更勿说用以指导未来。而这其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两类因素———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 正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粗通历史的人都知道, 今天的工业化肇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 而这场工业革命又发轫于一组开创性的技术创新, 这才使得工业革命这样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成为有规律发生的必然事实。这样的一系列“必然事实”促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然而, 虽然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相关性, 但这种相关性的作用机理和内在运行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解释清楚。特别是随着银行业的发展, 金融资本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参与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相关关系中,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但依然有很多问题困扰着人们。比如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的类型是什么?经济增长会对技术创新有影响吗?金融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永远是积极的吗?金融危机和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联系?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有清晰的认识, 尤其是当前世界经济还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有助于对未来趋势有很好的把握, 有助于制定出更符合事实的政策制度。

2 科技创新、金融资本、经济增长:各行其是的研究

对科技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应该是现代以来的事, 在此之前, 众多有关三者的研究都是孤立进行的, 彼此之间并无联系。

如果根据开始时间早晚来看, 当属对科技的研究。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 可以说, 正是由于对科学知识和生存技术的不断积累, 才使得人类生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生活。因此, 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相比于金融和经济增长而言, 历史更久远, 甚至一有了科学技术的萌芽就有了对它们的研究。只是这种研究在20世纪以前主要处于“内在主义”, 即从哲学或历史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本身进行研究, 而很少关注其与社会的关系[1]。20世纪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以及科学技术与资本、社会的结合日益密切, 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也骤然增多起来, 而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科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要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出现。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应该说是和经济学的诞生相伴相随。从以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古典经济学开始就不断探讨和解释经济增长现象。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识别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 说明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某些机制。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没有以任何数学模型, 而是使用自然的语言来描述复杂的经济增长理论, 但其中所含的思想逻辑却一直影响着现代经济学家对这一课题的思考[2]。随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应该说在给索洛模型补充上无限期界模型 (将储蓄率内生化) 之后, 形成了完整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3], 而这一切研究成果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当今的研究者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 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 技术变化是外生的, 而这一假设无法解释索洛等人所进行的增长核算时的惊人发现, 即知识的进展、教育等广义的“技术进步”因素对增长的贡献最大!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寻找索洛余值”的研究热潮, 其中尤以对技术进步热情最高。然而,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这些卓著的研究成果都有一个共性, 即因了经济增长是终极目标, 对技术进步的分析是基于工具的思想认识, 虽然分析技术进步的影响时可能会随着计量手段的改进而证明技术进步的影响远非线性轨迹, 但从整体思想上来看, 依然无法摆脱线性的框架, 且是从技术进步到经济增长的单方向线性影响, 而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于技术进步可能产生的影响。

金融活动的真正出现应该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虽然金融资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货币, 但货币并不天然就是金融资本, 只有当货币财产不再体现于特定商品, 而是作为无限灵活用途的抽象总额存在, 且这些用途的“价值”就是赚取利息或利润的能力时, 货币成为资本[3]。金融资本一旦形成, 就开始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 尤其体现在支持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但奇怪的是, 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却被研究金融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前者虽然关注金融, 尤其是金融危机, 却几乎没有关注过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 更毋宁说对技术创新及其与投资机会之关系的涉猎;后者虽然承认重大创新的扩散需要投资, 金融资本是技术发展的重要燃料, 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一直忽视经济过程中的金融方面, 一直忽略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3 科技创新、金融资本、经济增长:两两交叉的研究

3.1 国外研究成果

从社会现实人们可以直观感觉到技术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之关系。但由于历史的, 认识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三者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既不利于对事实规律的总结, 又无助于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因此, 现代经济学家努力探索, 试图勾画技术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内在有机联系。这一切努力肇始于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根据文献的梳理发现, 在寻找经济增长之动力的过程中却大致分出了两条研究路径:一条是以经济增长为终极目标, 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将所有可能的因素内生化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内, 以贡献率的大小来评判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 技术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另一条是跳出从技术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模式, 而且更加深入了解技术的源动力和效率, 尝试量化技术革新在长期资源有效性增长中的贡献, 并且了解一项新发明一旦出现将以怎样的速度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去[4], 从而打开了研究技术变迁的黑箱, 拓宽了技术变迁与生产率的研究视角, 将技术创新的地位提升至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程度, 技术已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而是与经济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关此领域的众多研究者中以雅各布·施穆克勒[5] (Jacob Schmookler) 的研究最为突出。他在其代表作《发明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通过大量的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历史案例指出, 市场需求在革新和技术变迁中的重要意义, 而需求结构及需求内容的变化又是和增长的人均资本收入及有关经济增长其他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关注需求在技术革新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既是施克穆勒研究的中心成就, 也是其研究的不完善之处, 即没有关注供给在其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内森·罗森堡[6]在《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对技术变迁中供给方面的复杂性做了探讨, 弥补了施穆克勒理论上的不足。至此, 他们俩人的研究将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到经济领域, 对科、技、产一体化做了纯经济学的探讨。

自此之后的几十年内, 人们对于技术革新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内容日益拓宽, 不仅有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地理学或地区经济学研究, 还包括科技创新与就业结构变化的关系研究、科技创新与小企业发展、与产业生产率、与经济结构等等方面的关系研究[1]。但其实这些研究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问题的研究, 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科技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相互关系, 因此并不对这些领域相关学术文献做详尽论述。

3.2 国内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开展了科技与经济增长关系之研究。在国外先行学者的影响下, 国内研究虽然都集中于中国证据, 但从学术研究路径来看也依然分化出两条:一条是以C-D模型为工具, 继续沿着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康庄大道”前进;另一条则秉持施穆克勒和罗森堡的思想, 不断探寻技术的“黑箱”。

从实证分析手段看, 前者多以总量生产函数为主要分析工具,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科技的替代变量, 借此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7,8]。后者意图突破从科技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分析框架, 进而研究科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纪玉山[9]等对以往研究进行综述, 指出以往研究都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模型下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的简单计量回归和统计核算, 这种核算是纯粹的“经验性检验”, 无法说明各因素的贡献份额是通过何种机制进行传导的, 缺乏有效的动态分析, 因此需要从逻辑上说明: (1) 科技创新是通过何种效应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微观) ; (2) 企业的科技创新是通过何种效应实现行业和产业间的扩散与转移; (3) 科技创新是通过何种效应实现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进而外化为国家的经济增长, 通过对科技创新在企业的层面上形成规模效应, 在行业的层面上形成以范围经济性表达的集聚效应, 以及在产业的层面上形成乘数效应的细致分析, 指出科技创新在企业和行业间的扩散与转移后就会超越行业层面, 在产业内和产业间形成以联结经济性所表达的乘数效应, 即科技创新通过乘数效应演化为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最终引致为经济成倍数的增长。

王稳[10]通过构建技术效率函数分析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指出科技进步是经济效率增长的源泉, 科技进步一方面是以物质资本为载体, 另一方面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 增进劳动要素的产出, 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而科技进步对经济效率增长的这种作用机制有4种主要的实现途径和形式: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发展活动和国际技术的扩散。但遗憾的是, 在对这4类实现途径进行具体分析时却停留在理论描述, 而缺少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且在对知识外溢的效应进行分析时, 从理论上又回归到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之内。

尹宗成等[11]构建了一个包含有3大类21个小类的技术进步指标体系, 并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年份的技术进步水平指数。利用回归分析、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VAR模型) 等实证方法, 指出我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且当技术进步受到一定冲击发生变化时, 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正向影响, 并且这一影响是长久的、持续的。

王守宝[12]采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研究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认为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是一个复杂动力学系统, 通过构建科技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3个系统, 建立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因果模型, 并进行了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仿真与预测, 从而得到了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的13个主要反馈回路。文章还利用全国和山东的数据对所构建模型的科学性、有效性进行了验证, 得到了与模型假设基本一致的结论。该论文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给“三者”综合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借鉴。但遗憾的是, 由于关注重点所限, 该研究的系统模型中忽略了金融资本的作用。

姚永玲[13]以基础研究产出率、应用技术产出率和创新成果转化率作为技术创新的变量, 利用平稳性检验、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等方法, 考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研究发现, 基础研究产出效率没有和经济高速增长产生协调效应, 论文产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专利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 但专利产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不显著;创新转化效率与经济增长没有形成协同效应, 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且这种因果关系表现为滞后5期时创新转化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

也有一些研究者同样采用协整检验的研究方法考察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4,15]。研究认为,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单向因果关系, 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且不同投入主体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同。短期内, 当滞后期为1时, 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和GDP互为因果;当滞后期为2时, 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经济增长并不是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的原因。同等规模的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高于政府科技经费。因此, 要强化企业在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

至此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对有关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做了各种细致的研究, 但都没有考虑金融在其中的影响, 为此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冉光和等人[16]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学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实证样本国的选择上。由此他们推测出, 当经济、金融体制等存在区域差异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可能表现出区域差异, 通过利用中国东、西部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来增强数据的使用效率。研究发现,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 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又具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冉茂盛等[17]使用金融相关率、真实利率作为表示金融发展的指标, 利用1952–2000年数据, 在对变量进行了同积关系检验之后, 对存在有同积关系的系统进行ECM模型参数估计, 研究发现1952–1978年之间, 金融发展并不促进GDP和第二产业产出的增长, 同时GDP和第二产业产出的增长也没有促进金融的发展, 而第三产业和金融发展相互促进;1979–2000年间,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第一、二产业产出的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单向 (金融发展促进第一产业产出的增长) 的因果关系, 第三产业产出的增长导致了金融发展, 而金融发展并不促进第三产业产出的增长。

有关金融与科技创新的相互关系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张世晓[18]对中美金融体制进行描述, 并就中美金融体制及其与科技创新的适应性进行比较分析, 为完善我国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金融体制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徐建军[19]利用中国数据对金融系统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 该研究指出技术创新是我们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揭示金融系统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并采用1985-2008年的时序数据, 构建多项分布滞后模型, 就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这种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同期, 还带有明显的滞后增进效应。在此基础上, 文章又进一步构建了状态空间模型, 以弥补不变系数的计量模型所无法反映的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4 科技创新、金融资本、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的视角

通过上文论述可以看出, 有关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 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很多,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利用不同方法, 对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层次的论述, 并通过各年份数据加以实证检验, 使我们对于科技进步、金融资本各自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对金融与科技创新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将科技创新、金融、经济增长3个要素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 而经验事实给我们的直观感觉是这三者之间应是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彼此不是孤立存在和运作, 更不是仅仅表现为两两相互影响, 因此任何割裂三者而进行的研究都是片面的, 无法完整解释经济社会的诸多现象, 更无法为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准确预测。

庆幸的是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 (Carlota Perez) [20]在其具有原创性的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对技术革命、金融资本以及经济动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解释框架。

卡萝塔·佩蕾丝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SPRU (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 荣誉研究员,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INTECH/UNU的附属高级研究员, 委内瑞拉大学关于变革战略和技术政策的国际顾问和讲师。20世纪70年代, 当时作为一名研究石油行业的年轻学者, 佩蕾丝在尝试解释欧佩克危机背后的原因和后果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技术创新可能引发经济、社会、政治变迁的互动。随后在其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她终于完成了《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这本更富于原创性和启蒙性的著作。

在书中, 佩蕾丝首先提出了一个“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 同时指出每一次的技术革命或技术浪潮都会引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特定的“技术—经济”范式, 且每一个“技术—经济”范式都包括一套通用的技术和组织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社会制度的滞后性, 使得每一次技术革命所形成的特定“技术—经济”范式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将会与现有的社会—制度之间出现互不匹配的状况, 当因这种不匹配所引发的各种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时, 世界将以崩溃或衰退形式来体现压力的爆发, 此时要求重建良好而配套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诉求日益强烈, 在社会已经广泛接受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基础上, 各国开始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新的范式, 吸收新技术的潜力。而在这一完整过程中金融资本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它起先支持了技术革命的发展, 继而加剧了可能引发冲突的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互不协调。当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时, 金融资本又成为展开期的推动力;而当一场技术革命行将结束, 它又有助于催生下一场革命。”

为了说明这一过程, 卡萝塔·佩蕾丝构建了一个4阶段模型对技术创新、金融资本、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做了全景式的论述, 并用已经发生的几次技术革命的历史实例来加以验证其所构建之模型的合理性,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认为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有两段不同的时期:导入期和展开期。而每一个时期又会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导入期的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在导入期时, 技术创新中的大量关键产业和基础设施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得以形成, 但同时也会遇到来自旧范式的抵抗和产生各种矛盾。随着一个以衰退为标志的转折点的出现, 两极分化已达到了可接受的极端程度, 各种制度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各个国家根据本国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原因纷纷进行制度创新, 使技术革命迈入展开期。“在展开期, 技术革命的变革潜力扩散到整个经济中, 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助益达到了极致。”

资料来源:《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

卡萝塔·佩蕾丝的研究打破了以往研究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思维定式, 又填补了“新熊彼特派”所忽视的金融资本重要作用所造成的研究鸿沟, 以系统动力学的观点构建了一个基于系统的、包含技术和制度的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框架。将技术、经济、制度3个领域的变迁纳入到一个系统中来进行分析, 努力揭示这三者之间交互的内在运行机制。

卡萝塔·佩蕾丝所做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 以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研究技术创新、金融资本、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打破了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定式;第二, 将技术革命的全过程分为不同阶段和时期予以分别探讨, 不仅使人们更清楚认识到每次技术革命中技术创新、金融资本和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 更为政策的制定者甚至是投资者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

但值得注意的是, 卡萝塔的研究中还是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

第一, 研究对象的有限性。卡萝塔在其著作中仅仅对于英美等发达核心国家的技术创新、金融资本及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及相互变动过程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论述, 而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金融资本及经济增长的交互变动过程研究却涉及很少。虽然在论述过程中为了说明技术革命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会向外围国家或地区扩散这一观点时提到了外围地区可能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征, 同时也富有成效地研究了新技术扩散到外围地区的方式以及金融和债务在这种扩散中的作用及影响, 但外围地区 (不发达国家或地区) 并没有被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言, “对于伴随着历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 外围地区发生了什么, 不是该书讨论的重点, 而是把讨论更集中于核心国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和特征[22]。”可能的原因在于, 几次的技术革命都是在当时最富裕的国家内发生, 不论是先期的英国, 还是后来的美国。虽然近些年亚洲一些新兴国家抓住赶超机遇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 有些已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依然还无法成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国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技术与经济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资料来源:《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

第二, 实证检验的不充分性。卡萝塔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两阶段四时期模型应该说更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创新。虽然为了验证其模型的有效性作者列举了历史上曾发生过的4次技术革命和当下世界正在经历的新技术革命做佐证, 但现实说服力还稍显不够, 还缺少相关实证数据的定量支撑。

5 结语

科技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既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一并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系统。三者的良性循环不仅有利于一国的可持续发展, 更有利于世界的平稳安定。但现实生活的多变复杂使得人们往往无法准确认清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当系统中代表主要因素的事件发生时往往很难快速识别。而且正如本文在前面所评述的那样, 科技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运行机制还是一种经验性的理论模型, 需要数据进行检验。尤其需要更深入探讨技术创新扩散到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时, 该类国家所呈现出的详尽图景, 以及该类国家的回应所带来的影响。这对于研究我国技术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也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通过对科技创新、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内在相关性的文献研究梳理过程中发现, 现有的研究成果或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之中做细枝末节的修补, 或有意回避三者之间所存在的相关性而进行片面的静态研究。在此基础上, 就卡萝塔·佩蕾丝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进行了简要评述, 介绍卡萝塔所提出的以复杂系统的角度来探讨三者关系的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可行性, 并对书中值得商榷之处进行说明。

金融资本 篇8

上证指数上周末收于2433.16点，本周末收于2359.22点，下跌3.04%；股市动态30指数上周末报收799.83点，本周末收于768.28点，下跌3.94%；其中股票组合下跌5.21%。

股市动态30指数自2008年1月1日设立以来，下跌23.17%,同期上证指数下跌55.16%。本周股市动态30指数、股票组合均跑输大盘。

二、股市动态30指数

本周暂不调整30成份股。

三、最新评论

资本市场的核心是定价，谁掌握了定价权，谁就可以在市场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曾探讨过全流通后，市场内各方力量的对比。我们提到基金公司的成立代表金融资本逐步登上资本市场的舞台，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大股东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因为股权无法流通，随着金融资本的快速壮大，金融资本逐步掌握了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如果说2002-2003年的“五朵金花”行情是金融资本在小试牛刀的话，2006-2007年的大牛市就是金融资本大放异彩的一年。金融资本占流通市值比重在3成附近，金融资本此间掌握了市场定价的话语权。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全流通时代开始到来，原来看似强大的金融资本，在产业资本面前竟显得如此的弱小，中国A股上市公司大多一家独大，相当多公司大股东掌握绝对的话语权，而由于大小非解禁导致流通市值迅猛增加，而今基金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占流通市值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相较产业资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产业资本逐步掌握了定价的话语权，金融资本在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过程中，如今也是屡屡被套，产业资本打通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可以充分将实业资产在二级市场高价套现，无论是在IPO，还是在资产注入的过程中，产业资本的资产均高价推给了二级市场，金融资本只能高价接收产业资本的筹码，结果就是，产业资本迅速催肥，金融资本不断输血。

只要上市资产就大幅增值，一二级市场价差拉开过大的现象存在，金融资本就要向产业资本输血，无数的散户输血更甚于金融资本，毕竟很多定向增发的股票还是相对现价有一定折扣的，而散户只能接收最高价的筹码。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市场估值重心会不断的下移。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如果想获得满意的回报，就一定要注意产业资本对待股价的态度。当产业资本大幅度增持自己的股票，或者有很实质的信息表明目前价格具备很大吸引力，比如实质性的股权激励价格（类似中国宝安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就比较实质，很多创业板的股权激励有些花拳绣腿了），再比如大股东参与增发时大比例现金买入的价格都是一些重要的参考。当然有现金选择权的价格是最具吸引力了，类似广汽长丰提供的安全边际，股价就比较难有效跌破14.5元。